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 内容来自：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
释迦牟尼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一，自称“佛教”或“内道”，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 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源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最高深的大圆满及大手印法直指人心、与汉传佛教的禅宗极为相似。
起源编辑本段回目录
尽管许多藏文史籍，以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国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约当公333年），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开始，但鉴于当时仅获得一些经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法物外，尚未出现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因而此时不可视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开端。药师七佛
实际上，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才开始传入吐蕃。公元7世纪，吐蕃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尤其是自拉托托脱日年赞之后的第五代赞普松赞干布即位后，主要从四邻邦国或地区引进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根据藏文史料记载，松赞干布首先为吐蕃创制了文字。如《布顿佛教史》记载：“鉴于吐蕃没有文字，特派吞弥阿努之子及其随从共十人赴印度学习语言文字，他（阿努之子，吞弥桑布札）在印度拜班智达神明狮子学习声明（语言文字），学成后在拉萨的玛茹觉王宫，结合吐蕃语音创制了拥有三十个辅音字母和以阿音为首的四个元音字母的吐蕃文字（藏文），其字形参照印度迦什弥罗文字而创制，同时撰写了八部语法书”。这里叙述了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著名文官吞弥桑布札仿照当时印度的一种古文字创制藏文的经过，对此许多藏文史籍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西藏王统记》记载：“依照兰札天文字体和瓦德龙文字体创造了圆满具足的藏文字。”因为创造藏文这一伟大文明工程的倡导者或支持者是身为赞普的松赞干布，所以当时创制藏文不仅顺利、快捷，而且很快得到实际应用。特别是松赞干布带头学习新创制的藏文，成为第一位学习并精通藏文字的吐蕃人，同时他也为藏文字的尽快应用作出了榜样。藏文字的创制为吐蕃引进先进的文化科技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从此吐蕃结束无文字的落后时代而跨入新的文明时期。故从公元７世纪中叶开始，吐蕃已有能力和条件从事佛经翻译，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所以，吐蕃迟至公元７世纪中叶才拉开翻译佛经的序幕。正如《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在位时，迎请印度的格萨热大师和婆罗门香噶热、克什米尔的达努、尼泊尔的希玛祖、汉地的和尚玛哈德哇切（呀称大天寿和尚）等佛教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同翻译家吞弥桑布札以及助译者达玛果夏和拉隆多杰贝等一起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佛经，此外还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二十一部”。这就是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第一次翻译佛经的较详记述。其中观音显密二十一部经典主要是论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以预言或授记的形式为佛教传入吐蕃在理论上起到了宣传作用。从此观世音菩萨被认定为普度吐蕃有情众生的菩萨，拉萨的红山被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并取名为布达拉。随后拉萨逐步成为一大佛教圣地。
