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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易经的研究其实是在比较晚的阶段。我18岁念哲学是受西方的训练。到美国念完书之后，我到台湾，我想：作为一个学者，如果想对学术有点贡献的话呢，你必须选择研究的范围。当时我想如果我研究西方哲学的话，我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大的贡献。因为你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跑，太辛苦。我们在语言上比别人差得很远。西方学者如果要研究哲学，他至少要懂5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当然还有英文。那我们去学的话就隔了好几层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如果对学术要奉献这一层经历的话，就一定要转向中国哲学。先学西方哲学，对于逻辑思辨，对于思考了之后怎么样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经典，它有时候文史哲不分家，把很多资料放在一起。所以，把古代的资料念了之后，如何用现代的语言语法，合乎现代人思考的逻辑来表达，是受过西方哲学训练后比较占优势的地方。所以我自己非常幸运，在方东美先生晚年的时候听到他上课。我原来对中国哲学没有什么兴趣，也没什么信心。听了方先生课之后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当时我开始听他的课，他讲到中国大乘佛学。上课的时候真是天马行空，一下子讲柏拉图，一下子讲康德。我们想佛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但他就可以出入东西方，毫无窒碍。那么“天马行空”四个字，让人抓不到头绪，但他可以画龙点睛。所以我们用八个字形容他上课，先“天马行空”，最后“画龙点睛”，让人知道天下的学问是相通的，不管中国、印度还是西方。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就不会被文字的障碍所限。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们中国哲学跟西方最好的哲学可以提到一样的高度，我就开始慢慢建立信心了。但是因为国学的基础，阅读文言文，理解的基础是很困难的。你如果是中文系的，恐怕有基础的训练。但你如果不是的话，或者你原来念西方的哲学，要转过来就不容易。所以在这里面我花了很多心血。慢慢的，我从美国念书回台湾之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儒家的思想。

研究儒家之后我就发现，一般人讲到儒家，很喜欢讲人性问题。这是合理的。因为哲学本来就要探讨形而上的问题，所谓形而上就是说，你看到充满变化的万物，你就要问它背后的基础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背后的、真实的不变的东西。那么你要问什么是人性的话，你了解了你才能够解释，人类外在的现象背后有所谓先验的，就是比经验在前，作为经验基础的东西。这是人性。那么很多人就说：“人性本善。”我年轻的时候也接受。小时候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以为这是真理。年纪越大发现好像没有人是本善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做坏事，我自己也常常有坏的念头。那怎么办？我不是人吗？我也是人哪。所以说人性本善到底是指谁呢？这又是西方给我的启发：就是对任何一句话或一个命题，都不能盲目地接受。你都要问，他讲的话有没有经验做根据？这根据合不合理？它是不是普遍的？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结果我发现我们儒家讲的不是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我改一个字，把“本”这个字改成“向”。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说明。我们学哲学，第一个就是要澄清概念。也就是说，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要知道我在说什么。要不然我说一些好听的话，西方学者都知道，美的都不太真实，真实的并不美。老子也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你说的话很漂亮很好听，不真实。你恐怕是为了修饰语句，或是为了辞藻的华丽，而说得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向”？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进入到儒家的天地了。因为儒家讲人性的时候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知道人有自由可以选择。这种选择的余地使一个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你在人群里跟不同的人来往，你的角色就不断在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问，如果你在扮演某一个角色的时候，你这个人的身份，这个基础的身份是不是还存在呢？所以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演戏，都在做戏做秀，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而这个单纯的“人”呢，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是一个“人”。庄子很喜欢讲一个字，叫做“真人”。你既然讲“真人”，代表相对有很多“假人”。如果没有“假人”你干嘛说真人？所以从这个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脉络和他们使用的概念，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哲学家有他们的考虑。所以我讲到儒家的时候会强调“真诚”，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只有人跟万物不一样，这个“天”代表天地万物，它就一个字叫做“诚”。“诚”代表“真”，它不可能假，不可能作假。那么只有人的话，他就要说“诚之者”。“诚之者”就是说，要让自己真诚。让自己真诚，那才是人的正当的途径，“人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让自己不真诚。所以总结来说，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类是可以不真诚的，只有人类是可能不真诚的。因此，如果你要做一个人，首先要真诚；你一旦真诚的话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要求自己做该做的事。这种力量叫做“向”，该做的事叫做“善” 。第二就要定义什么叫“善”。

