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货币帝国主义

[美] 迈克尔•赫德森  刘斯福　苇杭　摘译
2007年7月3日 （上网时间）
2004 年9 月1 日美http:// www.counterpunch.org 网站刊登了美国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题为《21 世纪的货币帝国主义》的文章, 认为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中, 美国具有非对称性的优势权力, 在这种秩序下, 美国利用自己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各国在美国诱导下建立的中央银行制度推行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金融规则, 成功地建立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依靠这种金融霸权美国无偿地占有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摧毁了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自力更生的基础。由于这种霸权已和全球经济高度结合, 世界大国因此害怕调整带来动荡而不敢改变这种秩序。作者认为只有全球金融彻底崩溃并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大混乱后, 新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建立才会提上日程。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的不对称权力
美国现在每年可以维持高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贸易和财政赤字, 也听不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声。各国中央银行不再将流入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石油输出国不再试图收购美国的大公司。欧洲和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也不再要求美国卖出它在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投资, 为美国的收支赤字融资。形势今非昔比。当前, 外国的外交人员已很难以债权国的立场对待美国经济, 而从20 世纪20 年代到“二战”早期, 美国官员却是那样做的, 那时, 他们坚持要求英国卖掉它的国际投资, 以之作为其获得信贷的条件。
美国如何能够不劳而获, 获得免费的补贴呢?
本文描述了美国获得这种世界独一无二地位的历史轨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美国利用其债权国地位要求无支付能力的欧洲清偿债务, 撕裂了世界经济, 更造成了席卷美国和欧洲、亚洲国家的经济大萧条。
20 世纪40 年代美国改变方法, 利用其债权国地位创建更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正如早期的自由贸易促进了英国的利益一样, 战后的全球自由贸易也促进了美国的利益。1940 —1941 年《租借法案》和1946 年《英国贷款法案》, 迫使英国解散了其帝国, 放弃了英镑区和打破了英联邦国家在战争期间积累的战时平衡。当英国利益与美国利益相互冲突时, 英国的谈判代表简单地屈服了。
他们默认这些贷款条件反映了“二战”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独特状态。许多欧洲人认为国家利益的思想最终是军国主义的, 而愿意从属于一个承诺为整个世界的福利服务的世界性体系。因而, 欧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将这一任务留给美国的规划者, 让他们根据自由贸易和所有国家表面上享有同等经济待遇的原则性逻辑描绘一个世界体系的蓝图。
世界越来越厌倦冲突。大多数国家已被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冲突弄得精疲力尽。美国为被战争拖垮的欧洲提供了马歇尔计划援助, 还提供了外援贷款弥合由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者主导的国际化的经济导致的贸易赤字。这些贷款的目的是使战后体系充分有利于欧洲和其他地区接受相对的自由贸易, 并对美国的投资者开放门户。各国也承诺不以货币贬值、牺牲美国利益的方式支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对于此类援助, 美国坚持一个条件, 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它必须拥有否决权。其外交官指出, 毕竟, 这些国际机构的大部分资金是美国提供的。美国的建议如下:“我们没有要求我们的敌人赔款, 也没有要求我们的盟友清偿战争债务, 它们只承担了《租借法案》的运输成本。让我们发展多边国际组织来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没有货币控制的更自由的贸易前进吧。当一些国家开始现代化时, 它们会具有贸易赤字, 但是我们将扩大对外援助, 校正其在转型时期的失衡, 而使之走向新的国际平衡。”“当然, 为了让国会同意拨付这笔资金, 必须承认某些政治现实。虽然新的多边国际组织必须具有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 如果它们在实践中侵犯了美国主权, 美国人将认为这是难以忍受的。我们不可能废除我们的《1933 年农业调整法案》, 我们也不可能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稀缺货币条款, 该条款使具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能够报复美国出口商, 而仅仅因为我们是如此强大的经济体。我们认为,只有这样, 才是公平的: 作为资助国际组织的交换, 我们得到对它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的否决权。否则, 收支赤字国就可以通过投票使美国成为其进贡国。”
与美国在“一战”后的表现相比, 这些话听起来几乎是利他的。在国外, 将自由放任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原则已成气候, 但它受限于美国要求的特别让步。
人们没有真正把握正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经济含义。它不只是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大的市场, 也不只是意味着美元是大部分贸易进行交易的结算货币。英镑早在19 世纪就取得过这样的地位, 当时英镑可以代表黄金, 而且由于英国的工业和金融领导地位, 其国际收支平衡通常是盈余的。
最重要的是, 英国是以结束其农业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 它废除了1846 年的《谷物法》。作为开放英国食品市场的补偿, 其他国家默许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从而巩固了英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
