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豪霸——董卓

从董卓的家族说起。《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董卓的父亲以微官担任过颍川郡的纶氏县尉，是掌握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职人员，必然长于骑射，这和他的籍贯是凉州的陇西临洮分不开的。
 
当时，凉州是一个特殊地区。《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所谓“西州”即指凉州。同书《虞诩传》说：“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仅从这两条史料来看，在当时与“羌胡”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从而形成凉州这个地区的特点。“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对这里来说，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土地瘠埆”的自然条件，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因素，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必然孕育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杰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与“羌胡”杂处，而且被人们视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列女传》），很可能，其母即非汉族。在这种“边鄙”环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这是《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对其才武的描述。《后汉书·董卓传》作“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李贤注引《方言》说：“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即是说，身负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董卓能够左右张弓射箭，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之精。《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又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两句。说明董卓不但是一名游侠之士，而且以此著称，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又《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是此后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如前所说，凉州被当时人们看作“边鄙”，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为什么加以轻蔑，十分明显，即是因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对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低文化层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应该如此。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说：“郡召（董）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这里的“郡”，所指当然是董卓的家乡陇西郡。从担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监领盗贼”，就是“领兵骑讨捕”，都是武职，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开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赏的，当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凉州，董卓担任过“兵马掾”，由于这个职务对此后的军事生涯具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较详的考察。《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为（凉）洲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关于东汉时期州一级兵马掾一职，有关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但在《后汉书》中却有三条关于郡的兵马掾的史料。其一见《东夷传》："（句骊）复与辽东鲜卑八干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辽东太守）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酌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其二见《乌桓鲜卑传》：“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日：‘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严）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其三见《刘茂传》:“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张）显促令进，（严）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这三条史料所叙述的，一条在辽东郡，另两条所记是同一事，在渔阳郡，都属于当时的边郡，说明“兵马掾”一职应该专设在与少数民族邻接的地区，任务是作战时参与策画，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这是边郡的重要武职。州一级的“兵马掾”，其职责应该与郡相同。在这个职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激守塞下，投身战斗，而且协助刺史参与谋画。作为此后的将军和统帅，凉州兵马掾任上的这一段经历，对董卓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在凉州，董卓可以兖任州郡吏，按照其时惯例，应该属于当地豪族。
