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中乾坤千古事，卧榻空闻柱斧声---漫谈宋太祖

其实与其把赵匡胤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写，还不如把他作为一个侠客来写。看一看就知道，他的整个人生完全符合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出身武术世家，年少出家拜师学艺，闯荡江湖。然后遇到了一些小侠客（义社十兄弟），拜了把子，还有英雄救美的典型情节（千里送京娘）。接下来加入了中原帮，经常跟着老大去砍别人（如东北帮，太原帮，还有金陵帮）。由于武艺好，砍杀的时候又卖力，所以扶摇直上，堂主舵主一路当上去，年纪轻轻就到了护法长老的位置。老大挂了之后，在众兄弟的拥戴下当了新帮主。赵帮主英明神武，带着弟兄们一路征战，先后灭了成都帮、南海帮、金陵帮等，差一点就一统江湖。在个人修为上，赵帮主也是江湖几千以来不世出的奇才，终成一代宗师（能够排在他前面的也就达摩祖师和张三丰而已）。可惜，虽然赵帮主英雄一世，可最后却为觊觎帮主大位，心术不正的弟弟所害，含恨西去。以致一统江湖的大业遽然而止—江湖从此进入少林武当南北争雄的新时期。　　我们知道，在宋太祖留给历史的主要政治秀中，都和酒有莫大的关系。因为首先他是在酒醒后被手下的将领们“黄袍加身”。接下来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到生命结束时的“斧声烛影”，也是在和赵光义的对饮时完成的。事实上，宋太祖确实是一个豪饮的君主。　　和许多的有名君王一样，赵匡胤生下来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不过现在看来，赵家人虽不能免俗，但至少还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就说那异香吧，太祖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洛阳可是产牡丹的城市。所以牵强附会把花香当做体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小时候还有一个乳名“香孩儿”，证明也不是完全造假。至于体有金色，那就好解释了，新生儿一般都有黄疸嘛。　　赵匡胤出生在军队大院，小的时候和朱元璋一样，玩游戏喜欢当首领。可见领导能力和领袖气质不是天生的，就是需要从小培养的。21岁的时候，已经成婚的赵匡胤只身出来闯天下。那时赵家多少也算一个中层干部家庭，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要谋个出身也不是难事。由此可见赵匡胤是一个生性豪爽、勇于冒险、有主见敢行动的年轻人。我们细想一下历史，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这样经历成大事的人来。文人里面有他这性格和气质的，首推李白了。两人都爱喝酒，要是凑在一起李白或许还能多当几年官。　　从后来这位太祖爷的表现来看，这一年的游历生涯的确使他受益不少。首先是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和需要；其次是让他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大势，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第三是磨练了意志，增加了社会经验，为以后组建“义社十兄弟”这样的自我保护性质的革命组织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要成就大事，在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是跟对人，站好队。在战乱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有能力。五代十国那会儿皇帝如走马灯一样的换，今天跟对了人，明天可能就是错的了，所以乱世自己的能力很重要。和平时期倒是须会溜须拍马—否则连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都没有。但如果一个人既有能力，又站对了队，那等待他的就只能是—青云直上。赵匡胤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能力自不待言，文武双全，为人忠厚，一参加工作就是跟着柴荣这样的明星老板，想不发迹也难。　　在《水浒》的开头说我们的这位太祖爷是“一条杆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是赵匡胤在后周的飞黄腾达那是抡大刀使大枪玩命挣来的。尤其是在柴世宗登上大宝的处女作“高平之战”中，如果不是赵匡胤舍身护主、英勇杀敌，那一仗是个什么结果还真悬。后来赵匡胤又从世宗征讨南唐，平扬州、战六合、下寿春，克泗州，都有他的一份功劳。最后柴荣北伐辽朝，赵匡胤也是一马当先，立下赫赫战功。所以说在乱世能力很重要，这样才能保证你水里来火里去的赚得战功和人望。有了这两样别人才服你，才会有小弟来投靠你。　　当然，要成非常之事非常之业还得运气好。赵匡胤的运气也不错，他的老板柴荣北征回来不久就病死了。我们都知道，柴荣可说是一代明君，可惜天不假年，才当了不到六年的皇帝就挂了。如果再给他二十年，那么历史上估计就没有后周，而是大周天下了。而赵匡胤呢，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开国名将—他自己后来也这么认为。倘若我们要了解赵匡胤，那也只能去查《周史.赵匡胤传》了。　　柴荣的死肯定使许多人蠢蠢欲动—五代那会子，大家都清楚枪杆子里出政权，谁会把一个七岁的娃儿放在眼里呢。重要的还有柴家人丁凋落，连个辅政亲王都没有—情况基本上就如《笑傲江湖》说林家拿着《辟邪剑谱》是小孩子抱着金砖在大街上走—哪个不动心呢。何况现在柴家这孤儿寡母抱的何止是一块金砖—人家手里可是实打实的一座江山。赵匡胤自然也当仁不让，他相比别人有许多的优势，一是自己掌握了禁军，二是有一帮子人马愿意拥戴他，三是他自己确实非常有能力。我们现在都知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然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一处成功政变了。理由很明显，首先在那半年里，京城的人事变动，尤其是禁军的领导层变动几乎完全是有利于赵匡胤的；其次，政变一发动，那辽朝入侵的事情就不了了之—契丹人真配合啊；第三，回军京城时，那是城门大开，畅通无阻—有这么迎接叛军的吗？第四，那个翰林学士陶谷好像有预见一般就准备好了周帝的禅位诏书，写的真是条理清晰，文采斐然—没几个晚上构思只怕是难得完成的。第五，回到京城后去见宰臣，被范质责骂之后，赵匡胤也只是很惭愧的说：“违负天地，今至于此！”