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不高兴"：曾拥有辉煌 如今却被边缘化（图）

性格决定武汉：极端和中庸的东方芝加哥
武汉是极端的。比如武汉的天气是极端的：冬天极冷，那种冷，是浸骨的冷；夏天极热，是那种身子在蒸笼里蒸的热。武汉又是中庸的。因为中庸，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商业鼎盛后，武汉再一次让世人大跌眼镜，竟然选择了退步，从当时“东方芝加哥”的山巅上退到山腰。

武汉户部巷，糊汤粉 摄影/谭霄
在清代末期、国民政府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武汉就已经相当繁荣了，一度成为中国内陆规模最大的城市，与“大上海”并称为“大武汉”，要知道，中国历史几千年，能在城市名前冠以“大”的，只此两家。
“大武汉”的光荣历史自与其城市性格匹配，在极端和中庸间游走，既造就了它的鼎盛，也带给了它黯淡。
中国地理上的“天元”
晚清时期，现代工厂数量居全国之冠
从纯粹的地理上讲，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应该是兰州，但说起中国的经济和人文地理中心，往往论及的是武汉。武汉南及潇湘，襟带百里洞庭；北据襄樊，进窥关中和中原；逆江西上，扼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顺江东下，可虎视几代王都的金陵，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地理上的“天元”。
因而在很多武汉人心里，都十分认同《吕氏春秋》中的说法：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武汉当然是个有王者之气的地方。
在明朝末年，汉口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在清代末期，作为当时的商业重镇，武汉延续了传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了现代商业的起萌，由一个商业城市变成了一个工商业城市。时间如梭，斗转星移，如今的汉口依然繁华，现代和时尚的钢筋丛林湮没了旧时的“泽口舟为市，人家起竹楼”，我们无法去感受当年“东方芝加哥”鼎盛的商业气氛，但依然有无数条走进晚清旧武汉的线索，去感受这个繁华的汉水码头的心跳脉搏。
首先是一个既极端，又中庸的人——“冬常抱冰，夏还握火”的洋务重臣张之洞。而提起张之洞，还要提起当时的一项重大工程——全长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张之洞就是因为要督建京汉铁路，才由广东移督湖广。也因为这条铁路，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成为国内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现代企业拔地而起，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
不光是工厂，张之洞还改建了许多书院、学堂，使武汉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系统。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改制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与现代教育系统颇为契合。张之洞当时创办的自强学堂（现在的武汉大学）、湖北武备学堂（第一所中国近代兵工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现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现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就像是现代大学里的各个专业学院。所以可以这么说，没有张之洞，就不会有武汉晚清时的兴盛气象。直到现在，张之洞创办的工厂和学校很多都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沿用。
在武汉，曾经有一条叫“张之洞”的街道，1967年，武昌的“张之洞路”被更名为“工农路 ”，后又被改为“紫阳路”。在这条路上，有太多值得武汉人纪念的地方：有清末新军工程第八营，辛亥首义烈士祠等遗址。而在大武汉搜寻，还可以找到武昌抱冰堂、汉口张公堤、中山公园张公亭，这些与张之洞相关的景点，无一不充满了武汉人对张之洞的景仰和怀念。
“东方芝加哥”时代的中西合璧生活：大清国的第二要港