比较而言, 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美国外交官为其国内外政策攫取了尽可能多的自主权, 但抵制外国对美国经济施加任何影响。由于20 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推出的法律和市场控制仍有效, 美国的农业市场和核心的“国家安全”部门依然受到保护和大力资助。
美国国会批准国际协议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平常的事实。“一战”后, 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的理由是保护美国的自主权, 并防止外国强加的政策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战”后, 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仅仅是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就使美国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
在这些国际组织中, 对美国国会及其选民特别利益负责的美国代表掌握着外交主动权。在其他任何国家, 地方官员都没有拒绝其行政当局达成的国际协议的同等能力, 在协议谈判中, 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如此狭隘的意识来计算其自身利益。其结果是, 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乃至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的政策显然反映了一种放大了的美国民族主义。
新自由主义阴谋
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问题。最初它只能贷出美元和其他外汇, 而不是农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货币。当时在世界许多前殖民地地区首先需要的是土地改革, 但世界银行声称它无权要求那些国家政府这样做, 它认为这是侵犯国家内政。到了世界银行终于开始坚持贷款国政府须改变国内政策以达到贷款要求时, 它的经济哲学又要求贷款接受国执行依赖美国的经济政策, 而不是要求债务国改进政策以更为自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 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明显没有从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紧缩政策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其削弱他国的计划是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标准要求是, 债务国政府必须通过实行高利率和征收重税(针对劳工和国内资本, 而不是外国财产) 来加强控制。这种紧缩政策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使原材料成为出口产品, 而不是在国内进行加工。这又导致国内工资低廉, 同时也破坏了政府预算, 迫使买办政权面临实际上的破产。
在这种条件下, 买办政府只有廉价甩卖国家资源给外国才能维持债务偿还能力,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俄罗斯私有化第二阶段就是如此。这种廉价甩卖意味着自然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不能作为国内税收的基础, 可以压缩总体经济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不到融资。
垄断租金被私人所有者占有, 大部分被汇往国外, 而那些被国内所有者占有的部分也最终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性”贷款类似的资本外逃形式流往国外。稳定的是利率, 这使金融利益集团能够把在这些国家得到的收入兑换成美元和其他硬通货, 以保值和带走。
最终结果是, 迄今为止相关窃国寡头通过私有化等方式攫取的收入都被整合进北美、欧洲和日本的金融系统。这些发达国家反过来给这些国家贷款, 这使现存世界的生产分工和金融不良结构难以逆转。如果逆转这一结构, 就将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直接的短期损失和经济混乱。然而, 与长期不脱离现存体系要付出的代价相比, 这些短期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美国外交官挫败了外国政府自力更生的努力以及外国工商业与美国出口商进行竞争的能力。其实, 一直得到援助的主要是美国经济, 而不是外国经济。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和日本维持食物自给的农业保护政策特别受到反对。美国反对外国实施农业补贴、物价补贴和进口限额, 而这正是美国自己在超过四分之三世纪中所采用的农业政策。甚至连外国对牛肉和农产品贸易实施质量管制也受到抨击, 这些管制成为美国对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外交中欲除之而后快的肉中刺。
尽管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中的利益分配是不对称的, 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瓦解了。世界依然被美国决定。
美国的目标是使外国经济只发挥一系列辅助性功能。外国的生产扩大既要满足美国的进口需求, 又不至于使外国能自力更生或取代全球市场上的美国产品。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吸收美国的过剩农产品, 但绝对不能以美国自1933年以来一直采用的方式保护它们的农业部门。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一开始就内化于战后世界体系中, 而外国的保护主义在摇篮中就被扼杀了。
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中隐含的货币帝国主义
战后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以美元作为主要货币储备, 所获得的利息与持有黄金是等同的,随时可以以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的比例兑换。随着美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和黄金开始流到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手中, 这种金融体系开始瓦解。1968年, 美国开始关闭黄金交易所, 1971年正式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到1973年春, 美国官员出台了该国将推行几十年的战略。美国放弃了它在1945年签署的基于债权国立场制订的国际金融规则, 而是利用其债务国地位勒索比其作为债权国时更多的外国让步和财富。它告诉国际收支盈余国家不要用其持有的美元买进美国的公司, 而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是这样买进外国公司的。
