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学生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许多事都已经遗忘了，但学生时代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却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些片段无论在当时是苦是甜，如今回忆起来，竟都是那样的亲切难忘，回味不尽，令人留恋。
一、融入集体
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之一，在经历了八年病床自学、衷心向往、排除万难才取得的初中学籍，我更是万般珍惜、高度重视。1956年9月1日去新沪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妈妈让我背了新书包，全身上下都换了新衣衫，自己也穿戴整齐，犹如慈母送出嫁当新娘的女儿上花轿一样，亲自送我去学校报到。
新沪中学是上海解放后新办的普通中学，有近3000名学生，主体建筑有南楼、中楼、北楼三个教学大楼。在学校行政楼——红楼的旁边是学校炊事房，可为学生提供三餐饭食或为带饭的学生蒸饭。一个很大的简易竹木大棚——我们称为“民主棚”，既做大礼堂，又做学生食堂。校址紧挨在我家宝安路永兴里的边上，在家中的窗口，就可以眺望到学校的北教学楼、听到上下课的铃声。妈妈曾经给我开玩笑：“你听见学校打预备铃才起床赶去上课，也不会迟到”。当时我大病初愈，颈脖子上还戴着猪皮颈托，日常行动还不太方便，这是妈妈让我就近填报新沪中学的主要原因，按我当时中考的成绩，考取上海市重点中学也是有可能的。
当时新沪中学初一共有10个班。由于基本上是按年龄分班，我被分配在初一（10）班，同学年龄都比较偏大。班主任是王文禾老师。在开学后的第一次班会上，王老师宣布了临时班委会的成员、分组组长和各科课代表的名单。其中，宣布由我任临时班委会的宣传委员。会上，布置我次日下午课后负责召集各组组长和课代表开会，布置为班级出版第一期黑板报的征稿工作，并让班级少先队辅导员禹月华也一起参加。
刚刚开始学生生活的我，还从未参加过开会，现在一下子竟要担任班级学生干部，明天不仅要“负责召集”会议，而且还有辅导员在旁边注视，天啦！我心里紧张极了。晚上，我焦急地把对明天将要“负责召集”开会的忧虑告诉妈妈，谁知妈妈竟然高兴地说：“好哇！担任学生干部，正好让你锻炼锻炼工作能力！”“班主任要我明天召集班级黑板报征稿会。”我忧心重重地告诉妈妈。“召集一下会议，有什么可怕的！凡事总有第一回嘛！不过，会上要解决几个什么问题，你可以预先准备一下，免得会上‘开无轨电车’，议而不决。例如：说明会议主题；这次希望征集那一类的稿件；总共要几篇，最好分配落实到小组；哪一天出版；由谁审稿、谁抄写、谁美化；彩色粉笔由谁负责准备，等等，最好做个分工，让大家都明确自己的任务。”……我当晚就极其认真地根据妈妈的指导，写好了第二天“主持会议”时的全部发言稿。谁知第二天开会时，班委、课代表、小组长围坐一圈，辅导员也来了。还没有开会，我已经很紧张了。我照着发言稿战战兢兢刚把开会的主题念完，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内容已经不记得了），这是我发言稿上所没有的，我顿时乱了阵脚，只见发言稿上乱字飞舞，写好的一、二、三、四全都找不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也根本就念不下去了。我一下子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幸亏这时辅导员禹月华接过了话题，给我解了围，并帮助布置了有关各项任务。
晚上，我伤心地把自己今天在班干部会上出洋相的情况告诉妈妈。没想到妈妈竟不以为然地说：“好啊！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班干部会，今天辅导员给你当了一次示范，下次你也这样召集会议不就行了吗？万事起头难，不要怕，好好锻炼。‘学生干部’就是学生中干工作的那部分人；‘经验’是有了经历才有的体验。正因为这样，古人才有‘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说法。别的同学能做到的事，相信你一定也能做到，对自己要有信心！”我想想也对，今后就好好锻炼吧！由此，心情也就慢慢平静下来了。
大约在一个多月后，经过一次期中考试，在周末出黑板报时，我突然发现一篇稿件上点了我的名，大意是说：这次期中考试好些同学出现了不及格，而有个别的同学却门门功课都是“5分”，例如张宏。我们希望他作为班干部，不能只顾自己学习，要想办法把全班同学的成绩也带上去……。我生平第一次被人在黑板报上公开点名批评，头脑“嗡”的一下，就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没等出完黑板报，我就一声不响地含着眼泪背起书包回家了。
晚上，我满腹委屈地把当天发生的事告诉妈妈，本想从妈妈那儿获得同情和安慰，谁知妈妈却严肃地对我说：“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上，可能遇到的风雨坎坷还多着哩，你连这点批评都受不了啦？人家提了意见，你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首先想想人家提的是否确有道理，哪怕只有1%的正确性，也应接受正确的部分，今后加以注意并改正；如果人家提得不对，也没有关系嘛，今后注意预防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要学会团结同学一起工作，包括团结那些和你意见不同、甚至批评过你而且批评错了的同学一起工作。”“人家的意见和看法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以前你不知道而已，现在有人能公开向你提出来使你知道了，今后的改进也就有了目标，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你碰到这么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啦？就躺倒不干啦？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男孩子嘛，要坚强勇敢一点。要努力在日常的群众工作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就是这样，当时我就像一个刚学游泳的孩子，来到了集体这个大“游泳池”，经历了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当班干部、第一次主持会议、第一次受批评、第一次失败、第一次……，我害怕过、惊慌过，但在妈妈的悉心呵护和老师、辅导员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交往，学会了承受，学会了为集体工作……如今回首件件往事，这一段生活的教益，是人生之路的启蒙，妈妈正是一位称职的好教练。
当时班上有一位要靠双拐才能慢慢走路的女同学赵芳（化名），班主任安排张文（化名）和她同桌并照顾她。张文的确不负所托，不仅风雨无阻、不厌其烦地每天接送，而且午间帮她领饭盒、打开水，每次都耐心掺扶她去卫生间，等等，自修课上还帮助她复习功课，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所以我一开始就对张文的人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把此事告诉妈妈，妈妈说：张文同学是以她关心帮助同学的实际行动，赢得同学们的好感和尊重，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麝自来香，不必当风扬”。“以身作则”的榜样的作用是很大的，她这是最有效的无声的语言，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好好向她学习。
