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山茶禅文化对为政之道的影响

夹山茶禅文化对为政之道的影响
作者:杨万龙
 
    方家有云：说到中国茶道，不能不探根夹山；说到夹山茶道，不能不问祖善会（雷建生语义）。唐代佛学大师善会以其芳沁古今的“夹山境”偈联“猿抱子归青嶂岭，乌街花落碧岩泉”，使味味众生茅塞顿开，给中外品茗之士留下了享用不尽的“茶禅一味”。台湾学者陈香白说：“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其道，小而言之，便是“以茶雅志”和以清心，净化灵魂；广而言之，就是“以茶敬客”，和以会友，同乐互尊；大而言之，则是“以茶行道”，和谐天下，使之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正是夹山茶禅文化向政治折射的光芒。笔者拟探究夹山茶禅文化在德、能、勤、绩几方面对为政之道的影响，以就教于当代士人及社会各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弄权之人，务必去私以为公。这是首要的为政之道。用夹山茶禅文化洗心，让士人明了为政之德在于寡欲，领导者就会自律慎为 
    治国有道，得道大安。历代开明的政治家都主张治国以为公，反对损公利私。晋朝大夫阴华认为，“正国者不可以暱于权，行权不可以隐于私。”《礼记·礼运篇》明确写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反对以天下私其子孙。《吕氏春秋·贵公篇》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治天下者“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傅玄更是明言：“私不去，则公道亡”。郭璞硬是要求自己“不私其身，处天下以至公”。自夹山茶禅文化主张心灵感悟，追求物我一如的“心美”、意恰谐和的“情美”与林泉雅趣的“景美”三美合一的“夹山境”问世以来，从唐太宗开始，包括武则天、陆贽、陈亮、司马光、王廷相、唐甄等在内的帝王将相，都通过坐禅反思、品茗悟道、以茶洗心，从不同角度感悟了“树公去私”的重要性，认识到：为政之道，首推有德；为政之德，在于寡欲。“寡欲”乃官德修养之第一要义。到了宋代，夹山茶禅文化已盛极一时，它不仅对中国政坛影响至深，并向朝、韩、日及南亚各国幅射。宋朝名士朱熹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受夹山“茶禅一味”心境的影响，后世一些有作为的官员，都比较注重官德修养，常常通过立言为箴的方法，约束自己，警示后人。南宋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吕本中，就写下了“当官三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的《官箴》。他认为，从政务必清正廉洁，为人切记审慎三思，办差理当勤勉尽职。并说“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曾任甘肃泰安知县的清朝小吏牛运震，也有为官修德的三字诀：“俭”、“简”、“检”。在他看来，俭而不贪能行善政，简而不繁方不扰民，检而不纵便可规范自己的言行，实属大有见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目睹许多国民党人变成军阀政客之后，曾大声疾呼：“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有句名言：“做官即不许发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管八路军财务的方志敏，被敌人抓捕后，竟没有从他身上搜出分文……“公生明，廉生威”。人民群众正是从那些以德服众的封建官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共产党人的言行中，认同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憧憬。    时至今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要求全党同志“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也集中体现了夹山茶禅文化中“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偈联的精髓。作为执政党的一员，特别是从政为官一族，务必牢记胡总书记的教导，从以下方面清心寡欲，自律慎为。    一是慎始——堵住第一次。古人云：“欲善终，当慎始。”史载明代御史张瀚初上任，便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王给他说起一次乘轿进城遇雨，一名轿夫穿着一双新鞋，开始小心翼翼，循着干静的路面走，后来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水坑里,此后，他便什么也不顾了。这就告诉我们，当你一旦“踩进泥水坑”，心里防线就会崩溃，便无所顾忌，甚至破罐破摔。因此，人贵慎始，堵住第一次，才能掌握主动权，拒腐蚀，永不沾。    二是慎诱——熄灭占有欲。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各种事物的诱惑下“落马”，究其原因都是为欲所困。欲望很厉害，既能使人进步，也能让人堕落。对某种东西，如果你不想占为己有，那么你囊中为空，就会身轻如燕；若想占为己有，你的身心就会受累，背上沉重包袱。个人欲望必须依据党纪国法而定，必须有利官德修养，做到节而不过，遵而不纵，以达到“事因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境界。    三是慎权——不能滥用权。权力是把双刃剑，执政者掌权为公，就会享有公信，使权力造福人民；以权谋私，就会失去公信，祸害百姓。邓小平曾这样告诫我们：“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须知“权力就是责任”。我们在运用权力时一定要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谨慎行事，决不可胆大妄为，滥用权力。    四是慎好——去掉坏嗜好。领导者有点嗜好不足为怪，问题是领导者不能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过于放纵、成瘾、成癖，而且应将自己所好与官德修养联系起来，有利于官德修养的就保留、不利于官德修养的就放弃、介于有利和不利之间的就节制。