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水浒》的形成、作者及版本

第一编《水浒》的形成、作者及版本
 
第一章《水浒》的成书过程
 
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于河北、山东一带。据《宋史·张叔夜传》所载：他们曾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可见，战斗力甚强。这样的义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当容易成为广大人民某种思想愿望的寄托。自宋以来，封建制度已经日益腐朽，广大人民遭受着日益深重的压迫与剥削，正如宋人徐照在《促促词》中所写的："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到底如何改变这种"忍饥"、"无衣"的处境?正可以从宋江义军身上得到某些启示。在此同时，民族压迫又日甚一日。就在宋江起义不久，北宋王朝就被女真贵族灭亡了。不仅是钦、徽二帝与数十万人民被掳而去，沦为奴仆，受尽折磨，更使广大中原地区惨遭涂炭，长期陷入残余奴隶制的野蛮统治。此后，中原人民不断在"南望王师"．南方人民不断在企望"北定中原"。结果是望了一个世纪之后．非但未有北定"，连南方也被蒙古贵族灭亡了。从此，南北广大人民都遭受着落后的蒙古贵族的野蛮统治，前后将近一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广大人民顺应时代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对历史上英勇善战的宋江义军，产生特殊的关注与兴趣，对其事迹进行各种补充与创造，这是十分自然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
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干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这话，有似画龙点睛。它极其扼要地点出：历来被统治者诬指为"盗"的宋江义军，何以会被广大人民"称道"，并且被撷取其某些事迹作为因由，终于演成如此这般的一部《水浒》的根本缘由。一、从"街谈巷语"到长篇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历史条件下，宋江义军的某些事迹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流传开来。在流传过程中，广大人民面对阶级敌人的压迫与剥削和民族敌人的入侵与掠夺，凭着各自的理解与认识、感情与愿望，不断地进行艺术加工与概括，让种种英雄故事冠以宋江义军之名。到了南宋晚期，杭州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辑录了龚圣予作的《宋江三十六赞》及其序文。这是比较全面地描写水浒英雄而又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其序文为：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
"宋江事"，自然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故事。"见于街谈巷语"，就是水浒英雄故事在各地人民群众中流传、创造的情况。
这里，先要提一下"传写"水浒英雄故事的李嵩。他是最早作为文人而参与水浒英雄故事创造的一个。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七《艺文赏鉴》所载："李嵩，钱塘人，李从训养子，工人物．山水道释，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待诏。"他少年时做过木匠，跟养父李从训学画。两人都是供奉内廷的画家。李嵩"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今天未有留传，我们无法知其具体情况；但是，从他所画的《服田图》十二段、《货郎》、《花篮》，尤其是《观潮图》等作品的有关记载看来，他的画颇有民间气息与忠君爱国思想。这些，自然很可能渗透到他所"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中去。象他这样一位宫廷画家，已经去"传写"水浒英雄故事，这些故事自当在江南，尤其是杭州一带的"街谈巷语"中相当盛行了。继李嵩之后，就是上面已经提及的龚圣予。他的《宋江三十六赞》，是文人参与水浒英雄故事创造的重要作品。现把其赞附录如下：
呼偎义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玉麒麟卢俊义：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大刀关胜：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
活阎罗阮小七：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尺八腿刘唐：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没羽箭张清：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浪子燕青：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病尉迟孙立：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浪里自跳张顺：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
什么特别引人之处；但是，其中有些主要英雄人物，作者却赋予一种忠君爱国意识。如宋江，龚圣予在《序》中就认为："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在他眼里的宋江，虽然起而为盗，然而并不"僭侈"，而且，照样遵循着封建王朝的"轨辙"，仍是恪守"君君臣臣"那一套纲常的。因此，在《赞》里，自然就赞之为"不假称王，而呼保义"了。又如扑天雕李应被赞为"封狐在草。"狐胡谐音，即暗喻抗击北方的胡人以立功。其它水浒英雄，如赞吴用是"义国安民"，赞关胜是"云长义勇，汝其后昆"，赞张顺是"愿随忠魂，来驾怒潮"，赞花荣是"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赞杨雄是"能持义勇，自命何全"，等等。这里所引用的历史故事思想倾向十分明显。春秋末期的伍子胥，据说被杀之后，其魂常乘素车白马，驾着钱江怒朝而来，就因为他忠于吴国而屈死，一缕忠魂始终未泯之故；汉朝的李广虽然被胡人俘掳，终于推坠押监自己的胡人，夺马归汉；三国时代的关云长，虽然陷身曹营，终于单骑走千里，重投旧主刘备；等等。这都是忠君爱国的典型。水浒英雄"能慕"并"愿随"这些忠君爱国者，要做他们的"后昆"，自己自然就是具有忠君爱国思想的了。当然，在三十六位水浒英雄中，上述这些还只占少数，而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却是很值得注意的。它表明：在水浒英雄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已经明显地顾及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已经关注最高的国家利益了。
为什么会这样?无疑与作者有关。
龚圣予，自有他特殊的经历。从前面所引的序文看来，龚圣予自己很可能是先看了李嵩"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画像)，受了启发，而后才作这篇《宋江三十六赞》的。据清人的《曲海总目提要》所载："宋时画手李嵩辈，传写其象，士大夫颇不见黜，龚圣予至为作三十六赞。"近人赵景深在《中国小说丛考》中更直截地指出："龚圣予就是看了这些画象(指李嵩所传写的水浒英雄画像一引者)才作像赞的。"这说明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与李嵩的《画象》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再从思想倾向看，龚与李确实是很有一致之处的。龚出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晚李数十年，亲历了亡国破家之痛。据吴莱《桑海遗录序》载：龚"少尝与陆秀夫同居广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来故京。家益贫，故人宾客候问日至，立则沮如，坐无几席。"可见，宋亡之后，他尽管贫困，始终不去媚事新主，其忠君爱国之志坚定不移。他还以颂扬态度，为宋末忠臣文天祥、陆秀夫作过传记。陈宏绪在《寒夜录》中称他"忠谊激烈，大类谢皋羽、郑所南"。王鏊在《姑苏志》中称他为"负才能，尚节气"的人。看来，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比起李来，更有过之。这样，他所作的《宋江三十六赞》，要赋予水浒英雄以忠君爱国思想，也就很自然了。这为后来《水浒》中的某些英雄形象，为《水浒》这部大著的思想倾向自当起着某些奠基作用。下面需要着重讲一下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
这是一种讲史式的"说话"底本。关于它的产生年代，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有《大宋宣和遗事》者，世多以为宋人作，但中杂元人语，则不可解。"其实，"解"仍是可"解"的。且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中的论述：
《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以抄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
鲁迅提出的"抄撮"二字甚有见地。既题为"大宋"，且"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世人多以为宋人作"，自然不无根据。但是其中除了鲁迅指出的"南儒"之类，还有未曾指出的"上停(厅)行首"，直呼宋高宗为"皇子构"之类元入语。据此，我们把《大宋宣和遗事》中各有关部分的原作以及首次"抄撮"成书者归于宋人，而元人则可能"又有增益"，这大体是不错的。这部《大宋宣和遗事》，当初成于宋，最后完成于元，大约与《宋江三十六赞》同时或略有先后。现在，就把其中的水浒英雄故事附录如下：
先是朱面力运花石纲时分。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为在颖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杨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申奏文字回来，太守判道："杨志事体虽大，情实可悯。将杨志诰札出身，尽行烧毁，配卫州军城。"
断罢，差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杨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昧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内饥渴瘐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了。
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壁厢。未免令随行人挑着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酉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将姓花名约的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郓城县根(跟)捉。
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跟)捕。不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么?真个是：网罗未设禽先遁，机阱才张虎已藏。
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风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人，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泺，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郓城县公参勾当。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
若知其意，便看亨集，后有诗为证。(元集)诗曰：
杀了阀婆惜．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是郓城县官司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
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店里躲了。那王成跟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着四句道，诗曰：
破国因山木，刀兵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宋江读了，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里姓名。"又把开天书一卷，仔细观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卢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百跳"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舡工"张岑"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看了姓名，见梁山泺上见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得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泺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泺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宋江把那天书说与吴加亮等道了一遍。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寨内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盖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领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当日杀牛大会，把天书点名，只少了四人。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晦终时分道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说罢，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 "铁鞭"呼延绰
是时筵会已散，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廷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降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十六人数足。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宋江题
了四句放旗上道，诗日：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
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上述水浒英雄故事，可以分成六个部分：一是杨志等运花石纲；二是晁盖等取生辰纲；三是宋江怒杀阎婆惜；四是宋江得"天书"，并收众人；五是宋江等受招安；六是宋江等征方腊。这六个部分，基本上构成了后来百回本《水浒》的轮廓。如果把《水浒》比作一株大树，这就初具了大树的主干至于其它一些文字记载中的有关水浒英雄故事，只是一条条分枝或一丛丛树叶罢了。有人根据这六个部分作了推测，认为最初的《水浒》是九十回左右，十回"征辽"乃是后来增加的。
这六个部分中，从艺术特色来看，描写重点显然是放在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以及怒杀阎婆惜这几件大事上。这些与后来的《水浒》中的有关部分，已是十分相似，其中的人物如宋江、晁盖、杨志、孙立等的性格也已大体上作了勾勒。至于其余部分，如受招安与征方腊，虽然还只是两句话，但却是提纲挈领式的。尤其是"征方腊"这一内容，历史上并未有充分的资料可证。根据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地点与当时北宋政府军征方腊的形势，宋江是不可能征方腊的。然而，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居然出现了征方腊之事。这当是对历史真实的重大突破。自然，也还得指出，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来看，那是很粗糙的，甚至还有互相抵牾之处。如晁盖，既写明玄女付给宋江的"天书"上有他的名字，并署明"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而在同书中又写宋江上梁山时"晁盖已死"，所以，宋江统帅的三十六将中，又没有他在内；又如关必胜和阮小五，"天书"既已写得明明白白，而在同书中又写成关胜和阮通；又，"天书"上并无李横，而在同书中又冒出一个李横来，以使"三十六人数足"；等等。这些，应看作是水浒英雄故事在各地"街谈巷语"的流传中，在"书会"才人的讲说中，以及初步的文字传写中的不一致，而由于"抄撮"《大宋宣和遗事》者又未能高度融化、润饰之故。在水浒英雄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这是难免的现象。
从思想内容来看，上述六个部分中的前四个部分，主要是反映国内的种种矛盾，而后面两个部分则分明与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有紧密的联系。宋江等终于"归顺朝廷"，并去"平方腊"；宋江得到九天玄女的"天书"，指示他要"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由吴加亮转告他的晁盖I晦终遗言，也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这些，正是广大水浒故事讲述者，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所必然产生的一种思想意识，这与《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君爱国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后来成书的《水浒》，既描写了大量的阶级矛盾，又描写了大量的民族矛盾，并曾被人冠以"忠义"二字，这都可以从上述这些作品中寻到渊源。
《大宋宣和遗事》于水浒英雄故事的前后，还有方腊起义故事和宋徽宗嫖妓故事。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融入《水浒》一书。还须说明的是："传写"水浒英雄故事的李嵩是钱塘人，作《宋江三十六赞》的龚圣予是淮阴人，作《大宋宣和遗事》的无名氏，无法肯定其籍贯，但从《大宋宣和遗事》的内容看来，也很像是南方人。如一下子写太行山，一下子又说梁山泺，把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点混淆起来，可见其对北方地理很生疏；然而，写到南方的方腊事迹时，如寿昌、分水、休宁、缙云等这些不大有名气的地点，就是专叙方腊事迹的《泊宅编》中也未提及的，而他都写了，且并无什么差错。可见，他对南方地理很熟悉。又如，他描写黄河以北南洛(乐)的景色，像"修竹萧森"之类，也更像江南境界。总之，自李嵩开始，下及龚圣予以至《大宋宣和遗事》的作者．这些人或者对南方很熟悉，或者就是出生、成长于南方。他们所记的自当是以南方"街谈巷语"为主的水浒英雄故事。
那末，有没有明显的在北方流传的水浒英雄故事呢?
与南宋对峙的，是北方女真贵族建立的政权。在女真贵族统治下，水浒故事自然也要在"街谈巷语"中流传、发展。不过，留下的资料甚少，但是，我们从《水浒》中也还可以看到某些痕迹。以《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为例。在该本第十一回的开头，在"天丁震怒，掀翻银海"这篇咏雪词后写道：
话说这篇词章，名《百字令》，乃是大金完颜亮所作，单提着大、雪壮那胸中杀气。
......再看同书第六十回：
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那马又高又大，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放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
(戴宗)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
这里，一处称"大金完颜亮"，一处称"大金王子"，一处称"大金国人"，南宋人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口吻，元代人更不会有这样的吻，这只能是女真贵族统治下北方人的口吻。《水浒》成书时，把南北各地流传的水浒英雄故事汇集起来，因而把北方流传的这些特殊的口吻也带进来了。这是在北方的"街谈巷语"中也在流传水浒英雄故事的明证。
另外，还有许多短篇话本小说的作家和生长于北方的剧作家，他们写了大量的水浒小说与"水浒戏"。固然，有些可能完全是出于作家的创造，但有些也可能是在各地"街谈巷语"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
二、元代剧作家丰富、发展了水浒英雄故事
元代，是我国戏曲大发展的时代。水浒英雄故事成为广大剧作家重点描写的一种题材。据现有资料粗略统计，正面描写这种题材的就有六位剧作家，二十种剧本(剧本侧面提及的不计在内)。如高文秀的有九种：《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康进之的有两种：《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黑旋风老收心》；李文蔚的两种：《同乐院燕青博鱼》、《燕青射雁》；李致远的有一种：《大妇小妻还牢末》(此剧，《大和正音谱》作无名氏撰)；杨显之的有一种：《黑旋风乔断案》；红字李二的有五种：《板踏儿黑旋风》、《折担儿武松打虎》、《窄袖儿武松》、《全伙儿张弘》、《病杨雄》。另外，剧作家名字已佚，统称之为无名氏的，有十二种：《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张顺水里报冤》、《一丈青闹元宵》、《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小李广大闹元宵夜》、《宋公明劫法场》、《宋公明喜赏新春令》。此外，据史料记载：王德信、庾天赐均作有《黑旋风诗酒丽春园》(见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还不计在内。至于剧作者连同剧本均已佚的，自然还会有。
