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兴：中国工人何以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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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兴：中国工人何以影响全球？
201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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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10月27日报道：继去年入选《时代》年度人物后，“中国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荣登美国一家知名财经杂志评选的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国工人”也被称为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对比现实，这则“喜讯”（实为“杯具”）告诉我们这么几件事情：一、“中国工人”是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生力军。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曾经说过“中国要为世界做贡献”吗？实际上，他的后继者们果真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在“为世界做贡献”。不过，为世界贡献的仅仅只是体力（等有形资源），而不是智德（等无形财富），因为中国尚不具备为世界输出文化或者价值观的能力。而且，中国人贡献体力的方式很不人道：亏血本，大甩卖。
二、在中国，“工人”并非一个光彩的身份标识。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这项调查说明：中国人的就业选择，第一是公务员，其次是“白领”，再次是迫不得已地成为“蓝领”和“黑领”，最差的选择是“泥腿子”做农民（中国农民实际上也是“打工者”）。尽管“中国工人”也可以分为三六九等，但他们都处于“弱智”状态。在中国，公务员是消耗社会财富的废物，而“白领”是工作倦怠，生活麻木，没有理想的“橡皮人”，其他的选择则基本上不需要智力。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人才结构，和几百几千年前的情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1711——1777）曾经写道：“中国一流人才的出路也极为单一，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中国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中国人会在科学上投入什么精力？”如今，中国每年有上百万大学生报考“国家（仅指中央机关！）公务员”。这的确是一个“世界奇观”！中国现有7000万吃财政饭的人，故中国人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成为这个“食利阶层”的成员之一。因此，在大约5亿“中国工人”中，“为世界做贡献”的可能有一两亿，其余的主要为中国“食利阶层”的高福利而劳动。
三、“为世界做贡献”的“中国工人”的确切身份是“国际劳工”，然而，其劳动报酬却主要由中国本土支付，所以，“中国工人”的福利保障如同蚁窝中的“工蚁”一样，低得可怜，以致“到智利做矿工”都成了流行语。说白一点，“中国工人”里外不是人，他们既是国际资本也是国内权贵共同的剥削对象。他们流离失所，夫妻分居，孩子辍学，在城市里打工，超时超负荷地劳动，然而，所获寥寥，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包括生命安全都成问题：仅在煤矿行业，每年就有5000左右的“中国工人”献出生命。根据克鲁格曼的计算，中国目前依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即使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在看重“国家户口”的年代，做“工人”曾经是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做“工人”却成了中国人的梦魇。“工人”成了没有尊严、没有幸福的代表人，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工作中的人或工业人被边缘化了，成了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无人性的机器中，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每一个“工作中的人”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更不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们只是一群“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的“自然人”。
四、中国的所谓“国家竞争力”，是建立在“中国工人”的沦落身份上的。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中国工人”的“领导”地位早已被“改革开放”革掉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早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具备生产知识的能力，所以也成了典型的“食利阶层”。如今，被关在工厂内挥汗如雨的“中国工人”，哪里有闲工夫来“领导”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近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一篇访谈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资中筠在访谈中给了中国人当头棒喝：“西方如果真赞赏中国模式，为何自己不实施？”她说：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五、说中国这些年“发展”了、国家竞争力“提升”了，其实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再强调一次：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人才结构，和几百几千年前的情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与休谟同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1776年）中对中国社会的停滞，有过准确的论述，他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各个旅游者的叙述虽然在许多方面不一致，然而有一点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劳动工资低廉，一个劳动者难以养活家庭。”
对于导致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亚当•斯密的分析仍然有效，他说：“在一个富人或大资本家享有极大地安全，穷人或小资本家却享受不到任何安全，而且还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员借口正义而掠夺和抢劫的国家里，国内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中，所投入的资本都不可能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限度。”同时，他还为中国指明了出路：“中国看来早已停滞不前，也许在许久以前它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的程度。但是如果将其法律和制度加以改变，其土壤、气候和位置的性质所许可的限度可能要比该国已达到的限度更大得多。”
六、“中国工人”卑贱而贫困的身份，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国民财富的增长。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国农村一两亿无业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中国劳工身价整体贬值。正是劳动力的极端廉价，外资才大量进军中国，并形成垄断地位，导致国民经济发育不良。2、13亿人的市场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创造了巨大的产出后，却未能获得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转化成城市居民，产生有效的需求。3、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导致了其自身的低工资，更使得“中国工人”群体无力让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因此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低技术陷阱”之中。
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指出了国民财富的驱动类型从低到高依次是：投资驱动、技术驱动、创新驱动、富裕驱动，对照中国，我们是最低级的“投资驱动”类型。所谓“富裕驱动”，我们认为，其实质是人权、自由等价值观的驱动。这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等精神、制度层面的问题。人是社会交往的产物，而社会交往的中介除了“劳动”之外，更重要的是“语言”这个中介。没有“语言”上的“话语权”，“劳动”就会使劳动者产生异化。因此，所谓“富裕驱动”其实就是要让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个理论说明，劳动力的低贱只是一个表象，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做人能否获得尊严。
七、伟大的彼得•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指出：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基本概念，即地位、权力和功能。满足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因此，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工业人社会”，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须建立在“人的基本诉求”基础之上，这是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确立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由此而论，必须赋予工业人或“工作中的人”以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
中国工人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中国工人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只有“人”的地位改善了，国富民安才有可能。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1776），美国通过了一份人类历史上最为宝贵的政治文献，美国《独立宣言》，它一开头就宣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八、综上，“中国工人”以及13亿“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前途命运都与这个国家紧密相关！要挣得做“人”的资格、尊严和“价钱”，我们的这个国家就必需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