分明就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这么大的事情哪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又哪是手下兵将可以做主的。　　当初，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诸朝藩镇骄悍，推翻皇帝的“悲剧”重演，柴世宗想方设法削弱藩镇的兵力，重金招募精兵强将入守京城拱卫帝室。结果柴世宗死后，江山未失于强藩，却被禁卫军头子捡走，真是天算不如人算，防不胜防。　　但是为什么赵匡胤还要假惺惺的弄出一个自己毫不知情，迫于无奈的样子呢。这主要是：第一，周室无亏于天下，两朝皇帝在五代里面都是英明之主，而赵匡胤建宋之时，德不足以绥万邦，功不足以戡大乱；第二，哪个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是个强盗，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呢，演这么一出也算做历史的遮羞布；第三，一位帝王，啥都有了，总是在乎世人后世的评价的，连朱温那样粗鲁的屠夫都知道矫情的对唐朝皇帝的禅位推来推去，知书明理的赵匡胤怎么也得做出一个样子吧；第四，柴世宗待赵匡胤颇厚，这使得他心里一直有愧；第五，不管赵匡胤怎么得国不正，我们都得承认他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仁厚之主。　　公正的说，后周之亡实在是最令人同情惋惜的，它在国家道德上没有什么亏失，前面的两任君主即使放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当中去都是难得的仁君和明君。国家也治理得好，国力也很强大。只是因为在乱世，主少国疑，就被剥夺了历史的生存权，实在是可叹可悲。　　虽然我们对后周充满同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赵匡胤取而代之对于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五代十国那样的时期，哪个武将又是省油的灯呢。只要有点实力，逮着机会就想称帝的人不在少数吧，毕竟当时大家都认可这条真理：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如果不是赵匡胤，也必然有别的将领站出来抢这块蛋糕。即使没人反叛，但是皇帝小，不是出现权臣乱政，就是后戚与或者宦官干政。再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主少国疑，那些将领们心里谁没个小九九啊。与其国家再次分崩离析，烽火四起，还不如有一个人站出来当家作主，这样于国于民都是幸事。以当时的情况看来，赵匡胤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因为他既有这个愿望，又有这个能力，而且采取的是最为温和的方式。　　象赵匡胤这样夺得政权的情况，接下来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我们都知道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将飞扬跋扈，是中央权威不立，纲常不振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赵匡胤的天下又恰恰来路不正，自然更难以服众。所以在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有些人说赵匡胤急切了一点，可是兵权关系王朝存废，晚解决当然不如早解决。而且兵权本应属于国家和君主，在非常时期做一个正确的变革何罪之有？何况即使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并不是不用他们了。同时还免去了君臣之间的猜忌，对彼此都有好处。“杯酒释兵权”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政治技巧，也最有人情味的问题解决方式。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宋太祖坦诚以待，同时还有许多倚仗这些将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禁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赵匡胤手里，将领们即使不愿意，也无可奈何。这些因素也促成了“杯酒释兵权”的成功，并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平定了几个威胁不大的叛乱，同时解决了兵权归属的心腹之患，宋太祖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继续推进柴世宗统一天下的未竟伟业。对于国家统一这块大馅饼，如果说柴荣是那个开荒播种的人，赵匡胤则是耕耘收割的人，而赵光义就是那个吃馅饼的人。　　当时的情况是北有强敌，而原来汉民族的主要统治区域也是四分五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是先和强悍的契丹铁骑干一仗，灭了北汉，夺回幽云十六州呢，还是把南方这些小割据政权先收拾妥帖了，再进行北伐？其实，答案在柴世宗那里就有了—那就是先南后北，从易到难。　　柴荣其实也是把南方那些小政权打得趴下了，才进行北征的。那时候，北汉已经被他吓破了胆，同时北朝当政的又是有名的“睡王”辽穆宗，所以一开战的效果很好。但个人认为，即使柴荣在世，那一次北伐最后的结果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毕竟，幽燕各州的战略地位对于辽国也同样重要，所以想辽国完全放弃这些州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后来赵匡胤第一次攻打北汉，同样是辽穆宗在位，辽国也是派了援军的。在开战之初后周能取得好的战绩主要是因为辽国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认识也不足。如果正式打起来，后周速胜的机会不大，主要是因为在人家家门口作战，而且那里的地势也是易守难攻。其次是辽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比后周的差。一旦战事僵持下来就会对后周不利，因为师老兵疲，补给会是一个问题，同时北汉回过神来，也有从侧面进行攻击的可能。　　当然只是有这样考虑罢了，我们还是承认柴荣是一个很霸气，很有个人魅力的皇帝，上天已经在战场上眷顾他许多次了，这一次说不定也有令人惊喜的结果出现—可惜这些都只是设想而已。　　而对于赵匡胤就不同了，他得国不正，如果和契丹人打起来，大败而归的话，就极可能把江山给丢了。