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后汉书·董卓传》）。什么是“六郡良家子”,因为涉及到董卓的出身和此后的发展，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颇为生动的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特点。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属于凉州，上郡、西河两郡属于并州；但是，以自然条件、民风材力而论，六郡完全相同，并不因为分属两州而有所差异。从西汉开始，就从并、凉两州的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期门”、“羽林”，即皇帝的卫士。这个地区的人们“修习战备，高上气力”，这仅是条件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良家子”，他们必须出身“良家”。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如淳的解释，即“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再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代将“医巫”、“商贾”、“百工”的人家认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为“良家子”，反之，凡是非上列人家的子弟，即所谓“良家子”。董卓的父亲担任过纶氏的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州郡吏，当然可以具备入选的条件，成为“期门”、“羽林”。董卓由凉州边鄙之地来到京师洛阳，同时，“六郡良家子”又是名将出身的最好途径，赵兖国、甘延寿即是如此（参看钱文子《补汉兵志》）。对董卓来说，这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逐渐参与东汉政府的军事行动，取得高位，并拥有一支精锐的凉州部队。
董卓是如何建立并发展他的军事力量的。
 
如上所说，在京师洛阳得到中郎将张奂推荐，董卓回到凉州，以军司马职位参加了对羌族的战争。张奂是董卓的同乡。《后汉书·张奂传》说：“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张奂是敦煌郡人，其父张惇又曾任汉阳太守，敦煌、汉阳两郡都属于凉州，说明父子两人在凉州具有较高威望。张奂所以推荐董卓，是欣赏他的”才武”，以及在凉州的知名度。由凉州到京师洛阳，对董卓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由洛阳再回到凉州，这又是一个重大转折。原因很简单，脱离凉州这个土生土著之地，董卓要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
《后汉书·张奂传》说：“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投诩，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鳖等胁同种复钞三辅。（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在这次对羌族的战争中，董卓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后，董卓“拜郎中，赐缣（jian）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说：'‘为功者虽己，共有者乃士。”即是说，董卓认为自己虽有指挥之功，但作战还是要依靠战士，因此，将赏赐的九千匹缣（jian）毫无保留的分给吏卒。十分明显，仅据这个事例，说明董卓不但“才武”，而且具有大将或统帅的风度和才能。董卓所以能够组成以他为首的凉州军事集团，并控制东汉政府，原因即在于此。
据《后汉书·董卓传》，在张奂领导下击破并、凉两州的羌族后，董卓“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麴阳，军败，抵罪”。除镇压黄巾起义失败，又见于《后汉书》的《灵帝纪》、《皇甫嵩传》外，在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任上，《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说明其主要任务仍是对付“羌胡”。尽管没有离开过战场，董卓却再次离开了凉州，不在凉州，即是脱离发展的土壤，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发展。但是，当镇压黄巾起义失败抵罪之后，幸运却降临到董卓身上，不但得以回到凉州，重新组织军队，而且迅速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董卓军败抵罪在中平元年，就在这年冬天，凉州再度燃烧起反抗东汉政府的烽火。《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元年）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桴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羌胡”起兵，东汉政府派左车骑将军皇甫嵩率军前往镇压。董卓就在同时被任为中郎将，作为皇甫嵩的副手，因而得以再次回到凉州。
皇甫嵩是凉州安定郡人，据《后汉书·皇甫嵩传》，他是“兵动若神，谋不再计”的杰出将帅。“本朝失败，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皇甫嵩）与董卓耳。”这是皇甫郦对其叔皇甫嵩说的。说明这时董卓的地位已经和名将皇甫嵩相等，被人们视为可以安定这个战乱时代的杰出人物。由于皇甫嵩对宦官集团的僧恨，被中常侍张让诬陷为“连战无功，所费者多”，被征还并遭到处分。这是董卓与皇甫嵩的第一次合作。其间，董卓还以破虏将军名义，在司空张温统率下继续在凉州对边章、韩遂作战。《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五年，（王国）围陈仓，（董）卓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这是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的第二次合作。
