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3

裳”。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献给了无名、未名的青年人。今天全国闻名的中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受过他的亲切教诲，切实帮助。一批文学编辑，是在他的扶助下成长的。他无异于“文学车间”的“工作母机”。这种精神感人、可贵。
萧殷在当年(3)
九
十一年后的1973年，那时我在《体育报》社工作，去广州出差，我仍惦着看望萧殷同志。阔别了这么多年，他到底怎样了？见了面，见他头发已花白，显得又瘦又老，简直大变了样，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之情。他正在阳台上晾晒王羲之的草字帖。他一脸苦相，向我诉说，这是仅存的王羲之的草字帖，是他最后的一件文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中像公共过道，任何人可以进来随便拿走他的书籍、字画，经过反复抄捡、洗劫，他几十年辛苦积存的心爱的藏书、字画、音乐唱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些未完成的手稿也丢失了。现在最苦恼的是，要写点什么，没有参考材料，没法找参考材料。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参考书、参考材料，那还怎么干下去？
十
粉碎“四人帮”后———
1980年，是萧殷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关怀、重视编辑，正确、客观地评价编辑在发展文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萧殷编辑的《作品》月刊，发行份数猛增、陡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发表了深刻揭露、控诉“四人帮”的作品，受到全国读者欢迎。
他还不时发表短文，对当前文艺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表达他那成熟、精湛的见解。
但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这既是几十年工作劳瘁所致，也是“文革”期间对他的无情折磨所致。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远没有做完他想做的事情，这实在遗憾。
萧殷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赞扬别人时，曾引述过一段话。用这番话来评价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是准确、恰当的：
不知休息，不逃避任何困难的工作，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于党所托付他的事业———鞠躬尽瘁。
吴伯箫投稿
1976年10月金秋粉碎“四人帮”后，那时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来得及拨乱反正，“文艺黑线”论还没有批倒，文艺界还没有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坚冰毕竟已经打破，春的气息在浸润大地，人们的心已开始转暖，多年被迫搁笔的作家们又提起笔来跃跃欲试。尽管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组织，报刊的编辑还来不及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万物复苏的趋势，任谁也阻拦不了。
我那阵子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记得初冬的一天，天已经有点儿凉了，外边下着雨。上午9点多钟，忽然一位身穿大衣、手拿雨伞、足登雨鞋的老者兴冲冲地走进编辑部来，微笑着说：“你们辛苦，我来投稿的！”我一看这不是老作家吴伯箫吗？伯箫同志早在抗日时期就以写作散文、报告文学而闻名于世。60年代他是刊物经常联系的散文作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以其朴实无华而意蕴丰厚的个人风格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刊物虽说终于恢复了，但知名的老作家不经允许谁敢随便去联系？而一般有头脑有经验的老作家，宁肯暂时保持沉默，也不愿轻易去向刊物投稿，发表作品，而自找麻烦。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伯箫同志真是久违了！伯箫为人就像他的文章、衣着那样朴素，而今他冒雨亲自登门送稿，在场的编辑部同仁无不深受感动。当即请老作家坐下，他于是从怀里取出他的新作散文稿，标题是“努力奋斗”。他笑着给大家解释，才知道这是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亲笔赠给他的题词。我们愉快地收下这篇稿件，想像着这样深情地忆往的散文，会和他以前发表的散文佳作《记一辆纺车》等衔接起来，一定会再受读者欢迎。散文很快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最后一期。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后主动给刊物送稿子的，老作家吴伯箫属最早的一位。这无疑是个信号，预示着春已萌动，百花盛开的春天将很快到来！也促进了编辑部同仁想一想：还不快快制定计划“主动出击”，还要等待老作家、中青年作家自己“送上门”吗？
郭小川与李季(1)
郭小川和李季都是活跃在文坛上的诗人，不幸过早地仙逝。
我认识小川时，他已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的处长，但实际上他是个天真单纯、待人赤诚的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不久，大区撤消，我们先后上调北京，后来又处于同一机关系统。记得1954年秋末，共青团组织机关青年去十三陵野营，我惊喜地发现作为长者、又是领导干部的小川夫妇也来与我们同乐。那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小川夫妇潇洒的舞姿，不知疲倦的狂舞，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于是我看见一个更加年轻热情奔放的小川。
小川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也是个不倦的、永不满足的探索者。
他在诗歌的形式上先是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但气度的开阔、奔腾直泻式又有点像美国诗人惠特曼。其后小川在长叙事诗、短歌中又广泛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格律诗、民歌、民谣以及元人小令等等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时在诗艺上已趋成熟。
更加可贵的是，小川在诗的内容、题材、主题的容量等等方面，勇敢不倦地探索。
1956—1957年，小川写出了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就是在探索方面很突出的例子。
《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发表在《诗刊》上。《深深的山谷》通过一位女子的回忆，写了她在参加革命之初，对两个和自己关系密切的男性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其中一位尽管有吸引人的风仪，却耐不住环境的艰苦，而最后在黄河之畔下山而去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分道扬镳。作品自然是深刻地批判了革命营垒的逃兵，但写斗争历程的艰难曲折，女主人公内心的波澜，罗曼蒂克的诗化背景……给人留下的回味则是无穷的。我认为这是小川最成功的、内容形式完美统一的一部长诗。《白雪的赞歌》对被人们目为恐惧的婚外恋情做了些探索、反思。
《一个和八个》，小川的初衷是要探索革命队伍内部暂时出现的曲折、失误（如“左”倾路线下的肃反扩大化），以及在特殊复杂条件下革命者的心态、灵魂。显然在1957年的情况下，小川这样的探索是大大“超前”了。好些小川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像他那样天真未泯，而比他明智、现实。“君子爱人以德”，《人民文学》、《收获》两大刊物的编者先后给小川退稿，劝他收回《一个和八个》，不要发表。也确实“好险呀”！假如《一个和八个》于1957年夏季发表，小川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记得小川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发表后，我去看望诗人李季（我认识他与认识小川，差不多在同时，他是小川的莫逆之交），问他对小川的新作有何看法，李季淡淡地说：我劝过他，劝也没用，他不接受延安时期的教训，写这些有什么意思！这样的题材有的是，我才不写呢！
李季有他的倔劲！他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诗歌艺术的大胆探索者，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民族的形式、淳美的色彩、革命的内容使人耳目一新，开一代诗歌新风！但其后，李季更多的是在诗歌的表现、形式等等方面的探索，而在诗歌的题材、内容上除了像《菊花石》、《海誓》较为特殊外，他不倦地讴歌的，是他所热爱的“当红军的哥哥”、忠实于爱情的农家女子端阳、桂叶，以及石油工人们。在李季的创作构想世界里，似乎有明显的区分，哪些是可以表现的，哪些是不可触撞的；他决不“越位”，决不像小川那样“不守本”、“不安分”，总是想在新的领域去探索，总想做个开拓者、跋涉者。或许他认为像小川那样，有可能“走火入魔”，不够慎重？这也许正是李季作为一个诗人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
1969年，我与小川、李季同处一个“黑窝”里，那时工、军宣队刚刚进驻，我们还都没有被宣布“解放”，李季、小川的表现迥然不同。
那正是中、苏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刻。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当时发表一首诗《乌苏里江上的红雪》，那自然是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的立场。诗人郭小川跃跃欲试，他小声地对我们大家（李季也在场）说：等我解放了，我立即回《人民日报》（他本来编制在《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活跃的记者，“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回我们机关接受批斗），立即申请到边境前沿去，我也可以写出与叶针锋相对的好诗！众人沉默不语。而李季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比小川严峻得多了。在所有发言表态的场合，李季总是说，我愿在今后的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俯首帖耳”，重新做人。却从来不说自己是个诗人，哪怕仅仅接触“诗”这个字眼。私下我们曾聊过，你往后便不写诗？李季瞪我一眼：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证明，李季对形势的观察、感受是对的。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其后还肆虐了好些年，而诗人郭小川却一再为自己的天真、单纯、热情付出惨重代价：郭小川很快被宣布解放后，“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报纸不光不接纳他，还将他的档案退回。他自然去不成乌苏里江前沿，相反地，被发配到干校长期劳动、“改造”。而在“四人帮”倒台，希望的曙光初现之时，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说小川死得不明不白呢？那至今确实是个谜。那个夜晚，小川住在河南安阳一家旅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他已经知道“四人帮”倒台，兴奋、喝了酒，晚上也一定难以成眠。抽烟。自然是吃了安眠药入睡。奇怪的是点着的烟只烧着了被子上一小块地方，而小川不知什么时候窒息了，停止了呼吸。当地有关部门很快鉴定了说是既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但是听见这个不幸消息的他的朋友们心头的疑窦并不能解除。了解小川的朋友们说：倘若小川还在世，以他的胆识才干，该对中国作家协会那些日子的“拨乱反正”起着多么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正因为如此是不是有人提前下了毒手？这难解之谜而今只有望着茫茫苍天了！当然，在“四人帮”猖獗的末后几年，倔强、老练的诗人李季，也没有躲过“四人帮”的迫害，健康严重受损，亦导致诗人早逝，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
郭小川与李季(2)
小川和李季，同是人民热爱的诗人，同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和诗艺，但他们走路的步态，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作家之忆(1)
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确曾出过相当好的作家和作品。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两位作家，是难以忘怀的，这就是东北老作家马加，还有山东作家王安友。
马 加
马加生于1910年，是现今仍健在的有很长生活阅历和写作经历的老作家。我记得，我最先是从读他的作品认识他的，那是他50年代初期发表、又出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那是当年我读到的最受感动、印象最深的，我认为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所写最出色小说之一。就像我以前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那样一种感觉：是动人的诗意、诗化的小说，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到文字、语言都是那样诗意、诗化地感染人。《开不败的花朵》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没有机会再读这篇作品，然而，那美丽的鲜花盛开的内蒙古草原；在共产党一支干部队伍开赴东北行进途中，遭遇了土匪，它的指挥员———工作队长或指导员为剿灭土匪，保卫队伍的安全而英勇倒下，鲜血染红了他心爱的土地，北方的草原……这动人的形象、意境，一直储存我记忆中，不曾抹去。这样的源自真实生活，又经作家精心构思、再创造，诗意、诗化的小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好的题材，譬如酿酒，必须经过作者精心构思、“酿造”，精美的语言表达，方能成为香气四溢，醇美的酒；成为一件艺术品，传之久远。这几种因素，缺一不可，所以佳作难得。当年《文艺报》上，曾有人写文章给此作以好评。后来小说曾被译成日、英、德、蒙等国文字，面对外国的读者。
195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北，到了沈阳，我是跟着一位小说编辑女同事，晚上去马加家里，匆匆看了马加，这位我钦慕的作家。马加，中等身材，眼睛很大，气度温和，有长者之风，话语不多，带着东北口音，人显得很朴实。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马加有段时间是东北作家协会主席，后来一直是沈阳作协、辽宁省作协的第一把手，“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中共辽宁省委的候补委员。每次去沈阳，我必去看看他。但我从未同他深谈过。而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好就好在，我觉得，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马加始终是一位坚持埋头写自己作品，心无旁骛的作家，这点格外引人尊敬。他虽有官位（改革开放年月，听说他还做过中共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丝毫不图做官，而始终保持一个写作人就是以写作为业的这一本色，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他直到高龄还在写作，就像世界上终生写作的文学大师们那样，这一点更令人尊敬，这也是他跟他同时代某些热衷搞“政治斗争”的作家不大一样的地方。
辽宁现已出了马加老作家的文集，我祝他健康长寿。
王安友
王安友生于1923年，出生在山东海边的日照县，他出身农民，是由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曾当过民兵队长、区委书记，后来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最早发表的是表现婚姻自由的小说《李二嫂改嫁》，这部小说以其反封建的内容，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情调，而率先被改编成山东地方戏吕剧，而久演不衰；随后又被全国好些地方剧种移植上演。因之，在50年代初期，知道王安友这个新作家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王安友首次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十棵苹果树》，其后在毛主席推动合作化高潮时，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整社基点村的一天》，这篇小说被发在刊物的头题，当时是一篇较有影响的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心态的作品。作者无疑是站在批评保守思想的立场，编者自然认为其主题是积极的，而今回过头看，或许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王安友的小说，毕竟有其自身的特色及优长之处，就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非常熟悉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生活的作家，他善于刻画农民及农村干部，作品人物个性鲜活，语言生动，又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表现方式，较合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故为广大农村读者“喜闻乐见”，也较易于接受欣赏。我一向认为，王安友是位懂得老百姓心理、生活风习的作家，这一估计可能不算过头。
我感觉王安友留下的较有分量，又好看的作品，可能是60年代前后（因手头无资料，时间，我可能记不大准确）他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渔家》（后来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记得，我先是拿起登有这篇小说的杂志看，几十万字的小说，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主要是描写的海上渔家，生活气息浓郁，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渔村的男女青年），生动传神，语言也好。我总相信，创造了有生命人物的作品，是有久远的生命的。尽管作家处在当年那种环境，作品体现出来的，对生活、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因杂志社组稿需要，自然多次见过王安友，但个人私交不深。留下的印象，他肤色偏黑，是在农村自然的太阳，新鲜空气下长成的，很像个农村干部，甚或老农，没有作家的架子。
近年，文艺界的评论，似乎很少涉笔“文化大革命”前曾有影响、虽不是最有影响，却仍是较好的中、长篇小说。马加、王安友的小说，似也少有人提及。我希望这篇小文所涉，能引起评论家们某种兴趣。
两作家之忆(2)
写于1999年7月31日
冯牧书生(1)
提起冯牧，文艺界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冯牧是湖北人，原籍夏口（今汉口）。冯牧同我聊起他的家世时说：“我的祖籍应该是安徽徽州。但祖父已在夏口做官、定居了。父亲留学回国后，最早也在汉口做事。因为他会几门外语，在外交司当参事。后来才迁居北京。所以我的籍贯是湖北。”
冯牧的父亲是谁呢？他名叫冯承钧。冯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研究兴趣广泛、著译等身，属那种多学科的开拓型学人，尤其对中西交通史、边疆史、元史、蒙古史等等历史、地理学科，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是《马可波罗行纪》最早的翻译者。在这些学科领域，他可以算是一代宗师。近年他的《史地丛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著译，已有出版社重印。他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最先是研修法律的。回国后由做官而走上教书育人和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的路，而且使他走上成功之路的那些学科，并非他早年留学时读的专业。可见兴趣爱好，对一个人最终确定从事什么专业和事业有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了研究学问的需要，除学懂法语、英语、比利时语，还通晓梵文和蒙古文，这也是极不容易的。今天会数国语言的学者似不多见。
我讲讲冯牧的父亲，无非是想让读者了解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冯牧生长的环境。他的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和学者的家庭。这位学者不仅仅是在书斋里研究中国的“故纸堆”的，他是融会了中学西学，因而影响着后来的冯牧思想开放、不保守，视野开阔。他兴趣爱好广泛，子女们也是这样。冯牧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不管在海内海外的，也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如不久前去世的冯先铭，便是中国有数的一位古陶瓷专家。冯牧自己也兴趣、爱好广泛，他喜欢旅游，而独钟情于工作了十数载的云南。他三番五次回第二故乡云南去，几乎走遍了云南的高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地和行程艰险、人迹难至之域。他曾骑马穿行于滇西的深山密林，长途跋涉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而至今仍游兴不减、一往情深。近年他不顾年迈体弱（他已接近75岁高龄，肺部做过部分切除手术，长期患有慢性哮喘病）已两次去云南。每次他都声称：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去云南了，可结果，他还再去。冯牧写云南的那些优美的散文，使我想起乃父的《中国西部考古记》那本书。父亲和子女之间，有时是有师承关系的。
除了爱好旅游，喜写散文、游记，冯牧还是位京剧的专家、票友。他写过不少评论京剧和戏剧作品的文章。京剧界的一些演员如关肃霜、李维康、李世济等人很敬重他，常来看望他，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这当然跟冯牧长期客居北京的家庭环境有关系。他父亲也是京剧的爱好者。
还有当官和做学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让我想起冯牧父子。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为政清廉，同时又兼文人、学者的官，如唐代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我国文学界也有些学者、书生型的“官”，我印象深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逝世的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邵荃麟，再就是冯牧。冯牧虽说在全国解放后，一直是个职务不低的文艺官，如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新观察》杂志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文化部领导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等等，但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丝毫官的做派、官的手腕和官架子。他是一介书生，保持着读书人、文人那清纯自守、单纯、正直的品格，超然于官场和文场上那种势利和你争我夺。从当官来看，有时就显得有几分“窝囊”。记得那年开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之时，有人诌了四句顺口溜，评论文艺界的四位知名人士，其中最后一句便是“冯牧书生”，被一家香港刊物拿去刊登了，书生之名更是远播海内外。说“冯牧书生”这句话的人，自然是带着某种贬义，从某个标准看来，冯牧哪里像个当官的材料，既不善抓权、又不会玩弄智术，以巩固自己的位置，还不会无原则地逢迎上司。而就评价他的为人特色来说，“冯牧书生”这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冯牧正是这样的人，严守着自己的书生本色、人格尊严、道德信条，即使在其位也不去争权、争名、争利。这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情况不是更严重的话），有时就难免有点儿遭人欺负的“窝囊”之感了。1983年夏天，为了酝酿起草作协的文件，我和作协研究室的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同他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我们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分，在香山的乡间小道上散步。冯牧在这些比他年小十多岁的普通干部面前，仍然是自由无拘地袒露自己的心曲，不但发表对当前若干文艺问题的坦率见解，有时也诉说着他某些不解的小小苦衷。如：“别看我是机关负责人，我很少推荐人到‘作协’来工作。最近我推荐了一个人，人家还不要。”“介绍作协会员也难。×××是位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我推荐了她几年，就是被‘卡’住，不发展入会。”“夏天我应邀赴一个海滨城市讲学，什么都是自理。向单位借了二百元差旅费，回来还不给报账”……我们非常明白这位“机关首长”的窘境，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实权（他对此也不感兴趣），就有些人不肯买他的账。然而这种书生本色，或许正是冯牧不失人味儿的可爱之处。
冯牧书生(2)
恰恰是冯牧的特殊素养———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书生本色和宽厚、仁爱的精神以及他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他是延安“鲁艺”的高材生、周扬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在战地记者岗位上，他经历了严酷的三年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使他成为最称职尽职、最孚众望的文苑浇花人之一。
解放初期，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长的任上，他发现、扶植、培育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文艺人才：白桦、公刘、公浦、季康、彭荆风、周良沛、林予、蓝芒……他们很快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很短时期，出现这么多文学创作人才，这在全国各地区或军区，都是极为罕见的。设想一下，假使没有冯牧这个关怀、爱护，慧眼识才的伯乐，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可是为时不久，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这些有为的诗人、小说家，好几位却被错划为“右派”，而冯牧被说成是他们的“保护伞”，他们被说成是在他的“卵翼之下”。尽管冯牧那时已上调北京，却仍然受到追究。云南宣传文化部门的某位负责人将冯牧的材料上送到中国“作协”。冯牧谈起自己这番遭遇时说：“他们一直纠缠不休。是邵荃麟、刘白羽保护了我。不久我去编《新观察》。”
《新观察》停办后，冯牧调任《文艺报》副主编。60年代，他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支持和肯定了一批新出现的小说、戏剧佳作和现代京剧，包括论证反面人物形象的创造，其意义和作用这样的文章。但在冯牧的评论中，我们却难以发现那风行一时的“革命大批判”式的“左”调。冯牧始终是怀着爱心、善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中国文坛的新、老作家和那来之不易的中国文学创作取得的新成绩。正因为如此，在60年代中期“左”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干扰日趋严重之时，在他便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了。不论是面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或以正式文件下发的林彪、江青之流搞的否定中国革命文艺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成就的《纪要》，他仍然以负责、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他这种不改书生直言本色、出自善意的意见，却使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先是被认为“老右倾”，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恶攻”和“现行反革命”。他这个正直的老军人、老党员，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拖着文弱多病的躯体，却要在五七干校长期接受着“军管”，忍辱负重地劳改，直至林彪垮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彻底解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十年来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冯牧所做的不倦的、特殊的贡献。
首先在“破”的方面，冯牧组建和主持的中国文联研究室和《文艺报》，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在文艺界散步的种种毒雾、谬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冯牧还得面对着文艺界内部“凡是派”思潮和“左”的僵化思想的阻力（有些人过去曾是冯牧的同学，或亲密的朋友、同事，而此时他不得不面对着他们施加的压力），而坚持着自己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这些在理论和舆论方面艰难的拨乱反正和导向的工作，实际为全国文学创作的复苏和兴起，文苑新人才的涌现，起着催生和开路的作用。
当然冯牧最着重的也做得最多的仍然是在“立”的方面，即支持和扶植文学新人。
这十几年，全国范围内涌出的新的作家群中，可以说，很少人没有得到过文学评论家冯牧的支持、援助。受过冯牧指点、帮助的作家，自然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而且开不胜开。我所亲见的，冯牧在北京的寓所，经常是门庭若市。找他最频繁的除了京剧界的朋友，便是全国各地的作家，知名的或不太知名的，有的远道而来，甚至暂住他家中（作为作者，此风不可长。但也见出冯牧为人的慷慨大度。）