它通过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迫使欧洲和亚洲央行自动地扩大了对自己的信贷, 同时, 它依然以债权国的身份对待负债的第三世界和经互会国家。
欧洲、亚洲和其他国际收支盈余地区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它们不吸收过剩的美元并再投资于美国财政部, 美元将会贬值。乍一看,这将给美国生产商提供竞争优势, 同时惩罚硬通货经济体的出口商。然而, 由于美国的免费搭车无助于其恢复平衡, 其收支赤字也就越来越大。或者相反, 美国没有什么兴趣这样做。为什么呢? 毕竟, 美国一直拒绝提高其利率以获得外国资金为其赤字融资, 因为这将减缓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但是美国却要求其他维持收支赤字的国家牺牲其经济以清偿其国外债务。
1985年的“广场协定”迫使日本降低利率, 这样国际金融压力没有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阻止共和党官员再次当选, 而这些官员正决心不惜一切摧毁日本经济。欧洲国家也承受着同样的压力。部分世界债务国被迫实施经济紧缩计划, 而美国规划者却拒绝在本国这样做。2001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发的颠覆阿根廷政府的骚乱仅是这种双重标准的最近例子。
自1971年美国黄金交易所关闭以来, 即便外国中央银行购买了价值成百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 美元对德国马克、日元(直到1985年) 和其他硬通货的汇率还是急剧下跌。使用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遭受连带损失, 因为它们的石油、铜和其他原材料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由于欧洲和日本不能提出一种替代方案, 这压低了它们的价格水平, 而由于通货膨胀, 美国欠这些债权国的债务的大部分价值被侵蚀, 从1973年的谷物和石油冲击一直到1979—1980年的卡特-沃克尔通货膨胀都加速了这一过程。美国政府还企图通过谈判锁定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固定份额。世界贸易变为一种受管制的市场交易: 美国官员不仅要求外国经济保证美国出口商的固定市场份额, 而且还单方面强加进口配额。
美国要求西德和日本将其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为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买单, 而同时未提供两国任何相应的控制这些驻军及武器的权力。
美国政府还向两国借了一笔同等数额的款子,而对于何时甚至是否归还这笔钱却措辞含糊。当各国中央银行被迫把美元加入其国际储备时, 也就是把同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公民的手中转出来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 从而也为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外贸和收支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00亿美元, 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每年接近1 500亿美元, 该数额在20世纪末又翻了一番。
如此规模的赤字之所以未再引发像1973年春那样的危机, 是因为欧洲、日本、欧佩克和其他美元储备国完全地默认了这种可真正称之为货币帝国主义的现象。这种超级帝国主义的载体不是私营跨国公司和私有金融资本, 而是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对国际金融的操纵, 美国可以从其美元集团盟国汲取资源。美国做到这点的方式, 不是通过传统的债权国逼债的形式, 也不是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投资活动, 当然更不是通过出口竞争力和自由竞争。相反, 它剥削的技巧是, 熟练地运用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与世行相关的区域性借贷机构, 使之为美国财政部提供强制性的贷款。美国占用了外国的资源、公司、商品和服务, 除了付出其财政部发出的价值可疑和必然缩水的借条之外, 不用任何付出, 这种被操纵的游戏使美国能够毫无节制地让美元在世界泛滥成灾。
总而言之, 美国不是通过世界债权国地位, 而是作为世界债务国进行统治。虽然不是世界中央银行, 但美国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成为其贷款人。从而, 美国的债务国地位并不是虚弱的要素, 其表面上的虚弱已成为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基础。以一种不利于美国的方式改变这种体系将击倒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
欧洲和亚洲普遍地担忧发生这样的体系崩溃, 这使美国能够通过一个与英国19世纪统治世界正好相反的过程支配世界经济。英国统治其帝国不仅仅是通过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 而且英国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体系有序运作的责任。
可以说, 如果英国威胁英联邦成员国:“如果你不认可只作为纸币发行的没有固定资产或买单支持的英镑借条, 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并将这种政治经济学提升到真实的市民信仰的地位, 那么其他国家将会脱离该体系,甚至会不惜以战争来争取脱离这个如此具有金融进攻性的国家。
英帝国的做法和当今美国的做法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啊! 美国官员不愿意放弃作为世界食品出口国的地位, 既要求亚洲部分国家、前苏联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已在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面前败下阵来) 的食品进口依赖于美国, 还要求别国在军事上也依赖于美国。而美国的支配性工业部门主要以电子和军工技术为基础, 由于重工业和蓝领工人在整个美国经济中都在缩小, 美国将其经济称为后工业化经济。
在1945年开始形成的这种特别体系中,美国可以单方面地汲取其美元集团盟国的资源, 并且不用顾及世界金融崩溃, 而其盟国却无力阻止该进程。自1968年以来, 如果外国中央银行停止重新将美元贷给美国财政部, 主要关节点在于美国外交官将准备扮演世界肇事者的角色: 如果美国不能按其设想运作的话, 它会恼羞成怒, 并很有可能失去理智, 而世界将遭殃。