《后汉书·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说：“初，（董）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边章、韩遂，争雄。”两雄不并立，所谓“争雄”，说明两人之间矛盾的起因，也说明了矛盾的表现。由于董卓手握重兵，东汉政府当然不放心，将他调到京都改任他职，借以剥夺其兵权。《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征（董）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lin）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董卓拥兵自重，挟“羌胡”以威胁政府，词气严厉，拒绝前来京师，更拒绝交出军队。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东汉政府即企图利用董卓与皇甫嵩之间的矛盾，使皇甫嵩以武力解决董卓。同《传》又说：“及灵帝寝疾，玺书拜（董）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日：‘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xia）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即是说，所率领的军队仅属董卓个人，也只听其命令，完全可以带到并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交给皇甫嵩，词气仍旧十分严厉。而且董卓既拒绝交出军队，又拒绝就任，前赴并州，只是将大军屯驻在司隶所属的河东郡，观看东汉政权内部的变化，也当然观看皇甫嵩的动态。至于皇甫嵩这方面，尽管其侄皇甫郦对他说："（董）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并建议“杖国威以讨之”(《后汉书·皇甫嵩传》）。老谋深算的皇甫嵩终于不敢动手，说明其时董卓的武装力量不但已经和皇甫嵩相等，而且很可能超过了皇甫嵩。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前引《后汉书·董卓传》所说的“湟中义从”和“秦胡兵”即包括在内。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日‘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说明“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的“月氏胡”，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兵。如前引《董卓传》所述，这次起兵曾遭到董卓和皇甫嵩的镇压。董卓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其中一大部分应该即是这次战争中的降人或俘虏。至于“秦胡兵”,“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羌胡”，请参看拙著《释“秦胡”》一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这里不再重复。因此，在上引董卓对东汉政府的第一次上书中，曾强调军中的“羌胡”，即说明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不但有凉州“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汉族士兵，还有大量非汉族士兵，不论汉族还是非汉族，他们都是富于战斗力的精兵。当时，著名女诗人蔡琰（yan），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她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战乱时代，其中有这样四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列女传》）对董卓的军队及军中的大量少数民族士兵，即作了十分真实的写照。
 
此外，《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董卓）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誉。除凉州士兵、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已见上述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同样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这是董卓兼并丁原所属并州军队以后的情况。至于董卓所部将领，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有：
（一）李傕《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前引《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当董卓为吕布所杀以后，他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并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兖实其军事力量。
（二）郭汜《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郭）汜，张掖人，一名多。”张掖郡属于凉州。同《传》又引《献帝起居注》说：“郭多，盗马虏耳。”说明在从军以前，郭汜在凉州是一名以盗马为生的无赖。他在军中任校尉，也是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当董卓为吕布所杀以后，他成为凉州军事集团仅次于李傕的首领。
（三）张济据《三国志·魏志·张绣传》，张济是武威祖厉人。武威郡属于凉州。张济也是董卓军中的一名校尉。
（四）樊稠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韩遂与樊稠的对话中，韩遂曾说“与足下（樊稠）州里人”。韩遂是凉州金城郡人，樊稠也应该是凉州人。《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说："（李）傕见（樊）稠果勇而得众心，疾害之，醉酒，潜使外生骑都尉胡封于坐中拉杀稠。”
（五）李蒙《后汉书·董卓传》说："（李）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前此，李蒙又曾与徐荣奉董卓的命令击破孙坚，见同《传》。《后汉纪》卷二八说："（兴平二年）二月，李傕杀右将军樊稠、抚军中郎将李蒙。”(“蒙”原作“象”，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据《后汉书·董卓传》注引《后汉纪》改。）
（六）王方《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李傕等）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与樊稠、李蒙二人相同，王方也是董卓的部曲。