与此同时，吐蕃又迎请以佛像为主的佛教供品。当时从印度南部迎请了一尊被称为从旃檀蛇心中自然形成的十一面观音像；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赤尊的同时请来八岁等量的不动金刚佛像；迎娶唐朝公主文成公主的同时请来十二岁等量的释迦牟尼佛像。其中后两尊佛像不仅成为当时吐蕃最珍贵的佛教供奉对象，而且还标志着佛教开始在吐蕃正式传播。吐蕃当时为何先要迎请三尊佛像，其目的又是什么，这在不少藏文艺演出史籍中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如“世尊身像一尊在天竺、一尊在尼泊尔、一尊在汉地。凡是三尊佛像拥有之地，大乘佛教极为兴隆。故在雪域疆土弘扬大乘佛教，也要必须尽力将三尊佛像迎请到吐蕃”。由此可见，当时的吐蕃人看来，如果拥有此三尊佛像，就可以象征大乘佛教的兴隆。因此，为了供养此三尊佛像，吐蕃又不惜一切代价，大兴土木建造佛殿。比如《红史》记载：“松赞干布登基，执政六十九年，噶尔东赞任大臣，并为国王迎娶尼泊尔国王俄赛果洽之女，即忿怒度母之化身赤尊公主，其陪嫁中请到释迦牟尼八岁身量相等的世尊不动金刚佛像，以及弥勒法轮像、自然形成之旃檀度母像，为此建造了拉萨的热萨赤囊神殿（即大昭寺）；同时又迎娶唐朝皇帝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其陪嫁中请到释迦能尼十二岁身量相等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像，为此建造了嘉达热莫切神殿（小昭寺），还塑造了自然五具之观音菩萨像等一切供奉之对象”。这里强调了吐蕃当时迎请的几尊贵重的佛像，是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由两位公主随之带来的礼品，并说明吐蕃在迎请珍贵佛像的同时，又为了更好地供养这些佛像而积极建造规格较高的佛殿，从而开创了佛教建筑物在吐蕃安家落户之先河。
根据《当藏史集》等藏文史料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号称创建一百零八座佛寺，其实现在能够查找到并有具体记载的只有十八座，其中包括当时最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以及山南地区的昌珠寺。这三座著名佛寺，虽然名为佛寺，但是佛殿内既没有本地僧人或一定数量的外地僧人，又不举行规模较大的宗教仪式，实际上都是佛殿。它们当时只作为供奉佛教供品的场所，而且其规模较小，远不及后来的正规佛教寺院，故称其为佛殿较妥。总之，这些第一批建造的佛殿为当时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以及后来推动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上述三座著名佛殿，直至今日依然香火旺盛，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松赞干布时期，创造藏文，翻译佛经，建造佛殿，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但值得提出的是，依据有关藏文资料，当时吐蕃还没有产生本土藏族出家僧尼，而且从外地迎请的佛教僧侣的数量也极其有限，特别是上述为翻译佛经而聘请的印度、尼泊尔和汉地学僧，他们完成译经任务后，又被吐蕃及时送回各自的故里。“译经完成后，向各位班智达（学僧）嘉奖，使他们高兴，同时下令送他们回各自的故里。”由此可见，当时吐蕃王朝向聘请到吐蕃翻译佛经的各位外地学僧，没有提供长期在吐蕃传教或生活的客观条件。另外，还有一事颇能反映当时佛教徒在吐蕃的处境，如根据《嘛呢宝训集》、《贤者喜宴》和《柱间史》等藏文史料，松赞干布时期，两位西域（很可能是指古代西域的于阗地区）僧人，慕名吐蕃国王（指松赞干布）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千里迢迢来到吐蕃，可他俩在吐蕃没能如愿以偿而又不得不返回家乡。因为当时的吐蕃民众对佛教及其僧侣一无所知，所以吐蕃人当看见位秃头衣着方块黄布的西域僧人时感十分惊奇。反之，两位西域僧人目睹吐蕃人的风俗习惯或所作所为又颇为恐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纯正的佛教当时并不能融入吐蕃社会。当时在吐蕃无论做何事都要与苯波教的基本观念相一致。“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而采用苯波教、第吴和仲居的方式，去引导吐蕃人民信仰佛教；为了后人的事业又将佛经、咒术、苯波教，以及财宝、诏书等分别埋藏在四柱间、坛城下和龙庙里。”这叙述了佛教在当时吐蕃社会的传播情形，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佛教只是通过苯波教的仪轨流传，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佛教自身特有的宗教功能。
实际上，松赞干布时期是吐蕃社会的大开放、大变革时期。因而松赞干布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政治、经济、军事、文体等领域的改革之上，而无暇抽出更多的时间在吐蕃社会中倡行佛教，佛教只是作为外来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在吐蕃社会中传播，故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尚未在吐蕃社会中真正立足。至于松赞干布是否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很难肯定，但他的确支持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而且他在制定吐蕃法律时，参考并吸收了部分佛教内容。