冯牧对待作家尤其新作家的作品，我总觉得贯穿着一个“宽”字。“宽”体现了对他们艺术创新敏感的发现与支持，为他们创造宽松进取的气氛。在历年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评奖中，“长老”（“长老”是一位作家对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界领导人、老作家、老评论家的戏称）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对中青年作家、新作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苛责。往往在相争不下时，是冯牧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我记得的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当然决不只是这些。男男女女的中青年作家，对冯牧感觉亲切，愿意去接近他，同他倾谈，很快视他为益友良师，完全是自然的。你可以说，冯牧的评论文章，对某个中年作家、青年作家或文学新人的作品，有时评价过高，这或许是他文学评论文章的一个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任何新生的东西，在其最初面世时，往往是不够成熟，甚至是稚嫩、带有若干缺点的，也就是说比较脆弱，也就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扼杀。它们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时候，对其挑剔、苛责或求全责备是比较容易的。但因这不恰当的苛责，往往便易扼杀这稚弱的新的生命，不利于创作和新生力量的生长发展。难做的恰恰在于在其还处于萌生、显现某种稚嫩状态时，能够敏感地、准确地看出其优长之处和发展成熟的可能性，而给予及时、恰当的支持与有力的鼓励。作为文艺评论家，冯牧可贵之点正在这里。我还记得，1978年，当《人民文学》编辑部将新作者王亚平比较稚嫩、并不完善、编辑部也存在争议，并无把握的手稿《神圣的使命》拿给冯牧时，是冯牧第一个对他作品的内涵、倾向给予了大胆的肯定，同时又对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某些不足发表了中肯的看法，并对如何修改、完善作品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这才导致了作品后来的修改及在1978年第9期面世，成为轰动一时的小说。
冯牧书生(3)
我想，冯牧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兴旺、发展所做的努力，在这篇短文里，是难以叙述完全的。而最难得的是，冯牧在走向高龄之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中国文学园地里付出其心血、精力，像一个老农那样，耕耘着、播种着、催生着……这是中国文苑之幸。我祝愿这位辛勤的园丁，精神永健。
写于1994年（载《芳草》文学杂志）
岭南三作家(1)
广东有数位海内外有影响的老作家如欧阳山、杜埃、陈残云、秦牧、黄秋耘等，他们笔耕数十载，硕果累累。广东省已经或准备为他们开庆祝从事文学创作若干年（有的已达50年、60年）的纪念大会，这真是好事、盛事。这种尊重传统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广东有幸，有这样几位德高艺高的作家言传身教，所以一代又一代人才辈出，凝聚力强，文运昌盛，正在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文苑。我因工作关系，几十年和这几位老作家都有接触，但不深。这篇小文记下对欧阳山、杜埃、秦牧三位的一些片断印象。
欧阳山
欧阳山其实并非“欧阳”双姓，本姓杨，名凤岐。他原籍也不是广东而是湖北江陵。但早年的文学活动始于广州，解放后又回到广州，几十年在广州“落地生根”，他应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了。
一般人的观感，欧阳山擅长写长篇小说。1947年在解放区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在这前后出版的一批解放区小说中，我觉得供销社主任高干大的形象塑造得最为鲜明成功。“干大”，陕北话是“干爸爸”的意思。高“干大”（原名高生亮），这位文化不高、性情憨厚，被陕北的婆姨、后生、小孩昵称“干大”的人，是作者精心创造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不畏惧困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很感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家当初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扎扎实实地到延安南区生产合作社工作和生活。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南方人，能够圆熟自如地重现对自己曾经很陌生的北方乡间群众的生活，并且用当地群众熟悉的富有地方特色、新鲜活泼的语言塑造出很亲切、充满乡土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见作家下的功夫之深！
欧阳山全国解放后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是《三家巷》（多卷长篇《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手稿初次交给作家出版社出书时曾遇见阻力，一位副总编辑拟将其退稿。究其原因恐怕是不大能接受作品中所写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周炳的形象，再则可能是对小说的艺术表现、艺术风格有一些看法。作家没法，只好给中央宣传部分工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写信。周扬召见作家出版社社长严文井，请其给予关照，严文井遂调来手稿阅看并交有关的编辑传阅，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各抒己见，严文井于是拍板出版此书。他的看法，一个老作家的作品不管其艺术上有何缺点，编辑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根据双百方针精神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使其面世的。其实写出《三家巷》的欧阳山，其时已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作家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尽管还有缺点，可以探讨、争议，然首先应尊重作家的艺术劳绩，严文井的拍板是对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至后期，这又成了严文井“走资派”的一条“罪状”，被人抓住不放，企图阻止其复出。历史就是这样走着曲折的路。
60年代的欧阳山除了继续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外，还应刊物之约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照我看来，这些短篇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一点不逊于他的长篇小说。而最出色的是发在《人民文学》1961年的《在软席卧车里》和1962年的《金牛和笑女》。两篇小说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
这两篇小说饱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生况味，而作家运用的是轻松、诙谐、幽默的表达方法，艺术的概括也简练、生动，这正是作家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欧阳山将小说手稿交到编辑部后，《人民文学》1961、1962年上半年值班副主编陈白尘很看重这两篇小说，将其发在较显著的位置。《在软席卧车里》写得很有趣。四位复姓的人司徒、欧阳、诸葛、端木同处一间软卧车厢，闲聊中涉及人的意志的话题。年轻的端木、比较年轻的诸葛认为尽管新、旧时代有很多不同，但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这点却是相同的，总是有志者事竟成吧？不意这看法引动司徒老先生讲出自己一番特殊的经历。这位早年学化学的人原在市政府任洋务秘书，官运看好，却突然爱上了“叫多少志士仁人粉身碎骨的文学”。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一个来源。仅只是爱好倒也罢了，他又还相信自己有“天才”，到处写诗发表诗，一时名声噪起，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二个来源。仅只做个业余作家倒也罢了，却又辞去政府的公职，一心想当个职业作家，专心致志地写诗，这就注定了“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结果诗写出来了，却没有任何一家杂志社、出版社愿意为其发表、出版。这时，他才若有所悟：“难道从前那许多人争着拉我的稿子，仅仅因为我是市政府的秘书，而不因为其他什么缘故么？”他太太十分冷峻地告诉他：“我想正是如此！”太太后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三天内再去市政府谋个差事。他觉得难堪没法去，太太因而同他离了婚。他就这样蹉跎岁月，直至抗战爆发才去一家牙膏厂当了一名配药师。解放后他的职业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化学技师方面。司徒老人的讲述，使三个复姓的同室人吃了一惊，但也由不得被他说服了，世上还真有“有志者事竟不成”、“无志者事竟成”这样的人生际遇……
这篇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反应可不一样。一位文艺领导同志说，这篇小说有影射之嫌，似有弦外之音。他仿佛在提醒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发表作品可不能粗心大意呀，你晓得人家影射什么？编辑部的人琢磨了半天，仍然不知道影射的是什么。数年后，《文艺报》开始批评近年有不好倾向的作品，《在软席卧车里》被列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情绪”，宣扬“没落阶级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的小说。这真是一个很妙的论断。它很笼统，叫你不好琢磨，但也够你琢磨一阵子。其实这篇作品现在看来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它的形象表现（那位司徒老先生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只不过向你提供了多义的解释：也可以说是告诉业余作者，不要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天才，更不要急于做专业作家，说不定这是个陷阱，将弄得你一事无成（“粉身碎骨”）。也可以说是嘲讽那种不正的世风，一个人之所以发表出版作品，有时不是靠自己的真才能、真本事，只不过是凭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某种权势，如那位市政府秘书那样。作品提醒这样的人，最好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别陷入盲目自得之中。再则，这篇作品写作发表于60年代，也可以说是对50年代末期盛行的“左”的唯意志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讽喻和善意的劝诫。各个不同社会经历的读者，读这篇作品，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体会。但不管如何多义，说到底，这篇小说仍然是靠它提供的内涵丰富的人生阅历，向你启示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它的效果总还是积极的，实在说不上它散布了什么“消极情绪”“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就说作品主人公司徒老先生或其他三个复姓人也好，他们通过对司徒老先生生活命运的反思，难道不是在异口同声地赞美：在新社会连“无志者”（原来没打算从事这项专业者）也可以事竟成嘛！
岭南三作家(2)
可见“左”的思潮泛滥之时，一篇作品的遭遇如同一个人一样，有时也会经受某种冤枉、不公正的评价。
《金牛和笑女》的取材、结构、写作手法与《在软席卧车里》迥然不同，它不是撷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描写，而是通过三个十年的纵向历程、今昔变化，采取中国传统的说故事的办法，对比有序地展现两个农村男女不同性格、命运的发展、结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老实、拙朴的金牛，一个是活泼、爱笑的笑女。在他们第一个十年青春盛年，金牛曾对笑女怀有未敢开言的热望与期待；可是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始笑女不听劝告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兵痞；第三个十年新中国鼎盛发展，金牛在农村扎扎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落魄海外偶尔回乡的笑女却再也笑不出来了。当人们告诉她，金牛还叫金牛，“可是他早变成一个打打闹闹，爱说爱笑，人人喜欢的人了！”笑女一听，“登时像触了电一般，全身倒在椅子上……”她无法再见金牛了。作品讲述大时代里两个小人物由于选择人生道路不同（他们的性格优劣———例如一个踏实，一个轻浮，对于他们的选择，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导致不同的人生结局，不能不引起人思索。可是作者只不过用了六千余字的篇幅，好像在不经意地风趣地讲说一个平淡的故事，却生动地概括了不同的人生，取得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足见作家当年对短篇小说的表现艺术（包括选材、结构、剪裁、细节刻画、语言运用等等方面）已经是十分的“驾轻就熟”了。如果不是十年动乱的干扰，以写《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这样的势头，作家的短篇佳作不也会蔚成大观吗？
杜 埃
未见面时读过杜埃1948年在香港出版、茅盾写序的短篇作品集《在吕宋平原》，知道他是位有异国生活阅历的作家，又见过他写的《人民文艺浅说》一书，知道他是个文艺评论家。见到他，向他约稿时，他已处在广东省的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岗位，几十年如此。他仅是个业余作家。好几回去找他，我的住宿、吃饭以及返回的车票等他都亲自出面安排。有回怕我住的环境不安静，竟带着我接连跑了三处地方，最后才定下来。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编辑，他年长我二十来岁，又是一位领导干部，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安。后来遇见一些编辑同行，说起跟杜埃打交道，都有同我类似的经历，我才深信杜埃就是这样一个与人平等相处不摆半点领导架子的人。杜埃出生于广东东北部偏远山乡的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南洋谋生，所以他也算个侨属。他受进步文学作品影响，十几岁便外出漂泊，而后成为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编刊、办报、写文章。他见过许多大世面，40年代在菲律宾主编华侨报纸，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两度在香港从事宣传、统战方面的公务。解放后，数次出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一个劳动者纯朴的本色。80年代初期我再度去广州，这时他已卸下领导工作的重担，退居二线。他陪我去从化温泉看望在那儿休养的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又建议我去深圳特区看看，他亲自给我当向导。在从化，他首先去看望他的老相识，那些普通的服务人员、医生、护士等，同他们亲切交谈，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在深圳的宾馆，他去厨房看望大师傅，去车库看望年轻的司机。在广州的日子，有一天，他说要请几个客人吃早茶，让我作陪。他为我介绍客人，原来是机关里的理发师、幼儿园的教师、阿姨，他们跟“杜部长”无拘无束欢快地交谈着。在领导者和普通群众之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心的隔离。杜埃数十年领导过广东的许多文艺部门，他是位领导者，但同时又是个评论家、作家。他从未放弃过笔耕，不断发表评论、小说、散文、杂文，所以他也是文艺家们的同行、朋友。他就是以这样双重身份，跟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建立了融洽、谐调的关系。人们尊重他，也愿意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也乐意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打成一片。就像他乐意去看望那些服务人员、普通劳动者那样，他感觉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并非高踞其上者，这已成了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样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自然能够使人们的关系谐调起来、融洽起来，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深圳时我曾参加他同《特区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青年作家们的座谈，就是一种亲切、融洽的气氛，好像这位年长者、领导者和年轻人之间没有什么隔膜。1991年的最后一月，我有幸参加广东省为杜埃举行的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的纪念会、作品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埃故乡大浦县的领导人和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杜埃住在那儿写长篇的增城县的领导人和乡亲的代表都热心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大浦本是个穷县，却像增城一样还为大会主动提供赞助。其原因是这些乡亲和基层领导者们不一定都读过杜埃的作品，但“杜部长”的为人，他的公朴形象，他对乡亲父老的挚爱和帮助，却使他们觉得自豪，在他们心上占着很大的分量。杜埃当年在华侨支队的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模特儿、老战士）也远道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对他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做了很精彩生动的发言，介绍“华支”和菲律宾人民并肩抗日的光荣业绩。这就是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人民作家杜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岭南三作家(3)
杜埃很长时间是个业余作家，直到80年代初期，他退休了，才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时已经66岁了。数十年他出版了不少小说、散文集子，广东还为他出了一本厚厚的《杜埃自选集》。他的作品题材都来自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如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十二月的街》，以及发在其他刊物的《老贫农们》、《自梳女》等，均是宣泄了他对以往地下斗争生活和掩护了他的普通人民的深情。如《自梳女》一篇就是写来自顺德乡下一个普通女佣———“自梳女”（指从破产的农村到大城市，靠自己的劳力谋生，终生不嫁的女子）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帮助一群地下革命者脱离险境的故事。这是杜埃30年代在广州的一次亲身经历，这位自梳女的形象，他始终未能忘怀，直到将近40年后的1979年，才写出《自梳女》这篇小说。小说的结尾写男主人公往顺德乡下探望，他对“自梳女”仍然怀着深情：
他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曾经掩护过、救助过他们的自梳女……心里很懊悔当年怎么没弄清她的原乡住处……
眺望一个个稠密的村庄，他心里叹息道：哪怕是她不在家，或者已在艰苦的战乱中离开人世，但只要知道她出生长大的村庄名字，也该有多好。
是生活养育了作家，这话一点不假。杜埃正是从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从生活的激流漩涡中推涌出来的作家。1940年初，他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之派和一批同志渡海赴菲律宾国华侨中宣传抗日，任华侨报纸《建国周报》主编。当时这一行动通俗的说法叫做“八仙过海”（“八”隐含着“八路”之意）。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岛的美军不战自退，日军占领马尼拉等大城市，杜埃他们下乡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杜任游击队的宣传部长）与菲律宾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菲岛从中吕宋到南吕宋燃遍了抗日烽火，“华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的简称）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挫侵略者的毒焰。在菲律宾朝野和友军（反攻回来的美军）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华支”的人员才在菲国人的热烈欢送气氛中陆续撤回大陆。杜埃于1947年返回香港。这番在异国他乡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受血和火的冶炼，见到的人和事，使杜埃毕生难忘。1947年、1948年在香港办报，遂利用工余之暇，写出一些短章，如《番娜》、《丽达的道路》、《萨克林田庄》、《法布尔的家》等作，后辑成十余万字的集子题名《在吕宋平原》，由香港人间书屋出版。茅盾为其写序，称这些作品，“是他经验的产物”，它的艺术特色是“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细致的描写与热烈抒情”相结合。但这些毕竟是些片断的采撷，杜埃绝不满足。写出长篇巨著，反映菲岛太平洋战争的史诗式画卷，才是杜埃的心愿。史诗未及写，而十年动乱到来。廖承志等老同志在北京遭受迫害，“华支”在各地的成员也无一幸免，“四人帮”居心叵测，把这支受人民爱戴的抗日队伍，打成“潜伏下来的特务”，杜埃也冤枉被系狱中。但他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这时思虑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委屈，而是痛惜党也在受难。也正是在狱中遭罪之时，他要写“华支”这段可歌可泣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愿望更加强烈。粉碎“四人帮”后，杜埃恢复了工作，他向许多人表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但不少人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可以写。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的书记吴冷西第一个支持他，并劝他快写。但杜埃直到1980年初卸下了工作重担，才正式开始多卷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的写作，这时他已步入高龄，身体并不很强健。他不在大城市去找舒适的写作环境，偏偏离开家中亲人，孤身到广东增城县朱村，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写作。经常跟四乡的干部、群众往来。也许在这样的地方，他较易于追怀往事，触发灵感，进入自己的创作境界。经过数年努力，他终于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第三部也即将写成。长篇小说出版后，菲律宾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报纸争相连载或予以评介，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实际工作，无法像那些专业作家那样集中精力于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长篇小说的巨大工程。能够完成它，是多么不容易啊！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有其不会泯灭的历史价值，这就是这位中国作家了不起的奉献。至于艺术上还有某些不够精致完美的缺点，这是难以苛求的。
秦 牧
秦牧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秦牧的散文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
我对秦牧最初的印象是他个儿高高、体质强健，面目黧黑，像个整天在太阳底下晾晒的老农，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60年代初期，我登门拜望他时，他刚从乡下返回。那时许多作家都下放农村基层担任职务，并参加体力劳动。秦牧告诉我，他一天挑担一百多斤，又忙着公社里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弄写作。不过我对秦牧很佩服，那时正当他的盛年，他真是能文能“武”。我第一次经手的是50年代中期他寄给《人民文学》的散文《土地》，那是一篇杰作，从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五色土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爱土地，老农之爱泥土……构思精妙，浮想联翩，视野极为开阔。后来又收到他写的童话《亲爱的妈妈》，这是一篇赞颂我们亲爱的大地的知识性童话。秦牧写作的路子是很广的，最拿手的是散文、杂文、随笔，但也写小说、戏剧以至童话，几乎没有哪种文学体裁他没尝试过。我常想古今中外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的作家，他们笔耕、运思，没有一个不像老农年年月月、风雨无阻，侍弄他们心爱的土地，没有一个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不光有聪敏的头脑，并且有强健的身体做他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的后盾。高尔基曾描写老托尔斯泰也是健康得像个老农。有了健康的身体又勤思勤读勤写，何愁出不来多而好的精神产品？作家就是要勤作嘛！不能光坐在家里不作。
岭南三作家(4)
秦牧并非出身劳动者家庭，他降生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之家。但由于母亲是婢女出身，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相当艰难困苦的生活，曾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居住过，刮台风，屋子塌下来他被压在床底下死里逃生。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曾步行几千里，在公路近旁的茅寮中躺在草堆里，跟乞丐一起过夜，有时还要忍饥受饿。所以他决不是温室里成长的人物。正像秦牧自己所说：“这样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见秦牧在广东省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答谢和自白》）一位画家曾给秦牧画过一幅自画肖像。秦牧在画像之旁写了一首自题小照的诗，诗是这样四句：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
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我想青年读者们可以细细玩味这四句话，以了解秦牧其人。秦牧已过古稀之龄，去年冬天我在广州有幸再见到他，他仍然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我想这真是一株不凋的老梅树，他枝头的繁花，正是来自一种辛勤的奉献，来自他深深扎根的大地。
写于1992年
文坛伯乐秦兆阳(1)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过《海滨的孩子》，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发表前，他的名气不算很大，他的来稿从编辑手中漏掉并非没有可能，假如这个编辑粗心大意点，或者没有鉴别出来的话。秦兆阳这种眼睛向下，丝毫不烦看普通投稿者的来稿，深入、细致的作风，无疑对每个编辑是个鞭策。还有完全是无名的作者，被秦兆阳从浩如烟海的稿件堆中，“沙里淘金”地“淘”出来了。50年代中期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曾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连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作者黄远是泉州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这以前，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寄到编辑部的这部手稿，可不像个样子，是写在几册六十四开很不整齐的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写得也不规整。以往碰见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一则它是好几万字的长稿；二来这样小的字写在小本本上很难吸引人读下去。可是秦兆阳耐心地读完它（作为这部手稿的第一个读者，这部小说，也是他从编辑案头“拾”去的），并亲自为它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发排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秦兆阳断断续续在《人民文学》干了五年小说编辑及执行主编，比他专业搞创作的时间长多了。不论是当编辑或主编，他总是花去绝大部分精力，在来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种和收获。要统计他发现、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吗？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来。例如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秦兆阳之手发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阳选登小说的精彩片断《奇袭虎狼窝》，并写编者按语，对这位即将面世的新作家，给予及时、热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阳发现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
我要说，这是一种道地的鲁迅所称赞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我常见有两种编辑：一种人看稿很细，也有水平，但只愿为知名作家服务，不大看得起无名作者的来稿，因而在他们的编辑记录中，很少有发现人才的记录。还有就是像秦兆阳这样的编辑，他们也善联系知名作家，但绝不以此为满足。好像半年一年的编辑工作下来，不发现几个新的名字，不从大量废“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还没有完全尽到编辑的职责。这样的编辑更可贵。
识——胆——思
一个编辑要有“识”，还要有“胆”。他的“识”表现在极其敏感地发现作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意义，对于文学创作发展的意义，而给予及时、明确的肯定。他的“胆”，表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后，能够大胆、果断地予以支持，有魄力将它发表出来，而这往往要受到旧习惯势力的反对，要冒些风险，甚至编辑个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并不是所有编辑都能做到这一点。想过“平安”、“太平”日子的编辑，当然不会这样干。但他们编辑的刊物也往往“四平八稳”得很，在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留不下突出的痕迹。
