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的

李若愚: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
民族与法制
我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前后有八九年时间,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贯的勤勤恳恳,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外,还有在“一言堂”时代,他能对某些决策保持自己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忙忙罹险阻,往往耗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波同志是个大忙人。他的会议多,经常要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召开的会议,这些会议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请假的;还有对下属单位传达中央的指示、决议,布置工作任务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时间都要求紧迫;此外,还有他兼职单位的会议、社会团体邀请他做时事政策讲演的会议;个别人的请示面谈等等。除了会议多,需要他批阅的文件、电报也很多,每天都有几卷宗。有时候他实在批阅不过来,就由秘书替他摘要,以节约他的时间。那一时期,一波同志是无所谓节假日的,工作随来随办,甚至夜里睡了,还把他叫起来。
他为什么忙成这样子?因为兼职太多了。他是中央政府委员、政务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中央编制委员会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理事长、中央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这么多的头衔,都是实职,没有挂名虚衔。所以他很忙是自然的。忙,不一定是坏事,但太忙了就难免忙中出错。那时我们几个秘书中,就有人预言,这样下去非出漏子不可,不幸而言中。没有过多久,就因为财政部修正税制工作做得不细,出了差错,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几年后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那样的高级干部之间的党内斗争,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震惊得目瞪口呆。有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对我说,当年延安整风就是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判从严,结论从宽,最后处理还是会实事求是的,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沉住气,咬紧牙挺住,绝对不能寻短,否则,人死了,还要说你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与党对抗到底,永远也说不清了。不曾想到三年五载之后,我也遇到了几次无妄之灾,多亏听过那位老同志的点拨,我才死里逃生。这是题外话了。
那时候,一波同志正是风华正茂,精力过人,从没有看见过他因为忙碌而烦恼,有时候他还自找“烦恼”。有那样一件事,中财委副秘书长周荣鑫向他汇报工作,提到有几件事,他已经向陈云主任请示,但陈主任指示他找薄副主任就行了。一波同志说,陈云同志要集中精力研究大政方针问题,区区小事不要轻易去干扰他。再说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们要主动替他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为陈主任着想,也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类似的话,一波同志对其他新来的副主任也说过。没想到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有的副主任竟说这是薄一波专权,他篡夺了陈主任的权。这只能说“天知道”了。我们当中有人对此抱不平,而一波同志却说,我入党那天就当支部书记,在敌人的监狱里,我还当支部书记,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当一面,搞原则领导,我也有“一技之长”。到了中财委,我才陷入事务主义,这是自觉的。说我专权、夺权的同志是对我缺乏了解,一时误会,不要介意。
重视知识,关心人才
一波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到协助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以后,他感到他的身边要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助手外,还需要有财经专业知识的助手,他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给他调一个学经济专业的大学生。那时大学生中共产党员很少,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的更少,这使市委组织部有点为难。当一波同志得知这情况后,他说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出身更不能决定人的一生,青年学生思想单纯,爱国热情高,正义感强,接受革命道理快,不要求全责备。这样,市委组织部就把我这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候补党员的档案送给一波同志审阅,他看过后就说,好了,就要这一个。
我踏进一波同志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他对我只说了两句话:不要着急,慢慢开展工作;先了解情况,向老同志学习。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直接对我提什么要求,或发什么指示。但我时刻感到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那一时期,物价问题是国家大事。我为他绘制了全国物价指数图表和八大城市的物价日报,他几乎天天要看,还请一些有关的部长看。在开会说到物价时,他就说哪条曲线上去了或下来了,用手比比画画。他的记忆力好,对数字很敏感,常常引用报表数字说明问题。当他发现我从下属单位的报告、资料中整理出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时,他就批示送给其他几位主任传阅,还要批上这是我的秘书某某整理的。这些都说明他对我的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一波同志也有批评人的时候,而且批评得很尖锐。1951年,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物价问题的文章,一波同志看过后说,“文如其人”,文章就像你一样,瘦骨伶仃,干巴巴的,通篇堆积了那么多的数字,就是不加分析。物价上涨,为什么上涨,有哪些因素,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要“每事问”,问出个一二三嘛,问出个究竟嘛,那样,你的文章才能起作用,才算有价值。不要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这是批评,也是教育,是我在大学课堂上没有受到的教育。
一波同志很谦虚,说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实际上他的文史知识的底子很深厚,虽不像某些人那样出口成章,语惊四座,但他也常常引经据典,而且表达得很恰当。
有一次,几个秘书和他一起闲聊,(那时这样的机会不多)说大家都感到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波同志说,要好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说,要占有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最后解决(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意思不会错)。一波同志说,占有材料就是搞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多多益善;加以分析,就是把收集起来的材料,做细致的思考论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门别类,汇总归纳;找出矛盾就是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也就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会有了,所以说最后解决。当然,这是对大政方针而言的,秘书不管大政方针,但接触大政方针,能够拾遗补缺。秘书的水平高,自然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大家共同努力吧。
新中国成立不久,请了相当数量的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工作,中财委系统各部门都请了苏联专家做顾问,经过三年时间的实践,一波同志感到有必要对这方面的工作做一次认真的、全面的检查,并把检查的结果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专题报告。一波同志说,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我们需要的各种专家,缺口很大,即使再聘请更多的苏联专家也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潜力的同时,迅速培养起一支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办法是,凡是聘请了苏联专家的部门,要由主要领导干部向苏联专家提出工作难题,并同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领导干部向专家学习的好机会,是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条件允许时,集中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共同攻关,解决难题,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提高中国专家的水平;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请苏联专家给各级干部做专题报告,既可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又可提高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还要开办各种训练班,请苏联专家讲课,带徒弟。经验证明,这些办法都是成功的。这是当时解决我国建设人才短缺的应急办法。正是由于培养中国专家的工作,较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的时刻,我们才没有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这中间一波同志的呼吁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
