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十次路线斗争

(2010-07-12 08:21:03)转载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并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与此相适应，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采取以“游行示威”为主要的斗争方式。1927年4月，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党内对他的批评日趋激烈。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责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陈独秀仍然坚持己见。随后，王明在《红旗》上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为“无产阶级叛徒”、“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宣布他为“反革命”。
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实际地控制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退让，大革命的失败，都是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
第二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职后，由张国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内（1927.8—1928.5），策划了三次暴动，1927年11月11日武汉暴动，12月10日长沙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均失败。1928年5月，瞿秋白赴苏联任党代表。这段时间国内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9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6月，在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要求全国各地马上起义。随后，他又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等各级机关合并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立三路线”。但是，斗争的结果，最终中共被迫撤出长沙，进攻武汉的计划也流产。李立三受到批判。
“立三路线“的执行时间很发很短，没有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被纠正。李立三做了自我批评。文革爆发后，李立三受到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迫害，1967年，他含冤去世。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他举办了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第三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党员和群众被杀。党内对国民党的仇恨情绪空前高涨。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政权和国民党反对派。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实行全国总暴动。1928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7月，瞿秋白回国，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但，1931年1月，举办的中国6界4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王明错误打击，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王明来到上海养病、忍辱负重，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抓捕，并被杀害。
第四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罗章龙，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与张国焘同为北京大学的学生。1928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目的是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参会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于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他又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样就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参会的主要人物有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陈郁等，罗章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米夫和王明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人的不满。散会后，陈郁率先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王明为了维持自己的个人威信，竟然以米夫为靠山，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更是跳出来助纣为虐。接着，罗章龙等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出席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京奉铁路总工会等部门的骨干。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等。当何孟雄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破坏党组织行径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愤怒的罗章龙等人，认为此次恶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图谋策划另立中央，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月17日，罗章龙掌控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会议认为四中全会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有责任的代表，并宣布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为“临时中央干事会”，罗章龙任书记。接着，第二中央在华北、上海、东北等地区展开了地方组织的筹备活动。
“第二中央”失败了。先是由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和王克全谈话，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王对此不屑一顾。于是，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王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罗章龙被指责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中央。从此，罗章龙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此次事件整个过程，其对错是非，老百姓心中都自有一杆秤。罗章龙脱离中共后，更名罗仲言，在西北联大、华西协合大学、湖南大学任教，直至全国解放。他潜心学问，教书育人，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等著作。1995年，罗章龙寿终正寝。
第五次路线斗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
自恃手握8万重兵的张国焘，对1万中央红军根本看不上眼，他又觉得自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因此，他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图谋夺取红军最高指挥权，以及党的最高领导权。他先是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军委拒绝了他，但迫于他的气势，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自己在右路军中的旧部停止前进，准备南下。更严重的是，10月5日，他公然成立第二“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组为“北方局”，并报告他批准，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非法组织，率部北上。共产国际也反对其另立“中央”。无奈，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为了在陕北站稳脚跟，中央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马家军”作战。“马家军”素以骁勇善战闻名，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这下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底气不足了。中央捉住机会，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妄图割据新疆的实施部队。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通知错误的决定》。《决定》认定：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犯了重大的政治原则错误，由此形成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线；四方面军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全党要同张国焘的错误做坚决的斗争。会后，开展了3个月反对“国焘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清算。
1938年春，张国焘借国共共同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钻进国民党的汽车，逃到西安，后转往武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他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随后，他帮助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工作，彻底叛变。中共中央在他叛变后，开除其党籍。解放后，展转台湾、香港。70年代，张国焘凄惨离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第六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认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11月，共产国际派全权代表米夫来华，扶植王明上台。1931年1月，米夫强行在上海召开和操纵六届四中全会，使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变成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不久，又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此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由于有工人出身的招牌，米夫无意让其滚蛋，保留其职务，但实权掌握在王明手里。这次会议，王明事实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上海临时中央的核心。
事后，王明随米夫返苏，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把秦邦宪（博古）留在国内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从此，王明通过国内的博古遥控指挥党内重大事务。
上海临时中央位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王明要实施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借助苏区中央局。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4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上海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这两次会议，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影响中央苏区。
由于向忠发被捕，上海中央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时，王明开始向苏区和红军扩展，打起“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向坚持正确路线的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夺权。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选了苏区中央局，解除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议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样，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2月，中央开展对坚持逃跑退却路线的“罗明路线”展开斗争。4月，又斗争了抵制王明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中央苏区取得了前4此“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王明则更加捉紧了对红军的控制。不过，其实王明远在苏联，他是通过苏区的博古进行遥控。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苏区后，李德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实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更把第五次反围剿看作“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但是，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党内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第七次：高岗反党集团
