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坏血病历史的哲学思考

写在前面：以下文字是今年二月发在我的博客中的文章，写作的主旨是要对那些妄议废除中医者进行回击的。该文也曾在《中国中医》圈子和《传统中医学》圈子发过，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都没有人回帖。我想可能该文过长，而且还和哲学扯上了关系，定会令人生厌的，所以在诸位忙碌的中医医生们的眼里，纯属浪费时间。而最近在不少网站上都看到了反中医人士方舟子访谈文章，说什么他无意全面否定中医，但看了内容之后，方不但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而且还在罗列一系列中医的“弊端”，继续主张废医存药，评说中药如果有效，也仅限于按照现代医学和科技制出来的青蒿素等几个数的出来的成果。“中药是安慰剂”，“其药理没有经过现代医药科技的检验，就是不科学的”，“中药是慢性毒药”等等还是其主要观点。
如何破解方等人的论调？中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对中国古代人们的健康无疑做出过无可辩驳的贡献。具体举什么例子合适？“坏血病”的历史最能表现中医的优势和西医的局限。所以，我曾在其他网站上也将此文以《凡是鲜活的绿色植物都可以治疗坏血病》为题发出过，但在中医圈子里应该更有它应有的关注，所以决定再次将此文发在圈子的论坛里。以上特为说明。以下是当时（今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原文。
作者案语：今天发的这部分内容原来打算放到《水火人生》的中西两种医学方法优劣的对比时。前几天因为看了《百科探秘.秘境追踪.海上恶灵》关于坏血病的内容，当时记下几点感悟，接下两天写成此文，提前将相关内容发到博客里和圈子中，以期得到中医学界的回应与批评，以备写好往下的内容。以下是该文。
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之下的
两种不同医学思想和结果
——关于坏血病历史的哲学思考
西方大航海时期困扰西方远洋航海的坏血病，曾经造成总计数百万水手以及贩运的奴隶死亡。那么，坏血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又怎样反映为两种哲学体系之下不同的应对局面？以下是,《平谷绿色水果网》推荐的文章《柑橘治好了航海家的坏血病》相关的内容：
坏血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的特征是皮下出血（所以在苏格兰，他们把坏血病称为黑腿）、极度疲倦以及持久到最终得劳烦外科医生的便秘，关节疼痛、肌肉变软。如果用手指摁小腿或肩膀，指印会数分钟不散甚至更长时间。此外牙齿松动，牙床腐烂，这让咀嚼变得极端痛苦，直到无法进行。除此以外，病患们还会发出难以容忍的腐败的恶臭。当坏血病出现在十字军战士中时（多数在不能吃肉的大斋期），一个庸医能做的就是将那些坏死的牙肉从病人的牙床上割下来，这样病人们才有可能进食。
另据资料，当时的随船医师治疗这种疾病方法，就有我们常听说的放血疗法等。但是这些西方的医生们却一而再地无视柑橘、柠檬以及其他一切水果蔬菜曾经医好许多濒死的水手，船上的船长和军官们食谱中的某些含有抗坏血酸成分的果酱、果酒等，保证了这些人很少有人因坏血病而失去生命的事实，哪怕是在相关的航海记录里反复提到类似的事实：
人们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坏血病的医治方法，却忽视了它。15、16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被坏血病所纠缠，达·伽马的大半船员在驶往印度的航海中死于坏血病，其中一些人登陆后吃了一些橙子就得到短暂的恢复。1510年Gabral报告，当他前往印度西海岸的时候，一些患坏血病的船员被柑桔所治愈。南美的西班牙药剂师认为其他的水果，比如野生菠萝对坏血病也有疗效，他们力劝船员们利用所有机会补给船上的新鲜水果，特别是柠檬和酸橙子。16世纪的荷兰航海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水果往往很难得到，而船上储存也是一个难题。 但是，官方认为坏血病是由于海洋潮湿的空气或甲板下面污浊的空气引起的。在英国海军中，大多数人相信那些懒惰的或做事不力的船员最容易得这种病。其他人认为坏血病会在密集的人群中传播。理察·霍金斯爵士事无巨细地描述了1593年他在南海航行中所爆发的坏血病的细节，同时也包括柑桔的疗效，然而他并没有将这一水果放到他的补给清单里。17世纪早期，有关坏血病能够被柑桔和其他水果所治愈的记述越来越繁多。比如，1607年，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休·普拉特爵士出版了一本有关海员食物的书，他在书里盛赞喝柠檬汁是一种绝对正确的预防疾病的手段和治疗方法。酸菜也被提及。雅克·卡蒂埃记载道，在前往美洲的航程中，他的全部船员不是被杀死，就是因为坏血病不能工作，那些幸存者们被当地的印第安人用树皮治好（有一些长年受困于“法式梅毒”的人也被治愈）。赤松啤酒是树叶的浸泡物，通常也有效，特别是在北部气候的环境下。传说中它这一功能是被一群到格陵兰岛等死的船员们所发现。 这个时期，东印度公司开始贸易往来。它派出四艘船从伍利奇（伦敦格林尼治自治市的古镇）前往东方。坏血病严重地折磨了所有人，唯一幸免于难的人是因为得到了船长贮藏的柑桔。荷属东印度公司通过这一方法控制了坏血病，同时他们在好望角种植果树，让他们的船可以停下来补给。甚至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罗勃特·波义耳公开声明坏血病可以通过将新鲜的柠檬放到大麦水中浸泡喝得以治愈。
