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秘书谭云鹤谈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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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在解放战争重大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期间,我正在给林彪作政务秘书。关于这两大战役的一些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资料出版。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两大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有些情况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虽有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我的这些记载完全依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是忠于历史的。
林彪缺个秘书,张闻天说只有我符合做林彪秘书的要求
1948年初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前,我是东北局巡视团的团员。当时东北局巡视团的团长,是高岗兼任的,副团长由张闻天(洛甫)兼任,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巡视团只有四个团员,即于杰、余建亭、陈绪宗和我。
那时,我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龙江街。我们四个团员各带一个警卫员,住一栋二层小楼。张闻天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栋楼里。那时都没有办公室,办公就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自然也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有事时就连轴转,一直到干完。没有什么任务时,也是比较自由的。就连林彪、罗荣桓、高岗这类人物也是如此。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
去了以后,我看见张闻天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就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张闻天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了以后觉得十分突然。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又容不得我仔细考虑,想了一下,我就表示:“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愿意去。因为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像你知道的那样,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从事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当,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都脾气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说:“你不知道,由于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已经空了一两个月,所以,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让我给他选秘书的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林彪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因此,想要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而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件符合要求了;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因为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而你还没有结婚。(顺便说一下,因为那时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1946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当时简称‘二八、七、团’,即28岁以上,7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同志还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我那时虽然后两个条件够了,但还只有26岁,所以我连对象也没有找)这一条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军事工作不熟悉,但你到军队中工作一段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一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我同意之前,其实张闻天和林彪已经商量好了
回去以后,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说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
我一想,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大概十有八九仍然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仍然要我去,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我进去以后,张闻天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张闻天动员我去,并且说:“因为林彪急需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把你调回东北局还不行吗?”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两次,又这么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张闻天看我答应去了,笑了一笑,就说:“你安心去好了。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作秘书,请接洽。同时又用另纸写了一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因此,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
听了我不同意见的报告,张闻天没有生气,还授意将其发表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1900年出生在于上海市郊区一个富裕农户家里。1914年,张闻天以优秀成绩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1917年秋,张闻天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6月上旬,正当上海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正在流淌之际,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5月至1948年5月,张闻天在佳木斯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历时两年,我,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张闻天同志的。
1946年到1947年,我在合江省东安地区搞过三批土改,第一批负责几个村的一个片,第二批负责一个区,第三批负责搞宝清全县,以后又先后任合江省的永县和鸡宁县县委书记。我曾到佳木斯去开过几次县委书记会,聆听过他的教导。特别是1948年6月张闻天同志调回哈尔滨,而我又调到东北局巡视团工作后,他更是我的直接领导,接触机会更多。他对下面同志的平易近人、学者的风度、讲话的沉着冷静和逻辑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东北巡视团时,有一次,张闻天同志派我们几个分头到各省农村,调查他所提出的“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公开建党方针,看看各地执行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经验,有些什么问题。我负责的是嫩江省和辽北省。由于我们几个是东北局直接派出去的,所以当时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和辽北省委书记陶铸都挤出时间接待了我。
我在这两个省取得了刘锡五和陶铸的同意后,选了在建党工作方面上、中、下各一个县、又在这三个县中选了上、中、下各一个村支部,直接找了不少干部、党员、党积极分子、贫下中农个别谈话,还分别开了几个干部、党员、群众座谈会。发现下面不仅在贯彻这个方针方面有偏差,而且这个方针本身的提法好像也有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探讨。