这么多的"水浒戏"，对后来成书的《水浒》有哪些影响呢?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是剧本尚在，其中的某些内容已成为《水浒》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类剧本，共有三种e首先是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说的是杏花庄酒家王林之女满堂娇，被草贼宋刚、鲁智恩冒名宋江、鲁智深所抢。李逵闻知此事，以为真是宋江所为，怒极，便砍倒杏黄旗，欲杀宋江。宋力辨其非，李不信，乃立下军立状：如真，则宋江自尽；如假，则取李之头。而后，同至王林家辨认，真相大白，李惭且惧，负荆请罪。这些为《水浒》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指《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以下，凡提及《水浒》与引用其中有关文字而未特别注明的，均指这个本子。)所吸取，情节基本一致。只是地点改为荆门镇，王林改为刘太公，其女不唤满堂娇，草贼改为王江、董海．且由自回酒店被灌醉改为被李逵燕青搜获杀死。其次是无名氏的《梁山七虎闹铜台》，说的是卢俊义妻贾氏与卢俊义义弟李固私通，为梁山张顺所知，报知宋江。宋本慕卢俊义及其义弟燕青之名，乃使吴用赚卢上梁山。卢不从，宋放之回家。李固本跟卢上山，先回，报于贾氏。及见卢回家，便曲酱攀?官受贿，把卢关入死牢。燕青上梁山报信，宋江派吴用、徐争雷横、秦明、朱仝、燕青、李逵七位将领同至铜台，救卢上梁山入!伙。这些为《水浒》第六十一回到六十六回所吸取，情节大致相同，自然也对一些人事关系作了更动，接引卢上山及后来打救卢等的场面也更大，人员也更多了些。该剧中有一首七绝："卢花荡里一扁舟，俊义身危可去游。若肯山中寻保义，那时方斩逆臣头"。这首诗在《水浒》第六十一回中，只略作改动便成为"藏头反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又次是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说的是宋江受降后辽兵入侵，宋江抗击，排了九宫八卦阵，秦明打死兀颜受，李逵擒获李金吾、颜真庆，遂获大胜。宋江授沧州节度使，部下俱受封。这些为《水浒》八十八、八十九回所吸取，情节大致相同，只是打死兀颜受等已易他人。宋江等也未受封而已。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杂剧是如何地被后来成书的《水浒》所"移植"的：
二是剧本尚在，其基本情节虽与《水浒》无甚联系，但是，其中部分内容仍与《水浒》有关。这类剧本，共有七种。这里，首先要提一下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大意是：李逵护送郓城孙孔目与妻郭念儿去泰安进香。白衙内与郭通奸，两人一起出走。孙诉之官，正落入白衙内之手，乃被投入监牢。李逵设计救出孙，并杀死白衙内与郭念儿。这与后来成书的《水浒》中的情节并无相似之处，但是，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第一折宋江的"自白?中有"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之语。这种自白，自然在后来的元剧中也常见；但高文秀是金朝(东平)府学生，是早期的剧作家，很可能在北方水浒英雄故事中有此说法，高文秀最早形之于文字，至少是他最早写在剧本中。前已提及的《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天书"上只有"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而后来的《水浒》中出现了"七十二地煞"，终于凑成了一百零八将。看来，高文秀笔下的"七十二小伙"之说，很可能对此是有影响的。二是对梁山泊的环境描写，可以说是规模初具。且看：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银野金乡，北靠青、齐、衮、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这里，把水浒英雄的根据地--梁山泊，已经描写得甚有气魄。此后的杂剧中关于梁山泊环境的有关描写，几乎都以此为蓝本。这无疑为后来《水浒》中关于梁山泊的环境描写打下了基础。三是这剧本中塑造了一个白衙内形象，这是作者揭露、批判的主要矛头所在。这个"白衙内"，是当时恶势力的代表。此后，这种"衙内"形象甚多，如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中的杨衙内，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的蔡衙内，等等。这些衙内，都是同一类型。后来在《水浒》中的高衙内，正是一脉相承。看来，高文秀是这类衙内形象的最早创造者之一。
附带提一下与高文秀同一时期的关汉卿。他是大都人，金朝末期的解元，是最伟大杂剧作家。他虽然没有写过"水浒戏"，但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第二折《牧羊关》中有这么四句："高筑座营和寨，斜搠面杏黄旗，梁山泊贼相似，与蓼儿洼争甚的"。这里的"杏黄旗"和"蓼儿洼"很可能也是"街谈巷语"中先有此说法，是他先形之于文字的。"杏黄旗"正是后来成书的《水浒》所着重描写的义军的标帜，至于蓼儿洼，《水浒》中多处提及，末了更有《宋公明神聚蓼儿洼》一回书。
至于其它六种，且看其基本情节。如无名氏的《梁山五虎大劫牢》，描写梁山英雄李应、鲁智深、武松、刘唐、阮小五等奉宋江将令，先后下山，准备诱韩伯龙上山，导致韩伯龙夫妇先后被官府捕入狱中，李应等五人便劫了牢狱，救出韩伯龙夫妇?又如无名氏的《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描写宋江派遣王英、徐宁去东平府买花灯，打下吕彦彪的擂台，并擒拿了东平知府。又如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描写恶棍蔡衙内强抢刘庆甫妻子，宋江派李逵往救，终于在黄花峪与鲁智深相遇，擒杀了蔡衙内。又如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描写恶棍杨衙内与王腊梅通奸，并迫害王的丈夫燕和以及流落汴梁的燕青，将其投入监牢。燕青与燕和越狱后，遇到梁山下来救援的燕顺，终于擒杀杨衙内与王腊梅。又如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描写宋江先后派遣李逵、阮小五下山，准备招东平府吏刘唐、史进入伙。会东平府的赵令史与孔目李荣祖的妻子通奸，把李荣祖投入狱中，几经周折，李、阮、刘、史四人终于擒杀奸夫淫妇，救出李荣祖。又如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描写关胜、徐宁、花荣去东平府而先后被难，又先后为赵通判之妻李千娇所救，并与李结拜为兄妹。会赵之妾王腊梅与李都管通奸，王告李千娇"因奸杀夫"之罪，将斩首。关胜三人闻之，争相下山救出李千娇，并擒杀李都管与王腊梅，等等。上述这些杂剧中的具体情节，后来成书的《水浒》中均没有重复出现。但是，这些杂剧中都有打击官府、擒杀奸夫淫妇之类"仗义"行为，却被《水浒》中多处继承与发扬。应该说，后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前者影响的。
三是剧本已佚，但从剧目本身顾名思义，猜测其大致内容，从而大体看出它们与后来成书的《水浒》的某些关系。这类剧本，共有十二个。如高文秀的《黑旋风乔教学》，很可能是后来成书的《水浒》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中关于李逵闹学堂部分的素材；高文秀的《黑旋风借尸还魂》，很可能是《水浒》一百一十五回本中第九十一回《李逵异境遇仙翁》的素材；高文秀的《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很可能是《水浒》第二十六回《武松斗杀西门庆》中关于武松为哥哥报仇而杀死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素材；李文蔚的
《燕青射雁》很可能是《水浒》第九十回《双林渡燕青射雁》的素材；杨显之的《黑旋风乔断案》，很可能是《水浒》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中关于颠例"审案"的素材；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很可能是《水浒》第二十三回《景阳冈武松打虎》的素材；红字李二的《全伙儿张弘》，很可能是《水浒》第三十七回《船火儿夜闹浔阳江》中关于张横在浔阳江上要杀宋江及防送公人并抢劫钱财的素材；红字李二的《病杨雄》很可能是《水浒》中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中关于杨雄在翠屏山杀潘巧云及锦儿的素材；无名氏的《张顺水里报冤》，很可能是《水浒》第九十五回《张顺魂捉方天定》中关于张顺死后魂魄附于张横身上，从钱塘江里跃出而捉杀方天定的素材；无名氏的《小李广大闹元宵夜》很可能是《水浒》第三十三回《花荣大闹清风寨》中关于花荣在元宵夜从刘高家中抢回宋江等一系列事件的素材；无名氏的《宋公明劫法场》，很可能是《水浒》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中关于梁山泊好汉于法场上劫出宋江的素材；无名氏的《鲁智深大闹消灾寺》，据其题目《宋公明复打祝家庄》，很可能是《水浒》第四十<宋公明两打祝家庄》中的素材；等等。对以上十二种剧本的内容，只是一种猜测，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是，从基本倾向来看，仍可以这样说：这些杂剧，对后来《水浒》成书是起过作用的。
四是剧本已佚，从剧目中又无法顾名思义，不能推测其大致内容的。这类剧本，共有十种，即高文秀的《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康进之的《黑旋风老收心》，红字李二的《板踏儿黑旋风》、《窄袖儿武松》，无名氏的《丈青闹元宵》、《宋公明喜赏新春令》。这些杂剧中的具体情节，大致内容以及黑旋风、武松、一丈青、宋公明等形象，到底与后来成书的《水浒》有哪些联系，我们只好存疑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水浒》对它们的取舍程度如何，至少也总有利于成书者开拓思路，打开眼界。总之，元代剧作家创作了水浒英雄一系列曲折生动的战斗故事，塑造了宋江、吴用、卢俊义、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史进、李应、阮小五、徐宁、燕青、关胜、张顺、杨雄、雷横、秦明、朱仝等众多英雄形象，有的还具有相当鲜明的性格。这就为后来的《水浒》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基础。
三、短篇话本小说对《水浒》的影响
与长篇的《大宋宣和遗事》大体同时或稍后，一些短篇话本小说也陆续问世。这对《水浒》的成书也有很大影向。在宋元之交，江西卢陵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还记录了一些单篇"话本"的目录，如公案有的《石头孙立》；朴刀类的有《青面兽》；杆棒类的有《花和尚》、《武行者》。这些水浒英雄故事的单篇话本，自然与《大宋宣和遗事》一样，大致都是在"街谈巷语"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单篇故事，无疑给《水浒》中的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等形象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此外，宋元间还有一些话本小说。其中部分篇章经过改写、"移植"或融化到《水浒》中去。《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第九回，描写林冲捧打洪教头的场面很象是从《杨温拦路虎传》中杨温和李贵的比武融化而来。同书第十六回，描写杨志押送金银担，自北京赴东京途中，就有"玉屏四下朱阑绕，簇簇游鱼戏萍藻"等八句诗。这是从话本小说《吴郡王夏纳凉亭》中"移植"过来的。只是个别字句有出入。《水浒》中也特意注明：加"吴七郡王有八句诗"。等等。这些，无疑都充实了《水浒》的局部内容。
当然，有一些虽不是属于水浒英雄故事，但是却与之正面、侧面或反面有种种联系，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人与事，而在后来成书的《水浒》中却完全融为一体了。如话本小说《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又名《西山一窟鬼》)，其中的王婆说媒事，很像是《水浒》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中王婆为西门庆说媒的素材。又如《明悟禅师赶五戒》，其中的五戒禅师奸淫红莲时，"向前一搂，搂在怀中，抱上床去"的情景，很像是《水浒》第四十五回《石秀智杀裴如海》中，那个裴如海在佛殿楼上奸淫潘巧云的素材。上面这篇小说中还说，这个五戒禅师转世为苏东坡，便"不信佛法"作有指斥和尚为"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这四句话，《水浒》中一字不改地移用到裴如海身上。又如《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描写玉通祥师被妓女红莲勾引而破戒时，临安府尹写了一首嘲弄他的诗，后两句为："可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瓣中"。这两句，《水浒》第四十四回中描写裴如海与潘巧云通奸时也移用了，只改数字，成为"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倾在巧云中"。上述这些自然都不是英雄事迹，而是作为水浒英雄的对立的事物而被融入《水浒》这部书中去的。
这里还需提及宋人两篇作品：一篇是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另一篇是张端义的《贵耳集》(节录)。这都是在"街谈巷语"基础上写就的近似小说之类的作品。在《李师师外传》中，具体地描写了赵佶四次嫖宿妓女李师师，尽管郑后曾劝谏他："妓流下贱，不宜上接圣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测"，然而，他深感李师师有"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所以，为了方便，第四次是从艮岳离宫直修"潜道"到镇安坊李师师家去的。不过，总的看来，其嫖妓行为描写行较为文雅、含蓄。在《贵耳集》中，描写赵佶去李师师家嫖宿时，正好撞上另一嫖客周邦彦；周邦彦无奈，只好"匿于床下"，并写了《少年游》隐括其事。此事终于被赵佶发觉，因而"大怒"，借正任"监税"的周邦彦"课额不登"，被"押出国门"，幸好周邦彦写了一首《兰陵王》词，获得赵佶好评，才又被召回：在这里，赵佶凭借权力，争风吃醋，作为一个嫖客形象已很不雅观。后来成书的《水浒》化了大量篇幅，着重描写了赵佶先后三次嫖宿李师师处，那股庸俗下流的嫖客相，可谓十足。从《李师师外传》、《贵耳集》到《水浒》，我们分明可以看出这个下流皇帝兼嫖客形象的发展轨迹。
四、其他诗文对《水浒》的影响
宋元以来，不少文人的诗歌散文中都写到宋江起义的一些事迹以及其他水浒英雄的有关故事、传说之类。这些诗文，对《水浒》的形成也有相当的影响。
早在北宋的苏轼，在《栾城集》卷六杂咏《梁山泊》中，已有"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之句，描绘了梁山泊的气势。韩琦在《安阳集》卷五《过梁山泊》中，也描写得颇为雄伟："巨泽渺无际，斋船度日撑。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还有元人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三《梁山泺》中也写道："梁山水泺八百里，容得碧鸥千万群。"这些诗人笔下的梁山泊形象，对后来《水浒》中所描绘的梁山泊--水浒英雄活动的一个中心舞台，自有一些启示作用。到了北宋宣和间，李若水约于1121年作了《捕盗偶成》：去年宋江起东山，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这是一首纪实性的诗，概括了宋江的活动地点、雄壮声势和接受招安的过程，结尾两句，可以说是为《水浒》第八十二回《宋公明全夥受招安》中受招安场面的描写，起了提示作用。元代陆友在《杞菊轩稿》中基本上循着李若水的诗意而加以发展：
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江北。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这些诗，描述了方腊造反的声势，以及英勇善战的宋江义军
接受招安，出征方腊，终于为国立功的过程，这几乎是后半部《水浒》的纲要。尤其是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识，正符合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要求，对形成《水浒》的"忠义"思想无疑起着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些诗作，是被《水浒》简单地移用了，如宋末元初邵桂子所作的《瓮天脞语》中载有乐府词一首，明人杨慎的《升庵词品拾遗》中曾加以转录。原词是：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后来成书的《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李逵元夜闹东京》中，宋江潜入李师师家向她"尽诉胸中郁结"时就照搬了这首乐府词，只是"鲛绡笼玉"句中的"玉"字，被改为"雪"字。杨慎在转录时又转述了《瓮天脞语》中这么一句话："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辞(即指这首乐府词--作者)于壁云。"看来，在邵桂子时代，就有某一好事的文人写了这一首乐府词，又掺合了当时"街淡巷语"中的有关传说，故有这类话头。又，杨慎在《词品》中还转录了有关"汴京名妓"李师师的两首词。一为张子野作的"新辞"，名《师师令》："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一是秦少游赠李师师的："看遍颖川花，不似师师好。"这些为《水浒》中那个"风流蕴藉，名播寰宇"的东京名妓李师师自然也起了渲染作用。
下面，再看一下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该书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中说，高俅为王晋卿给端王赵佶送篦刀子，"值王在园中就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日：汝亦解此技耶?俅日：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从此，留在端王身边，"逾月，王登宝座。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后来成书的《水浒》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中关于高俅发迹部分，基本上就是据此而铺叙的。
五、元明间的"时事充实了《水浒》的内容
《水浒》成书，除了吸取宋元以来的民间传说和各种文艺形式的有关作品之外，它还就地取材，"因事立题"，融汇了元末明初的不少"时事"。就宏观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各种尖锐的矛盾与斗争，自然就给《水浒》充入了新的血肉与灵魂。自从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在浙东起义开始．跟着便有韩山童、刘福通于至正十一年(1351)在河北起义；同年，徐寿辉在湖北起义，郭子兴．
等在濠州起而响应；次年，朱元璋参加郭子兴部，随之，陈友谅、明玉珍参加徐寿辉部；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在苏北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者，或割据温州、台州，或占领毫州、安丰，或转战川、蜀、鄂、闽、赣、苏、皖各地；真是风起云涌，气势磅礴。这种时代风云，这些造反者的气魄，无疑要融化到后来成书的《水浒》中去，融化到众多的水浒英雄形象中去。
就微观的角度看，当时一些具体的人事，很可能就成为某些可指的情节的素材。且以当时朱元璋为统一全国征伐张士诚的种种事迹为例：(一)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时曾"遣舟师攻镇江"。在《水浒》的"征方腊"中，有"宋江智取润州城"。润州就是镇江。而且，历史上的方腊义军只到过浙江秀州(今嘉兴市)城下，根本没有去过江苏境。(二)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时曾派遣"徐达取常州"。在《水浒》的"征方腊"中，有"宋公明大战毗陵郡"。毗陵郡就是常州。(三)据《明史·徐达传》：朱元璋派遣徐达等围攻平江。平江就是苏州。而《水浒》第九十三回中，有"宋公明苏州大会垓"。(四)据《明史·张士城传》：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于苏南常熟一带，擒获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并押送至京师。在《水浒》的"征方腊"中，有宋江与方腊大战于苏南苏州一带，击杀方腊的弟弟方貌，把其首级送至京师。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方腊并无第弟方貌。(五)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派徐达等"自太湖趋湖州"。在《水浒》九十二回中，有卢俊义自宣州经太湖攻湖州。(六)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攻打杭州时，其大将茅成驻扎于皋亭山。在《水浒》"征方腊"中，宋江也是驻扎于皋亭山。历史上的北宋政府征方腊，只是提到杭州这个地名，并未有这种详细的记载。(七)据《方舆记要》：朱元璋攻打张士诚占据的杭州城时，先派遣部队"由此(指独松关，在杭州西北面的余杭县境，是拱卫杭州的要隘)以袭张士诚"。在《水浒》的"征方腊"中，宋江也是先派遣卢俊义去．袭击独松关，一旦占领此关，便"到杭州聚会"。(八)据民国八年重修《建德县志》，朱元璋大将李文忠在睦州(今梅城)一带与张士诚大战。"龙风五年(1359)已亥三月，张士诚侵建安。李文中率兵从(睦州)小北门过鲍婆岭，出碧溪坞，与战，大破之。"在《水浒》"征方腊"中，宋江攻打睦州的方腊部队，也是"由间道过岭"，绕到东管，先射杀邓元觉，打了个大胜仗。东管，即东关，在睦州城东，与碧溪坞近邻。(J1)据乾隆《建德县志》，李文忠在睦州一带与张士诚司徒李伯升大战，有乌龙神暗中保佑，"文忠率兵三干，破其军十八万，阴兵旗帜遍郊野"。据说，当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大战"时，这位乌龙神也暗中保佑，"烟际有巨人旗戟，阴呼乌龙神兵，既而克捷"。为此，朱元璋敕封此神为"乌龙山之神"，在睦州北门外，修建庙宇，"命有司春秋祭祀"。在《水浒》中，宋江在睦州城外与方腊大战，先被围困，也是出于乌龙神保佑显灵，才化险为夷；继之宋江大将关胜与方腊大将郑彪大战，又是乌龙神暗中保佑，首先打败郑彪所幻化的金甲神人，关胜因而砍了郑彪，获得大胜。为此，宋江向皇帝启奏封赏乌龙神。"皇上准奏，圣敕加封清靖灵德普佑孚惠龙王"，并且"敕委本州官库内支钱，起建乌龙大王庙"等等。