另一条线索，是一纸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增辟了11个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汉口。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了沪汉航线，接着，日、德、法等列强开辟了汉口至神户、汉口至汉堡、汉口至马赛等多条航线。就这样，不平等条约意外地给武汉带来了发展契机，对外贸易日渐兴旺。不光是对外贸易，史料记载，从1863年－1911年，列强在武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外商在武汉设立了多家金融分支机构，国内银行开始在武汉出现，而在此之前，武汉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就因为一纸条约，列强涌入，武汉一举成为中国内陆较大的金融中心。
汉口正式开埠后，开辟了英、德、俄、法和日五国租界，这下子，武汉涌入的不光是洋人和洋货，一些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开始进入武汉。有钱人开始模仿租界的洋人建楼房、修跑马场、跳舞、逛夜总会、跑马变成了一部分武汉人新的生活内容。遗存至今的汉口邮政大楼就是“洋楼数层，规模宏敞”，连当时半官方的湖北专议局也采用了仿西建筑的现代结构来建造。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街头看到众多老建筑，这些老建筑大多没有被独立出来进行保护，解放后，或成为国家机关的办公地，或充公使用，隐于市井。如现处沿江大道上的光大银行分行，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建筑的立面空柱廊运用了爱奥尼克柱式，为西方18世纪流行一时的古典主义手法，是当年汉口最典型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之一，后被翻修一新，但仍然可以看到大楼俯览岁月的痕迹。
“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这就是当年“东方芝加哥”的盛世辉煌。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与洋务的重商主义是两个极端，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也只有在“中庸”的武汉才能得以实现，武汉的折中和宽容程度让世人刮目。当时的武汉，人文和商业景观极为奇特，一边是传统的民族商业得以延续，如糕点名店“汪玉霞”、汉绣、姚春和的铜器远销欧美，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并称为全国“四大中药名店”。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并称四大名锣，武汉有300年的铜器制造历史，如今汉口仍有一处古老的街道——打铜街，即是当年汉锣作坊云集的地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亭台楼阁名胜犹在，茶馆里说书、唱戏、皮影戏，悠然自得。另一边，是现代化的工厂如雨后春笋，日夜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欧式的生活方式逐渐渗入。最有说明意义的，是保留至今的汉口古德寺，作为一座东方佛教禅寺，其建筑竟融和了西方哥特式教堂的风格。武汉的街道里弄，如昙华林，街道一头是当年旧时地主居住的院落，另一头，是西方教堂，赫然相对，却相安无事。中西文明在武汉的相融，完全可以用“南北兼容，中西合璧”来概括形容。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中国的芝加哥》一文中写道，汉口在中国的地位，完全可以“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极端又中庸
从犷悍到市侩，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成为了保守派的大本营
武汉的性格就像那位给武汉打下深深烙印的张之洞一样，也是极端又中庸。正是这种性格，既造就了“东方芝加哥”，也使它成为了昨日黄花。
武汉是极端的。比如武汉的天气是极端的：冬天极冷，那种冷，是浸骨的冷；夏天极热，是那种身子在蒸笼里蒸的热。再比如武汉人的商业发展，经济曾经相当滞后，也使当地人很少有商业牟利的观念，“不事工贾，工皆来自远方，不贵异物，不作淫巧”。直到明代成化年间，精明的陕西商人乘船顺流而下，来到武汉的汉正街，将货物贩运中转。那时候，一直频繁改道的汉水从龟山北麓入江，把汉口从汉阳的地界析分出来。当时的陕西商人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因为这里是汉水的出口，所以就把这里叫作汉口。从此，汉口逐渐成为了一个商业城市，成了一个因水而城，因水而兴的地方，一直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镇，一个“货宝奇珍之所聚”、商贸兴旺的地域。