大约1958年秋天刚刚升入初中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下乡参加农业秋收劳动，计划安排半个月，学生自带被子、集体住宿、统一用餐。当时学生中的舆论，非常强调劳动观念，认为劳动的好坏，就是衡量一个学生综合品质的唯一标准。这次是我们班第一次、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包括我）也是生平第一次下乡劳动，大家都非常重视。班主任亲自带队，团支部和班干部理所当然应是这次劳动的骨干力量。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妈妈，过起了集体生活。
当时全国正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迎风摆” 的年代，人民公社遍地开花。专车把我们送到劳动的地点：浦东红旗公社的某生产大队。大队部腾出两间大房间，分别让我们男女同学垫稻草打地铺集中住在里面；一日三餐集中吃饭；每天，大队有人带队，安排我们下地劳动。大家齐心协力，都干得很愉快。由于同学们都知道我体质差、力气小，劳动中都对我很关心照顾，只让我割稻、搬禾、脱粒，从未让我挑担、运肥。
大约10天后，老师接到学校通知：因“今年农业丰收”，任务较大，这次下乡劳动时间改为三周。当时气温已经转凉，延长劳动时间，部分同学需要回家去补取衣物和钱、粮票。经大家推举，老师决定派我做代表回上海，到有关同学家去取钱物。
次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早，在大队一位社员的带引下，花了半个小时，摸黑赶到长途汽车站赶坐头班车回上海市区。我到处奔走，忙了大半天，总算把同学们托带的东西都收齐了。下午回家拿了自己的衣物准备返程时，妈妈看我忙了一天，坚持要我吃一碗面条再走。谁知当时是煤球炉子，一下子火势上不来，这一碗面条，竟花了我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我背着一个大包裹急急忙忙坐长途汽车赶到红旗公社时，天色已经快黑了。由于出来时有人带路，没有注意沿途的标志，我只好凭着印象找回程的路。看看天色越来越黑了，包裹也越背越重，心想问路吧！可由于这次我是初次下乡，又有老师带队，我根本没有注意我们的住地是公社的什么大队，所以问路也无法问，我心里越来越紧张，后来竟迷路了。天色完全黑下来了，没有月色，伸手不见五指，我视力又不好，手电筒一刻也不敢关，就怕不小心一脚踩进沟浜（沟浜，沪语，即小河沟）里或粪池里。农村田野空旷，只听见周围一片蛙声，天边看不到一点亮光，手电筒也照不远。我越走越紧张，甚至感到有点恐惧。我想：如果我这时掉到沟浜里或遇到坏人，没有人会来救我，只怕明天人家还弄不清我是谁，只会在人民公社的会议室里陈放一具“无名死尸”。我死不足惜，也算是“以身殉职”吧，只可惜没有把同学们的东西带到，辜负了他（和她）们对我的委托。
总算苍天有眼，正当我像无头苍蝇在夜色中乱窜时，遇见一位好心的年轻社员，他对我说：“看侬格伦格（沪语：看你这么个）小个子囡（囡，沪语，小孩子的意思），背格伦格（这么个）杜（大）包裹，摸黑走夜路，多危险啊！侬（你）再想想看，侬格（你们的）驻地，有啥格（什么）特别的标志或印象吗？”我想了许久，忽然想到：我们住房的门上，有次无意中看到钉有一块蓝色的搪瓷门牌，上面是“李家宅”三字。他听后高兴地说：“哦！李家宅，我知道，我就住在那旁边，侬跟着我走吧！”啊！我高兴极了，就像掉到河里的人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一样，也顾不上分析他讲的是真是假，就黑地里跟着他走了。他不用手电也走得很快，而我必须亮着手电，还要小跑步才能跟得上。他一直把我送到驻地的房屋边上，告诉我前面左转弯进门就是李家宅了。我急忙奔进门一看，果然就是我们的班级所在地。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班主任和张文等几个班干都没有睡，正在为我这么晚还未回队而焦急哩！……大家见我终于安全回来，都兴高采烈、热泪盈眶。但惭愧的是，危难中为我带路的那位社员，我竟没有问他姓什名谁，夜色中，连他的长相也没有看清楚。但他这次对我的帮助，我是永远感激、不会忘怀的。同时，从那以后，我每到一处新地方，都记着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所在地的名称。
不久后下雨了。我的脚不太灵活，又从小生长在城市里，不会走泥路，加之穿了一双鞋底已经磨平了的旧跑鞋，所以走在淋了雨的泥巴地上老是滑跤。也记不清总共滑倒过多少次，反正每次出门都是弄得身上手上甚至脸上到处都沾满了泥巴，的确出了不少洋相。以至当时的团委书记陆昌洪后来在全校的团干部会上总结这次下乡劳动情况时，竟戏说我在农村时，下雨天就像个蹒跚学步的“小毛头”，是“手脚并用爬着走路的”，说得会场哄堂大笑。
短短三个星期的下乡劳动结束了，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集体生活中，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同学的友情；感受到了农村的艰苦、农民的淳朴，特别是那位不知姓名“雪中送炭”为我带路的好心社员，使我懂得了在为难之中给人帮助的意义，他是那样平凡，却教给了我终生受用的做人的道理。
二、金色年华
由于我们初一（10）班大龄同学较多，校团委决定在初中一年级中建立共青团组织。1956年12月6日，我和张文、美姒、相栋、虎珍等同学一起，成为新沪中学初一联合团小组的第一批共青团员。后来，我们又根据学校团委的布置，在全校范围内的少先队员中选拔达到入团年龄的优秀队员入团，我们团小组也改名为新沪中学初中联合团支部。在入团介绍人、辅导员的主持下，经民主选举，我任团支部书记、美姒任组织委员、张文代表支部去校团委工作，任团委委员，均直到初中毕业。
在发展新团员的过程中，少先队的大龄队干部是我们的主要考察对象。记得在一次全校的学生大会上，当时被评为全校优秀队员的少先队大队长的初二（3）班学生红珍（化名）在台上发言，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即使不拿讲话稿，也能语言流畅，我印象极好，感到她确实是个人才。不久，她向我们支部提出了入团申请，当然很快就批准入团了。在当时那种非常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中学里的团支部，“权力”是很大的，团支委也似乎理所当然的还要兼任班委工作。记得有一次团委布置工作（具体内容记不清了），红珍不想参加，什么原因已经记不清了，我喊了她几次，见她没有来，我生气了，就跑到她家里去“谈话”：“连团委布置的革命工作，你也要推三推四、讨价还价，你这是革命意志衰退！”、“革命前辈连牺牲生命都不怕，你还有什么理由……”。如今回忆起这段往事，深感对红珍很歉意：她是个很优秀的同学，不想参加，总有她的原因，一点小事，我竟然不好好地了解一下，就气势汹汹地跑到人家家里去打棍子、扣大帽子，实在是太霸道、太不应该了……