“在《十善法》之后又制定了《清净十六条法》，其具体内容为敬信三宝、修习正法、孝敬父母、尊重知识、尊上敬老、忠于亲友、利济乡邻、心底真诚、学习大德、理财有节、报答恩惠、公平度量、公正无嫉妒、不听妇言、善言巧语和担当重任。”这十六条法律即《清净十六条法》的出台，对吐蕃臣民接近佛法或了解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松赞干布本人不但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佛法持有积极的态度，甚至有意识地“把佛教的主要内容即十善法写进法律条文，要臣民信奉佛教。”松赞干布借助法律的手段，向自己的臣民推荐佛教并使他们接受佛教的这一做法，为佛教最终在吐蕃臣民中得以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有些藏文史书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出现了不少修习禅定的人士，正如《青史》记载：“松赞干布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成为神通者亦复不少。”但是，这些所谓的神通者只不过是一些隐修者而已，不可视为僧尼，依据有关藏文史料，当时吐蕃还没有出现本族出家僧尼。时轮金刚
松赞干布之后的贡松贡赞、芒松芒赞、都松芒波杰即吐蕃三代赞普时期，佛教在吐蕃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佛教与吐蕃王室之间业已存在的密切关系也有所松懈，至赤德祖赞（公元705年——755年在位）时期，吐蕃王室又对佛教有所关注。可以说，从松赞干布至赤德祖赞期间，佛教在吐蕃虽然以时断时续的状态一直传播或延续下来，但始终没能占据任何地位，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波教一统天下。至于赤德祖赞时期佛教在吐蕃传播的情况，许多藏文史籍中均有记载，例如：“派遣郑噶·莫勒噶夏和聂·札那古玛拉二人去印度求法，他们在途中听说班智达佛密和佛寂二位大师正在冈底斯山修行，随即前往迎请，但没有答应，只好就地请教了显宗《阿笈摩经》、《金光明经》，以及《事部》和《行部》等佛经，并整理成经卷后献给赞普（国王）。赞普为安放这些经卷建造了拉萨喀札、札玛郑桑、钦浦南热、札玛噶若、玛萨贡五座佛殿”。这段话阐述了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引进佛法、建造佛殿的经过。赤德祖赞是自从松赞干布以来对佛教持积极态度的又一位吐蕃赞普，而且这位赞普恰好又是一位迎娶唐朝公主的吐蕃赞普，所以，他支持在吐蕃继续传播佛教，很可能受到唐朝公主的影响。公元710年，赤德祖赞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公主抵达吐蕃后，又重新燃起吐蕃早已中断了的佛教香火。金城公主在吐蕃首先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已埋在地下达几个朝代之久的释迦牟尼佛像移置在大昭寺，并请汉地和尚来供养佛像和管理香火；其次，金城公主协助赞普为外地受难僧众创造条件以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当时，“汉地公主（金城公主）任施主，又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众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寺庙供养了三、四年之久”。由此可见看出，金城公主在赤德祖赞时期的倡佛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金城公主在吐蕃积极参与倡佛活动，当时在吐蕃兴驻建造了数座佛殿，而且聚集了不少外地僧人。譬如建“造札玛郑桑等数座佛殿，迎请被西域驱逐的出家僧侣众，以及从汉地邀请的许多和尚到吐蕃供养佛法，但当时没有产生吐蕃本族的出家为僧者。”在当时吐蕃本土还没有出家僧尼的情况下，能够接待或供养如此数目可观的外地僧众，对于吐蕃来说，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大事。果然，当赞普赤德祖赞去世和新赞普赤松德赞年幼之际，在吐蕃发生驱逐外地僧侣的事件。正如《青史》所言：“大臣玛香大权在握，他不喜佛法。以此将出家僧人都逐出吐蕃。”这是由于新即位的赞普赤松德赞年幼，他虽有支持佛教之心愿，但没有掌握实权，故未能继续保留住吐蕃的外地僧众，甚至将许多佛经等佛教用品都被带走。如“吐蕃地方的比丘、舍利、经典以及供养的法器都被带走。”由此可见，佛教当时在吐蕃遭受了较为严重的一次挫折。尽管如此，由于西域和汉地僧众进入吐蕃，并在那里生活和开展宗教活动，大大加深了佛教在吐蕃人中的影响。
总之，佛教在传入吐蕃的过程中，经历了错综复杂而又颇为漫长的历程。除开公元4世纪左右数卷佛经等佛教法物带入吐蕃的实例之外，仅从公元７世纪即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算起，至公元8世纪即赤德祖赞时期，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时间长达一个世纪。在这百年期间，佛教虽然以时断时续的状态一直在吐蕃社会中传播或存在下来，但是佛教始终未能在吐蕃社会中立足，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波教一统天下。
发展历史编辑本段回目录
