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心香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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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慈母倪毓芬逝世38周年
张 宏
今年5月25日，是敬爱的慈母逝世38周年的纪念日。妈妈从小聪慧过人，却一生坎坷，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把我抚育成人，眼看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成功在望时，却遭遇暴风骤雨的浩劫、生命凋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如今，送别妈妈后已经38个春秋过去了，但妈妈仍经常在我梦中栩栩如生地呈现——儿时承欢膝下的喜悦；少年时对我百问不厌的谆谆教诲；兵荒马乱中历尽艰难而坚强不屈的品质；重病卧床临终前语重心长的嘱咐；病危昏迷时时因疼痛所致的声声惨叫，……都好像就在昨天。
如今，妈妈虽然已经远去天外，但她对我无私无限的关爱，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她的音容笑貌、慈祥身影，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妈妈的一生，可谓波涛起伏、历尽坎坷，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现将我所记忆的以及从诸多前辈处听到的关于妈妈的情况，归纳整理出来，留赠给我的后代、亲人和朋友作为纪念。
聪颖初露
妈妈姓倪，名毓芬，1917年9月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江苏省宜兴县丁山镇的一个小户人家。外公倪浩卿，曾继承祖上留下的小本经营，开了一个门面很小的“玉泉茶社”，外婆是个典型的旧式家庭主妇，专职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她裹着小脚、笃信“三从四德”。据说先后曾为外公生育过8个儿女。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四个孩子都幼年夭折了，长大成年的只有二女二男，所以，妈妈有一姐两兄。在日寇侵华时期，在日本鬼子反复的清乡行动中，外公外婆虽几次都是仓惶爬上阁楼，从屋顶的后窗跳楼（那时民房很矮）才死里逃生，但玉泉茶社却被鬼子焚毁；两位舅舅（大舅舅倪荣魁，小舅舅倪良魁）后来也英年早逝。所以，在妈妈中年之后，她娘家的亲人，只剩一个温和忠厚的姐姐倪文玉。
妈妈从小聪明好学，虽然女红刺绣也做得不错，但她却更喜欢读书写字。而外公外婆却认为女孩没有念书的必要，所以只同意送我舅舅去私塾读书。妈妈几乎每天以去茶社附近的私塾接送或看望哥哥（即我舅舅）为由，偷偷趴在窗口听私塾老师讲课。大约在她6-7岁时，有次老师要学生当堂背诵诗经，那个学生结结巴巴怎么也背不全，妈妈在窗口却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老师发现这个天天来私塾转悠的小女孩（即妈妈），竟能熟练地背诵诗经，就把她叫进去问情况，并当场考考她。结果老师惊讶地发现，这个清秀伶俐的小女孩，仅靠每天躲在窗外偷偷旁听，竟能对答如流，并能把诗文背诵得不亚于在读的学生。老师不禁产生“爱才”之心。问小女孩：“你这么喜欢念书，又学得这么好，为啥不和你兄弟一起来念书？”“不行啊！爸爸妈妈不同意。”小女孩回答。“为什么？”老师有些奇怪。“爸爸妈妈说家里穷，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只能供给男孩子念书”。……“爸爸妈妈还说，女孩儿家不念书也不要紧的” ……。老师见女孩口齿伶俐，而且通情达理、很懂事，倍觉喜爱，就问“你想念书吗？”“想！非常想！”“你家住哪里？”“就在街坊斜对面的茶社里”“等会你陪我去你家，我去劝你爸爸妈妈让你来念书，好吗？”“那太好了！谢谢先生！”小女孩听后兴奋极了。……
当天，私塾老师在小女孩的带引下会见了外公外婆。外公外婆见舅舅就读的私塾先生来家访，非常重视，给予热情接待。但谈到要让小女儿去念书时，却坚持说：“家中小本经营，店小人多，实在无力再筹集一份学费”；外婆更是表示：“‘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她今后早晚是别人家的人，重要的是要学好女红，今后到夫家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才能取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眼看去私塾念书的愿望又要落空了，小女孩急得在旁苦苦哀求，并承诺：如果让她去念书，今后保证学好女红、做好家务……。也许是小女孩的求学热情感动了老师，后来私塾先生竟破例地表示，如果能让这女孩来私塾念书，可以不收她的学费……。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感动了外公，同意在上述三个前提条件（学好女红、做好家务、不收学费）下，让小女孩去念书。外婆见外公已经松口同意了，也就不再说什么。
妈妈倍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加之手脚又勤快，所以深受老师喜欢，因此在整个私塾念书期间，妈妈一直享受着免缴学费的“特殊优惠”。由于成绩好，私塾“毕业”后，在妈妈的恳求下，外公也就同意让她继续念书了。在当时的中学里，女学生是很少的。在中学住读期间，妈妈和家住附近徐舍镇的同班同寝室的女学生张秀娟，结成了极为亲密的知心好友。
天赐情缘
那年刚放暑假，在清华大学念书刚回来的父亲张宗植，去中学接妹妹张秀娟（我的姑妈）回家时，在校门口遇见了和姑妈一同出来的妈妈，相互才有所认识。由于爸爸和姑妈兄妹间感情极好，姑妈很想把好友转变为嫂嫂，就有意积极牵线促成。她一方面不断向兄、友介绍对方的长处，一方面又有意识地一再邀请、甚至在假期中亲自到外婆家来接妈妈到徐舍她家中去“游玩”、“散心”，妈妈由此也就经常能见到爸爸。
爸爸只有同胞兄妹两个，因年幼时祖母去世，祖父重新成立了家庭；数年后，祖父也过世了，爸爸便被寄养在徐舍镇他的外祖父家和舅舅们同住。爸爸的外祖父家姓宗，相传是南宋忠臣抗金名将宗泽的第27世孙（注1），祖上从河南开封迁来太湖边，历代都是书香门第，庭训极严，舅舅们也都以自己是忠良之后而自豪、自律，家中的氛围很好。爸爸遂改名张宗植，隐含“张家的儿郎、在宗家培养成人”之意。外公家最小的四舅舅宗典（即我的小舅公），仅比爸爸年长三岁，因此后来他俩成为极为亲密的莫逆之交。爸爸从小眉清目秀、聪明过人，读书时期即性格随和、谈吐文雅、又善于写作，虽是学生，但已在不少刊物上发表了文章，他写的小说《骚动》，还曾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受到赞赏，当时在清华的学生群体中已经小有名气；而当时能进入中学念书的女学生少之又少，加之妈妈聪明俊秀、温文而雅、品学皆优，所以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交往后彼此都颇有好感。于是建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联系，感情也就慢慢升温。
不久，中学毕业，妈妈考取了苏州师范、姑妈考取了杭州师范，但她们之间仍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由于妈妈学业优异，颇得苏州师范校长周亭鹤一家的喜欢和关爱。抗战爆发后，日军攻占上海，进逼苏州。苏州师范奉命内迁，周校长决定率领妈妈等一大批愿意内迁的师生员工一起远去武汉，后又转到四川重庆。……外公当时很不放心妈妈单独远离家乡，曾不顾途中兵荒马乱的危险，专程赶到苏州要接妈妈回丁山，但战乱期间，车船辗转困难重重，耽误了行程，当外公赶到苏州师范时，学校早已人去楼空。不过，对于外公的这番父女深情的关爱，妈妈一直是非常感激、铭记在心的，曾对我多次提及此事。
人生的命运，往往是和国家及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事件。妈妈在武汉停留期间，竟无意中又遇见了一度中断联系的爸爸——当时他正在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随后，他们又一起随内迁的队伍，到了重庆。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和欣慰，随着时间的积累，双方感情不断升温，终于确定了关系，从此决定了妈妈后来几十年的人生旅程。
1939年，由爸爸的清华同学马家驹、妈妈原先所在的苏州师范周亭鹤校长夫妇（当时也内迁同来四川）等前辈的撮合和证婚，我父母亲在重庆结婚了。婚后感情很好，只是，当时爸爸在重庆民族资本卢作孚的长江民生轮船公司工作，而妈妈在重庆北郊北碚县的国立编译馆工作。两人长年不能生活在一起，只有逢假期节日才能“鹊桥相会”一次。
1938年时候的妈妈
1940年出生110天的我
1941年刚满周岁的我
五位一体
1940年春，我——父母亲的爱情结晶——来到人间。起先，因妈妈怀念故乡，曾为我取名“张念泉”，这“泉”字，隐含着丁山外公家的玉泉茶社。后来由周校长提议、经父母双亲认可，为我改名为“张宏”，据说是隐含“男儿当有宏大志向”的意思。不过我后来的人生旅途既坎坷又平庸，没有什么出息，一点“宏大”的影子也没有，实在是辜负了父母当年的期望。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梳短发，戴眼镜，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她常年穿一身布质的旗袍，色泽朴素淡雅，从来不戴任何项链、戒指之类的奢华饰品。抗战胜利回上海后，妈妈由于一再请假照顾重病中的我，被原工作单位除名；上海解放后，她响应人民政府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干的号召，参加革命，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茶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茶叶公司”，当时出口的商品也主要就是茶叶）工作后，一直穿一身蓝布制服，当时叫“解放装”，显得十分端庄、和蔼、文静、朴素。她的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宜兴方言的尾音。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调平和，彬彬有礼，从不大声喧哗或嬉笑怒骂，完全是一付知识女性的形象。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爸爸奉派出国进修业务，后来一直辗转海外。我长期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几十年间，妈妈既要上班，又要抚养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身兼慈母、严父、良师、益友和医护，可谓“五位一体”，其间的酸甜苦辣、劳累、艰辛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生活方面，妈妈对我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无论在我呀呀学语的幼儿时期，还是在淘气好动的童年时代，无论在万里长江回乡旅途中的货轮上，还是在我重病卧床整整8年的治疗过程中，无论在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的战争环境里，还是在物资供应奇缺的困难时期，无论在家中经济极端拮据、天天为筹措明天的买米钱而翻箱倒柜找东西去典卖的情况下，还在是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大浩劫中，妈妈都从未让我冻着饿着累着，处处为我的成长和安全考虑。后来，妈妈被迫提出离婚，也是希望能给我减轻一点政治的压力，使我充分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关爱。