回哈尔滨后,张闻天直接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这个建党方针,当我在合江省搞土改和作县委书记时,就知道是张闻天提出来的。所以,我向张闻天汇报时,还有些担心,惟恐如实汇报引起他的不快。但他听我的汇报时,一点也没有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最后,他让我把这个口头汇报材料整理出来交给他。
过了几天时间,我看《东北日报》时,突然发现第三版上全文刊载了我的这个汇报材料,并且在前面加了几句编者按语,大意是希望引起各地关心党的建设的同志们注意,继续调查研究,并参加讨论。过后,我碰到了蔡黎问及此事,才知道这是张闻天授意,把我那份汇报材料,和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材料,一并送交《东北日报》发表的。
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心情十分激动。张闻天在党内有这么深的阅历,又是在他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问题上,容得下面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不光不生气,还亲自授意秘书加上按语,并且公开发表,这是何等坦荡的胸怀。
在舞场多次见到毛主席,但江青不常去
我到齐齐哈尔去找刘锡五时,省委办公厅介绍我去找刘锡五的秘书。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刘锡五的秘书竟然是我1946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班(那时叫支部)女同学,姓何,广东人,还梳着两个小辫,大概比我大3、5岁。她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俱乐部工作,我们关系还不错,她就像我的大姐姐似的,很关心我。她知道我爱跳舞,所以,一到礼拜六,她就给我弄一张票,让我到中央大礼堂去跳舞。因此,我在舞场上多次见到毛主席,大家在一起跳。
毛主席一般来得稍晚,我们跳了一两场以后才来。来了以后,就坐在舞场一角的一套沙发上。一看见他来,就有两三个大概经过保卫部门审查过的女同志坐到他跟前,有说有笑的,看样子他们都比较熟悉了。舞曲一开始,她们就轮流起来邀请毛主席跳。毛主席跳舞,有一个特色,就是老跳两步的,节奏比较慢,有时也不管音乐的节拍,自己跳自己的。我也见到江青跳舞,但她不常去。
我帮林彪处理军事电报
林彪考我
张闻天同我第二次谈话,我已表示了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定下一条心,考虑我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一点。
我按照张闻天的交待,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林彪住的那栋别墅不算很大,是一栋完全木结构的平房,大概有6-7间。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上午要去,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屋以后,我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躺椅上,叶群也在。
我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1000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4-5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4-5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1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正式担任林彪秘书
5天以后,我到辽阳街1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1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7-8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5-6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5-6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10-20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30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内战爆发,三下江南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东北国民党军队利用6月至9月的休战期间,进行了整休和编组之后,计有正规军25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共约40万人。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农安,东至吉林沿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占领的地区增多,兵力日益分散,加之有生力量被歼,兵力极感不足,因此改变策略,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占领我“南满”解放区,切断我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去掉后顾之忧,然后再掉兵北上,消灭“北满”人民军队,以实现其先“南满”后“北满”,占领东北全部的战略目的。
1946年10月初开始,东北国民党军队依照上述战略方针发动进攻,相继占领我安东、通化、辑安等广大地区。“南满”解放区仅存临江、抚松、江(今靖宇县)、长白等四县,情况空前严重。国民党军队被这暂时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集结重兵,设“东北长官指挥所”于通化,从1946年12月到翌年4月,先后对我“南满”临江狭小地区发动了四次猖狂的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建设“北满”根据地,打破敌人占领“南满”的企图,由林彪指挥的东北我军采取了巩固“北满”,坚持“南满”的作战方针。南北满我军密切协同、相互支援与配合作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局向有利于我之方面转变。因此我“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保卫战,乃集中三个纵队的兵力,于1947年1月5日至3月10日3次出击松花江以南,在吉林长春以北地区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在这差不多的同时,我“南满”部队从1947年1月到翌年4月3日期间,胜利地进行了四保临江的作战。
“南满”我军采取了内外线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一方面以三纵附四纵第三十六团从正面临江、通化两侧地区,阻击敌军。另一方面,以四纵全部深入敌后,广泛出击,切断交通,拔除据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四纵于12月18日,从通化南北地区轻装出发,分路越过海、辑铁路线,冒着风雪奇寒,英勇挺入敌后,直插本溪、抚顺、营盘之间和宽甸以东及安沈路以西地区,在群众支援下,我军以远距离奔袭、速战速决的办法,转战10余日,攻克平顶山、碱厂等大小据点20多个,歼灭敌军3000余人。敌军后方受到威胁后,极度恐慌,被迫在占领辑安及六道沟门后变更部署,暂缓攻击临江,将新二十二师、九十一师调回本溪、桓仁寻找我四纵作战。
这时,我“北满”部队为了策应支援“南满”我军的作战,减轻敌军对我“南满”的压力,利用“北满”敌军分散守备各个要点的时机,集中了12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5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踏着没膝的深雪,以出敌不意的行动,横越冰封的松花江,开始了一下江南的作战,此役共歼敌6000余人。敌军在接连遭到我军几次歼灭性的打击之后,不敢再行出援,并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南满”的大举进攻,加上“北满”气温骤变,降至零下40摄氏度,不利于我军大的行军作战,我主力部队遂于1月17日撤回江北,以待时机。
保卫临江,四退敌军
“南满”我军在北满部队一下江南的配合下,乘敌军主力撤回之际,于1947年1月4日,开展向通辑线展开反击直至13日,经过大小战头40余次,共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临江的第一次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北满”我军撤回江北之后,又集中了4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30日,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南满”我军为打破敌人的进攻,乘正面之敌尚未完全出动时,即先进至高丽城子向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将敌军九五师歼灭过半,我三纵主力乘胜将驻三源浦之敌新六军二0七师第三团(欠1个营)全部歼灭,四纵十一师由通化向南挺进至宽辑线歼敌一部,并攻入桓仁城。此战役我共歼敌1个团(欠1个营)又5个营,共4000余人,敌一九五师代理师长被击毙。这样,使敌军二次进攻临江之企图再次宣告破产。
敌人于通化地区整顿并得到增援后,又集中4个多师的兵力,于1947年2月16日,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我三纵七、九2师于18日,待敌进入我预设的包围圈内,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6小时,将敌二十一师六十三团(欠1个营)及山炮营全歼。21日,我军开始反击,22日,将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工兵营及二师六团一营全部歼灭。敌军受到严重打击后,即全部撤回通化,于是敌人进攻临江计划再告失败。