美国取得这种地位后, 就享有一种其他国家不能复制的例外。由于具有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美国可以“单干”。美国的美元债务现已嵌入世界经济, 它表现为国外在美国高水平的直接投资, 这意味着一旦美国走向专断, 就将粉碎世界金融体系。
美国的对外贸易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 相比之下, 许多欧洲国家达到约25%。外国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0 000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有价证券。除非欧洲和亚洲以自己的货币体系取代美元标准, 除非它们愿意冒着贸易战和投资战的危险(将之作为实现自立的过渡手段) , 美国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其经济必须立足于自己的财富。
世界之所以至今未能采取措施创建比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因为该标准内在的剥削特征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这种认识应成为全球金融外交的中心前提。美国力图通过买办精英统治第三世界债务国。在发达工业化债权国, 美国发现, 它所需要的美国利益的完全代表是经过芝加哥学派“出口货币主义”理论培训的央行人员, 该理论是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利益服务的。为了控制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家和选民,美国官员大声地和几乎不间断地重复说, 美国经济是应用客观的技术治国的领先开拓者, 它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提供着保障。
但是这些论断的学术基础即其经济理论和统计模型, 建立于功能紊乱的货币主义政策之上。过去几十年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应用该政策削弱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当日本在工业上发起挑战时, 美国外交家通过与其达成“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 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其权力。这些自杀性的经济协议使日本加剧了其泡沫经济, 而导致其经济在1990年后完全破产。
日本让其经济政策听命于美国顾问, 与英国在“二战”后的屈服极为相似。似乎美国的建议确实考虑到了外国利益并将世界发展置于其国家私利之上。现在, 每个国家都应清醒过来: 如此信任美国的领导资格是错了。然而,有多少日本人现在能够记起, 1985—1986年该国被要求降低利率, 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泡沫以促进美国的市场繁荣, 从而帮助美国共和党政府再次当选呢?
在美国的保护下, “二战”结束时承诺的基于自由市场的公正的世界经济, 反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府管制时代。在美国之外, 金融部门促进了中央极权的经济计划, 这样做不是像货币主义经济教科书承诺的那样, 是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 而是为了榨取利息和股息, 并将之转移到国外。它假装反对公共税收,只是为了让更大笔的经济剩余转到美国, 或者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从债务国, 或者通过中央银行贷款的形式从债权国转移到美国财政部。
然而,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安排的演变中, 既得利益扮演的角色揭示出, 实际上,为国家和国际层次的货币改革铺平道路的必定是全球金融彻底崩溃, 而非共同外交。正是彻底崩溃的威胁, 阻止了这些国家提出替代方案, 这正如欧洲在1933年和1973年受到阻止一样。看来,全盘瓦解的担忧束缚了欧洲的手脚, 而并未促使其领头捍卫自己的经济自决权。
结语
历史上, 黄金曾充当抽象的“客观”资产, 是国民经济竞争的战利品。但是在1971年黄金被有效地非货币化后, 世界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同等对称特征的物质填补黄金的地位。世界缺乏这样一种替代物, 这给了美国填补真空的机会, 而且也只有美国而不是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填补该真空。即使至今日,欧元也仍然没有成为美元的替代品, 更不是像黄金一样的提供了数个世纪服务的国际资产。
从政治上说, 欧元缺乏实体支撑。但更为重要的是, 欧洲和亚洲都没有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志。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要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 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 就像一个只能跟随着舞伴的领舞来跳舞的人一样。未来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将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 即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都不能设计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使各国的经济收益为其国民经济服务, 而不是将之输送给美国。
无疑, 从未来回顾现时代, 它将被视为一个美国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对称的时代。美国已经接受了搭便车, 而欧洲即便此前领受过美国采取债权国战略的历史, 也未能学会如何与精明的美国人玩这种国际金融大游戏。
大多数历史学家必然得出如下结论: 欧洲和亚洲的想像力过于贫乏, 第三世界的经济过于虚弱。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短暂地尝试过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使美国外交官能够挫败外国脱离已变成巨浪和海啸的赤字美元的企图。
在最高层面上, 人们可能会责备经济理论本身, 特别是责备它未能提出相应的功能范畴,以促使更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普通民众理解指导美国谈判人员分别在1932—1933年和1972—1973年进行谈判的原则。不理解这些原则, 就不可能创建后美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