在智育方面，妈妈千方百计培养我对于学习和知识的兴趣。即使在我大病不起的8年卧床治疗期间，妈妈也丝毫没有放松我的文化学习，她一直坚持每个星期至少给我上两次文化课，主要是语文和算术，同时耐心地为我批改作业；她规定我每周至少要交两篇日记，把它当成作文，星期天则逐段逐句为我修改、讲评；她买来蜡光纸要我剪贴劳作，买来彩色铅笔和水彩，要我学习绘画；由于妈妈普通话讲得不好，乡音较重，她又为我买了一台小电子管收音机（在当时，这可是个很奢侈的用品啊！）放在我床头，让我既可收听儿童节目、增加知识，又可以学习普通话；没有课本，她就买些连环画向邻居的小朋友交换旧课本来让我学（当时书店里买不到课本）；……我因病重不能坐起来，她就让我躺着，左手拿铅笔盒当垫板，右手握笔学习悬空写字，由于启蒙写字的起步不好，所以我写的字，笔划都扭曲在一起，展不开，很难看，至今还留有与众不同的“特殊风格”，以至后来曾被同学们戏称为是“蟹爬体”（像螃蟹爬过时划出来的爪印）……。正是由于妈妈的严格要求和不懈努力，才帮我夺回了整个小学阶段因生病而耽误的时间，为我后来进中学、上大学以及走上社会的人生旅途铺平了道路。
在德育方面，妈妈从小对我要求严格，在平时，一旦发现我的错误苗头，总是严格批评、毫不“手软”，并经常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转化为寓言或道理，对我进行耐心而又生动的教诲。记得解放前旧上海下层市民的方言中常夹带一句骂人的“口头禅”——“*那娘的*”。 我从四川刚到上海不久，不知道这句口头禅是什么意思，也跟着说。妈妈听见后，大为生气，把我狠狠批评一顿，说这是下流的痞子语言，决不能学。在我承认错误、保证今后决不再说任何脏话后，为了净化我那张被脏话污染了的嘴巴，今后决不再犯，她硬要我当场刷牙漱口十几遍，以加深印象。……她买了许多品德修养的书让我看，对我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什么是幸福》的书，它使我初步懂得，幸福的含义，不在于物质上的享受，而更在于精神；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
当我考取上海财经学院学习经济管理后，妈妈曾一再告戒我：今后从事财经工作，一定要预防“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的思想，一定要自觉树立自尊自爱自重自律的观念，不仅要勤奋敬业、廉洁奉公，而且要做到“慎独”，即使在远离领导和群众监督的时候，对钱财也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在经手钞票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自觉避嫌”，要懂得“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鞋”的道理；要我树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观点；当我受到挫折灰心丧气时，她告诉我“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生路上不可能全是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努力攀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鼓励我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取得进步或赢得荣誉沾沾自喜时，她则提醒我要防止骄傲自满，“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要懂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告诉我：“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这些，都对我做人标准的建立、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后来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妈妈去世后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家产，但她留给我的这些“精神财富”、“无形资产”，却使我终身受用，并荫及儿孙。
妈妈经常和我促膝谈心，分享我的欢乐、分担我的烦恼，是我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如今，妈妈虽然已去世三十八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道德观念、人格魅力，仍始终活在我的心中。
廉洁奉公
由于妈妈对工作非常勤奋敬业，1950年初，她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即被任命为上海外贸茶叶公司秘书科副科长。
为了提高茶叶进出口过程中英语文书往来的业务水平，妈妈不仅鼓励科内同志努力学习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加工、储存和质量鉴定的知识，还以身作则，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修英语；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她公私分明，连平时和亲友通信时的信封信纸，也都是自己花钱去买来的；当抗美援朝战争激烈、国家号召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时，她把自己唯一值钱的一条珍藏多年的结婚项链，带头捐献给国家；她关心同志，好几次科室上报调工资的名单，她都主动把调资指标让给科室里工资低、生活困难的同志；“大跃进”时期，她和年轻同志一起日以继夜连续“挑灯夜战”，维护了科室在公司的形象和荣誉；当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号召为灾区捐赠粮票时，她带头把自己每月27斤的定量粮食减为24斤，以便每月省出3斤粮票支援灾区饥民；她对周围的同事也很关心，当发现别人有什么困难时，她总竭尽所能，给予帮助，例如她发现科内一位年轻司机，家有三个孩子、妻子没有固定工作、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后，曾多次把当时按户发放的糕点票、布票、工业券以及家中的旧衣服清理出来送给他……
妈妈曾多次对我说：榜样的作用是很大的。要搞好科室的工作，一定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作为科室负责人，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还要凭借感情纽带和人格魅力。她对部属，既要严格要求，又充分信任。她认为：凡是要求大家做到的事，首先自己要做到；凡是要求大家不要做的事，自己绝对不能去做，因为，“身教胜于言教”，无声的语言、人格的力量，会比任何单纯的行政命令和空头的说教更加有效。……在工作、业务、品德、经济等方面，妈妈在科室以至公司里的口碑一直都是很好的。
在50年代初我病重卧床期间，由于医药费用庞大，而且必须全部自理，妈妈的工资收入不多，家中经济严重入不敷出。记得其中有两年，妈妈经常在家里“翻箱倒柜”：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旧货商店去寄售。尽管经济如此拮据，妈妈仍按时给外公外婆寄去生活补贴，直到1958年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为止。当时寄的钱虽不算多（每月10元左右），却体现了她的一片孝心，也尽了她的最大努力。鉴于妈妈的以身作则，当时我常想：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尽心尽力好好孝敬妈妈！
独自承受苦难
迫于各方面的社会压力，1955年妈妈被迫把离婚申请交给公司领导请转法院。当时，不仅妈妈悲痛万分，连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姑母张秀娟也非常难过。曾特地来信说：“……我处于兄长和好友之间，对于你们不能合作至终，深感痛心。……”姑妈的悲痛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全国解放后，大批干部南下。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干部都因革命事业耽误了个人婚姻的机会，转到地方上工作以后，他们都纷纷组建家庭。按妈妈当时的条件——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在国营公司工作、相貌端庄、身体健康、三十多岁，欲找一个革命干部重组家庭决非难事，记得当时上海外贸系统曾有人屡屡向她“示好”，但妈妈为了确保我不会受到感情上的伤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抛过来的彩球”，始终没有考虑重组家庭的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妈妈上班不在家时，一位伯伯到我家来看望卧床养病中的我，还给我带来一盒十分精致漂亮的彩色玻璃制的十二生肖小动物，个个都做得惟妙惟肖，非常可爱。他说这是他“上星期去北京开会时特地买了带回来”送给我玩的……此外，他还给妈妈带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碧螺春绿茶。但妈妈担心今后会给我和别人带来感情上的伤害，为了让我健康成长，不要有面对“两个爸爸”的烦恼，她很坚决地回绝了那位伯伯……。如今回忆起这些往事，深感妈妈母亲为了我，她个人作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啊。妈妈是把痛苦和艰辛留给了自己，把欢乐和机会让给别人。她的这一决策，的确使我免受许多再婚家庭中常有的那些风波、不幸和烦恼。
记得后来在文革中，有次我曾问妈妈：“妈，我看得出来，您对爸爸其实还是很有感情的，既然如此，1955年为什么要提出分手呢？……既然离婚了，后来怎么没有再重建家庭呢？……”妈妈握着我的手，叹口气说：“你要知道，有个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亲人，可是个不得了的‘政治黑包裹’啊！连通信也要备受猜疑和检查。既然（和你爸爸）联系中断、团聚无望，只能旷日持久地拖着，这样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的了。与其维持这种无益的婚姻虚名，不如解脱出来。虽然这对我来讲，未必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可减轻对你的政治影响，起到相对的保护作用；同时也可让你爸爸在精神上得以解脱，让他今后可以心安理得地、自由地重组家庭，去追求他的幸福”“……我知道，你爸爸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是决不会首先提出离婚的。……”“我也知道：对我来说，离不离婚都差不多，只要离婚后没有再另外结婚，仍然是会被视为‘内控对象’的！……”“我当年若另组家庭，就难免会给重病中的你带来一些感情上的伤害、烦恼或不幸，不利于你的康复和成长，由此我也未必能真正得到欢乐。所以，我决定今后就守着你安度余生了！”……我深切地感到：妈妈确是充满爱心，无怨无悔地处处在为别人着想啊！……