与此同时，武汉人的性格也由古楚国时“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山川平易，人民朴野”，变得机巧和市侩。当然，这样极端的性格突变，常常被外省人诟病，武汉就像古楚传说中的“九头鸟”，无端的由吉祥之鸟变成了市侩之鸟，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武汉又是中庸的。所谓“中庸”，用汉语词典来解释，就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因为中庸，处于冷热极端的武汉却没有狂暴的脾气，相反还很宽容，不排外，容纳了各地的移民，和平相处，文化交融。也因为中庸，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商业鼎盛后，武汉再一次让世人大跌眼镜，竟然选择了退步，这一退，就从当时“东方芝加哥”的山巅上退到了山腰，成为无甚特色的中国大陆七大中心城市之一。想当初，众口相传有一句话：“走遍天下，只有宁波、江夏”，说的是当年的两处繁盛处，这个宁波不用说了，作为百货聚散之地，也是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之一，繁华至今。但江夏，即汉口，就不同了。多少年后的今天，“宁波，江夏”竟然被以讹传讹，变成了“宁波江厦”——宁波的千年古街江厦街，可见时至今日，汉口的繁荣逐渐式微，早已不是当年的“东方芝加哥”了。这不禁让人想起词典中对“中庸”的释义：德才平凡，中庸之才。既然不偏不倚，又何曾德才平庸呢？词典作者对“中庸”这个词的难以判定，仿佛世人对武汉这个城市的莫衷一是。
时光回溯到1911年，武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让人十分费解，曾几何时，武汉的繁荣还直接受益于清朝的洋务运动和《天津条约》后的开埠，但也是武汉，竟然第一个站出来推翻了清政府，赶走了洋人。然而，还没让人从辛亥革命急转而下的形势里找出答案，武汉又做了一件让世人不解的事情：就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后不久，武汉在世人的瞠目下，竟然迅速成为了保守派的大本营。从极端走向中庸，又从中庸走向极端，武汉，永远是这样一个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也是这样一个无法定义风格，飘忽不定的城市，也正因为武汉的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得武汉几经沉浮。
一个亦南亦北，不三不四的城市
三次和首都只有一步之遥
武汉曾有三次机会成为首都。第一次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决定迁都武昌，在后世看来，他的这个决定并不错，但是却遭到了东吴老臣们的一致反对，立场相当坚决，还用“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样的话来威胁孙权。第二次，是1926年，民国中央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但不久，宁汉分裂，被称为“首善之区”的武汉，当时驻扎的是汪精卫的临时政府，结果可想而知。最后一次是抗战期间，武汉被作为战时首都，但不久，武汉沦陷，重庆成为“陪都”，武汉再次成为流产的首都。
这三次流产，如果换做其他城市，估计是哭天喊地了。可武汉没有，甚至还编出了一个笑话来奚落自己，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政协委员投票立都，湖北人董必武当时去解手，回来一看，投票结束了，武汉只差北京一票。所以后来有人笑说，如果不是董必武上了躺厕所，武汉就是铁定的首都了。
解放后，武汉这座易中天先生笔下“最好同时也最坏”，亦南亦北，不三不四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征程：与重庆争直辖市之名未果、与郑州争国内交通枢纽之实暗战不休。但不管怎样，从1992年到1998年7年间，作为一座7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速递增16％，不能不说是成绩斐然。
大江东去，汉水滔滔，“东方芝加哥”已成昨日剪影。如今的武汉，尽管也焦灼于经济发展及城市在各种排行榜中的序列，但浓烈的生活气息一直也不遑多让。夏日炎炎，旧时长街泼水，竹床遍地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但每到傍晚，吉庆街的大排档摆到了街口，人们衣着随意，携家带口，仿佛是去参加盛大的家宴。唯有那时，武汉才真实感受到，自己竟然也作为历史景观的一部分，与荆楚大地融为了一体。
武汉的不高兴缘自于近年来的失落
武汉的不高兴缘自于近年来的失落，而失落的原因，在于它曾经拥有的辉煌。

武汉的铁路货场
武汉的不高兴缘自于近年来的失落，而失落的原因，在于它曾经拥有的辉煌。
