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文化批判批评

权谋文化批判
□ 傅秀宏
湖南卫视播出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金枝欲孽》,作为“开春大戏”,与央视《乔家大院》同期播放,显示了湖南卫视以“权谋大戏”制胜的不凡底气。
长篇剧《金枝欲孽》,曾在香港电视界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不但收视率创下新高,而且获得“罕见智商”美誉。《金枝欲孽》中,虽服饰格外考究,但宫廷服饰与膳食文化却非剧中重点,难敌《大长今》的医文化魅力。《金枝欲孽》最大的亮点就是——“权谋文化”,后宫诸多红粉佳人,虽不似帝王将相以黎民苍生为借口那样玩弄权术,可她们为出人头地、为复仇、为自保、为报恩,却将“争权夺利”做出了百样文章。《金枝欲孽》是《雍正王朝》等一系列权谋古装正剧之后,权谋文化又一次以“秘史”形式在传播领域获取大胜。
这一部以“后宫女人”为中心的邪典野史,剧中后宫妃嫔们个个粉装玉琢,表面上口口声声礼义廉耻,背地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剧中无一个好人,没一个笨人,个个为讨得皇帝欢心,可谓费尽心思、出尽阴招。最霸道、最狡诈的角色是如妃,经邓萃雯演来杀气腾腾,却反而最受观众欢迎。如妃一句“自白”说得明白:“我十几岁进宫,到现在已经十多年,我唯一会的就是猜人心思,勾心斗角。”
“权谋”风行不止
从前些年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万人空巷,到近两年《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的跟风热播,反映古代宫廷权谋斗争的电视剧,一热再热。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等“很权谋”的历史小说,也热销不止。
倾轧、斗争、篡夺、猜忌、弹劾、笼络等种种权谋手段,无一遗漏地展现。诸多影视、小说揭示的清代“宫廷权谋”文化,变化无穷,一个圈套连接着一个圈套,一招计谋通向另一招计谋。王蒙和魏明伦在政协会议上,对近年荧屏上热播的帝王电视剧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刻意吹捧专制帝王的所谓“正剧”,其实比以前港台所谓的“戏说帝王”遗毒更甚,危害更大。作家梁晓声也对此提出质疑,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过多传授权谋、权术之道,以此制造“看点”吸引观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除正剧以外,《日落紫禁城》、《孝庄秘史》、《至尊红颜》为代表的一大批宫廷“秘史”电视剧也纷纷出笼,这些剧目以皇帝治吏、后妃争宠、大臣谋变等争权夺利为主线,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如上电视剧,几乎无一不在宣扬着政治权谋,那些被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的“明君”、“贤臣”、“宠妃”,几乎个个都是工于心计、娴于权谋的高手,天下大势任凭其纵横捭阖,政局变幻更由其翻云覆雨。
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对于王跃文的官场权谋小说,许多读者不仅有热读之味,更有研析之功。在跑官要官之风盛行的地方,《官经》和官场小说,是不少官员的桌上必读书。甚至,曾有人向饰演大贪官和珅的演员王刚敬酒,理由就是:您把和珅演绝了,从和珅的身上,我真正弄明白了怎样才能当上官,怎样才能当更大的官,怎样在官场中为人处事。在不少人眼里,权谋文化的实用价值,远远超过其欣赏价值。
或许,这就是那些全面反映、解析“权谋文化”的长篇小说、图书、电视连续剧、网络论坛等文化产品风靡市场的原因所在。《官经》、《官箴》、《厚黑学》、《谋略学》、《帝王学》、《权谋大全》、《曾国藩谋略》、《中华智谋》等政治谋略的图书,读者消费基础深厚;网络论坛宣扬官场权术的《官场三十六计》等阴谋诡计帖子,点击率一路攀升,其间无一不渗透着对权谋术的褒扬、推介和赞许;有些人甚至把《雍正王朝》等清宫戏中的权谋手段,作为人生教材,行事做人处处学以致用。还有,不少写当代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小说作品,也大量渗透了“权谋文化”观念,整个故事情节、人物思想,看上去就像宫廷权谋戏的现代版,为官权谋、兴风作浪与阴险狡诈,无一遗漏。
“权谋”反动
权谋文化,折射出社会浮躁、投机之风。不少人以“不付辛苦得来富贵”,甚至“一夜暴富、一举成名”的心态,“权谋”并设计自己的辉煌人生,钻空子、谋位子,投机取巧走捷径。
站在商业立场上,对诸多电视剧、小说的编导和创作者有所谴责与苛求,是不公正的。但站在文化意识思考的层面上,我们不得不警惕权谋文化横行对于当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当然,对于紧张激烈的权谋斗争很钟情的观众、读者,看了“很权谋”的影视、文学作品,未必就会变成“很权谋”的人。但不可讳言,“权谋文化”在中国人群的大面积受宠,说明有人需要、有人观赏、有人深思、有人效仿,现实生活中的确还有“权谋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