（七）胡轸（胡文才）《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说：“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胡文才名轸。胡文才、杨整修两人都是凉州大人，所谓“大人”,据《后汉书》，这个词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岑彭传》注：“大人，谓大家豪右。”《马援传》注：“大人，谓豪杰也。”“大家豪右”或“豪杰”较为切合胡轸(的身分。说明在凉州胡轸应该享有较高威望，为李傕等人所敬重。《后汉书·董卓传》称胡轸为“（董）卓故将”，同《传》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因此，胡轮的地位当在李傕、郭汜之上。
（八）杨整修（杨定）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六说：“整修，即杨定也。兴平元年，为安西将军；二年，迁后将军。”《后汉书·董卓传》说：“安西将军杨定者，故（董）卓部曲将也。”惠栋的推断是可能的。余见上。
（九）段煨《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说：“是时，将军段煨(wei)屯华阴，与诩同郡。”贾诩是武威姑臧人，殷煨(wei)与之同为武威郡人，武威郡属于凉州。《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mian)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同《传》）又说："（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资治通鉴》卷五九胡三省注：“将、校谓中郎将、校尉。”因此，段煨(wei)应该是董卓的亲信。
（十）徐荣《三国志·魏志·公孙度传》说：“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为辽东襄平人，徐荣与之同郡，应该也是辽东人。同书《武帝纪》说："（曹操）到荥阳汴水，遇（董）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徐荣很可能是董卓军事力量中唯一非凉州人的大将。《后汉书·董卓传》说："（王允）乃遣（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李傕）于新丰，（徐）荣战死，（胡）轸以众降。”据前引《九州春秋》，董卓死后，尽管胡轸奉王允之命，阻止李傕进军长安，“实召兵而还”，支持李傕向东汉政府进攻，而徐荣却是战死的，说明他被胡轸、李傕排除在凉州军事集团之外。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后汉书·王允传》），从上述重要军事人物的情况来看，是完全符合的。以董卓本人为统帅，以李傕、郭汜等人为将领，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了富于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如前所说，董卓抗拒东汉政府的命令，既不交出军队，也不前往并州赴任，而是屯驻河东“以观时变”；窥视京都洛阳政局的变化。
 
东汉政府内部这时有三种政治势力存在。首先是宦官，他们盘踞宫廷，挟持小皇帝和皇太后，并控制政府、这是一股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其次是以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为代表的世族高门。“四世居三公位，势倾天下”，即是对当时汝南袁氏的描述。最后则是辅政的大将军何进，在他周围为之出谋画策的，据《后汉书·何进传》，主要是“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的汝南袁氏的袁绍，以及其从弟“尚气侠”的袁术。特别是袁绍掌握有一个以他为首的政治集团，包括曹操在内，他们都是年轻的才智之士，在政治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
《后汉纪》卷二五说："（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这是袁绍为何进所作的策画，即召集手握重兵的董卓和丁原两人，率军前来洛阳，威胁太后同意诛灭宦官。董卓统率的凉州兵屯驻河东，丁原的并州兵则屯驻河内，并、凉两支劲旅，成为何进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董卓得到何进命令，立即进军洛阳。当凉州兵尚未抵达之际，东汉政府内部已发生变乱，何进为宦官所杀，宦官也为袁绍所消灭。这时可以左右政局的，除董卓外，仅有手握并州劲旅的丁原，这是唯一可以与董卓分庭抗礼的人物。如何对付丁原这个强敌？这是董卓在京师洛阳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后汉书·吕布传》说：“灵帝崩，（丁）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何）进败，董卓诱（吕）布杀原，而并其兵。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吕布以“晓武”得到丁原重视，“大见亲待”，成为丁原手下最为亲信的将领。董卓如何诱使吕布杀死丁原，从而兼并了并州军，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如前所说，董卓曾在并州作战，又担任过并州刺史，吕布是五原九原人，五原郡属于并州，十分可能，两人之间不但认识而且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否则吕布来自敌方营垒，而且属于丁原亲信，董卓为什么“爱信”,“行止常以（吕）布自卫”，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吕布，应该即是最好的说明。
解决丁原，兼并了并州军队，而且在此之前，“何进及弟（何）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从此，董卓凭借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成为具有条件控制东汉政府的唯一权力人物。
如何安抚当时的世族高门，《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铁鑕，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黄碗、杨彪是身居高位的世族代表人物，董卓这一行动，当然得到他们的支持。其次则是对当时的才智之士，即所谓“名士”，加以争取，对董卓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董卓久在凉州，长期担任武职，与名士们之间不可能具有联系；而且“习于夷风”的凉州将校，以及董卓本人，要取得名士们的好感，也极为困难。如何争取，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为之牵线搭桥的人物，其时最符合条件的，在董卓眼中只有周毖其人。为什么？这里需要作必要考察。