“东方芝加哥”时代自然不必说了。就是从民国时期到抗战前夕，武汉就兴建了500多家工厂，包括4家声名显赫的纱厂，武汉也由此与青岛、上海一起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建国之后，武汉成为国家投资的重要工业基地，在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就有7个落户武汉，诞生了一大批堪称“共和国长子”的工业企业，“武钢”、“武重”、“武锅”、“武船”、“武车”……个个声名显赫。
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沿海城市率先在改革开放中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也成效明显。这一切让武汉感到迷茫。“武汉在哪里？”这是一位市长的“天问”，叹息武汉沦为政策边缘化城市的宿命。
被“政策边缘化”的武汉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城市竞争力逐年下滑。2003年，武汉在全国百强城市排名榜上仅列17位；在2004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武汉排到了第24位。
武汉的确不高兴。
中部坍塌，非均衡发展战略让武汉迷失
2005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国家要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给予支持。”
一位官员称，在座的中部省份人士“像听到了久违的‘春雷’一样，感觉随之而来的将是春天甘霖。”
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以武汉为首的中部城市就开始寻求中部崛起。“中部崛起”一词，最早见于中共湖北省委的党代会决议，在当时只是湖北的省级方略。而在中央领导人正式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时，山西、河南等中部其他几省也群体性地发出崛起的呼声。
中部为什么要崛起？事情源自于近30余年中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义，在“先富起来”的指导下，得到了国家政策的首度倾斜，上海、广东、深圳等一大批城市崛起；西部开发的近 10余年来，中国西部以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改善为主要理念，进行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大批城市也在此政策中受益。包括近几年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三省城市也因此获得长足发展。
1998年的武汉，在经历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后，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而随着周边省市获得来自中央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后，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
特殊政策的眷顾不太可能降临，武汉需要自我拯救
在中部崛起战略由国家提出之后，中部省份立刻如争相要奶的羔羊，终于等到了“母亲的眷顾”。于是一系列的官方、非官方论坛、讨论会随即召开，但最终讨论的结果，无一例外地向中央开出要政策的单子。
这里面，武汉的一位教授甚至向媒体直接宣称的“10条建议”，将“要政策”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建议中央类似设立“西部开发办公室”那样，设立“中部发展办公室”之后，紧跟着提出“武汉直辖”。
在政策撬动经济轴心的中国，也许被边缘化的武汉的确有说不尽的委屈。并且，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与国家的战略捆绑在一起的。
但是，综观武汉发展之路，从晚清张之洞兴办工业，到国民政府扶持其工业发展，再到新中国一大批“武字头”企业落户，构成武汉新中国的工业构架。似乎每次武汉的跨越发展，都少不了政府及政策的影子。
而武汉自身又做了什么？“身为九省通衢的武汉，难道永远离不了政策的眷顾？”一位名为“武汉人”的网友发贴称，并直斥武汉人“等、靠、要”的习惯和发展心态。有人鉴于武汉的资质和未发挥的潜力及优势，将武汉比喻为一个“拿着金饭碗讨米的人”。
在中部崛起战略被提出之后，龙永图受邀在武汉演讲，但他讲的是劝慰中部“抛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思维，自我拯救自我革新”。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传清教授也认为，武汉经济地位的变化，其一政策影响，其二则是人们观念上的保守、自满、自得等，没有抓住机会及时完成转型而造成的。