我还记得1956年初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将他的第一篇文学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宾雁长期担任记者，接触面广，头脑敏锐，又爱思索。1956年春节，他将长期积累的感受，用文学特写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吐方快，只一个星期，《在桥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笔犀利、深沉，可以说在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这样锋利、深刻地触及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时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还第一次大胆、尖锐地触及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气质和风派行径，这比单纯地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更见深刻。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像罗立正这样一个风派气质、“一贯正确”的人物，在我们风云多变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个难得的典型。在这以前，刘宾雁写过大量新闻特写，翻译过苏联作品，但利用文学形式反映生活，在他还是头一次。《在桥梁工地上》是他文学的处女作。而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下子发现了刘宾雁，他立即给他去信，以简短、鲜明的语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着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以头条、通栏、极为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为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在编后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像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像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是很少的吗？我们怎么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呢？怎么可以看见了而不写呢？”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新鲜，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文坛伯乐秦兆阳(2)
以《在桥梁工地上》发端，随后秦兆阳又发表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形成了新的文学浪潮，对贯彻双百方针，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人民文学》因而受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短短时期内刊物销数增涨了将近一倍。当然这新的文学浪潮很快被打了下去。编者秦兆阳和作者们“蒙尘”二十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沉冤得以昭雪，作品成了“重放的鲜花”。
在发现人才和对创作中健康的新倾向的大力支持上，秦兆阳堪称有胆有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胆”是建立在正确的“识”的基础上的。而正确的“识”从哪儿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真理不断的思索和探求之上的。秦兆阳是这样一个勤于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勤于观察、思索的人。在观察、思索中，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建立了热烈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因而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一来，他能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迅速地、准确地抓住它们的新颖、优长之处，而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肯定。可见，没有学习、观察、思索，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识”，更谈不上“胆”。常见有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自以为“大胆”、“敢放”，思想“很解放”，但他们缺乏正确的“识”，更谈不上正确的观察与思索。“思想解放”而不用思想，结果放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文学运动“帮了倒忙”。这不叫“大胆”、“思想解放”，而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地瞎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不能说是有胆有识。
看不见的工作
一般新作者初次写成的作品，总难免有幼稚、不够成熟的地方。有的是思想敏锐，但艺术不足；有的是艺术还可以，而思想有偏颇之处；有的思想、艺术都有些缺陷。一开始就思想精深、艺术老练的作者，实在不多见。新作者的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往往优点和缺点掺和一起，不大好分割。编辑收到这样有缺点，但有思想、艺术闪光的作品，既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有缺点而看不见它的基本优点、基本长处，轻率地予以否定；也不宜放弃思想、艺术上应有的要求，明明可以争取改好的地方，也予以迁就。有时一篇作品，恰好就是思想上或者艺术上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而不完善、上不去。这就需要具体的指点、具体的帮助。譬如登山，在最难登的那几步，需要有经验的人拉一把，扶一下。需要细心地肯定作品的优点、长处，具体地指出缺点、不足，这样新作者才有所遵循，不致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中肯的意见，必要的修改，有的作品就发表不出去。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小说家，他懂得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因而提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对作者帮在点子上。而作为编辑，他又能以较宽阔的视野对作者提出要求，使作者尽可能跳出个人的一些局限，从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思考作品的问题，而这正是作者十分需要的。他有时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当面交换意见，既具体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长处和不足。有时写出长达几页十几页的意见，寄给作者。等到作品经过作者修改基本可以用了，秦兆阳又帮他们做文字上的修饰、润色。记得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都是作者接受秦兆阳提出的中肯意见，对作品修改后，在发表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
一篇好作品发表后，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作为这篇作品的编者最高兴、最感欣慰的事。但是编辑对作者所做的工作———从发现他的作品到提意见修改到最后润饰定稿———所付出的心血，则是看不见的，往往不为世人所知。
要修改作者稿件，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细致、周全，尊重作者原意，最好不要“越俎代庖”。然而就是最高明的编辑，总难免有失误的时候。错了不要紧，接受教训，改了就是。但在秦兆阳的编辑生涯中，却有因修改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公开挨批评、挨整的事。这件事情背景复杂。做此决策的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但是过火的举措总难以服人。当时就有一些读者、作者为编辑鸣不平。有的投书说：“编辑改稿有一百篇是对的，人家看不见。为什么一篇的‘失误’就得公诸社会而‘大动干戈’呢？”
牺牲精神和事业心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不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年业余作者。
文坛伯乐秦兆阳(3)
一个知名作家、有才华的小说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全心于文学编辑工作，为作家、读者服务，为发现、培育文学新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求名、不求利，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风格是可佩的。没有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是决然做不到这点的。
光是牺牲吗？秦兆阳不这样看。他是以人民文学事业为重。文学编辑工作也好，创作活动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人民的文学事业，是人民需要的事业，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功成名就”的手段。既是人民需要的事业，不论编辑也好，创作也好，他都全心全意干下去。他从不把创作和编辑对立起来，好像创作“高人一筹”，编辑“低人一等”。创作者和编辑者本来是互相需要，应当做互相提携、相得益彰的朋友。创作和编辑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例如他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当编辑部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编辑工作，不安心看稿时，秦兆阳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最初也不会干编辑工作，由于事业的需要，他干了。他努力钻进去，逐渐摸索看稿的规律。从阅读大量来稿中，学习着提炼、分析一些问题，经常苦苦思索。为了提高分析、思辨能力，又必定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文艺理论。这种对来稿的分析、思索，也是对创作问题的分析、思索，同时也是个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别能力，提高了编辑水平。他有感于稿中一般化、公式化的现象严重，便以来稿为实例，写了一系列批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以“策”或“秦策”的笔名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出版，50年代在青年业余作者中很有影响。）因为编辑水平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赏力提高了，审美标准提高了，对自己从事创作大有好处。当他1952年第一次离开编辑部，下乡去体验生活，很快就写出了一组风格新颖、构思别致，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散记》。秦兆阳说，要是没有在编辑部几年工作中对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批评，对艺术规律的钻研、学习，从学习、思索中得到了提高，他不可能写出《农村散记》。反过来，创作水平提高了，对创作的规律学习、了解得深入些，也有利于做好编辑工作。秦兆阳这些意思，我觉得对做好编辑工作，对从事创作，都有启发。
远 见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秦兆阳署名何直，在题为《欢迎文学战线上的新的主力军》的文章（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3期）中写道：
“在我国文艺路线的阵地上，新的战士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了！而且将要更多更好地涌现出来！”
“我们的文学运动是以空前速度在蓬勃发展着。但是，我们文艺队伍的扩大的速度，比起人民的需要来，还远远地赶不上。”
“优秀的新作家，好的作品，不断地涌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趋势。一个有作为、有远见的编辑便要看到这种趋势，并以自己毫不放松的努力去促其实现。”
我粗略统计一下，1956年（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秦兆阳担任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发表的50篇小说，有半数是新作者写的，好些作品很出色，发在头条地位。这一年的评论、诗歌方面的新作者，在版面上出现的也不少。新人的出现是如此众多，如此活跃，这当然跟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分不开（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但也跟编者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主观努力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8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
秦兆阳在编辑工作中是掌握着这样的选稿原则：对名家宁可严一点，至少不降格以求，对新人稿件，则相对宽一点。因为他们写作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特别需要鼓励。随着写作实践增多，水平提高，渐渐地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几年，文艺刊物空前活跃（有的刊物专门发表青年新作家的作品，面向青年），新人辈出的事实，更加证明了：重视发现、培养文学新人，是有远见的做法。
写于1983年
（载《当代文艺思潮》杂志）
“皱眉的”和“微笑的”(1)
———杜鹏程和王汶石
杜鹏程最近离开人间而去了。他是1921年生的人，活了70整。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活得太短。现在有些七老八十的作家、艺术家仍健在，他为什么去得那样早呢？
杜鹏程比他的同龄人、作家王汶石成名早一点。他1954年出版了轰动世人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它以表现战场上英雄人物之阳刚壮美引人注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写战争的一部最好最有影响的小说。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是杜鹏程、王汶石小说创作的高潮期。王汶石以一篇小说《风雪之夜》而使人瞩目。紧接着在1957年、1958年发表了《新结识的伙伴》、《大木匠》等等传诵一时的作品，他以写短篇小说为主。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又发表了《沙滩上》、《严重的时刻》等佳作。在他那些精心构造的短篇艺术世界里，人们可以看见渭河轻缓地流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激荡着妇女们的欢声笑语，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干完活后称心如意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王汶石那些小说既是渭河平原风情画，也是社会兴盛时期人们心灵上的欢乐颂。他尤其擅长写青年妇女。王汶石的这些小说，使他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短篇小说作家的行列。杜鹏程这期间也没有休歇地奔跑于西南、西北的铁路线上，写出了好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心灵状貌、性格、风采的短篇佳作如《铁路工地上的深夜》、《夜走灵官峡》、《光辉的旅程》（原题《严峻而光辉的旅程》）、《延安人》等等。杜鹏程擅长写干部（包括工程领导干部）、老区工农群众，也写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工地孩童、妇女等。除了写短篇，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是一篇写建设时期复杂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引人思索的小说。《文艺报》曾为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展开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因而使作品和作家杜鹏程更加闻名于时。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杜鹏程和王汶石是齐名的，两人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邵荃麟在与作家们的闲谈中，曾谈到杜、王两位作家不同的风格。他说：“杜鹏程是皱着眉头看生活，王汶石是含着微笑看生活”。在荃麟看来，这两位作家的两种风格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在文学园地里可以并存发展。
我因为工作关系，在五六十年代曾经较频繁地登门拜访这两位作家，所以也留下一些总体印象。
杜鹏程是黄河西岸的陕西韩城人。他为自己的故乡自豪，这个地方处在中国古文明的中心地带，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出过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出过“赵氏孤儿”的故事。据我所知，杜鹏程的家乡和司马迁的家乡同处韩城县城南边的芝川河上，靠得很近。杜鹏程在谈吐中，频频称赞他的先人司马迁的人格、文风，希望我有机会去韩城走走。我觉得杜鹏程某些作品中悲壮、沉郁之美，不难使人联想到司马迁作品的某种影响，可能跟他少年时受司马迁《史记》的熏陶不无关系。但是我见到的杜鹏程成名后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并不平坦。50年代初期，他正埋头于《保卫延安》的创作。偶然读了作家路翎发表的写战争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称赞了几句。作家多是富有激情的人，这赞扬用来对比自己的小说手稿，他说“我的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这于是成了他的原则错误（因为路翎是可疑的胡风集团的作家），被一位高层人物在会上点名批评，他自然得检讨自己，差点儿没挨处分。《保卫延安》顺利出版后，人们除称赞他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周大勇的形象，还对他描画的彭德怀司令员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给以较高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陕北战争时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的一名有活力的年轻记者，他跟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一同出入战阵，舍生忘死。彭德怀司令员以少胜多的天才指挥（那时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有数十万人，呈一与十三之比）、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他那劳动者的简朴生活方式，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在直接、间接的接触之中，给杜鹏程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所以才有《保卫延安》中成功的形象塑造。可是曾几何时，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人们尊敬的彭德怀将军成了“野心家”、“伪君子”。可惨的是杜鹏程的长篇著作《保卫延安》———一直受读者欢迎的畅销小说，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而通令全国收缴、销毁。我第一次去陕西咸阳铁路工程局招待所看望杜鹏程时，他正住在那儿养病（他被发现患有心脏病），那正值1960年困难时期，而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已被停止发行。但我见到的杜鹏程，他是开朗、热情的，给我谈铁路工地上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各式各样感人的人物，他正在构思的新的长篇巨著《太平年月》，他的目光是向前看的。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耿耿于怀他的小说的遭遇。在这个招待所里，我也看见他和干部职工以及招待所的年轻服务员们处得很融洽、愉快。来找他的人很多。人们叫他杜部长（他兼任铁路工程局的宣传部长），但含有亲近尊重的意味。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地方，临近铁路北边的五陵塬，黄昏夕阳下，他领我共同眺望那些像山似的排列在原野上的汉代陵阙。他同我谈论着汉武帝，大将军李广和霍去病，建议我往后有机会去看看他们的陵墓。我感觉作为一个作家，老杜的视野是开阔的，目光是深邃的。我知道他心灵深处有压抑沉郁的一面，但当着我这个年轻人，他丝毫没有表露这些情绪。由此，我思索了邵荃麟对他作品风格的评论。所谓皱着眉头看生活可能跟他经历的生活中的严峻、坎坷的一面以及自小就习染的司马迁式的历史思索的眼光以及性格中压抑沉郁的一面分不开。“皱着眉头看生活”，在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严峻而光辉的旅程》、《一个平常的女人》等作中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的。但是杜鹏程作品的风格也不完全是这样，像《夜走灵官峡》、《铁路工地上的深夜》，难道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明朗的色调，含着微笑看生活吗？所以，一个作家的风格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也是多样的，变化发展的。
“皱眉的”和“微笑的”(2)
在60年代中期，杜鹏程和全国那些著名的作家一样，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身体也被搞垮了。粉碎“四人帮”后的这十来年，我听说他病得很重，身体状况很不稳定。他勉为其难地写了些短文，再也没有好的身体作后援，使他写成早就想写的长篇巨著。这真是作家和读者的不幸，令人惋惜唏嘘。
王汶石出生在黄河东岸的山西晋南平原的万荣县，与杜鹏程的家乡隔河相望。这是汾河流域的一块富庶之地，盛产小麦、棉花、河东盐，流传着崔莺莺、苏三的故事。人们喜欢听戏，流行着南路梆子、郿鄠等地方戏。农民都是戏迷，几乎一个村庄有一个戏台。我曾在一个酷暑盛夏，看见男女老少成百上千顶着烈日看戏，可见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个农业区，历来商业发达，人们头脑活跃。王汶石正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所以他较容易了解与晋南接近的关中平原人民的生活、风习。王汶石的父亲是位商人，但他跟杜鹏程一样从小参加革命。他不同于杜鹏程。他是从小文工团员的生涯起步，生活在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的艺术氛围中。他本人也喜欢听戏，他的工作在全国解放前夕是以写戏为主。50年代初期他曾随一个文工团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些小歌剧等。但那时还不太知名。50年代写小说才出了名。王汶石“微笑看生活”的小说风格，我觉得跟他生长的晋南平原的环境，跟他文工团员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这点同杜鹏程的战地记者生涯不大一样。但王汶石其人，你跟他接触，倒觉得他是个沉思、宁静甚至内向型的人，他较喜欢宁静的书斋生活，个人独处，与人初次接触，也较少言寡语。这点也不同于杜鹏程那活跃、开朗的性格表现。杜鹏程看上去很像一个实际工作者，能同各种人相处，王汶石则像一个有个性的、不大合群的艺术家。王汶石喜欢契诃夫、泰戈尔，他收藏有泰戈尔全集，泰戈尔清新的文字，沉思的风格是不是也给王汶石作品以影响？但王汶石“微笑”的风格也不是绝对的。60年代初期他发表的《严重的时刻》、《沙滩上》等小说，倒有点沉思、严峻的风格。
王汶石健在。我祝他晚年好运。
写于1991年
韦君宜与黄秋耘(1)
不久前去看“韦老太”（这是她所在出版社的人对韦君宜的昵称），她躺在床上。她说前几天刚摔了一跤，伤了腰，这下彻底不行了，只好卧床休息。往后恐怕一个字也不能写了。我知道一个喜爱写作的人，不能动笔，这是多大的痛苦！1986年4月21日，韦君宜在一个会上突发脑溢血，即刻昏迷，瞳孔散大。那年她已近70高龄，亏得抢救及时，经过一年多治疗、休息，1987年7月，韦君宜又开始写文章了，写的第一篇就是讲这次得病的情形，题目叫《病床上的困惑》，从此益发不可收拾。到1990年6月将近三年时间，她在病中共写作发表短文三十余篇。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海上繁华梦》，收录的大部分是这些病中之作。我发现在病榻上半坐起来的韦老太谈起往事记忆绝好，思维极清晰。这样好的头脑，要是身子不能坐起来，手不能写，太可惜了！由不得又同她谈起写稿的事。她说，摔伤前我已写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回忆同时代人的，已寄给黄秋耘了。黄秋耘在广东。我知道韦和黄是知交。1935年两人同在清华大学读书，韦大黄一岁，一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后即入党，走向革命的实际工作。一在北，一在南，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1954年两位老同学又相聚一起成为亲密的同事，共同主持中国作协的文学普及刊物《文艺学习》。以后还在一起经历着作协的风风雨雨……两人的友谊从青年时代直到白头，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样的友谊多么可贵！我说你可以写写同时代人黄秋耘嘛！她望我笑笑说，这倒没想到！我其实是同她半开玩笑。我希望她的腰伤仍能康复，以后还能提笔。
第二次去看韦老太是在下午。只见她由刚下班的女儿杨团扶着，已在地上走动。虽是由人扶着慢慢地往前蹭，她是在活动腰身和练腿劲！她知道身体的康复不仅仅是靠药物和静躺，而必须靠自身自主的努力！
半个多月后再去看韦，奇迹出现了，韦坐在桌前写字！虽说手有些颤抖，字也有点歪歪扭扭。她交给我一篇回忆同时代人的短文。
这就是韦！向来不屈的韦，从来很精神的韦！我不由想起韦和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在作协，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旧事。
韦君宜在全国解放初期原是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1954年她受命筹办《文艺学习》，由青年工作转到了文学岗位。紧接着黄秋耘由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调来北京，两人成了最理想的合作者。在他们主持下，一本文学普及刊物办得颇为活跃。我想主要是思想活跃，贯彻双百方针，因而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发行量最高上到三十几万份，在当时实属难得。现在仍然能记得的例如该刊转载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并发表评介文章，组织关于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这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虽说小说难免有缺点，他劝说不要“围剿”年轻的作者王蒙。韦君宜和黄秋耘也经常在刊物上用“静宜”、“秋云”等笔名发表评论文章。挺有趣的是有的青年读者弄颠倒了他们的性别，写信到编辑部，称“韦君宜叔叔，黄秋耘阿姨”。黄秋耘，广东人，说话声音婉转、柔和。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除打过仗，还深入过敌营，做过军事情报员等危险的工作；还因为家传的缘故（父亲在香港开有一家西药房），懂点医药学，下放农村劳动时曾热心给人看病……这样复杂环境中的经历，有可能养成他待人接物的谨慎、柔性，也可以说他性格中有某种“阴柔”成分吧？再加上他自己说的“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文人素质，这些必定在他的文风中也表现出来，所以有些青年读者把他误会成“女性”、“女作家”，情有可原。韦君宜原籍湖北建始县，出身北京官宦人家。“一二·九”运动使她成了旧制度的叛逆者，“民先队”中的急先锋。其后又长期参加地方工作、群众工作、青年团工作，这可能造就了她泼辣、果断、冲锋在前的性格作风，所以在她性格中，含有某种“阳刚”的成分。青年读者把她误会成男子，说不定有点儿“歪打正着”呢。两人共同主持一份刊物，韦的泼辣、果断、直率；黄的谨慎、小心、柔婉，这“阳刚”和“阴柔”恰好起着互补的作用。两人确实是很好的搭档。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其最后的结果，竟导致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韦、黄两人也分别受到党纪处分，下放劳动，其后重新分配工作。韦名义上是《人民文学》副主编之一，长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组织工人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黄后来调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实际上是降职了。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处分并挨批判呢？主要是说他们“右倾”。什么“右倾”呢？说韦，是说她“包庇右派”。我的印象，作协的几份刊物中，像《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所划“右派”的比例，与单位全体人员相比，有的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大大超过毛主席说的百分之五左右，恐怕是全国划右比例最高的单位。而相对来说，《文艺学习》所划“右派”的比例最小，这恐怕跟韦、黄两人的掌握不无关系。他们两人无疑是政治运动中的“温和派”，今天看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在当时，这不是“右倾”的表现吗？而且批评韦君宜“包庇右派”还有具体例子，是说她包庇了单位里一个替农村的人传递了一份诉苦信件的人。（这封信诉说一处农村因一平二调，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与形势大好的总估计显然不大协调。）这个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人，随即被划为“右派”。而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我还记得，《人民文学》支部开的批评她的会上，韦君宜嘟噜个嘴，表明她是不服的。她当时居少数地位，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批评她。她不怕孤立，因为真理在她那边。黄的“右倾”比韦君宜更“危险”，他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他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一篇对个别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但有偏激情绪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右派”中被公开批判。韦君宜据理力争，说黄这样的人写文章出了错误，但不是“右派”。她大声地对她的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如果把黄秋耘划为“右派”，那也把我划为“右派”！我是《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论错误也不比他少！”这就是韦君宜，挺身而出，刚正不阿！后来有长者之风，实事求是的邵荃麟还是认真地考虑了韦的意见，严格区分了两类矛盾，保护了黄秋耘没划“右派”，但批评还是要批评，处分还是有。这些是摆在桌面上批的他们的“右倾”错误。为什么要停刊《文艺学习》呢？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可能更严重，就是我上面说过的诸如组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的讨论之类。合乎逻辑的推想是：领导人犯了“右倾”，刊物还不“右倾”吗？小说讨论中涉及的王蒙，虽说毛主席讲了话，后来还不是被划为“右派”了吗？
韦君宜与黄秋耘(2)