为此我常感慨：人生的命运，往往是身不由己、不可知的。按理说，父母他们俩可谓是郎才女貌、两情相悦、患难之中结良缘，小姑又是知心好友，本应家庭和美，夫唱妇和、白头偕老。当初姑妈的有意牵线搭桥、极力促成把挚友转变成阿嫂，也确实是很有道理的。谁知未能如先愿，他们婚后总是聚少离多，又处于战乱时期，并没有真正过上几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本应迎来春暖花开、阳光灿烂的阶段，但结果却历经雨雪风霜，最后这个家庭竟因非感情因素而被迫彻底破碎。……妈妈一生光明磊落、勤奋敬业、富有爱心，助人为乐，却被现代秦桧们栽上许多牵强附会的莫须有罪名……尤其是，妈妈她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把唯一的、体弱多病的儿子培养到大学，眼看苦尽甘来、毕业在望，却遇上一场暴风骤雨，被残酷地摧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妈妈含冤而死时年仅52岁。这样的悲剧结局，当初是谁也不会料到的！……
润物细无声
在和妈妈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我感受到从妈妈身上体现出来的严谨的生活态度，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严肃的人生哲理，高尚的道德风范，使我受益终身。
我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受妈妈的影响很大。当年她对我的要求和教育，是按“又红又专”的模式进行的，她的教育方法是“恩威并举、宽严结合、软硬兼施”，在日常生活中，对有些“非原则”问题，她对我是很宽容的，记得我小时候顽皮，不小心用弹弓打破了家里的窗玻璃；毛手毛脚摔破了热水瓶，把瓶胆的碎玻璃撒了一地；出于好奇，我拆坏了家中唯一的闹钟却无法还原；为了要吹肥皂泡泡，把家里的整块肥皂切成碎块泡在水里“泡肥皂水”；为了试验是否可以用剪刀在水里修剪玻璃片而把剪刀弄钝了……，妈妈总是稍稍批评说几句，嘱咐今后不能再“心血来潮地胡闹”就不再追究了；但对于有些她认为涉及思想品德或学业方面的倾向性问题，就紧紧抓住不放了。
妈妈常把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作为活的“寓言故事”的素材加以升华、从中引出道理予以教导。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狼来了”的故事，教育我要做诚实的孩子、严禁弄虚作假说谎话；还记得我有次私自把别人家的清凉油空盒带回来玩，妈妈认为这是贪小利的苗头，除严厉批评外，还用“小时偷针，大了偷金”的道理加以教育，为让我加深印象，还专程带我到那位友人家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妈妈多次强调：做人处世要讲求“诚信”,她认为：朋友之间相处，不要轻易许愿，但一旦做出了承诺，就一定要努力兑现，决不能失信，尤其是不能给人家“吃空心汤圆”（即“许空愿”）、“吊胃口”；她提倡“待人宽、责己严、和为贵”，记得我插班栗阳路第四小学六年级后，有次我和班上的一个调皮大王打架（注2），尽管事后老师和几乎全体同学都站在我这一边说是他不对，但妈妈听了我介绍武斗的经过后，却严肃地对我说了两点意见：“1、那同学老是来招惹你，固然不对，但开始时他并没有打你，是你先动武把人家打翻在地，你是反应过度了嘛，这是不对的。你不要洋洋得意，自以为是‘大获全胜’、‘占了便宜还卖乖’；2、那同学平时老是喜欢招惹别人，树敌太多，群众印象太坏，所以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这次武斗一定也是他挑起的，由此说明一个人如果坏事干多了，人们就会形成“惯性印象”，以致有的坏事即使不是他干的，人家仍然会怀疑到他。所以你一定要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在没有群众监督、没有领导在旁、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要认真做好“慎独”。……
在我的整个学生时期，妈妈对我的学业和班级团支部的工作，一直都是尽力支持的。记得1959年五四青年节，我快初中毕业了，共青团新沪中学初中联合支部商量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团日活动，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也一起参加。因考虑到活动内容多，时间较长，准备活动结束时大家一起聚餐吃面条。会上，各自的任务都分配定了。谁带炉子和煤球、柴火，谁带锅子饭碗，谁主勺谁跑腿都安排好了，但最后在粮票怎么解决的问题上大家犯难了：这次活动至少也会有40多人，估计至少要13斤粮票，如果平均分摊，每个团员要出2斤多，当时粮票还是定量供应、非常紧缺的“珍贵物资”，因此，团支部谁也不敢承诺回去问家长要粮票。……眼看“万事具备、只缺粮票”，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团日活动，将因缺粮票而“夭折”。为了使这次活动能搞成，我表示：“这13斤粮票就由我来出吧！” ……晚上，我向妈妈商量要粮票时，妈妈大吃一惊：“我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才27斤，你怎么竟‘狮子大开口’，一下子要拿出去13斤！？家里人少，虽然吃得少，但定量指标也少啊！” ……当我说明经过情况后，妈妈为了成全我，叹口气说：“你是团支部书记，既然你在团支部会上已经承诺了，粮票还是拿去吧！家里再慢慢克服！但今后做事不能再如此冒失、不顾后果了！” ……这时，我也感到当时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确是太冒失、太草率了；同时也使我懂得了：一旦做出了承诺就要守信，但承诺时应该要量力而行的。
“祥林嫂事件”
1959年的一天，茶叶公司召集中层干部开“反右倾，鼓干劲”座谈会。会上，公司领导号召大家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毫无保留地”“说真话”、“向党交心”，“无事不可对党言”嘛！妈妈一时激动，联想到刚刚看过的电影《祝福》，发言说：“……我有时感到自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却仍然无法摆脱“海外关系”给我带来的压力和阴影”……。不料，妈妈的这次发言，却“漫江撒下钩和线，钓出许多是非来”，不仅得罪了公司领导，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不久，她的头上就有了一条“把自己比作新社会的祥林嫂”、“给社会主义抹黑”的罪状。“祥林嫂事件”也给善于罗织和编造罪名的人提供了发挥丰富想象力的素材。随着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深入，妈妈头上的“帽子”也就越来越多了。
1962年之后，随着“时时事事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深入展开，由于爸爸在资本主义国家且情况不明，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如果不能证明他是革命的，那么必然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了。于是，妈妈公司里有几个很希望能有机会表明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积极分子，对妈妈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以方明治、许秀梅两位最为积极，动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一切”。由于他们曾因工作差错，受到过妈妈的批评，这时他们就经常跑到秘书科指桑骂槐：“我家是三代贫农，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打击我就是打击贫下中农，就是阶级报复！”、“有的人，说是离婚了，怎么没有再结婚？只要没有另外结婚，就不能断定是真的离婚！”……“我们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哼！‘鸡毛’还想要飞到天上去？！”……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方明治凭借自己优秀的阶级成分，加之他那善于指黑为白的非凡口才和擅长看风使舵的活动能力，在公司里日益走红；文革开始后，在当时那种党政组织瘫痪、各路妖孽出洞、“闹而优则仕”的特殊历史时期，方明治把“响铛铛的造反派”的角色演得有声有色，终于踩着许多职工的血泪，一步步爬上了“上海市茶叶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领导岗位，成为公司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与此同时，对妈妈的刁难、责疑、批判、打击也一个接一个地袭来：先说她是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虽然暂时还没有发现犯错误，但她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一定要深挖阶级根源、彻底改造思想；继说她经常对科里同志施以小恩小惠，动机可疑，还把妈妈曾给年轻司机送旧衣物说成是“可能伴有桃色绯闻”；又说她长期坚持业余学习英语，用心叵测，可能有政治目的；还认为她竟然“长期窃据秘书科长职务，实在是野心太大”；说她虽然已经离婚，却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结婚，很“可能是奉命潜伏”，……帽子一顶比一顶大，想象一次比一次丰富，无中生有的描绘一次比一次生动，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没完没了地要妈妈“洗手、洗澡、挖思想，查根源”，同时把她“靠边”、下放工厂劳动，甚至陪斗、抄家……要她认真做检查，一定要把上述问题“说清楚”。……本就没有阴谋，更没有“奉命潜伏”，妈妈又如何说得清楚！？由于妈妈坚决不肯屈招“乱咬人”，而“响铛铛的造反派们”又实在拿不出能摆得上桌面的证据，于是，对妈妈的这种不死不活的“马拉松”式的所谓“政治审查”就旷日持久地拖着，前后达四年多，直到妈妈告别人间。妈妈去世前夕，曾当面恳请当上公司革命委员会头头的方明治：“可否把对我审查了多年的问题做个结论”时，方竟不仅不稍作宽慰，反而说“你可以等病好了后再继续写（检查）嘛！”，充当了投井下石“催命杀手”的角色。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禁联想到《圣经》中关于亚当、夏娃因违背上帝命令，吃了禁果而犯下罪的故事。他们的罪，会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如何虔诚地想要“赎罪”,仍不能摆脱厄运，因为所犯的是“原罪”，是永远不会被赦免的。
迟到的正义
由于我的户口在上海财经学院。妈妈去世后，家中的户口簿上就没有人了。于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就天天来催我腾空房子，而收购旧家具的人乘机又对我猛砍价，例如：每张九成新的木靠椅，只能卖2元钱；一张漂亮的圆饭桌，只能卖4元钱……。唉！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人到了倒霉的时候，连吃豆腐花也会崩牙齿啊！