一波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工作,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光荣历史。但他也从敌人的监狱里几进几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与阎锡山建立的特殊的统一战线,他创建的太岳根据地,他组建的山西新军等,在抗日战争与反阎斗争中,功不可没。所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很器重,认为他少年英俊,有培养前途,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名他做中央委员(原候选人名单上,薄是候补委员)。党中央迁到北平后,又要他列席书记处会议,参加书记处工作。如1949年7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党组干事会,一波同志被指定为干事会成员,和陈云同志共同负责联系财经方面的中共党员。1951年12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下列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中央还指派他去上海检查“三反”、“五反”工作,去广东处理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等等。这都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有意识地培养他挑重担的。一波同志也兢兢业业地工作,真像一位劳动英雄说的“小车不倒尽管推”了。
但是,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一波同志栽了一个跟头。此后毛泽东尽管说“解除了对他的误会”,仍然给他重要的工作,但再也没有昔日的“红火”。在“文革”中,薄一波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家破人亡。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前,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实行新的修正税制,事前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引起市场物价上涨,人心波动。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他说的“公私(经济)一律平等纳税”那句话,被毛泽东揪住,把它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党内分散主义的表现。还说薄一波是被资产阶级精神上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人之一。
毛泽东批判薄一波同志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决议上说,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把这句话去掉“纳税”二字,绝非疏忽!),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
我们不应忘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3月召开的,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经济政策(第26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共同纲领》又提到,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条)。按我的理解,对私营经济,“决议”突出的是限制,《共同纲领》则强调的是利用。两个文件出台的时间差只有半年,可以大胆地断言,人们对“决议”的精神还没有吃透,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接受《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决议”,但《共同纲领》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国社会贤达共同制订并通过了的,它也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
所以,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的八条批语,条条都是“袒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需要的、有利的……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其他则一般的应一视同仁……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这个利是超过了资本家的利益……一视同仁,或是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26条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共同纲领》要求鼓励私营经济经营的积极性,如何鼓励呢?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给以高官厚禄、给他们当政协委员,可以起鼓励作用,但这只能是少数,对绝大多数资本家则缺少实惠,他们积极不起来。《共同纲领》还要求扶助私营经济发展,如何扶助呢?靠口头宣传是不够的,要有真东西。所以鼓励也好,扶助也好,最有效的办法(政策)是使私营经济即资本家有利可图。至于这个利,利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在没有研究好之前,资本家得到的利只要合法就是符合《共同纲领》的。执行《共同纲领》的效果,可能有好坏的差别,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给执行者定罪。如果一定要说执行《共同纲领》的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那么,《共同纲领》就先犯了,是谁之过?如果一定要资本家无利可图,那就是否定了《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否定了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意义。一定要这样干也可以,但要经过一定的步骤、程序,打个招呼,先把干部的思想认识扭转过来。不然,就是“不教而杀”。
前面说过,毛泽东把“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紧缩成“公私一律平等”,去掉谓语,就可以使事物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本来说的只限于纳税,现在就可以无限扩大平等的范围,好给人罪上加罪了。不仅如此,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同时,他又说“有所不同,一视同仁”,不再提“不分厚薄”;有所不同的含义也和他原来说的不一样了。
应该指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伸缩性很大,缺乏实施细则(一波同志在1950年中财委干部会上就已提到这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掌握。所以就出现当资本家高兴的时候,干部们“右”了,该打;当资本家叫苦的时候,干部们“左”了,也该打。要既不“左”也不“右”,恰到好处,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心意,难矣哉!所以有些人才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宁左勿右”的保身法。幸亏私营经济很快就被消灭了,无意中拯救了许多的干部。
在那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有人批判“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说它实际并不平等,因为国营经济的利润要全部上缴国库,而私营经济的利润则全部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另外,国营经济还要承担政治任务等等。这当然说得很对。但是,人们也可以反问一句,既然如此,人民革命胜利后,立即把私营经济消灭掉,岂不干脆?答案是,不行的,毛泽东说了保留私营经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具体说就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这是大道理。批判者心里很明白,但他们不得不那么说,因为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统一口径,证明毛泽东挑起政治斗争的正确性,这些人是有苦衷的,不难理解。遗憾的是时隔多少年之后,还有的学者写文章,居然比毛泽东还干净利落,把“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砍掉了后半拉,剩下“公私一律”,然后加以发挥,这大概是被前贤误导的结果了?