然而这些成功的举措并没有给医生们带来多少影响，可能是因为整个医疗界仍然相信盖伦的体液理论，从而认为此种疾病并不是因为缺乏什么引起的，而是由于一些有害物质的存在。根据这种理论，认为坏血病是由坏空气或过多盐的摄入带来的。因为船员们每日的饮食中都有一定量非常咸的腌肉，这东西坚硬无比，有时甚至可以在上面刻出雕像。（除此之外，他们的主要食物是坚硬的船上饼干，掰开它们的可能性为零，除非象鼻虫钻到里面，让其变脆弱。事实上，船上潮湿的空气滋生了大量象鼻虫和蛆。水手们躲到黑暗中吞食这些饼干，眼不见心不烦。他们多半将饼干泡在水里，制作成混着咸肉和醋的“水手炖菜”。）
改变这一局面的不是一位医生，而是英国最著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 。他通过自己丰富的航海经验，认定“坏血病是因为缺乏新鲜食物引起的，因此，出航时，除了带通常的食品如面包、小麦、咸肉、食糖、食用油、啤酒等以外，他特地备了大量的麦芽、泡菜与由柠檬和柑桔做成的糖浆。但是，提供食品是一回事，让人吃却又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有些人是不习惯，有些人则是因为晕船，一想到这些食物就恶心。库克有时不得不强制他们吃，甚至对某些拒绝吃新鲜食物的人责以鞭打。
库克还用啤酒来治疗坏血病，所不同的是这些啤酒都是用澳大利亚当地天然的植物rimu,manuka以及糖蜜制成的令人陶醉的混合物酿制而成 。”据说这种天然植物就是各大洲都有的水果——柠檬。凭着这种果汁，库克所带领的船队在后来的长时航海中屡次创造了没有水手因为坏血病而殒命的记录，水果及其相关制品有防治坏血病的卓越功效也最后得到皇家医学会的承认，也因他在航海事业中的卓越贡献而入选皇家学会，并获金质奖章。
而早在欧洲大航海开始之前60年的中国，郑和也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七下西洋航海活动。四次有文字明确记录的随船军人、水手，每次多达二万六七千人，每次时长都在两三年之间，除了事故和个别与当地土著冲突伤亡外，几乎没有因坏血病而减员的，这和西方嗣后长达二百年之间为争夺海上霸权和对外掠夺，或开展贸易而长期航行在海上，动辄因坏血病而死亡过半，远过于因战斗冲突而死的人数形成鲜明对比（50：1）。难道是因为中西两个人种对于坏血病易感程度之类的内因不同所致？
以下是央视《探索发现.秘境追踪.海上恶灵》披露的比西方早60年完成航海的郑和船队随船装载的军需粮秣与抗坏血病有关的物资:
从福建长乐军港出发前采购的绿茶，数量不小的各种水果蔬菜淡水，泡制的坛装泡菜等各种食物、发豆芽用的大豆等，中途靠岸尽可能不给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同时补充腌制泡菜等。这些物资保证了郑和船队士兵水手的健康。
就是这样解决坏血病很简单的方法，西方航海家们和医生却始终难以发现。如果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能够更早知道东方人关于航海的故事，或许会早已解决性命攸关的病症，可惜的是就是这样的一而再而三的连续解决问题的机会，就是不能抓住，直至维生素c发现的1912年才彻底解决问题。在这个节目里让人感兴趣的是西方人的观念——
明明是来自美洲的马铃薯有治疗和预防坏血病的功能，他们却认为马铃薯生长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绝不会是好东西，只能是那些低级的美洲土著人所食用的食物。玉米作为非洲奴隶海上生活主粮，同样表现了抗坏血病的功能，却因为是奴隶所食之物而拒绝食用，直到在新开拓的殖民地广泛种植后，都没能引起欧洲白种人的正确认识。那么，是什么使西方人在显而易见的抗病方法之前再再“执迷不悟”？笔者认为无他，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准确点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观所致。
有人会说，不要故弄玄虚了，不就是因为是农耕和畜牧所致的生活饮食习惯而已，还扯上什么哲学？那么，这中间就真的没有关系吗？这其中又怎样体现着两种生产方式的哲理？