韦君宜的特性是，尽管在逆境中，她毫不动摇、毫不气馁而努力做出新成绩。下放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一年多，她辅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出了高水平的工厂史《北方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运用下放农村劳动的生活积累，在60年代写出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月夜清歌》。这篇作品风格清新，意境深邃，后来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从长辛店归来，她被安排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她和严文井领导下，文学出版社这期间仍出了许多好书。我的印象当时还是业余作家的马识途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出版，就跟韦的支持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打倒，丈夫（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冤枉遭难，身陷缧绁之中。后期她担任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制）指导员，我和她是邻居，差不多时常能见到她。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一身泥一身水的回来，晚上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忙着为运动中冤枉遭整（包括“五·一六”扩大化遭整）的人落实政策、核对材料、澄清事实等，直至深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周总理提议下已部分恢复业务。作为连队领导者，韦君宜热心推荐一些编辑上调回京工作。可是人们很纳闷，为什么像韦君宜、严文井等这些文学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反而迟迟不被上调呢？后来当然知道了，是北京的单位里有人从中作梗。而后韦君宜调回了北京，作为成员参加了社里的领导班子，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她所受的种种新的磨难不必细说。可贵的是，她在近年病中写的文章中，不但率直地批评了“左”的种种危害，以为鉴戒；还有极为清醒的自我反思、忏悔。我曾读过她发表的《编辑的忏悔》一文，深受感动。她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讲她为作者、读者做过的许多好事、成绩，而是深沉地忏悔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不得不做的那些违心的事———出版的某些胡乱编造，实际上是诬陷知识分子、诬陷老干部的虚伪“作品”。当初为什么搞文学呢？“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而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我从来未见过一位处在领导岗位的文艺干部如此袒露自己，批评自己。我还想起读过的她的另一篇文章，是悼念一位刚刚得癌症死去的同志，他叫李兴华，是个好人，好编辑，却在《文艺学习》被错划为“右派”。君宜的文章带着沉重的自责。其实，李兴华当年划不划“右派”，哪能完全由君宜做主呢？她痛切地责备自己，当年没保护好他。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领导干部这样真挚、沉痛地向被错整的下属检讨。这些都表现了君宜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有一颗高尚、纯洁、赤诚、无私的心。
在“四人帮”被粉碎的这十多年，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岗位上，她对我国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贡献甭多提了。这是许多新、老作家，广大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更令我佩服的是80年代，她已年逾花甲，工作照样繁重，却以不息的奋斗精神，写出了一批好小说，如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意义地写出了真实的老干部形象的中篇小说《洗礼》，还有长篇小说《母与子》，以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女人集》，使她跻身于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之列而毫无愧色。冰心因而称赞她“是一位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是的，只有具备真挚、纯洁的心和不倦追求的人，才能使自己艺术常新，宝刀不老。
再说说“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韦君宜的同学、同事黄秋耘。黄秋耘自从1957年批判了他的“右倾”，那沉重的精神负担，可以说一直背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他成了文艺界“右”的代表人物。他被贬为《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后，人们流传着一个说法，《文艺报》编辑部的三个领导，某某某代表左，某某代表中，而黄秋耘代表“右”。这位在生活中温文儒雅循规蹈矩的人，究竟“右”在哪儿呢？无非是“仗义执言”、“悲天悯人”、“不忍之心”的文士气质和好写文章、好发点议论。但是换一个说法可不可以说，这实在是可贵的共产党员的正义感、同情心，责任心和是非感呢！难道共产党人不要正义感、同情心、责任心吗？至少这一切和共产党人的责任、良心是不矛盾的。为什么黄秋耘这样难以被容纳、容忍呢？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没干几年活儿，1964年批“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他因在一篇短文中为“中间人物”加了一个注解“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而被看成是这一“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提出人的同伙，而实际上靠边站了。他和作协的几名干部（我也在其中）一同被送去华北石油工地锻炼。后又因毛主席批示下来，文艺界很快要整风而被招回。1964年下半年，北京一家文艺刊物发表批判文章公开点名黄秋耘发表在《北京文艺》1962年4月号的短篇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是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的大“毒草”。1965年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幕，不久，《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在批判文章中也公开点黄秋耘的名，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骂皇帝的，《杜子美还家》也是骂皇帝的，“黄秋耘与吴晗是‘一丘之貉’”。而黄秋耘1962年7月发表在贵州《山花》上的小说《鲁亮侪摘印》也和《海瑞罢官》是“同一类货色”。1965年作协在整风中编印了两册“毒草”作品集，其中也收录了黄秋耘的历史小说。本来黄秋耘在1966年2月已被作为交换干部交换到他的家乡广州，但几个月后，他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回北京挨批斗。我们同被关在“黑窝”里三四个年头，除了从事体力劳动就是挨斗或陪斗。直到1969年工、军宣队进驻后，黄秋耘于1969年9月才被宣布解放。接着他就回了广州。1973年我从干校调体委工作。我去广州出差时顺便看望了黄秋耘，他已被分配在广东省革委会出版局工作，任副主任（副局长）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这时，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似乎比在北京好多了。那些主管革委会的军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领导干部使用，而不再像北京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只把他当作一个有“传染病”（自然是精神方面的传染病）的病号长期看管着。1975年8月间，他又被安排来北京参加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就住在原文联大楼的五楼，他曾经受过难的地方（这时文联大楼的房子已被商务、中华两家接管）。
韦君宜与黄秋耘(3)
我感觉，解放后的这些年月，黄秋耘精神真正获得解放，是“四人帮”被粉碎，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这几年。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了。我并不是说黄秋耘这个人思想上没有缺点、毛病，但作为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不能用其所长，非得看管、放逐不可呢？黄秋耘扔下了沉重的精神枷锁，焕发了精神。他以写散文为主，同韦君宜一样，这些年写出了不少名篇佳构，超出了他青年、中年时代所作，如笔法凝重、饱含着人生滋味和思考、探索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以及许多篇回忆往事的短文，如深情哀婉，隽永的《雾失楼台》，被改编成电视短剧后愈加感人。除了写作，已过古稀高龄的黄秋耘还参加广东省文化方面的外事工作，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广州笔会中心会长，曾出访美国和其他国家。真是，卸了包袱轻装前行，比戴着枷锁跳舞自如多了。
黄秋耘，韦君宜，两个老朋友，一南一北，相互映照；各自继续着他们真诚的奉献，谱写着丰盈的老年曲！
写于1990年
菡子(1)
—一个视创作如生命的作家
我记忆中，女作家菡子，至今仍是鲜活地闪现我眼前。1953年，她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我听过她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述她在前线的见闻感受。我印象最深的，她实在是个勇敢的老兵，因为她讲了接敌最近的上甘岭坑道战，那时她就住在上甘岭前沿坑道里。菡子，高大的个子，白皙的肤色，一双很大的眼睛。有时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乍一看你可以说她是个军人，也可以说相当男性化的女子。她自己则以曾是新四军老战士而自豪。但只要同她打交道，谈天说地，或读她的作品，你立刻会改变印象，感觉她是个热情、直率，情感丰富、细腻的女性。她虽是专业作家又兼作协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她的特性，是爱同机关普通男女工作人员交朋友。那个年代，差不多《文艺报》、《人民文学》以至秘书行政部门的年轻人，好些是她相知相好的朋友。她是如此平易亲切，容易接近。这样一来，就连我这个不爱交际的编辑，也跟她熟起来。
我是先读她的小说，后见她这个人。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的都是原中国解放区作家的优秀作品。其中有篇是写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进驻并已建立政权多年的一个乡村，因为残存封建势力代表人物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利用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某个婚配事件，煽动家族封建宗法思想，蛊惑人心，掀起一番波澜，以求一逞；而终于被觉悟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拆穿的故事。这就是菡子的小说《纠纷》，它实际是个小中篇。虽说我是半个世纪前读过这篇作品，但当年读后的新鲜感和一定程度的惊诧，至今仍有印象。如果我没记错，这篇1945年写出的作品，不仅提出了乡村新政权建立后，如何防止旧的封建势力变换花样，卷土重来这样一个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更加了不起的是它还从思想上提出了新政权从根本上维护人民应享的权利，这一使许多人感觉新颖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区分新旧政权本质的问题。小说中描写新政权成立后，贫苦农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一个外来雇农方能与村子里一寡妇同居并生育孩子。可是这事在村子里却是众说纷纭。残余封建势力重新插手，想驱逐外来户并夺其田产，重建其压迫人的封建宗法秩序。一部分农民和干部受其迷惑。然而，终于在区、乡新政权领导下，驱散了毒雾，提高了村民觉悟，确认了外来雇工与寡妇自愿同居生子，追求美好生活，是他们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作者用源自群众生活的生动、通俗语言和传统中国小说讲故事、引出人物的写法，从容地展现新旧两种观念、势力的明争暗斗和此消彼长，从而塑造了众多真实的农村人物，最终显示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势力的自然趋势。但这个过程又是错综复杂的，作者写得入情入理，起伏跌宕，相当深刻。既没有夸张、做作，也没有简单化。看得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细致深入，敢于接触乡村生活中复杂矛盾，而对自己所写题材、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熟稔，成竹在胸。由此我想到菡子这个作家的实力。此后她来编辑部作客，葛洛正式向我们介绍，她就是我钦敬的女作家罗菡子。
上世纪50至60年代，菡子给《人民文学》杂志写过不少稿子，她不仅写小说，也擅长写散文。她的散文讲求抒情，贴近生活，总是以情感真挚、亲切，细节生动，而感动人，产量比小说为多。她发表在该刊的小说，当年有两篇最有影响。一是在1961年12月面世的《前方》。是一首颂正义战争、颂前方的抒情浪漫曲。作者的写法在那个年代堪称新颖别致（虽说明显可以看出某些苏联小说的影响，那个时代作家们较习惯从苏联作品汲取营养）：作者以第二人称的“你”来建构自己的小说，讲述战争年代作者极易熟悉的一位在战地任务频繁，执行救死扶伤的年轻女战士的革命情怀。她永远向往前方，因为那里有自己最亲的人和战友们；因为不断推进的前方，意味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取得进展。在战争进行中，突然前方亲人的信息中断了。作者动情地写了部队政委来告诉她“这不幸的消息”，亲昵地问她“小陶，你还去（前方）么？”但是“你”坚定地说“去”，紧紧握着政委的手……作者继续写道：前方，前方!那壮丽的目标，全部音符中的最高音，仍然是我们战斗行进中的基调，在通向前方的路上，“你”又看到了胜利：济南战役王耀武被擒……早晨的薄霜随着人们的脚步升起了，田野里散发着暖气和清烟，“前方”到了。部队几乎列队欢迎“你”，许多人在阳光里站着。“你”忽然想到，一个人倒下了，是为了许多人这样站着。一个巨大的人———中华民族在东方站起来了……作者就这样完成她的战争抒情，完成小说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品篇幅不长，而它的抒情笔触，战地亲人、战友间浓重的人情味儿，和精心营造的像一泓清水似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氛围、格调，是那时许多小说所无的。最先指出菡子这篇新作小说优长点的，是诗人、散文家徐迟。
60年代初期，我去武汉看徐迟，向他约稿。徐迟说：你们刊物最近发表的菡子的小说《前方》，我读了很受启发，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我正在酝酿以两个非凡人物的真实素材为原料，加上虚构成分，写一部作品。写什么人、怎样写，先不告诉你们；但我有信心把它写出来，将来寄给你们发表。我们真没想到菡子这篇小说对作家徐迟营造他的新作竟有那样大的影响。果然，数月之后，1962年第2期发表了徐迟赐寄我们《祁连山下》上篇，是以敦煌壁画守护人、美术大家常书鸿在敦煌的业绩为素材，精心创造的作品。我们将它作为头条作品发出。这篇正面写知识分子的佳作，有的读者说它是“空谷足音”。然而，若没有《前方》的启示、触发，或许徐迟不会这么快写出《祁连山下》。
菡子(2)
1961年上半年，那个比较宽松的年头，正当我们缺少真正“叫座”小说时，菡子赐给我们的另一篇佳作是《万妞》。这篇作品发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的头条。
1957年以后，作协有的专业作家下放外省市，菡子就是其中一个。对于热爱生活的菡子，我想她去安徽可能是她自愿选择的。菡子的老家是江苏西南部属于江南的溧阳，但她的第二故乡应该是安徽的皖南、淮南，因为战争年代，她很长时期生活、战斗在这一带，与那里的乡亲们结下很深情缘。听说菡子初到安徽时，曾在宣传部任职，各方面对她的观感、评价很好。然而我1959年去合肥，正值“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狂飙刮过之后。我去看菡子，感觉她的处境不那么好。听当地友人说，她是讲真话而受到某种错误批判。因为心绪欠佳，她不再像在北京时，见到熟人那样兴高采烈，而是相当沉闷，似有难言之隐。说到创作，她说现在要学习文件，可能还要下去，暂时不好考虑。然而菡子这位创作有心人，似很难真的放下她经过酝酿、构思，正在进行的作品。这位视创作如自己生命的作家于艰难中仍在奋力前行，准备拿出最好的作品，献给她一生钟爱的战友、乡亲。《万妞》这篇力作，恰好成稿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是为纪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老战友而作。而在一年多之后才拿给我们。我始终觉得《万妞》是一篇非常独特，真正用爱、用情感来感动人的作品。古往今来令人百读不厌、最好的文艺作品无不具备这样特点。但在阶级斗争盛行年月，情感和爱，有时反被视为错谬。《万妞》的故事再简单不过了，战争年代，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收养了新四军部队留下的一个小女孩，她名叫万妞。虽说他们自己生育了好些孩子，家庭经济绝不富裕，这对善良夫妇仍然非常疼爱在他们的小孩中排行第八的这个最小的女孩。国民党军队进进出出，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加意保护一个兵痞扬言要杀的这个“小新四军”。十年过去了，小女孩已经懂事，更惹人爱。养母一向认为小万妞是她最爱，家中不多她一个，却绝不能少。养父惦着女儿的未来，遂去军区寻找万妞的亲爹妈，却没找着。军区的人建议送这个11岁的小孩上子弟小学。养父已经答应正月初八送她上路。就是这一消息，掀动了这老俩夫妇心底的万丈波澜。老俩夫妇想事情的角度虽有不同，但在送女儿出发前夕，洒向这个非亲生女儿身上、心上的却全都是爱，无尽的爱。有时有点私心，却真正是博大的、厚重的爱，就是这爱，也无尽地沁入读者的心。菡子的特性，正是她自己对值得珍惜的往事，对战友，对战争年代去墨痕支援战争、支援军队的乡亲们的执着的爱，精心营造了这篇动人的小说。
菡子曾长期过着一人独处的生活。据我了解，50年代初期，她到北方来，那时已与她对象，一个艺术家分居。其后对一文学家，彼此产生了爱的激情。然而那位先生是有妇之夫，在当年那个高扬道德情操的氛围中，加上菡子本人的个性也是追求纯洁完美的（菡子原姓罗，她的名字是抗战初期自取的。菡萏者，荷花的别称，“出污泥而不染”，这是菡子一生追求的），这种爱情注定是短暂的。后来虽再婚，但个人生活仍然是清苦淡泊的。然而她的爱是广泛、深入的，她有许多的文友、乡亲。她爱她的朋友、乡亲，她常同他（她）们切磋、交流。她视表现她爱的乡土乡亲的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
菡子已逝，但她用生命、用爱创造的散文、小说，将长久留下来。
2003年12月13日写完
12月15日略作修补
12月19日再改
（载《传记文学》杂志）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1)
1956年，1980年，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位早慧的，作品具有个人特色而又颇为多产的作家名叫刘盛亚。193５年春，北平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一篇写老北京一家有名气的镖行镖师曲折人生的小说，题目叫《白的笑》。作者写这位曾当过清廷御前侍卫的镖师最后的结局却是沦落到汉口街头卖艺，每日只赚两毛钱，被迫到一个大户人家打劫，被人家用子弹射死。死后脸上“浮着笑，也许是哭”，反正是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从未见过的“白的笑”。这就是作品名字由来。无论是小说的取材或叙述、表达，都给人留下较为别致的印象。作者刘盛亚，那年才20岁。他本是重庆人，少年时随父（名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就在这年他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回来后即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连载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随笔《?畚字旗下》。其后他回四川办过文艺周刊，在郭沫若支持下出任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在武汉大学（抗战时由武汉迁至四川嘉定即今之乐山）、四川大学执教，译过歌德的诗，改编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为话剧《钟楼怪人》。而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最具影响的小说，则是中篇《小母亲》和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夜雾》。《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揭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夜雾》1945年由群益出版社出书后，曾在国统区相当流行，它描写的是旧时代北京京剧伶人的生活命运，故事迷离曲折，哀婉，写了人性的复杂；语言表达，贴切生动，看出作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出过他的中篇小说《水浒外传》。1949年3月，上海春秋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地狱门》。
建国后刘盛亚也就三十来岁。但这样阅历、岁数的人，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称他为老作家。刘盛亚是自己家乡重庆市作协分会理事、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还兼任民盟四川省委文教委员会委员，自然是我所在那家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组稿对象。
刘盛亚最风光时候是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些日子。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同志曾专程去成都、重庆拜访那儿的老作家，像成都的李劼人，还有就是重庆的刘盛亚，是颇引起白羽注意的。记得归来后，白羽同志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话专门讲到西南的这两位老作家。他讲刘盛亚这位老作家创作热情很高，他只比我（指白羽自己）大一岁，今年41岁，还算年轻。他经常下去了解新的生活，访问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同时他还有许多过去的时代生活的感受。这样的作家创作潜力是很大的，编辑部应将这些作家作为重点组稿对象联系。我在的编辑部当然响应白羽同志号召，我们向刘盛亚写信组稿不止一回，他也回了信。我印象他那时好像在写四川一位木工劳模的传记故事。他回信说一时还顾不上给我们写短篇。在1956年，我们未能组到刘老作家的稿子。
未曾料到的是，第二年反右，刘盛亚被划右派。他的名字从我们联系名单中被除掉。此后再没他的任何消息。1963年我去成都、重庆组稿，不免打听刘盛亚的下落。蒙当地作协一位做联络工作的朋友告知我，刘盛亚早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他死于峨边的劳改地。我吃了一惊，却无话可说。他死时不过45岁，正处壮年呀。数年后我去过峨边，属凉山区，山高，路险，水险，比较荒凉，寒冷。居住那里的彝族同胞生活相当艰苦。
上世纪80年代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许多冤案已经平反。可是早早过世的作家、艺术家们是否安魂于地下呢？即使不搞什么平反仪式，亲朋好友们也期望人们能记起他们。
1980年上半年，我很熟悉的，常给我们赐寄短篇小说的黑龙江省专业作家、四川籍老作家巴波同志，忽然寄给我一篇刘盛亚的短篇遗作。他信中话不多，我完全能领会，这是对这位作家同行、对读者仍存有印象的刘盛亚的一个纪念。我自然高兴，立刻将刘盛亚这篇不长的遗作看完。老作家的笔墨，是从一个小角度来写当年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新气象的，一读便知是50年代中期鼓吹“合作化高潮”那阵子，作家对现实形势的好意认同。说不上是什么名篇佳构，但小说至少反映了作家当年的某种心态。联想到作家其后的遭遇，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篇遗作面世，供世人了解；亲属、朋辈也得到一点慰藉，我觉得这应是可行的。我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将刘盛亚遗作送呈代理主编张光年同志审读，请他定夺。
1980年6月23日，我收到光年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件原文如下：
光群同志：刘盛亚同志这篇遗作，我看不适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要从大多数读者（订户）的需要来考虑。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一篇描写农业高级社成立时社员美好感情的作品，经过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巨大变革之后，倘非上乘之作，要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兴趣，那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良好意图是要纪念这位作家，如果效与愿违，那就反而对不住这位作家了。你看，是否请巴波同志采取别的方式，譬如说，写一篇怀念亡友的散文？至于这篇小说，在四川刊物上发或编入文集，效果可能好些。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2)
光年的看法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服从了。于是将刘盛亚遗作退交老作家巴波。后来刊物也未发表纪念刘盛亚的文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错过了一次使刘盛亚遗作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此事又过了这么多年，心里总是有点难以释怀。写此短文公之于众，供读者们辨析吧。
2004年12月28日完稿
雷加(1)
—一个追赶时代脚步的作家
北京某报一位副刊编辑约我写点有关当代作家的短文。我的记忆库里立刻涌现几位我较熟悉、但从未写过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的身影。首先我要写的是今年88岁，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见过许多世面，现仍健在的北京市老作家雷加同志。
雷加是辽宁边境城市安东（建国后改为丹东市）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就很不寻常。毕业于东北大学边政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雷加流亡关内。1932年12月8日，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炮声响起来了，17岁的热血青年雷加立即赶赴上海参战。1935年为了考察这个敌国的国情、民情，这位爱国志士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回国后的雷加先去华北敌后八路军部队访问半年；后又艰苦跋涉，于1939年抵达抗日堡垒延安，在延安文化协会就任秘书长，自此开始了他用行动，也用笔记录、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非常充实、熠熠生辉的生命里程，一直绵延到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的耄老之年，从未停歇。
我认识作家雷加，大约有半世纪之久。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那时刊物正在选载雷加长篇新作《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三部曲第一部）。一位作协老同志告诉我，作品中的厂长杨行健就是雷加本人，他是东北最大的造纸厂安东造纸厂的厂长。八·一五（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之后，他是从陕北出发最早进入东北的干部队伍中的一员，亲身参加了接管工厂、后又撤退，又光复、恢复生产，重建工厂的全过程，所以只有他方能最早写出囊括活跃在工厂的各色人物，从领导干部到技术人员、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等这样大视野、多部头的小说。一天雷加来作协开会，并看望他的老朋友们，我这才见识了雷加，一个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雷加那时并未在作协当专业作家，而是深入实际，做工作，已调北京轻工业部，任造纸处处长，家住右安门那边。他完全是“少壮派”作风，不坐小车，来往京城各处常是自如地骑上自行车。因为雷加是管造纸的，所以当印书、印杂志纸张短缺时，作协有关部门未免求助于雷加这个“内线”。
雷加是这样的作家，他爱生活、爱人民，随时不忘一个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或做工作，或专心致志为人民写作。建国以来，他与作协频繁的政治运动保持了适度距离，有些会，作协请他参加，他不能不来，如1955年的反胡风、反丁、陈“反党集团”，但他毕竟不是作协的人，一有机会他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后来我发现东北的马加，天津的孙犁，西北的柳青，还有散文家杨朔，都是重视生活和创作，而对某些莫测的、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的作家）。1956年我去三门峡工地组稿，在那儿遇见了雷加，他已挂职在三门峡工程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正在紧张地采访劳模等各方面人物，他同我谈起治理黄河的历史和现状，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后来又还去洛阳建设工地采访。60年代，我又听说他深入大西南边陲，去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等人迹少至的地方，采访科学考察队和少数民族，写出了从《从冰斗到大川》等新作。
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灾难发生，雷加等一批北京老作家都被粗暴地剥夺了写作权利，遭受无端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但是一旦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雷加这样的老作家立刻焕发了精神，多方筹划，深入到祖国四方去了解变动中的生活和重新亲近各方面群众，以便为读者奉献新作。“文化大革命”前，雷加是北京的专业作家，市作协副主席。请看他复出后于1979年5月13日，写给北京市文联党组的一封信：“1979年深入生活计划：一、（5—6月）1、葛洲坝水利工程，约10天。2、长江三峡选坝址已开会，进行采访并实地观察约7天。3、荆江大堤，约3天。4、江苏江都排灌工程（南水北调东线起点）约10天。二、芦台国营农场（7月份去二周）。三、塘沽盐场（8月去一周）。四、房山石楼大队（按：雷加“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的地方，9月去一周，去看望他的乡亲们）。请批示。”从这信可以看出老作家雷加想下去了解生活变革的心情多么迫切，日程安排多紧，他计划中的活动空间是多么广大。实际上，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雷加虽已过花甲之年，趁自己身体、精神尚好，他重又走遍祖国东西南北各地，当然也是硕果累累，新作散文、特写等短小作品甚多。我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雷加是最早赐给《人民文学》作品的老作家之一。1977年下半年他送给我们散文《开端》，这是一篇详细记述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的纪实之作，我们将它发在刊物第10期。1980年，他又供给我们一篇散文《火烧林》，这是写科学家考察山林火灾，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篇言简意赅，超前的力作、佳作。据作者讲，有的读者直接写信给他，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感同身受，赞扬此作。作为编辑，我心里明白，雷加这两篇作品的素材，完全源自他“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频繁下生活的丰富积累。后来我才知道，《火烧林》这篇，作家1961年就写好了，只是迟迟才面世。我猜，像雷加这样勤奋写作的作家，很可能“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没有放弃素材的积累、整理呢。
