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若干史实辨正

·卜伟华·
《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刊登了阎阳生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阎阳生是我的校友、学长、老朋友，最近几年和我有过多次交谈，知道他现在热衷于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并有一些作品陆续发表。我读到的有《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蒯大富访谈录》等。
阎阳生几年来采访了不少清华附中的当事人，有原来的学校领导人，也有老师和同学。他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人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了解红卫兵这方面的情况，他与当年对立的组织的人员也能很好地交流。他收集、整理的各种新鲜的史料，不但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华附中文革历史，而且也会对整个文革研究和红卫兵运动研究做出贡献。
阎阳生生性活泼，才华横溢，享有１９７７年高考“作文状元”的美誉。他写的东西常有奇思妙想，灵光闪现，但有时又大而化之，不拘细节，难免出现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他的这篇《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以下简称《１００天》）就是他这种风格的一次集中展现。
事隔４０多年，记忆都会模糊，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当年历史的描述。我很同意阎阳生说的一句话：“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基于这个认识，我对该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择其要者作些辨析和订正，有不妥之处，还望阎阳生和其他有识之士指正。
一、《１００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什么叫“独立的生命期”？文中未作解释。我且将它理解为“独立存在的时间”。按这种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成立到８月２７日发表《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按１００天计算，也就是到９月５日为止。
我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至少应该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到１９６８年年底，也就是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部分成员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为止。在这之前，并未发生这个组织解散或与其他组织合并之类的事情。卜大华曾经说过：“我们是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意思是说，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底到９月中，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左派，以后就逐渐成了右派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和“１００天”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不能说当左派时存在，当右派时就不存在了。
红卫兵中有些人确实较早地脱离了运动。但在那个时候，真正想完全脱离运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拿阎阳生本人来说，他是较早地离开了学校，但也未能完全脱离运动。１９６７年１月，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名义发表的《评〈出身论〉》一文，就出自他的手笔。
１９６６年９月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活动有：
１９６６年“十一”前后，接待多批外国代表团和记者。
１１月底，与海淀区十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１２月，参与筹备和组织“联动”的几次大会。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２日释放“联动”后，红卫兵重新组织起来。
１１月，红卫兵开展对“教育革命”问题的讨论，并于１１月８日发表《评最近一时期教育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判《人民日报》１０月２５日的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中旬，陈伯达、谢富治专门到清华附中向红卫兵“请教”关于“教育革命”问题。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与清华附中井冈山部分人员发生小规模武斗。
５、６月，与井冈山发生武斗。
８至１０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进行关于“大联合”的谈判，最终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
二、《１００天》中说“１９６６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
阎阳生把创立预科说成是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推行与毛泽东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的标志，这是不对的。第一，在创办预科问题上夸大了万邦儒的作用，第二，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定办预科的方向就是和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１９６４年２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１９６４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二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９０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９０人分为两个班，分别称为预６４１班和预６４２班。１９６５年９月，清华附中又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建立了预６５１班和预６５２班。
《１００天》中说：“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其实也不尽然。１９６５年２月，教育部就预科学生毕业后的安排问题，函复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预科学生毕业后，应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乎录取标准者，试办预科的学校可以优先录取。预科只是试办，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一届预科学生毕业，究竟一个预科班的学生能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大学，也还是未知数。
三、《１００天》中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予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可以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是比较多的，但他们是否就可以称作清华附中的核心？而且在这两部分人当中，也并不都具有“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的秉性。把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都称作是有“中产阶级知识背景”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说法。我认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还谈不上存在着中产阶级。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发展，在清华附中，不同出身的同学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和矛盾，但直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全校学生中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以出身划分的两派。作者举了１９６４年“娄熊打架事件”来证明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了以出身划分的两派。当年此事确实轰动全校，食堂里出了不少大字报。但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上，并不完全是以出身决定观点，反倒是有不少干部子弟对熊刚提出了批评。