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历史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约2百年为前弘期。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还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与当地原有的苯教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其间曾一度占优势。赤松德赞（755一797在位）时从印度迎来寂护和莲花生两大师，建立桑耶寺和僧团组织。期间，在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曾引发一场争论（792—794），最终印传佛教在赞普的支持下得以取胜。赤祖德赞（815一838在位）时，又委僧人为大相，并规定七户养僧一人之制等，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继任者赞普达玛期间，佛教遭受严重打击，但其后约百年，卫藏地区的佛教仍不绝如缕。
文殊菩萨
10世纪，佛教逐渐由西康、青海、阿里等地将戒律传回卫藏地区。同时有一些人去印度求法，其中最有成绩的是仁钦桑波（rin-chen-bzang-bo，958—1055），译出以密宗为主的不少显密经典。又从印度迎请阿底峡进藏，主要传授显宗教理，兼及密宗。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
藏传佛教教义特征为：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是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显宗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四宗中以中观为最发达。龙树一系的论典以“正理聚六论”为中心，经过宗喀巴的倡导，中观应成派月称所著的《入中论》最受推崇，成为中观论著的代表作。《现观庄严论》与《入中论》两书汉文未译，而龙树的《大智度论》藏文未译，因而成为藏传与汉传佛学之一重要区别。藏传显宗教理的传授与探讨特别注重口头的立宗辩论，辩论时严格按照因明学的“应成论式”的规矩进行，辨析精细入微，为其他各系佛学少有。藏传密宗一般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四部，而各宗派多以无上瑜伽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行法门。
藏传佛教的传承方式既有师徒传承方式，如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也有家族传承方式，如萨迦派，基本上采用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传承方式。但最具特色的还是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是藏传佛教的另一大特点。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多数派别都和一定的政治势力（包括地方实力集团或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制度，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彼此依存。这一制度在吐蕃赤祖德赞赞普时初见雏形，至萨迦派时正式确立，其后不断完善，待格鲁派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而达鼎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废除。
藏传佛教传习和修证的处所分为讲道院和修道院两种，也有综合者。较大的寺院都有规定学制。各派各寺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如格鲁派哲蚌寺郭莽札仓规定：因明五年，般若四年，中观两年，俱舍四年，戒律一年，必须循序而进。戒律学完之后统称噶仁巴（经学士），其出路有三：1、少数申请应试格西学位，2、自由讲学或闭关修持，3、入密宗学院继续深造。藏传佛教的学位有多种名目，如噶希（四论士）、饶绛巴（博学士）等，原仅为尊称，后学制逐渐严密，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诸如拉仁巴、多仁巴、林赛、曼仁巴（医药士）等各种称号，统称为格西。
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大小不一，小者只有数人，大者多至七八千人。大寺院一般由经堂、神殿、做为辩经场所的林苑、印经院，若干活佛拉章、僧舍、执事者的办事处、仓库、招待施主的客房、牲圈等等组成。寺院在旧西藏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宗教、文化乃至经济、政治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要的寺院依其重要的程度分别规定为国家级、省级、县级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许多寺院受到严重的破坏， 1979年以后由政府资助和信徒群众自愿集资逐渐恢复。
