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批判国学，是否需要“准入资格”--教育与文化

袁济喜:批判国学，是否需要“准入资格”- -

缘何成立国学院的讲话与文章中，一直强调民族精神犹如民族的脊梁，而国学则是承载这种民族精神的学术文化载体，可见其用脊续是从这种含义上去用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怎么可能将“脊续”与“赓续”混同呢？”脊”字与“赓”字并不是什么繁难汉字，袁教授不知据何而妄断别人连这两个字都分别不清？

　　汉字与拉丁文语系不同，在于它的以表意为主而辅之以表音，注重其形象与直观，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因此取消汉字，走汉字拉丁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它会给中华文化带来灭顶之灾。汉字从人与动物的生理结构及动作出发来表达意思，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在今天生活中也大量存活着。随便举例来说明之，比如说教诲往往用“耳提面命”，说心灵沟通用“心领神会”，说这个人慌乱往往用“手足无措”，“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等，这比用抽象的词汇“慌张”、“慌乱”等往往要来得生动活泼。

　　在书面语言中，脊续以其生动形象的含义大量存在着，运用着，袁先生可以随便翻翻内地与港台的书刊，可知此类用词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论著中，更是常常用到。在文科的硕士与博士论文写作中，也屡见不鲜。袁教授如果因忙于“批判”他人而无暇翻检古籍与学术书的话，也没关系，可以上网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看看究竟有没有“脊续”这个词汇在接续、承续意义上使用的。笔者这里不想将这些条目一一列出来，以占用宝贵的版面。

　　只是想说在资讯共享的年代，人们可以凭借便捷的网络等工具和手段来辨别真假，识得是非。袁教授那些刻薄挖苦别人的话，是否正好用在他自己身上呢：“汉字繁多，笔者也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让中学生几千常用字掌握得熟练一些，比笔者强一点，应该是可以办到的。”看来袁教授还是将这些话用来自勉吧！

　　笔者在上大学时学习过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其中有一篇《吕氏春秋·察传》的文章，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辨伪的故事。原文是这样的：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这段文字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到晋国经过卫国时，路上听到一人在读史书：晋军的三头猪过了河。子夏随即判断，这是将“晋师己亥涉河”（即晋军在己亥时分渡过了河）错念成“晋师三豕涉河”，因为在古字的字形上，“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所以卫国的那位读书者将字念错了，将意思弄错了。《吕氏春秋》在引用了这类故事之后，启人深思地提出：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古人的这些话是语重心长的。他提醒人们，不要因词语的相似而轻易地下判断，不然的话，就会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错误。圣人尚且要慎重，何况对于今天一些半瓶子醋的“教授”呢！著名古文献学者张舜微先生在他的《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引用了这个列子，提出：“这就揭示了字形因近似而误的一个通例，给予后世校书的人以莫大的启示。”（该书第65页）袁教授因为“赓”字与“脊”字有几分相似，便臆断别人将“赓”字误写成“脊”字。因为字形有点相似而判断错了，这是古今常有的事，本不足为奇，但奇就奇在袁教授自己错了却反诬别人错了，进而用极不庄重的口气讽刺别人，这就令人贻笑大方了。人们知道，校勘古籍，辨别字形，最忌讳的就是袁教授那种似是而非、想当然的做法，如果让他这样的“教授”去校勘古人与今人的书，不知道要闹出多少笑话与错误呢！

　　至于说到因为《汉语大词典》中没有收录就不能用，就更是不能成立的幼稚说法。谁都知道，语言文字的生命力在于鲜活的现实生活，再完备的词典也不能将人们所用的词语一网打尽，更何况与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相比，词典的收录总是滞后的。

　　这几年现代汉语字典与词典所收的条目一直在扩充和更新，但即使如此，与现实相比，它也总是落后的，即以现在常用的“短信”、“数码”这类词语为例，几年前的现代汉语词典何尝将它们收录进去！以字典与词典没有收录就不能用或者说就是用错了，这种“学理”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唐代的古文大师韩愈创用的“动辄得咎”、“摇尾乞怜”、“细大不捐”、“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词语在当时也是没有先例的，今天却成了常用的成语，这是为什么？袁教授是教哲学与历史的，想必知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句名言的。倘若照他的这种文化“凡是”论推理下去，岂不是他所推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白话文也不能进入写作领域了，也应当全部否定了。因为前人没有用过，词典中也没有记载嘛！

　　顺便说一下，袁教授的这篇文章暴露了他在治学时一贯采用的断头去尾的实用主义，他给别人列举了三大“史实错误”，硬将不同意他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化完美风暴的观点统统归纳为“史实错误”，将不同观点的分歧混淆成“史实错误”，言外之意，他就是史实与真理的化身。他为了赞颂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完美风暴”，不惜贬斥“五四”之前的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前后的近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巨大变迁。众所周知，百日维新期间中国的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新的气象，引发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比如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都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他们非常自觉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来研究中国文学，开现代文化研究之先河。我手里拿的上下两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便收录了许多当时在文学理论领域具有现代文化研究意义上的论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由蔡钟翔先生等人编著、黄保真先生执笔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五册（近代文论部分）中专门有第三章《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理论》，列举了大量的详实的各个层面的材料，论证了这一点。复旦大学由黄霖教授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对此也论之甚详，人们可以参看，以辨真伪。因此，怎么能说“除了寥若晨星的传教士和外国汉学家的文章和著作外，19世纪中国几乎是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研究”呢？上面举出的这些事实与材料，足以证明袁教授的重大“史实错误”。

　　如果我们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近三千年的学术史比做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否定我们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延续，包括我们使用的汉字是中华文脉的脊续（请注意：不是赓续），它犹如绵延脊走（这个词大约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没有收录，不妨一用）的山梁与长城。有时候，登上巍巍的长城，觉得它真像蜿蜒奔腾的中华龙，古人喟叹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历史悲凉，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我们在今天缺了些什么，应当做些什么，从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在历史研究领域，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提出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应当成为研究传统的箴言，也应当成为研究近现代历史的座右铭。尽管历史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封建阴魂在今天依然作祟，对此应当坚决加以清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割断历史，仇恨古人。以反对古人，毁弃古人作为研究近现代史的思维，得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乎？否定前人就是否定我们自己。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在十年动乱中，这个惨痛的教训难道还不令人警醒吗？！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五四”时代那些批判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虽然言语颇多偏激之处，但是他们的国学根基却是异常深厚的，比如鲁迅与陈独秀的国学根底，是现代那些动辄以批判传统为乐事的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们惟其古学根子深厚，所以批判尽管不乏片面，但是却很少在常识上出现失误的。相比之下，现在许多批判国学不遗余力的人却难以使人感到心服，因为他们缺少起码的国学与传统文化的根基，使人不免怀疑他们的批判到底有多少根据与价值。也因此提出一个值得今人深思的问题，批判国学，是否需要“准入资格”？笔者愿就此问题向袁教授讨教，并期待他的赐正。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 作者： txwc 访问统计：269　2005年06月18日, 星期六 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