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为什么没有烧？ [南方网教育频道]

巴黎为什么没有烧？

南方网讯　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但在日本研究领域，自从19世纪80年代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以后，恐怕只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王芸生的《中日关系六十年》至今仍有生命力，其他真正有原创性并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似乎难得一见。美国学者写的《菊与刀》仍然是我们了解日本文化最受欢迎的大众读物。
——袁伟时
原德国总参谋长贝克上将1938年7月1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军人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是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执行命令时。”1944年8月，巴黎见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良知和道义改变了一个铁石心肠的纳粹将军，也改变了统率百万雄兵的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常有，但只要有一次，总是使我们对人类怀有信心。
——单世联
纳粹德国上将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出身于三代普鲁士军人之家，毕业于纪律严明的萨克森军官学校，向以无条件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著称。在纳粹军事系统中，上下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铁石心肠的硬汉。1940年，他第一个率部进攻荷兰，用炮火炸死了718人、炸伤78000人，毁掉了鹿特丹市中心。有人问他：进攻一个德国对它没有宣战的国家时有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他的回答是：“为什么？”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肖尔铁茨根本想都没想过要怀疑上级的命令。后来在东线战场，他的使命是掩护德军撤退后毁灭身后的城市，同样完成得很好。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先锋已抵巴黎城下。希特勒很清楚，如果巴黎打败了，那么就剩下一个战役让他打了，那就是德意志战役。“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巴黎需要一个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手段恢复巴黎秩序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8月23日，希特勒把这一重大使命交给肖尔铁茨，要他把巴黎当做一个被围困的要塞来指挥，与巴黎共存亡，同时发出命令：“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一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随后几天，希特勒不断催问“焦土计划”的执行情况，要求在最后时刻将巴黎付之一炬。
但肖尔铁茨没有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巴黎没有被毁灭。
原因首先在于希特勒的溃败。当肖尔铁茨奉命去见希特勒领受命令时，他像一个为了重新确立信仰去朝圣的香客，希望希特勒能够给他信心，使他再次确信德国能够打胜这一仗，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面容憔悴、精神萎顿、双肩下垂、上气不接下气、“嘴角喷着唾液、额角露出汗珠”、不断发出一阵痉挛性喊叫然后又颓然无力的“老人”。怎么能把德国的命运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肖尔铁茨没有找到信心，他感到他曾经盲目效忠的这个人已经疯了。到巴黎后，他以各种借口拖延爆破计划，没有认真执行希特勒一再下达的毁灭巴黎的命令。从不自觉到自觉，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像他过去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那样毁灭巴黎，不能让巴黎为希特勒陪葬。
原因也在于巴黎的美丽和伟大。维希政府的巴黎市长在劝说肖尔铁茨放弃焦土政策时说：“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肖尔铁茨也感受到巴黎儿童欢快的笑声、穿着花布衣裙的漂亮的姑娘、正午的阳光、夏日的微风、绿色的草坪等等，“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巴黎女人。”巴黎不是波兰、不是乌克兰。“夷平巴黎，会犯下一个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在这个意义上，是巴黎自己拯救了自己。
在关系巴黎命运的紧张时刻，肖尔铁茨的最大压力其实不是希特勒统帅部一个接一个“巴黎烧了吗”的追问，也不是来自德军西线总司令部的监督，而是巴黎人民的起义。此前的8月3日，波兰人民举行起义，近在咫尺的苏联红军违诺裹足不前，致使纳粹镇压了起义，华沙一片火海，20万波兰人丧生。消息震惊了巴黎，抵抗组织决定发动起义以配合盟军解放巴黎。为了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实力最强的共产党人积极组织起义，并准备付出惨重代价。另一方面，戴高乐将军又力图保持对抵抗运动和起义的控制，在获知起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随之起事。华沙悲剧在前，起义能否成功取决于盟军能否迅速进入巴黎。但有两个因素使得盟军计划暂不解放巴黎。第一，德国人会为巴黎决一死战，盟军不愿进行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巷战；第二，攻占巴黎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这一义务相当于维持八个作战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坚持法国是军事区，巴黎的政治需要必须服从盟军的战略要求。“不能让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巴顿将军说得明白：他的任务是“歼灭德军，而不收复巴黎。”一边是弱小的起义力量，一边是强大的纳粹军队，肖尔铁茨受命对起义部队实施空中和地面的打击，他的周围更不乏法西斯死硬分子。战斗一触即发，而结果，不言而喻的是华沙悲剧的重演。1944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肖尔铁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心灵搏斗：“在服从命令的本能和这些命令可能把他引向什么惨祸之间，他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历史绝不会宽恕毁灭巴黎的人。这对冯·肖尔铁茨来说，是个极有说服力的论点。冯·肖尔铁茨准备在巴黎作为军人去死，但是却不准备当做罪犯去死。”他冒着“叛国者”的风险，竭力避免与起义者交火，尽一切可能约束部下的冲动，在面临再不执行命令就要被解职的情况下，他又以间接的方式把巴黎的情况通告盟军，希望盟军迅速抵达巴黎，否则他只能执行命令实施镇压和破坏。肖尔铁茨拖延了两天时间。在戴高乐将军和巴黎抵抗力量的努力下，盟军改变了战略，提前进入巴黎。
巴黎没有像华沙一样。历史记住了这位德国将军。原德国总参谋长贝克上将1938年7月1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军人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是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执行命令时。”1944年8月，巴黎见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良知和道义改变了一个铁石心肠的纳粹将军，也改变了统率百万雄兵的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常有，但只要有一次，总是使我们对人类怀有信心。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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