在此后几年和同学们的共同学习、工作、生活中，我得到了很多锻炼。初中阶段是我工作能力提高得最快的时期，同时，也和众多同学建立了纯洁、真诚的深厚友谊，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1959年至1962年，正是我们国家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物资极其匮乏的困难时期，我和同学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度过了我们的整个高中阶段。
1959年刚进入高中时，因团员太少，校团委让我们先组建高一临时联合支部，我任书记，部署安排各班级积极组建团组织。不久，高一（5）班团支部成立了。黄芳、汉英、文修（均化名）等同学都因一贯品学兼优而成为新支部的第一批团员。新支部刚开张时的5个成员中，只有我是“老团员”，于是似乎理所当然地被选为支部书记；经支部讨论决定：推荐黄芳代表支部去团委任团委委员、兼支部组织委员；汉英中考入学时的作文分数是全班第一名，因此被选举担任支部宣传委员。又因当时新支部只有我一个是男同学，因此曾被学校团委书记林钧凤老师戏称为是“红色娘子军”。随着团支部队伍的不断壮大，大家又十分心齐，工作中非常默契，到高三时，我们团支部在全校已经颇负盛名了，曾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也曾获得学校和社会有关部门的不少锦旗、奖状和表扬。
那时，团组织搞得最多的活动就是革命传统教育，团委先后请老红军、老革命、烈士亲属来校为学生作报告；组织同学来到外滩，参观上海大厦，站在大厦顶楼的观光平台上，听老工人讲“工人运动”的斗争历史；组织团干部参观“好八连”营地，与战士们一起挥锹劳动……。我们团支部还组织同学到上海工人聚居的曹阳新村访问老工人，请他们忆苦思甜，介绍解放前、后广大工人群众和他们的子女在生活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些活动让我们懂得应该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知道新中国的诞生是来之不易的，切莫忘记过去的苦难；认识到虽然我们如今遇到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但与战争年代的红军战士、革命先烈们相比，我们今天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什么，我们仍是生活在幸福之中。
当时物资供应奇缺，粮食、食油、肉类、白糖、豆制品、肥皂、纺织品甚至蔬菜，全部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且数量甚微。记得有好几次，食堂的午餐没有正规的菜供应，大家只好吃咸菜汤下饭。由于吃的东西油水少，粮食又是定量供应，不能多买饭，所以同学们老是感到肚子没有吃饱。学校食堂发展副业养了猪、种了菜，以求改善副食品的供应状况；为了让师生们能吃得饱一点，有一阵学校的食堂宣布发明了“增量蒸饭法”，一时间大家都兴高采烈，但我很好奇：一碗饭的米，怎么能煮出两碗饭来？课堂上刚学过物质不灭嘛。于是，我偷偷溜到食堂的炊事房参观了这种“增量法”的诀窍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米先用水泡发再蒸，半熟时取出，用棍棒把半熟的米饭抄松，然后再蒸一次。因此，做出来的饭，饭粒都是松松的，盛在碗里，看似一碗，实际只有半碗。不过后来没有过多久，食堂的这一“增量蒸饭法”就被学校废除了。
为了支援国家的农业生产，也为了帮助学校食堂发展养猪事业，同时也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劳动观念，学校团委号召各个团支部积极组织同学开展做好人好事的公益活动：
我们曾去城市环卫部门搞“送肥下乡”的义务劳动：我们四人一组，齐心协力，把一辆辆装满大粪的木桶板车推到指定地点。我只记得那天烈日当空，我和班长萧益强等四人前拉后推两侧帮忙运送了两车粪后，我们的衣服、裤子全都被汗水湿透了，还结了一层盐霜，口干极了。到了卸粪码头时，几个年龄小的女同学给我们送上来一大茶缸的冷开水，我一饮而尽，当时真感到无比的清醇香甜，回味不尽。我从当班的工人那儿知道这冷开水里放有少量的甘草。但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我却再也没能喝到过、也没能调配出这么好喝的饮料，想来，这就是寓言故事中“饥渴最好吃”的道理吧！当时同学们的思想都非常纯真：送茶水的女同学在烈日下，不停地把一杯又一杯茶水双手送到推车人的手上，要看着他们把水喝下去才放心，没有一个人肯躲到凉棚里稍微坐一会；推车的同学，几乎个个都在手上、身上、脸上溅满了粪水，全身都象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湿透了，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叫臭，个个情绪很好，据说，有个同学还幽默地说“从今天的大粪臭中闻到了秋收的稻米香”。
由于当时肉食供应十分紧缺，为改善师生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猪，但严重缺乏饲料。报纸上介绍说，猪也可以喂菜叶、草料。于是，响应学校团委号召，我们团支部带头，和全班同学一起出去为食堂“打猪草”。星期六下午不上课，我们两人一组，午饭后立即分头出发，约定晚上六点钟把打回来的猪草按小组送到食堂过磅，开展“打猪草劳动竞赛”。记得那天我和另一位同学，背着袋子提着篮子，跑遍了“三角地”等各个菜市场，拣回不少菜梗菜叶，但收获不大；而黄芳、汉英她们竟机灵地跑了几十里路，到杨浦区郊区的菜地里，向菜农们一下子就求援到不少废弃的菜梗菜叶，收获颇丰。晚上过磅时，当然“优胜”是属于她们的了。
在高三时，一次我们下乡参加“双抢（抢收抢种）”集体劳动，同学们都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由于黄芳、鸿芬（化名）两位同学和她们所住农户的女主人相处得极好，当我们回校时，那位房东女主人依依不舍，把自己家中的鸡生的八个鸡蛋送给她们。在那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这八个鸡蛋可是一份极其贵重的礼品啊！她们俩认为自己是代表学校下乡的，这鸡蛋不能自己私自留下；我说支部也不能私自处理鸡蛋，还是送交团委请示处理吧！校团委认为：这八个鸡蛋，体现了贫下中农的一片心意，我们不能简单地随便送食堂吃掉。团委经郑重研究后建议我们转送“南京路上好八连”。黄芳她们在团委的具体指导下，把鸡蛋进行了美化包装，并分别写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后，由黄芳率队代表我们高三（5）班团支部把鸡蛋送到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连部。（印象中“好八连”后来把这鸡蛋又转赠给了部队医院的伤病员。）此事曾一度被解放军报社采访，并作为“军民鱼水情”的典型佳话加以报导、宣传，还具体注明这是“新沪中学高三（5）班团支部”。我们都为获得这集体的荣誉而兴高采烈。