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后唐后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后来即使国家统一了，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在澶渊之盟前还不是大多数大臣都主张迁都？把南方先平定了，就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人力基础，也免去了后患，再去征讨的就会更有把握一些。虽然宋朝军队的表现一直为后世所诟病，但在宋太祖手里还是很有战斗力的，而且那些约束将领和军队发展的条条框框也是以后在赵光义手里才逐步走向极端的。当然，赵匡胤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决定了他会选择先南后北的策略。　　终宋太祖一朝，除了北汉，还有那个事实上已经被吞并了吴越，闽之外，大半个中国算是统一了。可以想象，以他的军事才干和政治能力，如果老天再给他十年的话，那么收回在辽国手里的幽云地区也在情理之中了。连续两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都在盛年离世，终使得恢复汉家军威的前景化为泡影，而且这一拖就是四百年。　　当然在征战统一的同时，别的事业也没落下，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根据赵普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宋太祖分别从政权、财权、军队这三个方面来削弱藩镇，以达到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目的。　　在“稍夺其权”方面，宋太祖陆续派遣文官到地方州郡担任长官，以取代跋扈难制的军人；并在知州之外设立通判，两者共掌政权，互相牵制，分散和削弱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在“制其钱谷”方面，赵匡胤设置转运使来管理地方财政，并规定，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下其正常的经费开支外，其馀的一律送交京师，不得擅留。这样，既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又使地方无法拥有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在“收其精兵”方面，赵匡胤将厢军、乡兵等地军中的精锐将士，统统抽调到中央禁军，使禁军人数扩充到几十万，而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员，只能充当杂役，缺乏作战能力，根本无法和中央禁军抗衡，这就摧毁了地方反抗中央的军事基础。　　同时，禁军还实行更戍法，经常戍边换防。这样既可以使士兵“习劳苦，均劳役”，又不致于使禁军久驻一地，与地方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于禁军的各级将领也经常调换，目的是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士兵与将帅之间不可能产生过于密切的关系，不致于形成五代时那种牙兵悍将。　　太祖通过对藩镇权力的剥夺，对武臣的压抑，改变了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朝廷寡弱、武人跋扈、文臣无权的状况，提高了中央的威权。在中央内部，太祖又着手分割宰臣的权力，为宰相设置了副相参知政事，来分散和牵掣宰相权力。宰相和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而军政归于枢密院，其长官叫枢密使，枢密院与执政合称“二府”。财政大权另归于三司，其长官叫三司使，号称“计相”，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属于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防止了大臣专权。我们都知道，在宋以前皇帝和宰相讨论事情时，宰相是可以坐在皇帝面前的，就是“坐而论道”。但到了宋太祖手里，这个制度就被他给废了，这也是他加强君权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措施使宋代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为结束唐朝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这些措施也使得官员增多，开支增大，权力互相钳制、地方实力削弱，埋下日后积弱的种子。　　宋太祖提高文官地位和待遇，同时因政治改革增加了大量的官员，虽然消去了武将的威胁，但大大增加了财政开支，为宋朝冗员之患之肇始。这直接造成了三个不好的结果，一是增加财政开支，二是降低了办事效率，三是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在北宋中后期，针对这种情况先后有“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改革”，可最后都因为阻力过大而不了了之。　　和大多的开国君王一样，宋太祖对民生一直很关注。当天下初定的时候，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建隆二年，宋太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三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在五代之乱后，连年的战乱使田地荒芜严重，土地是立国之本。因此宋太祖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赵匡胤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加固了堤坝还绿化了环境，两全其美。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相应提升了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起宋朝，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它的文治和经济都很不错。以现在的观点看，宋朝统治者的经济学素养确实是不错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宋朝是对土地“不抑兼并 ”，二是不歧视不压制商业发展。