藏传佛教的文献极为丰富。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其中《甘珠尔》包括显密经律，主要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为论藏，系释迦牟尼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
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
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本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迅速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不可忽视的宗教信仰之一。
教义特征编辑本段回目录
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是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显宗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四宗中以中观为最发达。龙树一系的论典以“正理聚六论”为中心，经过宗喀巴的倡导，中观应成派月称所著的《入中论》最受推崇，成为中观论著的代表作。《现观庄严论》与《入中论》两书汉文未译，而龙树的《大智度论》藏文未译，因而成为藏传与汉传佛学之一重要区别。藏传显宗教理的传授与探讨特别注重口头的立宗辩论，辩论时严格按照因明学的“应成论式”的规矩进行，辨析精细入微，为其他各系佛学少有。藏传密宗一般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四部，而各宗派多以无上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行法门。
传入西藏编辑本段回目录
藏传佛教的形成——“前弘期”布达拉宫珍藏的莲花生大士佛像
其实，对于西藏来说，佛教也是一种“进口产品”，它的输入又与西藏的“明星”松赞干布相关。当时松赞干布为求政权稳定，积极与邻国联姻，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已经与尼泊尔尺尊公主联姻。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各自带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来西藏，修建了拉萨著名的大、小昭寺，随同前来的佛教僧人开始陆续修建寺庙、翻译佛经。
松赞干布去世后，王室权力之争影响了佛教发展，到其曾孙赤德祖赞时，佛教才又得以兴盛起来。为巩固王室的统治，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号召，请来印度著名僧人寂护大师和莲花生大师，修建起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剃度了7名贵族子弟出家，开创了西藏佛教史上自行剃度僧人的先河。赤松德赞还派近臣迎请受人尊敬的唐朝大乘和尚摩珂衍僧人到西藏讲经，摩珂衍在西藏传教11年，使汉地佛教也在西藏兴盛起来。此后，历任赞普都大力地提倡佛教，兴寺建庙，供养僧人，以僧人参政削弱大臣权势。
王室利用佛教巩固王权，激化了与苯教大臣的矛盾。公元842年，苯教徒将国王赤祖德赞谋害，拥戴其兄朗达玛为赞普，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朗达玛灭佛不久，又遭佛教徒暗杀。吐蕃权臣，挟王子自重，互相征战。随后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又席卷吐蕃，整个社会陷入各个势力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从此时，被称为“前弘期”的佛教阶段就此结束。
藏传佛教的壮大――“后弘期”
公元10世纪初，西藏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原割据一方的吐蕃权臣，又积极开展兴佛活动，西藏佛教复兴。不过这时兴起的佛教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前弘期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它在与苯教进行的长达300多年斗争中，互相吸收和融合，并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形成既有独特地方色彩，又有深奥佛教哲学思想的地方性佛教。至此，藏传佛教终于形成，进入被佛教称为“后弘期”的阶段。
各种教派编辑本段回目录
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是11世纪中以后，相继涌现噶当、萨迦、宁玛、噶举、格鲁、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有较大影响力并流传至今是噶当、萨迦、宁玛、噶举、格鲁5个教派，其它的教派由于势力的微薄，已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隐退。
噶当派
达赖法王
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通俗说法是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