事实，早就有学者判断，中部6省已不可能再像深圳那样，赢得多少特殊的政策。
原因有二，其一，东部沿海、西部、东北均获得了优惠政策，此时再加上中部，既然全中国都有的 “优惠政策”，还有什么优惠可言？其二，时过境迁，中国的非均衡战略在东部改革开放和西部开发之后基本已告一段落，虽然会在某些领域和地区出现，但不可能再出现向一个地区大量倾斜的可能。
因此，中部崛起其实是中央对中部的一场动员，他们应该收获的是被鼓舞的士气和自我拯救的意识。
竞争力排名逆市上场，不高兴的武汉如何带着微笑上路？
两年前，位于武昌中北路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厂址790亩地块，以总价35亿余元拍卖成交，刷新了武汉“地王”纪录。而今，这家老牌国有企业已经从这里永久消失，在这片曾经厂房林立、机器轰鸣的土地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型商业住宅区。
武汉正蜕去老工业的壳，进而努力地将自己包装打造成为现代的国际化都市，金融、物流、地产等第三产业被写入政府的发展纲要之中。
首先，武汉谋划的是区域城市群的崛起，以武汉为圆心，以100公里为半径，将周围的8个城市，也是湖北产业和经济实力最集中的核心区圈进“武汉城市圈 ”，意图一体化发展。最近，武汉城市圈以及长（沙）、株（州）、（湘）潭城市带已经被国家批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正式跻身“新特区”行列。
与此同时，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将眼光从沿海转向内陆腹地，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国际市场需求走软，强化内需拉动的作用迫在眉睫，以武汉为代表的中部地区由于辐射整个国内市场，其战略地位将被重估。这在第七届 (2008)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排行榜上得到了应证，武汉位列全国第17名，超过了成都、厦门、长沙等城市。相比2007年，武汉的名次逆市上升了5位。
九省通衢的武汉，处于一个向好与向坏皆有可能的十字路口：武汉与广大内陆城市拥有相同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如果武汉不能自我拯救，则面临着再次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一个不高兴的武汉将如何带着微笑上路，是武汉在未来发展的关键。
多少高兴在风中飘散：那些精彩和感伤的国企往事
在贾樟柯执导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通过三代“厂花”的故事和5位讲述者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座国有工厂的断代史，他们的命运，在这座工厂展开。2008年，工厂再次迁移到新工业园区，而老厂土地也将成为新开发的楼盘。往事成追忆，一切熟悉而又陌生。
在武汉，诸如“武钢”、“武重”、“六棉厂”等堪称“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也经历着类似《二十四城记》的命运变迁，尽管这些变迁都是为了让武汉在新世纪中焕发更新的生机，但那些青春，那些花儿，让人不免失落，不免感伤，不免怀念。
今生：见它停钟摆见它起高楼
像每座古城一样，武汉有它的历史地图，通常是这样的遇见：在你充满期盼的朝旅游景点行进时，你总能被沿途的建筑和人文吸引，比如你去昙华林、胭脂路 ——这些仅凭地名都能让你心醉的地方，也会经过三义村，有老旧的楼房，胡乱搭建的违章建筑。这里，是曾经的国棉六厂职工宿舍，很多四十左右的人们闲坐在那里，女的打着毛衣，男的抽着廉价的“红金龙”香烟，热闹的谈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大型国企，从他们轻松的话语里，你感受不到1999年8月24日，与武汉关隔江相望的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萧索而安静，行政楼前转动了近一个世纪的大钟无声无息的停摆，一个具有85年历史的大型国企就此破产。
而在去洪山广场的路上，你能经过武汉重型机床厂，远远的，一座毛主席塑像望着街道口川流的人群。50年前，毛主席在青山目睹了武钢第一炉铁水喷涌而出之后，来到这里，见证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的正式投产，想当年，那是怎样的热闹非凡。而现在，偌大的厂房空无一人。2007年1月31日，面积为792亩的武重地块，以35亿元天价被拍卖，刷新当时武汉“地王”纪录。往昔沸腾的武重俱乐部装修一新，挂上了某大型演艺吧的牌子。武重一侧矗立的东沙大厦金碧辉煌，这是当年武重为凑集下岗员工安置费用，被迫卖地200亩的产物。“武汉市民甚至一度以为武重消失了。以前有外地客户要到武重，出租车司机却说，武重已经不存在了。”听上去，这仿佛是历史的画外音。