这两点不是孤立的，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经济政策。汉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历朝历代都以农业为国本。在绝大多数统治者眼里，农村秩序要稳定，农民生活要有保障，就必须保证农民手里有土地，那水到渠成的就会打击土地的兼并行为。而商业活动在那时又被认为不能生产出实质的东西，是社会生活的寄生虫，剥削者，所以理所当然受到歧视。同时农民被约束在土地上，就不会闹事，而且这种小农经济一是压制了商业的发展，二是对商业发展的需要也不多，所以统治者可以把商人踩在最底层。　　但我们都知道，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可是土地的集约化就必然导致土地被兼并，那么没了土地的农民怎么办—解决不好就会成为流民，然后成为流寇。所以要解决这些农民的的生计问题就要把他们安置到城市里面去从事商业。商业发达了就意味着流通搞活了，流通搞活了就可以发挥生产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商业更加发达。这样就使得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当然，那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把经济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宋朝的政策的确是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　　但问题是那时候的商业发展程度远远不够，也就是远远不能完全吸收那些失地的农民，如果碰到闹灾荒的年份，那流离失所和破产的农民就更多。怎么办呢，这就到了我们熟悉的宋朝兵制问题。我们知道，与历朝的征兵制不同，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除了平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年灾岁，更是大量募兵，以便把破产脱离土地的农民招募到军队中来。宋太祖对这种做法有个很特别的解释。他对赵普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荒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使“天下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我们看到，与其说这是募兵制，还不如说是用经济手段解决农民问题。它不是为了国防服务，只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所以宋朝的军队实际上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建设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钱穆先生有过一段论宋朝募兵制的话，个人深以为然，现在抄录下来：“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其实募兵制是个好东西—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这个制度，但宋朝这个募兵制并不是为了使得军队朝职业化方面发展，只是为了“养兵”而已。而且宋朝也没有设计一个合理的退役制度，这只能使得靡费国家钱粮，可结果却是兵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低。当然导致宋朝军队没有战斗力的原因还有统治者着意贬低军人的社会地位，使宦官监军等。蔡襄在英宗治平初年（l064年)曾说：“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可见，“养兵”已是北宋最大的社会负担。虽然宋朝的经济还算是搞得比较好的，可是因为治军理念不对，使得物力用错了地方，经济实力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力。　　以上这些都是就整个宋代来说的，有些只是宋太祖开了一个头，可后来的皇帝们都奉之为圭臬，把事情走向了极端。如宋太祖也是一个反腐倡廉的积极分子，也非常支持高薪养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宋太祖这个账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条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并非开国时造成的，而是宋真宗以后的事。又如宋太祖“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只是后来的统治者因为“武功”都不强，加上“祖宗家法”的惯性，使得“右文抑武”成了国策。就如同儒学的发展一般，孔子编了几本书，里面还是主张“因材施教”的，哪知到后来就被人弄出八股文这样禁锢思想的异类呢。　　宋太祖还有一个为世人称道的就是仁厚宽和，善待士大夫。总的来说无论是对臣下，还是前朝皇族，或者归降的王公大臣，宋太祖都是很宽厚的。当然我们也承认，他有很大杀孟昶的嫌疑。可能出发点就是孟昶还是比较有才干的，年轻时也是锐意进取的，在蜀地还有比较大的声望。当然，他还有一个男人们都比较垂涎的老婆。我们说宋太祖人比较好，但并没有说他是菩萨，是唐僧。至于柴家的几个儿子，个人认为应该不是他起意害的。第一是如果要杀的话，在政变的时候就杀了，因为那时柴家的影响最大。反倒他赵匡胤坐稳了江山，那几个小孩子已经没有了什么影响力，却去杀了，这不是聪明人赵匡胤的做派。其次，如果真有“勒石三戒”这回事，那么他也大可不必这么欲盖弥彰了。第三，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底下的官员妄揣圣意，邀功请赏，就应该是那些一同起事的将领官员们不自安所为。不管怎么说，赵匡胤都算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君王，对这一点有异议的人应该比较少。　　如果你是一个文人，那么你可能最希望生活在宋朝—确实，在历朝历代中，宋朝是最优待知识分子的。“勒石三戒”第二条，就是不准杀士大夫，是一条祖宗家法。虽然宋太祖刻意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但这只是对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社会斯文扫地的一个拨乱反正，也是一个稳定成熟的社会必要的理性回归。终宋太祖一朝，社会秩序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而稳定的状态。