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杂文：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徐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0:28:53
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徐强 发表于 2008-5-22 0:16:59
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徐强
在《花边文学》的序言中，鲁迅先生记录了他和朋友们的一次谈话。“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一篇文章在和读者见面之前，要抽四次骨头，迅翁对此是深恶痛绝、出离愤怒的，所以他在《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书的前言、后记中，多次表达了类似的不满。
一篇文章的命运尚且如此，一本书就更加不走运了，如果非要说走运，大概走的也是“华盖运”。听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今，鲁迅先生离开人世已经70多年，时间的脚步也早已迈进了21世纪，但迅翁生前所痛恨的现象，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比如，现在出版的不少书，特别是从国外翻译过来或者从港台地区引进的一些著作，就常常难逃被“抽去几根骨头”的厄运，有的恐怕还被割掉了不少肉。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写道：因为作者的观点、立场和“我们”不同，对某某主义的态度比较“偏激”，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云云，所以就对这本书动了肢解的手术。“我们”是谁，语焉不详；是发自肺腑的“不能同意”，还是别有隐情，也无从探听。但这个手握代表权的“我们”，不是由广大读者组成的那个“我们”，倒是明白无误的。作为读者，我每次读到这样的出版说明，总是觉得非常困惑，同时对自己的智商（或者说理解能力）产生了怀疑：从外边翻译、引进一本书，难道不正是想看看别人和我们有些什么不同吗？要是人家说的和我们说的都一样，四海之内皆鹦鹉，那还瞎折腾，克隆这么多破书出来做什么呢？与其这样，倒不如多养几头猪划算，因为每本书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可是不养猪，想吃红烧肉就有些困难了。
到菜市场买菜，如果卖肉的大哥少剁了半两肉，我会骂他是“奸商”。一本好端端的书，东删一段，西裁一截，这无疑也是“短斤缺两”的勾当，可是作为一个深受其害的消费者，我却找不到说理的主儿。不是我没有道理，而是人家似乎比我更有“道理”：凡是删掉的地方，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连删掉的文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人家就已经把我给“代表”了，而且未卜先知，断定我是“不能同意”的，如此一来，我除了同意人家的“不能同意”，还有什么“不能同意”的？更为沮丧的是，书删了就删了吧，偏偏又删得不清不楚，莫名其妙。比如早些年上海一家出版社出了本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殷先生在书里谈到，“未来有三条可能的路摆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条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二条是“法国大革命式的”，第三条是什么呢？我正想看个究竟，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不禁纳闷得很：殷海光号称“五四之子”、“民主和自由的斗士”，怎么写起东西来这么丢三落四的？直到后来又买了一套湖北一家出版社出的四卷本《殷海光文集》，我才缓过神来，原来殷先生不是把第三条道路“走丢”了，而是这条路好像太监的命根子一样，被人家“一剪梅（没）”了。这第三条路，就是“俄国革命式的道路”，因为殷先生对苏联颇有微词，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拿起了剪刀……《殷海光文集》同样是被删去了不少篇幅才出版的，但湖北这家出版社比上海那家出版社要厚道一些，凡是删节的地方都用省略号加方括号标明，而且保留了文章结构的完整性，而不是抡起板斧乱砍一通，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观点和思想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之分，这是对的；赞成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这也是对的。问题是，谁拥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已经替读者思考过了，替读者作出了判断，也替读者作出了选择，要是“我们”不删掉那些“错误的”观点和思想，读者就会被“污染”、受“毒害”，也就是说，读者的眼睛不是雪亮的，“我们”的智商和鉴别能力高于读者，因此，只有“我们”才享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特权，读者只能匍匐在平地，仰望高高地站立在云端之上的“我们”，聆听“我们”向芸芸众生传播的福音。——倘若“我们”认为我的这一点浅见是对的，正中下怀，那么，我当然不会说这是我“不能同意”的，而且我还同意，享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特权的“我们”不是凡人，而是“神仙”。“神仙”而至于吸食人间烟火，未免有些委屈了。