以上，主要是把朱元璋征伐张士诚的一些事迹与《水浒》中的宋江"征方腊"稍作对照，我们就不难看出，后者确实是以前者为素材，并予以融化而成的。
这里，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是《水浒》融入明初"时事"的一例。这里的"杀戮"功臣之事，除了朱元璋平时以种种借口而杀戮以外，大规模的杀戮还有两次：一次是洪武十三年，当时曾为丞相的胡惟庸以谋反之罪被杀戮，株连者有三万来人；另一次是洪武二十六年，当时曾封为凉国公的蓝玉，也是以谋反之罪被杀戮，株连者有一万五千余人。被诛者中，有谋臣战将李善兴、朱亮祖、廖永忠、费聚、冯胜、王弼、郭子兴、张温、顾时、吴桢、薛温、梅思祖、王志等。这些被诛者，或参与征伐蒙古贵族以恢复汉族统治地位的战争，或参与征伐割据势力如张士诚等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水浒》中的宋江们。不是也有过"征辽"以恢复北部边境的汉族统治地位和"征方腊"以削平封建割据势力的"战绩"吗?被朱元璋杀戮的功臣与《水浒》中的宋江们对照一下，其功绩与遭遇，不正有某些"神似"之处吗?为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宋宣和遗事》和陆友诗中有关"宋江征方腊"的描写仅仅是一条线索与一个观点而已，而有了朱元璋征伐张士诚的种种事迹为素材，才使《水浒》中的"征方腊"更为有肉有血而丰满起来。总之，如果没有元明之间的种种"时事"，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这一部《水浒》。自北宋以降，水浒故事在南北各地的"街谈巷语"中诞生，并不断丰富发展，终于有李嵩的"传写"、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和长篇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元代，有广大杂剧作家的"水浒戏"；宋元以来，还有短篇话本与其它诗文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元明间大量的"时事"丰富了《水浒》故事和内涵。总之，在广大人民群众与文艺人士的不断创造的基础上，经过吸取与扬弃，进行艺术加工与再创造，终于在明代产生了伟大的名著《水浒》。以后，随着它的版本的演变(指繁本)，其思想与艺术又有发展，愈臻完美。然而，这最初的《水浒》原本究竟是明代什么年代产生的呢?却是众说纷纷：有的学者认为是明太祖洪武初年，即十四世纪七十年初；有的学者认为是明宣宗宣德后期．即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初；有的学者认为是明世宗嘉靖初年，即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初。
 
第二章历史上的"水浒，人物"
 
《水浒》不是历史小说。其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所活动的环境，大都出于艺术虚构。这是毋庸多言的。但是，确又可以在某些历史人物身上隐约看到《水浒》中的某些人物形象的某一方面"原、型"，或者说，从某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中看到某些素材。这些"原型"或素材，有助于我们理解《水浒》是如何札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的，有助于我们理解《水浒》作者们的艺术化原则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在这方面，《水浒》研究的前辈与时贤已经花了不少精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谢兴尧的《水浒传人物考》(《逸经》第一期)，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论学杂著》)，王利器的《<水浒>的真人真事》(《水浒争鸣》第一、二辑)，侯会的《也谈<水浒>的真人真事》(《水浒争鸣》第四辑)等，广搜史料，条分缕析，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不过，上述文章中所列举的历史人物，有些只是与《水浒》中的某些艺术形象具有相同或相类的姓名而已，其它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这就容易给人一种偶然的姓名巧合之感。这里并不企图全面罗列史料，以与《水浒》人物一一对照，只是从中挑选一些较为切合的史料一一不仅仅是姓名，而且其品性、才干以及遭遇等也相同或相类，以作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历史上的"天罡"
在《水浒》三十六天罡中，与历史人物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较多。这里，列举宋江、关胜、呼延灼、鲁智深、张清、杨志、刘唐、李逵、史进、张横、张顺、解宝、燕青等十三人，以供参照。另如董平，在《宋史》卷三百七十七《陈规传》中有"建炎六年，除直龙图阁知德安府，董平引众窥城，遣其党李居正、黄进入城求犒"的记载。又如李俊，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九中有"小杖直李俊"的记载。又如杨雄，熊克《中兴小纪》卷四中有"朝议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杨雄，皆自金境逃归"的记载。这里的董平、李俊和杨雄与《水浒》三十六天罡中的董平、李俊和杨雄除了姓名相同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就不列举他们的其它史料了。其余类推。
宋 江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宋李埴《十朝纲要》卷十／1)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蔓多逃匿。(宋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
(宣和元年至二年间)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东京，径趋沐阳。(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南宋方勺《泊宅编》卷五)
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宋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
是年(宣和三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桂林方氏宗谱．忠义彦通方公传》)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
(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余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侯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零八《张叔夜传》)
据以上史料，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游击队伍，在宣和元年(1119)或较早些起义；其活动范围是，北及河北，南及苏北、皖北，中心地带是山东；其战斗力甚强，曾使官军"莫之御"，在宣和三年(1121)二月，于海州失败投降。在《水浒》中，宋江部队的活动地域与此基本一致，而其"肆行莫之御"的战斗力则得到极为充分的艺术描绘，尤其是宋江的"征辽"及其浓厚的"忠义"思想，更是一种艺术创造。至于"征方腊"的描写，在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与卷二百十二引《林泉野记》中提到的"征方腊"中固然有"宋江"这j名字，但这个"宋江"与上述．一系列史料中所记载的宋江有很多抵牾处。看来，历史上这个"肆行莫之御"而终予在宣和三年二月投降的宋江，是不可能去"征方腊"的。
关 胜
建炎二年......(济南知府刘豫)遂畜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刘豫传》)
达懒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
金兵薄济南，守将关胜善用大刀，屡战兀术。金人贿刘豫诱胜杀之。(梁学昌等《庭立记闻》卷一引王春象《齐音》)。
据以上史料，关胜"善用大刀"，又是爱国将领，富有民族意识，这与《水浒》的"大刀关胜"，正相符合。而且在"征辽"中，他英．勇战斗，屡杀辽将，在最后决战阶段砍翻辽国的兀颜统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也正与史料一致。早在宋人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中，赞关胜是："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把关胜称为那个始终爱着蜀国的关云长后代，恐怕也正与他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有关。
呼延灼
呼延赞作......铁鞭......重数十斤，乘乌骓马，绯抹额，慕尉迟鄂公之为人，自称小尉迟。(宋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五十五)
呼延赞，并州太原人，雍熙四年，加马步军副都头领。尝献《阵图兵要》及树营寨之策，求领边任。召见，令之作武艺。赞具装执鞔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庭中数四。(《宋史》卷二百七十九《呼延赞传》)
绍兴六年(1136)二月十七日，乙卯，韩世忠败金人于宿迁县，擒其将牙合孛堇。韩世忠欲进趋淮阳军城下，今呼延通拦前。......世忠于二三里间乘高坡以望通军。约三里许，见信旗止。通驰至阵前请战。金人出猛将曰牙合孛堇，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日："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曾誓不与契丹俱生；况尔女真小丑，侵我王界，我岂与尔俱生乎?"即持枪刺牙合孛堇。牙合孛堇与通交锋，转战移时不解，皆失杖并马，以手相击，各抱持不相舍，去阵已远，于是皆坠马于坑坎中。两阵皆不知。牙合孛堇取篦刀刺通之腋流血，通搦牙合孛堇之喉，气欲绝而就擒。得军官百余相会，遂回。金人退去，世忠大喜。(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
绍兴十年(1140)十二月，呼延通投淮阴县运河卒。(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
据上述史料，有个使用铁鞭的呼延赞，韩世忠手下又有个曾经擒获金将牙合孛堇的爱国将军呼延通。《水浒》作者可能是对上述两人各取一端，作为塑造双鞭呼延灼的部分素材。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呼延通与金将牙合孛堇奋勇搏斗的史实，《水浒》作者"移来描绘呼延灼擒获高俅手下的云中节度使韩存保。对照一下《水浒》七十九回《宋江两败高太尉》中，呼延灼与韩存保从马上打到马下，互夺武器以至徒手搏斗的情节，与上述史料可以说是非常相像。《水浒》一百回中还写这个呼延灼在"淮西阵亡"。这与上述"呼延通投淮阴县运河卒"的史料也是一致的。
张 清
兴化有石手军，能投石中人。(《宋史·陈文龙传》)
《水浒》中的设羽箭张清具有以石投入、百发百中之绝技，可能是撷取这个"石手军"的投石技术而加以生发的。又，熊克《中兴小纪》卷五中有"都统制王渊遣使臣张青领五十骑驰护胜非"的记载。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中，也有(王渊)"遣小校张青以五十骑护胜非"的记载，而在同书卷一百五十五中，又称张青是成闵部下的统领官，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四中，则称"梢工张青"，是"水军统领"邵青部下。这些史料，或称张青为"使臣"(小座)，或称为"小校"，或称"统领官"，或称"梢工"，显然，虽同是张青之名，却不是一个人。这许多张青或张清，与《水浒》中的设羽箭张清或菜园子张青，仅是名字相同或音同，只是巧合罢了。
杨 志
杨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赇赂；志贪财色，今闻在军，可说之要击。(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引沈瑁《与李纲书》)
刘忠，初聚兵于京东，号花面兽，其众皆戴白毡笠。又号白毡笠。(同上书，卷一百三十四)
(宣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遣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勒兵十五万巡边。五月十从日，续遣、保镇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蔡攸为河东、河北路宣抚副使，于是西师稍集。种师道总东路之众，屯白沟。王禀将前军，杨惟忠将左军，种师中将右军，王坪将后军，赵明、杨志将选锋。(《宋会要辑稿· 叛(二)》第一百七十五册兵8314--一8316页)
公讳师中。始斡离不拥众北还，公尾袭其后，因令公留屯真定。......翌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引《靖康小难》)
据以上史料，杨专曾任"选锋"，是朝廷军官，而且是在为保卫祖国的西北"巡边"部队中。但他又曾受"寇"高托山之"赇赂"，与"寇"关系密切，而且自己也曾为"巨寇"。又，"寇"刘忠，号"花面兽"，而且戴"白毡笠"。《水浒》中的杨志，也是官与"寇"一身二任；而且，其着眼于外貌的绰号"青面兽"和装束"范阳毡笠"也是从刘忠那里略加改动而移用的。据《方胜略》卷二，毡笠是范阳产品。
李 逵
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攘攘，十百相聚，因驰担观之。其人日："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返，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踪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衔一人至，倒身入穴。而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忙持尾，断其一足，虎曳弃所衔人，踉跄而窜。余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顷，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虎归，分烹之。(《夷坚甲志》十四《舒民杀四虎》)
这条材料，《水浒》作者运用"移花接木"手法，在四十三回《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完全移到李逵身上去，只是把"妻"改为"娘"，其杀虎过程则十分相似，非常突出了李逵既蛮且勇的精神。又，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十四载："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庚戌，密州军座杜彦、李逵、吴顺反，杜彦自称知军州事，追执赵野，杀之。"《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纪》载："建炎三年闰八月，知济南府宫仪与金人数战于密州，兵溃，仪及刘洪道俱奔淮南。守将李逵以密州降金。"据这些史料，这个李逵与人共谋杀知州以提高自己的位置，并且叛国降敌。看来，这个李逵只是名字与《水浒》中巧合，其事迹与思想是并不相类的。
刘 唐
至和二年七月十一日，以博州氏蒋宪为三班奉职京东西路安
抚司指使，仍就赐笏。以告获京东剧贼刘唐等五人，特录之。(《宋会要辑稿》一七七册兵十一之二六)
宋仁宗至和二年，是公元1055年。据上面这条史料，刘唐为"剧贼"要比宋江起义早六、七十年。他既是"剧贼"．即突出的起义者，总有不少颇有影响的起义行动，而且活动地点也在京东，与"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同一地域。《水浒》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而把他列为"天罡"之一，定为十大步军头领中的第三位。
建炎元年，秋七月，关中贼史斌犯兴州，僭号称帝。(《宋史》卷二十四《高宗本纪》)
建炎元年，秋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斌遂自武关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铃辖卢法原，先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
建炎元年十二月，......时叛贼史斌僭号兴州，将攻兴元府。(王)遣统制官韦知儿、统领官申世景领兵扼之。复兴州。(同上，卷十一)
建炎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蚧袭叛贼史斌，斩之。初，斌侵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谔诱斌至长安而散其众，欲徐图之。曲端遣蚧袭击斌，斌走鸣犊镇，为研所擒。(同上，卷十八)
据以上史料，史斌于建炎元年(1127)起义，于建炎二年冬败于吴蚧之手。他曾"僭号称帝"，可见有很大势力。还被称为"关中贼"，这与《水浒传》中的华阴县人、在少华山落草的史进正有一致之处；进与斌，同韵。史料说他是"宋江之党"。宋江三十六位将领中，姓史的只一位。看来，可能他本来在宋江部下，活动于山东，河北一带，于宣和三年(1121)受招安之后，又重新起义。
张横
绍兴五年(1135)九月。自靖康之幕，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太原义士张横者，有众二千，来往岚、宪之间。是秋，败金人于宪州，擒其守将。(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三)据这条史料，张横虽然在南宋朝廷里任过军官，但是，毕竟是太原一带的抗金人物，是一个爱国义士。因此，也容易成为人们传说中的人物。南宋人龚圣予《宋江三十六赞》中，称他为"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后来，《水浒》作者可能因此而采用了他的名字，列为"天罡"之一，定为八大水军头领的第二位。又据周南《山房集》卷八《杂记》：宋高宗建炎四年，在湖南又有"贼将张横"的记载。这两个张横，不可能是同一个。所以，《水浒》中的张横，可能与后一个张横只是一种名字的巧合。张 顺
端平三年(1236)大元兵攻圻州，珙遣兵解其围。又攻襄阳，隋守张龟寿、荆门守朱杨祖、郢守乔士安皆委郡去。复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诏沿江淮西遣援，众谓无逾珙者；乃遣张顺渡江，以全师继之。(《宋史》卷四百十二《孟拱传》)
张顺，民兵部将也。襄阳受围五年，宋闯知其西北一水日清坭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顺与张贵。俗呼顺为矮顺，张贵日竹园张，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出令日："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江水方生，舟发百艘，稍进团山下，越二日，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识。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北军舟师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众乘锐，凡断铁亘攒拭数百，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
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警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宋史》卷四百五十《忠义张顺传》)
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后唐为金华令。郡兵叛，以计平之。吴越王嘉其功，擢守婺。钱氏入朝，委以国事。杲即城隅，浚三池，曰"涌金"。既殁，民为立祠池上。成顺初，安抚李芾，以钱氏书"涌金池"三字，刻石于庙之右偏。(《咸淳临安志》卷十五《金华将军庙》)据以上史料，张顺是一水军将领，抗元的民族英雄。《水浒》
中的张顺，为"天罡"之一，绰号"浪里白跳"，表明他甚有水上功夫，列为八大水军首领的第三位。他受招安之后，参与"征辽"，打败屡侵边界的辽兵，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很像是史实的生发：这个张顺牺牲于杭州涌金门之后，作者还让他敕封为"金华将军"，这是把后唐时代曹杲的光荣事迹也概括进去了。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三："建炎四年五月，永兴军路部将姒逵与其徒四百人谋杀将军张顺，不克，亡去，引众犯金州。"《宋史》卷四百十九《忠义传》："绍兴二年，砦军陆德、周青、张顺等据州叛，青为谋主。"这里有两个张顺，但与《水浒》中的张顺，除名字相同外，其它无甚相关处。
解 宝
建御营，以王(韩世忠)为左军统制，诏平济州山口贼解宝、王大力、李显等，所向剿除，升定国军承宣使，(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十七引《韩忠武王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
据这条史料，解宝原为山东济州山口的一个起义造反者。《水浒》中的解宝是在山东半岛东北角的登州被毛太公所逼而造反。两者之间，颇有相似之处。看来作品仅仅取了他一个名字与"贼"的身份。不过，在《水浒》中，他的地位还挺高，是"天罡"之一，定为十员步军头领中的殿位。
燕 青
自靖康以来，中原之民不从金者，于太行山相保聚。......又梁小哥者，有众四千，破神山县。神山距平阳帅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副总管判官邓夷将而讨之，金军遥见小哥旗帜，不敢进。既而有都统马五者，领契丹铁骑五百至，责爽逗留，并将其军与小哥战，亦败而死。小哥名青，怀卫间人也。(宋熊克《中兴小纪》卷十九)自靖康之末，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又有梁青者，怀卫间人，聚众数干人，破神山县。平阳府判官郑爽以大军讨之，不敢进；居数日，都统鸟玛喇引骑五百与爽会，深诮之，乃显其兵与青战，兵败，为青所杀。(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三)