噶当派的奠基人，是古格时期从印度迎请过来的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显后密。在噶当派传承中，形成了三个主要支派：教授派、教典派、教诫派，并各有自己所依的典藉和教义。13世纪晚期，一位名叫泅丹惹迟的噶当教典派僧人，把噶当派的纳塘寺搜集保存的大量藏译佛经编订成《甘珠尔》、《丹珠尔》。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编纂本。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噶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而格鲁派则是直接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故有“新噶当派”之称。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源于噶当派。15世纪时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萨迦派(花教)
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因该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创始于1073年，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萨迦派的教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有血统、法流两支传承。萨迦派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僧人戴红色、莲花状僧冠，穿着红色袈裟。13世纪中，萨迦派发展成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有过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兖噶坚赞，于1247年率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并奉命创制了“八思巴文”。这种蒙古新文字，流通蒙古全境，促进了蒙古的社会、文化进步。萨迦派教义是属于“时轮金刚法”和“金刚持法”的体系传承。时轮金刚法至今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萨迦派于1550年在四川德格贡钦寺设立了德格印经院，是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专门刻印藏传佛教经书、历法和医学等千多种典籍，对保护和弘扬佛教起了重要作用。
宁玛派(红教)
宁玛派即旧教派。它的名称含有“古”、“旧”两种意思。就古义而言，这一派自称他们的教法是由莲花生所传，11世纪形成，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就旧义而言，这一派自称以传承吐蕃时期所译的密教典籍为主，不同于佛教后弘期的仁钦桑波等人所译的新派密教经典。它是最早传入西藏的密教并吸收原始苯教的一些内容，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藏匿的经典。由于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某些地方对僧侣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娶妻生子。如今，红教不仅在中国藏区传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也有分布。
宁玛派早期是无固定的寺院、僧人组织和系统性的教义。直到11世纪中期，出现了“三素尔”，他们建寺立典，开展较有规模的活动，才标志着宁玛派的真正形成。和素尔波且同时，一位叫绒却吉桑波的人，翻译和注述了若干密教经典，由他传承下来的“大圆满法”后来成为宁玛派所特有的基本教法。到14世纪时，此派的著名人物隆钦降巴在不丹建立它尔巴林寺，后又到过尼泊尔，对不丹、尼泊尔当地的佛教有一定影响。宁玛派在康区也建立过一些寺庙，最早的是12世纪建的甘孜噶陀寺，17世纪建德格的协庆寺和白玉的白玉寺。
宁玛派最重视“伏藏”(被埋藏的经典称为“伏藏”，专门发掘“伏藏”的称为掘藏师)。由12世纪中叶起，陆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掘藏师，其中又有南藏、北藏之分。由此形成卫藏地区宁玛派的两个支派。
宁玛派的教义最突出的东西是“大圆满法”，该法主张“体性本净，自性顿成，大悲周遍”。这和内地佛教禅宗主张的“心静则佛”有点相似。
自五世达赖开始，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每逢战争、灾荒、瘟疫等，都要请宁玛派僧人作法禳解，宁玛派高僧曾一直作为噶厦政权专门祈祷师，负责占卜问卦。
噶举派(白教)
该派于11世纪发展起来，重视密宗学习，创立者先后有穹布朗觉巴和玛巴罗咱瓦(玛巴译师)，他们都曾到印度学习了不少的密法，主要是学《四大语旨教授》。“语旨”是佛语的意旨，由祖师口语相传，代代延续故称为语传，藏名叫“噶举”。因该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噶举派本来创始于玛巴译师和米拉日巴二人，但他们二人都没有修建寺庙，招聚僧人，所以传法事业发展不大，到他们的第三代达布拉吉时，才在达布地区建立冈布寺，招聚门徒，弘传玛、米二人所传噶举教授。