记得还有一次去农村参加“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劳动，学校让我和班长萧益强按“军事化”的编制，单独带一批同学去某大队劳动。我和萧益强召集同学们商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没有老师带队监护的情况下单独出征，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大家约定：我们仿照“智取威虎山”的叫法，自称“三秋小分队”，按照“组织军事化、思想革命化、行动战斗化”的标准参加劳动，用口哨代替军号，每天出工收工均列队、点数；好人好事要积极投稿报导。由于大家齐心协力，鼓足干劲，所以每天都有稿件送“三秋劳动指挥部”，劳动任务也完成得很好。在大队“三秋劳动”结束时为我们开的欢送会上，大队长对我们作了一番非常热情洋溢的赞扬，并送给我们一面好大的锦旗。大家兴奋极了，回总部时用竹竿把锦旗高高举着。当我们排着队走到快到学校三秋劳动总指挥部时，远远看到班主任和先期到达的老师及同学们正在门口看着我们，我们都激动起来了，立即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锦旗，吹着口哨，正步走到指挥部。到大门口时，我们还齐声高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老师们致敬！向同学们学习！”颇有仪仗队在主席台前接受检阅的架势。鉴于我们在这次劳动中的表现，在回校后的评比表彰大会上，我们班获得了学校评价很高的表扬。
班上有位叫关桐的同学，很善于修补胶鞋。为提倡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鼓励同学们“做好人好事”，高二时，我曾提议他在班上开展为同学义务补胶鞋的活动。也许因为这是团支部书记的倡议吧，他也很积极卖力，结果，“生意”竟出奇地好。为了解决补鞋原料不足的困难，我带头把自己家中的坏胶鞋、旧套鞋，甚至热水袋等废旧的橡胶制品全都捐献出来了。但不久后，由于兄弟班级的许多同学闻风也纷纷把旧胶鞋拿来要求修补，“生意”实在太好了，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关桐的学习，就要他停止了这项“服务”活动。
大约1960年秋，学校组织文娱汇演，要进行评比，我们支委和班委商议，想夺个演出奖回来。当时全国正在反对美国侵略古巴，我们决定把政治形势和文艺演出结合起来编排一个演出节目。讨论决定由文娱委员文修和宣传委员汉英负责编导，自己编排一个由大头娃娃跳的木偶剧，影射美国和他的众傀儡小丑们对古巴的入侵，其中还有一个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发表慷慨声明抗议美国入侵的情节，最后由在看台下的班级同学配合，台上台下一起呼喊口号，节目在“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援古巴的革命……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歌声中结束。为了演出成功，团支部动用了不少人力。演出中气氛热烈，反应也很不错。在演出结束后的评比中，学校评委认为节目的选题和演出技巧都不错，且体现了“突出政治”，要加分；但扮演卡斯特罗的人（是我）身材太矮，与实际的主人翁差距太大，而且大胡须是用纸剪成条条粘贴在下巴上，一点也不象，要扣分！于是，这次演出，我们只夺得了二等奖（是我拖了集体的后腿，惭愧啊！我深感内疚），但在那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能在自编自演的节目中，大胆地把政治时事和文艺演出结合起来，是在学校带了一个好头，由此，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班级和团支部在全校的知名度。
我的高中时期，虽然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充实的，特别是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学生经常参加工农业劳动和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学习生活，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觉悟，更重要的是，艰苦的劳动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勤奋努力、吃苦耐劳的品质。正是这一品质使我们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可以这么说：这一品质是金色年华留给我的一笔极其可贵的精神财富。
三、渴求知识
学生，当然要以学习为主，当时学校非常强调努力学习和革命理想教育，号召同学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由此，在同学们幼稚的心目中，似乎学习成绩好，就意味着政治思想好,即“红”的具体体现，就能得到老师的宠爱和同学们的尊重。有些成绩后进的同学，选支委或班干时，即使书记和班主任提名，也没人肯投他（她）的票。记得高一联合支部大发展时，新团员中曾有两位是“三代正宗”的工人家庭的孩子，但后来因学习成绩不好，高二改选时均因获票太少而被淘汰。还记得每次期中或期末考试，团委和支部都要召集团员开温课迎考动员会，要求团员带头好好复习，一定要考出水平。大家都普遍认为“书山无径勤为路，学海无边苦做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如果团员的成绩上不去，在班级里就没有威信，讲话就没人听，连小组长也当不下去，可见群众和舆论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念过小学，对学习非常向往，对如今终于获得的学习机会极其珍惜和重视，加之当时整个环境的学习氛围，所以我对学习一直如饥似渴，非常勤奋。我曾仿效春秋战国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在立志兴国时期的做法：在床头、书桌、房门等自己经常看见的地方，贴上督促鞭策自己的警句（不过没有吊猪苦胆，也没有睡柴薪）。在整个学生阶段，我一直坚持每次上课都做到课前预习（这样可以带着问题听课，提高听课质量），当天作业当天完成（这样可以及时理解消化），使学习进入良性循环；每天早晨朗读外语（锻炼口语，熟能生巧），还随身带个小本子，上面写上新学的单词，以便在等候开会前、吃饭排队时、坐在公共汽车上……，都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分秒必争地复习几个单词（积少成多，可多记几个外语单词）；连要好同学之间平时讲话或通信，也相约大家尽量多夹带用几句外语（不管语法通不通，主要是为了多记住几个单词）。
当时同学中都以艰苦朴素为荣。妈妈每个月给我一元钱做零花钱，我几乎全都积累起来买了学习参考书，从不乱花一分钱；草稿纸不够用，我就和黄芳等同学一起，星期天跑到十几里外的武进路纸品店，买一毛钱一大包（按斤称着卖的）的切纸边角料；有些参考书比较贵，我就利用星期天到旧书店“看白书”（指不花钱，站在旧书摊边上看）。每逢考试，我们就在自己复习好的基础上，拉上愿意入伙的同学自行组织起温课迎考复习小组，大家对照老师发的复习提纲，互相提问，逐题解答、补充、背诵。发现有什么好材料，我们都相互传阅；发现有什么好的解题方法或解题诀窍，都会立即毫无保留地相互交流。由此，我们班的学习风气，是高中几个班中相当好的一个；我和黄芳、汉英等团支委们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被学校连年评为“三好学生”或“优秀团员”。