据上面两节史料，梁青原是太行山上的抗金英雄，把金国的都统也击毙了，可见其英勇善战。又，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有"寇浪子"之名。《宋史·李邦彦传》中有"浪子宰相"之称。所谓"浪子"，是风流放浪之意，在当时似乎是颇为流行的一个名词。《水浒》是否把上述史料融合而作为塑造浪子燕青形象的部分素材?显然有这个可能。梁青与燕青，只易一字，"梁"变为"燕"，可能与韵母近似有关。《水浒》中有时也称为"小哥"。(《水浒》第八十一回，李师师就称燕青为"小哥")他善弹唱歌舞，相朴耍玩，这也有些"浪子"风韵；其绰号也叫"浪子"；更主要的，历史上的"梁青"原是抗击外敌的英雄，这一特点最易被《水浒》所吸取。
二、历史上的"地煞"
在《水浒》七十二地煞中，与历史人物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较少，这里只列举单廷建、王英、扈三娘、宋万、李忠等五位，以供参照。另如孙立，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七中有"邵青......入姑溪河，上莲褐山，下至采石，东至三湖口，与其党单德忠、孙立、魏曦、阎应，分布遍满"的记载。又如彭丑，《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义翟兴传》中的"(翟)兴授将彭瑶方略*..."金帅就擒"的记载。《宋史》卷四百五十二中有"李横败豫兵于扬石，乘胜趣汝州，伪守彭丑以城降"的记载。等等。这里提到孙立、彭把等名字，而这些名字也列在《水浒》的七十二地煞中。但是这些人的事迹以及活动的时间、地点等，很难看出与《水浒》有什么联系，很可能只是因为这些人物有一定影响，故被《水浒》撷取其名，或者仅仅是一种姓名的巧合而已。这样，对孙立、彭把也就不列举其它史料了。
单廷硅
鲁奇初事梁为宣武军校，后奔于晋，为卫护指挥使。从周德威攻刘守光于幽州。守光将单廷硅、元行钦骁勇自负。鲁奇每与二将斗，辄不能解，两军皆释兵而观之。(《新五代史》第三十三卷《死事传·夏鲁奇》)
刘守光号于燕，晋遣德威将三万出飞狐以击之......德威虽为大将，而常身为士卒驰骋于石矢之间。守光骁将单廷瑾，望见德威于阵，曰："此周阳五也"。乃挺枪驰骑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硅垂及，侧身少却，廷硅马方驰，不可止，纵其少过，奋木过击之。廷珐坠马，遂见擒。(同上书二十五卷《唐臣传·周德威》)
据以上史料，这个幽州守将单廷磕，是一个"骁将"；然而。似乎智不及勇，被周德威佯败而打下马去。《水浒》六十七回中的地煞星、被任为马军小彪将的圣水将单廷硅，在某些方面很有点像是以幽州这个单廷硅为素材的。关胜副将郝思文与单对阵，一下子就被单"生擒活捉"，可见他相当勇武；继之，关胜与之对阵，"两个斗不到二十余合，关胜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单廷硅随即赶将来。约赶十余里，关胜回头喝道：你这厮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单廷硅挺枪直取关胜后心。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畦落马。"这里，关胜打败单廷建的描写与历史上的周德威打败单廷硅，可谓"神似"之极。
王 英
建炎四年八月乙酉，时京西与河东北接境，而忠义之人，犹有聚兵保守山寨者。河南镇抚使翟兴遣亲信持蜡书，取间道以结约之。如向密、王简、王英等数十寨，皆愿听节制。(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六)
时河东北虽陷，土豪聚众保险，兴遣蜡书结约之，向密、王简、王英辈皆愿受节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东北路军马使。编檄山寨，由是汾、泽、潞、怀、卫、开山寨首领皆应命。(《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义翟兴传》)
怀州......十一月初破城，准备将领武翊郎王英投濠而死。(宋佚名《靖康要录》卷十四)
据以上史料，王英原是"聚兵保守山寨"的山大王，是在金兵沦陷区内的忠义军首领，占据山寨抗击金兵；后来受南宋政府的"节制"，终于兵败牺牲，是一个民族英雄。在《水浒》中，王英原是清风山的山大王，后为七十二地煞之一，任为探事马军头领，参加"征辽"战争。如果《水浒》是以历史上的王英的某一方面作为素材，那么，不仅是身分有些相似，更主要的是历史上的王英是个民族英雄之故。
扈三娘
初，迎奉神御起离西京也，循蔡河而下，至濠州，遇张用。就说用归朝廷，以马皋之妻一丈青嫁用为妻。初，皋为郭仲苟所诛，勃周恤之以为义女，既嫁用，遂为中军统领。(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八)j
绍兴元年......相州人张用，勇力绝群，号张莽荡。其妻勇在用右，带甲上马敌千人，自号一丈青，以兵五万寇江西。(岳珂《金陀粹编》卷五《岳王行实编年》)
据以上史料，一丈青原是马皋之妻，英勇善战，能敌千人。马皋被杀之后，当时淮南等处的招抚使阎勃，把她收为义女，改嫁给曾经为"盗"而受招安的张用。《水浒》中的一丈青扈三娘，原许配给祝彪，武艺超群，"好生了得"。后祝彪被杀，宋江收她为义女，改嫁给曾在清风山为"盗"的王英。看来，《水浒》中的一丈青与历史上的一丈青确也有许多相似处。
宋 万
时卫士宋金刚、张小眼者，号有膂力，韩世忠乞以行，欲使获俘来上。上壮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二)
初，唐佐既降，刘豫因以唐佐知归德府。有尚书李亘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时通问副使宋汝为，亦以豫命同知曹州。三人素相厚，汝为知豫无改悔意，与唐佐等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唐佐、亘募得卒刘全、宋万、僧惠钦，汝为募民王现、邵邦光等。皆十余往反。(同上书、卷五十九)
据以上史料，宋金刚是有膂力的卫士，曾为抗金名将韩世忠用事。宋万曾为伪齐刘豫处的凌唐佐、李亘等准备背叛刘豫而南归宋朝出力。这两人都有爱国行动。可能是凭着这一点，《水浒》把这两人合并为"云里金刚宋万"，列为地煞之一，成为十七名步军将校中的第十位。
李惑
建炎三年(1129)十有一月丁未。初，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既军襄阳，有剧盗曹端者，自京城聚众，扰子京西，号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城下。......千秋密遣人说端裨将王辟使杀端。端军多溃，惟后军李忠寨差远，独不散，自称权京西南路副总管，与其徒冠自巾，声言为端报仇。(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九)
建炎四年(1130)十有二月。是岁，红巾贼屡犯均州，知武当县奏议郎王焕，率邑人保山寨，贼军大至，或劝之使遁，焕臼："使吾有此心，则不能与邑人为此来矣。"遂与一家俱死。后录其家一人。原注云："......此时均州诸盗，乃李忠之徒"。(同上书，卷四十)、；
绍兴元年(1131)九月丁巳。是日，金房镇抚使王彦败李忠于秦郊店。李忠走降刘豫。(同上书，卷四十七。此卷中，记有"忠沉鸷善战，其下多河北绕勇，官军与战不利"等语。)
据以上史料，李忠是红巾军曹端的将领。曹端被杀后，众军溃散，李忠所率部队"独不散"，且曾准备为曹端报仇。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七中，还说他"实有兵二十余万"，"沉鸷善战，其下多河北骁勇"，可见是在颇有声势后，被王彦打败，乃投降刘豫。这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一与一百四十八中亦有记载。李忠降刘豫自是不光彩之事，但也是被王彦打败所逼。他所从属的红巾军，当时既反对阶级压迫，更反对民族压迫，是广大人民所心向往之的。又，当时还有同名者多人。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六中说：敌(指金兵)之始至也，游奕军统领田守忠、卫将李忠持勇深入，皆杀数十人而后死，刘铸厚忧恤。"可见这个李忠是英勇杀敌而死。又，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九中说："绍兴初，河南为伪齐所据，枢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间谍。李本晋人，气豪，好交结，人多识之。至京师，遇旧友田庠。庠，无赖子也。知其南来，法当死，捕告之赏甚重；辄持之日："尔昔贷我钱三百贯，可见还"。李忿怒日："安有是，吾宁死耳。"这个李忠，为南宋探取情报，遇上无赖田庠，亦表现出一股忠烈气概。在此前后，还有儿个李忠，不再一一列举。上面所讲两个李忠，都有忠于民族的爱国精神，可能据此而被《水浒》撷取化合，成为地煞中十七员步军将校之一，与宋万同级。
三、历史上的"赵佶"们
在《水浒》中，以赵佶为首的反面人物，几乎都是"有史为证"的。宋徽宗赵佶，在《宋史》卷十九至二十二中有将近四万字的《本纪》。其中，信用奸臣的种种事迹，以及"命户部待郎孟揆作万岁山"、"朱勐以花石纲媚上"之类，虽然尽量在"为君者讳"，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狎近奸邪"和玩物丧志。至于其它几个奸臣，如童贯、杨戬，在《宋史》卷四百六十八的《宦者传》中，均有传记。又如蔡京，在《宋史》卷四百七十二的《奸臣传》中也有传记。至于高俅，虽然未有专门立传，但从其它人的传记中也可见到他一些零星事迹。赵佶、蔡京、童贯、杨戬、高俅等的某些特点，在《水浒》中都有所描写。不过，《水浒》所着重描写的是天罡地煞等正面人物形象，至于赵佶等反面人物形象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是一种陪衬角色。在这些陪衬角色中，赵佶与高俅又是着墨最多的，所以，摘录些史料以作对照时也只取这两人。另外，《水浒》中的李成与韩存保，分别是梁中书与高俅指挥下的将军，直接与天罡、地煞这些英雄们对抗的。至于王伦，先是一个造反者，后却成为造反者的绊脚石。为此，这几个的有关史料也归附在这里。
赵 估
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未崩，徽宗未立，悖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持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赞》)
这"赞"是对宋徽宗赵佶一生的概括。据此看来，历史上的赵佶确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如"轻佻"、"疏斥正士，狎近奸邪"、"骄奢淫佚"、"玩物"、"纵欲"等等。这些，《水浒》中均有所反映。如介绍他"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二回)；他"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一味"听信"(八十五回)；至于正直之士，如谏议大夫赵鼎主张"招安"宋江，与蔡京意见不合，便被驱逐"出朝"(六十七回)；他去王都尉府中赴宴，看见"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就爱不释手；他爱踢毽，看见王都尉的用人高俅也"踢得两脚好气毯，"马上就"索此人做亲随"(--回)，还要"听艳曲消闷"，三番五次去嫖娼宿妓；等等。这些与《徽宗本纪·赞》中完全"对13"。其实，《徽宗本纪·赞》中这些事，早在《水浒》之前就有形之于文艺作品的，如《李师师外传》、《贵耳集》以及《大宋宣和遗事》中，都有描写他与奸邪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如何沉溺于"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多次嫖宿妓女李师师等的情节。这些，当是《水浒》的先导。
高 俅
(政和)七年春正月......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
(宣和四年)五月壬戊，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丁卯，封子柄为昌国公。(《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
(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李若水传》)
及高俅得用，军政废驰，遂以陵夷。(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七)
自童贯、高俅迭主兵权，教阅训练之事尽废，上下阶级之法不行，溃败者不诛，而捂以金帛；死敌者不恤，而诬以逃亡。于是赏罚无章，而军政大环矣(宋人《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五)这些史料，说明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成为"太尉"，终致"军政大坏"。这些在《水浒》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艺术的反映。另，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高杰，高伸皆俅兄，坐搜括犒军金银而相与隐匿。"又，据《宋会要辑稿》卷七十九册，职官三十7江--11："自大观，政和之后，蔡京紊乱法度，郡臣始有以转官回授为荫补者。......由是武臣高俅亦用此例，其子尧康以回授自遥郡转正任，尧辅以回授自观察而承宜。名器之滥，有不可胜言者。"可见，除了揭示出高俅的贪污"犒军金银"这一劣迹以外，还指出他有兄弟高杰，高伸还有儿子尧康、尧辅。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相互勾结，胡作非为。而《水浒》中，这些却进行了，改造，说他原名"高毽"，没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把"叔伯弟兄"拿来"做干儿子"。这样，名字旁边是"毛"，而认干儿子又不顾乱伦。看来这是对这个"败坏军政"、致使"金人长驱"的害国害民者的艺术生发。
李 成
时贼百李成目呼李天王，并马进、商元等共提兵三十万，占据淮西淮南数州屯驻，往来劫掠。朝廷差张俊充两淮招讨使，统军十万，与成相拒。(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七引《岳侯(飞)传》)
绍兴元年(1131)六月，张俊追及李成，败于圻州石幢坡。成走附于刘豫。(同上书，卷一百四十七)
这个李成，号"李天王"，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中也提及。由于当时谋利之臣增收赋税，"竭泽而渔，急如星火"，致使"人不堪命，遂皆去为盗。"于是，他与张迈、曹成、钟相等就成为江淮间的"巨寇"了。又，据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十八引汪伯彦《时政记》："成能左右手抡弄两刀．，所向无前"，曾一度"率其众万人，各扶老携幼，渡河来归。朝廷授以右武大夫忠州
防御使充京东河北路都大捉杀使"，只因"朝虑其党太盛"，要分散其兵力，所以"复逗留怀贰不进。于是，朝廷命(刘)光世去"剿杀平荡"，李成只身逃走。总之，他因政府苛税逼迫而为盗，自有可原处；但在民族矛盾尖锐之时他毕竟未能顾全大局，投向汉奸刘豫怀抱，终是一个可耻角色。《水浒》中的李成，也是号称李天王，也曾"手举双刀"战斗，这些与历史事实基本一致。
韩存保
神宗元丰元年(1078)-七月一日，以泸州纳溪夷人为寇，诏西上阁门使忠州团练使泾原路总管韩存宝都大经制泸州纳溪夷贼，于渭州及泾原路选下番土兵五千，内马军一千，及差经战斗使臣二十员-务要殄灭。自来倔强村屯者，若慑威乞命，即许自新。本路兵官，并听存宝节制。(《宋会要辑摘》第一百七十六册。兵一十之四叶)据这条史料，韩存宝曾去泸州纳溪一带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在《水浒》中，高俅曾吹嘘过：他挑选出来准备去征梁山的包括韩存保在内的十个节度使，多曾为国家建功，"或征鬼方，或伐西夏，并金、辽等处"。按，"鬼方"原是古代居于陕西西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在商、周时代，曾常东来侵扰，以后就不再有记载了。这里瓶指"或征鬼方9J19不可能是实指，只是指"征"过少数民族而言。据此看来，《水浒》中曾"征鬼方"的韩存保，可能即指历史上曾征"纳溪夷贼"的韩存保。保与宝，音同。《水浒》中描写的韩存保，当他与呼延灼大战的一段(七十九回)，是撷取金国将军牙合孛堇败于呼延通之事。这在本书第一节"呼延灼"中已经提及。
王 伦
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 三露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窃知王伦在沂、密间，只有四十人，及至高邮，已三百人。(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第十二册《奏议集》卷二《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王伦、张海等相继而起，京东、淮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同前，《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仁宗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安抚司言，本路捉贼虎冀卒王伦等杀巡检使朱进，叛......伦初起沂州，安抚使陈执中遣京东都提举巡检左班殿直阁门祗候傅永吉追讨之。伦率其党奔淮南，所过巡检、县尉皆畏避不敢出。至扬州，出兵与斗山光寺南。永吉等踵至和州合击，败其众，历阳县民张矩等得伦首级。(《宋会要辑稿·讨叛四》第一百七十六册十至于四叶)
《水浒》中的王伦，是梁山泊上第一任领袖。他原是"穷儒"，未能"及第"，受不了"鸟气"，便毅然上梁山"落草"。而后，一面令朱贵以"开酒店为名"，加强情报工作；同时，建立了"三座雄关"，布置了擂木炮石，加强了防守力量。由此，使梁山泊"好生兴旺，官兵追捕，不敢正眼儿看他"，以致附近的老百姓都"省了若干差科"，就是远在石碣村的阮家三兄弟也都很赞赏他的"不怕天，不怕地"的造反精神。对照一下宋仁宗朝的王伦。他曾经"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影响甚大。看来，《水浒》中的王伦很可能是历史上这个王伦的"投影"。据《薛孟谐笔记》下册《水浒传》所载："王伦起仁宗朝，降后复遭屠烹，为汴宋第一惨政"。他后来被害，人们也是同情的。然而，《水浒》中的这个王伦又有另一种极坏的思想意识，即不讲义气，非常"妒贤嫉能"，看到被"逼上梁山"的林冲比自己有更好的"武艺"，便要设法把林冲"逼下梁山"。晁盖、吴用等一伙英雄豪杰被"逼上梁山"时，他又是如此。这是因为他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只怕林冲、晁盖等"好武艺?者占强，失去自己座位，为此，他根本不考虑梁山泊的长远利益，不考虑梁山泊的巩固与发展正急需要这些"好武艺"者。总之，把个人利益置于梁山泊的整体利益之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种思想意识就导致他走向反面，以致死于林冲的利刃之下。王伦这种思想意识，自然是可憎的。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与只顾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汉奸之类同样可憎。据盛此公《休庵影语》中总批《水浒传》："林冲之杀白衣秀士王伦者，王伦与王伦同名。伦首附秦侩倡成和议，杀之所以雪愤也。"原来．在南宋初年，还有一个"首附秦桧"的王伦，《水浒》很可能是把南、北宋两个王伦"拼"成了一个"白衣秀士王伦"了。
四、历史上的其他有关人物
在《水浒》中，还有一些人物，既不属于天罡、地煞之类英雄人物，也不属于以趑佶为首的反面人物，他们穿插于各类人物之间，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方腊，在《宋史》卷四百六十八中有他的传记，在《水浒》中有着整整十回的"征方腊"，可以说方腊是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不过，必须指出，《水浒》中的方腊是作为一个已经向封建政权转化了的领袖人物而出现的，从本质上看，与历史上那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方腊已有很大的差别。总的看来，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可用史料来对照的甚少。这里，只列举王进、方腊、扈成三位。
王 进
建炎四年正月戊午，张俊全军立功人并迁七官，赏明州之捷也。是役也，军卒王进身先士卒，独立奇功，诏授武翼大夫。俊拔以为将。进，延安人也。(宋李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建炎四年秋七月甲辰，执政奏以朝议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刘洪道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司参谋官。......至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权管本州及安抚司事，以统制官张俊、李贵、王进、王涣所部合四千人隶本册，诸军权听节制。(同上，卷三十五)
绍兴元年，武德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江东安抚大使司统制官王进知池州，代神武后军统制王躞赴行在。时进统所部在池阳，故就用之。(同上，卷四十八)
绍兴二十年二月六日，诏进武校尉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都统制王进下使唤靖皋除名勒停，送南恩州编管。以皋用刃杀百姓蒋腊哥身死，法当绞，特代之。(《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七零册，刑法六之三十叶)
据以上史料，王进是南宋初年一个武臣，曾在抗金中"身先。士卒，独立奇功"，以致逐步提升为统制官，知池州，任御前都统制等重要职务。这是一个抗击外敌而值得敬仰的人物。在《水浒》中，王进虽未能在罡、煞中占一席位，但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歌颂的。他被"逼"到边疆．仍准备继续在保卫祖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仍是爱国者的形象。《水浒》可能是撷取了王进这个名字，形迹变了，而爱国精神仍隐约可辨。
方 腊
初，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方勺《青溪寇轨》)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十一月二十九日，将领蔡遵与战于息坑，死之，遂陷青溪县。十二月四日，陷睦卅1，......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势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二十九日，进逼杭州，知州事赵霆弃城走，州即陷。朝廷遣领枢密院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淮二浙。......当是时，少保刘延庆由江东入至宣州泾县，遇贼伪八大王，斩五千级，复歙州，出贼背。统制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忠，自杭趋睦，取睦州，与江东兵合，斩获百七十里，生擒方腊及伪相方肥等，妻邱、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同上书)
