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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30:38
世界上能够生存发展至今的高能级城市，没有一个是仅仅依靠内生性因素完成的。就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它的历史是由各个时期中一些关键性事件构成，这些重要的事件提升了城市的能级，完成了城市的转型，提高了城市在地区中的级别。围绕重大事件之前、之中的讨论很多，不过，举办重大事件的机会与风险并存，重大事件之后如何延伸其积极效应、减少其负面效应也有着重要的探讨价值。
城市重大事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一个城市的发展由内生的动力和外部的流动要素驱动：城市的内生性扩展要素构成的是城市发展持久稳固的内因，而来自外部的流动要素成为一个个间发性的动力要素。前者即城市内部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职能等的发展要求，其效果是持续稳定发展；后者则是由外部突发性动力，即城市以外的经济、政策、环境的条件变化作用于该城市，其特征是构成阶段性跨越提升。正是城市发展本身的内部动力和外部间发性事件的刺激，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综合动力。这两者之间就是城市发展的“底”和“波”的关系，共同合成了城市发展长河中间的一个能级、一个能级的发展阶段的提升。
不过，从全球化来看，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与及城市发展有一个相对关系。对一个小城市来说，落户第一笔外资可能已经构成了一个城镇的能级提升，而对于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来说，奥运会和世博会才是提升其国际化能级的重大事件。
城市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的可能影响
在理论上，城市重大事件可以在许多领域上对中国城市产生影响，这些可能的积极影响是：改善城市局部地段的形象和景观；拉开城市整体框架结构与功能布局；改进城市贫困地区和困难居民就业条件；争取上级政府乃至国家政府特别政策；积聚城市发展阶段性外来建设资金；提升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地铁、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设施；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快速提升整个城市在地区、国家、国际上的知名度、影响力；当经济处于大转折期，世博会对于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整体效应，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影响普遍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基本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范畴，经营的主体一般是政府而不是企业。但不少企业（特别是交通、旅游、商业等目的地接待行业）与当地居民肯定因此而得益。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反馈了通过城市重大事件影响城市的美好期望。而且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了综合交通网络的建设，如杭州湾大桥、高速公路网、沪杭高速铁路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初步实现了3小时经济圈，使得城市之间的交往更为便捷，进而为产业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和南京等城市将脱颖而出。举办世博会，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并成为全球六大城市群之一。
重大事件后效应：国外经验
以汉诺威世博会为例，2000年10月31日，汉诺威世博会落下帷幕。虽然在153天里，博览会只吸引游客1800万人，远远低于德国世博会组织预先估计的4000万人，整个世博会的项目赤字高达24亿马克（约11亿美元）。但是汽车道路质量提高了，铁路线增多增快了，城市和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为汉诺威的未来打下了良好基础。
面对巨额的赤字，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蒂尔泽在闭幕式上如是说，“我们不能把世博会等同于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而应全面衡量。人们不能否认本届世博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不仅缩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德国的国际形象。汉诺威让世界看到了轻松、欢乐和宽容的德国。这些证明德国已经彻底告别极右的、种族主义的历史，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世界博览会的这个成就是‘无价之宝’。”对于汉诺威乃至整个德国来说，世博会项目的财政赤字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
世博会对宏观经济（如就业和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被历史上多届世博会所验证。1982年诺克斯威尔世博会在3年时间里大约创造了12000个工作岗位，使田纳西州的失业率降低了3~4个百分点。日本1985年筑波世博会创造了46万个就业机会，占该年日本全部就业人数的0.8%。而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五大产业则为：服务业、商业和贸易、基础设施、金融和房地产、房屋建设（魏家雨，2003）。
在对GDP增长的拉动方面，1993年韩国大田世博会使得韩国的GDP在1993～1995年也保持了6%～9.5%的高增长，尤其在1994年韩国GDP增速得到显著提升。德国在2000年世博会召开当年GDP增速由1.9%显著提升至3.5%。大阪世博会在整个日本产出的派生生产收入为15600亿日元，日本1970年的GDP为73.3万亿日元，世博会对日本GDP的拉动效应约2.1%左右（杨丽霞，2009）。
上海世博会后效应预判与应对之策