由于当时殡仪馆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必须每隔五年去缴费办理一次续存手续，我想自己此去湖南前途未卜，今生是否还能再回上海，自己也心中无数。于是我决定把妈妈的骨灰盒随身带往湖南。
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拨乱反正，玉宇澄清万里埃。70年代末，胡耀邦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想到妈妈在上海外贸茶叶公司曾经莫名其妙地被停职、抄家，还被迫写了近四年的检查，人死可以“盖棺定论”，如今总该给个说法吧！大约在1980年春，我利用一次出差上海的机会，特地走访了上海茶叶公司。据公司秘书科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前几年，“上窜下跳”最起劲的方明治，曾经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爬上了公司“革委会一把手”的宝座，整了好多人，那个“摇旗呐喊”的许秀梅也曾当了个小头目。粉碎“四人帮”后尘埃落定，他们都滚下台了，尤其是方明治，当时正在公司隔离审查“写小字”交代罪行，据说他在政治、经济、作风三方面都有严重问题……啊！总算苍天有眼，这些“响铛铛的”、既损人又害己的造反派们，终究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我说明来意后，那位同志带我去见公司政工科刘科长。刘科长很和气，他听完我的来意后，首先对妈妈和我们家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方明治之流的作恶多端表示愤概，……他接着表示：粉碎“四人帮”后，公司在为许多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时，也已经清理了关于妈妈的旧案，对当年妈妈勤奋爱国、廉洁奉公、关心同志、宁折不屈的精神和品质表示敬佩，对妈妈当年受到的许多不公正待遇表示痛心和遗憾，……只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上海，他们不知道我的去向，所以才一直没有能把已为妈妈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消息告诉我。
我提出：当年公司把大字报贴到里弄里，还抄家、批判，我也为此受到株连，发配湖南，如今公司既已为妈妈平反，就有责任到里弄去消除不良影响，为妈妈恢复名誉，并为妈妈召开追悼会；我是由于茶叶公司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才被改派湖南的，公司有责任给我现单位正式发公函消除影响……刘科长当即表示：关于妈妈的具体善后处理办法，他要请示公司党委后再作答复，要我次日再听答复。
次日，我在宗港舅舅的陪同下按时到了茶叶公司政工科。刘科长告诉我：经公司党委研究同意：“1、向倪科长（妈妈）原居住地永兴里所属居委会和派出所发公函，并到她的旧居张贴布告，为倪科长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清除流毒；2、向（我现在所在工作单位）湖南省药材公司发公函，把当年对倪科长的一些不实之词加以澄清，以消除不良影响；3、公司为倪科长补开追悼大会，悼词可事先征得张宏同意。希望届时张宏能够参加；4、当年公司抄家时掠去的书本、衣物等等，按抄家时的清单，清理出来予以归还，遗失的东西，尽量折价由公司赔偿。……”总之，茶叶公司党委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人和妖，毕竟是不一样的啊。
不久，上海茶叶公司确实按所承诺的做了。他们在给湖南省药材公司的公函中写道：“倪毓芬同志生前是我公司秘书科副科长，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毛主席；工作中一贯勤奋敬业、廉洁奉公、关心同志、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我们公司的好同志、好干部。……在四清和文革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倪毓芬同志曾受到若干不公正的待遇。经重新审定，决定撤销在运动中对她提出的所有不实之词。……”啊！人间终有公理在！当我在湖南省药材公司政工科，看到这份迟到了十多年的平反昭雪信时，真是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妈妈呀！您临终前经常念叨着说：‘相信好人不会永远被冤枉’。您一直念念不忘渴望茶叶公司能还您清白的愿望，今天在邓小平、胡耀邦拨乱反正的阳光雨露下，终于实现了！”
妈妈在病危时还多次对我说过：“你爸爸当年是个非常爱国的进步青年，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去当什么反革命的！”。祖国改革开放后，爸爸曾多次回国，他因深信科教可以强国，已倾其所有，无条件地先后共捐资130万美元，分别在国内的两所重点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永久性的“12．9奖学金”和“张宗植科技奖学金”基金，学校每年用其利息，给优秀学生发奖学金……至今两校均已经颁发了十七届，数千获奖学子遍布在世界各地。爸爸虽已仙逝了，但他所设的奖学金和他对祖国人民的一片爱心仍然会长久存在。事实证明，妈妈当年的估计是正确的，“妈妈呀！您若天上有知，如今可笑慰于九泉了！”……
1944年我进了幼儿园
1946年妈妈带我初到上海
1962年我刚考上大学时
音容永在
妈妈去世已经38年了。想当年，妈妈为了维持这个支离残破的家和抚育我这个不谙人事且又重病卧床中的孩子，曾独自历经了丈夫远离、借债治病、兵荒马乱、辅导病儿自学、以及文革大浩劫等等种种磨难，竭尽心力，艰苦备尝，她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但当时我年幼无知，并不理解母亲的内心的悲哀和痛苦；待到进学校后，我又很粗心，成天埋头于学习和团支部工作，一心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很少对母亲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体贴，实在没有尽到作为儿子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让她享受过一天饴糖弄孙、欢度天伦的乐趣。而当母亲去世、我初步意识到这一点时，却已经来不及了，如今连向母亲问候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落得“仰望蓝天空叹息”。
妈妈临走时，她对我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的：自己唯一的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如今大学刚刚毕业，尚未进入社会，就遇到家破人亡“连锅端”的厄运，还要孤身发配远去他乡，前途未卜；今后不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妈妈逝世时睁大着的双眼，是我用双手轻轻给她合上的。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我亏欠妈妈的实在太多了，这是我感到终生遗憾却又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病”，难怪古人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哀叹。如今，我只能用努力实现她生前的遗愿，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以便略微抚慰一下我内心的悲哀和歉意！
几经努力，我的家园，如今总算初步实现了当年妈妈的期望：家庭和美、儿女成才；勤俭持家、坦荡做人。想来，妈妈闻知也会笑慰于天国。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当继续与后人们共同努力，去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
38年来，每逢清明节和妈妈的忌日，我和妻子玲芳都要在家中祭奠妈妈的在天之灵。妈妈的骨灰盒和遗像，至今还供奉在我的书房里。我经常向我的孩子介绍妈妈当年的事迹和她对我的谆谆教导。妈妈的道德观念、人格魅力，将永远鼓舞着我挺起胸膛，排除万难，努力向上，去做一个大写的“人”。妈妈的谆谆教诲和音容笑貌，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忘怀。妈妈是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在妈妈生前，我未能对他稍尽孝心，这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永远的痛。我们民族相信“入土为安”，我和妻子玲芳几经挑选，今年终于在合肥的“大蜀山文化陵园”给父母选中了一个墓地，今冬将把在三湘四水和江淮大地伴我游荡了38年的妈妈的骨灰，和爸爸一起合葬于山青水秀、林木茂盛的大蜀山下，以便为双亲安排一个“人生的后花园”，并在墓碑上刻上：“文苑儒商情系中华，无私奉献遗爱人间”“毓灵芬芳身世坎坷，仁厚载德恩泽后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了却我这个多年来的心愿，也算是寄托哀思，略慰思亲之情吧！
愿将此文，化为一柱心香，遥祭慈母的在天之灵！
亲爱的妈妈，您老人家安息吧！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06年5月22日初稿，7月17日改写于安徽合肥
注1：
从史料中得知：宗泽，字汝霖（1059--1128），生于浙江义乌，先后任宋朝大名府馆陶县尉，巴州（今四川巴中）通制等职。宋钦宗靖康元年召入京师任知磁州，同年又被任命为河北义军都总管。南宋康王赵构即位，宗泽因坚决抗金，反对投降遭受排斥，出任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继而改知青州府（今山东益都），于1127年（建炎元年）升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金人因屡次败在他手下，故对他既畏惧又尊敬。建元二年，他背生恶疮，生命垂危，部将来探望，他仍勉励部将努力杀敌。7月1日，宗泽在弥留之际连呼三声：“过河”，与世长辞，终年70岁。
注2：我当时因大病初愈，走路时脚还不太方便，颈脖子上还套着一个猪皮颈托。班上一个有名的调皮男生（名字忘了），老是要到我的猪皮颈托上敲几下，说是敲“乌居库洛”（沪语，即乌龟壳），我很生气，几次警告仍无效。有一天教室里刚要上课，他从我旁边走过时，顺手又在我的颈托上敲了几下，我忍无可忍，转身起来用双手全力朝他背上猛地推过去。由于我用力过猛，加之他平时在班上称大王，无人敢惹他，没有想到我这个病歪歪的新同学竟敢反抗他，冷不防被我从后面一推，竟跌了个“狗吃屎”。他勃然大怒，翻身爬起来就向我猛扑过来。顿时，教室里的同学全都大叫起来了：“哎呀，某某某又打人啦！”隔壁班主任徐佩珍老师闻声赶来，一把抓住他，厉声责问他为什么又打架了。由于他平时太调皮，总是打架，又特别喜欢欺负女同学，这时，周围那些平时敢怒不敢言的同学，竟异口同声地说，这次完全是他的不对。于是，徐老师不由他分说，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严词立下规矩：他今后绝不准再碰我一下……凭心而论，这次是我先动的手，但徐老师和同学们竟全都没有批评我半句。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同学发生“武斗”的经过。