当敌即将对我“南满”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北满”我军集中12个师的兵力,于2月21日,开始二下江南的作战,我军六纵十七、十八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将城子街守敌一个团全部歼灭。24日,我军乘胜向九台方向进攻,敌被迫放弃九台、卡伦、农安、哈拉哈等地,退回长春,我军即转兵围攻德惠。敌人为解德惠之围,被迫抽调4、5个师的兵力分三路齐头并进,解围德惠。因敌援军密集平推,不便各个击破,我军主力部队遂大踏步向江北转移。
敌军见我“北满”主力部队突然全部北撤,其嚣张气焰复起,妄图与我军决战于松花江两岸,扬言“十日以内,保证攻下哈尔滨。”当敌分散冒进未及时收缩之时,“北满”我军于3月7日迅速急转南向,对正面之敌发起猛烈的反击,松花江北岸之敌仓皇南逃。我军于8日再渡松花江,开始了三下江南的作战。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我军乘松花江即将解冻之机,于16日全部撤回江北,至此,三下江南战役结束。
敌军在“北满”我军撤退和松花江解冻之后,复纠集共14个师番号,10万余人,从3月26日起,由清原、新宾一带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当强敌压境的时候,我南满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法,在敌一部窜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内,当即被我包围全歼,俘敌代理师长张校堂以下7500余人。其他各路敌人闻讯后,纷纷窜回清原、新宾。我“南满”部队乘胜收复了桓仁、辉南等城,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进犯,又被彻底粉碎了。
秋季攻势前夕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经过1947年的春季战役、夏季战役及冬季战役之后,我军已完全摆脱了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北已形成了对我十分有利的决战局面。今后的问题,就是根据敌我双方态势,从战略上考虑,在敌人这三个孤立据点中,选择于我最为有利的一点,首先突破,使之产生连锁反应,并依照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方针,封闭敌人于东北境内,务求就地歼灭,以利全国战局的发展。
战时地图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虽然也曾在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过林彪总结和提倡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等一些战术原则,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经过这一段的熟悉,才对这些战术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除了处理文电以外,日常就是摆弄地图,根据各方来电(包括东北所属部队的,中央军委通报中讲的,以及偶尔从国民党“东北剿总”发给其所属部队的电报中被我机要部门截收破译了的)所涉及到的敌我军态势,随时将敌我军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A就是××军,××B就是××师),粘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粗线标明敌我军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时,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外,实际的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来不及画出这种地图。
当时,我们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制作的电文包:一个是林彪口授的电文,要在发电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同志审核,装上电稿后,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几位的秘书,也都各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当然,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退回后,我再打开。还有一个电文包,是专门对机要处的,电文定稿后,加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当然,罗、刘、谭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包的钥匙。
拟设题词
到林彪处以后,开头还好一点,因为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然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后来,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迟迟没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起来,他问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反映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份军情简报吗?以后由你负责起草(过去一直是林彪口授的);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二个钟头就写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个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个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助选一张送去了。所以事情还是不多,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遭遇尴尬
由于我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有一次,在哈尔滨时,我刚到林彪处不过半个多月,有一天中午收到了一个纵队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该纵当前敌人的新动向。当时林彪正在午休,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马上给林彪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马上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等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因为窗帘拉上了,所以我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一边我就打开了电灯。这时,我才发现林彪同叶群睡在一起,一下子弄得我狼狈不堪。马上退了出来也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林彪倒是问了一句:“什么事情?”我简单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就赶快把灯闭了,退了出去并且把房门带上。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因为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并且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要是下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就不用休息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他让我记录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师(个别情况下,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每次发报他都事先想得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的,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1-2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时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自己开药方治失眠,结果吃了药以后突然休克……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林彪外出开会,秘书司机却不见了,事后,他连句重话也没有。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
1948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1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1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