“国哀日”后附记：本文见报时略有删节。
徐强 发表于 2008-5-22 0:16:59
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徐强
在《花边文学》的序言中，鲁迅先生记录了他和朋友们的一次谈话。“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一篇文章在和读者见面之前，要抽四次骨头，迅翁对此是深恶痛绝、出离愤怒的，所以他在《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书的前言、后记中，多次表达了类似的不满。
一篇文章的命运尚且如此，一本书就更加不走运了，如果非要说走运，大概走的也是“华盖运”。听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今，鲁迅先生离开人世已经70多年，时间的脚步也早已迈进了21世纪，但迅翁生前所痛恨的现象，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比如，现在出版的不少书，特别是从国外翻译过来或者从港台地区引进的一些著作，就常常难逃被“抽去几根骨头”的厄运，有的恐怕还被割掉了不少肉。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写道：因为作者的观点、立场和“我们”不同，对某某主义的态度比较“偏激”，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云云，所以就对这本书动了肢解的手术。“我们”是谁，语焉不详；是发自肺腑的“不能同意”，还是别有隐情，也无从探听。但这个手握代表权的“我们”，不是由广大读者组成的那个“我们”，倒是明白无误的。作为读者，我每次读到这样的出版说明，总是觉得非常困惑，同时对自己的智商（或者说理解能力）产生了怀疑：从外边翻译、引进一本书，难道不正是想看看别人和我们有些什么不同吗？要是人家说的和我们说的都一样，四海之内皆鹦鹉，那还瞎折腾，克隆这么多破书出来做什么呢？与其这样，倒不如多养几头猪划算，因为每本书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可是不养猪，想吃红烧肉就有些困难了。
到菜市场买菜，如果卖肉的大哥少剁了半两肉，我会骂他是“奸商”。一本好端端的书，东删一段，西裁一截，这无疑也是“短斤缺两”的勾当，可是作为一个深受其害的消费者，我却找不到说理的主儿。不是我没有道理，而是人家似乎比我更有“道理”：凡是删掉的地方，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连删掉的文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人家就已经把我给“代表”了，而且未卜先知，断定我是“不能同意”的，如此一来，我除了同意人家的“不能同意”，还有什么“不能同意”的？更为沮丧的是，书删了就删了吧，偏偏又删得不清不楚，莫名其妙。比如早些年上海一家出版社出了本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殷先生在书里谈到，“未来有三条可能的路摆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条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二条是“法国大革命式的”，第三条是什么呢？我正想看个究竟，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不禁纳闷得很：殷海光号称“五四之子”、“民主和自由的斗士”，怎么写起东西来这么丢三落四的？直到后来又买了一套湖北一家出版社出的四卷本《殷海光文集》，我才缓过神来，原来殷先生不是把第三条道路“走丢”了，而是这条路好像太监的命根子一样，被人家“一剪梅（没）”了。这第三条路，就是“俄国革命式的道路”，因为殷先生对苏联颇有微词，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拿起了剪刀……《殷海光文集》同样是被删去了不少篇幅才出版的，但湖北这家出版社比上海那家出版社要厚道一些，凡是删节的地方都用省略号加方括号标明，而且保留了文章结构的完整性，而不是抡起板斧乱砍一通，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观点和思想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之分，这是对的；赞成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这也是对的。问题是，谁拥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已经替读者思考过了，替读者作出了判断，也替读者作出了选择，要是“我们”不删掉那些“错误的”观点和思想，读者就会被“污染”、受“毒害”，也就是说，读者的眼睛不是雪亮的，“我们”的智商和鉴别能力高于读者，因此，只有“我们”才享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特权，读者只能匍匐在平地，仰望高高地站立在云端之上的“我们”，聆听“我们”向芸芸众生传播的福音。——倘若“我们”认为我的这一点浅见是对的，正中下怀，那么，我当然不会说这是我“不能同意”的，而且我还同意，享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特权的“我们”不是凡人，而是“神仙”。“神仙”而至于吸食人间烟火，未免有些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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