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急于摆脱中国影响发动侵华战争

　　一直以来，日本国内有些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将日本与中国差异化，远到追溯宗源，近到当今现代化发展，似乎只有证明与中国有质的区别，才能彰显突出日本。然而，事实上又是怎么样呢？

　　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文化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中国，这是不肯否认的事实，但是日本人似乎从来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非要把自己的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认为本民族的文化起源于中国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或者就是日本人的本性。总之日本人就是极力回避这件事情，尤其现代，日本人努力将自己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分割开来，着重强调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借以证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证明日本文化是脱离中国文化的目的，甚至声称日本文明与世界四大古文明产生于同一时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圈，从根本上推翻文化起源学说。似乎不与中国文化划清关系就无法证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日本人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却恰恰说明了中国对日本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日本急于脱离中国的根本原因源于日本人的劣根性，日本人向来是这样的，学习、吸收了其他国家的东西之后就将其视为己出，完全不承认之前借鉴他人的事实。对于文化而言就要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这种摆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再借鉴和学习中国的文化，而是不承认学习的事实，日本人这种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在近代之后就更为明显。

　　日本的很多学者都在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上大做文章，试图从文化层面上找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划清关系证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不仅不是来源于中国，而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其实，可以将日本与中国差异化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最早是在日本近代之前，日本学者就开始谋划日本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企图以自我差异化的方式证明日本文化与中国无关；在此基础上，近代的日本又从新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中日文化的差异性；但在战后日本继续论证此种观点的时候怎么也无法理清同中国文化的关系了。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文化本来就是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无论怎么狡辩都是无济于事的。还有就是在亚洲这个范围中日本的战争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不是几个学者出几本书得出几个论点就可以否定的。所以日本不止在文化上，在其他方面也是根本离不开中国。

　　在文化的层面上，从日本实现近代化之前的十八世纪说起，可以说当时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代表，提到东亚文明就会联想到中国文明。因为当时东亚的文明圈就是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文明圈，而且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虽然周边国家都受到了这种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日本似乎不甘于身处中国文明圈内，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试图在小范围内建立一个类似于中国文明圈的日本文明圈。

　　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对独立性的愿望。在7世纪，日本效仿中国建立了天皇制。进入了封建社会之后，日本就开始进入了角色，像中国一样以帝国的意识来对待周边的国家，终于在17世纪以后，德川日本的海禁体制建立使日本文明圈的实现成为可能。

　　虽然在此期间形成了所谓的日本“国风”，但是日本在思想意识上摆脱中国的影响并没有说得那么简单，不论是在18世纪，还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国为文化之根的思想始终没有完全消除。不过这没能阻止日本试图与中国文化区别开的思想的产生，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日本正式提出了日本文化固有性的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他们提出了国学，以此来肯定日本文化和国家的同一性。

　　有人认为这种思想观点的产生，主要是受到政治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17世纪中期东亚的核心—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明朝灭亡，被清朝取代。这时，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异族王朝”的建立使中国的传统的权威大大降低了。因此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随之也发生了转变，日本人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觉醒了，意识到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重要，所以提出了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主张。

　　日本那些国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文字的形成上与中国划清界限，日本的国学家们不认为日本的文字是源于汉字，而是借助汉字为日本文字的书写符号。因为这种说法在日本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人称此种观点为“汉字借来物”。这种学说观点满足了人们要求日本文化自主性的意愿，所以在日本社会中盛行起来，而且这种意识也不断深入到日本人的思想中，在很多修改过的教科书中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观点和论述。

　　日本在文字上同中国脱离关系之后，日本就把中国视为本质或本源与日本不同的国家，其中将这种思想形成理论提出的国学家就是本居宣长。他的理论观点是在否认中国价值观的基础上得出的，本居宣长认为中国儒学者所提倡的思想和道德意识的真正意图，是为谋求权利、是为获得或者巩固权势地位，不是所宣扬的那般仁爱。从而，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缺少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这和“优秀”的日本民族来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本质和本源上推翻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国学者虽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君主统治国家，但是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按照中国社会制度建立起来的。

　　日本近代化之后，一直对东亚地区保持中国文明论的状态颇为不满，希望打破这种局面，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文明论。之所以日本有此要求，其目的很明显，要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文化政治体系。当时日本的这种心态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被诠释的一清二楚。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从欧洲国家学到了很多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所以日本经常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日本人认为既然日本是亚洲地区首先引入欧洲新文明的国家，那么日本就理所当然的是亚洲地区文化政治体系的中心，也就在此时日本提出了“脱亚论”。顾名思义，“脱亚论”就是日本要脱离亚洲，欲融入到先进的欧洲中，其原因就是因为亚洲的贫穷落后，日本人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嫌贫爱富的人性特点。

  　正是因为这种自我认识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日本对自己身为亚洲国家极不甘心，所以努力的使自己的政治、历史发展向欧洲国家靠拢。福泽谕吉的二重结构论也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这种言论的主要思想是在保留天皇名誉地位的基础上弱化天皇的权力，这样一来似乎就和君主专制脱离了关系，也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很大的区别，福泽谕吉通过这种方法似乎找到了日本社会发展的出路。他将专治体制遏制和阻碍亚洲国家社会发展和进步归罪于中国，希望借此可以摧毁中国文明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文化体系。