权谋文化,产生于封闭守旧的封建王朝,它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民主法治的观念格格不入,与现代文明极不相称。权谋文化,在今日或多或少地残留在人们的生活中,渗透在单位权力纠葛中,勾心斗角,以邻为壑;争权夺利,暗中使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造就了今日官场之腐败、社交之心口不一、商场之无序竞争,与中央所提倡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背道而驰。
张扬权谋智术,布设圈套和陷阱,制造谎言和骗局,纠结阴谋和暗算,最容易产生阴谋诡计,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愈演愈烈,社会诚信严重缺失,一些投机取巧之人靠权势、凭谋略升官、发财、捞名利。权谋之人如履薄冰,更是如临深渊,处处设防,人人自危。于是,规则之外的高低手段,迭出丛生,对法制的不屑,对诚信的亵渎,对同事的戒备,使人际关系失去了和谐,使工作关系失去向心力。
于是,在某些官场、商场上,权谋文化大行其道,社会的基层职员、职业经理人以及中小官员等各个阶层,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权谋行为。在他们或唯唯诺诺或狐假虎威的表演中,渗透着机巧的权谋心理、权谋技巧和权谋手段。个别干部不是依靠组织的信任,而是依靠小圈子的权势,热衷于小圈子内的交往活动,以巩固既得利益,寻求新的功名利禄。在权谋文化熏陶之下,官场腐败衍生不绝,“人治”架空“法治”、“圣意”覆盖“原则”、“机巧”取代“规则”、“人言”胜过“公理”、“面子”替代“尊严”、“潜规则”压倒“显规则”、“脾气”代表“权威”,这是危险的。
不少企业家,根本就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操作理念,而是崇拜权谋文化与权谋商业上的纵横捭阖与鸡鸣狗盗的操作技术。比如《如何偷税》一书刚一上市,就销售一空。还有,《水煮三国》畅销不止,不过是以三国故事为底料,欲将三国的政治权谋之术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这看似技艺高超的融合,却在企业管理中注入了最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内核——权谋之术。如果国内的工商业不走出威权、压势、诈取的阴影,将大大延缓各型企业对于外部优秀思想融合的步伐。
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对接时,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家,如张謇、荣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周学熙、虞洽卿、周传民等,促成了民国时期两次高速经济增长,但第一次增长被军阀混战所打断,第二次增长被日本侵华战争所终结。建国后,从1984年正式开始的市场导向性改革,是现代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对接,延续了20多年,现在是需要破除传统权谋文化影响国内商业联合的时候。当代中国到了一个真正需要商业科学的时期,学习现代先进的思想理念、管理方略和科学发展观,才能与时俱进。
权谋什么
不得不正视,过度宣扬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助长了不择手段的厚黑风气,助长了专权弄权贪权的私人欲望。
“权谋政治”,这是一种以儒家为表,以道家和法家为手段的政治处世术。信奉权谋文化的各级官员,更在乎低一级的官员是否“犯上”,而不在意他是否公正廉明,所谓“不怕官贪,就怕官反”。这样,从上到下的个人和利益集团,陷于一种互相制约、内耗、低水平的“权谋陷阱”之中。
权谋文化,作为人治、专制与奴化意识的“潜规则”,国人大多潜移默化地受其熏陶。通权达变,是中国历代政治权谋的核心内容,充满权谋与思辨。于是,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李宗吾《厚黑学》等权谋书,一印再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将历史上玩权谋的成功和失败的事例——汇于一书,成为权谋文化的集大成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权谋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存技能,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能否成功的评价标准。
“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权谋文化,实质上是圈子内的伎俩与谋略,到头来只会划割良好的人际关系。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官方编写的《诸子百家集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民间撰写的《三国演义》,都围绕权力争夺而谋略、谋划,具有强烈的非道德色彩——或弑父或杀兄或废子或屠臣,或出卖或诈变或欺骗或背叛。虽然“权谋文化”并不全是糟粕;但当今社会,如果以“人治”代替“法治”,背弃诚信,必不存和谐与发展。人与人之间,不能有效沟通、交流,谈何坦诚共事,达到团队效应和企业合作精神?
