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高速时代减速

我们在低头驾车跑高速多年后，可以稍微抬抬头，看看路边的风景，顺便看看自己的前进方向，车速慢一些，刹车和调整方向都容易些
不久前，和朋友一起开车去了趟山东。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的省际高速路上长途开车，与在美国时感受颇不相同，差异最大之处在于路上的车流：美国高速路上，大多是悠哉悠哉跑着的个人休旅车，中国高速路则是大卡车的世界，各种各样的货物，满载得有点夸张，远看每部车都像大蘑菇，吭哧吭哧沉重地前行。
感慨油然而生：中国货车所代表的经济发展速度固然远非美国可比，而美国休旅车所代表的休闲和消费却也非中国可比。
到了山东大学，遇到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德鲁·罗斯教授。午餐闲聊当中，罗斯教授比较了各国政府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他认为，从效果来看，没有一个主要国家对危机的应对比中国做得好，中国在危机中体现出来的反应速度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
联想到年初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两次提起要向中国学习高速铁路的建设，以扩大政府的投资，改善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不禁有些发怔——不知不觉中，学习与被学习的关系似乎倒了个个，我们的“高速”发展模式居然成为美国老大哥的学习榜样了！
正暗自自省切勿夜郎自大之时，惊闻夜郎的消息——一个湖南的小县城要投资50亿，重建司马迁笔下的夜郎古国。据说，这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这样的大项目，即使不是由政府投资，对土地、人员、行政资源的占用也非同小可，在别的国家，大概不会轻易就能上马的。
二十多年前，速度和效率是令国人振奋的口号，但到了如今，速度和效率未必总是好的。以奥巴马艳羡的高铁为例，高投入成本、高维护成本使得高铁票价没法不高，低收入阶层并不能从中受益。
效率和公平历来是天平的两端。在提高效率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公平的缺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被高速”了？举两个例子。在沪宁高速开通之际，为保证客流，动车被取消了一半，普通列车被取消得更多了，而票价贵了一倍，低收入阶层对低速列车的需求很大程度被打压了。第二个例子，从北京到福建有一趟Z59的普通列车，16小时能到，票价400块；动车组上马，快了2小时，票价涨到1000多块。结果动车运行了两个月，就被取消了。
在前一个例子中，对低收入阶层的公平不见了，在后一个例子中，效率被证明是伪效率，为提高效率而投入的资源被浪费了。
如果说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加大了不公平，起码在不公平当中还有得益的人，例如在第一个例子当中的喜欢速度的人。第二个例子中反映出来的伪效率是更应该警惕的——这是资源的完全浪费，而非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公平分配有时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浪费是人人痛恨的。
同时，如果要提高效率，必然要求加快决策的速度。而决策的“高速”下，拍脑袋总是免不了的。一项合理的政策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及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讨论，才能将其中的方方面面、是是非非搞清楚。在政策实行的过程中才能从容应对有可能出现的不同状况。否则，我们只能祈祷拍脑袋的那个决策人是英明的、从不犯错的。
幸运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主流思想是“学而优则仕”，有资格拍脑袋做决策的人大多是社会精英，他们的选择常常可能会比普通人的看法稍微正确一些。但是，人都会犯错，越在位高权重时，越有可能失去客观的判断。
这种由“人”所决定的发展模式，肯定波动性很大。发展太快，容易带来通胀；而发展太慢，容易带来萧条。所以正向波动与逆向波动都不好，波动性就是风险的代名词。如果能引入一套靠制度决策和发展的模式，会比靠人的决策机制来得更稳定些。
这套制度所包含的几个因素是：对重要决策的制定可以慢一些，集中的权力可以分散一些，对权力的监督可以更严格一些，对带有批判性的看法可以包容一些。所谓和谐，更应该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大家统一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有权威，只有匹夫；既有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更有保持批判态度的独立学者。
高速增长了几十年，中国完全有资本、有理由放慢一点脚步，多考虑一下公平问题，多考虑一下制度建设问题，多考虑一下长期发展的稳定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会议中，“民富”被认为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基调，这是在公平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但是，“民生”更应该是我们长远的目标。“民生”不仅包括富有，更包括各个方面生存权、发展权。同时，我们知道，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我们确实可以先从小问题入手，先实现“民富”吧。
套用一句老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在低头驾车跑高速多年后，可以稍微抬抬头，看看路边的风景，顺便看看自己的前进方向，车速慢一些，刹车和调整方向都容易些。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外汇储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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