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搜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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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9年07月26日08:26 [我来说两句21] [字号: ]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徐景安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
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对于教育形势怎么判断,是教育改革启动的关键。

  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而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日趋严重。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而是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 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这既是严重浪费社会资源,又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利。

  教育的“实用主义”一面——就业,其现状如此;那么,教育的行为过程又如何呢?应试教育违背了教育的目的、功能与价值定位。教育的对象是人、是学生,教育应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这个“本”是什么?也就是学生一辈子受用的东西,这就是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

  1932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开学典礼上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1948年6月10日,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他说:“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他还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归纳起来,就是教人向善的心、爱美的能力、求真的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以政治教育代替德育教育,德育教材中充满了政治术语,为学生普遍所厌恶。但不管学生爱听不爱听,接受不接受,教材还是这么编,教师还是这么讲。以至大学的公共课,学生普遍逃课,学校实际上已放弃了对做人的教育。而否认道德底线的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却成为学生的思想主流。

  应试教育传授的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方程公式、解题技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而对学生一辈子受用的思维能力和研究方法却不教。应试教育的目的与功能是淘汰大部分学生,培养少数考试尖子。以牺牲德育、体育、智育为代价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严重缺乏思维能力、创新能力。1999年、2001年统计,在《自然》与《科学》两本世界著名杂志发表的论文,六所中国一流大学共发表20篇,而哈佛大学是399篇,同属亚洲的东京大学则是131篇。

  总之,我们的教育既不教学生做人的ABC,也不教学生做学问的ABC,就教你如何应付考试,考完就无用。这种教育制度再不改,实在是误人、误国。

  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与重点

  教育领域积弊丛生,归结其原由,一是政治化,二是行政化,三是工具化。

  从政治需要出发,学校变成了行政的附属物,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务,从校长任免、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教师资格,以至招生人数、学籍管理等,都由政府决定。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学校自身也行政化,校长成为行政官员。

  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长期达不到规定的4%,这就形成一方面体制垄断另一方面投入短缺的局面。随着市场化大潮的掀起,学校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为了谋取私利,把教育变成了牟利工具。

  教育资源的短缺成为维持应试教育的理由,考试第一、分数第一成为我国剩下的所谓“最公平的制度”,几乎成为全民共识。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改,不愿放弃权力;校长、教师不愿改,应试教育驾轻就熟;家长、民众不愿改,担心最后公平的失去。教育成为考试工具,大家痛恨之却又无奈。

  教育的政治化、行政化、工具化,违背了教育的目的,毒化了教育的氛围,损害了教育的品质。

  所以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应该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教育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教育的公共性,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的责任;教育的公平性,教育是人享有的平等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教育的学术性,教育是人的思维、智慧、心灵的开启,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容许管制与压制。

  教育改革的重点是下放权力、建立机制。

  如今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经济改革之初面临的情况一样,教育改革的重点就要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政策、方针的制定,保障供给、提供转移支付、进行检查评价、贯彻教育方针、教育法等等,而不是对学校直接的、微观的管理。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应由学校去管,正如企业的生产经营由企业决定一样。教育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要逐步提高教育的财政投入,同时向社会开放,鼓励内资外资办学。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否则放权下放就会带来混乱。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评定都可成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承担责职,比如什么人有资格当校长,由专家委员会公开遴选后确定,再由办学主体聘任,公立、私立都一样。校长违规可以除名,直至终生禁止进入教育领域。教育部门犹如现在的证券会,承担监管、考核职能。

  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部门下放权力、扩大办学主体自主权入手。这是必须解的扣。这个扣不可能靠教育部门去解,而是要靠最高当局的决策。

  路径选择与如何起步

  教育改革应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制定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总体改革规划和年度改革规划,保障改革有序推进。

  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

  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学长、学生难以约束学校。这就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某类教育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