噶举派创始人米拉日巴(1040-1123)，师承玛巴译师(他修成了最为弦妙莫测的“夺舍秘法”。即是将一种身体的心识迁移到另一个身体上，或者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入一种由修法者独自选择而决定的转世状态，即如我们所说的借尸还魂)。玛巴译师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是全藏最著名的瑜伽大修士。他7岁丧父，遭叔父欺凌，受母之言学咒术杀死怨家多人后深悔其罪，故跟玛巴学法。玛巴最初不传法而先用种种苦行折磨和考验他，后圆满传授给以语旨教授。此后他长年在深山闭关苦修，缺衣少食，生活极为艰苦，曾有一年以荨麻为食，肢体长出了绿绿的毛，肤色也像荨麻一样，形同鬼魅。据传练成了空中飞行之术，晚年才开始收徒传法，84岁圆寂于聂拉木。
苯教（黑教）：
苯教又叫奔波教或者觉囊派。苯教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各种征兆，擅长巫术。他们一般采用占卜的方法来解除人世间的各种灾难。苯波，就是指能通鬼神之路的巫师而始祖辛饶米沃隆的意思就是最高的巫师
因为苯教教徒常穿黑衣戴黑帽，所以又叫黑教。但苯教的基本色调是蓝色，象征海洋，博大无边.黑教的僧人是可以吃肉和结婚的。寺院的住持喇嘛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继承的。而他们所念的经文不是六字，而是：哦嘛直莫萨耶来德八字真言。
格鲁派(黄教)
弥勒大佛
格鲁，藏语意为善律，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创建于1409年，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教派。由于此派戴黄色僧帽，故又称为黄教。
宗喀巴先后在萨迦、噶举、夏鲁和噶当派学经修法，对佛学的显密两教都有高深造诣。宗喀巴生在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之时，上层僧人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而且生活腐朽堕落，在社会上逐渐失去民心。有感于此，宗喀巴以重视戒律为号召，到处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抨击僧人的腐败，积极推进西藏佛教改革。1409年藏历正月，他在拉萨大昭寺发起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法会后，宗喀巴建立著名的甘丹寺，创建起严守戒律的格鲁派。其后又相继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并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此外，黄教还创建了达赖、班禅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格鲁派有三大特点：第一，提倡僧人必须严格遵守戒律，不应干预世俗事务，不得娶妻和从事生产劳动；第二，大力兴复寺院，招收僧人，噶当派的寺院全部纳入格鲁派属下；第三，每年定期举行传昭法会，在会上讲经说法，主张僧人修习先显后密，规定必修五部经论，创立传昭期间进行辩论和考试，考取格西等学位的制度。
兴盛寂灭编辑本段回目录
拉萨大昭寺主殿内供奉着一尊享有世界上最为罕见之尊荣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近600年来，众多的佛教徒跋涉千里，一步一个长头地磕到这尊佛像的脚下，以表达他们对佛的极度虔诚。时至今日，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信徒在这尊像前项礼膜拜，像前的石板被信徒的身躯摩擦得像镜子一样光滑。释迦牟尼在世时，弟子们为使他的真容传之后世，特请工匠替他造了4尊8岁等身像和4尊12岁等身像。因有释迦牟尼的奶母等人从旁指导，故造像与其本人酷肖。据藏文古籍《松赞干布遗教》记载，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为感谢中国国王资助他击溃入侵者，使佛法重放光明，特并将其中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奉送给中国国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文时，唐太宗将这尊像作为嫁妆，由都城长安送抵拉萨，此后，这尊佛像便与藏传佛教共荣辱。在迎娶文成公主前，松赞干布已娶邻国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为妃。尺尊公主带来一尊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尺尊公主邀文成公主一起建庙以供奉佛像。文成公主经勘测发觉，吐蕃地形状似仰卧的魔女的心脏，湖水系魔女的血液，应在此填土塞其血液，建神庙以镇之。所建寺庙就是今日之大昭寺。现8岁等身像供奉于拉萨小昭寺。
藏传佛教