高岗，原名崇德，早年曾与刘志丹、谢干长等一起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号称“东北王”。
1949年5月20日，东北局社会部的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城市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上存在一些“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以中央名义向东北局发电作出了指示，要求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电文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12月，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县以上干部农村会议上，明确指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向中央请示党员是否允许雇工的问题。1950年1月，中央组织部刘少奇回复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还说，“农村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当晚，刘少奇在和安子文的谈话中，他还说“……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2月，高岗把“回复”连同谈话材料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把材料批给陈伯达，明显流露出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
4月，山西省委担心出现两极分化，向中央提出互助合作化水平的意见。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中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则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9月，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高岗闻讯后，立即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决议下达之前呈报中央，以示对毛泽东的追随。毛泽东看过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制一个小册子，送达中央和省市的相关部门。
1952年11月，高岗、邓小平等各地领导被调到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2月，政务院通过了财政部修改的税制方案。但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个省市财委纷纷给中央写信。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新税制改革，中央既未讨论……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的批评说，“公司一律平等纳税”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税制修改没有报告中央，倒是找资本家商量了，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为此，严厉批评了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为了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留意收集刘少奇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准备把这些材料作为攻击刘少奇“右倾”错误的炮弹。他还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期期间，高岗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说，第一次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到家吃饭，并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重重整一下薄一波，反对薄一波的“圈圈“，希望陶铸能放头炮。还说，他被调离东北，就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7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夸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意味深长的说，有的人“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直接说，而是绕弯子说”。高岗并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在会上做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由于会议气氛过高，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指示，调陈云、邓小平回京参会。邓小平说，薄一波犯了很重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最后，毛泽东为会议作出了政治性的结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在高岗事件中，饶漱石做了积极的配合。1953年，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看来，高岗是上升之中的明星，刘少奇、周恩来都不行了。在一次会议上，饶漱石对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子文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安子文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找饶漱石谈话，告诫他要冷静。饶漱石则称安子文“胆大妄为”，继续向其开火。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漱石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拉安打刘”，但没有成功，于是变成了“打安射刘”。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早有察觉，毛泽东说，少奇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7月，陈云回到北京，9月陈云与刘少奇谈话。11月，刘少奇约陈云与高岗一起谈话，对自己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做了充分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还说，刘少奇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性质。高岗没有作声。
高岗还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的机会，企图拉拢彭德怀反对刘少奇。彭德怀没有进高岗的圈子。随后，高岗又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们俩的支持。陈云说，在毛主席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要我支持他担任党的副主席，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邓小平回忆说，高岗要争取他一起拱倒刘少奇。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并委托刘少奇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岗此时警觉起来，到处打听中央的消息，周恩来找谁谈过话，他都要问一问，然后打电话过去，问都谈了什么。有的同志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一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高则写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请求会见。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杭州未出席这次会议。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做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做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陈云开门见山，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关键在高级领导人员，出了野心人物，要迅速地揭露；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
2月，在北京举行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周恩来转达了刘少奇对高岗自我检讨的意见，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事实。陈云更是揭发了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会议第三日，高岗触电自杀未遂。
高岗问题座谈会继续举行。周恩来发言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企图篡夺国家和党的领导权力，野心披露后，企图自绝于党和人民。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行径的九大表现。周恩来说，高岗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作过的局部的贡献，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也是不纯的。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玩弄女性，甚至有强奸的嫌疑。
3月，在东北局的干部会议上，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4月29日，高岗写了《我的反省》。他承认，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他拒不接受。1954年8月17日，他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死于东交民巷8号。
得知高岗的死讯，毛泽东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根据公开的资料，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成了孤家寡人的毛泽东曾当人面感叹：“要是高岗活着该多好！”
饶漱石在检讨中，承认自己对刘少奇不尊重，但并不是反对刘少奇，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但是，陈毅揭露说，饶漱石曾经当面对他说，自己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的机，因为他觉得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与主席关系不好；另一种是高岗投机，他看到高岗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自己就处处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还说，如果饶漱石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座谈会得出结论：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座谈会要求饶漱石深刻交代自己的问题。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下了最后结论。毛泽东说，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大会一致认为，两人企图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并决定：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反党集团
1959-1960，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大饥荒”，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406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早在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级干部，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详细列举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共产风、公共食堂等现象的弊端。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参加的一次常委会上，仍然肯定了工作是7分成绩、3分缺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要继续坚持。这为庐山会议定了调子。彭德怀却颇不识相。他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由于意见分歧，7月14日下午，彭德怀写了一封“致主席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把这封信称作《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信的内容，一方面，肯定58年后大跃进的成绩，另一方面，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评工作中粮食问题的忽略、浮夸风、不够实事求是等。
16日，毛泽东要求开会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性质。会上，贺龙说，工作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彭总写给主席的信是不恰当的。只有张闻天道出了事情的真相：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他还说，“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这样一来，彭德怀和张闻天就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在基本事实面前，很多参会人都倾向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上台演讲，做了自我批评的演讲，甚至说“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与会者都感到，暴风雨要来了。