张 宏
今年5月25日，是敬爱的慈母逝世38周年的纪念日。妈妈从小聪慧过人，却一生坎坷，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把我抚育成人，眼看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成功在望时，却遭遇暴风骤雨的浩劫、生命凋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如今，送别妈妈后已经38个春秋过去了，但妈妈仍经常在我梦中栩栩如生地呈现——儿时承欢膝下的喜悦；少年时对我百问不厌的谆谆教诲；兵荒马乱中历尽艰难而坚强不屈的品质；重病卧床临终前语重心长的嘱咐；病危昏迷时时因疼痛所致的声声惨叫，……都好像就在昨天。
如今，妈妈虽然已经远去天外，但她对我无私无限的关爱，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她的音容笑貌、慈祥身影，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妈妈的一生，可谓波涛起伏、历尽坎坷，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现将我所记忆的以及从诸多前辈处听到的关于妈妈的情况，归纳整理出来，留赠给我的后代、亲人和朋友作为纪念。
聪颖初露
妈妈姓倪，名毓芬，1917年9月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江苏省宜兴县丁山镇的一个小户人家。外公倪浩卿，曾继承祖上留下的小本经营，开了一个门面很小的“玉泉茶社”，外婆是个典型的旧式家庭主妇，专职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她裹着小脚、笃信“三从四德”。据说先后曾为外公生育过8个儿女。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四个孩子都幼年夭折了，长大成年的只有二女二男，所以，妈妈有一姐两兄。在日寇侵华时期，在日本鬼子反复的清乡行动中，外公外婆虽几次都是仓惶爬上阁楼，从屋顶的后窗跳楼（那时民房很矮）才死里逃生，但玉泉茶社却被鬼子焚毁；两位舅舅（大舅舅倪荣魁，小舅舅倪良魁）后来也英年早逝。所以，在妈妈中年之后，她娘家的亲人，只剩一个温和忠厚的姐姐倪文玉。
妈妈从小聪明好学，虽然女红刺绣也做得不错，但她却更喜欢读书写字。而外公外婆却认为女孩没有念书的必要，所以只同意送我舅舅去私塾读书。妈妈几乎每天以去茶社附近的私塾接送或看望哥哥（即我舅舅）为由，偷偷趴在窗口听私塾老师讲课。大约在她6-7岁时，有次老师要学生当堂背诵诗经，那个学生结结巴巴怎么也背不全，妈妈在窗口却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老师发现这个天天来私塾转悠的小女孩（即妈妈），竟能熟练地背诵诗经，就把她叫进去问情况，并当场考考她。结果老师惊讶地发现，这个清秀伶俐的小女孩，仅靠每天躲在窗外偷偷旁听，竟能对答如流，并能把诗文背诵得不亚于在读的学生。老师不禁产生“爱才”之心。问小女孩：“你这么喜欢念书，又学得这么好，为啥不和你兄弟一起来念书？”“不行啊！爸爸妈妈不同意。”小女孩回答。“为什么？”老师有些奇怪。“爸爸妈妈说家里穷，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只能供给男孩子念书”。……“爸爸妈妈还说，女孩儿家不念书也不要紧的” ……。老师见女孩口齿伶俐，而且通情达理、很懂事，倍觉喜爱，就问“你想念书吗？”“想！非常想！”“你家住哪里？”“就在街坊斜对面的茶社里”“等会你陪我去你家，我去劝你爸爸妈妈让你来念书，好吗？”“那太好了！谢谢先生！”小女孩听后兴奋极了。……
当天，私塾老师在小女孩的带引下会见了外公外婆。外公外婆见舅舅就读的私塾先生来家访，非常重视，给予热情接待。但谈到要让小女儿去念书时，却坚持说：“家中小本经营，店小人多，实在无力再筹集一份学费”；外婆更是表示：“‘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她今后早晚是别人家的人，重要的是要学好女红，今后到夫家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才能取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眼看去私塾念书的愿望又要落空了，小女孩急得在旁苦苦哀求，并承诺：如果让她去念书，今后保证学好女红、做好家务……。也许是小女孩的求学热情感动了老师，后来私塾先生竟破例地表示，如果能让这女孩来私塾念书，可以不收她的学费……。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感动了外公，同意在上述三个前提条件（学好女红、做好家务、不收学费）下，让小女孩去念书。外婆见外公已经松口同意了，也就不再说什么。
妈妈倍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加之手脚又勤快，所以深受老师喜欢，因此在整个私塾念书期间，妈妈一直享受着免缴学费的“特殊优惠”。由于成绩好，私塾“毕业”后，在妈妈的恳求下，外公也就同意让她继续念书了。在当时的中学里，女学生是很少的。在中学住读期间，妈妈和家住附近徐舍镇的同班同寝室的女学生张秀娟，结成了极为亲密的知心好友。
天赐情缘
那年刚放暑假，在清华大学念书刚回来的父亲张宗植，去中学接妹妹张秀娟（我的姑妈）回家时，在校门口遇见了和姑妈一同出来的妈妈，相互才有所认识。由于爸爸和姑妈兄妹间感情极好，姑妈很想把好友转变为嫂嫂，就有意积极牵线促成。她一方面不断向兄、友介绍对方的长处，一方面又有意识地一再邀请、甚至在假期中亲自到外婆家来接妈妈到徐舍她家中去“游玩”、“散心”，妈妈由此也就经常能见到爸爸。
爸爸只有同胞兄妹两个，因年幼时祖母去世，祖父重新成立了家庭；数年后，祖父也过世了，爸爸便被寄养在徐舍镇他的外祖父家和舅舅们同住。爸爸的外祖父家姓宗，相传是南宋忠臣抗金名将宗泽的第27世孙（注1），祖上从河南开封迁来太湖边，历代都是书香门第，庭训极严，舅舅们也都以自己是忠良之后而自豪、自律，家中的氛围很好。爸爸遂改名张宗植，隐含“张家的儿郎、在宗家培养成人”之意。外公家最小的四舅舅宗典（即我的小舅公），仅比爸爸年长三岁，因此后来他俩成为极为亲密的莫逆之交。爸爸从小眉清目秀、聪明过人，读书时期即性格随和、谈吐文雅、又善于写作，虽是学生，但已在不少刊物上发表了文章，他写的小说《骚动》，还曾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受到赞赏，当时在清华的学生群体中已经小有名气；而当时能进入中学念书的女学生少之又少，加之妈妈聪明俊秀、温文而雅、品学皆优，所以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交往后彼此都颇有好感。于是建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联系，感情也就慢慢升温。
不久，中学毕业，妈妈考取了苏州师范、姑妈考取了杭州师范，但她们之间仍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由于妈妈学业优异，颇得苏州师范校长周亭鹤一家的喜欢和关爱。抗战爆发后，日军攻占上海，进逼苏州。苏州师范奉命内迁，周校长决定率领妈妈等一大批愿意内迁的师生员工一起远去武汉，后又转到四川重庆。……外公当时很不放心妈妈单独远离家乡，曾不顾途中兵荒马乱的危险，专程赶到苏州要接妈妈回丁山，但战乱期间，车船辗转困难重重，耽误了行程，当外公赶到苏州师范时，学校早已人去楼空。不过，对于外公的这番父女深情的关爱，妈妈一直是非常感激、铭记在心的，曾对我多次提及此事。
人生的命运，往往是和国家及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事件。妈妈在武汉停留期间，竟无意中又遇见了一度中断联系的爸爸——当时他正在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随后，他们又一起随内迁的队伍，到了重庆。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和欣慰，随着时间的积累，双方感情不断升温，终于确定了关系，从此决定了妈妈后来几十年的人生旅程。
1939年，由爸爸的清华同学马家驹、妈妈原先所在的苏州师范周亭鹤校长夫妇（当时也内迁同来四川）等前辈的撮合和证婚，我父母亲在重庆结婚了。婚后感情很好，只是，当时爸爸在重庆民族资本卢作孚的长江民生轮船公司工作，而妈妈在重庆北郊北碚县的国立编译馆工作。两人长年不能生活在一起，只有逢假期节日才能“鹊桥相会”一次。
1938年时候的妈妈
1940年出生110天的我
1941年刚满周岁的我
五位一体
1940年春，我——父母亲的爱情结晶——来到人间。起先，因妈妈怀念故乡，曾为我取名“张念泉”，这“泉”字，隐含着丁山外公家的玉泉茶社。后来由周校长提议、经父母双亲认可，为我改名为“张宏”，据说是隐含“男儿当有宏大志向”的意思。不过我后来的人生旅途既坎坷又平庸，没有什么出息，一点“宏大”的影子也没有，实在是辜负了父母当年的期望。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梳短发，戴眼镜，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她常年穿一身布质的旗袍，色泽朴素淡雅，从来不戴任何项链、戒指之类的奢华饰品。抗战胜利回上海后，妈妈由于一再请假照顾重病中的我，被原工作单位除名；上海解放后，她响应人民政府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干的号召，参加革命，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茶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茶叶公司”，当时出口的商品也主要就是茶叶）工作后，一直穿一身蓝布制服，当时叫“解放装”，显得十分端庄、和蔼、文静、朴素。她的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宜兴方言的尾音。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调平和，彬彬有礼，从不大声喧哗或嬉笑怒骂，完全是一付知识女性的形象。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爸爸奉派出国进修业务，后来一直辗转海外。我长期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几十年间，妈妈既要上班，又要抚养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身兼慈母、严父、良师、益友和医护，可谓“五位一体”，其间的酸甜苦辣、劳累、艰辛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生活方面，妈妈对我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无论在我呀呀学语的幼儿时期，还是在淘气好动的童年时代，无论在万里长江回乡旅途中的货轮上，还是在我重病卧床整整8年的治疗过程中，无论在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的战争环境里，还是在物资供应奇缺的困难时期，无论在家中经济极端拮据、天天为筹措明天的买米钱而翻箱倒柜找东西去典卖的情况下，还在是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大浩劫中，妈妈都从未让我冻着饿着累着，处处为我的成长和安全考虑。后来，妈妈被迫提出离婚，也是希望能给我减轻一点政治的压力，使我充分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关爱。
