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常书鸿先生-----高尔泰 转载者：卜荣华 酒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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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0-3-16 12:1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pcb{margin-right:0} 本帖最后由 卜荣华 于 2010-3-16 12:26 编辑

常书鸿先生——高尔泰 转载者：卜荣华 酒泉
转载者的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并不知道酒泉地区有个常书鸿，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9年的某日，我随单位组织的全体职工到酒泉地区总工会参观由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大汉奸、大卖国贼、老特务常书鸿十大罪行展览”，该展览规模宏大，分为若干个展室，各个展室都以大量的文字、图片以及实物在极力向酒泉人民说明并且使其相信常书鸿确实是个十恶不赦而货真价实的大汉奸、大卖国贼以及老特务的事实依据，有一个展室还专门展示了当年鲁迅在某篇文章中曾经批判过常书鸿的事实依据。这是我，当年一个16岁的小青年第一次认识了的常书鸿，当时，我和广大酒泉人民一起，被这种人为制造的栽赃陷害的谎言所迷惑，相信常书鸿确实是个十恶不赦而货真价实的令人切齿痛恨的大汉奸、大卖国贼以及老特务，并且随着参观的人流挥臂高呼过口号：“坚决da/dao大汉奸、大卖国贼、老特务常书鸿！”----
后来文革结束后，常书鸿先生被平反，一切强加在他头上的所有一切罪名都被che/di/tui/fan，并且恢复其名誉和地位以及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事实证明这是一起尿泥捏下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货真价实的冤假错案！
因此，常书鸿先生极其全家人受尽了磨难，而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酒泉人民则受到了巨大的愚弄和欺骗！而长期留在自己内心的是则是一泡挥之不去的“粪便”----
前几年，偶然间检到一份《甘肃日报》，上面头版头条登着一条新闻，题目是：《zhong/gong甘肃省委和省政府隆重举行仪式，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于是，赶紧把这份报纸予以收藏---
中国的事情历来就是这样：想把一个人搞臭，不惜红口白牙罗织罪名，直搞得人家十恶不赦、臭不可闻，甚至家破人亡。想把一个人搞香，又搞得香飘万里，香得直透云霄……
也是前几年，我随单位施工人员来到敦煌党河水库安装水力发电设施时，听到一件事：常书鸿先生的夫人以及子女们出资正在附近一处悬崖绝壁上修建一座集世界各国艺术之大成的新时代的敦煌千佛洞，于是，我专门去看了一回，到那里一看，正在紧张施工，几个大的洞窟都已经挖好，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和工艺大师们正在雕塑或者作画……
常书鸿先生以及一家人，为了弘扬敦煌艺术，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常书鸿先生》，读后觉得不错，于是便下载下来并且予以全文转载，读过此文，便能全面了解我所不知道的常书鸿先生，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的充满了血泪传奇的整个人生…… 卜荣华

常书鸿先生——作者 高尔泰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忙乱中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一九四四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一九四九年zhong/gong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郭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继续当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被任命为付所长，不久他加入了中国gcd，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我同他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印象。一九六二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写着“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收”，连个寄信人的地址都没有，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然后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
果然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我才知道这些曲折。他说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三六六一九六六），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纳入了纪念项目。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多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许多比我早来几十年的人也是这样。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和他的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么些，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一齐都爆发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
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同在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也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才放心，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蒙着灯抄好，第二天夜里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野蔬充膳甘尝藿，卧听檐马忆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荚，书成蝴蝶画成带。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没。
毁誉要须千载定，谁能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雕拦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名山一卷有异代。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藏四海。
凭栏寄语劝加餐，诗情画意未可灰。
且向冰天炼奇气，隐几萧条待春回。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眼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他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gcdy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众生不饱有目共睹，是谁致之亦有目共睹，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也应有目共睹，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约定一个地点放置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每人每月只给三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一九六八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之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注销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抄家，抄得黄金无数，决议在纽约港口被砸烂了的自由女神像原址树一毛主席金像代之。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百月五日 国际科学家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给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
一九六八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份。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先生不能做也无需做，但在毒日头四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菇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难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后来说到张大千，他说张不知道爱护壁画，他很生气张这个人，很聪明，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在变，也难得。我说张的有些泼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画很俗，特别是他的仕女画一股子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
这种谈话机会以前从未有过。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骯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一九六九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xian/xin/fan/ge/ming的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
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楞，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穿上了钢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得那一楞，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几下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
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
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一个人，叫吴坚，文革前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被************以后没再起得来。先生当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院党委书记，两人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先生处境并不好。吴说：“咫尺侯门深似海，那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儿得转么？现在党内反对周恩来的势力很大，都是暗的，打个周恩来牌有时候反而不利，他还莫明其妙。”吴说：“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面一个衣服破烂脸色阴沉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走后，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横蛮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他的那些人不许。甘肃省任命了一个姓段的（注：另有本作），那些人自有后台，争当所长的结果不是贺世哲，不是何山，不是孙纪元，而是段文杰上了台，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此人曾因断袖之癖受过先生的处分，对先生怀恨在心，长袖善舞，先生不敌，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胡里胡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