避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发生，以防不法分子从领导干部的嗜好上打开缺口。    五是慎独——记得有“四知”。《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担任荆州判史时，曾向朝庭荐举当地名士王密，王因此被朝庭启用，担任昌邑县令。后来，杨震升任东莱太守，在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县境，王密盛情款待。当夜，王密怀揣10斤黄金，来到杨震下塌的馆绎，酬谢当年的知遇之恩。杨震见了很不高兴，说“我当年了解你，才向朝廷推荐，但你并不了解我”。王密见他推辞，便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可以放心收下，没人知道。”杨震听了更不高兴，说，这件事一旦发生，就是天知、神知、你知、我知，可谓“四知”，怎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听罢，便把黄金带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干部不仅在集体活动中，有人监督的时候，按章办事，严格要求自己；在远离组织，无人监督的时候，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约束，牢记“四知”，坚持“四自”（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越“泥池”半步。    六是慎友——过好交际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领导干部都处在一定的社交圈里，都有自己的朋友。然而，交朋友的学问很大。交益友，不交损友，并非易事。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也必须以德统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些饭局看似不影响公务，实际上却是“鸿门宴”，意在“请君入瓮”，确实防不胜防。因此，领导干部务必慎于交友，不拿党和人民的利益“投桃报李”，要以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社交圈里翰旋。    沦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当今领导干部若能用夹山“茶禅文化”洗心，做到清廉寡欲，便可守住“立党为公”的为政之道，修出“人民公仆”的崇高品德，建树“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业绩。    为政修德，可无私勇为。但有勇无谋，亦难成大事。以夹山茶禅文化开悟，让士人懂得为政之能在于善谋，即可提升领导者的执政能力    夹山“茶禅一味”中的“禅”，随着时代变迁，遂与“儒”相联系，有人说它是“阳禅阴儒”，也有人说它是“ 阳儒阴禅”，其实就是茶、禅、儒一味，这是修持方法上的一种变革：在思想方法上，从以“德”打通小我与大我，转向以“慧”打通小我与大我；在治学方法上，实现了从师圣人、师其书转变为师心以师圣，求圣于师心，不执经典，重求理，轻求证；在行为方法上，强调“平常心”，注重“开悟”，教人参悟“公案”，以问答式的方法“授人以渔”，把禅意融入理学家的学问系统。理学家们也完全接受了禅宗“人可由了悟以明本体”的观念，并用以解决“宇宙不曾隔限人，人自隔限宇宙”（陆象山语）的问题。朱熹等一批倡导理学的士人，推崇“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教人内求于心，以得真知，而成谋略。在他们看来，格物之理，直指人心。明天理，即可豁然有觉，这是人与自然沟通的大智慧。从而，让天下士人懂得为政之能在于善谋。    古往今来，一些政治风云人物之所以能独领风骚，除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因素外，个人政治谋略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正是由于其政治谋略的实施，历史才变得五光十色，生龙活虎，充满主观能动之活力。否则，历史会失去起伏跌宕的惊奇，只留下单调与乏味。正因为如此，夹山茶禅宝典《碧岩泉》记下了那庄禅宗让肃宗皇帝开悟的公案：“肃宗问慧忠国师，百年后所需何物？”国师云：与老僧作个无缝塔。帝不会塔样，国师荐其弟子沈源。帝诏问。源曰：“湘之南，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在王权面前，禅师凭借智力、谋略来开示，以取得品质上的尊严，也状绘了肃宗主政无知、无能、无谋的悲哀。    然而，自唐以来，并不乏“善谋”的官吏。明朝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周忱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历任江南巡抚20余载，施政有方，理财求富，笃功务实，兴利除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谋划税赋改革、发展经济等一系列重大事项，迅速扭转了江南诸郡长期拖欠税粮的局面，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后人称他：“居官威严震朝野，理财功业誉古今。”清代中期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官虽不大，但他在其位，谋其政，面对殊多复杂情况，仍然当机立断，为民做主，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做出“开仓放粮”的决断，表现了“难得糊涂”的精明睿智。为青年毛泽东所“独服”之人曾国藩，“荟萃群才，知人善任”、“面向西方，师夷好学”，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位重要人物，更是体现了他的足智多谋……    社会发展到今天，高度的政治文明，已经把官员的“善谋”归结到了执政能力建设上，算是悟出了为政之道的真谛。谋者，筹划、预测，思虑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善谋”，既体现领导智慧、领导水平，又需要领导科学、领导艺术。这是领导者必须终生学习，长期实践的课题。    至于谋什么的问题，不外乎三方面：    一是谋势。“谋势”与“谋事”，仅一字之差，但意义迥然不同。作为执政者，如果仅仅将为政理解为“谋事”、“干几件漂亮事”，是很不够的。这样，就会以自我为中心，胡乱决策，运用权力，不顾一切地推行所干之事。