在智育方面，妈妈千方百计培养我对于学习和知识的兴趣。即使在我大病不起的8年卧床治疗期间，妈妈也丝毫没有放松我的文化学习，她一直坚持每个星期至少给我上两次文化课，主要是语文和算术，同时耐心地为我批改作业；她规定我每周至少要交两篇日记，把它当成作文，星期天则逐段逐句为我修改、讲评；她买来蜡光纸要我剪贴劳作，买来彩色铅笔和水彩，要我学习绘画；由于妈妈普通话讲得不好，乡音较重，她又为我买了一台小电子管收音机（在当时，这可是个很奢侈的用品啊！）放在我床头，让我既可收听儿童节目、增加知识，又可以学习普通话；没有课本，她就买些连环画向邻居的小朋友交换旧课本来让我学（当时书店里买不到课本）；……我因病重不能坐起来，她就让我躺着，左手拿铅笔盒当垫板，右手握笔学习悬空写字，由于启蒙写字的起步不好，所以我写的字，笔划都扭曲在一起，展不开，很难看，至今还留有与众不同的“特殊风格”，以至后来曾被同学们戏称为是“蟹爬体”（像螃蟹爬过时划出来的爪印）……。正是由于妈妈的严格要求和不懈努力，才帮我夺回了整个小学阶段因生病而耽误的时间，为我后来进中学、上大学以及走上社会的人生旅途铺平了道路。
在德育方面，妈妈从小对我要求严格，在平时，一旦发现我的错误苗头，总是严格批评、毫不“手软”，并经常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转化为寓言或道理，对我进行耐心而又生动的教诲。记得解放前旧上海下层市民的方言中常夹带一句骂人的“口头禅”——“*那娘的*”。 我从四川刚到上海不久，不知道这句口头禅是什么意思，也跟着说。妈妈听见后，大为生气，把我狠狠批评一顿，说这是下流的痞子语言，决不能学。在我承认错误、保证今后决不再说任何脏话后，为了净化我那张被脏话污染了的嘴巴，今后决不再犯，她硬要我当场刷牙漱口十几遍，以加深印象。……她买了许多品德修养的书让我看，对我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什么是幸福》的书，它使我初步懂得，幸福的含义，不在于物质上的享受，而更在于精神；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
当我考取上海财经学院学习经济管理后，妈妈曾一再告戒我：今后从事财经工作，一定要预防“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的思想，一定要自觉树立自尊自爱自重自律的观念，不仅要勤奋敬业、廉洁奉公，而且要做到“慎独”，即使在远离领导和群众监督的时候，对钱财也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在经手钞票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自觉避嫌”，要懂得“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鞋”的道理；要我树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观点；当我受到挫折灰心丧气时，她告诉我“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生路上不可能全是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努力攀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鼓励我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取得进步或赢得荣誉沾沾自喜时，她则提醒我要防止骄傲自满，“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要懂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告诉我：“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这些，都对我做人标准的建立、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后来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妈妈去世后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家产，但她留给我的这些“精神财富”、“无形资产”，却使我终身受用，并荫及儿孙。
妈妈经常和我促膝谈心，分享我的欢乐、分担我的烦恼，是我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如今，妈妈虽然已去世三十八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道德观念、人格魅力，仍始终活在我的心中。
廉洁奉公
由于妈妈对工作非常勤奋敬业，1950年初，她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即被任命为上海外贸茶叶公司秘书科副科长。
为了提高茶叶进出口过程中英语文书往来的业务水平，妈妈不仅鼓励科内同志努力学习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加工、储存和质量鉴定的知识，还以身作则，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修英语；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她公私分明，连平时和亲友通信时的信封信纸，也都是自己花钱去买来的；当抗美援朝战争激烈、国家号召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时，她把自己唯一值钱的一条珍藏多年的结婚项链，带头捐献给国家；她关心同志，好几次科室上报调工资的名单，她都主动把调资指标让给科室里工资低、生活困难的同志；“大跃进”时期，她和年轻同志一起日以继夜连续“挑灯夜战”，维护了科室在公司的形象和荣誉；当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号召为灾区捐赠粮票时，她带头把自己每月27斤的定量粮食减为24斤，以便每月省出3斤粮票支援灾区饥民；她对周围的同事也很关心，当发现别人有什么困难时，她总竭尽所能，给予帮助，例如她发现科内一位年轻司机，家有三个孩子、妻子没有固定工作、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后，曾多次把当时按户发放的糕点票、布票、工业券以及家中的旧衣服清理出来送给他……
妈妈曾多次对我说：榜样的作用是很大的。要搞好科室的工作，一定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作为科室负责人，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还要凭借感情纽带和人格魅力。她对部属，既要严格要求，又充分信任。她认为：凡是要求大家做到的事，首先自己要做到；凡是要求大家不要做的事，自己绝对不能去做，因为，“身教胜于言教”，无声的语言、人格的力量，会比任何单纯的行政命令和空头的说教更加有效。……在工作、业务、品德、经济等方面，妈妈在科室以至公司里的口碑一直都是很好的。
在50年代初我病重卧床期间，由于医药费用庞大，而且必须全部自理，妈妈的工资收入不多，家中经济严重入不敷出。记得其中有两年，妈妈经常在家里“翻箱倒柜”：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旧货商店去寄售。尽管经济如此拮据，妈妈仍按时给外公外婆寄去生活补贴，直到1958年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为止。当时寄的钱虽不算多（每月10元左右），却体现了她的一片孝心，也尽了她的最大努力。鉴于妈妈的以身作则，当时我常想：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尽心尽力好好孝敬妈妈！
独自承受苦难
迫于各方面的社会压力，1955年妈妈被迫把离婚申请交给公司领导请转法院。当时，不仅妈妈悲痛万分，连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姑母张秀娟也非常难过。曾特地来信说：“……我处于兄长和好友之间，对于你们不能合作至终，深感痛心。……”姑妈的悲痛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全国解放后，大批干部南下。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干部都因革命事业耽误了个人婚姻的机会，转到地方上工作以后，他们都纷纷组建家庭。按妈妈当时的条件——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在国营公司工作、相貌端庄、身体健康、三十多岁，欲找一个革命干部重组家庭决非难事，记得当时上海外贸系统曾有人屡屡向她“示好”，但妈妈为了确保我不会受到感情上的伤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抛过来的彩球”，始终没有考虑重组家庭的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妈妈上班不在家时，一位伯伯到我家来看望卧床养病中的我，还给我带来一盒十分精致漂亮的彩色玻璃制的十二生肖小动物，个个都做得惟妙惟肖，非常可爱。他说这是他“上星期去北京开会时特地买了带回来”送给我玩的……此外，他还给妈妈带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碧螺春绿茶。但妈妈担心今后会给我和别人带来感情上的伤害，为了让我健康成长，不要有面对“两个爸爸”的烦恼，她很坚决地回绝了那位伯伯……。如今回忆起这些往事，深感妈妈母亲为了我，她个人作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啊。妈妈是把痛苦和艰辛留给了自己，把欢乐和机会让给别人。她的这一决策，的确使我免受许多再婚家庭中常有的那些风波、不幸和烦恼。
记得后来在文革中，有次我曾问妈妈：“妈，我看得出来，您对爸爸其实还是很有感情的，既然如此，1955年为什么要提出分手呢？……既然离婚了，后来怎么没有再重建家庭呢？……”妈妈握着我的手，叹口气说：“你要知道，有个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亲人，可是个不得了的‘政治黑包裹’啊！连通信也要备受猜疑和检查。既然（和你爸爸）联系中断、团聚无望，只能旷日持久地拖着，这样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的了。与其维持这种无益的婚姻虚名，不如解脱出来。虽然这对我来讲，未必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可减轻对你的政治影响，起到相对的保护作用；同时也可让你爸爸在精神上得以解脱，让他今后可以心安理得地、自由地重组家庭，去追求他的幸福”“……我知道，你爸爸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是决不会首先提出离婚的。……”“我也知道：对我来说，离不离婚都差不多，只要离婚后没有再另外结婚，仍然是会被视为‘内控对象’的！……”“我当年若另组家庭，就难免会给重病中的你带来一些感情上的伤害、烦恼或不幸，不利于你的康复和成长，由此我也未必能真正得到欢乐。所以，我决定今后就守着你安度余生了！”……我深切地感到：妈妈确是充满爱心，无怨无悔地处处在为别人着想啊！……