雷加(2)
上世纪90年代，我曾重去延安（第一次是1964年去的），又还去了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等地。在延安和定边，我都听当地干部、老乡说起老作家雷加重返当年故地，看望乡亲的动人情景。一位老乡告诉我，雷加看了他往年住的窑洞，当看见揽羊人赶着一群羊过来了，他触景生情，仿佛回到了自己青年时代，他甚至兴奋地学起羊叫。还有1981年5月他去大运河，他写信给女作家菡子说：“由清晨四时直到下午六时，我一直站在驾驶楼前，比船长还认真，一直不休息，观看沿途不变的景致，相同的船队驶过，相同的草岸扫过……相同吗？山东船、安徽船、湖北船、江苏船，这些船队无从分辨，但又不尽相同。草岸相同吗？也不。火轮波浪低吻着它，它像缎带一般闪动，变幻……景致是一般的，但情怀异常，怀古念今，纵横万里千年……”这样的情怀，使他很快写出散文《大运河》发表于《人民日报》。看看老作家对生活、对人民、对祖国山川，是多么热情!一片赤诚，一颗纯真的心。
是的，这就是雷加，一生对生活、对乡土、对人民，保持着他那无尽的爱心。毕生追赶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永不停留。而他的多卷著作，无论是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或短篇小说，或无数的写诸如水利（江河治理）、油田建设、科学考察及各林区、农场，直至高山气象站、地质尖兵、沙漠中的发射塔等特殊生活领域，海洋岛屿、大山大川的散文、随笔，无数写新中国各色人物，包括那些极著名劳动模范的报告文学作品等，直至2001年最新出版的他的四十余万字的日记、书信选集，都是这伟大时代的真实见证和记录，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2003年11月29日完稿
（载《传记文学》杂志）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1)
——记华侨老作家马宁
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南岭以北有广阔的红壤地区。这些红色土壤有的带些黄色，有的偏暗红，但基本主调仍然是红色。记得1959年我初去井冈山，途经吉安、泰和等地，曾为这一带地方土地如血色般的红而惊诧。后来走的地方多了，留心观察，才发现这是个广大的地带，如鄂南、皖南、湖南丘陵区，而赣南的红土地一直延伸到闽西山区。我在鄂南种过田，对这些红壤稍有了解。它多为酸性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少，比较板结，保水保肥能力差，晴天易旱，雨天易受冲刷。相对说来，属于比较贫瘠的土地。我发觉这个广大的红土带，有许多相似性，如边缘多为高山，中间则为低山、丘陵，夹杂一些河谷盆地。气候温热多雨。山上多长松树、杉树，还有竹林，部分地方生长橘柑等水果；粮食作物除了水稻，山地则为红薯、土豆、包谷（玉米）等。因为土地比较贫瘠，尤其广大的山区，要脱贫致富（包括改良土壤、广种树木改变生态环境）便是一个长期任务。而在旧社会，本来土地不肥，而又地少人多，被迫出外谋生的人历来不少，再加上军阀、官僚、地主的层层压榨，这些地方的人民生计非常艰难。所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些红色土地爆发了红色革命，尤其处在红色腹地的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革命的中心，就决非偶然了。
毛主席说过，革命需要两支大军，武军和文军。武军：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从红色土地走出来的中将以上将军竟占了1955年授衔的中将以上将军名额的绝大多数（少将未及计算），也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些将军是生长在赣南、闽西、湖南和湖北东南部的。文军呢？毛主席说是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大军。但从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的文人不算多。解放数十年，在赣南、闽西这片以前的红色中心区域也生长了一些文人，如写过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已逝作家曾秀苍。仍居赣南，以写红区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家罗旋，其短篇小说《红线记》，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较年轻的剧作家舒龙，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央苏区一些领导人生活素材的搜集积累，近年拍摄了电视剧如《赤都财魁毛泽民》。我新近同他相识，看来他的潜力还很大。闽西则有龙岩的张惟，我也是不久前才同他认识，他出版了《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觅踪访史录》等书，是以散文笔法、纪实体裁来写闽西（30年代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革命的历史。《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较有特色，作者还在写续篇。可惜该书发行范围不大，读者见得较少。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老一代的，曾任福建省文联主席、至今仍笔耕不辍的30年代作家马宁，可算一位。我同他相识已有三十余年。马宁在30年代、40年代出过许多部有进步倾向的中长篇小说集，重要的如《铁恋》、《灰恋》、《香岛烟云》、《椰风胶雨》、《扬子江摇篮曲》、《将军向后转》等，在海外，尤其东南亚和南洋颇有影响。可是全国解放后很长时期，这些著作却没有机会重印。我认识他时是1956年，文艺界首次贯彻双百方针的时期，马宁从福建到北京来走动。那时马宁在我心中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及至同他接触、交谈了，才了解一点他的过去。原来他是福建闽西老区龙岩县人，同邓子恢、张鼎丞很熟。他在30年代参加左联的活动，同牺牲的左联五烈士打过交道。与青年女作家冯铿和地下党报《红旗报》的负责人李求实（号伟森）相熟。冯铿是他30年代出版的中篇小说《铁恋》的第一个读者和责任编辑，李求实则约他担任报纸的工农通信员。五位烈士（他们均是青年作家）牺牲较早，解放后能够找见的与他们相熟的人已经不多了，马宁光是这一段经历，已经足够引起世人注意。抗战初期，马宁在新四军编过《抗敌报》，认识叶挺将军，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他还有三下南洋（去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远涉北婆罗洲）的传奇般的经历。曾担任过马共的宣传委员，在那里办过报，教过书，主编过文艺刊物（80年代被新加坡、马来西亚国的文化人认同为在他们国家开创华人文艺的前驱者之一）。马宁本姓黄，30年代发表作品始用“马宁”这个笔名。含着马克思的“马”和列宁的“宁”这两个字。他出生于龙岩龙门乡的贫苦农家。福建红色革命的先行人之一的郭滴人烈士是他小学的同学。他在厦门集美师范部听过福建地下党最早的负责人罗明讲课，青少年时代深受进步思潮熏陶。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次从江西进入闽西，他曾从上海回到闽西长汀，欲投红军，而红军已经撤走，失去了机会。
据我所知，马宁是最早用文字赞扬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有一个“新的太阳”的作家。1929年10月，他自闽西寄给上海一家刊物的信中说：
现在一个新太阳照着我，我在此写信给你。我向来主张……劳动者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我完全牢记着农民的被剥削和初期的反抗事实……然而我相信坐在书案前写作品的作家是不会知道的。大家走上彻底革命道路吧，不然呢，那就自己宣告死亡吧。
1957年，我约住在北京的马宁给《人民文学》写点散文。结果他很快交来《红色故乡随笔》，共由四篇散文组成。第一篇《没有弦的胡琴》，写红军建立政权后，当地乡民活跃、欢乐的文化生活；第二篇《小红旗的风波》，写红四军政委毛泽东爱民的传说故事；第三篇《兄弟便是朱德》，以当地劳动者的眼光写初入闽西的朱德军长简朴、爱民的作风；第四篇《通缉苏维埃》，淋漓尽致地嘲讽当地土军阀将“苏维埃”当作一个人来“通缉”的愚蠢可笑的趣闻故事。马宁告诉我，这是根据30年代他在闽西故乡的见闻、经历写成。早在那个年代，他就给上海的进步报纸，寄过“苏维埃随笔”。散文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期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很好。有人以为刊物上出现了一个新作家。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2)
但马宁在解放后的遭遇颇为坎坷。他在遭长期冷遇后，1956年复出了。而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写作道路却是艰难的。他曾不畏艰苦，去武夷山区正在修建的鹰厦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写出三万多字的小说《武夷山上的白蝴蝶》。我读小说初稿时，为其对青年女性形象刻画之生动和青年恋爱心理描写之细腻，文笔之活泼而甚是钦佩。然而正因为他写恋爱心理比较大胆、放得开，不似当年某些作品那样扭扭捏捏或平板乏味的讲道理，反而不为人们习惯了。再则作品有个情节涉及了生活中较为尖锐的矛盾：一位工地基层干部企图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对一个失恋的女青年（作品中女主角、工地卫生员———先进青年李华，外号叫“武夷山上的白蝴蝶”的女子）施行非礼。结果作品终审时未能通过。作家费力修改两遍，仍未获通过。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方才约请他写散文，以期较能获准通过。1957年以后，马宁沉寂了数年。直至60年代初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马宁再来北京，我们重又向他约小说稿。马宁才写有一个短篇《落户的喜剧》，这回较顺利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1月号。小说很快被上海的电影厂改编成电影《青山恋》，由赵丹演主角，很受青年们欢迎。但在这之后，马宁又沉寂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备受折磨。
马宁十几岁就离开家乡，以一个“穷小子”而外出“闯天下”。无论30年代上海的地下环境或是三下南洋，他经历过苦难、斗争和各式各样的危险，包括在殖民地坐牢，同三教九流的人和殖民当局打交道。风险经得多，世面见得多，由此养成他那皮实的性格作风，也可以说是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提倡的韧性精神，遇事能从容、沉着对待，并以幽默、乐观的人生态度处之。就是这样的性格、作风，使他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大灾，在“四人帮”倒台后，以年近七旬的高龄，仍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一如既往的乐观、进取精神。1988年11月他来北京，打听到我的住处，与我再次见面。这时他已接近八十高龄（他生于1909年），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幽默风趣不减当年。在这之前，他将酝酿多年、已经写完的长篇巨著《红白世家》的第一部《香港小姐奇婚记》从福州寄给了我。该书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0年春季出版。
像马宁这样出生于红土地，一生追随着革命前驱者的踪影，勤奋创作，在海内外的文化事业岗位上做过许多好事的作家，可算难得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正当盛年，正是写作上大有可为之时。假如对他那眼花缭乱的丰富阅历持求实、理解、欢迎的态度，鼓励他继续为人民制作鸿篇巨构；而不是持怀疑、排斥、压制的态度，我想作家马宁创作的潜能，会更好地发挥出来。往者已矣！
今年6月初我入福建，自然想去福州看望马宁。我到了闽西龙岩，参观龙岩市的博物馆。很高兴地看到闽西的一批革命先行者郭滴人、罗明、邓子恢、张鼎丞等早年的照片以及有关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实物、图片。而出我意外的，我在一个展览橱柜里，也看见了出生于龙岩的作家马宁的照片及关于他的介绍文字、实物图片。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地方博物馆看见我们的文军也进了展览室。我的心情颇为激动。顺便问一位讲解员小姐，你见过作家马宁吗？她脱口而出：唉呀，他前几天还在这里呢！我说，你能找到他吗？她热心地说，我马上给你打电话问问。原来马宁的外甥女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是这个小姐的同事。她给马宁的外甥女挂了电话。
生活中有许多巧事。当晚我便在龙岩一处简朴的小旅馆见到了马宁夫妇。马宁已经84岁，仍然精神健旺，兴致勃勃。他说他隔几年便要回家乡一次，多年如此。他的夫人王斯女士年过古稀，看去也显年轻。马宁告诉我，这家四层楼的小旅馆是他的一个亲戚开办的，他住到这里是图清静、节省。虽则他享受老红军待遇，回到龙岩，住宾馆、用车，一切免费。但他不习惯住高级宾馆（第二天我也从收费较高的闽西宾馆搬至这里）。马宁说，他已找了车，明天将回老家龙门乡，还要去看看他母亲当年为保佑他平安而去烧香的一处寺观，那是绝好的一个风景点。“你来了，正好结伴同去。”我欣然从命。
陪马宁夫妇重返他的故乡，是一次难忘的旅程。在他的家乡，马宁让我看了他童年的住屋，他和郭滴人一起念过书的开明小学旧址，还有被他写进长篇小说———20年代他同自香港返回的他的义姊一起游泳引来“惊世骇俗”效应的那曾经清波涟涟的池塘（而今杂草丛生，已非旧观）。旅行车在镇上稍停，我们出发去70华里外的山乡。原来马宁偕夫人是来了结一个久蓄的心愿，他已经70年没来这里了。汽车离开城镇，翻山越岭，走上了一条红土小公路，公路如带，盘旋绕曲，宛转伸展。我没有想到闽西的乡间这样美，满目青山，遍野松、杉、竹林，清幽幽的山溪，环绕着一处处宁静的村舍。多年没见面的燕子在小风中翱翔翻飞。空气里弥散着草木的清香。公路绝尘。我正寻思，是不是到了世外桃源？马宁告诉我，这些地方留下了伟人毛泽东、朱德的足迹。当年他们率领的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城、三进龙岩，曾经从这些山间小路走过。后来这一带山乡又成了游击队长期坚持的游击区。不知不觉间，汽车开上了白云缠绕的云端、天际，视野更加开阔，高山之巅的灵远宫快要到了。怀旧情浓的马宁说：我小时候是个调皮、不安分的孩子，上了学回到故乡宣传革命又遭反动派嫉恨，在家乡站不住脚，只好远走他乡。我母亲虽说出身地主家庭却嫁了贫苦佃农的我父亲，她同情穷人的革命。她是个小脚妇女，笃信佛教，为求菩萨保佑我这个远方儿子的安全，她常常走70里山路去到寺庙朝拜菩萨。我虽不信菩萨，但母亲对我的爱心和她的不畏艰难、不辞辛劳的精神永远感动着我。也许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菩萨，我这几十年遇见的各种风险都化险为夷。我得感谢母亲，去看看她朝拜过的菩萨。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3)
到了灵远宫，马宁一边朝拜菩萨，一边同妻子开玩笑：“这菩萨听说求子很灵，你求他再送你一个儿子吧。我呢，求他保佑我再找个年轻的对象。”马宁同王斯是几十年患难夫妻，他们一共生有四双儿女，情爱深笃。王斯已习惯于他同她开玩笑。她不予理会，只望着我这个客人摇摇头，微笑着，表示对这个丈夫莫可奈何。
马宁好像永远年轻不老。我在思索着，是不是红土地的不老山川，长了他的精神呢？
涵养(1)
——小说家俞林纪实
森林海涵着水分。可是假如你不走进林子里，不接触那饱含水分的土壤，你往往就看不出来。这使我想起一个人，一位作家———俞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上级，后来忽又戏剧性地变成我的下级、且还是“专政对象”……这说起就话长了。在几十年的寒暑更替之中，俞林确实是一片有涵养的林子，保持着他那郁郁葱葱的本色。
老 师
1950年初，我进入一所文艺学院创作室学习，我们的室主任便是副院长、小说家俞林兼任。那时，我在的城市刚解放不久，我们这批青年文学爱好者，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没有见过俞林，但读过新华书店出版的他的单行本小说《老赵下乡》。从这本小说看出他对北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群众语言运用得滚瓜烂熟，想像中，他大约是位像赵树理那样的乡土气味十足的“土”作家了。一天辅导员带来一位方头大脸、戴深度近视眼镜、温文儒雅的３０岁上下的人给我们介绍，原来他就是俞林。我大吃一惊，其他的同学也吃惊不小，这与我们猜想的太不一样了。
以后俞林给我们讲文学课，也讲政治课，闲时又爱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串门。往往一进门，男女同学便将他团团围住了。
俞林有一种学者风度，谈话从容不迫、逻辑条理严密，滔滔不绝。知识、见闻广，天然富有魅力。
那时我们正准备参加土改。他讲起农民、土地问题，讲起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曲折、复杂过程，讲起怎样掌握土改政策，理论结合实际，提纲挈领，举例生动、丰富，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听一部迷人的书，常常听得忘记了时间。爱好理论思维的同学，说他是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而在我看来，他是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
在讲授文学课和聊天中，他给予我们一个宽广的眼光。不止阅读、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作品（那是我们的重点课），也研究、讨论五四时代的作品、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品；不止阅读学习苏联文学作品，对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现代英、美文学，他也蛮有兴趣地同我们讨论分析。听他谈文学，望着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你说他是位来自旧式大学的教授也可以。不久，我们去河南土改，他是我们的带队者，同我们一道背着背囊下乡，赤脚草鞋，同农民打成一片；关键时刻，给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以及时的指点，我发觉，他毕竟不同于旧式大学的那些教授，而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干部。
果然，俞林有那丰富的、令人羡慕的斗争生活阅历。
俞林原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随后参加了八年抗日游击战争。他出身于冀西一个大地主家庭，然而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担任区委书记，亲自将有劣迹的地主亲属扫地出门。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46年的国共和平谈判中，他是北平军事调处部的我方译员之一。1948年华北联大时期，他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俞林的这些经历，说明他既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上层外事工作经历，还是一位理论工作者。这不但使他写出了反映农村群众运动的小说《老赵下乡》、《韩营半月》，反映战争的小说《人民在战斗》，50年代初期，还发表了反映国共谈判中复杂斗争的中篇小说《和平保卫者》。像俞林这样有着独特的曲折、丰富经历的人，在我们的作家群中，是较为特殊的。然而，解放后在我的接触中，像俞林后来那样有着曲折的戏剧性经历的人，似乎也仍然少见。
“大难不死”
1956年8月到11月，俞林带了一个中国艺术团去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四国访问，他任艺术团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最早派往南美的艺术团。俞林的这一项任命，自然跟他1946年同美国人打交道的那段工作履历有关系。虽说，他只想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早就听说外交部想调他去工作。的确，论风度和素养，俞林是一位合格的外交家。
艺术团载誉而归，1956年11月下旬停留在瑞士小憩，即将回国。艺术团的成员分两批回国，俞林安排在第一批回国。
1956年11月24日清晨，瑞士苏黎世机场，飞机即将起飞。前往送行的，本来安排在第二批走的另一位副团长，忽然对俞林说：
“老俞，让我先走行不行，咱俩换张票？”———他当然是思归心切，出访三个多月了嘛，哪个人不想北京，想家！俞林，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他极爱他的妻子、孩子，他的家在北京，他的爱妻幼女正在家里等他呢，他自然也想早点回去。但是善于体贴人的俞林马上回答说：
“好吧，我把票给你，你先走。”
万万没有料到，飞机起飞半小时就失事坠毁，全部机上人员罹难。那位副团长不幸成了俞林的“替死鬼”。第二天，死亡同志的名单电传到北京，通知家属，其中也有俞林的名字。俞林的爱人听到这消息差点昏死过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虚惊。当然，俞林幸免于难，纯粹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简直像鬼使神差一般。然而造成这番机遇，如前所说，也跟俞林待人接物的涵养风度有关系。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耶？不信耶？
涵养(2)
突 变
从南美回来，俞林正式调外交部工作。那时，他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里学习半年，准备被派出国。
可是1957年上半年，是政治风云急骤变化的年头。文艺界更体现了风云变幻的先兆。1956年，《人民文学》因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王蒙的作品，何直的论文而被人称颂一时。到了1957年夏季，《人民文学》却成了受指责、批判的对象，实际负责人秦兆阳靠边了，领导位置空缺。一天，作协一位领导人，欣喜地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宣布，俞林同志从外交部调来，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实际上取代了秦兆阳的位置），外交部已经同意。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调来，我自然挺高兴，也出意外，也觉得俞林是恰当的人选。
不久，俞林走马上任，负责全面工作，接手编“扭转方向”“反击右派的”1957年第八期、第九期刊物。编辑部的同志都很欢迎他。工作中接触，感觉俞林有水平，作风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人民文学》的工作，从此又有一位得力的领导了。
谁知俞林“执政”不足三月，1957年9月，外交部给作家协会来了个通知，俞林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因关系已转到《人民文学》，由作协、《人民文学》进行组织处理。这消息对于《人民文学》的人———俞林的下级和同事，登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又像是一场有震感的地震。对于我来说更如此，我尊敬的老师，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是“右派”呢？而且刚刚被安排“反击右派”的人，怎么是“右派”呢？
我想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写俞林怎样会被划为“右派”的。以俞林的涵养，他实在没有说什么错话或者过头的话。作为外交人员学习会的一个召集人，当时上边号召大家“鸣放”，他只是在这个党内的学习会上（这些外交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就1955年的肃反工作（1955年他在一个文艺团体负责肃反工作，运动中曾伤害过好人，后来纠正了），从提高认识，总结教训的角度，谈了些看法、意见，当然是冷静的，有分析有分寸的。并不是否定肃反本身，而是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提了意见。可是这在高度“左”视眼的镜片底下，自然就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大逆不道”……
我还记得“组织处理”俞林的《人民文学》的那次党支部会。
宣布开除俞林的党籍时，俞林的脸色实在是苍白的。检讨时说话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是我仍然佩服他的沉着、自制力。他说，他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他要深挖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他轻轻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那极度的痛苦。
在座的党员们，无论是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还是普通党员，比他更加难受。我看见有几位坐在角落的女同志，悄悄地以手巾揩擦着眼睛。
“组织处理”俞林，这是那个年代一次奇怪的会议之一。谁也不会在心里承认俞林是“右派”，谁也不会在口里说，俞林不是右派。谁都在心里不赞成开除俞林的党籍，谁都举手开除俞林的党籍。
俞林付出的代价：从行政14级降为18级，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我和他，被戏剧性地倒换了各自的位置
俞林下放劳动两年，被认为表现好，当时对他做了在“右派”中少见的“宽大处理”，仍然回《人民文学》，分配在评论组做资料员的工作，这是1960年的事。1960年我是评论组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了解不了解我和俞林是师生关系？为何对俞林作如此安置？好在在我来说，俞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一历史关系，我认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眼下的现实关系呢？虽说我是他的“领导”，他不仅是被领导，而且还是专政对象，我觉得仍然应当把他当作老师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那年月，我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情绪，但对待俞林，我认为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在俞林，我佩服他了不起的涵养。工作中，他对我这个毛头小子，他的学生，完全采取尊重、合作的积极态度。这只有具备高度党性修养的老共产党员，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俞林的积极，不因戴着帽子而对工作及工作中遇见的是非问题，持消极、回避态度，在“左”风为虐的环境，这就反而常常招来个别人的挑衅，被目之为所谓“右派”的“不良居心”。我为此感到愤慨、痛苦，尽我所能，起点“降温”作用。但有时也不得不持一种违心的敷衍应付事态的态度。当然总的讲来，编辑部绝大部分同志，对俞林还是好的，通情达理的。我们这对师生，在微妙的处境下，就这样合作共事一年多，后期，俞林曾化名写了些评论文章，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署名“任文”的一篇颇有分量的评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就是他写的。1961年下半年，他摘了右派帽子，调离《人民文学》，赴江西工作。
七年监牢生活
阿·托尔斯泰说，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中经受了三次清水的泡洗，三次血水的浸浴，三次碱水的煮熬。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像俞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在早年经受了战争和农村群众运动（减租、土改）的严峻考验。可痛心的，他们因为自己在参加建造新中国过程中的光荣经历，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动乱年月，反而被罗织成“莫须有”的罪名，身陷缧绁之中。这就非三次清水、血水、碱水……可以比拟的了。
涵养(3)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曾拟将俞林的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可是曾几何时，俞林被捕，被关在秦城监狱，所谓“审查”华北城工部刘仁一案，俞林被“网”上了。俞林不是在北平军事调处部担任过译员吗？这是刘仁同志领导的党的华北城市工作部派遣的，于是这些同志成了“叛徒”、“特务”，受尽摧残迫害。俞林关在北京郊外的监牢里一关就是七年，幸免于死。
出狱后，俞林告诉我，他在狱中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是怎样的气度和风格呀！
粉碎“四人帮”后，俞林将他的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国际悲歌》寄给了《人民文学》，这是1979年春天，是较早出现的揭露“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小说。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约略窥见，俞林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监狱中表现的崇高精神境界。
不久，俞林的问题全部平反，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职务。俞林仍然勤奋写作，寄给《人民文学》《在太行山上》等短篇佳作及写当年北平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片断。从这些小说中可以见出，作为作家的俞林“宝刀不老”。他对战斗岁月，英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小说味道纯厚，新鲜，读起来像饮一杯刚刚开启的清甜、醇美的酒。
去年夏天，我们文艺学院创作室的师生有机会在武汉重聚。俞林作为老师、兄长，那会儿动了感情。他看到在那逝去的年月，命运遭受坎坷的，不只他这个老师，还有他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他说，“悲剧决不会再重演，也不允许重演！因为我们都是身遭其害的见证人！”
他的根在人民中
在武汉停留的时间匆匆。一位学生问俞林，在这城市你还要做些什么？俞林说，两件事，一是去看看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未亡人。这位未亡人意志无比坚强，但艰辛备尝。再去看看邢妈———他的两个孩子（如今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当年的保姆。
俞林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含辛茹苦地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普通人的命运。
他的根扎在人民的土壤中；他的涵养来自他热爱并养育了他的人民。
此稿写于1984年载《长江文艺》杂志。那时俞林已回到江西任职，任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等。同时完成了新作长篇《在青山那边》。但我知道他有高血压病。没有料到的是，1986年，他在看一次女排比赛时，因兴奋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68岁。
雪里红梅(1)
——怀王莹
“寒冬中盛开的花朵，常能经久不谢。”这是女作家兼艺术家王莹在她的长篇小说中讲的一句哲语。
这使我想起王莹本人，她就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冻梅，虽然在风雨的逼迫上，她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但芳香如故。