除努力学习课堂知识外，我们对课外知识的学习机会也是非常积极的。当时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超英赶美”，强调“落后就要挨打”。为了争取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我们都以空前的热情投入课外科技知识的学习中。记得我们支部订了不少科研学习计划，为了弄清某个原理，我们经常自动“挑灯夜战”、废寝忘食，乐此不倦。依稀记得张宁、国兴（均化名）牵头的课题组研究课题是雷达技术，我们翻阅了不少参考书，还经过联系特地到东海舰队的军舰（好象是“一江山号”）上去实地参观过。由于当时物资供应紧张，黄芳、王维（化名）牵头的课题组是研究把人工培育的小球藻转化成人造肉；为取得富含有机物质的培养基，我们根据资料介绍，用小便加热配制，记得那天在我家厨房的煤气灶上加热小便，弄得满屋气味，好久也散不掉。汉英和文修研究的课题好象是根据二战时德国的一篇报导：把木纤维用硫酸解开分子链，转化为糖类，……当时我们还学习过电磁场转换为热能和超声波加热的技术，估计，这些就是今天电磁炉、微波炉的原理吧？此外，我们还结合教学，配合老师制作教具，记得我曾根据俄语老师的要求，制作了一个表示俄语词尾变格变位的大转盘，但后来由于小马达动力不够、定位不准而未能投入使用、学习过船舰之间的旗语联络……。反正，当时我们团支委都很积极，且人人都有科研学习规划，而我因对课外知识爱好比较广泛，对科研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几乎每个课题组我都愿去“轧一脚”——积极参与。当时的这些科研活动，虽然大都是知识性的，后来并没有真正获得什么具体的科研成果，但对我来说，却是为后来在湖南主持开展中药材科研，经历了一次有益的“热身运动”和“实战演习”。
为培养同学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爱好，上海团市委还经常利用星期天上午在青少年宫举办科技讲座。我对此也很有兴趣，有票必去。为了争取坐在前排听得清楚些，我每次都是赶早前往，在江西路青少年宫门口的小摊上吃碗5分钱一份的绿豆稀饭，就进青少年宫去“抢”前排的座位。当时黄芳也是去听讲座的积极份子，我们每次都事先约好：不管谁先进去，都要帮对方也“抢占”一个座位。讲座的内容很丰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通过数轴座标，讲解“虚数”的原理，即任一实数的开平方有正、负两个根；而负数的开平方则有两个虚数根，以“i”表示，也即“i”的平方是“-1”，它的四次方才是正“1”。
四、同学情深
在初中时，由于我和张文、曹进（化名）三个人都是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所以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饭，我们课余时间交往甚多，又都是班委和支委，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当时大家都是同学少年，天真纯洁，交往中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所以，在共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尤其是曹进，由于他所寄住的哥哥家太挤，经妈妈同意，他就搬到我家来住（不久，初二校友兰明（化名）也因同样原因搬来我家住宿）。从此我们同进同出，犹如兄弟。初二时国庆节学校组织化妆舞会，我们曾借了海军军服、配上我自制的帽徽前往参加。当时众多同学在学校中大楼前的大松树下围成内外两圈，面对面，手牵手，随着“青年圆舞曲”乐曲的旋律，翩翩起舞，彻夜狂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群体联欢活动，其欢乐兴奋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我和曹进一起，穿着海军军服合影的相片，成了我们当时珍贵友谊的历史见证。
初三时，曹进被学校推荐参军，我把他送到兵站，挥泪依依惜别。他在东海舰队服兵役期间，一直和我书信频传，从未间断。他复员后回上海进光学仪器厂工作，此后我们仍一直保持联系。在我后来人生道路上悲欢离合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他对我的真诚友情和无私关爱的痕迹，尤其使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后来在我落难长沙的初期，由于当地食堂里的所有菜里都放了很多辣椒，我实在没法下咽，每天只能吃白饭。曹进他怕我身体顶不住，在那物资供应极其匮乏的年代，他竟把自己初生儿子有限的奶粉指标，买了奶粉寄给我饮用；而兰明在初中毕业后考取兰州化工技校，毕业后在兰州石油化工厂工作。当我后来落难长沙时，他不断来信安慰我，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孤独苦闷的生活，他经过千方百计寻访挑选、努力牵线搭桥，后来把他妻子小学时的同学范成玉介绍给我做妻子（她也的确是个聪明能干、勤劳贤惠的妻子），真是费尽力气、用心良苦。他们的这番深情厚谊，我是永远感恩不尽、难以忘怀的。这份人间真情是无价的，是千金万金也换不来的啊！正如他们所说：我们之间是“刎颈之交”的兄弟情谊啊！这些都是后话了。
转眼初中毕业了，张文和美姒以及兰明等大部分同学都报考了中专技校。同学们各奔前程，大家依依惜别。我当时身体不好，但学习成绩很好，妈妈又一心要我将来读大学，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沪中学高一（5）班的学生。
高中开学第一天上课，我很意外地发现：我的同桌竟是小学时的同班同学黄芳，我上小学时她还是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孩，我上学时曾在溧阳路四小的弄堂里遇到过她：斜背个小书包，大大的眼睛，梳两条可爱的小辫子，笑起来很甜。上课时她就坐在我的前排。印象中，我在三个多月短暂的小学期间，从未和她讲过一句话。如今三年不见，她已经长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正由于她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在高一新班级新同学中，我很快就对她产生了亲近感。
也许因为黄芳的母亲在乡下、在上海的家中常年和父亲相伴，平时一日三餐都在学校用餐，我们有着更多的接触机会和共同语言的缘故吧，她成了我学生时代最最友好的挚友之一。她很聪明，写得一手好字（无论钢笔字还是毛笔字），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在学习中互相帮助、工作中互相支持、生活中互相照应，相处甚为融洽；她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不仅是班级的骨干，团支部的“忠诚大将”，也是团委书记林老师的“得力助手”。她的文笔很好，我们团支部或班级需要上报的文字材料，大半都是由她执笔起草或誊写。她对我的工作极其支持，只要听说是我要给集体整理材料，哪怕自己正在温课迎考，也会立即放下手中的课本来帮忙。最使我高兴和得意的是：我的字写的不好，人们曾戏称为“蟹爬样的”，但全班唯有她能够全部解读，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本，她也能全文“破译”；她写的作文，由于写得感情真挚，曾多次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加以表扬……尤其是：记得高一时，有次她写了一篇题为《我所敬爱的人》的作文（内容主要是写她自己在入团审批会上，人家对她提了几个问题，她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紧张得不得了，涨红了脸，几乎要哭出来了。当时我看到这情况，担心她如果真的当场哭起来，这个支部大会就不太好收场了，作为当时高一联合团支部临时书记兼她的入团介绍人之一的我，就在旁边悄悄对她说：“不要紧张，冷静回答问题就是！”此后，她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后来顺利通过了入团的支部表决。她感激我在她感到最最紧张和不知所措的关键时候，给了她鼓励和帮助），由于作文写得情文并茂，语言流畅，被语文老师在班上全文宣读并加以讲评。当时我偷偷看看坐在我边上的她，正低着头满脸绯红，而我，则内心甜甜的，充满兴奋之情：因为我竟然在同学的笔下成为“敬爱的人了”。从那以后，我就对她有着一种说不清的特殊感情，另眼看待：去少年宫听科技讲座，要坐在一条凳上；到食堂吃饭，要端着饭碗找到对方，以便坐在一张餐桌边……有次她和汉英有些小矛盾（内容忘记了，反正不是什么大事），我竟未加认真思索就随意表态站在她的一边，以至后来汉英对我发脾气，怒斥我对这事处理“太不公正”……。