为此我常感慨：人生的命运，往往是身不由己、不可知的。按理说，父母他们俩可谓是郎才女貌、两情相悦、患难之中结良缘，小姑又是知心好友，本应家庭和美，夫唱妇和、白头偕老。当初姑妈的有意牵线搭桥、极力促成把挚友转变成阿嫂，也确实是很有道理的。谁知未能如先愿，他们婚后总是聚少离多，又处于战乱时期，并没有真正过上几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本应迎来春暖花开、阳光灿烂的阶段，但结果却历经雨雪风霜，最后这个家庭竟因非感情因素而被迫彻底破碎。……妈妈一生光明磊落、勤奋敬业、富有爱心，助人为乐，却被现代秦桧们栽上许多牵强附会的莫须有罪名……尤其是，妈妈她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把唯一的、体弱多病的儿子培养到大学，眼看苦尽甘来、毕业在望，却遇上一场暴风骤雨，被残酷地摧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妈妈含冤而死时年仅52岁。这样的悲剧结局，当初是谁也不会料到的！……
润物细无声
在和妈妈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我感受到从妈妈身上体现出来的严谨的生活态度，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严肃的人生哲理，高尚的道德风范，使我受益终身。
我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受妈妈的影响很大。当年她对我的要求和教育，是按“又红又专”的模式进行的，她的教育方法是“恩威并举、宽严结合、软硬兼施”，在日常生活中，对有些“非原则”问题，她对我是很宽容的，记得我小时候顽皮，不小心用弹弓打破了家里的窗玻璃；毛手毛脚摔破了热水瓶，把瓶胆的碎玻璃撒了一地；出于好奇，我拆坏了家中唯一的闹钟却无法还原；为了要吹肥皂泡泡，把家里的整块肥皂切成碎块泡在水里“泡肥皂水”；为了试验是否可以用剪刀在水里修剪玻璃片而把剪刀弄钝了……，妈妈总是稍稍批评说几句，嘱咐今后不能再“心血来潮地胡闹”就不再追究了；但对于有些她认为涉及思想品德或学业方面的倾向性问题，就紧紧抓住不放了。
妈妈常把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作为活的“寓言故事”的素材加以升华、从中引出道理予以教导。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狼来了”的故事，教育我要做诚实的孩子、严禁弄虚作假说谎话；还记得我有次私自把别人家的清凉油空盒带回来玩，妈妈认为这是贪小利的苗头，除严厉批评外，还用“小时偷针，大了偷金”的道理加以教育，为让我加深印象，还专程带我到那位友人家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妈妈多次强调：做人处世要讲求“诚信”,她认为：朋友之间相处，不要轻易许愿，但一旦做出了承诺，就一定要努力兑现，决不能失信，尤其是不能给人家“吃空心汤圆”（即“许空愿”）、“吊胃口”；她提倡“待人宽、责己严、和为贵”，记得我插班栗阳路第四小学六年级后，有次我和班上的一个调皮大王打架（注2），尽管事后老师和几乎全体同学都站在我这一边说是他不对，但妈妈听了我介绍武斗的经过后，却严肃地对我说了两点意见：“1、那同学老是来招惹你，固然不对，但开始时他并没有打你，是你先动武把人家打翻在地，你是反应过度了嘛，这是不对的。你不要洋洋得意，自以为是‘大获全胜’、‘占了便宜还卖乖’；2、那同学平时老是喜欢招惹别人，树敌太多，群众印象太坏，所以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这次武斗一定也是他挑起的，由此说明一个人如果坏事干多了，人们就会形成“惯性印象”，以致有的坏事即使不是他干的，人家仍然会怀疑到他。所以你一定要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在没有群众监督、没有领导在旁、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要认真做好“慎独”。……
在我的整个学生时期，妈妈对我的学业和班级团支部的工作，一直都是尽力支持的。记得1959年五四青年节，我快初中毕业了，共青团新沪中学初中联合支部商量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团日活动，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也一起参加。因考虑到活动内容多，时间较长，准备活动结束时大家一起聚餐吃面条。会上，各自的任务都分配定了。谁带炉子和煤球、柴火，谁带锅子饭碗，谁主勺谁跑腿都安排好了，但最后在粮票怎么解决的问题上大家犯难了：这次活动至少也会有40多人，估计至少要13斤粮票，如果平均分摊，每个团员要出2斤多，当时粮票还是定量供应、非常紧缺的“珍贵物资”，因此，团支部谁也不敢承诺回去问家长要粮票。……眼看“万事具备、只缺粮票”，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团日活动，将因缺粮票而“夭折”。为了使这次活动能搞成，我表示：“这13斤粮票就由我来出吧！” ……晚上，我向妈妈商量要粮票时，妈妈大吃一惊：“我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才27斤，你怎么竟‘狮子大开口’，一下子要拿出去13斤！？家里人少，虽然吃得少，但定量指标也少啊！” ……当我说明经过情况后，妈妈为了成全我，叹口气说：“你是团支部书记，既然你在团支部会上已经承诺了，粮票还是拿去吧！家里再慢慢克服！但今后做事不能再如此冒失、不顾后果了！” ……这时，我也感到当时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确是太冒失、太草率了；同时也使我懂得了：一旦做出了承诺就要守信，但承诺时应该要量力而行的。
“祥林嫂事件”
1959年的一天，茶叶公司召集中层干部开“反右倾，鼓干劲”座谈会。会上，公司领导号召大家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毫无保留地”“说真话”、“向党交心”，“无事不可对党言”嘛！妈妈一时激动，联想到刚刚看过的电影《祝福》，发言说：“……我有时感到自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却仍然无法摆脱“海外关系”给我带来的压力和阴影”……。不料，妈妈的这次发言，却“漫江撒下钩和线，钓出许多是非来”，不仅得罪了公司领导，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不久，她的头上就有了一条“把自己比作新社会的祥林嫂”、“给社会主义抹黑”的罪状。“祥林嫂事件”也给善于罗织和编造罪名的人提供了发挥丰富想象力的素材。随着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深入，妈妈头上的“帽子”也就越来越多了。
1962年之后，随着“时时事事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深入展开，由于爸爸在资本主义国家且情况不明，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如果不能证明他是革命的，那么必然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了。于是，妈妈公司里有几个很希望能有机会表明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积极分子，对妈妈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以方明治、许秀梅两位最为积极，动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一切”。由于他们曾因工作差错，受到过妈妈的批评，这时他们就经常跑到秘书科指桑骂槐：“我家是三代贫农，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打击我就是打击贫下中农，就是阶级报复！”、“有的人，说是离婚了，怎么没有再结婚？只要没有另外结婚，就不能断定是真的离婚！”……“我们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哼！‘鸡毛’还想要飞到天上去？！”……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方明治凭借自己优秀的阶级成分，加之他那善于指黑为白的非凡口才和擅长看风使舵的活动能力，在公司里日益走红；文革开始后，在当时那种党政组织瘫痪、各路妖孽出洞、“闹而优则仕”的特殊历史时期，方明治把“响铛铛的造反派”的角色演得有声有色，终于踩着许多职工的血泪，一步步爬上了“上海市茶叶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领导岗位，成为公司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与此同时，对妈妈的刁难、责疑、批判、打击也一个接一个地袭来：先说她是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虽然暂时还没有发现犯错误，但她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一定要深挖阶级根源、彻底改造思想；继说她经常对科里同志施以小恩小惠，动机可疑，还把妈妈曾给年轻司机送旧衣物说成是“可能伴有桃色绯闻”；又说她长期坚持业余学习英语，用心叵测，可能有政治目的；还认为她竟然“长期窃据秘书科长职务，实在是野心太大”；说她虽然已经离婚，却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结婚，很“可能是奉命潜伏”，……帽子一顶比一顶大，想象一次比一次丰富，无中生有的描绘一次比一次生动，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没完没了地要妈妈“洗手、洗澡、挖思想，查根源”，同时把她“靠边”、下放工厂劳动，甚至陪斗、抄家……要她认真做检查，一定要把上述问题“说清楚”。……本就没有阴谋，更没有“奉命潜伏”，妈妈又如何说得清楚！？由于妈妈坚决不肯屈招“乱咬人”，而“响铛铛的造反派们”又实在拿不出能摆得上桌面的证据，于是，对妈妈的这种不死不活的“马拉松”式的所谓“政治审查”就旷日持久地拖着，前后达四年多，直到妈妈告别人间。妈妈去世前夕，曾当面恳请当上公司革命委员会头头的方明治：“可否把对我审查了多年的问题做个结论”时，方竟不仅不稍作宽慰，反而说“你可以等病好了后再继续写（检查）嘛！”，充当了投井下石“催命杀手”的角色。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禁联想到《圣经》中关于亚当、夏娃因违背上帝命令，吃了禁果而犯下罪的故事。他们的罪，会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如何虔诚地想要“赎罪”,仍不能摆脱厄运，因为所犯的是“原罪”，是永远不会被赦免的。
迟到的正义
由于我的户口在上海财经学院。妈妈去世后，家中的户口簿上就没有人了。于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就天天来催我腾空房子，而收购旧家具的人乘机又对我猛砍价，例如：每张九成新的木靠椅，只能卖2元钱；一张漂亮的圆饭桌，只能卖4元钱……。唉！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人到了倒霉的时候，连吃豆腐花也会崩牙齿啊！