据以上史料，可见方腊自起义以至失败的过程。对此，《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也有类似记载："(宣和二年)冬十月。......建德军青溪妖贼方腊反，命谭稹讨之"。j十二月丁亥，改谭稹为两浙制置使，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讨方腊"。"(宣和三年)夏四月......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在《水浒》中，基本上反映了这个过程。不过，除了"临溪顾影"以至"自负"这一点基本照抄外，已塑造了另一个方腊形象；童贯、谭稹"征方腊"事已完全"移"到宋江身上。至于在"征方腊"过程中，自江苏南部以至浙江北部各大小城镇的战斗，则有许多是以元明之交朱元璋征张士诚的事迹为素材的。历史上的方腊部队并未到过苏南，只到秀州(今嘉兴)城下便很快败退了。
扈 成
初，杜充之众既溃，其统制官岳飞、刘经自茅山引众入广德军。
后军扈成驻于金坛县，为戚方所杀。(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
建康失利，诸军皆散。戚方走至金坛界，与建康统制扈成相遇。方欲夺成军，乃谋杀成，遂伏众于筱中，皆执长枪，令日："扈统制过则杀"。俄而成果至，伏发，以长枪刺成，成死。(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七》
后金贼兀术与侯军连年拒战，侯兵势弱，不如虏众，遂遭所溃，随杜充弃京城前往建康。其时在京居民，已降金虏。内则有刘经、扈成、戚方等诸将，于建康乘势为乱，劫掠州郡。......以此，前后一年，收捕扈成、戚方，及斩刘经并留守司散残军官千余人，复取建康，招民安业。(同上，卷二育七十引《岳飞传》)
据以上史料，扈成是南宋高宗时一个将军，曾经抗击金人入侵，为保卫祖国出过力，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在建康(今南京)被金兵打败后，与刘经、戚方等"乘势为乱，劫掠州郡"，这又是不光彩的事，尤其是在民族危难之时。后来，或说被戚方所杀，、
或说被"收捕"。总之，下场是可悲的。在《水浒》中，扈成是一个极次要的人物，他在祝家庄被攻破时，遇上李逵"抡起双斧"砍过来，便"投马落荒而走"。"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中兴"，就是指北宋徽宗亡国后，赵构在杭州即位，建立南宋王朝之事。这一点，正与他曾抗金这一史实一致。
历史上的各种人物，为什么会进入《水浒》?他们又是经过怎样的艺术加工而进入《水浒》?先从"天罡"、"地煞"这些正面人物来看：宋江原是矗剧贼"，面对庞然大物似的官军，敢于"肆行"，甚而使之"莫之御"；刘唐、史斌也是"剧贼"，一起义于京东，一战斗于关中，甚而"僭号称帝"；至于解宝，也是同类人物。这些人物是一切敢于反抗压迫与剥削的代表者。在封建制度已经趋向没落腐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会把他们作为崇拜的榜样，用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在"街谈巷语"中传诵的。但是，当传诵这些人物之日，也正是民族矛盾极端尖锐之时。为此，广大人民群众固然会赞扬他们"造反"，又不会赞扬他们"一反到底"。"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棠棣》)自然又要求他们更能保卫国家，效忠朝廷。所以，把他们塑造成"忠义"(重在忠)的化身，并让宋江充当首领人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又如，历史上的关胜本是抗金将军；张顺是抗元英雄；张横、梁青(梁小哥)也都是抗金义士；杨志、王英、李忠等曾经为"寇"，又都曾经为国出力；呼延赞、呼延通、宋万等也都有过爱国行动。这些人物在民族矛盾尖锐时候，也都容易被人们赞颂。总之，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特定历史时期内，广大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会要求这些人物循着始而造反--继而招安--终于忠君安国这样的轨迹发展的。至于能够"投石中人"的石守军、"上马敌千人"的一丈青与勇杀四虎的舒州山民等身怀绝技者，是难得的有用之才。还有一个王进，是个武官，又有抗金爱国行动，进入《水浒》后，虽然不能在罡、煞中占一席位，到底仍能在保卫边疆中立身。另如"狎近奸邪"、"骄奢淫佚"的赵佶，由"幸臣"而"显位"终至"败坏军政"的高俅，在现实生活中与宋江等人是对立的。进入《水浒》后，自然也是循着上述矛盾关系去处理，去塑造的。尽管对赵佶时有"至圣至明"之类浮泛的颂词，但从赵佶这个形象的客观效果来看，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种关系。再如，虽曾为"贼"但终于依附汉奸刘豫的李成，以及曾经镇压过少数民族的韩存保之流，人们只能是憎恶的，自然便让他们终身为赵佶、高俅集团做爪牙了。还有两个王伦，一为起义领袖，一为依附秦桧的汉奸，给人们分明是截然不同的感觉，而《水浒》中的王伦，前半让人钦佩，后半让人憎恶，很可能是分别汲取上述二人的某些精神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腊，他本是起义于江南的失败英雄，历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是，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明时代，人们自然会认为其行动有不合时宜之处，在《水浒》中基本是只借用其名，而另行塑造了一个封建式的割据者。还有扈成。虽曾抗金，终于作乱，在当时自然也不光彩，进入《水浒》之后，家破人亡，再不见其下落。看来，在《水浒》形成的过程中，对历史上的各类人物，人们总是按照时代的要求，根据其对国家民族与广大人民的功过而后决定取舍并进行褒贬的。至于在艺术形象塑造的时候，自然也总是撷取一端而另外生发的。这一章之所以列举一些"历史上的水浒人物"，仅仅是供读者了解一点《水浒》形成的"因由"。
 
第三章《水浒》的作者
 
从南宋开始，水浒故事就在"街谈巷语"中或瓦子勾栏里不断地创造、发展着。这其间，不知有多少民间艺人、书会才人以及戏曲艺术家贡献了他们的艺术才华。他们就是《水浒》的奠基者。我们要研究《水浒》的作者，首先不能忘掉他们。严格地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水浒》作者，实际是《水浒》的成书者。他是在现成的以各种艺术形式表现的众多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再加以整体的艺术构思，(当然也包括某些方面的就地取材)和润色而写成的。
一、明代人的说法
关于《水浒》的作者，明代人就有种种说法。
明代中叶的高儒，于嘉靖年问作的《百川书志》中提出：《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大体与此同时，郎瑛(1487一一1566)在《七修类稿》中提出：《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一日编。《宋江》，又日钱塘施耐庵的本。
这里，或日"编"，或曰"的本"，提出了两位作者：罗贯中和旎耐庵。这两位《水浒》作者，生活在何时，都未提及；至于籍贯，则说罗贯中是"杭人"，施耐庵是"钱塘人"。钱塘。也是杭州。
再看其它有关记载。关于罗贯中，明代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所终"。"至正甲辰"，是公元1364年。"与余为忘年交"，罗贯中自当比这个《录鬼簿续编》作者大一辈了。而这位作者，"至正甲辰"之后的"六十年"仍在世。照此推测，罗贯中大约出生于1320年左右，或更早些。又，汪道昆(1525一一1593)于万历己丑(1589)年作的《水浒传叙》中提出："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这里，提出罗贯中是在洪武初写《水浒》的．虽然是一种"故老传闻"，但聊可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说法作一点补充。至于"太原"，很可能是罗贯中的、出生地；"号湖海散人"，表明他到处飘泊，流寓各地。这与"越人"之说并不矛盾。
以上，是关于《水浒》作者最早的一点零星的文字记载。
约后于高儒、郎瑛半个世纪，钱塘人田汝成(约1503一一?)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比田汝成迟出二十多年的李卓吾(1527一一1602)，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中称："施、罗二公传《水浒》。"大致与李卓吾同时代的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说："《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比李卓吾又后出二十多年的胡应麟(1551一一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这些明人的著述，把《水浒》作者或单指为罗贯中，或单指为施耐庵，或指为罗贯中、施耐庵合作。这两人的籍贯，或说"越"，或说"武林"，或说"钱塘"，都是指的杭州。
至于明代出版的《水浒传》，其署名也大都是施、罗二人一起的。如《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据郑振铎考定为嘉靖间郭勋(1475一一1542)家刻本，就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氏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则署"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这里只提罗贯中，似乎是遵循汪道昆《水浒传叙》的说法。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刊《水浒传》，则署"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书》一百廿回，也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到了明末崇祯间，金圣叹评点《水浒》时，在他的第二篇序文中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日《水浒》。"在第七十一回前批中说："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
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煞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金圣叹把繁本百回《水浒》的首回改为"楔子"，砍去后面二十九回，成为七十回本，说他所删的部分是罗贯中的"横添狗尾"。这样，《水浒》作者便说成是施耐庵一人了。综明一代，关于《水浒》作者只是提及姓名与简单的籍贯，几乎未有提及其它有关事迹。
二、清代人的说法及当代人的争论
入清，周亮工(1612一一1672)在《因树屋书影》中就对金圣叹的说法予以辨析：
《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得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卷一)
这里，又据明人高儒、郎瑛等说法，把《水浒》作者重新恢复为罗贯中、施耐庵两人不过，他个人认为：像《水浒》这样的书，当时的作者是不敢"露其姓名"的，因此，"阙疑可也"，主张不要把《水浒》作者坐实为某某个人。
几百年来，对《水浒》作者的身世与经历都未见有较为详细、具体的说明。至于发现《水浒》作者有关"墓志"、"族谱"以及"传记"之类"文物史料"，那是清中叶以至更迟的事。
随着这些"文物史料"的不断发现。到近年来便形成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江苏省大丰县自驹镇的施彦端，就是浙江省钱塘(杭州市)的施耐庵，就是《水浒的作者；另一种认为，施彦端不等于施耐庵，更不等于《水浒》的作者。双方对立的关键，在于对有关"文物史料"的不同看法。现在，将一些主要的"文物史料"以及学者们的有关争论，略作介绍并说明如下。
(一)、关于《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系明朝人杨新(一鹤道人)于明景泰四年(1453)所撰。此《铭》分别见于清咸丰五年(1855)所修的《施氏家谱》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修的《长门谱》(《施氏家簿谱》)。《施氏家谱》由江苏兴化(今大丰)施祥珠于一九五二年提供，并于同年由《文艺报》公之于世。在这篇《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
这里．把施耐庵的家世、籍贯、思想、著作等都写得很具体?有的学者，就把这些作为一种主要证据来论定《水浒》的作者。而《长门谱》则是由江苏大丰县施俊杰于一九八一年提供，是施彦端第十八世释裔满家手抄本。《长门谱》中的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其中只有"先公彦端，积德累行"等语，并无"耐庵......著《水浒》自遣"等三十字。这本《长门谱》比《施氏家谱》要早七十八年，据此，有的学者便认为：《施氏家谱》中的这篇《墓志铭》中的"耐庵......著《水浒》自遣"这三十字中，前面"耐庵"二字由"彦端"二字改成，而后面二十八字纯粹是窜入。总之，这三十个字，并非杨新的原文所有，故不足信。而杨新与施彦端的儿子施让(据这篇《墓志铭》中所载)"素与友善，更相姻姬(娅)"，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如果施让的父亲施彦端果真又名或字耐庵，而且是"进士"，更有"著《水浒》"这样的大事，他是不会不知道，不会不记载的。
而其《墓志铭》中却只字未提，可见，施彦端根本不会又名或字耐庵，也不是进士，更未有"著《水浒》"之事。然而，肯定《施氏族谱》中的《墓志铭》的学者又作出分析，认为：《长门谱》中的《墓志铭》，其中的"耐庵......著《水浒》自遣"，三十字本来是有的，只因为《水浒》描写"杀人放火"之类，而满家是个和尚，为了避讳，可能在手抄时有意改动与删去了。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另有看法，认为：《长门谱》的《墓志铭》中，"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与下文(施让)"克承家业，父母以孝，兄弟以敬......耕学扁斋，潜德弗耀"贯通，具有内在联系。至于《施氏家谱》的《墓志铭》中，窜入"著《水浒》自遣"，则是含有"发愤"、"倡乱"之意，与，下文就显得有抵牾了；而且，满家如果真是为了避讳而删去"著《水浒》自遣"这些字眼，何以连"辛未进士"、"高尚不仕"这些光荣而清高之事迹也要删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长门谱》还有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的《序》，其中第一句说是"族本寒微"。施封作此《序》时，当然看过杨新这篇《故处士旄公墓志铭》。如果此《铭》中具有"辛未进士"字样，还会用"族本寒微"这样的语言吗?事实上，元朝辛未根本就没有举行过进士考试。所以，后出的《施氏家谱》中"耐庵......著《水浒》自遣"三十字明显是窜入。总之杨新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
(二)关于《施氏族谱序》与《施氏宗祠建立纪述》
《施氏族谱序》，系陈广德于清成丰四年(1854)撰。其中说：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杨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将见家族兴起，必有光绍祖泽之贤裔，无愧乎耐庵之精于文，建侯之精于棋者。
《施氏宗祠建立纪述》，系施塔于清成丰五年(1855)所撰。其中说：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
对以上两文，采取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关于"耐庵"之说，与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先公耐庵"说恰好呼应；关于"耐庵精于文"云云，与上述《墓志铭》中的"耐庵......著《水浒》"之说也正好吻合；关于耐庵迁徙的情况，陈广德与施的说法正好一致。这样，陈广德与施的话自然也就是一种主要证据了。而采取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陈广德和施掺这两文均为后出，上距明初已是四五百年了。他们没有任何根据，首次提出一个施耐庵来，如何不让人怀疑?而且，这两文与《施氏族谱》中那篇被窜改了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正是同时期出现。很可能是陈、施两人串通作伪；当然，采取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陈、施二人不会这样作伪。
(三)关于《长门谱》中的"字耐庵"三字
在释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抄自乾隆四十二年修纂的《长门谱》中，其族谱世系第一行"始祖彦端公"的右偏旁(系直排)注有字耐庵"三个墨色较淡的小字。据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三字既经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技术鉴定，结论为："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则肯定同是释满家的手笔，并非别人在他的手抄本上窜入；释满家所抄的底本，既是编定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这"字耐庵"三个字在这个底本上就有，而当时作《长门谱序》的施封也不至于作伪；这"字耐庵"三字为何写在右偏旁而且较小呢?可能是释满家在抄写时偶然疏忽而遗漏，发现后再补上的。
有的学者还从"名讳学"的角度论证了"彦端"与"耐庵"之间的关系。"先看彦端的彦字。据《说文》：彦作彦，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彪、厂声。而厂，据《说文》：械也。从乡、从文。而乡，据《说文》：毛饰画文也，象形"。这样，"从形、音、义等方面对彦字作了锦释。彦2，就是美士。古代的美男子之所以美，就在于有漂亮的毛发。《尔雅释训》谓美士为彦。"再看"耐庵"的"耐"字。"《说文》谓耐(形)罪不至髡也，从而、从乡。而《说文》释而为颊毛也，象毛之形"。可见．整个耐，字，都与毛(须发)有关"。"耐"本是古代刑罚的一种，是犯了比髡罪轻点的罪，而还保留着对古代男子来说是一种美的标志的胡须和鬓毛的刑罚。这就是"彦端"与"耐庵"的"关联"。(据张惠仁1988年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与施耐庵研究》摘引)这样，就为"施彦端"也就是"施耐庵"增添了根据，"字耐庵"三字是施彦端即施耐庵的一个佐证。
另一些学者则相反，认为：这"字耐庵"三字可能是释满家在抄写过程中窜入；也可能是《长门谱》流传过程中某人窜入；从通例看，始祖彦端，实是单有名而无字。名以字行，故《长门谱》中称"彦端公"。正如第二世"讳让字以谦"，第三世"讳文昱字景胧"，施彦端如有名有字，当是"讳彦端字耐庵"。再参看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称施让也是"施公讳让，字以谦"而称旎让之父是"先公彦端"。这个杨新，与施让是亲戚，情况了解，如彦端有字，应称其字；如称其名，应述其字。无论如何，杨新不会只知其字而不知其名的。可见，施彦端单有名而无字，故有此称。由这些内证看来，字耐庵，三字实为窜入。
这篇《墓志铭》系出土文物，其本身自然不会有什么争议。关键是其中的"才?(遂)家之"一句。一些学者把"才?"；肯定为"播浙"两字。据此，便认定施廷佐的曾祖施彦端，曾经"迁居浙江"；而且又据"会元季兵起"一句，便认为时间、地望均相合。于是，江苏大丰的施彦端就是钱塘施耐庵。
才起义于河北，进一步燃起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又两年，即元惠宗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才在苏北起义。总之，浙江"兵起"早于苏北五年，而苏北的旋彦端，要避"兵"乱，反而"播浙"，这怎么解释?如果把时间颠倒过来，苏北"兵起"早予浙江五年，他避"兵"乱，要"播浙"那才是顺章成章的事。所以，要把苏北旋彦端等同于钱塘施耐庵，这一类关键问题还不易于解决。
(五)、关于《施耐庵墓志》
《施耐庵墓志》署名为王道生作。这篇《墓志》把施耐庵的生卒年月、籍贯、仕途、著作等写得很具体。该文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和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均予收入，影响很大。八十年代以来引起的争议亦较多。便于说明，先把《墓志》全文附录于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炮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子)迂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b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渭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这篇《箍耐庵墓志》，有些学者已经作为信史大段引用；有些学者尽管对其中的个别问题尚抱存疑态度，但基本上也是肯定的。有些学者则是彻底怀疑，其理由，包括何心在《水浒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疑问在内，大略分为五个方面：(一)、这篇《墓志》来历可疑，胡瑞亭于民国十七年(1928)首次把它揭诸报端，汪伪县长李恭简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编入《兴化县续志·补遗》，此时上距明初，已有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未见有史籍记载。如《兴化县志》，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撰修本，明万历十九年(1591)撰修本，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撰修本以及咸丰元年(1851)撰修本，均无只字提及。而此时突然冒出，自然令人怀疑。(二)对施耐庵一生的大事及其父母妻室子女均无记载，这不合墓志体例。(三)，其中"殁于明洪武庚戌岁"，分明不是明朝人的口气；"《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其后述元文昱之子"等纯属现代人的文法。(四)把《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历来都定为罗贯中的作品，全归在施耐庵的名下，没有根据。(五)其它一些矛盾难解之处：如该《墓志》称施耐庵"殁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对照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则有"彦端......生祖以谦(即施让》"一语，再对照杨新的《故处土施公墓志铭》，劂彦端之子施让"生于洪武癸丑"(1373)，如果肯定施耐庵就是旋彦端，为何父死之后第三年才生儿子?又如《三国演义》一书，考其源流，元代有刊本《三国志平话》，到了明嘉靖壬午年(1522)才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一些版本常用这个书名。另有《三国通俗演义》、《三国志》等名称。直到清初毛伦、毛宗冈父子评点此书，才去掉"通俗"二字。而这个王道生，据其《墓志》所述，当明洪武庚戌岁(1370)施耐庵去世时"尚垂髫"，后曾与施之门人罗贯中"同寓逆旅"并"炮煜畅谈"。据此推知，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得知有《三国演义》这个书名的。即使他是根据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加以简化，这个嘉靖本问世之日，上距他"垂髫"之时也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又如，"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之说，更是令人百思难解。所谓墓志，就是放在墓中，那有附在"谱末"之理?等等。总而言之，这篇《施耐庵墓志》不能相信，只能怀疑。