因为积弊太深的缘故，难免有些矫枉过正，这也是很正常的。一是上百年中央缺乏权威的现象要在短时间里扭转过来，自然需要稍显过猛的政策手段。二是宋太祖得国不正，这多少也使得选择策略的时候会过头一些。但在太祖当政期间，有宋一代那些诸如冗官冗兵，军队战斗力不强，猜忌歧视武将的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而且有些措施即使过了头，那么接下来的皇帝们也应该进行调整。可是继位的赵光义和他的子孙们非但没有调整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而且还在执行过程中变本加厉，走得更远，这就大大违背宋太祖当时的初衷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来谈一下宋太祖和他弟弟赵光义的关系了。　　宋太祖通过兵变夺得天下时，自己三十三岁，他的大儿子赵德昭九岁，赵光义二十一岁。在那样一段刀光剑影，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无论是基于对政权的控制，还是考虑到万一自己有所不测帝国继承的问题，宋太祖对这个赵家除了自己外唯一能做事的弟弟自然是深为倚重。我们知道，宋太祖是一个非常仁孝的人，加上赵光义也确实为赵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宋太祖一直都对这个弟弟非常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必须承认赵光义就是国家实际上的接班人。　　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尤其是在五代那个皇帝换得比较勤快的年代，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共识。而且宋太祖就是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的江山，对于这一点应该认识更为深刻。况且在那个时候。谁又能保证这个日后的大宋不是一个“后宋”呢。所以当时王朝的生存最重要，而能为之提供有力保证之一就是有一个强有力，能够左右大局的储君。这一点，从赵光义在太祖朝所起的作用以及担任的职务就可以看出来。　　但问题是，天下这份家业毕竟不是几亩田的小事，即使再大度宽厚的人，都还是希望把这个天下人巴巴望着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这不单是一个主观愿望的事情，对于客观条件来说，把大位传给儿子的条件也慢慢成熟了。首先是赵宋王朝经过宋太祖十多年的经营已经初步稳定下来，并且发展势头强劲，可说已是天下归心；其次，这个时候宋太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也不存在主少国疑的困扰；第三，兄终弟及毕竟是非常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安排，而在正常情况下子承父业才是正途。　　而且我们也可以再分析一下，赵光义的地位事实上并不是铁板钉钉的帝国继承人。第一，虽然赵光义这时担任开封府尹，这是承五代之制，前期是作为储君。但后期就在发生变化，这一是由于赵德昭和赵德芳兄弟的逐步长大，另外还在于开封府尹本身就只是一个准储君，是五代那样乱世的一个权宜安排；第二，开封府尹不能和皇储划为等号，还可以从后来赵廷美担任开封府尹，却因罪被囚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如果开封府尹是皇储，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可对于这个事情朝野反应平平，可见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第三，据《宋史．田重进传》记载，光义想结好作为宋太祖侍卫步军头领之一的田重进，派人送去酒菜。可是田并不接受，来人告诉他这是晋王送的。但田重进却说，我只知道天子而不知道晋王。如果赵光义的储君地位已经明确的话，田重进就算不接受也不会说出这样的硬话来。第四，我们都知道，后来真宗被册立为太子时，万民欢悦，因为这是天下太平的标志，从这里也可见开封府尹并不就等同于皇储。　　在宋太祖当政后期，赵光义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了。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在开宝六年，赵光义“加委同平章事”（班列宰相之上），但在他得到晋升的同时，他原来的相权也得到分化，赵廷美兼任侍中，赵德昭兼任同平章事，两人都成了决策层的主要成员；二是开宝九年三月，宋太祖率群臣巡幸西京洛阳，随后便有迁都之意。虽然在赵光义及众大臣的强烈反对下，此事暂时作罢。但我们可以认为迁都一方面自然是为国家的百年大计着想，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宋太祖借迁都来改变赵光义在开封一人独大的局面。　　当然，赵光义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否则他就不会去结交田重进和内侍王继恩。一个准皇储去结交皇帝的侍卫首领（以前的亲信将领）和内侍，那只能说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且一个地位受到威胁的准皇储结交最靠近皇帝的人，难道只是为了固宠？他难道不知道威胁自己地位是皇帝的儿子？兄弟之情怎可敌父子之情，而在江山社稷的继承人选择上，几个亲信又岂能使君王舍弃儿子而选择弟弟？所以，赵光义动作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了。　　这就到了该说说我们熟悉的“斧声烛影”的时候了。　　从上面可以知道，如果说是赵光义害死了自己的兄长，那么他是有这个动机，也是在做了相关准备工作的。个人认为，宋太祖无疑是被自己的这个弟弟害死的了，主要理由有这么几点：　　首先，在正史中没有记载赵光义即位的相关遗诏。虽然在《宋会要辑稿》及《宋史•程德玄传》等书中有这么一份诏书，但那是不可信的--否则他就不必在六年后又捣弄出一份所谓的《金匮之盟》的东西了。同时太祖猝死，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说明无遗诏这回事。　　其次，关于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如果真有这么一份重要文件说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那么在登基之后就应该马上公布，以塞天下悠悠之口。可是这金匮之盟折腾到六年后才弄出来，更可笑的是作为当事人的赵光义自己不知道，倒是一个外人赵普很清楚。