王莹，从三四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们应当记得她。她那时是位著名的电影、话剧演员，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自由神》等进步影片。1935年，她主演夏衍编剧、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话剧《赛金花》，轰动上海、南京。群众日夜排队，争相购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国民党反动当局被震怒了，却也奈何不得。抗战初期，她参加洪深任队长的演剧二队，奔赴前线，深入兵营、农村，宣传抗日。后又和著名演员金山等同志组织“新中国剧团”，远涉香港、南洋一带，为祖国抗战作募捐演出。当然最有名的保留节目，是她和金山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广大爱国侨胞纷纷捐款，热烈欢迎、赞誉他们的演出，并给王莹以“马来亚情人”的美称。1939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郭沫若家中亲切接见回国汇报的王莹。恩来同志说：“只有我们党，才有你和金山这种人才！”
1942年，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同去美国学习。出发前，恩来同志在重庆再次亲切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在国外搞好与美国人民的关系，以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王莹不负恩来同志的厚望，她在美国一面刻苦攻读文学、舞蹈等课程，一面广交美国朋友，到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战。抗战后期，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去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内阁高级官员、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罗斯福夫人与她合影留念，并率她的子女及美国政府礼宾官员送她到白宫大门。可见当时礼遇之高。
新中国成立后，王莹夫妇渴望回到久别的祖国，来为人民事业奉献力量，这却触怒了美国移民当局。当时美国正值战后麦卡锡主义反共、反人民，迫害进步人士猖獗时期，王莹夫妇竟被投入监牢，关在美国纽约自由神像背后的“哀离思”岛上，身心遭到残酷摧残。但他们坚贞不屈，坚持要回祖国。在美国人民多方援助营救下，几经周折，美国政府于1954年冬，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
王莹夫妇于1955年初春回到渴别的祖国北京。周总理曾当面赞扬她在美国的工作。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我于隔年的初春，有幸拜访了王莹，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负责编辑小说、散文稿。我早知道她不仅是有名的电影、话剧演员，同时也听说她还很能写，手中有不少稿子。恰巧当时王莹的住处离《人民文学》杂志社不远，我去拜访她很方便。
我在她的寓所见到她时，她大约有四十来岁，着一身蓝色的棉布制服，青布鞋，她的皮肤白皙，面色苍白；一对大大的有神的眼睛，眉毛秀美；圆圆的脸，丰厚的嘴唇，衬托出人品的淳朴、善良。她一见我，就向我诉说祖国的棉衣、布鞋之合体、暖人、舒服。这正像一位久别的游子回返故乡，即便是故乡普通茶饭，也比外边的珍肴美呢！当我问起她是哪里人氏，她便说是江南芜湖人。她向我生动地描述那座小城的风光。说起家乡的出产：河蟹呀，团鱼呀，水嫩豆腐呀，大米、青菜呀，如数家珍一般……流露出对故乡深切怀念之情。我也是江南人，当然听起来就更觉亲切。她对我这个年龄像她弟弟又是初次相识的人，敞开自己的胸怀，谈她在美国的见闻，谈她回国后的感受。假使读者读了她的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了解她在美国后期所遭受的那种种精神折磨和残害，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归至祖国后，对任何来访的客人，都会视若骨肉家人，谈话是那样无拘无束而又热情亲切了。她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冷淡，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距离。因为她在美国监牢里边，尝透了美国反动当局的“比冰还要冷”，受够了“斥责、凌辱”。记得她当时给我说回祖国后的观感，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深极了。她说：“回到祖国后，感觉大家都很热情。但有时却也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淡，不知是为什么？”她说这话时谢和赓同志（他是一位体态健伟的中年人）也在场，他回国后被分配在我国外交部门工作。那会儿，他正待出门，对王莹的话从表情中流露了同感。当时我不大理解，王莹所说的“冷”。后来，从我国人民1957年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所经受的种种曲折遭遇中慢慢地就能够理解了。原来王莹，这时所说的“冷”，实质是指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人与人的关系，趋向冷淡、疏远。试想王莹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有海外关系”的，当时保持着“阶级斗争警觉性”的人，谁愿意接近他们呢！即使是过去的老朋友，恐也有冷淡他们的，何况是新交呢！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王莹这位敏感的艺术家不幸而言中：人与人的关系岂仅是冷淡，而且发展到可怕的人整人，把同志当作敌人，他们夫妇也在劫难逃。
雪里红梅(2)
我问王莹写稿的情况，她就谈起，她正在撰写以他们夫妇在美国的遭遇为素材的《两种美国人》，已写出了一些片断。她告诉我，美国有不少对中国人民和新中国怀着同情和友好感情的人士，其中就有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他们夫妇遭受美国移民局监禁迫害之时，赛女士主持正义，从道义上、财力上支援她们，营救她们。我问她还有什么要写的题材，她说，收集了很多我国华工、华侨在美国的生活遭遇的材料，很感人，有历史材料，也有现实材料。在美国，她接触了好些老华工、老华侨，他们有的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被作为苦力卖到美国，为建设美国的铁路、工厂、商业，耗尽了精力，晚年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甚至好些人终身未娶，打一辈子“光棍”，他们怀念祖国，都盼望祖国快快强大，自己有一天能够“叶落归根”。王莹说，她想写些关于他们的文章，让祖国的读者了解他们。（王莹的这一写作计划因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她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不幸未能实现。）当时各刊物正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我觉得王莹谈的题材都很好，便要她将正在撰写的《两种美国人》先整理一个独立的片断给《人民文学》发表。我回社后报告了领导，领导也表示同意。几个月后，王莹如约整理了《两种美国人》的独立片断，大约有数万字。我和责任编辑读后，感觉王莹文笔清新、流畅，叙事中带有一种亲切的情韵，挺满意的，便作为一篇有特色的作品推荐给领导。
谁知几个月后风云骤变。反“右”开始了，王莹的稿子，领导觉得无需申述任何理由便令我退回给作者。次年初，王莹长期患难相共的丈夫、30年代的老党员谢和赓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王莹便迁至香山乡下，租了几间农舍，孤寂地住着，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莹。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王莹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小人江青的疯狂的、直接的迫害，与夏衍同志同“案”被陷狱中。那是小人江青的“作为”。谁不知道30年代江青因争当《赛金花》主角不遂，而怀着极端的嫉恨心理呢！只此一端，就够王莹受了。王莹于1974年终，被江青的爪牙百般折磨，屈死于狱中。
王莹一生命运坎坷，这与她那善良、正直，热爱真理、正义，倔强地追求真理、正义的人品性格是分不开的。王莹短促的60年生命中，至少遭遇过三次大的灾难。第一次是童年时期，10岁丧母受后母虐待，后又被父亲送去当人家的童养媳，小小的年纪受尽了精神和身体的折磨，终于忍无可忍，逃出樊笼，投向了革命洪流。这些经历的素材，被王莹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长篇小说《宝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我认为这是一本传世之作。今天的青年读者假如想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的家庭结构，普通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佳作。第二次是壮年时期，在美国遭受迫害，这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王莹将这些素材写成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我以为这也是对今天的青年读者特别有益处的一本书。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呀，法律和秩序呀，掩藏着对一部分人的冷酷无情，镇压迫害。这也就是这些动听的东西有其虚伪性、褊狭性的一面。读者如果还存疑问，可以读读王莹的《两种美国人》这本书，看一看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律和秩序，曾经怎样残酷地迫害无辜的外来移民、有色人种以及少数民族。第三次是老年时期，遭受“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式的残害。这一回刚在美国备受精神和身体摧残，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来的王莹，本来就是多病之躯，（60年代，夏天她要盖三床棉被，身子还发抖。70年代被“四人帮”投入监牢时，身体已瘫痪）。便再也经受不起了。不要说王莹这样一位弱女子，便是身体强健的男子汉，能经受得住这三次大灾难，恐怕也不容易吧！
王莹一生艰苦奋斗。从家庭狭窄的小天地，走向革命的大洪流；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普通演员，走向艺术家、著作家……即使在逆境中也决不气馁，不妥协，不失去奋斗的勇气、信心。我以为这些精神，也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年学习。王莹的两本传世之作的长篇小说，可以说，便是在逆境中坚持写成的。1958年初，她心爱的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她一个人孤寂地住在乡下，身体又有病，可是她从未放弃两部长篇小说的整理、修改、写作，经过八九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在1966年“浩劫”的前夕，将两部书稿整理誊抄完成了。而王莹自己却没有机会看见自己这两部心血书稿发表、出版。
王莹和她丈夫在患难中始终相守，相互信赖、忠贞不渝的关系，是人间一首美好高尚的爱情诗篇。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后在北大荒劳改，王莹曾寄诗给他：
教导莫忘周董叶①
热忱关怀有克农②
平生最爱是“九秘”③
万苦滴甘也相从！
这“万苦滴甘也相从”真是了不起，我读了谢和赓同志那篇回忆王莹写书的文章（见长篇小说《宝姑》后边的附文），感动得掉下眼泪。
王莹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我读这两部书，每每想起王莹这位出色的女性，她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貌，重又活生生地出现我眼前。
雪里红梅(3)
王莹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写有这样一个细节，非常感人：美国移民局的三个特务来女主角叶兰家逮捕叶兰，“叶兰提着小皮箱，站在她的书房里，她的眼睛忽然落到窗台上那几盆开得美好的小红花和一排油绿肥大的常青叶和‘母背子’（一种常青的植物）上。这些花草，是她一年多来小心灌溉的成果。她知道这一去，它们———她的美丽而无声的伴侣们的寿命将不会长久了。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她放下皮箱，往厨房跑———‘你又做什么？’那女特务急追出来，惊慌地问。
‘没有什么，我倒点水浇浇花。’“三个特务连连摇头‘这真是！真是！’……
‘我想让它们多活几天，我没有了自由，我的花不能让它枯萎，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得到它们。’”———这就是王莹，多么善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美！
写于1987年（载《女作家》杂志）注：①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②指李克农同志。③指谢和赓同志。在地下工作时，他曾当过八任秘书。开玩笑说，要给王莹当第九任秘书。
美术家蔡若虹的小说
文学、艺术的门类常常是相通的。有不少小说家、诗人擅长作画，我们已经听闻了。但是有的艺术家写小说并且写得好，似乎鲜为人知。美术家蔡若虹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也是60年代初期，重申了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作为一家面向全国作者的文学刊物编辑部，我们曾设想了调动学术界、艺术界的专家写小说、散文作品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如学者、诗人冯至曾写出了历史小说佳作《白发生黑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该作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选第五集）。再就是美术家蔡若虹的短篇小说《路遇》，他用“雷萌”的笔名发表，所以不大为人所知。该作刊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的头题，并被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第五集开卷第一篇。
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蔡若虹是我的熟人。在我同他不多的接触中，觉得他思想敏锐，对人和事的观察深刻，说话富于幽默感，有时甚至有点儿尖刻，也许这跟他早年画漫画有些关系。再说他的夫人夏蕾原是延安的一位诗人，全国解放后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研究课题，可见他同文学不是没有姻缘。
且说我们向蔡若虹提出了写稿要求，不论是小说或散文。在1962年下半年，他果然写出一篇稿件，不是散文而是短篇小说，这使编辑同仁大喜过望。
这篇题为《路遇》的小说，一开头就有点儿与众不同。作者开门见山地说：“读者一看这题目，也许心里就在捉摸：‘这是古代传奇中常用的标题呀，写的不外是少男少女在邂逅中发生的爱情纠葛；什么穷小子在槐树底下遇见了神仙，什么单身汉在旅途中结识了美人儿……现在你也借用这个题目，难道也曾遇见过什么神仙美人儿不成？’是的是的，不瞒读者说，我的确有过一次奇遇。如果说神仙是具有高尚的品德、而又不容易认识他的本来面目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的确就是神仙；如果说美人儿是一见之后就叫你心花怒放；而且对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恰恰是个美人儿。我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段亲身的经历，就因为我要纪念这样一个人物，他又是神仙又是美人啊！
“那是1946年夏末秋初的时候……”
随着作者第一人称的亲切叙述立刻把我们带进战争中撤退、行军的一个特殊环境。本来是八九个人的队伍，随着敌机的数次袭击，人们分散开了，不久就剩下“我”一人，在原野里孤身赶路。“我”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但随着风景的不能吸引“我”注意，“我开始发觉有一种东西在折磨着我的脚，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不过是布鞋里有几粒小小的沙子，于是脱鞋抖沙子，不久脚掌又刺痛，于是脱鞋抖沙子。这样循环往复数次，“我”已经失去了耐心，索性蹲在地上，赌气地大声拍打鞋子。
作者这样细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在行军路上的独特心态，不用问，我们大致可以猜出“我”的身份，是八路军队伍里，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知识分子吧？作者并不避讳这种身份，接着如实地告诉读者“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不事劳动的读书人，我是一个拿着笔杆儿参加八路军的人……我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八路军的军衣，因为讲卫生的缘故，深灰色的衣帽都已经洗得发白。我腰里挂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两种干粮———圆的馒头和扁的诗集……”
这样大声地拍打鞋子，自然跟严酷的战争环境有点儿不协调。于是引来青纱帐里一个农民的盘查、诘问。农民怀疑“我”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敌人。一旦弄明白了“我”是自己人，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但是仍然在说“我”：“你还不赶快把鞋子穿上。”“有任务你就该悄悄儿走呀，为啥弄得噼噼啪啪一片响？”当“我”向他诉说沙子钻进鞋里的烦恼，只好拿鞋子出气时，老人横了我一眼，说：“老没有个完结，赌气就能完结吗？事情总得干到底呀……”
作者正是通过一个艺术工作者与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期而至的邂逅，诚挚地解剖了处在战争环境里某些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与平凡劳动者那朴实、坚韧的精神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心灵的震撼。作品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沿着这条河在走，走得飞快，仿佛长了翅膀。
如果读者要问：“你现在不感到脚痛吗？难道现在就没有沙子跳进你鞋里去吗？”
我要诚诚恳恳地告诉读者：鞋里的沙子是不会没有的，可是，我心里的沙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
读完蔡若虹的小说手稿，我不能不说，他真诚的心灵解剖感动了我这个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老作者蔡若虹再次给《人民文学》写小说，这篇作品题名《十八度》，仍用“雷萌”笔名，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这是一篇题材独特、写法别致，具备着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这篇作品讲说的是“四人帮”肆虐时期那些“样板团”到外地演出，标榜“为工农兵服务”而实则要工农兵“诚惶诚恐”地为他们服务的并非虚构的故事，辛辣地、淋漓尽致地嘲讽了“四人帮”那些“指导者”的虚伪、伪善，矫揉造作的丑态，发挥了作家善于戏谑、嘲讽的漫画家特长，如同一篇绝妙的讽刺喜剧。可惜那几年下来，新老作家的佳作层出不穷，蔡若虹这篇用笔名发表的小说新作，没有引起评论家足够的注意。但是这篇艺术地映现历史小插曲的佳作，是能够留存下来的。
杨沫和“赤脚大仙”
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生前素以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名闻于世。“文化大革命”恶浪翻滚之初，她曾和暂时在北京市文学界掌管“文化大革命”事务的青年作家浩然、李学鳌两人，尽心竭力地保护北京市老舍先生等一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和作家。至于后来老舍先生等仍遭造反派凌辱，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则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这些往事，北京市文艺界的老人，几乎无人不知晓。
下面说一桩杨沫关怀一位普通女青年的真实逸闻。话说60年代中期，北京市文联从别单位调来一个女青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人偏瘦小的个儿，着装朴素，不爱打扮，生活简朴，爱说爱笑；但也有文静、落拓的一面，显示一种文人气质。来单位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这女青年有个不同于别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就是一年四季从不穿袜子，当她的“赤脚大仙”。炎热的夏天光脚丫还可以理解，数九寒天，也是一双赤脚，就被人们视作“怪癖”了。这女子原籍江苏丹阳人。其实这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在我国南方，甚至中部地区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不穿袜子的男男女女，大有人在。只是在北方，尤其在大部分北方人眼里，就觉得有点儿“怪”了。
却说，文联机关一女青年不穿袜子的事，传到杨沫大姐耳里，就动了她的恻隐之心。一天，杨沫来文联开会，散会后，她想方设法找到那位女青年，“喂，我给你两双袜子。冬天不穿袜子，受了凉怎么办？”这个女青年面对这位因写《青春之歌》而闻名中外、受人尊敬的女作家、女前辈对自己的关爱，心中一热，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位女青年、“赤脚大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表短篇小说《湮没》、《眸子》等而成名的女作家韩蔼丽。
（载1999年广东《读书人报》）
豪侠爽气是梁斌(1)
中国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话讲得很确切，作家梁斌就是这么个人。梁斌是冀中保定地区（以前称保定府）蠡县人，正是古代燕国腹心之地。古代燕国剑客侠士荆轲，正是从保定北边的易水出发，去谋刺秦王的。豪侠古风代代相传，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反外敌侵略、反内部压迫者的民族斗士。梁斌就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早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他，一个13岁的少年，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进保定第二师范读书，又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他也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中国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他还积极支援30年代初期冀中平原农民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英勇地反抗地主剥削压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震动四方的高（阳）、蠡（县，也就是梁斌自己家乡）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家乡不能待了，便流亡北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大公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等报刊，以梁斌笔名，发表他短小的作品。
这位燕赵豪侠之士，从他早期生涯，即可看出，他并非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文人。一到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之日，他便投笔从戎。1937年春，日本鬼子步步进逼，华北危急。他便回到自己家乡，组织救国会，宣传动员农民和各界群众，准备武装抗日。抗战爆发后，他相当一个时期任八路军冀中区火线剧社社长，既是行政领导，又发挥他的文艺专长。这个剧社在敌后抗日的严酷火线上，涌出了一批文艺人才，崔嵬自然是30年代就从事影剧活动的老一点的艺术家；像剧作家胡可、胡丹沸，作家秦兆阳（早期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徐光耀等则是新长成的文艺人才。而梁斌自己，在紧张战斗生涯中，也没有完全放弃使他着迷的文学创作。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就是他常带在身边行囊中，反复推敲、修改，最早描写高、蠡暴动的一篇作品。后来长篇名著《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已在这篇作品中初作勾勒。可见一部佳作中作家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并非一日之功；真如多年佳酿，是在作家心灵深处，酿制存放多年，方才“出窖”的。
抗日战争后期，他任家乡蠡县的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他随军南下，到湖北襄樊地区，任地委宣传部长，参加领导该地区农村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也算个“土改”专家。1950年，大约春夏之交，他到武汉来看望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时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的崔嵬。我是崔嵬的学生，那年在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就读。我们正准备下乡参加“土改”，崔院长请他给我们作报告。他介绍梁斌的经历，说他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是从实际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人、作家，说他正用业余时间写作大部头长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斌。他个头不高，一身紧紧扎扎的农村干部模样装束，披一件黑色短大衣，显得精神。他的报告，主要是讲农村工作怎样深入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涉及文学写作话题。
1956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记得是在初冬，执行主编秦兆阳派我去河北省看望河北作家，并组稿。气候并不冷，那是北方很好的十月小阳春天气。那时河北省会在古城保定，而梁斌已不再担任党政工作，回到北方故乡兼任省文联主席，可以说是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我先去看望梁斌。老师崔嵬和新上级秦兆阳，成了我见他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已经有了稿子，正在修改，将由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写作的房间不大。但是窗明几净，一张写字台很大，上边文房四宝齐全。我方才知道，梁斌爱用毛笔写字，在写作之余，还常常练大字，也喜爱中国画。他说，写字画画，可以养气，练手腕，对身体、精神都有好处。那时我接触的中国作家，喜欢中国书法、绘画的，梁斌好像是第一个。梁斌的穿着、气质，我觉得有他独自的特性。这回见面，他上身是黑色中山服，下身却是黑色中式薄棉裤，他将裤脚绑扎起来了，这既是北方农民冬天的习惯，自然是为防寒。但这身装束，却使个儿比较矮小的梁斌，显得很精悍，为他平添了几分精神，更显出他这位生长在燕、赵故土，一条北方汉子，一身豪侠的爽气。我礼节性地向他汇报我此行看望作家的计划。他说初次来，保定古城一些地方，也可以看看。又当面和我约定一个时间，说要请我品尝保定火锅的味道。面对他的盛情，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在梁斌自己掏钱的火锅宴席上，梁斌给我介绍了保定火锅特色。我感觉，那是一种道地的乡土风味。我虽说出生在城市，却是在乡间长大，所以也非常喜欢乡村风味。梁斌重点给我讲说的是保定豆腐。他说，保定水好，豆腐制作也好。果然斯言不差。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汤中豆腐的滋味，真是味美得没法形容。豆腐本是平常的东西，好的原料，经过厨师神奇之手精心配制，能做出这等美味，真是巧夺天工了。
河北省会迁到天津时，梁斌也去了天津，并将家安在那儿。1958年读到他新出的《红旗谱》，我很兴奋，这的确是写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字里行间透露了梁斌的豪爽之气，英雄豪杰之气。我从他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中，再一次体会、认识了作家本人的气质。也只有像梁斌这样阅历、气质的作家，方有可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刻画农民的革命性格、精神。这既是燕赵地域古风对他的熏陶；也是他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现、发掘出来，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作者容易做到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以作家涉笔了错误路线，从而否定作品创造了真实的英雄农民形象的永恒生命力，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豪侠爽气是梁斌(2)
60年代初期，在《人民文学》负责评论工作时，我曾安排一位编辑去天津与他恳谈，承他赐给我们一篇很精彩的谈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稿。此后，我再没见过梁斌。他今年该有84岁了。祝他气色如旧，寿比南山。
1998年11月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女作家刘真(1)
20世纪50年代，丁玲等老作家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的确发现、推出了不少年轻，有实力的新作家。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是其中一位。我今天要说的是跟《人民文学》杂志关系密切，五六十年代，一直供应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佳作的该刊“台柱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刘真。
1954年初夏，讲习所的刘真来编辑部送稿子。那时她正处青春年华，个儿中等偏高，肤色偏黑，梳一条很长的辫子，人很大方，一脸含笑，说话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说她送来的《春大姐》这篇小说，经过她的辅导老师赵树理看过（注：那时讲习所每个学员，大都请了指导自己写作的老师，他（她）们的作品，辅导老师是第一个评论者。此风习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她也改过多回，“现在拿给你们，请严文井、葛洛诸位老师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刘真说罢，匆匆离去。
刘真这篇将近两万字的小说《春大姐》，写的是当年正在热心办初级农业社的北方农村一个女青年破除封建陋习，坚持恋爱自由，实现婚姻自主，带头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故事。被严文井、葛洛拍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小说头条。我作为发稿人，也是最先读到小说手稿的人之一。女作者刘真的字，写得不算工整，甚至有的笔画还有点歪歪扭扭。但我惊异的是她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她对各种农村人物的描写，从有旧意识的老年人、老媒婆，到土改后成长的一代男女青年，相当从容有致，风趣、传神，某些故事情节使人想起她的老师赵树理。无可否认小说有模仿老师的痕迹；但也显示了她非常熟悉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这决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观察、积累所得，所以下笔才如此轻松、活泼、自如。当然从小说看，她也是个天生的讲故事能手。后来葛洛告诉我们，你们别小看了刘真，她虽说还是个年轻人，也算是我们二野部队最年轻的小老干部呢，她从小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经历了，在冀南平原，在太行山里。她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活阅历丰富，并且聪敏好学，有表达才能，所以能写小说。《春大姐》写得不错，经过了老赵指点，可以说它是目下青年作家反映现实生活难得的一篇佳作。相信她以后还会出作品，也会写得更好。