伴随着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带来的重大影响，上海世博会之后产生的效应可能有正、负两方面。上文提及的积极影响是世博会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是世博会之后的正效应，在后世博时期，将有效促进上海社会经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负效应表现在：城市影响力相对下降、财力透支（甚至亏欠过多，影响其它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展）、世博场馆保留难题等方面。
综合考虑，世博会后给上海增加了两类核心资源：一是以世博会场馆为代表的城市新面貌，此为刚性资源；二是世博会期间建立起来的人脉和形象，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柔性资源。这两类核心资源独一无二、相辅相成，是合理分析上海世博会后效应并加以科学运用的前提和基础。据此提出建议如下：
1.旅游业继续跟进、顺利对接并锦上添花
世博会本是休闲性质，是极佳的事件旅游吸引物。一般来说，世博会的成功与否可以根据参观者人数来衡量，旅游业是获益最大的行业。1992年西班牙赛维利亚世博会是十分成功的世博会之一，投资100亿美元兴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新机场客流接待能力从原100万人上升到400万人，酒店床位从8000个增加到22000个，其旅游业成为获益最大的行业（孙元欣，2009）。
上海世博会给上海旅游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世博会举办后，上海作为旅游目的地除了增添类似世博场馆的新旅游景点，其营销还应利用重大事件对目的地整体旅游形象的再造作用，向目标顾客推出全新的或改进的旅游营销战略，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城市重大事件一般带来“峰聚效应”，即重大事件的举办引致了大量的旅游者、旅游住宿、旅游交通需求呈现集中性增长。一般意义而言，重大事件的举办会引起目的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了部分价格敏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因此世博会之后旅游产品应回归合适价位重新赢得更多旅游者的倾爱。
促成区域旅游合作，拓展旅游发展空间。重大事件的举办同时也为区域内的旅游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打造出以事件举办地为核心的区域旅游圈。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促成江、浙、沪旅游圈的形成。
2.商贸会展“被挤出”后重新延伸城市事件的影响力
就一个城市的本身发展而言，应该在城市各个发展阶段剖析来自城市内部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如何与作为外生性因素的事件结合互动。上海的发展重心是现代服务业城市，商贸会展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代表，其形形色色的各类事件活动是促进城市内部各行业发展的重要“润滑剂”。因“挤出效应”正常的商贸会展活动（或事件）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短期内受到较大限制，在世博会后蓄势重来。这样，商贸会展和其它的一些节事活动可以延伸城市事件的影响力，从而起到弥补世博会后城市影响力相对下降的作用。
3.企业从“被收益”到成为引领城市投资的主体
我们知道世博会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大阪世博会的举办使得当地的财政支出增长了数倍，这一方面，对政府和纳税人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投资必然会对其他的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韩国在世博会前期建设阶段的宏观经济处在快速上升阶段，而在世博会结束后的1~2年宏观经济逐渐下滑。因此世博会期间的投资一定程度上是将以后年度的投资提前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有助于将宏观经济的这种波动熨平，鉴于诸多企业在世博会中因“搭便车”而“被收益”，会后城市的投资应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相应增加其投资比重。
4.保留的世博场馆适合公私合营
上海世博园区的建筑分为永久性和临时性建筑。根据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的惯例，世博会结束后世博园区的永久性建筑会保留，而多数临时性建筑则要拆除。按照我们世博园区规划，多数场馆是保留的。那么，场馆保存带来土地、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后续运营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之一取决于世博场馆采取何种机制来运营。借鉴类似背景的成功模式是：政府不适合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企业也没有这个财力来购买完整的世博场馆，结合了二者长处的科学模式是公私合营——政府负责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企业在这个大前提下承担微观运营，参与市场竞争。
问题的关键之二在于这些场馆资源的功能取向。上海世博园区的建筑大多是增量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与上海内部发展的内生性因素结合的不好，与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和市场需求结合不好，后续利用差，势必衍生出经营难题并最终沦落为财政大包袱。借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的成功经验，主要转向例如：法国馆在世博会后将成为法国体育用品商的窗口，中国馆则成为集医疗、交流、语言学校和餐厅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中心，芬兰馆被三家企业联合购买下来，墨西哥馆则通过“搬家”成为一个图书馆。可见，这些场馆资源并非只有旅游和娱乐功能取向。
国外经验表明，世博会对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通常要经历一个先扬后抑的阶段（胡彬，2009）。只有当世博会围绕城市的内生性成长因素，逐渐建立起区域联动的发展机制，世博会结束后的增长回落现象和经济波动才不至于太明显，并有可能引领城市和区域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世博会的长远效应正在于此。