而且这份文件在《太祖实录》的原始版里没有，到修订之后才出现，可见真是弥天大谎。就这份的内容来说，一点也经不起推敲。杜太后去世的时候是建隆二年（961年），这时宋太祖不到三十五岁，而赵德昭已经有十岁了。难道杜太后认为自己这个“万岁” 儿子连四十五岁都活不到—到那时赵德昭已经二十岁了，即使登基也不会出现主少国疑的情况了。而赵廷美就比德昭大四岁—稍有正常智力的人都知道这个方案是怎样的糊涂而不具备操作性。而且宋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期，继承之昭穆制度早就深入人心，杜太后的这种安排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第三，宋太祖驾崩的那天晚上，赵光义做了些什么呢。他从皇宫回来后，就整整看了一个晚上的书。我们应该都不会相信这位即将登上大宝的太宗皇帝会那么爱学习吧，他一定是在等什么人，或者等什么事情发生。　　第四，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去世了，宋皇后急忙要王继恩去喊德芳。可王继恩自作主张去了晋王府，因为他知道“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看来这王继恩不但是个忠臣，而且还是一个干臣。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王公公以后的事迹，二十一年以后赵光义（已经是宋太宗了）去世，这时明明已经有了太子，他却和李皇后谋立长子赵元佐。难道他这次又知道“太宗传元佐之志素定”？　　第五，我们来看一下宋皇后这个人。宋皇后出身五代著名世家，显贵无比。为人“柔顺好礼”，是宋太祖亲自选定的。史称她每当太祖退朝，“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馔”，足见她与宋太祖是相敬如宾的夫妻。即使后来赵光义不喜欢她，也没有能够从她身上挑出什么毛病来，可见她的为人应该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应该是相信王继恩，还是相信这位贤良温婉的皇后呢。　　第六，关于宋皇后命王继恩召德芳，我们还可以往后退八百多年—即道光帝的即位。当时清朝继承人实行的是极为严密成熟的秘密建储制度，可是在没有找到遗诏的情况下，嘉庆皇后钮祜禄氏下一道懿旨让旻宁即位（道光不是他的亲儿子，而她自己也生了俩儿子，这也是道光帝一生都很感激这位母后的原因）。可见即使在秘密的情况下，对于皇帝有意于谁，作为一起生活的皇后来说都是清楚的。与皇帝感情融洽的皇后不知道，而一个内侍却知道皇帝要谁接班，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第七，王继恩跑到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左押衙程德玄正坐在开封府门外—这么大冷天这么早他等在这里干什么。说是晋王派人晚上喊了他三次，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进去嘛。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这位程德玄医术相当的好。我们再想想，后来的李煜、钱俶、刘鋹等降王之死，如出一辙，都是中毒而死。好像历史上怀疑最多的还是赵光义毒死了宋太祖—精通医务的人才很重要啊。　　第八，王继恩和程德玄进去之后，赵光义踌躇了许久。他可能是考虑到宋皇后要王继恩去喊赵德芳，手里或许捏着宋太祖的密诏什么的。可是王继恩却迫不及待的说：“事久，将为他人有”。既然太祖“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而赵光义又是权倾朝野，又有何惧？可见传国与赵光义不是出自宋太祖的本愿。　　第九，赵光义进去之后，宋皇后非但愕然失色，甚至於恐懼到以母子身家性命相求，这难道不说明一些问题吗—一个先帝的遗孀竟要求自己的小叔子保全性命！　　第十，赵光义即位之后，那时已是开宝九年十月，按惯例一般都是第二年才改元。可是这个赵光义马上就把这只剩下两个月的天宝九年改成了太平兴国元年，如果不是做贼心虚，何至如此。　　第十一，虽然有了那个正名的金匮之盟，但文件上顺下来的帝国继承人：赵廷美、赵德昭和赵德芳，都相继不得善终。“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赵廷美为什么从两个侄儿的不正常死亡上感到“不自安”呢。　　第十二，造了一个金匮之盟后，又弄出了宋太祖对左右生前曾经说过：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这话一看就很幼稚—只要看看他赵光义自己的表现就是了：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自己对儿子都这般猜忌，宋太祖倒是仁厚，在没有明确继承人的情况下，就这般大嘴说弟弟以后当皇帝如何威风了，这话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吧。　　第十三，宋皇后病死后，谥为孝章皇后，但是这个皇后的灵柩就被停放到燕国长公主那里，大臣也不按照对待皇后的规矩来成服治丧。这就是赵光义所说的：“共保富贵，无忧也”？ 大臣王禹偁就在背后说：“后尝母信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结果，王“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史．王禹偁传》）。　　以上应该足以说明宋太祖的的确确就是被赵光义所毒杀的吧。之所以下这么大工夫分析“斧声烛影”的真相，就是想推出一个结论：宋朝的悲哀不在于宋太祖右文抑武的政策，而在于它开国的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这导致一些矫枉过正或不合时宜的国策非但没有得到调整，而且还走向了极端。　　而且赵光义因为谋取皇位而使出的两招到最后都反过来使他很伤脑筋，一是金匮之盟出来后，他就只能残酷的把屠刀砍向了自己的弟弟和侄儿。二就是迁都的事情—因为自己反对迁都，导致北宋终因此而亡国。　　因为迁都对于宋朝实在关系重大，所以重点讨论一下。　　当年宋太祖巡幸洛阳的时候，就准备迁都。可是朝臣们都反对。也难怪，就像买房子一样，都得考虑子女上学，以及自己上下班是不是方便等问题。现在要迁都—你皇帝倒是方便，自己搬过去住就是了。可大臣们不同啊，他们在开封都有偌大的家业，这可是不容易搬的。当然大臣们不会这么说，他们自然会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谏道：“汴京（开封）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每年从江淮运来百万斛米供给京师数十万军队。而且东京根基已固，不能动摇。”　　我们都知道汴京之所以会成为首都，主要是它的交通发达，漕运方便，而且周围物产丰饶。