四、《１００天》中说：“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毛泽东主持的，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并未出席会议。
《１００天》中说：“在６月３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６月３日的会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４０页），这个会议的范围要比前者小多了。
《１００天》中说“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６月１７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１９６６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是在６月１３日发出的。这个通知发表在６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
《１００天》中在谈到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时说：“正是（８月１８日的）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８月１２日即已闭幕。
五、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作者说，对于红卫兵成立于５月２９日这一说法，“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并举出卜大华的话作为证据。
据我了解，卜大华对红卫兵成立日期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成立的。
５月２９日是星期日，多数学生都回家了，宋柏林那天也回家了，所以他没有参加当天的圆明园会议，在他的日记中只记述了他在家与妈妈谈话的情况。
至于宋柏林６月３日的日记内容，不能判定是指全校的红卫兵组织的事情，卜大华说他不知道那天“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之事。或许宋柏林记录了他们班（高６３１班）的事情也未可知。
阎阳生所说：“６月１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５月２９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６月１日傍晚开会决定第二天贴出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合乎情理。但关于各班的代表决定把５月２９日定为红卫兵成立日却是一个新的说法。据我所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此前还没有人这样说过。
六、《１００天》中引用了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刘晋在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６月初，红卫兵确实处于孤立状态，大多数学生很自然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对红卫兵进行批评。但以万邦儒为首的学校领导人并没有召开什么紧急会议，去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对红卫兵进行反击。在红卫兵和反对红卫兵的不同人群中，都没有关于此事的回忆。如果当时学校领导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６月８日工作组进校，形势反转后，定会成为校领导一条重要的罪状被揭发和批判，但我在学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揭发和批判的大字报。
七、《１００天》中说：“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
据我判断，这里所说的“通报”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一，６月１日公布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北京市的教育系统包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乱了套了，教育系统和各学校的领导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大风暴都是准备不足、自顾不暇。许多学校的领导人在还没有弄清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了。第二，极少数的学校在６月初就进了工作组（如北大附中），包括清华附中在内的大多数学校都是在６月８日以后才进驻了工作组。所以不会是工作组写的通报。第三，我曾经对北京市运动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材料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查阅，但从未见过此种通报。
八、《１００天》中说：“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经查，１９６６年９月编辑印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大字报选》中保存有宣夏芳的大字报全文。
宣夏芳大字报的题目是《致十三中、人大附中的“革干子弟们”》。其有关段落的原文为：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和你们有异议，你们口出大言说：‘谁敢动我们红卫兵一根毫毛，我们决不答应。’来头之大，来势之猛，倒也罕见，不过并不稀奇！谁敢？我就敢！我们全校真正革命同学都敢！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动！还要反！坚决反！彻底反！反到底！管你什么‘红卫兵’‘黑卫兵’都不例外，你们这些强大的后盾，只不过是一座靠不住的冰山！”
“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这一句，原文无。
为什么阎阳生的引文和原文差距那么大呢？后来我发现，他是偷懒照抄了别人的不准确的引文所致。
原清华附中预６５１班学生，现旅德学者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中说：“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仲维光身在国外，要找原文会有困难，只能凭记忆写来，倒也情有可原，阎阳生完全有条件查到原文，可能他手边也会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本小册子，为什么就不好好翻一翻呢？
原清华附中高６３１班学生郑光召（现用名郑义），在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一文中也提到了宣夏芳。郑在文中展开了他想象的翅膀，说得更玄了：“红卫兵们通过渠道，将她的大字报送给刘少奇，刘将她定性为反革命。这位清华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学后来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郑在文中并没有解释他的这种说法根据何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材料。
九、《１００天》中说，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６月９日开的。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用过这种说法。
现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判断，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在当天晚上，即６月８日晚上召开的。其中最有力的根据是刘晋的回忆。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６月８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五期）