（王云龙 张文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城市重大事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一个城市的发展由内生的动力和外部的流动要素驱动：城市的内生性扩展要素构成的是城市发展持久稳固的内因，而来自外部的流动要素成为一个个间发性的动力要素。前者即城市内部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职能等的发展要求，其效果是持续稳定发展；后者则是由外部突发性动力，即城市以外的经济、政策、环境的条件变化作用于该城市，其特征是构成阶段性跨越提升。正是城市发展本身的内部动力和外部间发性事件的刺激，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综合动力。这两者之间就是城市发展的“底”和“波”的关系，共同合成了城市发展长河中间的一个能级、一个能级的发展阶段的提升。
不过，从全球化来看，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与及城市发展有一个相对关系。对一个小城市来说，落户第一笔外资可能已经构成了一个城镇的能级提升，而对于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来说，奥运会和世博会才是提升其国际化能级的重大事件。
城市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的可能影响
在理论上，城市重大事件可以在许多领域上对中国城市产生影响，这些可能的积极影响是：改善城市局部地段的形象和景观；拉开城市整体框架结构与功能布局；改进城市贫困地区和困难居民就业条件；争取上级政府乃至国家政府特别政策；积聚城市发展阶段性外来建设资金；提升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地铁、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设施；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快速提升整个城市在地区、国家、国际上的知名度、影响力；当经济处于大转折期，世博会对于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整体效应，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影响普遍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基本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范畴，经营的主体一般是政府而不是企业。但不少企业（特别是交通、旅游、商业等目的地接待行业）与当地居民肯定因此而得益。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反馈了通过城市重大事件影响城市的美好期望。而且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强了综合交通网络的建设，如杭州湾大桥、高速公路网、沪杭高速铁路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初步实现了3小时经济圈，使得城市之间的交往更为便捷，进而为产业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和南京等城市将脱颖而出。举办世博会，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并成为全球六大城市群之一。
重大事件后效应：国外经验
以汉诺威世博会为例，2000年10月31日，汉诺威世博会落下帷幕。虽然在153天里，博览会只吸引游客1800万人，远远低于德国世博会组织预先估计的4000万人，整个世博会的项目赤字高达24亿马克（约11亿美元）。但是汽车道路质量提高了，铁路线增多增快了，城市和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为汉诺威的未来打下了良好基础。
面对巨额的赤字，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蒂尔泽在闭幕式上如是说，“我们不能把世博会等同于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而应全面衡量。人们不能否认本届世博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不仅缩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德国的国际形象。汉诺威让世界看到了轻松、欢乐和宽容的德国。这些证明德国已经彻底告别极右的、种族主义的历史，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世界博览会的这个成就是‘无价之宝’。”对于汉诺威乃至整个德国来说，世博会项目的财政赤字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
世博会对宏观经济（如就业和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被历史上多届世博会所验证。1982年诺克斯威尔世博会在3年时间里大约创造了12000个工作岗位，使田纳西州的失业率降低了3~4个百分点。日本1985年筑波世博会创造了46万个就业机会，占该年日本全部就业人数的0.8%。而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五大产业则为：服务业、商业和贸易、基础设施、金融和房地产、房屋建设（魏家雨，2003）。
在对GDP增长的拉动方面，1993年韩国大田世博会使得韩国的GDP在1993～1995年也保持了6%～9.5%的高增长，尤其在1994年韩国GDP增速得到显著提升。德国在2000年世博会召开当年GDP增速由1.9%显著提升至3.5%。大阪世博会在整个日本产出的派生生产收入为15600亿日元，日本1970年的GDP为73.3万亿日元，世博会对日本GDP的拉动效应约2.1%左右（杨丽霞，2009）。
上海世博会后效应预判与应对之策
伴随着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带来的重大影响，上海世博会之后产生的效应可能有正、负两方面。上文提及的积极影响是世博会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是世博会之后的正效应，在后世博时期，将有效促进上海社会经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负效应表现在：城市影响力相对下降、财力透支（甚至亏欠过多，影响其它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展）、世博场馆保留难题等方面。
