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制装解密 [图]

        始自中山装的“国服”

        20世纪初，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的中国城，向封建帝制“开了改革的第一枪”，即废除长袍马褂，“尽易旧装”。

        孙中山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传达给日本服装界的华侨后，华侨们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和铁路工人的制服，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依据中国人的体型、气质和社会生活习惯，试制出了后世以“中山”命名的中山装。

        作为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伟大事业的产物，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山装就成了革命的象征，身着中山装成为拥护革命、与封建主义决裂的一种标识

        新中国成立后，要重塑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必须有好的服装裁缝，而当时好的“洋服”裁缝和服装店几乎都集中在上海。195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调北京市领导彭真，以北京被服厂名义，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谈妥，从上海抽调一些服装名店和裁缝高手赴京工作，“支援首都建设”。

        1956年3月至4月，沪上21家服装店、208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并分别在东交民巷附近以及北京饭店、东单和王府井周围，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在当时，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12位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

        制装是一项政治任务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店。

        对红都公司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红都服装店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红都每次都不折不扣按时完工。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好，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田师傅的时代，厂里人人知道，只要中央办公厅来人，那一定就是找田师傅的。”高黎明说，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会例外。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做过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4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电话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4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做短暂停留时，刘吩咐外交部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做一番修改。

        1983年之前，红都公司不对外营业，来这里订制服装的人须持有部级以上介绍信。“看到衣服领口有红都品牌，当时的人会马上产生两个印象，你是政府高官，或是出国人员。”研究学者季学源说，除了名师的老乡亲朋，普通北京市民一般无缘穿上红都服装店制作的衣服。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1985年12月，红都服装店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都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1992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到东交民巷的红都门店加工服装，不论官员或普通百姓，敞门服务，一律免收介绍信。

        与市场接轨的红都时装集团公司，传统政治优势不减，仍为中央领导人、国内外政经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制装，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制装的任务。

        从田阿桐时代开始，红都公司一直设有一个“第6车间”，专接领导人的衣服。事实上，红都早已不是领导人唯一的选择。现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有时也随自己的爱好和心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师傅和服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