如葛洛预见的，1955年上半年，刘真又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新作，这就是发在1955年第6期的《我和小荣》，这回是以第一人称写战争中一对小姐妹成长的故事。艺术水平比上一篇《春大姐》又有了提高，文笔更紧凑，小说的结构更匀称。读过的人都觉得，以自己的生活为参照系，这可能更是刘真写小说的拿手好戏。《我和小荣》发表后，读者的反响相当热烈。有人希望刊物多登这样的好小说。也有的地方，认为它是一篇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刘真随后是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者。但在60年代，她回到了河北保定，这贴近她惯熟的北方农村，自然对她的写作更为有利。1961、1962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创作气氛比较宽松，这为有才能的作家，提供了创造佳作的机会。刘真有时到北京来，与我们编辑部的人混得更熟了。她经见的多，感受多，对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说起来妙趣横生，小说组的人都喜欢听她讲。当然她对创作问题有自己的抱负，也有忧虑。她觉得禁区还是不少，主要是接触生活中的真实矛盾比较困难，不敢放手写，“因为总有人挑毛病，动不动给作家扣大帽子，谁受得了？”我们对她说，现实问题不大好写，可以先放下，你还是写你最拿手的你自己战争中亲历的故事吧。
1962年初秋，刘真给我们送来一篇小说，这就是她以自己战争年代生活为素材，写出的短篇杰作《长长的流水》。我们以显著地位将其发出。
《长长的流水》叙述战争环境里，一个美丽的故事，非常自然，就像一道弯弯曲曲、长流不息的山泉，汩汩地流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像歌唱，又似一个诗人低声地朗读一首动情的诗。使你听后，不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且为那美好的人物、美丽的故事所感动。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完全是战争环境里，一个懂事又不懂事，小大人似的半大女孩，在讲自己亲见亲历的事，她如何邂逅了一位大姐。这位大姐出身有钱人家，但早在抗战前夕就是个学运领袖，多次进出牢房，并且已与旧家决裂，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像这样抗战初期从大城市进入华北敌后帮助建立人民抗日政权的优秀知识分子人才，真是所在多有。他（她）们不怕牺牲，具有远见卓识。她的未婚爱人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职，她忍受悲痛，更加忘我地工作，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情同手足；她关怀、爱护革命队伍里像“我”这样不太懂事的小辈，从生活到学习，无微不至地给以帮助，严格要求，促使其健康成长。作者不作任何抽象叙述，而是感性地，将看似平常而又动人的生活细节，一一呈现读者面前。这位县妇联主任大姐引导着这个小女孩一步步成长，完全是对革命后代无私而又非常细心周到的爱心养育，是润物无声的。起初送她课本，教小女孩补课学文化，认真考核，一丝不苟。一旦有了一定文化基础，又送她日记本，要她写日记，每天写，锻炼思想，锻炼手笔。并察看她的日记，给她改正错字；了解她的思想，有针对地给以开导、说服。亲切地嘱咐她：“将来你会明白，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可是这个天资聪颖、有点调皮的小女孩，有时却接受不了大姐的批评而负气，有时却又为思念家乡而辗转反侧。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大姐的眼睛。于是在一个宁静夜晚，紧挨着她躺下的大姐，开始给她讲故事了：“在苏联，有一个高尔基，小时候，他是个很苦的孩子。有一次，姥姥把他送到伏尔加河边，他上了大木船……”作者接着写道：“就从这，每夜睡不着了，她就给我讲故事，讲‘保尔’，讲《铁流》，讲‘祥林嫂’，她知道可多哩。听着她的故事，就像有一种甜蜜美妙的东西，在我心里慢慢融化着。天上的小星星，也好像会说话了，太行山在点头笑，树叶也会唱歌了。我回想着小时候和过去的很多事，一切都变得更有意思，更美好了。”这对小女孩真是绝妙的感性的文学启蒙。没有一字说教，而是“随风潜入室……”潜移默化地感动着，造就着小女孩的精神品格和往后的文学之路。所以此作写的那个使人过目难忘的大姐，可以当作作者人格和文学的启蒙人。作品也接近自传体小说。同时，从文学欣赏角度，也可以了解，刘真是个擅长形象思维，很善于用生动形象、细节，用“润物无声”讲故事的办法，成功塑造人物，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家。
女作家刘真(2)
1963、1964年，重又进入“抓阶级斗争”年月，文艺界仍是首当其冲。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遭受批评，指责他鼓吹“写中间人物”。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来，文艺界进入党内整风，社会上重又展开了大批判，纷纷拿作家作品开刀。恰好刘真在头年宽松时期写了篇小说《英雄的乐章》，是以刘邓大军1947年7月过黄河，挺进鲁西南为背景，写解放军与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羊山集的一场恶战，解放大军终于攻下了战略要地羊山，打开了战略反攻、南下长江的前门。可是在这场战事中也有不少英雄牺牲，其中就有小说中女主角“两小无猜”的小情人。小说在赞颂英雄奋勇战斗献身时，不免怀有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尤其从女主角———一个女兵的感受角度，因为牺牲者是自己爱得很深的人，他太年轻，可是敌方罪恶的子弹一瞬间夺去了他蓬勃的生命……在深深怀念之时，也就难免有伤感，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写这篇小说对于作者，也可以说是一次探索、尝试。作者并未急于面世，而是审慎地先拿给同行又是领导的某作家一阅。然而这位地方作协负责人为了紧跟北京文艺界大批判形势，竟做了一件未必得体的事，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她的《英雄的乐章》在当地文学刊物上登出来，以作为批判、示众的一个对象。所谓“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诅咒革命战争”的一份“反面材料”。这样一来，刘真的处境不好过了。不用说在创作上进行探索，就连不沾风波的较平常写作，似乎也难以为继了。记得我去山西时，见到作家马烽同志，他就对我讲，河北作协他的那位同行，这样处置刘真是极不得人心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一些弄写作的人已经是惶惶然了。人家没打算发表面世，你偏要硬拖出来，将它示众，这不也太缺德损人吗!随着1966年4月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出笼，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又被某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作者们，“顺理成章”地纳入江青讨伐的“黑八论”之一的所谓“反‘火药味’论”的一个标本了。
1974年我在体委工作，曾去河北石家庄看球赛，遇见了过去河北作协的熟人，讲了些刘真“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情况。1978年我已回《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在一次西北行中又听河北两位老作家讲起刘真情况。给我印象深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同刘真接触，她爱讲她对生活的感受和创作上的一番抱负。他们讲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年少的技术工人，两个人过着平凡市民日子。她老大不小的还生育一个孩子。刘真仍不失风趣地给孩子取名“错错”。她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生了个不该生的孩子，因此取名‘错错’”。说这话的老作家和听这话的我，并非听个笑话故事，里边似乎含着这个有才华的女作家刘真一番无奈和一片辛酸，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改革开放新时期，刘真重来北京，我看见她时觉得她比过去苍老了许多。曾与一位同辈男作家结合，很快又分离。创作上短篇小说《黑旗》较有影响，是她对过去长期关注、思索的建国后农村和农民处境存在严重问题的一点反思（据我所知，刘真是最早关注、思考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作家之一，早在1956年，她来《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就向秦兆阳讲述她看到和感受的农村政策和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损害了农民切身利益，也损毁了战争时期党和农民群众曾有过的鱼水关系）。我记得，1979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们曾对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两位女作家写的都是对过去农村问题的反思）做了比较、权衡，最后选定了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一篇。此后1982年，刘真还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过一篇《大舞台和小舞台》的小说，是写战争年代自己经历的生活。
80年代后期，我听说刘真和文化部一位离休老干部组织了家庭，随后他们随子女去了澳洲，似已在那儿定居。
世事变化很快很大。但作为编辑、读者和文学研究者，仍然不会忘记，上世纪后半叶，刘真曾是新中国有特色、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
2003年12月9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谷峪(1)
—一个被湮没的作家
建国初期，华北大地出现了一位新作家，他的名字叫谷峪。他的小说曾登在《人民日报》并受好评。报纸主要从提倡描写新社会的新人新事的角度对作品给以鼓励。但是谷峪作为一个新作家，他那清新的语言文字，还有笔下扑面而来那经历了翻身解放的人民享受的新生活的甜美、醇香，还是非常可喜而富有吸引力的。我读谷峪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新事新办》和《强扭的瓜不甜》时，就有这样的感受。
数年后，我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见到谷峪，他那时已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归来，成为河北省专业作家，且是河北省最有名气、最受重视的青年作家。他正在创作一部描写农村妇女命运的小说《石爱妮的命运》。他对我说，在他的生活中，他见过许多了不起的农村妇女，她们担负着战争、农业生活、生儿育女等繁重的任务。他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他说他很喜欢一部苏联电影《政府委员》，那里边的农村妇女形象就很成功。谷峪是个大高个子，脸色偏黄，皮肤显得粗糙，喜欢穿黑色的上衣。他对我说，他出身农民家庭，小时读过私塾，念过一点古书。我觉得他是个道地的北方农民的儿子，一条大汉。身为作家，他对生活的感受还是细腻的。
1956年2月末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开理事会扩大会，周扬同志在会上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谈到当前创作问题时，周扬引人注意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他说：“为了克服公式主义，有的作家就很容易地走到了自然主义的道路上去……照相式地记录生活，罗列现象，对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实缺乏应有的选择和艺术的剪裁，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采取超然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描写成低级的庸俗的。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然主义的种种表现吗？……自然主义不但没有把公式主义克服，而且甚至把创作引导到更危险的路上去，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把生活更加歪曲了。”而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周扬说：“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却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这些短篇的特点和坏处，还不只是在于它们尽写一些生活中的‘小事’，而更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把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写成庸俗化的和畸形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缺乏行动的，他们只是在‘回忆’、‘默想’，分析自己或研究旁人，在他们心中萦绕的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思想感情，而恰恰是一些琐碎的、卑俗的思想感情，而作者的目的又并不在批判这些东西，相反，他似乎连自己也陶醉在这些东西里面了。作者不是从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观察他的人物。很奇怪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像在《傻子》中所描写的那样，从一个落后分子的眼光来观察先进人物而把先进人物看成为‘傻子’呢？为什么要像在《草料账》中所表现的那样，把劳动人民的形象和脚驴子的形象联系起来呢？为什么要像在《爱情篇》中所表现的那样，把一个农村中的先进妇女描写成那么充满了个人意识呢？……谷峪的创作上的失败可以说正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了自然主义和其他错误的创作方法影响的结果。”
据我所知，谷峪这三篇篇幅不大的小说，是他被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那时全国各地比较“冒尖”的新作家一般有幸调到文研所深造两三年），阅读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后，在短篇创作上所做的一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偏重在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等方面做的一 点探索。例如《傻子》篇，当然是反题正做，换一个自命为“不傻”的“聪明人”来看生活中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又将如何呢？这是变换描写角度的尝试。又如《爱情篇》，它是正题反做，含着对某些浮光掠影地“采访”生活的作家的反讽。作品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去采访妻子是农村妇女的一位领导干部，向他提问：“你和她谈得来吗？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她漂亮吗？进步吗？你到家净和她谈些什么？……”于是作者来个正题反做，你提的这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上来的，没有爱情，也没有谈情说爱。因为他和妻子之间的深厚情爱，尽在不言之中，在“看不见”的日常行为中（例如，丈夫在村民中的威望，妻子对丈夫的信任、尊敬；妻子听人说他们两人“不般配”的流言而生闷气，产生既委曲又倔强的心态等），这是浮皮潦草地采访的作家所不了解的。而读者看完作品，还是大体了然的。至于周扬说，作者将作品的女主人公，一个先进的农村妇女写成了“充满个人意识”，那又是读者不大明白的了。（难道一个人生点闷气、闹点情绪，就是“充满了个人意识”吗？）《草料账》，是作家在写作中想要观照一下个性特殊、或者说“个别”一点的人物，古典短篇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屡见不鲜。一位饲养员因为喜爱牲口，而愿意同它们住在一起；因为不愿放弃为生产队饲养牲口这一自己热爱的职业。尽管文化低，也努力学会算草料账。这有什么不好理解，又有何大错呢？怎么就是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呢？
我无意为谷峪的三个短篇辩护，也不能说他的创作试验或探索都是成功的，没有缺点甚或严重的缺点。但是允不允许创作的试验、探索失败，或失败了再来呢？一定要一次成功吗？在探索、试验中，难道都是错误、“歪曲”，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吗？但是“报告”中明确地说，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如果不及早指出来那就非常危险”。看来此路不通。
谷峪(2)
那阵子的批评有一股“跟着上”的风气，继周扬的报告后，康濯的补充报告、《人民文学》和河北省的报刊都对谷峪的小说展开了批评，有的文章则从周扬报告中的观点出发，而更加走向了极端。你说他“脱离人民生活”，他则说谷峪“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去参加群众的火热斗争，而是回到他乡下的家庭去了”。看来，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去了解生活，也算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了。你说谷峪“走在危险的路上”，他则补充“证明”说，谷峪有“日益严重的骄傲情绪”，证据是去年《河北文艺》讨论他的作品《草料账》时，他没有发言。（以上妙文请参看《河北文艺》1956年6月号）
尽管这样，谷峪本人对待批评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二次全国作家理事会后，他很快去北大荒采访。他和另一位作家李準同行，跑了北大荒新垦区许多地方，直达中苏边境。李準回来后写了电影《老兵新传》。谷峪归来后，则写了《萝北半月》、《一个森林警察队员的笔记》两篇很有分量、热情赞歌垦荒队员和森林警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实际上，这也是最早写北大荒垦区的佳作。1956年下半年谷峪去尼泊尔访问，又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梦晚会》的散文。
1956年下半年，谷峪还被选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第一次的批评，其不够准确过火的一面，或许对谷峪的创作，也起了些消极影响，例如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他发表短篇小说，但他尚能挺住。组织领导方面，也还是信任他的。而第二次，由于反右的扩大化，把他扩进“右派”中去，那便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他这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农家子弟便再也承受不起了。划右后，他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加入他一向的敌人地、富、反、坏之列，这在他精神上是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这且不说。而到了紧接着而来的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农村缺粮，他这个食量一向很大的大个子，在肉体上也难以渡过难关了。精神上受冤、又填不饱肚皮，他这条大汉便率直表现为“火气大”，而这又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改造”，又斗又批，恶性循环。一个曾有作为的作家，便这样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见河北的作家朋友说，这个被开除公职的人，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为家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
他的冤案平反后，我曾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写信向他祝贺并约稿，他也给我写了亲切的回信。可是，他再也没有新作送给今天的文坛。又过了两三年他悄然长逝，身后萧条。
一个曾与李準并列，有才华、前途看好的作家，便这样寂然无声地湮没了。
建国后被湮没无闻的作家，还有一位韩希樑。他原是部队作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他写战争的作品，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上海的出版社为他出单行本的《六十八天》，是淮海战役的一部纪实作品，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书的发行量当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但自195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作家的名字，更不用说见到他的作品。据认识他的文艺界人士告知我，是因为韩的作风有点问题，而被开除了军籍，当然，在那些年月，也就再不可能发表出版作品。数年前湖北襄樊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寄我一卷材料，说是韩希樑隐姓埋名就住在襄樊，生活相当潦倒悽惶，但他告诉别人，他还在写作。我无法调查这事的真伪，也算一个“逸闻”吧。他湮没之彻底，超过了谷峪。谷还在作家协会历年编的作家辞书中榜上有名。而韩希樑是哪儿也见不到这个《六十八天》一书作者的名字了。
写于1984年
石果的《风波》(1)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50年代初期，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不多。拿《人民文学》版面说，1952年前后较引人注意的新人新作有蒙古族作者玛拉沁夫和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云南部队作者白桦和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两篇作品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也就更大。两位新人最初被发现及在刊物上推出他们的作品，都跟小说编辑秦兆阳的努力分不开。两位新人后来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专业作家。
而在1953年、1954年《人民文学》版面上，也有一位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那便是来自贵州的石果。1953年第3期，发表他的小说《喜期》，这篇作品转载自《西南文艺》1952年10月号。一方面是那时短篇小说新作奇缺，再则，也表明了《人民文学》的编者扶植文学新人、鼓励创作之意。1953年上半年，《人民文学》的两位负责编辑是萧殷和陈涌。到了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新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编委有沙汀、张天翼等人）上任不久，则在1953年第9期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新作小说《风波》。1954年下半年第9期，仍在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另一短篇《官福店》。两个第9期两个头条，可见新作家石果那阵子在《人民文学》、也可以说在全国文学界，享受了何等的殊荣。
石果的三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风波》。石果的小说写的都是解放初期西南农村（贵州、四川边境地区）生活变革的故事。具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郁，语言生动等共同特点。而刻画人物突出，描写深刻，艺术上见功力者，首推《风波》。《风波》让我们想起鲁迅的那篇同名小说，它通过张勋复辟在农村生活中引起的一点点风波，刻画了九斤老太、赵七爷这样一些人物，写了旧思想阴魂不散，而给人过目难忘的印象。石果的《风波》写的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初期新、旧思想意识在农村进行着反反复复冲突、较量的风波。它通过母女两代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和一位农民出身的“族长”企图对之施以惩罚的中心情节，展现了广阔的农村社会生活画面，描写了众多各不相同、有个性特色的农村人物，包括先进的和落后的青年男女，开明的和守旧的形形色色中老年妇女、老汉、农村干部，教私馆、摆八字摊的先生，二流子，地主阶层的人物等等。不仅主要人物（如“族长”杨永成老头子，丫头出身，泼辣、果敢的农村姑娘杨春梅）写得细致、生动，连一些次要人物如“闹三湾”杨左氏，“酱油嘴”荣三嫂，“生铁锤”杨根生等，也有极简省的勾勒，而各具特色。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包括未出场的），达20个。作品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深入真实地绘制了建国初期农村新、旧思想错综复杂、矛盾冲突以及新思想取得初战胜利的生活画卷。作品描写准确，叙事从容有致，结构匀称，虽三万字而不显长，实际上是将丰富的生活浓缩了的一个小中篇，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作品耐咀嚼，让人想起四川老作家沙汀的某些写乡场的小说。小说发表之时，受到邵荃麟、严文井、沙汀等老作家和读者的赞许。石果那时由《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唐祈负责联系。记得1953年9月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石果作为贵州代表来京，我曾在会上见过他一面，是个方头大脸的人，已经三十六七岁，不算年轻，阅历也不浅，曾参加过解放前的地下斗争。
但是自从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官福店》之后，石果很快销声匿迹了。陆续有人用信函或口头打招呼，以后不要再发表石果的小说。这不言自明。编辑部听到的传言是说发现了他政治历史上的“严重问题”。
就作品论作品，石果的《风波》是建国初期一篇上乘的小说佳作。但在其后中国作家协会编的小说选中没有收入它，文艺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中，也不提它。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似的。直至粉碎“四人帮”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编辑部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包括半卷增补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仍然没有选入它，大概还是因为其人“情况不明”吧。
这里，我还讲个小插曲，60年代初期，提倡写人民公社史，贵州的文艺刊物发表了一部猴场人民公社史———《小王朝的末日》，这实在是一篇艺术质量上等、独一无二的“公社史”作品，说明白一点，它是一篇可读性强、写得很精彩的小说，尤其反派人物刻画得很生动，地域特色强，情节也引人入胜。《人民文学》那时正缺少好的小说，于是编辑们动了转载它的念头，但作者无署名，是一份“集体创作”。尽管这样，《人民文学》还是转载了它。后来听熟知内情的一位贵州作者说，此篇的主笔人是石果。但他不能署名发表作品。我听后不免有点小小感慨，果然是“石兄”之作，出手不凡，可惜不能署他自己的名字。
1988年，我从重庆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同行那儿，接到他寄送给我的石果的一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拂晓时节》（沧桑三部曲之一）。这真是个喜讯，看来历经坎坷的石果仍在继续笔耕不辍。他已是71岁的老人，仍可以期待他写出沧桑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经过了三十多年隐姓埋名，他现在可以恢复原来的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了。
石果的《风波》(2)
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他50年代初期的小说佳作《风波》，我想也该重见天日了。
50年代因“石果历史有问题”，而使其长期不能发表作品。但改革开放之年查清了的石果历史是怎样呢？原来他1935年红军到黔北就参加了，后来做过游击队分队长、政委、中共县工委书记等职。历史表明他一直是革命的。此段真历史，1999年版中国作协书记参加主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的最新中国作家辞典中均有记载。
写于1989年
汪曾祺和短篇佳作《羊舍一夕》
汪曾祺是北京市有威望的老作家，最近十年来（即从他的花甲之年开始），他的创作力尤其旺盛，写出了全国获奖短篇《受戒》等一大批有自己独特风格、有广泛影响的小说、散文作品。
我很早就知道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也好（他对京戏有特殊爱好），他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50年代初期，沈先生的处境不好，但他仍同沈家保持密切来往，亲昵地称呼沈夫人为“三姐”。
1956年，在一次文学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我对汪曾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他正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他有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此时我才知道南京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选第二集）是经由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给以发表的。这奠定了方之和《北京文艺》的特殊交情，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方之将他创作成熟期的一篇最好的小说《内奸》交由《北京文艺》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可惜它竟成了早逝作家最后一篇得奖作品。这些是后话。
我没料到的是汪曾祺这位热爱文学艺术颇有素养的专家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他的编辑岗位，随后下放至北京西北张家口地区的农场劳动。
他从农场归来后即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久摘掉了“右派”帽子。
对于汪曾祺这个文学艺术的有心人来说，下放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大众的亲近，必然激发着他的灵感，孕育着他文艺的再创造。
最早我似乎是从同事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儿得悉汪曾祺手头有小说稿，遂安排编辑去同他联系。那是60年代初期，物质生活较困难，国民经济在调整，上级部门重申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专家，所以作为一家全国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敢于去向摘了“右派”帽儿的作家约稿，为此并制定了一些计划。