西方因果哲学强调事物的因果联系，将事物局限在相互关联的有限时空之内，而东方的阴阳五行哲学，则将事物放到全时空的——社会的、自然的、宇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知道，所谓生活饮食习惯，往往取决于生产生活方式。而正是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的不同。这同样又决定了人们的宇宙观或者说哲学观。游牧、狩猎或者畜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以粮食和豆蔬为主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以肉食和奶食为主，粮食和蔬菜、茶叶只是作为解腻除臭的物资。当时欧洲人囿于自己生产方式，认为肉食和奶食才是“人类”高级的食品，才是上等人类所应食之物，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是人类站在食物链的最高端，只有低等人类和动物才以草蔬食物作为自己的重要饮食，像他们这样的人类则是既食用草食动物，又食用肉食动物，只是偶尔食用植物，例如粮食等。所以才有库克船长为了治疗水手们的疾病竟然要动用刑罚来强迫食用“新鲜食物”，在东方认为是美食的泡菜，他们却难以下咽。他们所食用的永远是天地之间经过提取的最精华的六大营养元素，至于食用草食——蔬菜则是偶一为之的事情。在治疗疾病的哲学上，永远是站在小小食物链的狭小空间内思考问题，药物一定要像食不厌精那样提纯再提纯，其宇宙只有食物链那样大而已；在社会学上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而二百多年来凭借强大的科技和武力，对外奉行殖民扩张政策，到处掠夺、杀戮、灭绝新大陆的土著和异教、异族文化。
至于治疗疾病硬是囿于远比东方治疗思想荒唐的方法和观念不能改变。比如片中所述的放血、用动物鲜血涂抹，甚至用之洗浴；发现老鼠不得坏血病而捕食老鼠，以致引发鼠疫；用沙子埋；用强迫重体力劳动治疗因病所致的“懒惰”；坏血病流行无法控制时引发的恐惧，拼命向所能知道的所有神灵（此时已经不顾上帝是不允许信徒膜拜除自己以外的任何神灵）祈祷等等。要知道这些思想直到十八世纪由于詹姆斯·库克的贡献，才在英国的海军舰队中有所改观，也因此保证了英国海军的战斗力，最后在长达三百年的海上争霸中最后战胜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这简单的治疗措施的获得比东方的“自然疗法”所付代价也过于大了一些。以上处于发展阶段的西医，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医学，究竟谁更科学一些？
而我们当年的航海者即使再早多少个世纪航海，也不会遇到因为坏血病而大批死亡士兵和水手的事情。因为植物性食物是中华文化的必须的每天不离的生活物资，在海上长期航行，即使没有茶叶，也会准备大量的蔬菜干品、干果、泡菜之类，更不要说到任何一个可以补给的港口或海岛，都会千方百计补充蔬菜水果了。这又有怎样的哲理？无他，天人合一是也。在《水火人生.序言》中，我曾经指出，我们的先人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放到了五行“木”的位置上，作为宇宙、物质世界、自然的一员，参与到物质的运动变化中，与其他四行发生着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生化活动，“木”中有“金”“火”“水”“土”，又可变为“金”“火”“水”“土”，所以其农耕生活注重农牧渔业的均衡发展，以获取更为稳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创造了悠久和更长久先进的科学文化；所以在中华的医学中，植物性食物不仅是药物，植物药物更是其中的绝对主力而不加提取，其他的动物、矿物，举凡自然之物无不可入药。这种哲学是将自己放到全宇宙的广阔空间思考问题，是将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在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对于此例，不能因为vc是广泛存在于所有绿色植物中就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而仅仅肯定其有效性，即能够治病，而其理却荒诞不经的伪科学之类。
人类对抗坏血病的经历和事实说明，中医学不仅是与西方医学相比同样有效的医学，而且在方法论的角度证明中医是更为先进的医学。我们可以用现代医学理论来解说当时中医学的科学。
现代医学理论认为，vc有着极强的抗氧化作用。人体细胞在利用氧气“燃烧”葡萄糖产生热能维持身体正常体温，为组织器官提供运动能量的同时，也遭受着氧原子对于细胞膜的破坏腐蚀，而vc正具有阻断氧化破坏的功能。当年那些远洋水手由于长期得不到vc的补给，血液细胞和体细胞大量氧化坏死，血液腐化，粘膜组织坏死溃疡，直至脏腑、肢体坏死，器官衰竭而死亡。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1912年人工vc的提取发明。
中医学则认为，肝藏血，脾统血；酸入肝，甘入脾。人体若长时间得不到酸、甘营养物质的滋养，就会使血液腐坏，进而毒化肌肤，化生痈疽而死。而所有的新鲜绿色植物及其果实，包括干果，都具有丰富的甘酸营养物质，尤其是水果和植物块茎所含尤多。中华汉族以植物性食物为日常主食，平时不知坏血病为何物，若长时间远离陆地，必不堪缺少蔬食的生活，于是设法广事搜备，远洋中途又设法购储，当然士兵水手极少坏血病之虞。西人囿于草果乃动物所食之成见，自以高于动物一等，不屑蔬食，甚至少食粮食，连欧陆大批皇室科学家、医学家对于屡屡显现疗效的蔬果视而不见，必得长达三百年，牺牲二三百万生命而后已，此绝非医学理论或医学技术问题，而纯属生产方式决定之眼界不广，眼光不高所致，以致真理屡屡碰到鼻子上也茫无所知，连上帝也无可奈何，气恨这些不争气的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