关于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那些抱肯定态度的学者还有解释，认为《兴化县续志》中的本子有多处改动，而胡瑞亭首次揭示的本子则更可靠。这个"胡本《墓志》中，不载施耐庵的生卒年，也无"文昱之子"这一夹注式文字，末了也无"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一句，而另用括号，标有"墓志只此，下已剥蚀"八字，等等。而抱怀疑态度的学者仍认为：即使这样，前述疑问，大部分仍是无法解释。例如没有把施耐庵的生卒年具体写出，这也只能是使这篇《墓志》更含混些，让后人猜测的"可能性"之类更多一些，基本上改变不了这个施耐庵的生活年代。因为，这篇《墓志》中已有"公死之年，七十有五"一句，还明白地记载着这个施耐庵"与门人罗贯中校对"许多著作之事实。罗贯中的出生年代，根据《录鬼薄续编》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大致是1320年前后。罗既是施之门人，自当小一辈，姑且以二十至二十五年为一辈罢，这个施耐庵也得出生于1295年前后，也当去世于1370年前后，而施彦端之子施让生于1375年，如果要把施彦端说成是施耐庵，这仍难以解释。
附带提一下。汪伪政权的兴化县长李恭简编的《兴化县续志．补遗》中还有一篇未署名的《施耐庵传》，说施耐庵"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卞把他"荐士诚。屡聘不至"，士诚亲造其门以母老辞之。"洪武初，征书数下"，也是"不赴"云云。还有一篇袁吉人的《耐庵小史》，据说，曾由胡瑞亨于1928年披之报端，于1930年收入韩国钧、支伟成辑的《吴王张士诚载记》。这篇小史，基本是《施耐庵传》的缩写。对以上两文。有些学者也是基本肯定，而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近人之作，比起署名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来，更是等而下之，自然是不足为信的。
(六)、关于"施子安"残碑及遗诗之类
"施子安"残碑，长25厘米，宽13厘米，厚8厘米，为不规则多边形。其上刻有篆书"施子安"三字。据说，是1954年秋在旋氏宗祠遗址发现。对这一残碑，有些学者认为这为王遭生的《旋耐庵墓志》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因为，王的《墓志》中有"公讳子安，字耐庵语。两者正好吻合。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残碑正好否定了王的《墓志》。据《长门谱》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并未有"字予安"。而其"第十二世"正有"字子安"。这块"施子安"残碑，很可能就是属于这个施子安。如果第一世真如王道生《墓 志》中所说的"公讳子安。字耐庵"，为避讳计，第十二世决不会再有同名的子孙。看来，这块残碑，恰好证明王道生的作伪。
所谓"遗诗"，主要是指《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沅刘亮明甫》。有些学者认为，这篇《秋江送别》肯定是施耐庵的遗作。
(一)来历"清楚、可靠"。它是江苏盐城周梦庄于1936年访问兴化白驹镇施逸琴时所得。1949年范烟桥在《新闻报》上作了介绍。施逸琴是白驹一私塾先生，好收藏古物，曾保存着一部《云清诗稿》。这部《诗稿》是施耐庵之子施让(字云清)所作。据杨新所作的《墓志铭》所载：施云清"忘形林泉之下，娱情诗酒之间"，完全有作诗的条件；他又是"隐居不仕"，无人会伪托他。这部《云清诗稿》是可信的。施云清在自己的《诗稿》中保留其父施耐庵这篇《秋江送别》是完全可能的。(二)这篇《秋江送别》具有元人散曲的风格，非当代文学名流所能仿作。(三)其友人鲁渊、刘亮并非是广为人知的名流，后人也无从虚拟。另有些学者，则对这篇《秋江送别》表示怀疑：(一)明初的一篇作品．仅靠这么一种方式，居然流传至今，难以令人置信；(二)这篇《秋江送别》与《水浒》中的某些词、曲对照，风格不一致；(三)鲁渊、刘亮到底与施耐庵有无什么交往，未有史籍上的确切证据，所谓"赠鲁渊刘亮"就无法肯定。还有一首《迁兴诗》，全文是："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秫)，莫教桃李结如瓜"。对这首迁兴(化)诗，有些学者也是抱肯定态度。认为：这首诗来历也很清楚，无可置疑。它与顾逖一首《赠耐庵迁兴诗》，曾在1913年前后载于兴化《楚阳》十报。《楚阳》编辑金逸园曾说过：这首诗稿"得自顾明府石荪手抄先人九苞公遗墨中"。顾九苞是清乾隆四十六。年进士，经学家。为此，便把这首诗作为旋耐庵从苏州迁兴化的证据。另有一些学者与此相反，认为这诗的来历不明，令人无法查找；涛的本身也平庸，与《水浒》作者挂不上号。
常被学者们论及的"文物史料"，除上列六项外，还有《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券》以及施氏宗祠中的遗物，如本主牌、木榜文、户对等。+或肯定，或存疑，都是看法分歧，莫衷一是。有关《水浒》作者的"文物史料"与学者们的有关争论，要如上述。下面再扼要地作些归纳。
在所有的"文物史料"中。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满家所手抄的《长门谱》世系第一行中"始祖彦端公"右偏旁夹注的"字耐庵"三字；二是《旎廷佐墓志铭》中的"才?"二字。凡是对上述"文物史料"基本采取肯定态度的学者，首先抓住第一点。把兴化(现大丰)施彦端与施耐庵等同起来；与其同时，又把"才?"认定为"播浙"，认为施彦端迁居过浙江。这样，也就把大丰施彦端与钱塘作《水浒》的施耐庵等同起来。以上述两点为支柱，又把清咸丰纂修的宗谱中的有关文字，如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的"先公耐庵"以下二十八字，施塔《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的"吾族始祖彦端公"，陈广德《施氏族谱序》中的"施氏耐庵先生"等也都作了肯定；不仅如此，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文字，如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的"公讳子安，字耐庵"，未署名的《旋耐庵传》中的"施耐庵，原名耳"，袁吉人《耐庵小史》中的"施耐庵，自驹人"，等等，原则上也都予以肯定；再加上地券、木主、木榜文、户对等，便得出前述那个施彦端等于施耐庵又等于《水浒》作者的结论。
凡是对上述"文物史料"基本采取否定态度的学者，对夹注的"字耐庵"三字与"才}"等于"播浙"均表示怀疑。这样，施彦端与施耐庵及《水浒》作者之间的纽带就难于存在。与此密切相关，他们对其它有关"文物史料"，自然也就提出另外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一些最可靠的"文物"，都与"施耐庵"无缘。例如，立于明景泰四年(1453)的《施让地照》，其中讲到"祭主施文昱"及其"父母"即施彦端之子、媳施让夫妇。而未提及"施耐庵"。又如，立于明嘉靖三年(1524)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其中讲到"施公元德，予大元口生(曾)祖彦端......"，也未提及"施耐庵"。至于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施口桥地券》，立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施奉桥地券》，其中只知施奉桥为施彦端第九世孙，自然更未提及"施耐庵"。至于《施子安》残碑，只能是属于施彦端的第十二世施子安。这些地下出土文物，最真实、最有权威性·但它们只能证明兴化(今大丰)有个"施彦端"，而没有"施耐庵"。再看一些史料。乾隆间纂修的《长门谱》，施封所作的《施氏长门谱序》均未提及"施耐庵"，杨新作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只有"先公彦端"而无"施耐庵"。再参看当地的史志，《兴化县志》曾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纂修，郭本《水浒》、《京本忠义传》等已于前此半个世纪出版，简本《水浒》如三槐堂刊《全像水浒传》，余氏双峰堂刊《忠义水浒全书》等均于前此不久出版，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也于近期出版，田汝成、高儒、郎瑛等都已对《水浒》作了论述，李卓吾已把《水浒》称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一，可见影响不小；而当时对《水浒》也尚未有明令禁毁之事。然而，《兴化县志》对《水浒》这样一部大著，对其作者施耐庵，也是只字未提。如果兴化县真有一个施耐庵著了一部《水浒》，似乎不至如此。最早提到施耐庵的，是咸丰间纂修的《施氏族谱》，施鸯的《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有"吾族始祖耐庵"之语，陈广德的《施氏族谱序》中有"施氏耐庵先生"之语oX于此，一此学者认为是"作伪"，是冒认祖先以光门楣。而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的"先公耐庵"及以下二一hA．字，则是"窜入"。降及近代而出现的王道生《墓志》及未署名的《传》等等，是后人"伪托"。至于木榜文、木主之类施氏宗祠中的遗物，据施塔的《施氏宗祠建立纪述》，施氏宗祠最先于乾隆戊申年(1788)由施彦端第十二世孙旋奠邦的住宅改建而成，但"规模草创，未成厥功"，后渐"颓败不堪"，直到咸丰乙卯年(1855)重建完毕，这才"祠字高敞"，而后"罗列备房木主。"看来．这类遗物也全是晚近之物，难以置信。有关《水浒》作者的"文物史料"，从基本倾向来看，学者们的对立观点大致如此。看来《水浒》作者问题一时尚难有定论。谁是谁非，也得看今后"文物史料"的继续发掘。
三、且从《水浒》内部去探求作者的行踪美
已往在关于《水浒》作者的研究中，往往着力于从《水浒》"外部"去搜求资料，而从《水浒》"内部"寻找证据探求其行踪的却很少。其实．从《水浒》内部所描写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方言俗语等方面来研究作者的籍贯、经历、活动范围等，倒是很有意义的。无论如何，若能有内有外，内外结合，相互补充，总比偏执一端为好。下面主要先从《水浒》最惹人注目的有关地理环境的描述来探究一下《水浒》的作者问题。
且看《水浒》对北方地理环境的描述。先举数例如下：
例一，第三回，史进"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行了半月之上，来到谓州"。按：唐宋时的谓州在今甘肃省隆德县东南，在少华山所属的陕西省华阴县西面，而延安在华阴县北面，如果史进果真要去延安府，则错走了一千多里，本该向北去，却错向西。
例二，第五回，鲁智深离开山西代州雁门县五台山"取路投东京来"，"行了半月之上"终于来到桃花村。按宋时的东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五台山在西省东北面与河北省交界处，处于开封市北面。而桃花村在山东省青州附近。青州，即今益都，在济南东边三百余里。本该向南走，却错向了东南。鲁智深这么走法，又是走了千余里冤枉路。
例三，第十六回，杨志为大名府梁中书准备押送生辰纲时说："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按：二龙山、桃花山、赤松林几处都在山东省青州境内，大名府，在今河北大名东。由此去东京开封，该是径直南下，而青州(益都)是在正东方向的。该向南走，错向东去，一去回，该有一千多里。虽然书中并未具体写出杨志如何经过上述诸处，只说他押送的生辰纲在黄泥冈遭劫。但黄坭冈在山东省济州郓城县境内，在东京(开封)东北方向，相距四百里左右。就照此计算，杨志押送的生辰纲，从大名府出发，先错向东北方向四百余里到黄坭冈；如果要到东京还得由此再折向西南四百多里!例四，同上回，吴用等七人在黄坭冈上与杨志等相遇。杨志问吴用是那里来的人99吴用等回答："我等兄弟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按：濠州在安徽省凤阳东，自此"上东京"(开封)，是北上偏西行约八百里路程；而黄坭冈在山东省郓城县境内，位于东京东北偏东约四百余里，这分明是让吴用等错向北行了。
例五，第二十三回，武松在沧州辞别柴进，"回清河县看望哥哥"，结果是"行了几，来到阳谷县地面"。按：清河在河北省南部，武松自沧州南下，应当在德州或夏津西转不远就是清河，而阳谷在清河更南二百余里。居然径直南下，错到阳谷。
例六，第三十六回，宋江从郓城发配江州，说是"正从梁山泊过"，果然到梁山聚义厅上与众头领"聚会"了一阵子。按：江州，即今江西省九江市，在郓城西南一千四五百里，而梁山则在郓城之北，相距数十里。这里该是南下，却错向北上。
例七，第三十九回，戴宗自江州送"信笼"到东京(开封)，却经过梁山}自的朱贵洒店。按：江州在开封南面一千多里，而梁山在开封东北四百余里，戴宗这种走法，似乎是先"错"过目的地而径直"错"到梁山去了。
例八，第四十四回，"戴宗自离了梁山泊，取路望蓟州来"，准备去找公孙胜。在路行了三日，来到沂水县界"。按：蓟州在梁山泊北面千余里，沂水在梁山泊东面五百余里，本该是向北走，却错向东去。
例九，自八十三回至八十九回，宋江带兵征辽，自东京(开封)J1上进入辽境后，第一仗就打密云县，进而打檀州。按：密云和檀州近邻，在今北京市东北面约一百六、七十里。距当时宋辽界约一千五百里。进而第二仗，宋江打平峪和蓟州，卢俊义打玉田。按：平峪、蓟州和玉田在檀州东南面，均在今北京市东面。距宋辽边界反而更近了。接着是第三仗，重点打霸州兼及文安县与益津关。按：霸州，即今霸县，在今北京正南约二百里。益津关在霸县北不远，而文安县更在霸县东南约百里处。而后是第四仗，重点打幽州兼及永清县和昌平县等。按：幽州在今北京南数十里的大兴县境内，永清县在大兴县东南、霸县东北，昌平县在今北京西北面约近百里处。最后一仗是围攻燕京。按：燕京．即今北京。这五次战役的路线是：宋江兵马一出边界，立即进入辽国京都的后方，而后转到京都东边，又转到京都南边，再北上，围攻京都燕京。在这整个征辽战役中，实际上是攻打檀州的第一仗距宋国境最远。宋江部队从汴京(开封)出发一下子落到敌人后方，如同空降部队；然而，当宋江一离边境，向"北路甚熟"时段景住询问"近的是甚州县"时，段景住竟回答说："前面便是檀州，正是辽国紧要隘口。"(八十三回)可见，这里把远近完全搞错了。由上看来，《水浒》作者对北方地理环境的描述，可谓差错百出。
现在，再看看《水浒》对江南的地理描述。
自九十一回至九十九回，描写宋江征方腊。宋江部队一过长江，即"智取润州城"。润州，即镇江，紧靠长江南岸。随之，南向攻下丹徒县。接着，宋江与卢俊义分兵：卢俊义一支西路南下，攻宣州、湖州；宋江一支东路南下，攻毗陵(即常州)、苏州。而后，宋江南下秀州(嘉兴)转而西南向攻杭州。卢俊义攻下宣州、湖州、越过独松关，与宋江一起会攻杭州。不久宋江沿富春江西南向而上，攻下富阳、桐庐、睦州(今梅城)，进而转向西北攻青溪，而卢俊义自杭州正西经临安、于潜，越浙江、安徽界的昱岭关，西南向攻下歙州，再转向东南与宋江合攻帮源洞。《水浒》对宋江"征方腊"的行军路线的描述，毫无差错。
不但这些大城市，就是描述一些村庄、桥梁、山头以致庙宇等，其方位、路线也是非常准确。
且以浙江境内的三大战役为例。宋江"征方腊"进入浙江之后，首先是杭州战役。宋江主力部队自秀州向杭州郊区进发。先经临平山，进而皋亭山，又进而东新桥，于是开始进攻杭州。这临平山位于杭州东北面四十余里，是临平镇北面一条小山冈；皋亭山即今半山，在临平山西偏南二十余里，南距杭州约二十里；东新桥是一座单孔拱桥，南距杭州城垣五、六里。在此同时，由张横、阮小七等率领一支小队伍，由杭州东边绕到钱塘江口准备迂回包抄杭州，结果"行至海盐等处"，"被风打破了船"，侯健、段景住淹死海中，张横、阮小七"赴水到海口，进得赭山门，被潮直漾到半燔山"(九十六回)。按：海盐，在杭州东边偏北，与杭距一百五十余里，赭山与龛山，耸峙在钱塘江口，江水从两山间奔流入海，形成一座门，叫做赭山门。这里有世界闻名的钱江大潮，所以，才"漾到半蟠山"(半播山，即半山)。以上几个地点的描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宋江部队驻扎在皋亭山之后，正面从东新桥向东攻艮山门、向西攻北关(又名余杭门，即武林门)。另派一支部队从汤镇(在杭州城外东北面)去攻东门。东门，即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门、崇新门、东青门等杭州城东面城门的总称。又派一支部队"从北新桥取古塘"。北新桥在杭州西北角，古塘，现名古荡，在新桥西南。老和山东北坡下。这一路去攻杭州西边靠湖城门。靠湖城门即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的总称。这西路军"直过桃源岭深处，正在今时灵隐寺屯住"。桃源岭原是一条荒僻山岭，全长四里余，由古荡西向偏南，约四、五里，便是桃源岭北坡脚下。翻过此岭右转数里，即灵隐。这一路军中的张顺，自灵隐东行，"来到西陵桥"，"脱下布衫......从水底下摸将过湖来"，在涌金门外被射死。西陵桥，即西泠桥，是连接西湖北山与湖中孤山的唯一桥梁。从此东南向过湖，正对涌金门。张顺死后，宋江来西泠桥头吊孝，被方腊守将方天定发觉，于是"南北两山一齐鼓响，两彪军马来拿宋江"(九十四回)。结果，北路军在保叔塔山下被阮小二等截住，南路军在定香桥畔被李逵等截住。这保叔塔山下正是西泠桥北向与钱塘门之间，而定香桥正是西泠桥南向与钱湖门之间，即今花港附近。以上所描述的城门、桥梁、山岭及其地址、方位也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宋江在总攻杭州前夕，派遣哨兵"到南门外二十余里，地名范村，见江边泊着一连有数十只船，下去问时，原来是富阳县里评事解粮船。"(九十五回)。这里提到的南门即嘉会门。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所载："马仓巷即嘉会门"。当在今江于区的美攻桥与诸桥北边不远，位于杭州城正南。范村，现名梵村，在解放初，期还不过是一个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座落于梅家坞口的钱塘江边，距嘉会门正是二十里左右。自富阳沿钱塘江而下，正经过这里。宋江部队向杭州发起总攻之际，李俊"引军杀到净慈港，夺得船只，便从湖里驶将过来，涌金门上岸。众将分头去抢各处水门"(九十五回)。这里的净慈港即西湖南边净慈寺前雷峰塔下的小港。"各处水门"，就是靠湖的清波门、涌金门和钱塘门。李俊原驻西山灵隐寺，向东沿西湖南岸进军，到净慈港后再转北，正是这样的路线。宋江部队破城之后，方天定"出南门奔走"，"走得到五云山下，只见江里走起一个人来"。终于被张顺阴魂缠住，被杀死了。这就是从嘉会门撤退，经过闸口、六和塔、九溪，而后便是五云山下。这里的"江"就是钱塘江，正从五云山下流过。以上所描述的村落、小港以至钱塘江、五云山，也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是睦州战役。宋江部队过富阳、桐庐，便"直到乌龙岭下"(九十六回)。这乌龙岭，是睦州西北边乌龙山上的一个隘口。据乾隆《建德县志》：这个隘口"在乌龙山西，由城西行五里，上岭北行，为陆路驿递往来总道"。宋江攻不上乌龙岭，便向当地老百姓打听，从小路绕过乌龙山"便是东管，取睦州不远，便到北门，却转过西门便是乌龙岭"。这里的东管，即东关，又叫严东关，在睦州城东，是金华江与新安江合流处。宋江部队到了东管，向西，从乌龙山与睦州城之间插到睦州北门再向西行，不远便是乌龙岭南坡脚下。之后．宋江开始进攻睦州，被方腊太尉郑彪所围，由于乌龙神显灵而解救，于是。走入松树林中，早见一座庙宇，金书牌额，上写"乌龙神庙"(九十七回)。这乌龙庙确在睦州北门外数里，位于万松林之中。描述到这里的乌龙岭、乌龙山、东管、以及乌龙神庙、万松林等大大小小的地名，经实地考察，完全符合实际。
又次，是青溪战役。宋江进攻青溪．先派出柴进与燕青一路"自秀州横李亭别了宋先锋．行至海盐县，前到海边，趁船便过越州，迤逦来到诸暨界，渡过渔浦，前到睦州界上"(九十六回)，而后，混入青溪内苑，以作内应。按，秀州在杭州东北一百八十余里。榜李在秀州西面七十余里；海盐，已见前述；越州，即绍兴，位于钱塘江南岸，距杭州百余里；渔浦在杭州西南萧山县境。柴进与燕青这条路线是：从秀州出发，西面向到横李，又折向东南到海盐境，南渡钱塘江到越州境，经过诸暨、萧山界，又向西北，渡过钱塘江中段富春江，沿江北岸而上。进入睦州境青溪县。因为，当时杭州一带在方腊军手中，所以，柴进和燕青这么绕道而行。宋江自统大部队一路自睦州、新安江而上．事先派李俊诈降，里应外合。较顺利地攻下青溪；而后与卢俊义一起围攻青溪县西北六、七十里的帮源洞方腊据守的大山谷。以上柴进、宋江等进军路线，所过城镇、河流、山谷，均与实际相符。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方腊被捕处的描述。且看：方腊眼看宋江部队攻入帮源洞内苑之后，便从"帮源洞山顶落路而走"，"连夜退过五座山头，走到一处山凹边，见一个草庵嵌在山凹里。方腊肚中饥饿，却待正要去茅庵内寻讨些饭吃，只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打翻，便取条绳索绑了"。(九十九回)这里先看这个"草庵"，据实地考察，自帮源洞口西北行约五十来里，直到源头，有一座雨伞山，在此山的山凹处，确有一座断坞草庵，至今遗址尚存。这个断坞草庵，不只是与《水浒》中所讲的名字相同，而且地理态势也十分相似。从帮源洞中部，即方腊的内苑处到此地，正是"退过五座山头"，从这个草坞的遗址看，也正是"嵌在山里"，而四周正是生长着松林。看来《水浒》作者描写方腊被捕处一一草庵，很可能是以此为素材的。
总之《水浒》中关于江南尤其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不论是大的城镇，还是小的村庄、桥梁、山头以致庙宇等都很具体、详细而且准确。
《水浒》为什么对北方的地理描述差错百出，而对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则很具体、详细而且准确?人们自然会作这样的推论：《水浒》作者对北方极其生疏，而对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则非常熟悉。据此自然可以这样认为：《水浒》作者不论何处人氏．至少他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
现在，再看一下《水浒》对气候方面的描写。