“谋势”的内涵在于把执政当作一个大系统，跳出事务圈，用大视角审度自己的工作，从以领导者个人为中心，转变到以全局工作为中心，看到事物整体的发展趋势、自身具备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的有利与不利形势，认真研判，做出决断，稳步推进，取得突破。    二是谋才。范文正公有云：“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里讲的士即人才。人才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单位的发展，一项事业的成功，一个民族的中兴，如果没有人才的支撑，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高明的领导者都把经营人才作为自己谋政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通过调查摸底，对自己所辖之地的人才资源，进行合理布局，量才适用，使之进入最适合的岗位。另一方面，又要像史上求贤若渴的曹操、礼贤下士的刘备、千里追贤的箫和那样，把人才当作成事兴业的第一资源，不惜重金，大力延揽人才。    三是谋术。术者，方法也。属于领导艺术范畴。毛泽东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因此，高明的领导者，除了在事前作出战略决断外，都十分注重成事的步骤与方法。放眼世界一些强势企业，他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都制定了详尽的工作方案和运行流程。这一点也好比包括夹山茶艺在内的一切茶艺都有自己的操作规程一样，人们在品茗观艺的过程中，可以悟出“细节”的重要，程序的独特，技艺的高超，方术的神奇！    解决怎样谋的问题，要常讲三句话：    首先讲“靠学习丰富思想”。领导者务必勤学立志，见贤思齐。这正如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所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溪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事。”人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讲：“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毛泽东更是告诫我们：“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因此，善谋必须好学。领导干部要使思想常新，谋力不竭，必须善于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经常给自己的脑海注入养分，以丰富思想，增加智慧，使自己成为才华横溢的精明之士。    其次讲“靠实践积累经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因此，领导干部善谋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实践获得。许多东西书本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必须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层面，成为决策观念，决策意向，决策行为。    最后讲“靠总结发现规律”。在现实工作中，有些领导干部，既读了不少书，也参与了很多实践，但仍然谋划不出策略，做不了决断。究其原因，多属缺乏总结提高。毛泽东认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明确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一靠团结，二靠总结。”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应当成为领导干部最重要的能力素质。只有这样才会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    “吾日三省吾身”。这既是自我修炼提高的好方法，也是端正为政方向的好举措。按夹山茶禅文化省身，让士人确认为政之勤在于实干，可使领导者养成求真务实的行事作风    相传善会定居夹山后，聚二百余众，办起了一个农禅基地，其乐融融。正如一幅偈联所云：“有眼不窥天子乐，目前且取老僧歌。”一天，善会喝完一碗茶后，又自斟一碗，递给侍僧。侍僧正要接碗之时，善会陡问：“这一碗是什么？”侍增一时语塞。其实，这一碗既有茶味，又有禅味。因为，茶室品茗是修行得道的最好方法。品茗过程，和尚打水取薪，煮水沏茶，既供于佛，又施于人，自己也可喝上一口。在这种苦中有乐的茶事活动中，人人都可以找到佛祖的胜迹，悟出人生的真谛。从政之士人，入得此境，自然也会省身自问，为政何当以勤。历史和现实的应答异口同声：在于实干。    的确，从政为官，廉为本，谋为根，勤为先。天道酬勤，为官者勤，就会意念沉潜，志气风发。不仅有咬定青山，千锤百炼的勤勉；脚踏实地，艰苦攀登的勤奋；取财有度，用物有节的勤俭；更有真抓实干，建功立业的勤政。勤政者自唐宋至明清的封建帝王中也有不少。据载：“明太祖朱元璋，勤于庶政，每临食，七箸屡废，思得一事，即以片纸书之，缀于裳衣，或得数事，则累然满身，若悬鹑焉，临朝则一一行之”（徐祯卿：《剪胜野闻》）。乾隆皇帝在即位4年后，上谕内阁：“为政之道，莫于先勤。朕日理万机，帷日孜孜不敢暇逸。”（乾隆治国圣训：《论勤政》第三）。在封疆大吏中，勤于政事，政绩斐然的也有很多。元朝的蒙族大员赛典赤·赡思丁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几经战乱，燕京遭受严重破坏之后，他担负起恢复重建燕京的重任，为忽必烈定都燕京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作为元朝治滇的首任行政长官，殚精竭虑，改变了云南经济落后、分散混乱，与祖国隅绝的状态；他治理水患，使滇池成为云贵高原的一颗耀眼明珠；他施政有方，使昆明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还有“善治民，得皇帝朝廷赐宴；勤理政，为百姓田野歌吟”的明朝官员方克勤等等，都是史上可圈可点的勤政典范。    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中基层干部中，也涌现了不少勤政为民的好领导、好公仆。他们心系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令人敬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周恩来总理可谓杰出楷模。