24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在一起放言高论，都认为主席变得太快。于是，周小舟和李锐到黄克诚处商量对策。这时，彭德怀也恰好来到黄克诚处。三人从黄克诚处回来，路上遇到了罗瑞卿。罗瑞卿报告毛泽东，“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于是开始追查“彭德怀反党集团”。
26日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指彭德怀因打了“百团大战”，毛泽东组织人批了彭40天，现在经济工作出现失误，庐山会议开了20天，彭要总结毛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谈话谈崩了，彭德怀的问题更加升级了。27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主张，不要全盘否定，彭的问题三七开。刘少奇、朱德也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却态度坚决，他说，“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于是，“三常委屈从毛，同意打到彭德怀”。
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29日，林彪上山“勤王”。出席了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贺龙由于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也被吸收进入常委会。大家都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站好队，就能升官。于是，批判会中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8月1日，朱德发言，他希望彭德怀剑检讨认错，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这显然不合调子，毛泽东做了一个“隔靴搔痒”的动作。朱德脸一红，下台了。林彪声色俱厉，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语惊四座。至此，彭德怀认罪，他说，“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制服彭德怀后，开始收拾张闻天。他知道，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谨，事实确凿，是不可以辩驳的，于是，他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大谈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信的内容，虽然与工作毫无瓜葛，但他已经明白了局势，只好按毛的调子写检讨了。
8月2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变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13日，上午，周恩来主持会议，斗争张闻天。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还说，庐山会议证明，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下午，对“反党集团”投资彭德怀进行斗争。彭德怀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属于路线错误。他还承认，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承认这个罪名过不了关。他还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活动是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有所谓“军事俱乐部”，交代了他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第九次路线斗争：刘少奇反党集团
1959年4月，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7月，召开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批斗，刘少奇本意是不愿斗垮彭德怀，但由于毛泽东坚持，他只好屈从于毛。这是因为，刘少奇也看到了经毛泽东拍板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面对经济困难，1961年，刘少奇主持和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加以实施。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在中央。他还说，“彭德怀的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以好一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树立的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显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因为，在没有民主保障的制度下面，这些言论往往是异常危险的，无论对于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
1966年5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由刘少奇主持，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不过，刘少奇也并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5月，康生写了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泽东阅后，要求转发全国。全国运动热情高涨。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却只派工作组到各学校指导运动、维持秩序。毛泽东对此加以严厉指责。
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批评了派工作组的事情，还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文中，毛泽东称工作组工作的时期是“50多天的白色恐怖”，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这时，刘少奇才发觉自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林彪、陈伯达发表长篇讲话，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做了检查。不过，直到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是作为党的内部问题处理的。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标志着迫害的升级。文章给刘少奇的八大罪状，称他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凭借伪证做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罪证》，并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4月1日，中共召开“九大”。林彪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对刘少奇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批判，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
1968年10月，当刘少奇得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给他强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后，身体完全垮了。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含冤逝世。
第十次路线斗争 ：林彪反党集团
“整人者必被整”，这几乎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一条规律。林彪亦然。
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也积极向毛泽东献上忠心。彭德怀被打倒之后，饥馑在全国性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1960年，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1964年5月，他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打造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
不过，私下里，林彪也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私下里，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他说，毛“搞权术”、“言行相反”」、“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甚至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还说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但他只在家里和老婆表达，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不料，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林彪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
其实，毛对林彪也不是完全放心。1966年9月，毛曾在人民大会堂让林彪读《三国志•郭嘉传》和《宋书•范晔传》。毛以此告诫林彪，一方面，要学郭嘉，一心事主；另一方面，以范晔为例，要林彪摆正关系，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
林彪对得罪他的老干部也是打击报复的。他曾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因为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搞掉他只是小菜一碟。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最后，傅连暲被整死。在军队中，林彪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1966年7至8月，林彪策划诬陷贺龙，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另一方面，林彪对毛泽东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不过，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林彪又在刘少奇项目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据说。林彪曾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林彪竟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对彭德怀、徐向前、陈毅，林彪主要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羞辱朱德，但在私下，“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它一概不管。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毛也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但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他在武汉曾多次批评说，“四个伟大太讨厌”，毛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手法之二，就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想来谨慎，但百密一疏，铸下大错。1969年，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据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
1971年3月，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脾气，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的对毛的策略。可以说，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他已骑虎难下。他还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但是，当有机会到来时，又犯牛脾气，比如，1971年6月3日，毛命林彪陪同会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林先是推辞不去，后虽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在接见外宾之后，本来林彪是有机会和毛说话的，但这个机会被他自己放弃了。
毛林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出逃的座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有资料说，这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演出的“刺秦王”，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不敢动手不说，又哪里有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事败。林立果孤注一掷的行为，传说，叶群也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邓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淮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麽性质就说是什麽性质，犯了什麽错误就说是什麽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