《水浒》描写的事迹，经历了十个冬天。这十个冬天，都在北方度过。但是，却没有一次能够描写出北方特有的冰冻境界。如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正是"暮冬天气"，对冬景算是描写得最为充分的了。但是，林冲从朱贵酒店到金沙滩却是趁着小船，他看到的梁山水泊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这倒像江南的太湖之类。须知，他于十数天前在沧州之时，已是"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到了梁山泊边，仍是"纷纷扬扬，下着漫天大雪"(十一回)。按理，此时北方的大小河港早已坚冰封河，怎能乘船?何来"巨浪"?又如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描写杨雄于十二月隆冬季节，把潘巧云骗上翠屏山，只见山上"远若蓝靛，近若翠屏"，还有"岩上野花映日"，以至"漫漫青草"之类。这时的河北蓟州一带，也该是冰封大地，但这里却写得像是江南的春天。在同一回中，杨雄等杀了潘巧云，立即逃奔梁山，路过祝家店，偷了店里一只鸡，"小二叫一声有贼，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试想，北方严冬，又是深夜，这么"赤条条地走出"实在不合情理。又如第五十五回，《呼延灼摆布连环马》，这也是入冬之后，而呼延灼的连环马居然腾跃自如，并无冰凝路滑之累，而梁山泊人马也是"号船接应"。呼延灼向天使陈述战事时也说："务要肃清山寨"，"但恨四面是水，无路可进"。可见，这时的梁山水泊也是不结冰的。到次年一月，双方决战，对梁山水域也是同的描写，等等。这些，那有一点象北方的冬天。相比之下，《水浒》在写"征方腊"时，对南方气候则没有违背常规的描写。总之，《水浒》作者对北方冬天的气候，并未有具体的认识与体会。何以如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水浒》作者"为南方人，是一个未曾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马幼垣《水浒论衡》，1982年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该书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
附带提一下方言俗语。《水浒》运用的语言，主要是以吴语为基础的普通话。其中，又夹杂一些南方小范围的特殊语言。略举数例。如"匾匾的伏"这一词语，是因畏惧而很驯服的意思。浙中乡间就有"这人被打了一顿就匾匾的服了"，"这人一见到老婆就匾匾的伏"等话。《水浒》第七回中有"这二三十个破落户见智深匾匾的伏"。又如"相登"这一词语，是"相配"、"合适"、"般配"之类意思。浙中乡间至今仍有"这对新人很相登"、"这对男女不相登"之类的话。《水浒》第十四回有"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又如"养鹅鸭"这一词语，是"养野男人"之意。浙中乡间一些调皮孩子，与对方吵嘴时，常会说"你家里养公鹅"之类的脏话，以致引起家长们也生气起来。《水浒》第二十五回，乔郓哥知道武大郎妻子与西门庆通奸，便转弯抹角地说武大郎"养鹅鸭"。武大郎一时不解，急于分辨道："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又如"杀火"这一词语，是把未完全烧尽的木柴之类使之与空气隔绝以便成木炭之意。至今浙中乡间仍通行"灶膛里的火杀了没．有"，"烧得差不多了，可以杀火了"之类的话。《水浒》第二十六回中有"棺木过了，杀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里"的话。又如，"眼睛头"一词，是指就在眼睛前面之意。至今浙中乡间仍通行有"放在眼睛头，怎会看不见"，"时常放在眼睛头，偏偏不见了"之类的话。《水浒》第五十六回中有"你只依我......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一段话。又如"溪滩"一词，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险滩"、"河滩"之类，而是指的溪水。至今浙江乡间仍通行的"到溪滩里洗衣裳"、"到溪滩里捉鱼"之类的话。《水浒》九十八回中有"水军......从溪滩里上去"一句话。又如"嬉"字，是"玩"、"戏耍"之意。至今浙中乡间仍通行："请到我家来嬉"，"今天嬉得真高兴"之类的话。《水浒》第九十九回中有"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骑着马东走西走"。如此等等。这些小范围内的方言俗语，《水浒》作者居然能够纯熟地掌握与运用。这也可说明上述那个观点：《水浒》的作者在南方尤其是浙中一带生活了很长时间。
总之，根据《水浒》内部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的描写以及方言俗语的运用等方面，再联系明代最早提出《水浒》作者的郎瑛、高儒等关于"钱塘施耐庵"的记述，《水浒》作者很可能就是杭州地区的人。如果再做一点大胆的推测，他也许就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的书会才人。
 
第四章《水浒》的版本
 
一、简本和繁本的先后问题
《水浒》的版本，简单说来，可分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各有哪些特色?哪一种先问世?明代的胡应麟(1551一一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有简略的论述：
此书所载四六语甚厌观，盖主为俗人说，不得不尔。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复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
到了明清之际，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又说：
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硝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本，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
以上两人共同指出，《水浒》中有一种版本，在人物环境描写以及情节过渡处，具有"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即描写得比较细致繁缛，以致读者"极足寻味"。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繁本"，或称"文繁事简本"(无田虎、王庆故事)；而另有一种版本，为了"节缩纸本，求其易售"，把上述所谓"游词""概删之"。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简本"，或称"文简事繁本"(有田虎、王庆故事)。据此看来，显然是"繁本"首先问世，而"简本"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刊落"而成。
针对这种观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不同看法：
一日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
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这里，讲得很明确：简本是"盖近"《水浒》的原本，是"当先于繁本"，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前人胡应麟、周亮工等"刊落"之说不确。认为"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究竟是"简本先繁本后"，还是"繁本先简本后"?郑振铎、何心、聂绀弩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力主前说；而胡适，孙揩第以及近年来另一些学者，则力主后说。现扼要介绍如下。
先看"简先繁后"说。力主此说的学者认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水浒》版本之由"简"到"繁"，正是遵循这种客观规律。力主此说的学者，还作了一个比喻；粗糙的简本好比是给说书人说话的底本"话本"，而细致的"繁本"则好比是给读者鉴赏的文人创作一一"拟话本"。由前者到后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提高。据此，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从《水浒》的版式来推测。较早的简本《水浒》，如约刻于万历元年(1573)至十六年(1588)间的双峰堂本《京本全像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又如，刻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双峰堂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以及刻于明末的雄飞馆本《精镌合刊三国水浒全传》等，还有其它明代刊行的本子，其版式都是一图下文。至于繁本《水浒传》，却都没有这样的版式。从小说发展吏看，这种一图下文的版式是一种古老的简朴形式。因为文简，则须要利用图画来补充说明内容，更以此来吸引读者；如果文繁，自然足以吸引读者，不须每页上截都画上图画了。简本《水浒》普遍利用这一版式，说明它出现时间较繁本为早。
其次，从《水浒》的分卷(回)情况看。繁壤水浒》，如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称"越人罗氏"作有一本《水浒传》，共一百回；高儒在《百川书志》中称，施耐庵的本《水浒传》是一百卷；郭武定本《水浒传》也是一百卷；大涤余人叙本《忠义水浒传》也是一百回等等。其卷数或回数都是一百，一卷即一回，明容与堂本《水浒传》则标"卷一第一回"．"卷二第二回"，共一百卷一百回。这表明繁本《水浒》已经成熟，形成定本了。至于简本呢，如双峰堂刊《京本增补较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是二十五卷一百零四回；黎光堂刊《郑大郁序本水浒传》，是(?)卷一百一十五回；刘兴我刊《汪子深序本全像水浒传》是二十五卷一百一十五回；雄飞馆刊《精镌合刊三国水浒全传》二十卷一百一十回；等等。其卷数回数往往不同。表明这些简本《水浒》的祖本是处于未尽定型的过渡阶段。由此可推知简本在繁本之先。
又次，从回目联语的水平看。简本《水浒》中的回目联语，其平仄、虚实(字)舛错不少；而繁本《水浒》中的回目联语，则贴切工稳。如：
天都外臣叙本(繁本) 英雄谱本(简本)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豹子头刺陆谦富安，陆虞侯火烧草料场"。 林冲投王庄客向火"。簟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母夜叉坡前卖药酒·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武都头遇救得张青"。"朴天雅双修生死书，"杨雄石秀投晁盖，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宋江一打祝家庄。"两者一对照，分明可以看出，高低有别，文野悬殊。如果是简
本出自繁本，那么，照抄就是，因为这些回目联语的字数基本一样，不存在"节缩纸本"的问题，何必要去重写，以致吃力不讨好呢?看来，只能是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又次，从《水浒》的正文看。繁本中有许多描写精彩之处，而简本中却大多显得质木无文。尤其是有关鲁达、林冲、武松等人的一些重要情节，繁本有许多描写得很深刻、细致而且生动，而在简本中则变得肤浅、粗糙而且呆板了。如天都外臣叙本第三回中关于鲁达打郑屠的描写：
(郑屠)被这鲁提辖就势按往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往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褥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是并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叫俺讨饶，洒家却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动弹不得。
再看双峰堂本中相关部分的描写：
(郑屠)被鲁达就势按住，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了。鲁达踏住胸前，抡起拳头，看着郑屠日："洒家始从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屠户，狗，也,tt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郑屠挣不起来，中只叫"打得好"。鲁达目："你敢应1211"就眼睛眉梢又打一拳，打得眼睛缝裂，乌珠迸出。两旁看的人惧怕，不敢向前。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只见郑屠挺在地下，渐渐没气。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与两种回目联语之间的差距一样，文
野分明，粗细悬殊。可见繁本是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
"简先繁后"说的主要论点如上所述。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即表示发言的词汇，在繁本中都是用"说"、"道"、"说道"之类，只有极个别之处用"日"。而简本中，固然也有用"说：的地方，但大都是用"日"。从小说语言发展的轨迹来看，一般都是由"曰"到"说"、"道"、"说道"的。由此也可说明简本先于繁本。再看"繁先简后"说。力主此说的学者认为，《水浒》是在各地的"街谈巷语"与文人创作的种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由一个优秀作家进行融汇、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并非是先由某一作家写出一个粗糙的"简本"，而后又由某一作家在前者基础上写出一个不甚粗糙的"简本"。这样一个接一个，逐步发展．终于写出一个精致的"繁本"来的。正是由于它是由某一作家写成一个"定本"。其基本内容与艺术特点、基本情节与人物性格等均已定型，也就为广大观众所公认。这样，尽管繁本与简本之间及繁本与繁本、简本与简本之间文字互有出入，但上述种种不可能再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是由"简"到"繁"，逐步发展而成，那么，上述种种，每当一个新版本的出现，必较前一个版本所发展，以致会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从各个版本的实际情况看来，都并非如此。可见《水浒》并非是先有"简本"然后才有"繁本"，而是恰恰相反。再从现存的有关资料来看，也说明是"繁本"先于"简本"。据天都外臣《水浒传叙》："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子其首"。这一百回的《水浒》，就是指的"繁本"。这里的"洪武初"，距他作《叙》的"万历已丑"(1589)已经二百多年，他未必说得准确，故冠之以"故老传闻"；但是，在"万历已丑"之前若干年，便有一种"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的"繁本"《水浒》出现，这总是大体可信的。天都外臣在上面这篇叙中还指出："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这也是指一百回的繁本《水浒》。据《皇明从信录》："嘉靖十年间"，郭武定仿《三国志》．《水浒传》等刻过《国朝英烈传》。由此可推知．他家"重刻"《水浒》在嘉靖二年(1523)之前若干年。而且，既云"重刻"，当然还有更早的《水浒》本子。又，据高儒于嘉靖间作的《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此书的"自序"．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可见，早在嘉靖十九年之前，繁本《水浒传》就已问世。与高儒大体同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指出：《宋江》(即《水浒传》)，"乃杭人罗贯中所编"．"又日钱塘施耐庵的本。凡此种种．都是指的"繁本"。这些繁本，最迟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就已问世。
至于"简本"《水浒传》呢，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刻《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问世。该书中有一篇《题水浒传叙》："《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像旧惟三愧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可见，在该书问世之前已有三愧堂刻的《水浒》以及其它"梓者纷纷"的《水浒》。这些《水浒》究竟刻于何时?据此《叙》中对它们的指摘以及对双峰堂本所谓"改正增评"、"一画一句，并无差错"的吹嘘，甚至说出："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的招揽生意的广告言辞，可见三槐堂所刻的一类《水浒》。当时还颇风行．相距双峰堂本《水浒》不会太远。再联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来看："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几不甚覆瓿"。胡应瞬死于万历三十年(1602)。由此可以推知，三槐堂所刻一类《水浒》当在万历初(1573-一1583)问世。由此看来，当今所见的"简本"《水浒》当比繁本《水浒》迟半个世纪才问世。
再看《水浒传》的内容，确实也存在由"繁本"删成"简本"的痕迹。
如繁本第三回的"拳打镇关西"中，有"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一句，并骂郑屠为"狗一般的人"，"简本"中则成为"鲁达就势按住"，"狗"。紧接着，鲁达对郑屠头部打了三拳。繁本中，每拳分别有"却便是开了油酱铺"、"彩帛铺"与"全堂水陆的道场"等比喻，把郑屠脑袋破裂时的声、色、味都具体地描绘出来；而在简本中，这些精采文字全不见了，只是简括地写了一个过程。这一节，自"郑屠大怒"到被打死，"繁本"有五百五十余字，"简本"只有二百四十余字。又，"繁本"第八回林冲写休书，"叫酒保寻个写文书的人来，买了一张纸来，那人写，林冲说......"。而在"简本中，只是"林冲写了休书"一句话。又，"繁本"第二十四回，乔郓哥出场，去茶坊寻西门庆，共有二百七十余字，而"简本"只一百余字，等等。这些明显是为了"节缩纸本"而作的删削。
再看繁本第一回"祈禳瘟疫"一节中，有"一面降赦天下罪囚......一面命在京观宫寺院修设好事禳灾"等句，而在"简本。中。只有前一个"一面。"居然没有后一个"一面"了。这就造成左右无呼应，文气不完整。类似例子还有不少：繁本第二十六回的"斗杀西门庆"一节·武松为了准备证据，录下口供．请来姚文卿、胡正卿、赵仲铭、张公四位，末后还说："我还有一句话，对你们四位高邻说"。而"简本"中，省去一个胡正卿．只剩三个人，但仍让武松说"你们四位高邻"云云。完全是前后不"对"。又如"繁本。第二十七回中，武松经过十字坡时，张青转告他，有"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酣的人"。而在"简本"中，虽然也说有"三等人"，但具体只说了其中的"一等人"，其余"两等人。则不见了。这都是由"繁本"删削为"简本"过程中的疏漏所致。
还有一些现象，也值得注意。如繁本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传给宋江四句"法旨"，末两句是："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这是暗示宋江日后要去幽州征辽和去睦州征方腊。简本中也有这四句"法旨"，然而，简本中除了上述两处"奇功"又多了去河北征田虎和去淮西征王庆两处"奇功"呢。简本中前后如此不一致是怎样造成的呢?看来，这是简本制作者把"法旨。从繁本移用过来之时，尚未及考虑后来的田、王故事。又如，繁本第九十三回，宋江得知在宣州战役中死了三个将领，于是对吴用倾诉："自从渡江以来，如此不利，连连折了我八个兄弟"(在润州和常州战役中已死了五个)。而在"简本"中，还死了武能、杜旺二位将领(是征田虎时归顺宋江的)，总共死了十个兄弟。可是，宋江仍是说："连损八个兄弟"。看来，这也是由于从繁本中移用宋江这句话时，尚未好好考虑田、王故事。
究竟哪一种版本在先，哪一种版本在后，至今尚难作出确切不移的结论。这里，过硬材料的缺乏，实在是一个根本原因。在明代之前，《水浒》有否问世?学者仍只能提些推测性意见，谁也不能肯定。今天，般学者用来比勘的，简本是双峰堂刻的"评林本"，繁本是天都外臣叙本。这两种本子都远非《水浒》原版。就"简本"系统来看，"评林本"刊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比它更早的还有《三槐堂刊全像水浒传》，刊于万历初(1573二一一1583)，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存本；虽有《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刊于明万历初(1573一～1588)，据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著录，此书共二十四卷，现只剩一卷零四页。这自然难以作为比勘之用。就繁本系统来看，天都外臣序本刊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原本已佚，现所见的是清康熙五年(1666)补刻本。既是补刻，哪些原有．哪些补进，无法确认，而把它与简本比勘时，科学性自然就要打折扣。比天都外臣叙本更早的，有罗贯中《水浒传》。但这是"故老传闻"，今天谁也未见其版本。还有嘉靖问《京本忠义传》和郭武定版《水浒传》，现只剩少许残叶，自然无法作为比勘之用。总之，今天我们引以为据的"简本"与"繁本"，都不是《水浒》的最早版本。更何况，自宋元问《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到明代《水浒》的问世，在这漫长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也可能另有已佚的《水浒》原本或祖本。而从原本或祖本到后来的种种《水浒》版本总是有不断的变化与发展的。这样，确切不移的结论自然是难下的。今天，从现有的版本来看，倾向于"繁先简后"的学者似乎更多一些，自然也更符合实际一些，但总的说来，"繁本"的研究尚很不够，"简本"的研究更为不足。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加强掌握与运用国外有关的版本的资料，《水浒》研究中的繁本与简本问题，可能会得出更为令人满意的结论。
二、简本和繁本的刊行情况
关于《水浒》的版本，马蹄疾先生的《水浒书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已有全面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是择要简介一下。
(一)简本