十、《１００天》中说：“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６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阎阳生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刘晋。
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６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刘晋的记忆有误。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运动才刚刚开始不久，中央刚宣布停课半年搞运动，根本不可能有“复课闹革命”的提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是１９６７年３月份才提出来的。
对红卫兵等组织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是有的。６月２７日，胡克实在听取刘晋的汇报后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６日、２７日）
十一、《１００天》中说：“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
刘刚和张庶平都是清华附中高６５６班的学生，张庶平是红卫兵的成员，而刘刚不是。刘刚后来成为红卫兵对立面组织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
《１００天》中说：蒯大富是在刘刚的帮助下，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的。
这太夸大了刘刚对蒯大富的作用了。
十二、《１００天》中说宋柏林７月１１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批判班主任丁淑慧的内容，实际上，宋柏林是在６月１１日的日记中记载的高６３１班批判、斗争丁淑慧一事。
《１００天》中将红卫兵与工作组摊牌的日期写成７月２４日，明显是记错了。当时的说法是开交心会，时间是在７月１８日晚上。这个内容在宋柏林日记中有记载（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８页）。而且，卜大华、高洪旭等红卫兵负责人在７月２４日时已经到河北的沙城军训去了。
《１００天》谈到冯玉中时，将他的职务写成“政治主任”，显然不对，冯玉中是清华附中的教务处副主任。
《１００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１８岁。”
此说不确。高中二年级的阎阳生本人就出生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６６年他也有１９岁了。估计高三年级的红卫兵中或许还会有比他年纪更大的。
十三、《１００天》中说：７月２７日，“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
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团长。
现在许多书刊上都沿用了所谓“王力罢了周杰的官”的说法，有的地方用了“王力遵照江青的命令去罢了周杰的官”。这样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据王力本人晚年回忆，派他和吴德到北京展览馆去支持彭小蒙，罢周杰的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册第６１１页）
十四、《１００天》中说：“王铭、卜大华８月３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手抄件”。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也没说清楚是毛泽东的手抄件，还是王任重的手抄件，还是秘书的手抄件。
王铭、卜大华在王任重那里看到的是铅印的中央文件，即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亲笔原件从未见披露。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刊载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手抄件的第一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３５页），该手抄件字迹明显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在这份抄件上有几处小的修改。
十五、《１００天》中说：“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８月８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
文中的“Ｙ”，即清华附中高６５２班的杨爱伦。她在８月８日自杀未遂，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及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清楚，杨自杀的消息是在接到五道口派出所的电话后才知道的。但据我向高６５２班的同学了解，杨自杀前并未遭到“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那两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学给她贴了大字报。具体因为什么问题，及杨本人当时遭受到何种压力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
十六、《１００天》在谈到校园暴力时说：“８月２６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
“清华附中模式”一词是由旅美学者王友琴首先使用的。王友琴在研究文革中的暴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她所调查了解的材料对人们了解文革中的最残忍、黑暗的一面会有帮助。但她的调查和研究也存在一些急于求成和不够准确的问题。（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中就有诸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未死时，告诉医院郭是“右派学生”，遂使郭不治而死等道听途说来的不实之词。）
王友琴认为，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校园暴力，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
应该承认，工作组撤出以后，发生在清华附中的各种暴力行动，红卫兵作为当时的掌权者，是应该负责的。但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对打人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这从８月６日发表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和８月２７日发表的《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就可以看到。
十七、《１００天》在谈到《十点估计》时说：“几乎就在宣传《＋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刘树华的死是与打人风潮有关的，据清华附中教师中当时的革委会成员刘长生证实，刘树华确实曾经遭到殴打。
郭兰蕙的自杀身亡却与打人风潮没有直接的关系。郭兰蕙生性内向，身处一个单亲家庭，在清华附中曾经留了一级，很少与其他同学交流。在她自杀前，并没有出现批斗她或给她贴大字报的情况。按现在的说法，她自杀的原因有可能是抑郁症。郭兰蕙自杀后，革委会曾派人到医院，要求医院尽全力抢救。但因郭是喝来苏水自杀，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终于抢救无效而死亡。
十八、《１００天》在结尾时谈到：“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这个说法不清楚：到底是调查了全校学生还是只抽查了部分学生？调查了多少人？“一半的大学生”是全校学生的一半还是答了问卷的学生（一百人？十人？二人？）中的一半？
无论这样的调查是否令人信服，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确实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同时认真总结历史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　原载《记忆》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