我们讲善的时候，西方学者最喜欢说：“善不能定义。”从西方一路下来，都强调说“善不能定义”。因为你定义善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到“恶”，定义“恶”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善”。譬如说，你知道什么叫“白色”吗？如果只有“白色”，你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白色”。就好像英国人常常说：“如果你没有离开英国，你不可能知道什么叫英国。”我们在中国也一样，你没有离开中国，就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因为你身在其中。你一定要对照才知道这个概念到底在指什么。如果善恶是两个互相对照的概念的话，你就不可能只说，我知道什么是善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恶”，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西方学者说：“善不能定义。”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做一个描述式的定义。因为自古以来我们都在使用“善”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做个描述。比如说把大家都接受的善列出来。以孟子来说，他就说四个字：孝、悌、忠、信。这四个字叫做“善”。你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每一个字都是讲到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践，没有例外的。“孝”是我跟父母之间，“悌”是我跟兄弟姐妹之间，“忠”是我跟老板之间，“信”是我跟朋友之间。儒家所讲的道德，古人所谓的善，没有任何一个善可以离开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去加以界定。所以这是儒家思想的特色。当然有人会质疑：难道我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叫善吗？但对孔子来说，那跟善无关，叫做你“行有余力”，你就去保护吧。有一次孔子下朝回家，家里面马厩失火烧了。孔子只说了一句话：“伤人乎？”有人受伤吗？他不会问马有没有受伤。这代表孔子不喜欢马吗？不是的，因为马不贵重。他只是认为任何一个人的价值，不管阶级多么低，他只要是一个人，他的价值就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动物。你不能说孔子不对，因为孔子这样说，而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被尊重了，就没有理由说他不对。这是儒家的特色。所以我们讲到儒家的善的时候，我们先撇开动物的世界，撇开神灵，“敬鬼神而远之”。你就人来说的话，儒家就可以借鉴为一种人文主义。当然这种人文主义如果从西方的背景来思考，它本来就有两个趋向：第一个是封闭的，第二个是开放的。封闭的人文主义，像西方的萨特，人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除了人之外，没有比人更高的神灵。所以萨特就说“上帝死了”。所以我们人很辛苦，要自己做上帝。要不然什么都没了。

但是另外有一种叫开放的人文主义。开放的人文主义是说：人的价值不能被当作手段，一定要被当作目的。但是，人并不是最高的目的，因为人有生有死。一个有生有死的人说：“我伟大。”这句话等于白说。因为当你死的一刹那，没有那个人，这个“我”就不见了。这叫作开放的人文主义。所以儒家很喜欢强调，比如说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那个天出现了，就代表它是开放的人文主义，即我个人的生命要向天交代。所以孔子在两次周游列国的时候差点被杀。一个人在差点被杀的时候就必须把他的信仰说出来。他在两次都毫不犹豫地说“天”。第一次是“子谓于匡”，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另外一次在宋国，宋司马桓鬼要杀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鬼其如予何？”两次碰到生命的危险都把天抬出来，代表孔子是相信天的。这样，儒家的思想就没有功力人文主义的阴影了。所以讲到儒家的人性向善的时候，我简单描写一下，一个人的生命是万物之灵，可以真诚也可以不真诚，当它不真诚的时候会考虑某种外在的目的，就是利用我的生命达到某种更好的目的，包括升官发财这些。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就发现自己没有价值了。外在的目的能否达成才决定我的价值，这样就很可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