松赞干布主持翻译了大量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赤松德赞即位赞普后，派人往印度迎请著名僧人锡瓦措（又译称寂护静命）和教长白玛（莲花生大师）来吐蕃弘传佛法。他们到吐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佛教建立根据地，即由莲花生勘查选定地点，兴建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一个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１２位僧人，为７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７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赤松德赞之后的３位赞普也都大力扶植佛教，僧侣免于赋税和体力劳动；王宫内设置供奉佛、法、僧“三宝”的道场，让僧人参与国政。在藏文史籍中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合称为“三大法王”的赤祖德赞执政时，还建立了僧人供给制度，规定每７户平民负责供养1位僧人的生活。当僧人讲经时，赤祖德赞坐在中间，头发编成两辫束以长丝带伸展在僧人座位上，然后让僧人坐上去，以此表示他对僧人的尊敬。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而从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吐蕃到朗达玛禁佛这一时期，在西藏佛教史上被称为“前弘期”。
六字真言编辑本段回目录
六字真言、六字真经或六字大明咒，是藏传佛教诵咒“嗡、嘛、呢、叭、咪、吽”六个字。据说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对“六字真言”的诠释颇多，但究其根本，不外乎以下几种：
（1）据藏传佛教经典记载，六字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认为身、口、意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人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度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藏传佛教把这六个字看作是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循环往复持诵思维，念念不忘，认为这样才能积功德，功德圆满可以解脱；布达拉宫
（2）松赞干布《嘛呢教言集》阐述了“六字真言”的多种修持方法和深刻含义。说“六字真言”中的六字代表度脱六道众生，破除六种烦恼，修六般若行，获得六种佛身，生出六种智慧等；
（3）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索南坚赞《六字明功德颂》记载:“嗡”能消除天界生死苦，“嘛”能消除非天斗争苦，“呢”能消除人间生老病死苦，“叭”能消除畜生役使苦，“咪”能消除饿鬼饥渴苦，“吽”能消除冷热地狱苦。诸佛密乘咒，诸法集精英，众生现祥瑞，灌顶六字明，诸佛心灌顶，今当与汝授，诸佛皆集会，灌顶明王咒。“嗡”施到彼岸，无悭世至尊，诸佛集法身，乞加持灌顶！“嘛”忍到彼岸，无怒世至尊，大乐受用身，乞加持灌顶！“呢”戒到彼岸，无垢世至尊，三身成化身，乞加持灌顶！“叭”定到彼岸，无乱世至尊，所知一切身，乞加持灌顶！“咪”勤到彼岸，无懈世至尊，智慈普利语，乞加持灌顶！“吽”慧到彼岸，集事世至尊，威力总摄意，乞加持灌顶！法语六字金刚声，诸佛如来皆加持，法藏精要至无上，乞求灌顶并加持；
（4）《藏语系佛教念诵集》云:“嗡”具五智慧，“嘛”遍一切慈，“呢”引导六众，“叭”息一切苦，“咪”梵众苦厄，“吽”聚诸功德。六字被加持，雪域众有’情，愿往解脱道！诸佛悉加持，最精密要藏，福利来源处，成就的根本，往生善趣阶，禁闭恶趣门”；
（5）西北民族学院多识教授云:六字大明咒象征“具足佛身，佛智的观世音关照”；
（6）云南社会科学院赵橹先生对“六字真言”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他研究认为:广泛流传于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系直接由密教而来。“六字真言”原是在印度的一句祷祝词，被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继承下来，更为密教所吸取。作为密教的诵咒，辗转流播，其古意渐渐为人淡忘。知其然而莫解其所以然了。“六字真言”的首尾两字是虚词，中间两字是实词。梵文原意读为“嗡！嘛呢叭、咪，吽！”“嗡”、“吽”为虚词，在印度古文化中具有“神圣”和“吉祥”意思。“嘛呢”汉译“摩尼”，梵文原意为“宝珠”；“叭、咪”意为“红莲花”。由此，我们将“六宇真言”按梵文原意汉译为“神圣呵！红莲花上的宝珠，吉祥！”。他还认为藏传佛教文化中，不仅引进了印度密教的“六字真言”，同时也引进了密教的“红莲花上的宝珠”图案，其形象很生动，往往作为佛堂的壁画装饰。赵橹先生还对“红莲花上的宝珠”图案的造型，内容及象征意义作了独特的研究。足见“六字真言”涵纳藏传佛教义理之精髓，象征藏传佛教法轮常转。
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称之为法轮。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