但在冷兵器时代—尤其是在外有北方异族威胁的朝代，作为首都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是因为开封地处平原，用一句古代术语就是“四战之地”，很不安全。这也是宋朝强干弱枝，冗兵现象严重的一个基本原因。所以宋太祖坚持说：“迁都洛阳，乃权宜之计；长久之计当定都长安，我将都城西迁。为据山河之险，裁汰冗兵，依周、汉故事，统治天下。”显然，宋太祖迁都决心已下，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从这里看出宋太祖时很有眼光和见识的。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关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关（即虎牢关），周围地势平坦，水土丰美，交通极为便利。与开封相比，洛阳“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乃历朝古都，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长安更适合作为首都，那么宋太祖为什么还要在中间搞一个临时迁都呢。这里面可能主要是因为：首先，宋朝立国以后一直在进行战争，而且当时还有北汉没有统一进来，国力有限。因为唐末以来的战乱，长安已经是破败不堪，而洛阳的情况则好很多，所以把都城先迁过去，看情况再走下一步。其次，宋太祖肯定也知道这迁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想想当年魏孝文帝迁都就知道了。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封很近的洛阳，这样搬家比较容易，大伙儿的积极性可能会高一些。第三，他当时已经着手准备攻打北汉，这就意味着要与辽国开战。他第二次攻打北汉时，迫于辽国“围魏救赵”的支援策略而退兵，这使得他意识到迁都的紧迫性。第四，当时赵光义已经任开封府尹多年，在开封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而宋太祖的大儿子赵德昭也已二十五岁了，这个时候还不把接班人的事情逐步解决好，怕以后会出乱子。　　我们知道反对迁都最为激烈的莫过于赵光义了，这可以理解，迁都对于他来说最为不利。不管宋太祖有没有通过迁都来解决赵光义在汴京尾大不掉的考虑，赵光义是肯定会这么想的。这也是促使他回来后加紧行动的一个原因—虽然宋太祖暂时放弃了迁都，可随时都会再提出来的。他在反对迁都时说了一句关键的话：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使得宋太祖值得暂时放弃了迁都的念头。　　但我们都知道宋太祖绝不是那种迂腐的人，所以不会真的被一句“在德不在险”束缚了。他之所以让步是因为：第一，他从赵光义和大臣们的反应看到，迁都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思想工作，还需要造势；其次，宋太祖本人是一个很有道德感，也是非常希望把治国提高到道德高度的君王。赵光义的话把他逼到了墙角，这使得他一时难以找到反驳的理由；第三，宋太祖一直还是很相信赵光义这个弟弟的，对他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可能想通过更为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避免因为决策过快导致赵光义及大臣们的强烈反弹；第四，宋太祖肯定认为自己身体棒棒，而且他那时也确实是春秋正盛，肯定以为自己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问题，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时间来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从宋太祖迁都的初衷看，他对开封的地理位置导致冗兵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从中可以看出他的雄心壮志。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再给他十年时间，宋太祖一定会把迁都、平北汉及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些事情办好。那么宋朝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了，它肯定是一个文化经济高度发达，武功也极盛的朝代。因为右文抑武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将领们面前不自信所致。所以迁都洛阳或长安，据山河之险，也就没那么必要总是担心武将们作乱了。那些不合理的兵制、抑武及牵制措施也会得到相应调整。　　宋太祖给人感觉就如同一个邻家大伯，说话很直爽，很多时候都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其实，作为一个开国君王，他肯定有非常严厉的一面。宋太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犯吾法者，唯有剑耳”，可见他对不法行为也是毫不手软的。 他待臣民确实很仁厚，不嗜杀，不滥杀，但是也杀过一些贪渎的官员。而且对于自己的治国计划，他都一直都在有条不紊的加以推进。所以对于迁都，裁汰冗兵，收复幽云地区这样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宋太祖一定会坚持不懈的进行下去。　　有人认为宋太祖应该以霹雳手段解决赵光义的问题，可是这显然违背他的做人原则。对别的臣下他尚可以做到推心置腹，宽容以待，何况是对和自己一起夺江山、打江山的弟弟。即使逐步以柔和的方式削夺赵光义的权柄，他都可能感到很愧疚。毕竟赵光义作为多年的准皇储，为大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如果宋太祖断然处置赵光义，那些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会怎么想，何况赵光义担任国家的二把手那么多年，势力遍布朝野，也很容易激起事变。所以他只能采取渐进的温和的方式。　　可惜他等得，赵光义却等不得了。　　当然，就宋太祖去世时情势而言，最理想的还是赵光义接班。主要是因为其时赵光义势力最大，即便德昭兄弟当了皇帝，肯定会发生一次类似明朝“靖难”的宫闱之变。国家会因此出现大的动荡，弄不好辽国和北汉加以干涉，宋朝又有分裂的可能，老百姓又会遭受战火兵燹之苦。其次，就当时的执政经验和能力而言，赵光义肯定是要强过赵德昭兄弟的。　　可因为赵光义得国不正—使得大宋朝开国的两位君王都得国不正，就导致一些矫枉过正的措施没有得到调整，反而走得更加过头。