在当时那个年代，学校中非常强调革命理想教育，严格禁止同学之间有任何非分之想，团委推荐的那本《青年思想品德修养》，是我们每个团支委必读的书籍，那时我们都是非常天真、单纯的小青年，往往书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实际行动也就是怎么做的，加之妈妈也一直在提醒我：一定要树立“先立业后成家”的思想，我也决心要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又红又专”方向努力，所以虽然我对黄芳颇有好感，也只是悄悄地把朦胧中的感情暂时先“挂着”，始终和她保持在正常的同学间友好交往的界线内，从未有过任何越轨的言论或行为。当年我们班的班风很好，男女同学之间也都相处得十分坦诚、融洽。我和所有的团支部委员，朝夕相处，同窗共读，互相帮助，相互勉励，真诚相待，无话不谈，虽非兄弟姐妹，却胜似兄弟姐妹。由于大家工作中同心协力，配合非常默契，所以高三（5）班团支部在全校曾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优秀集体。当时支部的合影相片，如今已经成了我们那种真诚友谊的见证。幕幕情景，将永远永远留在我最最美好、珍贵、幸福、温馨的回忆中……。
在高中毕业后我在大学就读的若干年中，我和还留在上海的张宁、王维、国兴仍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1964年五一节，我曾和张、王结伴自费同去杭州旅游，记得那次我们在杭州的公共汽车上，当场抓到一个扒手，我们三人激动万分地一起把他揪送到当地派出所里，谁知所里民警一见他就说：“哦！你又来啦！”原来他还是个“几进宫”的老资格扒手哩！……在我后来遭到覆巢之灾的困难时期，张、王、唐他们仍一直尽力为我提供帮助：妈妈住院，张宁让我每天到医院附近的他公司食堂用餐，他本人则搬到我家来天天和我做伴；妈妈去世后，他们三人一起陪我去殡仪馆处理善后事务，又积极帮我处理家中残物，直到把我送上南去的火车……患难之中见真诚，他们的深厚情谊，我是永远铭记在心、难以忘怀的。
确是“天有不测风云”，人生的道路，往往取决于某些偶然因素：在高三毕业前夕的体检中，忽然传来消息，说平时学业优秀、身体蛮好的汉英竟患了肺结核，不能报考大学。……尤其使人百思不解的是：一贯品学兼优、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的黄芳，高考中竟然会落榜（多年后才知道，她的家庭成份当时发生了一点疑问，于是她就成了当时招生中唯成分论的受害者），我至今仍对她们深感惋惜。由此，这几个很有希望的优秀热血青年，从此改写了她们的人生之路。半年后，她们都怀着“为祖国贡献青春”的雄心壮志，本着“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革命精神，响应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在人们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汉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黄芳参加“上海知识青年建设队”去了崇明新安沙农场，投入了“用锄头修改地球”的壮举。两年后，汉英作为上海赴新疆知青的优秀代表，公费回沪探亲时，曾专程来看过我，相叙甚欢；黄芳去农场不久，被调为场部广播员，列为党的重点培养对象，还曾应新沪中学团委的邀请，回母校对毕业班同学作“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激动人心的报告，报告在全场合唱《毕业歌》的热烈气氛中结束，大家反映极好。……
遗憾的是：不久，在文革开始前后，厄运降临：汉英的父亲被说成是“台湾潜伏特务”，她本人则被扣上“王震树立的黑标兵”的罪状；黄芳父亲被说成是“漏划的地主分子”，她本人当然也就成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按照当时造反派们“株连九族”的逻辑，她们理所当然也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苦难（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些都是冤案）。……当40年后尘埃落定，我们有缘再度取得联系时，大家都已经到了夕阳黄昏的年龄，当上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了。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消耗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五、师恩难忘
学生时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时期，而高中时期，又是这精华中的精华。当时我们同学间（尤其是团支委成员之间）都相处得十分融洽，犹如兄弟姐妹。而高中时期的团委书记林钧凤老师，则是我们最最敬重的知心老师之一。记得有次一个坏分子在书店偷书被逮住，他冒充我的名字，竟蒙混过关，书店通知学校要严肃处理。次日一大早，班主任柳正春老师来班里意欲找我谈话，但见我情绪很好，不大象出过事，就未动声色，反映到团委。团委林老师并没有轻信别人栽赃的口供，而是亲去书店经过详细调查，终于弄清真相。我很感谢她对我的充分信任。在高中直至后来我去大学就读，林老师一直都是我最知心的师长，许多我对别人不敢说或不愿说的心里话，都能大胆地向她诉说；每当我碰到什么思想苦闷，总情不自禁地要找她倾诉，她是集良师益友于一身的尊敬的长者，是当时我心目中仅次于慈母的前辈。例如后来在“四清”期间，医生一度误诊我得了肺结核（如果属实，是要休学的）；又如在文革初期，我因坚持不肯做伪证坑人而被造反派“开除出党”……，我都向林老师诉说过内心的悲伤，她也曾特地赶到我家给我开导、劝慰。高中时期，我们曾在校团委的领导下，组织同学们一起下乡参加农业“双抢”劳动、组织团支部过“团日”活动……曾先后获得校内、外的不少锦旗和奖状；我们团支委还经常在假期节日，结伴到林老师家做客（这种结伴拜访一直持续到1965年），林老师每次都想尽办法给我们做“好吃的东西”，也曾兴师动众地包饺子款待我们……。记得有一次她家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款待，就给我们每人喝碗糖稀饭。……甚至40多年后，我们都退休了，有次我和同学谈起去上海聚会时，我说：“如今我在上海已经无家可归，我去一次上海是个大工程，是很不容易的。”这话不知怎么被林老师知道了，她竟特地打电话对我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住。希望今后再也不要感到在上海是无家可归的了。”当我接此电话时，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股暖流贯遍全身。