周毖，《后汉书·董卓传》作“周珌”，注引《英雄记》作“周毖”。《三国志》《魏志》的《董卓传》、《蜀志》的《许靖传》，以及《后汉纪》卷二一，皆与《英雄记》同。据《英雄记》，周毖是武威人，《许靖传》和《后汉书·董卓传》作汉阳人，不论武威还是汉阳郡，都属于凉州，周毖与董卓是同乡。这是第一点。《后汉书·献帝纪》注引《东观汉记》说：“周珌，豫州刺史（周）慎之子也。”周毖是周慎的儿子，而周慎则是董卓在凉州对边章、韩遂作战时的同僚。《后汉书·董卓传》说：“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张）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这时董卓对周毖应该已经熟知。这是第二点。在京都洛阳，周毖属于“名士”，成为董卓和“名士”们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这是完全可能的。
《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所擢用的“群士”中，当然首先是周毖，被任为吏部尚书，并在他的策划下，“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除侍中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人外，董卓又征处士荀爽为平原相，途中再任为光禄勋，到京都洛阳不过三天，更任为司空。“爽自被征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后汉书·荀爽传》）至于对著名文士蔡邕的“甚见敬重”，所谓“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后汉书·蔡琶传》)，更是人所共知的故事。对被宦官所压抑的所谓“幽滞”之士，董卓也“多所显拔”，付以重任，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孔由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如上所引《后汉书·董卓传》，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所担任的不过是中郎将和校尉。
董卓企图拉拢世族、名士，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对来自凉州边鄙“习于夷风”的董卓，一部分世族、名士仍然是反对的。与董卓公开决裂或潜逃出奔的，就有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后汉书·袁绍传》说：“时侍中周泌、城门校尉伍琼为（董）卓所信待，琼等阴为（袁）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作“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董）卓信之，而阴为绍”。说明尽管董卓对这些名士十分信任，但名士们仍然暗地支持袁绍。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附带加以讨论，即周毖是否也暗地支持袁绍，反对董卓。如果仅据《三国志》，支持袁绍的是三人―周毖、伍琼、何颙，但《后汉书》所述为董卓“所信待”的是周毖、伍琼，周毖名列伍琼之前，而“阴为（袁）绍”的则是“琼等”，将周毖排除在外，即是说，伍琼等人的谋画，周毖未曾与闻。我认为，这个记载是合理的，周毖一直忠于董卓。
尽管如此，董卓挟天子而令诸侯，仍基本上控制了东汉政权。在袁绍号召下，关东虽然发动讨伐董卓的战争，也没有可能动摇他的统治。董卓失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于军队内部矛盾的激化。
如前所说，董卓利用吕布，诱使杀死丁原，从而兼并了并州军。尽管董卓对吕布十分信任，“誓为父子”；但是，在并、凉军事力量之间，却矛盾突出，甚至处于敌对状态。为什么？理由应该较为简单，即并州军被董卓兼并，是不会完全甘心的，又必然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而凉州军则是以胜利者自居，没有将并州军放在眼里，甚至对吕布也不例外。《后汉书·董卓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孙）坚追击之，轸、布败走。”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是“凉州大人”，在凉州军中享有崇高声望。在这次战争中，胡轸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属于全军统帅。由于吕布和胡轸的“不相能”,即有并州和凉州军之间的突出矛盾，尤其是胡轸对并州军的敌视。所谓“要当斩一青绶”，据《后汉书·吕布传》，这时吕布的职位是中郎将，《续汉书·百官志》说中郎将是比二干石的官，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干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所说的“青绶”即指吕布。这种公开“宣言”，必然激起吕布和并州军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两支军事力量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
《太平御览》卷五五引《典略》说：“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后汉书·吕布传》说："（吕布）尝小失（董）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东汉政府中身居高位而又对董卓阴怀不满如司徒王允等人，他们利用了这个矛盾。《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司徒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是太原祁县人，太原郡属于并州，与吕布同“州里”。王允利用了这种同乡关系，对吕布极力拉拢，目的很明显，在于假吕布之手以除掉董卓。并、凉两支军事力量的矛盾终于激化，王允等人实现了他们的政治图谋，乘凉州军大部在关东讨伐袁绍等之际，吕布刺杀了董卓。
虽然李傕、郭汜等人继续掌握凉州军，并再度控制东汉政府；但这仅是昙花一现，凉州军事集团最后四分五裂以致瓦解，董卓控制东汉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业也完全失败。至于史籍中，如《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董卓传》，其所描述的大量残暴“凶态”的行径，即使完全事实，对于董卓等人出自当时凉州这样的地区，而又出自“习于夷风”的低文化层，也不能如旧史那样据此对董卓简单地加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