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史玉柱背后的故事

史玉柱的成功确实在某些地方要归功于他的前妻董舂兰，但两人的感情生活并没有像在统计局那个事业单位里那么顺利。
1991年，董舂兰选择辞职，到深圳去给史玉柱当公司会计。一年后二人就离婚了。
朱家功觉得史玉柱过于投入事业，生活中是个内向而不善于沟通的人。当需要表达的时候，他才会滔滔不绝，他更习惯于处于中心位置。史玉柱在大学里朋友不多，他养成了跑步的爱好，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4年。
在金玉言印象中，史玉柱也是个不懂生活的人，结婚后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不管，俩人天天吃食堂，搞软件设计的时候一连吃几天的方便面也是常事。“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什么爱好，唯一喜欢的就是看书。”金玉言记得，1995、1996两年他跟史玉柱共事期间，史仍然保持着每天看一本书的习惯。主要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晚上21点半之后就不工作了，早晚看完一本书才睡觉，第二天早晨10点多才起床，即便是出差也是如此。他在珠海的办公室，三面都是书架，而且他对看过的书一般都记得。”
史玉柱和妻子在深圳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金玉言回忆说，当时董春兰写信向他抱怨，说她在深圳生病住院割掉一个肾，史玉柱都没好好关心过她，这让她很伤心。另一方面，金玉言也收到史玉柱的来信，抱怨说，他“受不了这个女人了，她冻结了我的帐户”。
最后离婚的时候，史玉柱把存折上的19万元全部给了董春兰，“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金玉言在帮巨人公司干了两年后，在董春兰的邀请下，回到合肥，帮董创办会计师事务所，“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但我同情弱者”，金玉言说。
史玉柱不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接受教育和对技术的热爱而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并因此获得成功，创办了自己的集团公司，这简直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样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会认同媒体给史玉柱加封的“中国的比尔•盖茨”头衔，而他的创业史，也在一遍一遍的传播之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创业神话”。这个“神话”的开端，是27岁的史玉柱和4000元资金。1989年7月，史玉柱来到深圳之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深圳大学，偷偷“混进”学生宿舍栖身，偷偷“混进”机房，借用学校的电脑编写程序。但史玉柱毕竟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无法再到机房“蹭”机器用了。于是，他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上班”，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接着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发了M-6401桌面文字系统。经过近一个月努力，他在固化字体、增加字库、批处理的基础上，还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同界面，并且所有功能都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经过综合压缩，保证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他确信M-640l是一个成熟产品。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一种卡，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汉卡”这个名字因此而来。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他联合另外三个伙伴钱宇、姜巨满、蔡玮，用他带来的4000元钱，承包了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这个时候，史玉柱开始显现出他的胆量。由于公司需要有电脑才能工作
，而史玉柱已经没有钱再去买电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9500元的价格向电脑公司购买一台售价为8500元的电脑，条件是延期付款，在半个月后支付这9500元。这相当于以1000元的租金来租用电脑半个月。拿到电脑后，史玉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打广告。他仍旧使用了买电脑的办法：延期付款。最后，由IDG投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IT界享有盛誉的