明代简本刊行主要有下列七种(次)：(1)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余氏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全书二十五卷。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后学仰止余宗口云登父评校，书林文台余象斗子高父补梓"。分上、中、下三栏，分别为评语、插图与正文。原藏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王古鲁拍照带回。1956年北京古籍科行社据此影印出版。这个"评林本"中有《水浒辨》说是："《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像旧惟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据此及有关资料推知，在万历初(1573-1583)福建建阳一带就刊行过多种简本《水浒传》，但包括三槐堂本在内都未见存本。(2)万历元年(1573)至十六年间(1588)建阳余氏双峰堂刊行《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3)万历十六年(1588)至二十二年(1594)之间福建刊行《全像水浒传》大学图二污馆。以上几种，均刊行二卜"评林本"之前。万历间，黎光堂刻《郑大郁序本水浒传》全二括一百一十五回，尹未见存本。(5)明末．还有《宝翰楼刊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三十卷，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6)《映雪草堂刊又：杏堂批评忠义水浒、釜传》三十卷，原书已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文研究所藏有明刻清补本，(7)崇祯元年(G28)广东惠匪{富沙刘兴我刻《汪子深序本全像水浒传》，全书二十五卷一百一卜五回，国内未见藏本。
清代简本刊行主要有下列七种(次)：(1)清初金陵文元堂刊《英雄谱本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一十五回，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下栏为《三国演义》，为毛宗冈评本。(2)广东2硅飞馆刻《英雄谱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此书亦与《三国演义》台刻。以上两书国内均未见有存本。(3)金陵《文星堂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十卷一百一十五回，未见原本。后有金陵德聚=1超重印本，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书林文星堂梓行"。(4)清乾隆元：年(1736)《陈枚序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四回，未见原本。到光绪间，大道堂及其它书坊均有重刻翻刻本，首都图书馆等有藏。(5)光绪间四川成都有黎照书屋刻《水浒全传》，一二十四回，四川省图书馆有藏。(6)金陵《兴贤堂新刊绣像汉采奇书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一十五回，署"东原罗贯中编辑，金陵兴贤堂梓行"。温州叶知秋有藏。后有近文堂重刊本。(7)江苏有福文堂刊《绣像汉宋奇书忠义水浒传》，一百一十五回，泳页横书"三国水浒合传"，署"金圣叹先生批点"，上海赵景深原藏。
 
(二)繁本
繁本《水浒》，有二一百回本和七十回本两种，另有一百回繁本加上二十回简本(王、田故事)的一百二十回本。其刊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先说一百回本。在明代，该本刊行主要有下列八种(次)。(1)万历十七年(1589)，新安：剐《天都外臣序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原本已佚，清康熙五年(1666)有石渠阁补修本。天都外臣《水浒传叙》又说到"洪武初"越人罗贯中有《水浒》一百回。这里的"洪武初"未必准确，但可推知，在天都外臣序本刊行之前就有一百回的繁本《水浒传》问世，此书"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署名当为罗贯中(或罗本)。应该认为，这是目前知道最早的一种繁本《水浒》。又，李开先(1502-1568)在《词谑》中说过："崔后渠、熊南沙、唐川州、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目．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这里的崔后渠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王遵岩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熊南沙和陈后冈均是嘉靖八年(1529)进士。这些人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所称扬的二十册(每册五回，共一百回)《水浒传》可能就是天都夕卜臣所称引的这一本。天都外臣在上面这篇序文中还提到："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2)郭勋主持"重刻"一百回《水浒》，当在嘉靖十年(1531)之前不久。此书据说郑振铎藏有残叶五回。近有专家认为，上海图书馆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本，剩有两页，更可能是真正的郭勋本。明嘉靖间，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此书有高儒"自序"一篇，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大体与高儒同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日编。《宋江》又日钱塘施耐庵的本。"《宋江》即《水浒传》。高儒与郎瑛所说的，可能就是郭本。(3)据明人周弘祖《古今刻书》：《都察院水浒传》。可见嘉靖时还有一部都察院藏板《水浒传》，但未见有传本。以上所说的罗氏本、郭勋本和都察院本《水浒传》都在天都外臣序本之前。(4)与天都外臣序本大体同时，还有一种张凤翼序的《忠义水浒传》。张序大致作于明万历戊子(1588)前后，其中说："刻本唯郭武定为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可知，此书是以郭本为底本而刻的。惜此书迄今尚未有发现。(5)大体与张序本同时或略早，也是以郭本为底本而刻的，还有大涤余人序的《忠义水浒传》。惜此书至今亦未见有传本。(6)《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但有挖改。有插图二百幅，还有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眉批、旁批、回后总批，另有《批评水浒传述语》，《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等，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代据容与堂本重印的《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还有数种。(7)天启间有积庆堂藏板的《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8)明末有四知馆刻行的《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一百卷一百回。以上两种本子，大致与李卓吾评本相同。
清代主要有下列三种(次)：(1)清初有李渔《介子园刊四大奇书水浒传》，可能是一百回。此书未见传本。(2)清康熙中有《芥子园藏板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可能是以上一种版本为底本。原本国内未见，据说日本有藏。以上两书均出于容与堂本。(3)清代中叶有三多斋重印《芥子园刊忠义水浒传》．一百回，题"施耐庵原本"、"李卓吾先生评水浒全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民国时期主要有下列二种：(1)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燕京印书局据李玄伯藏明代版本刻《百回本水浒》，一百回，北京图书馆有藏。(2)民十三年(1934)．北京流通图书馆据李玄伯藏本重排《仿明版重刊水浒》．一百回。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解放以后，主要有下列二种：(1)1966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北京图书馆藏容与堂本影印出版。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据上述影印本加以翻印。(2)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棱点出版《容与堂本水浒传》，并附有李卓吾评语。顺便提一下，这个一百回本日本冈岛璞予1757--～1 784年间翻成日文，东京共同出版株式会社出版，题《通俗忠义水浒传》。
现在，再介绍一下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刊行情况。自明至今主要有下列11种(次)：1、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行《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回，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修。"书前有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此书中的"征田虎"、"征王庆"部分，当是从福建建阳一带的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以及一百二十四回本中移植过来并加以改写的。属简本系统·其余一百回，属繁本系统。这个版本一般叫做"袁刻本"或"杨序本"。涵芬楼有藏。此书以后有不少翻刻。(2)明崇祯初郁郁堂刊《绣像藏版水浒四传全书》，南京图书馆有藏。(3)宝翰楼刊《忠义水浒全书》，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有藏。(4)崇祯末年又有二刻《郁郁堂藏版水浒四传全书》，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均有收藏。(5)民国十八年(1929)有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世称"万有文库版"。辽宁图书馆有藏。(7)伪满州国康德十年(1944)有满州帝国图书株式会社排印《忠义水浒全书》。(8)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万有文库版"以及"郭本"、"容与堂本"等七种本子整理出版"汇校"本《水浒全传》。(9)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万有文库版"为底本，并以"汇校"本重作校订，整理出版《水浒全传》。(10)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水浒全传》。(11)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以明代"袁刻本"为底本j又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汇校"本加以校订，出版新校注本《水浒全传》。
现在，再介绍七十回本《水浒》的刊行情况。
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刻行《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卷七十回。从卷五开始是正文。每卷有回前批、夹批。卷一至卷四是金圣叹的三篇序文、《宋史纲》、《宋史目》、《读第五才子书法》和一篇伪托的《旄耐庵序》。这些是金圣叹的文学评论，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本子可能是以"郭本"、"天都外臣序本"更可能是《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为底本，割去七十一回以后文字，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故全书成为七十回)，再加以删削、改写而成，文字雅洁。这是对《水浒传》的思想和艺术方面一次重大的修改，从某一角度看来，确实是有不少的提高，在《水浒》版本发展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本子一般称做"贯华堂本"或"金评本"。原刻本现已很难见到。
就在崇祯末年，贯华堂本便有重刻本问世。此后许多书局(坊)纷纷续刻、翻刻，或另加序，或稍作改动，几乎压倒了其它所有的版本。几百年来，几乎使人不知道尚有其它版本的《水浒传》存在。
清代，七十回本《水浒》刊行种(次)之多，简直难以统计。清初金间叶瑶池刊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与其同时，贯华堂重刻《五才子水浒传》，南京图书馆有藏。顺治十四年(1657)，醉耕堂刻行《五才子书水浒传》，首有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浒序》、《水浒传总论》，北京图书馆有藏。这个王仕云序本，此后颇为走俏。嘉庆、道光间，此书又数次重刻．并改为二十卷七十回。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刊行仿泰西法石印王仕云序本《五才子书水浒传》，恢复为七十五卷七十回。上海图书馆有藏。民国初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王仕云评本《绘图评注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三十五卷七十回，广东中山图书馆有藏。民国六年(1917)，上海中新书局铅印王仕云评本《精校全图足本五才子书》，三十五卷七十回，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此后不久，中新书局铅印本又由鸿文书局重印。上海广益书局、广兴书局还分别铅印了王仕云《全图足本绣像水浒传演义》十二卷七十回。等等。
雍正十二年(1734)，怀德堂刻行由句曲外史作序的《绣像第五才子书》，七十五卷七十回，此书原刊本已佚。不久，光霁堂根据怀德堂藏版重新刻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这个句曲外史序本也很走俏。乾隆四十六年(1781)，芥子园刊行有句曲外史序的《四大奇书水浒传》，七十五卷七十回。此书国内未见传本。不久，芥子园又重刊，浙江图书馆有藏。同治间，纬文堂又刻行有句曲外史作序的《绣像第五才子书》七十五卷七十回，辽宁省图书馆有藏。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刻行聚珍版句曲外史序本《五才子奇书》，十卷七十回。此书各地都有存本。接着，上海图书集成局，上海书局又先后据此石印。自宣统至民国间，上海天宝书局又先后两次印行。上海文华书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广百宋斋、上海文昌书局、上海启新书局、奉天第五监狱、上海扫叶山房、上海文盛书局、上海申报馆等等都石印或铅印过这个句曲外史序本的《水浒传》。
贯华堂本《水浒传》除了王仕云序本和句曲外史序本以搽≯曩清代还有许多其它版本。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大同书局刊王．j韬序本《绘图五才子奇书》，七十回不分卷，首王韬《水浒传序》。次句曲外史《水浒传叙》，北京周德恒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保定直隶官书局石印《新评水浒传》，七十回，目录后有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残本。此外还有四勿堂藏版的《水浒传》，七十五卷七十回，宣统三年(1911)，上海散瑶书局石印《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首都图书馆有藏。民国以来，上海书坊、上海时还书局、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世界书局、上海元昌书局、上海校经书局、上海扫叶山房、上海中央编译局、上海群学社、上海文明书店、上海共和书局等均有石印或铅印本，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书名，排法有异，文字稍有出入。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有邓狂言"索隐"、"总评"、"总赞"的《水浒索隐》，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图书馆有藏。次年，上海三民公司排印《水浒传》。有周瘦鹃《水浒传序》，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同年，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水浒》有李逸侯《水浒新序》，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历史长篇说部新式标点水浒传》，李菊庐标点，张继良校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次年再版，上海图书馆有藏。此后，上海启智书局、上海襟霞阁主人、上海广益书局等都出版过七十回《水浒传》。随后又有广益书局的通俗说部丛书本《水浒传演义》出版，四卷七十回．该书与上述各书大同小异。
解放以后，以贯华堂本为底本出版的《水浒传》也不少。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七十一回，复"楔子"为第一回，把金圣叹改得不好之处又参照其它版本改了回来，还删去末了的川晾疆梦"。次年，作家出版社根据上书重排出版。1954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删成四十八节，出版了《水浒节本》。1959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影印台二|匕世界书局重版的足本《水浒》。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至第六回《评注本水浒》，作为内部征求意见本。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传汇评本》．正文即贯华堂本，评语则汇集了贯华堂本、容与堂本、袁无涯本、芥子园本、醉耕堂本和双峰堂本。198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本水浒传》一百二十回．蒋祖钢校勘，前面的"楔子"与七十回基本是贯华堂本，后面五十回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已经印过，由梅寄鹤作序。据专家研究，这后面的五十回确实是后人的一种"狗尾续貂"，与明代的《水浒传》无关。
顺便提一下。《水浒》一书，早已跨越国界，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匈牙利文、马来西亚文，朝鲜文、暹罗文等，均已有译本。其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有美国赛珍珠用英文译的《四海之内皆见弟(水浒传)》七十回，一九三三年美国纽约琼黛公司出版，苏联娜格且娃用俄文译的《水浒》七十回，一九五五年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出版，也为国内不少读者所知。又，法国雅克·达斯用法文译的《四海之内有兄弟(水浒传)》九十三回，虽然是本世纪七十年代，但已为广大人们所知晓。至于在本，早在一七二八年就有冈岛璞开始训点《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刊行二回)一七五七年开始，冈岛璞编译《通俗忠义水浒传》前后编二百回。一九一一年东京共同出版株式会社排印。进入十九世纪后，翻译刻行，连续不断，如《通俗忠义水浒传》三卷，《通俗忠义水浒传拾遗》十卷，《新编水浒外传》九编九十卷，《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四卷十一回。《禅史水浒传》二十编，《标注训译水浒传》十五卷十七回等，已有十余种版本。以上略可窥见《水浒》在国外，尤其是日本的刊行概况。
《水浒传》从现有的资料看来，明万历年间汪道昆在《水浒传叙》中根据"故老传闻"所讲的"洪武初，越人罗氏"的一百回本，最早的有文字根据的一种繁本。但是版本本身已无珐羽到。而后是嘉靖年问的"郭本"和万历年间的"天都外臣叙本，魂戮在也无法看到它的原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完整的百回本只有万历三十八年的"容与堂本"。它的内容主要是走妖魔、群雄上梁山、受招安、征辽、征方腊这样五个部分。曾有专家指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可能是九十回左右，即"受招安"之后便是"征方腊"，"征辽"部分是成书之后再插入的，这个看法很有道理。试看一百零八位英雄"征方腊"中十去其八，而"征辽"则一个也未牺牲，就是因为先有"征方腊"，各个英雄的下场均已安排好了之故。不过，所谓"九十回本"只是一个推测，并未发现任何文字根据。据现有资料来看，《水浒传》最早出现的版本是百回本，至于福建建阳一带出版的简本如一百零四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之类，是在明万历时期，则要迟半个世纪左右。而七十回本则比简本又几乎迟出半个世纪。百回本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全过程，表现了他们的长处与不足(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对后人自有特殊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至于增入"征田虎"、"征王庆"的简本，固然从科学研究方面自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从一部艺术作品的思想容量来看，多这么"二征"并不比原来的"一征"(征方腊)而增加多少份量。至于七十回本，自然在好些方面都有提高。它把"走妖魔"改为"楔子"，只反映水浒英雄自分散斗争，终于聚义梁山也有一定完整性，而砍去后面的部分，正像"断尾巴睛蜓"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就看不出来了。它以"惊噩梦"作结，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可以"各取所需"。至于在语言技巧方面，后出的本子往往总是互相取长的，而这个七十回本则提高得特别明显。当代出版的其它一些版本，基本上也都吸收了它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