这和明成祖朱棣取得天下的情况有类似的地方，本来明太祖以严刑峻法治国，建文帝上台后就加以调整，实行仁和宽简之政。可是朱棣夺得江山后，马上把朱元璋的杀戮作风发扬得更为光大—这显然和他得国不正有关。还有一点就是，一般人都知道汴京作为都城肯定不如洛阳和长安，可因为赵光义自己一句“在德不在险”，把自己和子孙后代迁都的可能都封死了。他自己或许还认为能够把幽云十六州收回来，而且肯定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所以当时没有把迁都当回事。一旦北伐失败，自己坐到那个位置上，估计就理解自己的老哥了。可这时他肯定不会提出来迁都，而且谁要迁都他也必然要猛烈反对。他的子孙们那就更加不可能了，一是没有出现过几个雄才大略之辈，再说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总祖宗脸上扇耳光啊。　　所以，个人认为，赵光义终因一己之私葬送了大宋王朝。　　首都不牢靠，加上经济搞得比较好，使得宋朝统治者一直乐意于用经济方式来解决军事问题，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热衷于“招安”。典型的“银两换和平”，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吧。　　宋太祖一直以唐太宗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唐宗宋祖，历史也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下面把这两位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做一下简单的对比：　　第一，宋太祖二十一岁出来闯天下，用了十一年左右的时间从士卒奋斗到高级将领。唐太宗十八岁从父起兵，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唐王朝征战天下的核心人物。　　第二，宋太祖在登基之前一直都是作为将领作战，因为他的领导柴世宗是一个喜欢亲征的君王，使得他很少有机会作为主帅单独领兵出战。夺得天下后，宋太祖也很少亲征。而唐太宗从一开始就是方面军的主帅，是他打下了唐王朝七成的江山，对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可说是功莫大焉。当上皇帝后，唐太宗单枪匹马在渭河边会过突厥的十万兵马，晚年还亲征高句丽。　　第三，宋太祖以禁军首领的身份通过温和的政变夺得别人的江山，并善待前朝皇族。唐太宗以亲王身份通过血腥政变夺得政权，杀兄屠弟，将兄长和弟弟的家人屠戮殆尽，并霸占弟媳，逼迫父皇退位。　　第四，宋太祖登基时外有强敌，国家四分五裂，且作为国家重要屏障的幽云十六州陷于敌手。对手辽国不但占据了有力地形，还早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封建制国家，整个社会基本稳定成型。唐太宗称帝时，国家统一，但外部也有强大的异族敌人。但唐太宗运气比较好，登基两三年后，突厥发生内讧，又遇到天灾，得以较为容易的被平定。其时突厥基本上还不能算一个国家，只能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结构比较松散，战斗表现也几乎是历朝以来北方民族里最差的。　　第五，宋太祖是历朝武艺最好的皇帝，自创了我国六大拳术之一的“太祖长拳”，还发明了双节棍，是中华武术史上大宗师级别的人物。唐太宗箭术在当时应该排名第二—按照历史记载，第一应该是他老爸李渊，武艺也很好，但应该远没达到宋太祖那种水平。　　第六，宋太祖出生于中原的中低级军官家庭，深受农耕文化影响，为人为君相对沉稳内敛，仁厚务实。唐太宗来自当时顶级的王公贵族家庭，有胡人血统，为人当政大气张扬，豪迈进取。　　第七，宋太祖去世时，基本上统一汉民族本部，扭转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擅权擅立的局面，初步奠定文治基础。唐太宗去世时，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文治武功，臻于极盛。　　第八，宋太祖手下的文臣武将主要是赵光义、赵普、曹彬、潘美、石守信及王全斌等几个，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唐太宗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放到哪个朝代都可以一统天下。　　第九，宋太祖的接班人是自己的弟弟，自己被毒杀，身后老婆儿子被人欺凌。唐太宗自己得以善终，接班人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儿子，最终导致江山沦为他姓。　　第十，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唐太宗在位二十六年。　　通过比较，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功业方面，宋太祖要稍逊唐太宗一筹。这主要是他的基础没那么好，同时他的执政时间短的缘故。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再给宋太祖十年的时间，他应该是可以取得唐太宗那样政绩的。　　想来还是觉得无论人品能力，赵光义真是去乃兄远矣。　　宋太祖行武出身，却能善待士大夫，倾心文治，“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实在是难能可贵。对待臣下能够推心置腹，坦诚以对。对百姓也是一片仁爱之心：“江南捷报至，群臣皆贺，上独泣谓左右曰：宇县分割，百姓受其祸，思布声教以抚养之。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刃者，此实可哀也!”有这份为人君之胸怀者，古今罕见。　　宋太祖当政期间，基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近两百年来国家分裂动荡的局面，让老百姓不再受战火兵燹之苦，得以休养生息。国家也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础，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有机会得到激发和释放，使华夏文明和经济发展达到了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些都有力的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内涵和品质。所以，宋太祖是完全当得起“内圣外王”这一评价的伟大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