《计算机世界》报同意了他的要求，刊登了一则半版广告，广告费可以在半个月之后支付。史玉柱赌的是他可以在15天内卖出软件。由于时间紧迫，日后以营销著称的史玉柱设计的第一个广告非常简单，在1989年8月2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半个版面的广告位只印着一行大字：“M6401，历史性的突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如果在15天里没有订单的话，史玉柱恐怕就只能去电脑公司打工，来还清他欠的钱了。当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在第13天，史玉柱终于收到两张订单，近两万元的货款。这两万元可以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之后，史玉柱把所有的收入再次投入广告。如同滚雪球一般，M-6401给史玉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4个月后，他们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1990年1月，史玉柱决定开发升级版本M一6042。他们包下深圳大学的两间学生公寓，准备了20箱方便面，把自己“关”了整整150天。这5个月“集中营式的生活”的成果，是功能更强的M一6042汉卡。但对于史玉柱来说，M-6402的代价却不仅是150天的封闭研发。当他完成M-6402，回到他在深圳安宝大厦的临时住所时，发现家里已是空无一人，
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经过半个多月的商谈，史玉柱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两人离婚了。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史玉柱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很快，史玉柱就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名字叫做“巨人”。本来，他想把公司注册在深圳，但是深圳工商局不给注册“巨人”这两个字，于是，史玉柱把公司注册到了珠海，这是1991年4月的事情。虽然公司注册在珠海，但直到1992年7月之前，公司事实上的总部仍然在深圳。新公司的全名是“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员工15人。史玉柱这样解释公司的名字：“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做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不过，在做中国的IBM之前，史玉柱先得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竞争对手的冲击。…
你知道史玉柱和他著名的烂尾楼“巨人大厦”，但你未必知道史玉柱为何让它18层长到80层；你知道史玉柱倒下后曾经债务连连，但你未必知道谁在关键的时候借了他10万美元；你知道“脑白金”让史玉柱东山再起，但你未必知道是谁制造了“送礼就送脑白金”的神话……你知道史玉柱，但你未必知道他背后的女人程晨。
在上海徐汇区一间办公楼里，45岁的史玉柱不停地点击鼠标，他头发很短，穿着普通的Polo衫，带着椭圆的金丝边眼镜，除了抽烟和喝水，他几乎可以一整天都呆在办公室里，不说一句话。
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的过去：1989年以4000元借债起家开发中文电脑软件，1991年成立巨人公司，短短几年飞黄腾达却又轰然倒地，直到2001年通过脑白金成功复出，重头再来。
还清一切债务后，史玉柱把热情投向了网络游戏。他从1998年开始上瘾，后成为骨灰级玩家，到现在甚至做起了自己的网络游戏“征途”，而公司的一切事物，他都交给两个女人打理。一个负责销售，一个负责品牌和策略方面的事务。这两个女人平时通过QQ向史玉柱汇报工作，遇到重要事情，她们才会去他的办公室，但说不上两分钟，史玉柱又开始点击鼠标玩起游戏。
让史玉柱如此信任的这两个女人，一个叫刘伟，跟随史玉柱多年；另外一个女人才32岁，南京人，她聪明乖巧，对人和善，喜欢笑，但和史玉柱非情非故。耐人寻味！
这个女人叫程晨，她和史玉柱的故事开始于12年前的夏天。
1995年，史玉柱最辉煌的时期。1995年6月，20岁的程晨从南京大学毕业，在父亲安排的期货经纪公司和巨人集团之间，她选择了后者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史玉柱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人物。1989年他辞去公职，用借来的4000元创业，卖起了汉卡（将电脑软件中文化的平台），之后他在珠海成立巨人集团，宣布要做“中国的IBM”。
程晨进入巨人集团的1995年，正是史玉柱最辉煌的时期：巨人集团产值超过10亿元，巨人大厦动工，脑黄金热销后，新开发的12种保健品投放市场，史玉柱也被《福布斯》列为内地富豪第8位。到巨人集团江苏公司报道的第一天，程晨在办公楼下复印材料，看到她手头巨人集团接收函的老板竟大呼，“你是巨人的呀！”
这种满足感让程晨干劲十足。她从最底层的促销员开始做，三个月后转为正式业务员，半年后升为业务主管。她性格外向，勤奋上进，别人花8小时跑业务，她在8小时外还与客户联络感情，不管什么区域什么客户她都能提高业绩。那时有一个商场客户，一年多都不给公司结款，程晨接手后，从不与她谈钱的问题，而是在下班后主动帮她接小孩，客户后来也主动结清了所有货款。程晨迅速成为公司的销售明星，也迎来了第一次重要提升。
1996年3月，史玉柱带着公司高层前往江苏检查销售情况。当时南京公司经理空缺，21岁的程晨临危受命。但她心里没底，南京公司当时的销售成绩排在全国后十名，史玉柱又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在检查中，史玉柱大发雷霆，给南京公司打了零分。晚上11点公司召开紧急会议，程晨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史玉柱。
“你准备用多久来改变这个情况？”史玉柱问。“一个星期。”程晨的回答引起与会人员一阵哄笑，史玉柱也笑了，他没有再责怪这个小姑娘，他知道程晨没有任何经验，但有做好的决心。
史玉柱走后，程晨做了几件事，一是把南京地区客户重新梳理，重要客户全自己负责；二是从卸货开始，参与业务的各个环节；三是每个月底接收总公司的业绩表时，让所有业务员都站在传真机前亲眼看到自己的成绩。两个月后，南京公司业绩进入全国前十，三个月后成为全国第一。程晨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一家公司做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小领导。在巨人，她用半年就做到了。