由于当时殡仪馆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必须每隔五年去缴费办理一次续存手续，我想自己此去湖南前途未卜，今生是否还能再回上海，自己也心中无数。于是我决定把妈妈的骨灰盒随身带往湖南。
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拨乱反正，玉宇澄清万里埃。70年代末，胡耀邦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想到妈妈在上海外贸茶叶公司曾经莫名其妙地被停职、抄家，还被迫写了近四年的检查，人死可以“盖棺定论”，如今总该给个说法吧！大约在1980年春，我利用一次出差上海的机会，特地走访了上海茶叶公司。据公司秘书科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前几年，“上窜下跳”最起劲的方明治，曾经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爬上了公司“革委会一把手”的宝座，整了好多人，那个“摇旗呐喊”的许秀梅也曾当了个小头目。粉碎“四人帮”后尘埃落定，他们都滚下台了，尤其是方明治，当时正在公司隔离审查“写小字”交代罪行，据说他在政治、经济、作风三方面都有严重问题……啊！总算苍天有眼，这些“响铛铛的”、既损人又害己的造反派们，终究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我说明来意后，那位同志带我去见公司政工科刘科长。刘科长很和气，他听完我的来意后，首先对妈妈和我们家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方明治之流的作恶多端表示愤概，……他接着表示：粉碎“四人帮”后，公司在为许多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时，也已经清理了关于妈妈的旧案，对当年妈妈勤奋爱国、廉洁奉公、关心同志、宁折不屈的精神和品质表示敬佩，对妈妈当年受到的许多不公正待遇表示痛心和遗憾，……只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上海，他们不知道我的去向，所以才一直没有能把已为妈妈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消息告诉我。
我提出：当年公司把大字报贴到里弄里，还抄家、批判，我也为此受到株连，发配湖南，如今公司既已为妈妈平反，就有责任到里弄去消除不良影响，为妈妈恢复名誉，并为妈妈召开追悼会；我是由于茶叶公司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才被改派湖南的，公司有责任给我现单位正式发公函消除影响……刘科长当即表示：关于妈妈的具体善后处理办法，他要请示公司党委后再作答复，要我次日再听答复。
次日，我在宗港舅舅的陪同下按时到了茶叶公司政工科。刘科长告诉我：经公司党委研究同意：“1、向倪科长（妈妈）原居住地永兴里所属居委会和派出所发公函，并到她的旧居张贴布告，为倪科长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清除流毒；2、向（我现在所在工作单位）湖南省药材公司发公函，把当年对倪科长的一些不实之词加以澄清，以消除不良影响；3、公司为倪科长补开追悼大会，悼词可事先征得张宏同意。希望届时张宏能够参加；4、当年公司抄家时掠去的书本、衣物等等，按抄家时的清单，清理出来予以归还，遗失的东西，尽量折价由公司赔偿。……”总之，茶叶公司党委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人和妖，毕竟是不一样的啊。
不久，上海茶叶公司确实按所承诺的做了。他们在给湖南省药材公司的公函中写道：“倪毓芬同志生前是我公司秘书科副科长，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毛主席；工作中一贯勤奋敬业、廉洁奉公、关心同志、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我们公司的好同志、好干部。……在四清和文革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倪毓芬同志曾受到若干不公正的待遇。经重新审定，决定撤销在运动中对她提出的所有不实之词。……”啊！人间终有公理在！当我在湖南省药材公司政工科，看到这份迟到了十多年的平反昭雪信时，真是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妈妈呀！您临终前经常念叨着说：‘相信好人不会永远被冤枉’。您一直念念不忘渴望茶叶公司能还您清白的愿望，今天在邓小平、胡耀邦拨乱反正的阳光雨露下，终于实现了！”
妈妈在病危时还多次对我说过：“你爸爸当年是个非常爱国的进步青年，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去当什么反革命的！”。祖国改革开放后，爸爸曾多次回国，他因深信科教可以强国，已倾其所有，无条件地先后共捐资130万美元，分别在国内的两所重点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永久性的“12．9奖学金”和“张宗植科技奖学金”基金，学校每年用其利息，给优秀学生发奖学金……至今两校均已经颁发了十七届，数千获奖学子遍布在世界各地。爸爸虽已仙逝了，但他所设的奖学金和他对祖国人民的一片爱心仍然会长久存在。事实证明，妈妈当年的估计是正确的，“妈妈呀！您若天上有知，如今可笑慰于九泉了！”……
1944年我进了幼儿园
1946年妈妈带我初到上海
1962年我刚考上大学时
音容永在
妈妈去世已经38年了。想当年，妈妈为了维持这个支离残破的家和抚育我这个不谙人事且又重病卧床中的孩子，曾独自历经了丈夫远离、借债治病、兵荒马乱、辅导病儿自学、以及文革大浩劫等等种种磨难，竭尽心力，艰苦备尝，她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但当时我年幼无知，并不理解母亲的内心的悲哀和痛苦；待到进学校后，我又很粗心，成天埋头于学习和团支部工作，一心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很少对母亲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体贴，实在没有尽到作为儿子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让她享受过一天饴糖弄孙、欢度天伦的乐趣。而当母亲去世、我初步意识到这一点时，却已经来不及了，如今连向母亲问候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落得“仰望蓝天空叹息”。
妈妈临走时，她对我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的：自己唯一的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如今大学刚刚毕业，尚未进入社会，就遇到家破人亡“连锅端”的厄运，还要孤身发配远去他乡，前途未卜；今后不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妈妈逝世时睁大着的双眼，是我用双手轻轻给她合上的。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我亏欠妈妈的实在太多了，这是我感到终生遗憾却又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病”，难怪古人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哀叹。如今，我只能用努力实现她生前的遗愿，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以便略微抚慰一下我内心的悲哀和歉意！
几经努力，我的家园，如今总算初步实现了当年妈妈的期望：家庭和美、儿女成才；勤俭持家、坦荡做人。想来，妈妈闻知也会笑慰于天国。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当继续与后人们共同努力，去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
38年来，每逢清明节和妈妈的忌日，我和妻子玲芳都要在家中祭奠妈妈的在天之灵。妈妈的骨灰盒和遗像，至今还供奉在我的书房里。我经常向我的孩子介绍妈妈当年的事迹和她对我的谆谆教导。妈妈的道德观念、人格魅力，将永远鼓舞着我挺起胸膛，排除万难，努力向上，去做一个大写的“人”。妈妈的谆谆教诲和音容笑貌，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忘怀。妈妈是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在妈妈生前，我未能对他稍尽孝心，这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永远的痛。我们民族相信“入土为安”，我和妻子玲芳几经挑选，今年终于在合肥的“大蜀山文化陵园”给父母选中了一个墓地，今冬将把在三湘四水和江淮大地伴我游荡了38年的妈妈的骨灰，和爸爸一起合葬于山青水秀、林木茂盛的大蜀山下，以便为双亲安排一个“人生的后花园”，并在墓碑上刻上：“文苑儒商情系中华，无私奉献遗爱人间”“毓灵芬芳身世坎坷，仁厚载德恩泽后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了却我这个多年来的心愿，也算是寄托哀思，略慰思亲之情吧！
愿将此文，化为一柱心香，遥祭慈母的在天之灵！
亲爱的妈妈，您老人家安息吧！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06年5月22日初稿，7月17日改写于安徽合肥
注1：
从史料中得知：宗泽，字汝霖（1059--1128），生于浙江义乌，先后任宋朝大名府馆陶县尉，巴州（今四川巴中）通制等职。宋钦宗靖康元年召入京师任知磁州，同年又被任命为河北义军都总管。南宋康王赵构即位，宗泽因坚决抗金，反对投降遭受排斥，出任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继而改知青州府（今山东益都），于1127年（建炎元年）升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金人因屡次败在他手下，故对他既畏惧又尊敬。建元二年，他背生恶疮，生命垂危，部将来探望，他仍勉励部将努力杀敌。7月1日，宗泽在弥留之际连呼三声：“过河”，与世长辞，终年70岁。
注2：我当时因大病初愈，走路时脚还不太方便，颈脖子上还套着一个猪皮颈托。班上一个有名的调皮男生（名字忘了），老是要到我的猪皮颈托上敲几下，说是敲“乌居库洛”（沪语，即乌龟壳），我很生气，几次警告仍无效。有一天教室里刚要上课，他从我旁边走过时，顺手又在我的颈托上敲了几下，我忍无可忍，转身起来用双手全力朝他背上猛地推过去。由于我用力过猛，加之他平时在班上称大王，无人敢惹他，没有想到我这个病歪歪的新同学竟敢反抗他，冷不防被我从后面一推，竟跌了个“狗吃屎”。他勃然大怒，翻身爬起来就向我猛扑过来。顿时，教室里的同学全都大叫起来了：“哎呀，某某某又打人啦！”隔壁班主任徐佩珍老师闻声赶来，一把抓住他，厉声责问他为什么又打架了。由于他平时太调皮，总是打架，又特别喜欢欺负女同学，这时，周围那些平时敢怒不敢言的同学，竟异口同声地说，这次完全是他的不对。于是，徐老师不由他分说，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严词立下规矩：他今后绝不准再碰我一下……凭心而论，这次是我先动的手，但徐老师和同学们竟全都没有批评我半句。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同学发生“武斗”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