不应回避,人生、为官、经商,离不开机谋,也需一定谋划。但这种谋划,不是生活的全部、不是立世的根柱,只是个技巧、是个辅助。不能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譬如,那些以为外企内部十分透明的想法,也是非常幼稚的。默多克集团继承权的斗争、苹果乔布斯当年出走迪斯尼,就显示了企业内部谋划、预警能力不足的问题。但足够的谋划、预警能力,必须建立在自身发展能力之上;不求自身能力的权谋,再用权谋也不可能长久。
在今日官场交际上,学会领导艺术与官场交际,并不等同于专事权谋。最要紧的是,摒弃庸俗奸诈的政客作风,代之以清廉、勤奋的公仆作风,少搞权谋,多办正事,把心思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为老百姓谋利益,才是官学正途。
企业中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必要之时,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和权谋,也无可厚非。但永远要分清“道”与“术”的关系和区别。企业文化也好,权谋文化也罢,都是雕虫之技,而不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从现实来看,不少国人还是那么痴迷权谋之术,其热衷之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与中国的漫长封建史有关。中国的知识界、思想领域,似乎缺乏索尔仁尼琴和凯尔泰斯·伊姆蕾的抗议,缺乏罗曼·罗兰对生之坚强,缺乏莎士比亚和但丁对人之灵魂的纠缠;没有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和担忧,没有里尔克的救赎意识,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和拯救;更缺失了川端康成式的对美的沉迷,缺失米兰·昆德拉式的严酷拷问,缺失村上春树对生之迷悯。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五四运动对旧文化沉淀的冲击,曾有鲁迅式的尖锐解剖与抨击,但毕竟时间短、不深入,甚至有些时过境迁的感觉,那些世俗化、致用化、精明化、利益化的东西,始终代表着不少中国人对权谋文化的偏爱与认同。以至今日,影视、图书的创作者从利益角度为权谋文化大做盛宴、大奏颂歌,出现了权谋文化泛滥成灾的状况。
在今日官场交际上,学会领导艺术与官场交际,并不等同于专事权谋。最要紧的是,摒弃庸俗奸诈的政客作风,代之以清廉、勤奋的公仆作风,少搞权谋,多办正事,把心思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为老百姓谋利益,才是官学正途。
企业中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必要之时,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和权谋,也无可厚非。但永远要分清“道”与“术”的关系和区别。企业文化也好,权谋文化也罢,都是雕虫之技,而不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从现实来看,不少国人还是那么痴迷权谋之术,其热衷之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与中国的漫长封建史有关。中国的知识界、思想领域,似乎缺乏索尔仁尼琴和凯尔泰斯·伊姆蕾的抗议,缺乏罗曼·罗兰对生之坚强,缺乏莎士比亚和但丁对人之灵魂的纠缠;没有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和担忧,没有里尔克的救赎意识,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和拯救;更缺失了川端康成式的对美的沉迷,缺失米兰·昆德拉式的严酷拷问,缺失村上春树对生之迷悯。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五四运动对旧文化沉淀的冲击,曾有鲁迅式的尖锐解剖与抨击,但毕竟时间短、不深入,甚至有些时过境迁的感觉,那些世俗化、致用化、精明化、利益化的东西,始终代表着不少中国人对权谋文化的偏爱与认同。以至今日,影视、图书的创作者从利益角度为权谋文化大做盛宴、大奏颂歌,出现了权谋文化泛滥成灾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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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权谋文化与开明政治
原作地址：http://www.qinan.net/html/45/7/7677/1.htm'（没有打开，作者不详，抱歉！）
权谋文化当然不只是中国才有，但中国的权谋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和手段也更丰富，中国的权谋文化在今天仍然运用广泛；相对说来，开明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少些，但一出现一定是大放异彩，贞观之治就是。
权谋文化的主要体制、机制、思想基础肯定是人治，反过来说，开明政治的主要体制、机制、思想基础就一定是法治？中国历史主要在权谋的博弈中弯弯曲曲前进，但也有开明政治支撑的大踏步前进。
我理解的权谋文化核心一是拉帮结派，组建利益共同体，相互依存、相互利用、资源互补、相互帮忙，提拔共进、增强实力，另一核心就是斗争，打击异己，通过诬陷、暗杀、舆论、裙带打压等等弱化敌人、壮大自己。
权谋文化的内容太复杂，内涵也太宽泛，我没有研究，我就只说漂在权谋文化表层的权谋文化特色。对中国权谋文化特色表达得最直白的我觉得还是清末民初的李宗吾，李宗吾《厚黑学》的本质虽然是“烛破奸诈，引人入正”，但对权谋的“厚”、“黑”的描述很形象。心黑的曹操杀孔融、杨修、董承、伏完，又杀死皇后皇子，逃难途中受人收留，不思回报，连夜错杀吕伯奢家八人后，临走前还留下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终成一世之雄。脸厚的刘备，依附曹操、依附刘表、依附孙权、依附袁绍，东窜西窜，寄人篱下，一点都不觉得羞耻，而且特别善哭，所以很多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煮酒论英雄，曹操也不得不佩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孙权心黑不如曹操，脸厚不如刘备，却是二者兼备，他与刘备是郎舅之亲，却强夺荆州，杀关羽，心黑如曹操，但没黑到底，紧接着向蜀国求和；他与曹操同为并世枭雄，却在曹丕架下称臣，脸厚如刘备，但又没厚到底，紧跟着又与曹魏断交。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三国鼎立。项羽鸿门宴上心不黑，乌江边上脸不厚，所以兵败自杀，还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李宗吾就说项羽你自己脸不厚心不黑，偏偏还怪天亡你，估计上天也觉得太冤。