身为共和国总理的他，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总服务员”。他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他深怀爱民之心，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学校、部队，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战士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询问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及时把群众的意愿化为党的方针政策；他只重事业，不重名位，脚踏实地，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人民期盼的，都乐意而为，认真去做；他只讲奉献，不求回报，身为国家总理，睡的是普通木板床，穿的衣服补了又补，而且身后没有个人财产（他和邓大姐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连自己的骨灰也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总理光辉的一生，无疑体现了夹山茶禅文化“物我一如”的崇高境界，却又远远超出了其“蕴万物之至性，体众象之本真”的茶情禅思，所彰显的是共产党人的民本观念与公仆情怀！    周总理勤政为民的品德和精神，在当今的温总理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温家宝总理到基层视察，对饮食的要求只有十二个字，就是“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有人对此作了“新解”。认为这十二个字，体现了温总理勤政为民，做人办事的风格，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从政为官者的本质要求。首先是“清清淡淡”。勤政为民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清心寡欲，廉洁从政，两袖清风，这样才能抵挡权、钱、色的诱惑，使自己专注政事，在名利上有满足感，在能力上有危机感，不做“让老百姓戳脊梁骨的事。其次是“汤汤水水”。我们的一粥一饭，一丝一缕，都是老百姓日夜辛勤劳作换来的，你官再大，位再高，权再重，都是人民群众所给所授，都是老百姓的“汤汤水水”所养所育。领导干部有了感恩百姓的情怀，才会是非分明、勤政务本，成为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官。再次是“热热乎乎”。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联盟。我们与老百姓的关系应当“热热乎乎”，水乳交融。因此，领导干部下基层，决不能“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把自己和群众隔离起来，而必须深入到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借重民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当下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苦干、实干加巧干。    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里讲的“行”和“为”就是干。苦干、实干加巧干，归根结底，是实干。实干，才不怕吃苦；实干，才会创新，才能生巧；实干才有实效，产生实绩。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是画出来的，民生改善不是喊出来的，社会和谐也不是唱出来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线，直接面对基层，面对群众，承担着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艰巨任务，必须真抓实干。一定要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所要求的那样：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多在实效上用功，不在形式上费劲”，交出一份用“实干”写成的勤政为民答卷。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历代统治者都主张“节用爱民，使民以时”，这是为政之致理。靠夹山茶禅文化笃行，让士人知晓为政之绩在于惠民，方可创造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夹山茶禅文化，到了圆悟克勤大师时代又有新的发展：有人将他应无尽居士张商英及门人的请求，宣讲唱说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言词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名曰《碧岩录》，后被奉为“禅门第一书”，人手一册，朝夕诵读。《碧岩录》成书不仅使圆悟克勤在中国佛禅文化史上奠定了不朽地位，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佛禅精义，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茶禅一味”的人文内质与“知从属于行”的禅哲佛理，成为海内外尊宠的儒禅宝典。此书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为政之道的内涵：为政不仅要讲德行、讲能力、讲勤奋，还要讲笃行、讲政绩，这是为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自唐以来，各级各类地方官员都注重政绩。白居易为官恨不能“争得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因而他屡苏凋弊，不辞细微，勤恤人庶。徐九思任句容县令9年，注重实际，勤于政务，竭力惠民，被百姓称为“句容贤令”。在他的居室里挂有一幅“青菜图”，其旁写着“为民父母官，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贪有此色”的警言，爱民之心，荡漾其中。