1962年某天，汪曾祺交来他的小说稿《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这篇小说手稿的人，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啊！汪曾祺的精心构思、精妙的文学语言，将四个可爱的农场少年不同的性格、生活命运和一个诗情画意的羊舍之夜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人物个性，创造了诗意，创造了美。他的创作如一帧舒展自如的连续的画轴。这诗这美，是饱吸了生活之蜜，酿造而成，所以它又富有来自生活的醇美、甜美。这些农场少年的形象———像拙诚的牧羊少年“老九”，机灵的果园小工“小吕”，文静的“留孩”和好动的“奶哥”———“丁贵甲”———呼之欲出。我当时揣想作家描写的人物，很可能有他十分熟悉的“原型”依据。小说也使人想到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那篇《白净草原》，诗境和构思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我以为《羊舍一夕》所写少年是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它更显示了新生活的美。这篇小说遂以显著地位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后颇受好评，在那时无异给小说创作吹进一股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印象中《中国文学》曾将它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其后，汪曾祺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短篇如《王全》等。但《羊舍一夕》应是汪曾祺在文学界奠定其应有地位的一篇作品。
这几年人们常说汪曾祺是以散文笔法写小说，他的散文、小说文笔优美。这自然是褒意。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汪曾祺是以文学语言、文学笔法写小说，他精心追求文字、语言的美（这美也包含准确、生动的表达），并用洗练的美的文字语言创造美的意境，这在小说《羊舍一夕》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小说第一段写农场少年眼中的夜行火车（“216，往北京的上行车”）：
……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我读这节文字，感觉格外亲切，因为我也曾站在下放劳动的树墙边，逼真地感受过火车排山倒海通过的情景。声、光、色、动感、节奏……均被作家于瞬间捕捉到了，这样准确、精到、鲜活的描写，才算“够份儿”的文学语言。小说本是语言的艺术，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精心继承了我国古代和现代作家如冰心、沈从文等讲究语言艺术的传统。而有的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者，却不够讲究语言艺术，所以尽管他们有好的创作素材而作品却因文字语言平平，而不能进入第一流的行列。顺便说一句，现代京剧《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中那些精妙的对白、唱词，也是汪曾祺艺术劳动的成果。
而今有不少人自称是沈从文先生的徒弟。但是得其真传、得其“神韵”者，我以为汪曾祺是一个。不信你再读读他的《受戒》，他将男女之情诗化、美化，这正是沈从文先生的一个特长。当然，汪先生有自己的文字风格，这并非沈从文的模仿。但在追求文学的真、善、美表达上，两人是完全一致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1)
我好久没见到林斤澜了。公元2002年1月我和斤澜同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各出了一本书。责任编辑问我你认识林斤澜不？我说，当然认识。那时斤澜因病住院，责任编辑说他当天要去看望斤澜，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我说那正好，你将我的书《人生的滋味》带一本去交给斤澜，让他将他的新书给我一本。这样他拿回斤澜的随笔集《事故故事》交我。这是多年不见后，我与林斤澜算是第一次通了消息。而今又是两年过去了，我们都上了点年纪。林斤澜1923年出生的人，今年该是82岁高龄了。回想我们相识的1956年下半年某日，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斤澜其人和他的短篇小说我是有印象的。读他的随笔集，我感觉很有兴味，同时也触发我写点《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同小说家林斤澜有关的往事和我对他的观感。
1956年下半年林斤澜作为北京市一位青年作者已经小有名气。他有一篇小说《草原》，是写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生活的，文笔活泛，草原风光写得美，使人想起契诃夫和高尔基笔下的草原。那时各个文艺刊物正在努力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自然要想些办法扩大题材和组稿面。基于这一考虑，林斤澜成为我们要找的青年作家之一。大约1956年初冬某天，我去北京东城米市大街大华电影院南侧一栋四层楼的旧楼（这可能是北京市某文化单位的一个宿舍）里看望林斤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已记不确切他新写成的《台湾姑娘》这篇小说，是他主动投给《人民文学》的，而我们是看了他的稿件才去找他呢；还是我们去看了他，他将此新作给了我们？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为这篇小说的发表，我去林斤澜住所不止一回。他的《台湾姑娘》经过我们三审（责任编辑是小说散文组负责北京地区工作的谭之仁，终审者是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后，秦建议此稿小作修改，他想同林斤澜面谈，要我去请林来编辑部（编辑部所在地小羊宜宾胡同离林住处不远）。林来后秦兆阳谈了一点意见，即小说男主人公（台湾光复后，从大陆去台湾教书的教员）和台湾姑娘（在他那儿做佣人，为的是挣点钱好继续上学。他成了她尊敬的老师）的关系，如写成友情或朦胧的感情，效果可能比直接写成爱情更佳。林斤澜欣然接受，表示将稿件拿回去修改了再送来。
这几次打交道，我感觉林斤澜是个面目和善的谦谦君子，他笑迎客人，有涵养、识见，“藏而不露”，却又容易接近，好打交道。虽说话不多，很诚恳。你会觉得他内在的热情，可能比表现出来的更丰盈。就说《台湾姑娘》那篇故事（一个从大陆去的爱国进步人士跟当地一位台湾小姑娘因共同的期盼、向往，让他们结成真挚的情谊），我们猜测这可能跟作者自身的类似“藏而不露”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经历，很有关系，但我们不便细问。
林斤澜及时拿来《台湾姑娘》修改稿。那阵子我们正在筹编来年（1957年）第一期，想突出短篇小说，编出一辑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的小说，以体现百花齐放精神。这期我们共安排了九篇小说，其中有王蒙的《冬雨》，新作家耿龙祥的《明镜台》等都是很不错的；但小说散文组同仁一致赞成秦兆阳将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安排在头题发出。这篇小说以其特殊的题材，动人的描写，人物塑造和简练、独具一格的对话，赢得了读者，受到文艺界注意，应是林斤澜这位语言、写法有个人特色的作家成名作。此后在1957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林斤澜的《家信》（第4期）、《姐妹》、《一瓢水》（李清泉主持工作的该刊5、6期合刊），林成了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最密集的一个作家。《家信》写得精短，构思巧妙，还触及了时弊（那些跟着运动风转，经常跑到农村折腾农民的某些干部）。《姐妹》写抗战时期一个文艺团体不同性格的一对姐妹，具备可读性。而《一瓢水》因有人读了觉得晦涩，编辑部委决不下，惊动了茅盾先生。此稿我送给先生读后，他认为应该发表。其实这篇以建国初期川黔公路行车之艰险为背景，写了地域氛围；而那个责任心强，敢于战胜困难的小司助（司机助理）形象，也挺生动。小说耐咀嚼，在当年，是不错的短篇。
林斤澜作为一个有实力又经常深入生活，用心了解风土民情的作家（据我所知，林斤澜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北京市文联即将他下放门头沟深山区，还是“带户口”下放的第一例，可谓彻底），他本来是个南方人，来北方有年后，已经相当熟悉北方的语言、风习。林斤澜抗战胜利后曾去台湾后又返回大陆。尽管他是进步人士，在台湾还坐过国民党的牢。然而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头，可以想见，他成了长期受怀疑、不被信任的人。下放落户，实际是“另类”对待。但对于以写作为事业的林斤澜，他并不在意农村环境的艰苦，倒是为他创造了了解深山里百姓生活的好机会。斤澜“历史嫌疑”之得到解决，据他在他的随笔集一篇文章中讲“整整五十年也是半个世纪之后，挂在档案上的疑案才全案平反，一风吹”。从他1957年在《人民文学》较密集发表短篇小说起始，虽说有后来的反右、下放等等，但我们一直将他看成经常联系、组织小说稿件的重点对象。而林斤澜也确实为这本杂志奉献了好些好作品，以支撑这杂志拿出佳作来奉献读者。尤其在反右扩大化后，稿源匮乏，好作品难得的时刻，我和《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编辑们，对斤澜这点，常是心存感激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2)
记得1960年，我还在评论组工作（我是1957年下半年调评论组的，1961年初回到小说组），第12期刊物出来后，小说组我原来的同事许以告诉我，这期林斤澜有篇小说《新生》你可以看看，好久没看见山区生活写得这样好，这样动人的作品了。我晚上回家一读，的确如许以所说，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它的艺术生命将是长久的（按：本人近阅1999年出版的《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发现《新生》已收入该书短篇小说卷中）。读时就放不下：北方深山区农村的气氛，杏树林、石头房子；成立公社时，社里不计成本，翻山越岭栽下无数“杆子”，拉到村里来，挂到老杏树上有线广播线海碗大的喇叭；初产妇因难产而接近昏迷，大夫呢，隔着九岭十八弯，又还有一条大河，又值雨夜，怎么能赶过来？乡村习俗，一些老妇招呼几个小伙子，抬着木头来了，说是“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爬到杏树上冲着广播喇叭狠嚷的生产队长情急……一下子将我带入了这个特殊山村之夜。那么怎样来救助临产的产妇呢？怎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于是心中悬念丛生。然而悬念很快解开，“谁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镜，背着药箱，”来了，“天知道，不够一顿饭功夫，姑娘大夫竟能使钳子，把小人儿巧巧的钳了出来，母子平安。”读者读到这里似乎松了口气，按一般小说“常规”，小说到了这里，好像没戏了。然而好戏恰巧在后头呢！这就是作者构思和结构的不落俗套，有张力，出奇制胜。小说的重头戏是放在这个初出茅庐姑娘医生半夜赶路来接生的经历。语言简练，情节紧凑，字斟句酌，可以说是惜墨如金，又能做到生动传神。人物、情景如画，几个自动帮助姑娘医生赶路的出场人物虽没有名字，但都有特性，有印象；而他们的动作或语言，处处表现了山里人纯朴、助人为乐的中国传统古风，深深地感动了、鼓励了这位初次独立出诊的“姑娘医生”，使她有了工作的勇气。当然也还有新生事物，这就是新安装的广播喇叭初步改变了农村信息不灵通的状况。读毕小说，读者也受感动。人们这才领悟，这篇小说，作者在运思、结构、语言与描写技巧上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成就了这篇生活内容厚重感人，而小说艺术也有创新的作品。其后，约在1962年，林斤澜还有也是以山区人情、风习为描画对象的一篇不错的短篇《山里红》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然而正当这位已是中年作家的创作势头走向兴旺之时，“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林斤澜与北京绝大部分新老作家那样，被迫搁笔。
1973年我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分配在体委《体育报》工作，直至1975年，家住崇文区龙潭湖附近的四块玉。这期间大约是听李学鳌或浩然讲，林斤澜住在幸福大街一处普通居民楼里，那个门牌号码是11号。一天下午，我去看林斤澜。他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市管文化的人自然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宜搞创作了，先是批斗，后来就闲待着。现在给了我个工作，在崇文门电影院卖票，叫作“养起来”。啊，一个优秀的作家，居然要他去电影院卖票，这真是闻所未闻。我心想，这又是一种荒唐，足证江青下边对知识分子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的人，是怎样蔑视文化，作贱文化人的！但我坚信这样的倒行逆施决然长不了！那时四人帮还没倒台，这些话不便公开说出。我只是对林斤澜讲，你把身体搞好，写作是你的专长，总还有发挥的一天，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斤澜心里想的和我是一样的，希望祸国殃民的人早点垮台，那年月人同此心。
1977年后，彻底落实政策，还了作家林斤澜的本来面目。他是1937年就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了，只不过他是含而不露，这正适宜地下工作的需要。而他从事的还是以教书和文化工作为主，怎么说他也是个文人而非做官之材。复出的他主要还是重操他的创作旧业。
改革开放新时期，已是老作家的林斤澜，仍是《人民文学》这个杂志经常供稿人。从1978年至1981年数年，我参与经手的斤澜在刊物上发表的小说计有《竹》、《记录》、《火葬场的哥们》、《辘轳井》等多篇，题材、构思、写法各具特色，展现作者不同的小说写作路数。然而最出色的当推1980年11期发表的《火葬场的哥们》和1981年第9期的《辘轳井》两篇。
《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黑色幽默”绝妙好小说。作者开篇几句话，就引起读者共鸣或兴味：“十年浩劫的后半截，我们这里流传一个故事。那年头稀奇，剧场里只演八个样板戏，小道消息却不翼而飞。会场上只说车轱辘般样板话，‘口头文学’不胫而走”。紧接着讲了个好像很平常的“助人为乐”故事，其实不尽然也。出场者是一女一男。初秋的傍晚，一个下班的女干部骑着自行车行至刚刚拆迁了房屋的一片废墟，不幸车子不灵了。她正自着急，“这时偷眼看见半截墙边，也有两个车轱辘，还有一双翻皮高腰好大好沉铁甲车似的鞋，顺着这鞋往上看，是条劳动布工裤，怕有一丈二……女干部一激灵，索性抬起头来，只见半截墙边站着个半截塔似的青年，工人打扮，黑皮肤，瘦骨暴筋，两眼乌眼鸡似的盯着自己，不露一丝笑容。女干部暗暗叫一声好，要是轧马路，是个好保镖的，要是划船、赶车、草地上打滚，是个好‘炊拨儿’，又暗暗叫声苦，此时此地，却和撞着了黑旋风一般。这女干部是见过世面的，临危不乱。一手按住车座，一手把住车把，不回身，光回头，也望定‘黑旋风’，一、二、三、四、五，数到五字，嫣然一笑。什么叫嫣然？笑得巧也。怎么个巧法？好比一个花骨朵，一瓣一瓣地开开来。”“果然开得好，黑小子点了点头，走过来一只手抓住车把转了半圈，跟玩儿一样。立即蹲下来，竖起大拇哥把指甲盖当作改锥，拧紧挡泥板上的螺丝。又两只手抓住挡泥板，可可地使劲往外扳，两只瘦骨乌黑的手，颤颤地鼓着青筋。女干部看着倒冒了汗，抽出条白地血点子的手绢擦脸。黑小子站起来，把车玩具一样塞给女干部，说：‘行了。’‘谢谢。’‘不谢。’‘得谢。’‘得谢给点儿什么作个纪念吧。’……黑小子指着她捏在手心里白地血点子手绢说：‘只要这条手绢儿。’女干部定定神，抬头望着这黑高黑高的小伙子，使出带笑不笑，爱理不理的神色，轻轻问道：‘你是哪个厂的？’黑小子回答了什么什么厂，还报了名叫某某某。女干部把厂名人名暗暗重复一遍，倏地一抬手，同时扔出一个字‘给。’立刻偏腿上车，却又慢慢蹬着，过了这一片废墟见弯就拐，一拐就使劲快蹬，上了大道，插进车队，心里狠狠叫道：‘流氓，坏蛋，阿飞！’给完三顶帽子，不觉又好笑，咬着嘴唇骂了声：‘贼———’女干部晚上躺在床上还撂不开这件事，觉出这个黑小子面熟，这个名字也不耳生。她是个人事干部，成天和人和人名打交道，哪能都记得清。可是那条手绢儿，手绢儿，叫女干部牙痒痒的梗在心头。半夜做了个梦，梦见在公园草地上，有人抱着她打滚，张嘴喊叫却喊不出声来，原来嘴里塞着手绢儿，滚得一身汗，只好软瘫着，倒认出来那个人就是黑小子……第二天女干部打电话给那个什么什么厂的人事科，问有没有某某某这个人。‘有。’‘哪个车间的？’‘死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死的？’‘三天了。’对方还告以尸首还在火葬场搁着。“……一整天女干部都像有条虫在她身上乱爬。到了下午这条虫在她心尖上咬了一口，女干部骑上车直奔火葬场。……女干部一眼扫过去，却见中间一具，脸上盖着手绢儿，白地血点子，她的，她的手绢儿。女干部一鼓作气，直奔手绢儿，使手指头尖一掀，却是一个老头子！……女干部往后退，心里的一条虫，一下子变成了一百条。但她的两条腿还听指挥，直挺挺地踏上台阶。忽然看见台阶顶上，阳光明亮，一双铁甲车一样的皮鞋，一条丈二长的劳动布工裤，站着那个瘦骨暴筋的黑小子。不等女干部叫出声来，那黑小子抬起右手，在鼻子前面，大拇哥跟中拇哥一捏，打了个榧子，声如爆竹。女干部脑袋嗡地一声，两腿一软，跪在台阶上边。故事到这里就完了。”看他一路写来，全仗那生动传神语言、动作，将那“见过世面”，心狠手毒，却又乔模乔样不肯在人前服输（包括她恨黑小子，夜间却又做着与他有关的绮梦的矛盾复杂心态）的女人事干部以及有了一番生活阅历捶练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从容捉弄了那个让人憎厌的女人事干部）曾是插队知青的黑小子，活托托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不论是塑造人物还是说故事，作者小说语言的创造能力，真可以说是自由、老到，生花妙笔了。其实这仅是小说开篇第一段。后边的“添枝加叶”更精彩，作者进一步“点化了”，也就是深化了他的人物。他行文自然，写作技巧圆熟，像是不经意地话锋一转，似以前的说书人那样插了两句话：“‘口头文学’有两个便宜，一个是什么主题思想、典型性格、作用效果……这一嘟噜劳什子，一概不管不顾；再一个便宜是谁都可以掺和进来，或糖里拌蜜，或节外生枝，或画蛇添足，没有足够的时间，还一概不负‘口’责。兹举例如下：其实‘糖里拌蜜’、‘节外生枝’、‘画蛇添足’正是巧妙地组成了小说后半部的三个“构件”———段落，有了它们，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点化’也就水到渠成。”小说的结构至此浑成一体，首尾呼应，一篇佳作就这样出色完成。在“糖里伴蜜”这段，对人物的深化描写：以伶牙俐齿的貂、暗含讥讽的语言———“那一口牙齿雪白，个个尖锥的，就是壳蟹，浑身带刺的鱼，一咬上都酥了”来形容、象征那么一个“先当保皇派造了反，后当造反派保了皇”，“身材灵活，面貌俊俏，眼睛亮亮，不知大小，下巴尖尖，若有若无”的人事方面一个女干部，真是神来之笔。而这样个性化的一个女人事干部，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她（他）们生长于、也适应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作为人事干部，她（他）们不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为何事，只知一味以鸣鞭、明枪暗箭整人为乐事，一脸冷冰，风霜，仿佛这就是她（他）们的尊容。而到了阴霾晦暗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在望，即将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某一时刻，这类人的故伎重演，其危害不可低估。“节外生枝”那段就是讲的那个插队知青“黑小子”送她外号叫“貂”的那个女人事干部的邪行。他目睹并承受了她的邪行。一位上了点年纪的遗传学家有七年被迫停止了他热爱的专业工作，回来后渴望回到他的实验室去，他兴冲冲地去见那个女人事干部。“……忽然一个尖利的声音穿过玻璃窗”（那是“貂”在咬人！）：“叫你回来就是落实政策。”又大约两分钟后仍是一声尖叫：“政策组织上考虑，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作者继续写道：“玻璃窗上花白头发又往下落，后脑勺也只剩了半个。黑小子仿佛看见一口雪白的牙齿，个个锥子一般！‘什么一传二传，什么有衣穿没衣穿。（按：这个人事“貂”，不知遗传学为何物！所以出口“什么一传二传……”这样的瞎话。但这样的人暂时却仍掌握着别人的生杀予夺大权）现在有碗饭吃就行了。去吧，告去吧，告到中央去吧，去吧去吧。’”那老专家气得脑溢血，当晚就死了。轮到那个黑小子，“貂”说：“工作一般是八大员，集体单位。照顾你到民政局。”“貂”说，民政局根据特长分配，下属单位也多……“貂”住了嘴，黑小子一挺站了起来，“貂”“不觉把这个精神虎虎的高个子上下打量起来，嫣然一笑，甜甜地说‘往后再联系，就这样吧。’”黑小子偏偏这时候张嘴说话：“顶大不过火葬场呗。”引来“貂”歹毒一笔：“本人谈话志愿火葬场为要。”———黑小子因之被打发去火葬场干活。再看专写黑小子哥们的“画蛇添足”这一段。黑小子站在火葬场台阶顶上，一个榧子，使“貂”脑袋嗡地一声跪倒在台阶上。其实黑小子的榧子，并非朝她打的（并非她揣摩的他在报复），而是对来自全国其他地方跟他一样，而今被分配到火葬场干活的知青哥们一个信号，意思是他料事如神（当他帮一个女子修车，认出了她是‘貂’而她并没有认出他，想到她这个人事干部做事的后果，竟使那老遗传学家死亡，不免愤愤不平，遂要了她的手绢，报了老遗传学家的姓名，来作弄她一下，也算是正义对她的警告吧。他料到“貂”必定会来火葬场，他向哥们打了赌，他赢了。这些以前的红卫兵、插队知青围着他们的黑哥们一起畅饮时，自然厌恶阻碍时代前进的“貂”一类人物，而将他们热烈的向往寄托于来日，那就是广开才路，人尽其用，提拔新秀。他们也畅想他们敬佩的黑哥，有天能当个干部局长，专门去做爱惜人才、举荐人才的事。这当然有点调侃的味道。但言为心声，这是民心民意在呼唤。作家这篇“口头文学”小说，虽说篇幅不大，的确创造了“貂”和黑哥们这两个活生生的互相对照的人物。黑哥们虽然在“貂”眼中是所谓“流氓、坏蛋、贼”，工作“低贱”，但真正是心灵高尚，愿意多做好事。而“貂”一类，则是扮演过时的角色，有碍社会进步。总之，《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语言、结构都很讲究，风味特殊（黑色幽默），有创造性，很成功的短篇佳作。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3)
将近一年之后，林斤澜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9 期的《辘轳井》也是一篇成功的短篇佳作，我们将它发于该期小说的头条。这篇小说我很喜欢。因为《火葬场的哥们》我说多了，此篇只能讲一两句。这是一篇写北京郊区城乡结合部，一个拥有古老辘轳井田园风光、浇水种菜人家几十年的今昔变迁。作者一面是怀旧情浓，引起读者共鸣。的确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有许多人丧失了自己自然状态可爱的田园，而不能不迁居，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小说《辘轳井》中那可亲可敬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另一面则是欢呼社会进步的这一进程，连作品中上了年纪的男主人公尤老师傅也参加进去了，找见了自己称心的新工作位置。作品同样是结构谨严，语言精炼、讲究，写作技巧高超圆熟，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而今回过头来看，像林斤澜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两个短篇佳作，进入那时的全国获奖短篇行列，应是毫不逊色的。只是那时评奖可能比较偏重推出新人，有的老作家作品难免有时被忽略。但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它们寿命长，不在意一时忽略。
斤澜这些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条道上的基本功，少说也有两事：语言和结构。结构有人借用日常用语———组织，也在理。这两事可磨性子，十年八年不一定见成色。非见成色，枉称作家。”这是斤澜多年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的甘苦心得之谈，是非常宝贵的。我写斤澜这篇拙文，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我当小说编辑的那个三十年，我感觉，我们出来一大批写小说的作家，但像林斤澜这样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思考、研究和讲究短篇小说语言文字及结构等写作艺术的作家，虽然有之，但实在并不多。因之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比较高超，足供人反复欣赏之作不很多。恰在世纪之交，林斤澜出了文集六卷本，主体当然是他的短篇小说。我建议小说研究者和学写小说者，不妨认真阅读林斤澜的短篇小说，一定会有不小收获。
2004年6月3日完稿
（载《北京文学》杂志）
硬汉子作家苏策(1)
一
我大约是50年代中期知道部队作家苏策。1956年我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时，很希望能刊登他的作品。那时他是一位随军进藏作家，已在其他兄弟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通讯报告等。不久之后，他果然寄来一个短篇。我读后印象颇佳，至少觉得它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说教，创造了一个能让读者进入其间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作品被主编否定了，主要意见是说它“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不去评判主编和我对这篇作品看法上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鉴定，那时存在着“左”的思想，所以好的作品有时可能以“缺乏思想”或“思想性不强”而被否定。苏策那个短篇，因为年深月久，具体人物、情节我记不起来了。但对这篇有艺术味儿小说被否定，我似仍耿耿于怀，在1957年头几个月鼓励鸣放时，我给《人民文学》写了《百花齐放三题》短文（载该刊1957年5、6月合刊），其中第二篇“谈鼓励探索”，我说到，对文艺作品，人们往往看重和强调直接宣传效果，而对探索着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而不直接宣示“思想”的作品，则往往容易否定。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讲的。苏策这位作家，从此引起了我注意。
二
苏策的创作和生活，似乎都不大平静。1951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这其实是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经历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却遭批评。批评者问道：为什么小鬼写得比团长突出呢？1957年，他在西藏军区文化部长任上，于西藏日报发表三篇短文《试谈清规戒律》、《业余作者向何处去》、《关于风景描写》，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何涉？却因上级单位一个负责人说西藏军区“没有抓出人”，在1958年1１月，他被补划为右派。那时节，被划右派的人均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因之我想向他组稿，已不可能。1961年，他因在艰苦的“劳改”中表现好，被摘除右派帽子。1962年刚恢复写作，于1963年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一篇叫《白鹤》的小说（故事讲的是北平敌伪统治时期，一位教员给日本宪兵队长送了一张齐白石的画，营救了两个工人），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扣上“阶级调和”、“投降主义”帽子（我还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作协”内部编印的两册有问题的作品，亦将《白鹤》编入其中），他又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正式认识苏策，已是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条魁伟的北方大汉，虽已七十大几，仍显身板硬朗，军人的直爽气质不减当年；古铜色的脸有如铜铸，大半生风霜写在这上面。不久我们就有书信往来，读他的书，有时也交流一点对文学现象的看法，我们好像神交已久。1998年下半年，收到他寄来的两册新书，一册是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一册是散文集《关肃霜之死》，均由“内蒙人民”出版。细读之后，好像已很了解他了，关于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也有些感受要说。
三
先说他的小说集《千言万语》。
苏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说：“我一生中写了约三百万字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书中的几个中篇小说，它们全是我在新时期写下的，读者可以从这几篇作品中看到我的自由心态和艺术上的新的视角。”
我同意他上述看法。这六个中篇中，印象最深的，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发在《中国作家》上的《寻找包璞丽》、《当代》上的《臭棋》和《解放军文艺》上的《千言万语》这三篇。我想着重谈谈《寻找包璞丽》、《千言万语》两篇。
改革开放这十来年，尤其90年代以来，创作上的清规戒律和对创作的粗暴干涉及简单化批评，确实少多了，这对阅历极为丰富、创作上早有抱负的作家苏策，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捆绑心灵和创作手脚的绳索消解了，作家获得一种自由创造的心态，那岂不可以在创作上刻意施展一番吗？像题材的开拓和开掘，过去鲜有的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树立，苏策在《寻找包璞丽》和《 臭棋》这两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做到了。《臭棋》使人想起若干年前的《白鹤》，都是以战时在特殊际遇下的中国人与有一定教养的日本鬼子（军人，前者喜爱下围棋，后者喜欢中国画）打交道并战而胜之为题材。但《臭棋》比《白鹤》艺术更讲究，更细致深入，正、反面人物形象刻画也更鲜活。本来在战争中，我们跟凶残、野蛮的日本法西斯野兽斗争，是非常艰巨、曲折、复杂的，而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凡是经历过这样斗争的人们中，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敌人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个性，而并非像某些舞台、银幕作品中那样脸谱化，千人一面（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日本鬼子，不见得比没有文化的，更不凶残、狡诈。只是每个鬼子个性千差万别罢了）。这在今天的读者，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过去文艺创作上人为清规戒律盛行的年月，谁要写个有点文化教养的日本鬼子，那就犯忌了，不批评你是“美化鬼子”，才怪哩！至于战俘题材，写自己人被敌俘虏，并写战俘在敌营中艰难的生存环境，那更是犯忌的。记得60年代苏联作家萧洛霍夫写了一篇动人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写一个曾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军人在战后艰辛的处境。中国译介并放映根据小说拍摄的影片后，文艺界负责人周扬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个作品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活命哲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这是因为，也许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当过敌人俘虏的人的处置，都太严太“左”了。既不如我们的先人，如汉朝对待曾在敌营九年娶妻生子的张骞，汉武帝对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认为他“持汉节不变”，而继续信任，用他。也不如西方国家，如法国，有威望的密特朗总统，就曾是战俘并为了地下抗德的需要而在维希政府里待过。这扯得似乎远了，其实我要说的是苏策两篇以过去战争岁月为背景的小说新作，都以被敌人俘虏和被敌人俘虏过又回到自己队伍的人的遭遇、命运为题材并以他们做作品主人公。《臭棋》写的是养病中不幸被敌人俘虏的一个八路军军分区富有一定经验的敌工科干事，在敌营里以不得已的方式，包括审慎地下围棋（两人都是中国围棋的爱好者，曾将棋艺用于战争的攻防、拼杀之中），同敌人作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成功地掩护了部分同难战友胜利逃出；而他自己，最后在精神上，包括棋艺上完全压倒敌人并壮烈牺牲。这是一位英雄烈士，作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真真实实英雄人物的塑造。不论是对敌方人物栗本少佐或我方主角孔志友，其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描写之逼真，细节之准确、丰满，心理刻画之细腻，艺术构造之完整，使人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甚至曾设想，这是否有作者亲身经历的影子？其实作者在战争中虽历尽艰险，但并没有被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