关于历史的厚黑还是黑让人更发紧，我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经常被历史黑红的鲜血惊出一身冷汗。吕雉在刘帮死后，为了避开儿子孝惠皇帝杀赵王如意采取的各种手段且不说它，但其断戚夫人手足、剐眼、割耳、饮暗药、使居厕中，说白点就是从根部砍断戚夫人的双手、双脚，割掉耳朵、舌头，挖掉眼睛，再泡在粪坑里，还命曰“人彘”的作为，已经没有一丝人性，直至孝惠皇帝也因看了“人彘”戚夫人而发“此非人而为”的愤怒和哀叹，终至郁郁而死。冒顿单于为了剿杀父汗头曼单于，苦心训练士兵对“鸣镝”的条件反射和绝对服从，终至其父在狩猎中被“鸣镝”号召下的万箭从背后射杀。商鞅助秦孝公变法立万世不朽之功，却在权谋争夺战中失败，被惠文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看历史还是看开明政治轻松，历史上的开明王朝，无与唐太宗匹敌。唐太宗虽然也和裴寂等人搞权谋骗他老子李渊睡了杨广的妃子不得不造反，还与秦王府众人策划玄武门兵变夺取皇位，杀了他哥哥和弟弟，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非他本意。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确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开明、经济最为发达的贞观之治。公元626年论功行赏，诸将争功，其叔父淮安王就说“我举兵关西，首应义旗，结果还不如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之吏，我不服”。太宗就直杆杆说他“你首举义旗当初是为了避祸，中途全军覆没，望风而逃，玄龄等却运筹帷幄，坐安社稷….我不可以因你是至亲而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群臣论止盗，都主张重法禁之，独太宗不然，他认为民所为盗者，皆因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李世民还有很多论点，对于今天的用人和企业管理都还是十足的真理。他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他还说“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用人上，他批评封德彝“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难道向其他朝代借人才吗？….正患己不能知，安可污一世之人”。在对隋文帝勤政的评价上他也与众不同，他认为隋文帝虽然勤政得沤心历血，然事皆自决，并不可取，管治天下应各施其职，充分授权。
唐太宗时期社会清明，政治开明，臣、民都工作开心、生活顺心，那种大环境是很好的。虽然权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流，但我更喜欢开明政治，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聊，一个家庭父慈子孝、夫妻和睦，你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很幸福；一个企业，如果领导公正，决策正确，管理民主，文化健康，同事团结互助，你工作在这样的团队会很温馨，这也是你人生的一大幸福。可惜的是，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不晓得是大多数还是少数的外国人，还是没有这样的福气。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曾告诉我，要想当好领导，你就要让下面的人斗起来、斗激烈点，你稳坐钓鱼台，这样你才稳当。一席话听得我毛骨悚然。但事实是，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还挣扎在权谋文化斗争的漩涡中，不知不觉成为权谋的参与者、角力者，在人与人的相互倾轧、伤害、猜疑、利用中，消耗一天又一天的生命，溜过去的时间只留给他们一丝凄厉的尾音。所以我一直暗自决心，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团队文化的建设者，我一定努力建设一个政治开明、作风民主、管理科学、文化健康、博爱、和谐、坦诚的家园，我要我的同事沐浴着春风工作、生活，充分享受幸福人生。事实的另一半是，这样的企业、团队已经有了，而且越来越多，许多上市企业，在竞争的压力和管理的规范要求外，对人性开始深入思考，开明的政治建设也成为一项系统工程，逐步进入越为广泛的社会，人性的醇香散发出日益浓烈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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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文化与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
作者：    添加日期：2005-05-24    来源：
