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学到了非自由不可的时候

大学到了非自由不可的时候
——由给大学教师划等想到
王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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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政府正在推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学也加入了改革的行列。我认为这是一项迫使大学教师进一步官僚化和工具化的所谓改革。学者贺麟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元气"，知识分子的命运决定了国运。现写就《大学到了非自由不可的时候---由给大学教师划等想到》一文，期望政府多做培元固本的事。
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在于其独立性，在于其对现状不满，在于其持批判精神，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言之。知识分子持不同于掌权者主流价值理念在思考着社会，他们的看法常与掌权者不一致，掌权者也往往成为他们批判的对象。
有人说知识约束权力，知识凭什么约束权力呢？我认为凭得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在一个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社会里，掌权者欲专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此，掌权者要走向专权，首先要禁锢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让知识分子成为传声筒，思想上整齐划一，不再有独立性，失去批判精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便是例证。杨绛的小说《洗澡》也生动展现了那一段知识精英们改造思想的历史，正是知识精英们将自己的思想洗得干干净净，失去了独立性，没有了批判精神后，掌权者便彻底失去了约束。
大学是知识分子的栖息地，知识分子为何选择大学作为其栖息地呢？我想应是大学的自由精神使然。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家园的大学一刻也不能没有自由的空气，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大学成为知识分子抵御专权的自由堡垒，更成为向社会输送现代公民的摇篮。蔡元培担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堪称中国大学的典范，学者刘军宁称之为："一所大学影响一个国家"。因此，大学也往往成为专权者改造的重点，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大调整，就是一个将自由堡垒改造为政治单位的过程。改革开放后至一九八九年前的一段时间里，一批知识精英们曾经给大学带来过一点自由空气，现已荡然无存。如今大学向社会输送思想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大学沦为了名利场，将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以输送大官为荣。在校园里，日见大厦拔地而起，难盼大师聚集一堂。
当前，政府正在推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学也加入了改革的行列。在改革方案中，政府人事和财政主管部门依照现行行政体系的原则，将大学教师，从助教到教授，划分为十三个等级。通过这次改革，政府将大学教师置于了等级森严的官僚金字塔之中，更加严格地控制着大学教师的生存资源。对大学教师而言，生存资源的被控制决定了其意志的不自由，谈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无疑给处于思想贫血的大学雪上加霜。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高鸿钧教授在《大学之道与法学教育》的演讲中道："只有不断地划分才能不断地规训，让你就范于党政管理机关的膝下。通过这种分类，这种规训一次一次地给那些行政管理者提供了制造政绩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羞辱知识分子的很好的口实。所以知识分子是一辱再辱。让知识分子不断地象那些养鸡场的鸡一样：投一把米，你就去抢一把米，还要分一个类：你是黄鸡，你是白鸡；你是家乡鸡，你是老肉鸡……让你们互相内斗。你为什么成了洋鸡了，我怎么是土鸡哪？过一段土鸡又涨价了，一不小心，我这个土鸡怎么又成洋鸡了哪？一会又说你是山鸡，我是家鸡，你是山鸡不好，我是家鸡好。可是为什么你是山鸡，我是家鸡。一会野味又值钱了，那为什么我是家鸡，你是山鸡？让你们互相争斗，斗得象《红楼梦》说的那样‘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
同时，各大学在考核和确定教师等级时，必然以所谓的教学科研业绩为依据，而目前，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大学行政管理部门正以考核流水线上工人的方法，考核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业绩，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成了大学教师追求的目标，大学教师更象物质产品的生产者而不是思想者，缺乏从容、笃定的精神状态。其实，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来说，其价值并不在于每年一定要发表多少篇论文，而在于保持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因为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国家便会堕入危险，社会就要病入膏肓。
那么政府该如何管大学呢？1931年梁漱溟在《人生至理的追寻》读书笔记最后两页写到："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社会自办教育得各报理想自由试验；而官办教育必有规绳，不免窒塞创造。然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窒塞创造即是窒塞中国前途。何况中国今日教育已到途穷、非变不可地步。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在《大学之道与法学教育》的演讲中亦指出："所以大学一定要秉具独立品格、批判精神，一定是非党棍统治的大学，一定是非行政化的大学，党棍统治的组织是一种将知识、财富、行政、人事和真理垄断为一言的一种畸形结构。事实证明，这种畸形结构三十年来，实际上是五十多年来，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深重的创伤，给这个国家最富有创发力的大脑和心灵带来了灭顶之灾。"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中国大学改革还远未上路，期待更多知识精英深入讨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最终促成中国大学改革起步。中国的大学已到了非自由不可的时候，我认为：当务之急，政府应立即停止迫使大学教师进一步官僚化和工具化的所谓改革；长远之计，政府（党）不再直接管理大学，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再由官员来决定，大学成为自由的堡垒。
（作者简介：北京公盟研究员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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