武汉百年沧桑，应该包含那众多国企的兴衰，这些遗迹，至今在武汉的各个角落里有迹可循：武汉重型机床厂经过下岗、分流、改制、搬迁，最终凤凰涅槃，东山再起，而同样是毛主席亲临过的武钢，却是一帆风顺，上市、兼并，现在已经是国内钢铁行业内的重量级企业。曾经的六棉厂破产，黄金地段的厂地上，建起了武汉十大楼盘之一——蓝湾俊园。至今，楼盘内还保留了一座原属六棉厂的古老钟楼。看起来，武汉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企际遇不同，所引出的话题也更不同，但它们背后，往往可以引出相似的社会文化，而这样的社会文化，比起那些人工的雕琢，更能体现这座城市。
前世：方圆十公里的国企生活
“我爸爸是工长，你爸爸才是个班长，我爸爸管你爸爸！你敢打我！”这应该是每个在国企宿舍长大的孩子都有过的经历。
不同于其他社区，国企宿舍几乎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一排排苏式建筑的三层或四层的宿舍楼，都是以“三街坊”、“四街坊”这样的省事称呼来命名。武钢的六街坊，像是当代的政治波普艺术，一色的红砖楼房，据说从天空俯视，可以看到街坊的楼栋组成的是一个“喜”字。就在这千篇一律的宿舍楼里，也零星居住着南腔北调，说着“弯管子”话的外地人，他们是当年搬迁来汉的建设者，至今还保留着他们家乡的口音，并一代代传了下来，在武重，被戏称为“三街坊普通话”，而在武钢，则被调侃为“青山普通话”。
国企员工的生活，永远按部就班，起床、上班、洗澡、下班、娱乐，活动范围不超过方圆十公里。一家五、六口人，都是老爸退休，儿子顶职，后来不兴顶职了，就老爸病退，儿子顶职，再怎么着，也要给子女留个铁饭碗，所以在有些家庭里，家长倒不怎么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因为到头来总是要顶职的。所以在类似的国企里，找对象基本就是内部消化，“武钢的嫁给武钢的，武重的嫁给武重的。”想结识厂外的人，基本不可能，于是一个院子里，往往是连襟在对门，亲家在隔壁，家族变得庞大和扎堆。
也正是因为这种扎堆效应，每到武重下班的时间，整条中北路满是逆向行驶，往武重宿舍去的自行车流，而武钢则是在青山区的各路段突然出现了川流不息的班车，成为武汉市最大的“堵点”。六棉的下班时分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争丽夺艳的纺织女工像成群的蝴蝶，从厂门口飘出来，对面是戳得像跟电线杆，头发梳得油亮，等候多时的男生，焦急的寻找属于自己的那只蝴蝶。
跟所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样，每个国企职工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比如在炎热的夏天，武重职工有免费的冰块享用，白天里拿着冰块票，提着保温桶去领冰块。傍晚，把竹床抹一抹，在楼下找块通风的地界放好，然后洗过澡，拿着冰块往竹床上一躺，周围竹床阵的人声和蛙鸣蝉声混在一起，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南柯美梦中。武钢职工有免费的汽水，用那种老式的油壶，洗干净，一次能装十几瓶，带回家给孩子们喝。六棉、武重和武钢，都有各自的俱乐部，但不是次次都能免费看，于是逃票成了一种技巧，进去的孩子把票再递出来，一张票，可以用上十几二十次。孩子们就以这种雷同的方式长大，但结果却各有不同，有的下岗，有的被几万块钱买断，成为了失业者，拿着每月几百块钱的低保艰难生活，而更多的，成为个体户，在某段时间里，武汉开出租的司机，三分之一都是武重“挑土”赚外快的，为了生计，他们奔波，来不及迷茫。还有在三义村经常见到的那般情景：下岗职工三五成群，喝茶聊天，痛并快乐着。武汉人把这种生存状态叫做“回家洗了睡”，有点“穷开心”的意味。
在当年的六棉厂旁，曾经有一个叫“一纱侧”的生活区，大多是私房，建筑呈当年的鬼子炮楼状。这里居住着不同国企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下岗分流已经进行了几波。六棉的开始在轮岗的时候卖卖小菜，补贴家用，武钢的经济形势开始转好，过年过节的时候，开始往家里搬节日物资，牛肉、猪心、猪舌什么的，让六棉的职工唏嘘不已，都是国企的，咋就这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当然不只这些，1998年，武钢当时平均工资达到700元，而六棉才300元，差一半还多，住在六棉区域的武钢人像是在美国赚钱，到中国来花销，小日子那个滋润不说，平时单位发的苹果、梨子往自行车上一放，穿过小巷的时候，受到的注目礼不亚于市委领导人。从那时起，国企也分了三六九等，最“玩味”的是电力企业，最“造业”的，是纺织工人。在武汉最早用上空调的就是电企职工，而且是“岔倒用”，不要电费。直到现在，武汉人民还在闲聊中谈及哪个电企的亲戚平时抽的是“熊猫”，1800元一条。
有一种青春，值得怀念