另外一些地方官，有的经常出入于泥舍草棚；有的“视吏民如家人父子”；有的不惜得罪权贵，为民伸冤，替民作主；有的甚至以丢掉乌纱为代价放粮赈灾，解民倒悬，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深切怀念。我敢说，这些官员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夹山茶禅文化的影响。因为，不少官员都有饮茶品茗的嗜好，他们品茗悟理，自然涉及到为政之道，以至上升到哲学层面。或许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观点，就是由夹山茶禅文化“知从属于行”的理念发展而来。我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诸葛亮曾有“三载考绩，黜陡幽明”（《诸葛亮集》卷三）之说。其政绩考核标准主要看富民利民。近代大思想家魏源有云：“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传》上册）。用今天的话来说，领导者的政绩主要看是否利民惠民。惠民，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绩观。政绩观不仅决定着领导干部的人生追求和执政行为，而且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确有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了问题。如有的人重自己的“政绩”，轻老百姓的利益，遇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就“踢皮球”、“绕道走”；有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违背客观规律，超出承受能力，不怕污染环境，乱上项目、乱铺摊子；有的缺乏战略眼光，为了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有的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花架子，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害，在社会上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良现象，务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遵循客观规律作为创造政绩的前提，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三个代表》）作为创造政绩的动机，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创造政绩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迎难而上，共克时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创造出惠民利民、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不朽政绩。政绩作为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直观体现，其考量方法主要有三：一是用群众的口碑考量。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只有绝大多数群众交口称赞，由衷认可，并能道出个一、二、三来的政绩，才能采信。这样的口碑标准，也就是邓小平讲的：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群众口碑，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第一标准”，也是“最高和最后标准”。二是用客观实效考量。政绩应该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可以通过实证分析的，可以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是吹出来的“泡沫工程”，绣出来的“面子工程”，糊出来的“豆腐渣工程”。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既要看现任领导创造实绩出力的大小，也要看前任领导打下基础的厚薄；既要看政绩的近期效能，又要看政绩的长远作用；既要看政绩的显形效益，又要看政绩的发展后劲；既要看个体的作为，又要看团队的努力。三是用党纪法规考量。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政党，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行使执政权力，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要按党纪法规办事。创绩过程违没违规，合不合法，也是衡量领导政绩的重要方面。只有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创造的政绩，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综上所述，为政之道，涵盖德、能、勤、绩等各个层面。夹山茶禅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深刻影响着为官从政之道。一是夹山茶禅文化“正、清、和、雅”的精神特质，可以使天下士人寡欲，保持“达观、致静、包容、淡定”的高格调，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从政同理心。二是夹山禅茶文化“人可由了悟明彻本体”的思想观念，可以使天下士人悟出人与自然沟通的大智慧，韬光养晦，深谋远虑，瞄准实现共产主义的从政大目标。三是夹山茶禅文化“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的品茗体验，可以使天下士人明了为政之要在于实干的硬道理，树立“勤政为民、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从政好作风。四是夹山茶禅文化“笃行、重果”的修持原则，可以使天下士人知晓为政之要在于显绩的真诀窍，拓展“权为民所系，惠为民所受”的从政新视觉。总之，夹山茶禅文化从德、能、勤、绩几方面向政治折射出来的光芒，将照亮当代以及后世从政之士的为政之道，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公仆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