2004年第6期《民主与科学》吴锡平的文章说，近年来，文化界借图书、影视等文化产品宣扬权谋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度形成热潮。出版界的类似《厚黑学》、《谋略学》、《历史上的智谋》、《权谋大全》、《中华智谋》之类的图书出版物，大讲特讲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的政治权术之道；还有以《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孝庄秘史》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宫皇族戏，这些电视剧大多以壮丽的笔法渲染皇帝治吏、后妃争宠、大臣谋变等争权夺利的情节，其间不无对计谋权术的褒扬和艳羡成分。笔者认为，权谋文化产生于封闭守旧的时代，反映当时的政治关系、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观念，它与现代文明的大潮、民主法治的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人经常对“权利”与“权力”不分。他们对权力有着深厚的崇拜意识，当权者对权力爱不释手；没权者对权力魂牵梦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缺少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意味着财富、地位和荣华富贵，意味着一切。所以，“当官发财”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几乎被定义为一种天然的逻辑。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常常能从媒体上了解到“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官场上的竞争对手的新闻，可见权力崇拜意识之深厚。
对世袭皇权的虔诚尊崇必然导致君主至尊和清官情结，民众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缺少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也必然导致重伦理家族、亲情礼法，而轻视程序规则，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轻视法治，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刚性”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和“打折扣”。“清官情结”也好，“武侠情结”也好，其背后都是“人治”，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权威。
文章说，公民社会的形成首先依赖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意识包括权利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科学理性精神、道德意识、生态意识等，其中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是核心。它的建构最为重要和艰巨。
公民应该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的人格意识，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不是封建政治架构下帝王和君主赐予的，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而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文章说，观察和审视时下中国的现实，我们不难感到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任重道远；报载，河北省某县委书记为百姓修了一条山村公路，老百姓感其恩德，为他竖了一块“功德碑”。感恩对中国的百姓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近年来的每一部历史剧中几乎都能看到，但凡有清官去职或升迁，当地的百姓必是箪食壶浆、十里相送。这种感恩的风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泯，上面例子中的“功德碑”就是证明。共和国的县委书记毕竟不同于古代的清官。应该说，为民修路，是他的职责所在，是服务意识的体现，而不是他对群众的恩赐，而与此相对应的，百姓绵延千年的感恩心态也应该就此退隐，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现代公民意识。这件事背后隐现的是当地百姓权利意识的缺失，而权利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一地区百姓的举动并非独有，事实上其他很多地方的百姓都有类似的情结。其背后蕴含的意味实在耐人寻味。这些场面的一再出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分析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点：一、长期的封建文化的遗存已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对它的消除和改变需要时间；二、一些地区贫困落后，教育发展不完善，百姓缺少研习、获取民主精神和意识的途径；三、新闻，和文艺作品的不良“教化”，由于某些新闻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自身公民意识的薄弱，其作品流于对世俗生活形象的展列，缺少现代的民主意识，难以和社会现实形成良性的互动。
影视作品本身的人文品质和价值取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文化观念的接受和形成。“文以载道”，无论是相对于剧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还是相对于影视本身的文艺作品属性，都担负着摈弃封建糟粕、建设现代文化的社会责任和人文道义。
然而时下流行的一些“权谋文化”作品大多贯穿着一条封建政治的主线——权谋术与驭人术——体现了一种低俗的审美景象。
“权谋文化”影视剧的盛行是创造者历史观和现代文明观的一次偏离和迷失，它对历史的想象采取了粗疏和放逸，对现代文明观念的倡导采取了漠视与不作为。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我们的历史里横躺着我们未来的秘密。”对历史的梳理和解读不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是为了烛照我们的今天和明天。不论是借助纸和笔，还是通过聚光灯和摄像机镜头，对历史的想象和书写都不能放弃以古为鉴、昭示未来的思考和责任。
（来源：《学习时报》第2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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