时至今日，那些曾经“玩味”的国企，现在有的更“更玩味”，也有的在破产大路上狂奔，而那些“造业”的国企，有的脱胎换骨，比如武重，有的烟消云散，比如六棉。当年的一纱侧，现在是一片繁忙的工地，高耸的广告牌上写着房地产商的广告：有一种生活，是艺术的。
就在不远处，当年一纱侧的纺织工人有的已经变成了水果摊贩，的士司机，或者依然是无业游民。与一纱侧遥对的武重空无一人，厂区的地皮将在2009年 11月30日移交给地产商。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前来追忆的老人，有的拄拐，有的被亲友搀扶着。他们走在厂区的小路上，摸摸墙壁，看看车间里估价待售的设备，脸上的表情是复杂的，毕竟，这里有他们的青春和岁月，现在厂子要迁了，就好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就要消失了。
武汉的青山区，一样可以年看到成群的老人，他们是武钢的退休工人，一个月两千多的退休费，可以让他们过得安生。在青山区最大的社区公园——南干渠公园里，时常可以看到他们像孩子一样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
不管武重原址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六棉那座钟楼会变成怎么样，都总会有一群人，记住它们。在青山区工业四路的路口，有一座灰色的大型建筑，那是刚刚完工的武钢博物馆，每逢星期天，都有穿中山服，甚至红军服装的老人来到这里，看看展示柜里那随着岁月已经黯淡的劳模奖章，他们瞻仰这一切，其实是在瞻仰岁月，他们本人，也已经融入这博物馆，成为一处人文的遗迹。
傍晚，武汉关的钟声照旧敲响，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想起江对面曾经也有一处钟楼，在那里，有过美丽、善良的纺织女工，因为长期在嘈杂的环境里工作，嗓子都很亮，说话像吵架，性格都非常的直爽。
武汉的六大不高兴
“大武汉”有着诸多值得傲视天下的成绩，然而在今天，这些成绩有的还算辉煌，有的却已经显得尴尬，让武汉如哽在喉。

自2002年，一个叫袁清光（时任武汉长江二桥的保安大队长）的武汉人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武汉应该称为“桥城”之后，媒体和民间层面，武汉 “桥城”和重庆“桥都”的城市名片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歇过。为了证明武汉的桥城地位，他们拿出了一系列数据，比如天兴洲大桥达504米跨度，为世界第一，斜拉索单根索力1200吨，为国内斜拉桥之最；武汉有1200余座桥梁；更不用说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其气势恢宏磅礴、工艺精湛细腻，即使是在建成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江城一道绚丽的景观。
与拥有6000多座桥梁，且在2006年5月举行的第17届全国桥梁学术会议上，已获得与会中外专家“中国桥都”美誉的重庆相比。武汉想要做名副其实的“桥城”显然还欠缺充足的说服力。
但“桥都”或“桥城”只是一个虚名，有什么好争的？
“争得一张城市名片，为自己的中心地位添加砝码，对于两个城市来说，都很重要。”一位区域经济专家如此分析。那么，武汉，这张“桥城”的名片一直没能尘埃落定，对于一些热心人士来说，一定有些如哽在喉吧。

武汉大学的排名
高等教育一直是武汉人津津乐道的优势。据说，武汉高校在校生的人数居全国第一，高校数量全国第四。加上众多的研发机构、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14 家，武大一位学者认为，武汉的“科教实力位于全国第三”。而武汉大学，也一直是武汉人心中的骄傲，也许就仅仅比北大和清华差一点儿。
当然，在各种排行榜上，武汉的排名确实不低，虽然西安、广州、南京等城市对这个第三并不服气。但武汉大学，也许在外地人的心目中，更出名的是东湖和樱花。而今年的中国高校排行榜上，武大已经跌落在综合实力的十名之外，倒是华中科大跻身第九。
这些姑且不论，一个事实是，武汉的科教优势也正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一些省市给予本地高校的财政扶持要远大于武汉，这些年武汉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流失非常严重。武汉高校的科研实力转化成市场成果的造血能力也不强。科教底蕴本来不深的深圳，就靠每年吸纳了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科技实力雄厚的高校工学人才，造就了中国最富科技创造力的城市。以2006年为例，光华销售额480多亿，中兴也有4、5百亿，而湖北省高科技产值也就370多亿，最令武汉自豪的光谷激光产业销售额仅只有十几亿元。
不少武汉高校的优秀人才毕业后纷纷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就业。这在《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武汉的人才本体竞争力仅第八的排名中得到了应证。