综合考虑，世博会后给上海增加了两类核心资源：一是以世博会场馆为代表的城市新面貌，此为刚性资源；二是世博会期间建立起来的人脉和形象，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柔性资源。这两类核心资源独一无二、相辅相成，是合理分析上海世博会后效应并加以科学运用的前提和基础。据此提出建议如下：
1.旅游业继续跟进、顺利对接并锦上添花
世博会本是休闲性质，是极佳的事件旅游吸引物。一般来说，世博会的成功与否可以根据参观者人数来衡量，旅游业是获益最大的行业。1992年西班牙赛维利亚世博会是十分成功的世博会之一，投资100亿美元兴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新机场客流接待能力从原100万人上升到400万人，酒店床位从8000个增加到22000个，其旅游业成为获益最大的行业（孙元欣，2009）。
上海世博会给上海旅游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世博会举办后，上海作为旅游目的地除了增添类似世博场馆的新旅游景点，其营销还应利用重大事件对目的地整体旅游形象的再造作用，向目标顾客推出全新的或改进的旅游营销战略，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城市重大事件一般带来“峰聚效应”，即重大事件的举办引致了大量的旅游者、旅游住宿、旅游交通需求呈现集中性增长。一般意义而言，重大事件的举办会引起目的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了部分价格敏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因此世博会之后旅游产品应回归合适价位重新赢得更多旅游者的倾爱。
促成区域旅游合作，拓展旅游发展空间。重大事件的举办同时也为区域内的旅游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打造出以事件举办地为核心的区域旅游圈。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促成江、浙、沪旅游圈的形成。
2.商贸会展“被挤出”后重新延伸城市事件的影响力
就一个城市的本身发展而言，应该在城市各个发展阶段剖析来自城市内部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如何与作为外生性因素的事件结合互动。上海的发展重心是现代服务业城市，商贸会展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代表，其形形色色的各类事件活动是促进城市内部各行业发展的重要“润滑剂”。因“挤出效应”正常的商贸会展活动（或事件）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短期内受到较大限制，在世博会后蓄势重来。这样，商贸会展和其它的一些节事活动可以延伸城市事件的影响力，从而起到弥补世博会后城市影响力相对下降的作用。
3.企业从“被收益”到成为引领城市投资的主体
我们知道世博会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大阪世博会的举办使得当地的财政支出增长了数倍，这一方面，对政府和纳税人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投资必然会对其他的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韩国在世博会前期建设阶段的宏观经济处在快速上升阶段，而在世博会结束后的1~2年宏观经济逐渐下滑。因此世博会期间的投资一定程度上是将以后年度的投资提前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有助于将宏观经济的这种波动熨平，鉴于诸多企业在世博会中因“搭便车”而“被收益”，会后城市的投资应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相应增加其投资比重。
4.保留的世博场馆适合公私合营
上海世博园区的建筑分为永久性和临时性建筑。根据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的惯例，世博会结束后世博园区的永久性建筑会保留，而多数临时性建筑则要拆除。按照我们世博园区规划，多数场馆是保留的。那么，场馆保存带来土地、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后续运营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之一取决于世博场馆采取何种机制来运营。借鉴类似背景的成功模式是：政府不适合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企业也没有这个财力来购买完整的世博场馆，结合了二者长处的科学模式是公私合营——政府负责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企业在这个大前提下承担微观运营，参与市场竞争。
问题的关键之二在于这些场馆资源的功能取向。上海世博园区的建筑大多是增量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与上海内部发展的内生性因素结合的不好，与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和市场需求结合不好，后续利用差，势必衍生出经营难题并最终沦落为财政大包袱。借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的成功经验，主要转向例如：法国馆在世博会后将成为法国体育用品商的窗口，中国馆则成为集医疗、交流、语言学校和餐厅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中心，芬兰馆被三家企业联合购买下来，墨西哥馆则通过“搬家”成为一个图书馆。可见，这些场馆资源并非只有旅游和娱乐功能取向。
国外经验表明，世博会对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通常要经历一个先扬后抑的阶段（胡彬，2009）。只有当世博会围绕城市的内生性成长因素，逐渐建立起区域联动的发展机制，世博会结束后的增长回落现象和经济波动才不至于太明显，并有可能引领城市和区域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世博会的长远效应正在于此。
（王云龙 张文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