她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可能与她的家庭有关。她有一个被定为“反革命”的爷爷，做了20年牢，直到小学四年级，她才知道爷爷的存在。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程晨父母都是低头做人，在工厂里做普通职工。“我的童年是没有玩具的，”程晨回忆说，“母亲每天骑车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幼儿园，和一群小男孩玩泥巴。”
这样的家庭，让程晨学会了自立、勤奋、坚韧，特别是脚踏实地。但史玉柱给了程晨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出色的销售成绩，1996年7月，程晨被调往珠海的巨人总部，成为史玉柱的行政助理，同时调往总部的还有云南公司的一位男性员工，他们被称为公司的“金通玉女”，被列为公司的后备干部培养。
在当时的巨人集团，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主力军，23岁的部门主管，25岁的副总比比皆是。“林彪20多岁当军长”是史玉柱的名言，他说现在没有年轻的将军出现，不是年轻人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机会。
在1990年代中期，史玉柱的这些话是极具煽动力的。南方鼓动着市场经济的浪潮，创业者制造着一个个“先富起来”的神话，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渴望脱离体制的禁锢，而决策者也需要一个从改革开放中受益的榜样。无论对政府还是个体，敢作敢想的史玉柱都是典范。
“后备干部”程晨在珠海的第一个月十分狼狈。她没有了销售成绩的刺激，每天跟着史玉柱开会、见客户、整理文件，还被史玉柱摔过杯子，骂过“无能”。虽然是行政助理，但她不会用电脑打字，更不会用电脑办公；史玉柱每天从中午12点工作到晚上12点，她就必须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2点；最要命的是，她很想家，想念南京，他不习惯南方以自我、自私为中心的文化。
有一次开会后，史玉柱拿到程晨的会议纪要，开玩笑地说，“这次打字还挺快的嘛。”程晨没有高兴，反而提出要回南京。史玉柱的“家庭式管理”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安慰程晨，“从今天起，你喊我史叔叔吧，这样你会有家的感觉。”
史玉柱还要求程晨写一个成长计划，重新定位自己，设计人生。
“我可以设计自己的人生了，而史玉柱给了我舞台，”这是程晨留下来的原因，也是她后来一直站在史玉柱身边的动力，“当时巨人上上下下对史玉柱都有些盲目崇拜，他确实有光环在，而且他说到做到，让人信任。”
在得到更多机会参与巨人的核心业务后，程晨也意识到公司正面临困难。1996年下半年，巨人集团的会议越来越多，从初期的事务性会议，慢慢变成资金协调会，最后变成还款计划会，员工工资开始缓发，报销也暂停，建设巨人大厦随时可能引起巨人集团的资金链断裂。
1997年1月18日，史玉柱率领巨人集团30多位核心成员汇集安徽黄山脚下的太平镇，召开一场名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部会议。那时他已经取得一笔意向中的贷款，能帮助巨人度过难关。会议中，史玉柱是最后一个作自我批评的，他总结了自己三点过失：一、决策过程不科学；二、带着公司搞大跃进，太急功近利；三、不尊重员工的想法。
下午4点多，程晨接到珠海同事的电话称，一个重要文件要马上转给史玉柱。传真机吐出第一页纸， “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几个大字冲入程晨眼帘，这是深圳《投资导报》的报道，巨人危机终被媒体捅破。她来不及往下看，就把文件交给了史玉柱，会场一片沉默，20分钟后，史玉柱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四个字——“天亡我也”。合上本子，他继续开会。
程晨记得，那天黄山的雪下得很大，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她从这一天开始迎来职业生涯中最艰难、最忙碌、最具挑战的一段时期。她的角色不再是一个行政助理，而是要与史玉柱共度危机的公司砥柱。1997年春节，巨人集团近一万名员工被遣散，巨人倒地。
“当时真的很感伤，以前每个隔断要挤两个人的办公室，最后就剩下30几个人，”程晨说，“大家同吃同住，不愿意离开，谁都不相信巨人会真的倒下，史玉柱会站不起来。”
程晨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如牛毛：躲债、抵押、合作、借款，很多事情来不及向史玉柱汇报，她就必须立即做决定，“那时我学会了把事情分类，先处理最重要、最急切的事，然后做急切的事，最后做重要的事。”
在每天收到的信件中，写给史玉柱的求爱信几乎没了，很多是寻求合作的信，还有一些是鼓励史玉柱的信。有一次，程晨读到一封来自浙江大学的信，是四个大学生联名写的，他们在信中写道，“史玉柱，你不能倒，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如果你倒下了，你就会辜负一代人。”
程晨把信转给了史玉柱和其他员工，看过信的人，都哭了。
深处债务危机的史玉柱非常潦倒，他成了中国“负债最多的人”，发不起员工工资，和员工一起吃住在公司，去外地也只能住几十元的招待所。在最困难的时候，程晨向父亲寻求帮助，“那时候很多人都帮过公司，我也跟父亲说，能不能帮公司一把。”
程晨最终从家里筹到了十万美元，解决了史玉柱的燃眉之急，“当时可能是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想离开，就想挺过去，而且史玉柱也没说要放弃。”
痛定思痛之后，史玉柱对程晨说，“谁也救不了巨人，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史玉柱还明确了两件事：欠下的债无论如何都要还，但要用钱生钱才能将债务还清；未来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还是要回到保健和IT这两个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