中国光谷任重道远
“武汉·中国光谷”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2001年正式成立以来，光谷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
但作为一个高科技园区，也许是不擅宣传的缘故，光谷的名气远远落后于它的实力。这也是令武汉人遗憾的一点。另一方面，光谷与美国的“硅谷”、印度的一些高科技园区以及国内的一些光谷相比，发展的速度还不算快。一是园区尚没有建立好一个良好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二是在区位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与“广州光谷”等沿海的光电子高科技园相比有一定的劣势；在高科技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资金充裕度上比上海、广州和深圳有明显的不足；武汉邮科院、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光电子研究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丰富的光电子技术资源是建设光谷的技术支撑。但由于市场经济状况、企业观念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光谷在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一环节上，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
打着“中国光谷”的牌子，要想真正扛鼎中国光电事业，显然“武汉·中国光谷”还任重道远。

东湖污染……
湖水不算清，微风吹拂，空气中也有清新的味道。不过，东湖的渔翁开始回来了，尽管鱼篓里只有一条手指大小的鱼儿。
有数据统计：东湖周边大小排污口(不包括分散的细小排污口)最多时有47处，按每天排污量高达32万吨来计算。东湖库容量1亿立方米，按此速度，仅需一年，污水就可将东湖灌满。
武汉政府将东湖治理视为重中之重，东湖治理最重要的两步已经迈开：截污、换水。
2006年至2007年，东湖85%的污水被截断，耗资1.2亿元关闭了喻家湖等排污口，减少8万吨/天的污水。经估算，从1984年至2008年，23年中武汉为东湖治污投入超过10亿元。
但今天，旧的威胁未除，新的污染源又开始逼近东湖。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们发现，东湖眼下面临着新的污染源，例如湖边、水上餐厅及一些娱乐设施依旧不守规矩；再加上车辆日益增多，汽车排放尾气经过雨水进入湖体，加重湖面污染；景区内部分房屋离湖岸过近，减弱水体自净能力……
作为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东湖良好的水质对武汉的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具有巨大的影响。而且作为武汉的地标性景观，东湖污染成为武汉人心中最大的不高兴之一。

九省通衢的衰落
2005年，被撤销22年的武汉铁路局重新成立，让武汉人找回了曾经“九省通衢”的信心。但就现实而言，武汉的交通通讯地位相对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
郑州依然是华中最大的铁路枢纽，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武汉的航空客运流量甚至还比不过长沙。交通地位曾经是武汉引以为傲，也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交通地位的失落，也是武汉城市地位失落的先导。
令人安慰的是，近年来，武汉在全国交通地图上倾力打造的“黄金十字架”正在逐渐形成。民航总局也提升武汉天河为中部航空枢纽，武汉开始走出了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综合性交通、通讯枢纽的重要一步。

美食“老字号”辉煌难再
武汉的“过早”文化、小吃文化天下闻名。但当以经营牛肉豆丝闻名的老字号“老谦记”放弃了用大米、绿豆磨制豆丝，而为了图快转用黄豆代替的时候，武汉人很容易就会怀念起以前的亲切。
再如闻名全国的汉味小吃三大“老字号”四季美、德华楼、蔡林记：蔡林记直营店自上世纪80年代拆迁，至今无法“复活”；德华楼所在的六渡桥一楼门面全部出租，一直没有像样的形象店；武汉老字号中硕果仅存的代表之一“四季美”,也即将面临地铁建设带来的拆迁难题。今年1月，武汉人终于盼来了这三店联手“ 扎堆”亮相户部巷，有关人士称，此举有望带动江城老字号“凤凰涅槃”。
不知新起的灶炉能否重新蒸出武汉美食曾经的辉煌？武汉人在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