转眼间，高中三年快毕业了，同学们将各奔前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同学人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提前半年开始的分类考前复习冲刺中。确实是“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高中毕业前夕的1962年6月底的一个晚上，也即万事俱备、还有7天就将进考场的高考前夕，班主任王益治老师，在夜里约10点多钟，急匆匆赶来我家，慎重地告诉我：由于我双眼近视、单耳重听、个子较矮、肺活量也较小、脊椎又略现弯曲，所以我的体检表上，“限报”的专业太多，他感到我填报第一类理工专业风险太大，劝我立即改报第三类文史财经专业。我当时没有信心：人家已经为应考复习半年多了，现在离考试只剩下七天时间，而且，第三类要考的世界历史我还从来没有学过，临时改换专业已经来不及了。但王老师明确地告诉我，按他的常识分析：由于体检的限报，我报考第一类，可选择的余地甚微，成功的概率是很渺茫的；而第三类是以文科为主，我凭平时的基础，即使不再复习，尚可上场一搏，何况现在还有7天时间，好好利用，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在无可奈何之际，我含着眼泪同意了他的“战略决定”：立即改报第三类。当晚，王老师给我作了战略布置：明天立即去书店买回世界历史的课本和高考复习大纲，分秒必争地花六天时间“强攻世界史”。以后几天就考啥复习啥；而去教委修改报考志愿表的事，则全权委托由王老师替我代劳；为保险起见，我的第一志愿填第二流的学校——上海财经学院。后来情况的发展，基本是按王老师的预料进行的。我虽然“世界历史”没能考及格，仅58分，但仍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大学刚开学时我还被班主任竹德操老师指派为临时班委会的学习委员。
是王益治老师，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连夜赶来给我指出了风险和方向，使我转危为安，此恩此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感激不尽的。若不是王老师当年连夜赶来给我安排和部署，在那高考录取比例很低、“千军万马抢渡独木桥”、“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年代，按我的体质状况，有那么多的“限报”项目，考入第一类理工专业的可能性的确是非常渺茫的（因为后来我也曾代表中国科技大学做过招生录取工作），这次如果不是王老师在关键时候为我“扭转乾坤、转危为安”，按我的体质状况，高考落榜后要靠体力劳动是养不活我自己的，由此，我后来40多年的人生道路也将重新改写，那么，我今天的生活，可能又将是另一番情景了。
在大学期间，贸易经济系的许多老师（如系主任任天洛、班主任竹德操以及周敦生、周锡樵等）都对我很好，其中，尤其是系总支书记唐惠民老师，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在我因“海外关系”争取入党受到挫折、思想十分苦闷时，他曾亲自找我谈心，鼓励我不要背上思想包袱，要经得起组织考验。尽管我在中学就是团干部，他讲的那些道理，我早就知道，但他身为总支书记，能在百忙中亲自找我谈心，这份关怀和情义，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感动的，也的确对我起到相当大的安慰和鼓励作用。在我下乡参加社教的后期，唐老师曾利用下乡慰问教工的机会，亲自到我所在的社教工作队了解我的表现情况。在我社教结束回校后，有次我为班级的事到系里去请示工作，无意中在唐老师的桌上瞄到一份材料，封面上写着“关于张宏同学入党问题的调查报告”，虽然不知道其内容，但已足以说明系总支为吸收我入党，已经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做了许多调研工作。在后来支部通过我为预备党员时的“组织意见”中，曾对我的父母均有过正面的明确表述。我想，如果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党组织是不会这么写的。文革初期，唐老师把我借调到系里协助做学生工作，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经常接触唐老师，聆听他的教诲，这对我人生观的最后定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后来人妖颠倒、唐老师被打入“牛棚”时，我们和他仍保持着联系。毕业分配中，当我不幸被造反派从留上海的名单中挖出来强行发配湖南时，唐老师曾冒着被造反派们非议甚至再次被揪斗的风险，亲自来火车站为我这个被斥为“小唐惠民”的学生送行。大约1972年，湖南省药材公司人事科忽然说我的档案袋里缺少入党志愿书，必须补充进去时，我写信向唐老师求援，他立即为我到学校查到并为我寄来。1983年春，当唐老师知道我出差到上海时，立即亲自赶到我的住处看我，并邀我到他家小叙。……多年的风雨人生路，使我和唐老师之间，建成了既有深厚师生情份，又是忘年之交的朋友。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六、龙门春秋
人们常把考大学比喻为“鲤鱼跳龙门”，似乎一旦跳入“龙门”，便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拥有锦绣前程了。殊不知“龙门”中同样也有许多人世沧桑、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我考上大学后，妈妈倍感欣慰，人也长胖了。大一刚开学时，我愉快地漫步在财经学院的校园里，不禁想起七年前妈妈带着我“到处磕头”求情，要求让我在小学六年级插班时的情景，如今，我已经进了高等学府，成为人们羡慕的人民大学生，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前后相比两重天啊！我们母子俩也曾对于未来，有过许多美丽的憧憬。
由于爸爸当年在清华大学因参加学运而中途被迫退学，妈妈自己当年在苏州师范就读，因日寇侵华而中断学业，他们两人均未能毕业。人往往会将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女身上，所以妈妈一心希望我能顺利念完大学；当时学校严禁学生之间谈情说爱；尤其是，有次妈妈看到她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为在大学念书的孩子因谈恋爱影响学业被学校除名而痛哭流涕，妈妈震动很大。从此对我非常强调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陷入爱河往往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严令我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决不能“重蹈他人的覆辙”。于是，我也就把朦胧中的那些感情“暂时挂起来”，等待毕业后再议；决心“好好用功学习，努力天天向上，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好好报效祖国”。
