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驯服的一代

(2010-07-28 08:34:12)转载
一个人的成长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他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就此而言，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并不为过。那么，建国后那代人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一言以蔽之，惨不忍睹。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生人，都是循着家庭、学校、求职、成家等这样通常的轨迹成长着，但是出生于五十年代人则不同，他们脱离了正常的成长轨迹，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就好比灾难的幸存者，在经历了山呼海啸，山崩地裂活下来的人，他们的心理与众不同。更何况，他们是一场灾难的参与者和制造者，他们因此而不同，因此而丑陋。
总之，他们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当然到了七十年代他们开始补课，但是即便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教育水准加上他们百分之一百的努力，他们还是拿大学文凭的高中生，拿高中文凭的初中生。所以，当他们盘踞高位以后，就企图不择手段的补上文化这个缺陷，他们雇佣枪手代考，化钱让人著书，往自己头上套上一顶一顶的文化帽子。人所渴求的东西，便是他最缺乏的东西，可悲的是即使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因此改变，反过来败坏了学术的风气。至于五十年代生人中的弱势者，他们现在连教育他们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的能力都不具备了。
也就是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完备，所以，有人在总结这一代人的思想特征时，有这样的说法：1、这一代比较有历史使命感。2、比较服从政府的领导，比较认同政治体制。即使心中不认同，口头上也是绝对拥护。3、独立思考能力较弱4、集体主义5、沟通方式为迂回婉转式。如果不够敏感和细心，恐怕难于读懂表面文字后面的意思。6、对于因为社会的畸变加诸于自身的苦难几乎没有抗争，表现的不满大概也仅限于抱怨和牢骚。这是因为这一代人从小就被灌输忠诚和服从，这种特点大概是这一代人的特征，不得不令人感慨。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似乎是易于管理的，而实际上却是形成了投机和虚伪的社会、道德和人性被蔑视和被践踏的社会。7、这一代人不尊重人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我感受的不尊重不自信，不反省自我的感受和需求，过多关注社会公共意识，因而缺乏对人性的认识能力。8、多数人不具备自己调整思想和意识的能力。因为他们错过了思想解放的最好年龄。而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幼年所受教育上。
在教育上，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些跟六十那代、七十年代生人的不同之处。
首先，生产劳动过多，严重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革命中，各级各类学校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把生产劳动引进学校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相当多的学校过多地大办工厂、农场、作坊，过多地组织师生参加校内外劳动。在1958年三、四月间，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主要是参加校内外服务性劳动，到七、八月间，学校大办工厂，部分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尤其是从9月开始，全国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和大中小学教职工都投入了大炼钢铁和秋收、深翻土地的劳动。据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到了同年10月，有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240个；13 000多所中专、中学共办工厂144 000个；有22 100所学校建起小型炼铁炉、炼钢炉86 000多座[1]。这样，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师成了单纯的劳动力，原有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被搁置一边，用生产代替了学习，严重地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其次，在学校工作中过多地搞政治运动和不适当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革命中，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政治运动、政治工作、政治学习接连不断。过多的政治运动、政治工作、政治学习都是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的。这样就使学生很难坐下来认真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尤其错误的是在教育和学习的问题上竟然也像在社会上搞群众运动那样，搞这个跃进，那个竞赛，盲目下达“教育跃进指标”。有的学校提出要搞“学习红”，要求考试时人人都得100分；有的学校提出要“苦战三天，消灭两分”；要“苦战三天，成为‘三好’学生”；有的学校甚至要搞什么“跃进班”、“跃进生”，放“学习高产卫星”。其实，学习是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只能循序渐进，是不能搞突击、搞“跃进”的。通过突击和“跃进”取得的成绩只能是一种假象。在学校工作中采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办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再次，简单粗暴地进行“学术批判”，妨碍了学术领域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革命中，进行“学术批判”是一项重要内容。这些“学术批判”往往会升级为政治斗争，给被批判者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就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钻研学术，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积极性。在学术批判中较早遭到冲击的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他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人口论》的文章，呼吁中国要赶快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此前，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他的观点本来是正确的，但是从1958年5月开始，却在北京大学和社会上发动了对他的批判。在批判中粗暴武断的言词甚多，最后竟然解除了马寅初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58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邀请一些高等学校的人员批判心理学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方向”。与会者在发言中竟然把“心理学”说成是“伪科学”，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和庸俗趣味。此后，在全国开展了“心理学批判运动”，把曹日昌等一批心理学家当作“白旗”拔掉了。把心理学这门很重要的学科也打进了冷宫。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的社论。号召高等学校的领导者要大胆发动群众，“帮助资产阶级学者进行自我革命”。社论发表后，在文史哲、政治、经济、心理、教育、新闻以及生物学领域都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一些著名的老教授、老学者受到了批判。至于在学术批判中被当作“白旗”拔掉的人数更以百千计。例如当时有一所学校拔掉的“白旗”7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就有26人，占这个学校教授、副教授总数的50%。到了1960年，学术批判就以反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的锋芒主要是针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学术自由”等观点。在教育界还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夸美纽斯的“量力性原则”和凯洛夫的《教育学》。在这些批判中采用的方法简单粗暴，使被批判者很难申辩，完全违背了“双百”方针，严重地妨碍了学术领域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什么土地长什么植物，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建国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就只能落得“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长期处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李泽厚语）”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