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时间:2010-08-14 01:32 作者:王海光点击:797次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的垮台，标志着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掀过了最后一页。随着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名义下，不断披露出各种骇人听闻的“文革”暴行，中共将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已无可回避地被摆到了实现历史转折的门槛上。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始终丢之不得的“通灵宝玉”。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68年8月讲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这些话他不仅给党内讲、也给党外讲，还给外国人讲。到“文革”后期，这场运动已是天怒人怨，但毛泽东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承认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2]直到临终前，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还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会怎么看的问题。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仍把它称为自己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3]把发动“文革”与“打天下”的功绩相并列，足见其维护“文革”的用心之重。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错误？不仅关系到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之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仍然坚持这次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继续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还是把“文化大革命”称作“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还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4]。
　　当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一大批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待罪之身进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们的罪名尚未澄清。许多干部对“文革”噩梦还心有余悸。更为重要的是，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势必要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另外，对“文革”中肆意篡改歪曲党史的做法，党内老同志的反映也很强烈。所以，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5]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要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党内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凡是派”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解脱毛泽东的责任，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实践派”则是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本人的问题。
　　很明显，“十一大”提出的编写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其目的要求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6]
　　当时编写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首先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
　　胡耀邦到校后，组织全校教职员工，清查“文革”遗留问题，整顿学校管理秩序，收回和维修校舍，筹备秋季开学的各项工作。胡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7]为了“完整、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央规定党校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所开课程是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尤其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此时已与党建并为一个教研室。在“文革”中，党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许多东西中央并没有定论，研究的政治风险大，大家手里又没有多少材料，最不好讲。但是，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希望中央党校能担当此事。中央还曾指示中央党校筹建党史研究室。[8]
　　胡耀邦对编写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即提出了编写党史的建议。[9]在5月19日中央党校的一个小会上，胡耀邦说：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还讲了一下编写要求：要大家提倡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10]
　　当时拨乱反正迫切需要的，是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政治敏感度也最高。在酝酿党史教学中，许多人主张在路线斗争问题上，要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胡耀邦否定了这种观点，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列入了党校的教学计划。[11]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是由来已久。在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和团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都被打倒了，经过十年沉浮，已有了基本的定见。1977年8月下旬，他在指导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时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他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不久，在《理论动态》的一次很随意的谈话中，有人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脱口而出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人党”冤案和农业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12]
　　为了高屋建瓴地打开“文革”研究的局面，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有关领导人讲话中，非常强调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文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一段修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毛泽东晚年错误。当时，人们头脑中普遍带有“两个凡是”的思想印记，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关于党史教学计划，党史党建教研室讨论多次，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用一周时间学习中共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以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讲的十次路线斗争为依据，讲党内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党史只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几位中央首长作几场报告。[13]眼看开学在即，党史课的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和研究党史、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分别汇报了党史课和党建课的问题。缪楚黄说：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清路线是非，是非常重要的。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他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关于如何教学，大家普遍存在“四依靠”的思想。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定本，中央其他部门能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
　　当天，胡耀邦去见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党校开学的准备情况，并转告了党内一些老同志希望他出来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给胡耀邦谈了转变文风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他希望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带个头。
　　第二天，即9月22日，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主要意见有：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讲：第一期办学的两个目的，一是搞好学习，二是积累经验。你们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下这么个决心，自力更生，长我们自己的志气，立他一个雄心壮志。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主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也依靠我们的学员。依靠我们同学员打成一片。
　　第二，学马列原著原理不能搞教条主义。胡耀邦讲：我们选编了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最高的定论、最根本的定本”。把这些原理真正搞懂了，首先是分清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一破一立，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也就清楚了。中国的骗子多，不要上当。
　　他还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归纳多少条，归纳的好，就叫体系；归纳不好，就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了。毛主席在延安对教条主义挖苦的很厉害，说他们生吞活剥，当了一个外国的留声机。
　　第三，关于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胡耀邦讲，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他为此找过邓小平。他说：中央要我们搞一个党史研究室，高于其他教研室。要等开学以后再考虑。他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他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没有本子，党史教学怎么搞，胡耀邦提出：“就是进一步弄通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写出个稿子来，作为报告也可以，当作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应该抓住这个主题。”
　　第四，干部教员要自觉清理自己思想。胡耀邦说：“这十几年来我们党内受错误路线的干扰，制造了那么多的谬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我们有一个自觉清理自己思想的问题。”“这十几年来，报刊上发表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同意的、甚至宣传过的东西，要下决心重新认识，也就是说要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把弄偏的弄歪的东西纠正过来。”我们现在理论工作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折衷主义的问题，因此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不能含糊不清。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包括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14]
　　胡耀邦特别提出，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社会来回答。
　　这次汇报会，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为组长，负责起草有关研究的提要材料。
　　二、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研究小组深知责任重大，起草工作非常慎重，期间还专门请高级班学员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党委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另一个是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因为刘少奇这次路线斗争实在讲不清楚。两个方案都是按照“十一大”基调写的，对“文化大革命”都是基本肯定。[15]打印十几份报送给了校党委。
　　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学员部负责人等参加，专门讨论党史教学问题。党史党建教研室的负责人汇报了两个方案的情况，反映了备课的诸多困难。基本学习方法是编文献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教研室只是启发诱导，不讲大课。
　　与会者对方案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意见。
　　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夺权，大部分干部都靠边站。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当时是方兴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错了就是错了。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胡耀邦明确表达了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16]
　　与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关于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文革”究竟胜利在什么地方？“一月风暴”怎么看？“二月逆流”怎么看？揪“走资派”怎么看？有没有十七年“黑线”专政？等等。胡耀邦不时插话，冯文彬等学校领导人也发表了重要意见。如有的说，“文革”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发展。有的接着说，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大家摆出了许多：《十六条》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有矛盾；一月风暴是打倒一大片的反革命夺权风暴；“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今天是否还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大胆重新考虑；“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错了，账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账嘛！为什么不可以算？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们要继续开下去……等等。也有人提出：“要把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讲充分”。
　　会上，关于课程的问题，大家认识也不统一，有人说：要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把“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清楚。但大家都感到，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讲，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有些人提出，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坚定地说：要讲！是怎么讲法。他进而提出：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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