在党中央讨论那次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时,毛泽东问一波同志有什么意见?一波同志说,我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处分,但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毛泽东没有表态。我想这个“公私一律”就是当时最没有说清楚的问题。
忧患意识,老而弥坚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波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一次我去那里探望他,主要的话题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是由我的一句话引起的。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刘少奇要你们出狱,要你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所以千错万错都应记在刘少奇的账上,不应该叫六十一人负责。一波同志说,不,不是那么回事。他随手取出他已经写好了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给我看了。然后他说,明白了吧?我们出狱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很清楚,刘少奇是执行者,他无罪,我们也不是叛徒。这时我俩都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过了一会,一波同志说,我们的问题能否解决,还在两可之间,既不能悲观,也不能乐观。假如主持其事的人有私心杂念,那么几何公理也可以推翻。但个人的问题毕竟是小事,所担心的是党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前途将成什么样子!那时,我这个小百姓还在“牛鬼蛇神”之列哩。难以慰己,更何以慰人!但党运不兴,国家就没有出路,百姓的灾难就未有穷期,这一点我从一波同志的话里加深了理解。
以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这个小百姓也重见天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探望一波同志,直到1991年的6月1日,廖斗寅、郝正庭、张博荣和我去中南海探望他。那一次,大家皆大欢喜,谈笑风生。一波同志把他的著作《领袖·元帅·战友》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送给我们。中间,一波同志谈到他几次外出视察时所见到的改革开放后的可喜气象。他还回忆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关于国家兴亡的周期律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波同志居安思危的表现。
1996年,春节期间,杨济之、郝正庭和我一起去中南海探望一波同志,我们到时,会客室里已经有两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在座。一波同志的开场白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两个人在一起,说真话;三个人在一起,胡说八道。今天我们是七个人在一起也要说真话。接着他就说,毛主席一生说过许多话,有对的,也有错的。他有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人人都会犯错误,当然错误有大有小,要争取少犯大错误。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了不起的时代,一个叫“贞观之治”,一个叫“开元之治”。前者只有23年,后者也不过32年,连半个世纪都不到。一部中国历史,乱多治少!他又念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他居安思危意识的又一次流露。因为等着一波同志会见的客人很多,我们就告辞了。
1998年,一波同志要我参加他的革命回忆录的编写工作,在我向他汇报他参加新政协,安排党外人士那段经历时,他又提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又念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使我感到一波同志的忧患意识,随着他的年事日高而更加强烈了。那年一波同志92岁,记忆力好,思维清晰,他对书稿逐章逐句的审阅、推敲,他指出的缺点错误,使我口服心服。比如:他指出“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这句话说,不对,蒋家王朝并没有覆灭,只是被赶出大陆,他跑到台湾又搞起一个“政府”嘛。他又指出,“大跃进中有的同志的头脑比我还热”,这不是说我的头脑也热了吗?书稿中提到毛、刘、周、朱、任五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波同志在五位后面加了“建国后”三个字,把话说得更准确了。这样的事例还有,使我深感自己的浅陋。一波同志告诫我,参加写作班子,不是叫你什么都听我的,要有自己的鉴别,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行文一定要实事求是,浮夸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概不要……
我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前后有八九年时间,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贯的勤勤恳恳,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外,还有在“一言堂”时代,他能对某些决策保持自己的看法。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分子,见到他时,我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一波同志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那么想,所谓的右派分子不过是思想上有点右倾而已,什么敌我矛盾,内部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我仍然认为你是好同志,不要灰心丧气,你一定会回到党内来的。当时他对我这样的安慰,使我重新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没有自暴自弃,妄自菲薄,二十年后,一波同志的话应验了。我怎能不由衷地崇敬他!
我与一波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我不敢说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只是感觉到我的一生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位这样的良师益友,从这点上说我是幸运的。如今良师已经作古,学生已是风烛残年,只能将无限的哀思,都付予滚滚的历史长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