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身隨侍14年?親歷蔣經國改革之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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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身隨侍14年 親歷蔣經國改革之路(4)
文、圖︱宋楚瑜  來源:《文史參考》雜志
2010年11月03日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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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隻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
創造了台灣均富奇跡
經國先生一直記得上海打老虎的經驗,那是他一生難忘的痛苦教訓。他經常強調:“改革要兩面作戰,比革命還難得多。”他親自向我說過,當年上海報紙一漲價,就代表物價堤防破了,隨之物價飛漲,根本擋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間,對民生基本物價的穩定,特別是米價、油價,非常重視。
在台灣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他一直很廣泛地傾聽各方意見,維持著發展與穩定間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經國先生篤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堅守著民生主義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開放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卻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資掌握在財團手中,水、電、油、交通、金融、煙酒等,均透過國營事業嚴格控制價格。
經國先生很清楚,谷賤傷農,谷貴傷民,所以他透過“稻米保証收購價格”來保障農民收入,同時用農產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應國際糧價波動,平抑島內糧食價格。
中國征了幾千年的田賦,也在經國先生“行政院長”任內停征,用以照顧農民。國際油價波動,台灣什麼油都可以漲,漁業用油、農業用電不准隨便漲。台灣什麼煙酒都可以漲,基層在抽的“新樂園”牌香煙不准漲﹔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漲,但高價位的煙酒可以多漲一些,用來貼補中低收入者,並維持穩定民生物價。這不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
我要藉此澄清一個觀念,外界談“台灣經濟奇跡”多半隻講經濟成長這部分。但真正的“奇跡”,是既能經濟成長,同時又讓人人賺到錢、注意到“均富”。從1972年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到1988年過世,台灣的人均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但貧富差距卻能限縮於8%。這代表著經濟成長的果實是由全民共享的,財富不是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這更是“均富”理念的徹底實踐。
經國先生所主導的這一段台灣經驗,至今仍被台灣人民津津樂道。“台灣錢,淹腳目”這句俗諺,便在形容當時台灣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稱之為“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但也不妨就視為另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時代在變 環境在變 潮流在變
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於是對於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說實話,這觀念在當時,對大家都很新。經國先生很清楚這是必然的趨勢,才會講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這句名言。但對於具體上怎麼做?怎麼讓威權體制穩定的過渡到民主?不論政府與民間,國民黨或黨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轎,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一開始是江南案。說實話,這事經國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時間之后,新聞報導扯到了台灣,他下令徹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統自作主張,搞出了毛病。此后又發生情治系統處理“李亞蘋事件”不當,他才叫我去參加情治會報,幫他確實掌握情治系統動向。這在過去是絕無僅有的事,而我也從未對外透露。但經國先生從未讓我介入情治單位人事問題。
當黨外運動崛起,經國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開始介入與黨外和各種反對勢力溝通。那時候,我從擔任“新聞局長”開始與吳三連、李鴻禧、陳繼盛等黨外人士,胡佛、楊國樞、呂亞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諍言人士交換意見,余紀忠、王惕吾等媒體大佬,也都是我經常請教與溝通的對象,他們經常給我們一些作法上的建議。
舉個例來講,在決定解除戒嚴前,經國先生要我去找吳三連先生,希望他協助與黨外人士溝通,不要在這節骨眼鬧過頭,動輒走上街頭,讓台灣能穩定的脫離戒嚴時代。吳三連先生后來回了封信,說他會“盡綿薄之力”,后來果然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