　　日本在东亚地区构建政治新秩序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但对于国际新秩序重组是在1931年提出的。从19世纪开始日本依靠军事力量主张东亚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希望东亚成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完成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东亚地区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社会经历了多次转折和变故。1850年日本国门被美国“撞开”，1930年日本社会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促使其加快了侵华的步伐。

　　在日本社会的转折时期，日本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这个概念。其意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体系来作为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东亚协同体”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前身，由于昭和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东亚协同体”的丰富和充实，加上日本对南太平洋、南亚地区的战略的扩大，促使其形成了新的理论结构“大东亚共荣圈”。

　　此后，日本开始了侵华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企图以蚕食的方式摧毁中国。这也是日本一直以来否定中国情绪的一种爆发。不过日本的学者一向都是不承认侵略的，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狡辩和掩埋事实。1930年至1940年间，日本学者开始了广泛的研究中国问题，他们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的社会状况、性质，农村的情况，家庭和人口的构成，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想的应用等。通过全面的分析之后，日本学者似乎并没有得到帮助他们脱离中国文化的东西。

　　当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的确立并在日本翻起热浪时，又有不少日本人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应该利用这方面的知识为他们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针对马克思的亚洲视角，历史上产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与黑格尔哲学合并重组的产物。对此，日本的很多学者都大发感慨，编著了大量相关的著作，但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而且，日本学者对于这种言论的出发点都是不统一的，有的认为是为了揭示世界各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方式；有的则认为是为了表明所研究的生存方式是由于与欧洲国家社会制度背景不同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有些日本人很茫然，这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只是一种形式罢了。但其实所谓的马克思的亚洲视角只是对东方国家不具备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说法，因为很多东方国家不是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马克思称其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与黑格尔的理论有一定的差别，虽然说指的对象是相同的，但是出发点是不同的，意图也有所区别。

　　而日本从事社会研究的工作者似乎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单纯的将自己的视角同化于欧洲的亚洲视角。在欧洲国家的眼中，亚洲国家就是与他们不同的国家，而日本同化的结果就是把中国当作与之不同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证明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性，保持日本的独立性。而此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那些论断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论是赞同也好、批判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掩藏在这样行为之下的真正意图是与中国的差异化。

　　日本实现资本主义之后就更加在乎与中国的区别了，虽然在竞争中国市场的国家中，日本是主要成员，但是日本人似乎认为绝对不可以同传统的中国为伍，所以那些研究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们就把研究中国的落后性、滞后性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日本人的这种思想立场大概都是受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很多做法大概也都是效仿那些国家的。例如英国曾经对印度进行了殖民统治，印度在此之后就不再是那个黑格尔理论中停滞的东方国家了。在英国的影响下，印度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之所以说日本效仿西方国家是指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和企图殖民中国的目的，日本人认为这使中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突破了社会停滞性的状态，使中国开始了新的生命。当然日本的目的是使中国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两国的影响下将亚洲的国家都带入资本主义世界中，形成一个联盟，这就是之前所说的“东亚协同体”。但是结果如何呢？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能证明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性。因为如果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得出了肯定的、严密的理论证明日本与中国是两个没有关系和渊源的国家的话，现在日本社会就不会还有那么多为证明日本与中国差异性而不懈努力的人了。

　　20世纪中期，日本人构想的“东亚协同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大东亚共荣圈”彻底崩溃了，导致了日本国际秩序解体的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也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明了日本同中国差异化的失败，当然更多的还是日本与欧洲发达国家同化过程的打击。这时的日本处境其实很微妙，首先与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即使日本一厢情愿要融入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中，并以此为豪。但日本地处亚洲，是亚洲国家的一分子，这个铁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除非日本放弃现在的国土，重新在欧洲开辟疆土。当然这只能是说说而已，即使日本有这种想法，欧洲的国家也不同意；其次，近代化之后资本主义的日本在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因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在古时可以说是两个世界、两个文化，所以无论日本怎么效仿，在骨子里都是基于中国文明的东方文明。所以不管日本如何接近西方国家，如何脱离亚洲国家，脱离中国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6年日本重返联合国后希望重树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积极热衷于国际关系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最应当解决的就是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日本人似乎总是扭不过劲儿来，迟迟不愿意正确处理与亚洲各国历史问题。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时，日本人才发现解决中、韩之间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了，迫于某种形势日本同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仅仅是恢复了关系，没有将历史遗留问题一并解决。直至今日，关于战争历史问题中日之间仍然会发生摩擦，日韩之间也是如此。

　　也许日本人的这种做法还是想与中国保持一定关系，证明他们的自主性，但是从整个亚洲问题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本性就是不愿承担历史的责任的，甚至有人对历史问题大加修改和掩饰。不过日本人应当明白一个道理，即使可以用经济大国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但没有真正的支持是无法长期在世界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即使经济再发达，外交也是不可忽略的。而日本最大的外交就是亚洲的外交，可是日本似乎在亚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似乎亚洲国家也没有给日本留出位置，根源就是日本脱亚的结果。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比如在人们生活中，有些人平时总是自命不凡，与周围的人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等他哪天想回过头来恢复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你的心中没有他人，他人的心中自然也不会有你。日本就是这样，在世界中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亚洲，不但没有脱离亚洲，脱离中国，反而失去了原有的东西。所以一直以来的日本人都是迷茫困惑的，自己没有明确的定位，也不知道定位于何处，国家的定位意识就是一片空缺领域。这也更进一步的说明不论是日本哪个方面都是离不开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