大学刚开学时，不少同学对财经专业不感兴趣，感到“学习商经（商业经济系），想想伤心”，认为“一把算盘一支笔，一二三四五六七，算来算去无出息”。班级团支部受命要努力当好党的助手，配合系里和班主任做教育学生树立热爱本专业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争取“做一颗闪闪发光、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学习，“身教胜过言教”嘛，否则，学生干部，如果自己也没有学好，又如何服众呢。所以，我对专业学习，一直是很勤奋努力的。
在大一快结束时，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在上课时，慷慨激昂地强调：“阶级性就是人的本质本性”，“一些工农阶级出身的同志，即使犯了错误，也是一时误入歧途，本质还是好的嘛，要欢迎他们“浪子回头”；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即使一时上也许表现较好，但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露出他们的阶级本性”……。他猛烈批评过去大学招生录取时只看成绩不看阶级成份的“错误倾向”，说由此导致学生中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例太大（显然也包括我在内），今后为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大学招生时要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即使分数差一点，也应该优先录取“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弟。我暗想：看来，今后非工农子女要想进大学，可能就更困难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63级及其以后的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的确是大大增加了。
在大学阶段的开头两年，还算平安度过，我被选为班委和团支委。因品学皆优，曾受到系里和学校的不少表扬和奖励，并被确定为发展学生党员的培养对象。大二下半学年，系支部发展了第一批学生党员，但我却不在其中，按当时我自身的表现，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估计是“海外关系”惹的麻烦，我好伤心。不久，党支部找我谈话，告诉我“出身不能由己，但道路可以选择”，“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是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党组织是信任你的，党组织的大门是朝你开着的，你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希望你继续积极努力”等等。没想到在中学时期我们经常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讲的那些道理，今天也用于我自己了。想到中学时发展团员，家庭成分是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出身不好的同学，要想争取入团，必须表现十分优秀，且比他人作出加倍的努力；如果父母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们的子女无论怎么积极，我们也是不会吸收他（她）入团的，除非有什么特殊的突出表现。想当年，我自己也是这一阶级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啊！由此，我默默地背上了思想包袱：今后就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好好努力做人吧，至于能否入党，已不完全取决于我了，就接受组织的考验，听其自然吧。
到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校园生活就逐渐失去了平静；待到毕业时的1966年，全国风云突变，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席卷全国，一场家破人亡的大灾难也正悄悄向我家袭来。
1964年“社教”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后，学校根据上级安排，安排我们高年级学生停课去农村参加“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或“社教”运动。我先后被派参加了两期“社教”工作队，每期历时约半年。第一期“社教”在沪浙边界的金山卫，我们按照上级要求，到贫、下中农家中去“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实行“三同”，即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里中年以上的劳动力大半都是妇女，据说是由于当年日寇侵华时就是在金山卫的海滩登陆的，他们上岸后见男丁就杀，相传当时曾血流成河，家家都有人戴孝挂黑纱，户户都有孤儿寡妇。日本鬼子欠中国人民的血债，实在是罄竹难书啊！
第二期“社教”在浦东南汇县的三墩公社，工作对象主要是社队企业。我们进驻不久，社教工作队就把我调到队部任秘书兼资料员，协助队长汇集整理各分支队的材料。队长姓郭，我们都叫他“郭队长”，是个革命老干部，能力很强，口才也很好，但文笔稍欠缺一点。其间，我工作勤奋敬业，即使夏天汗流浃背、蚊叮虫咬，我仍每天工作到深夜。郭队长开会布置工作时，会议记录、工作要点等，我很快便可写成文字材料送到他手上；无论下发文件、上报材料，只要郭队长口授一番主题要点和基本要求，我也很快便可拿出他比较满意的草稿让他审定，从不拖拉；国庆和元旦工作队员放假回家，队部资料室需有人值班，我都主动请缨留下来（但却由此让妈妈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地过节，现在回忆起来，很感内疚，难怪自古就有“忠孝难以两全”的说法），郭队长大为高兴。材料重地，安全第一，他又特地从当地驻军中，临时借调了一位携带枪支的连长和一位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和我住在一起，既是保卫四清材料的安全，同时也可和我做伴（那位小战士还热情地教我如何使用他那把随身带着的54式手枪）。1965年秋，当学校贸经系党总支书记唐惠民老师来南汇县了解参加社教同学的表现，并通知我这期社教已经到期，可以撤回学校时，郭队长很舍不得我走，除了在唐老师面前讲了我的不少好话外，还在一次全队的干部会上把我着实夸奖了一番，并安排另一位队部秘书为我写了一篇“表现材料”给学校。临行，郭队长为我开了热情洋溢的欢送会，并私下找我个别谈话说：这次回去后，也许不久就可以解决组织问题，并勉励我要继续好好努力等等。
回校约四个月后，即1965年12月3日，我被学校党委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感谢唐老师几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也很感激郭队长在四清期间对我的信任、关心和指导。只可惜一年后，郭队长在文革中遇到了麻烦，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此后便和我失去了联系。
在我参加四清诸事顺利的同时，妈妈在茶叶公司里的处境却日益艰难：由于爸爸的“海外关系”，妈妈虽然已经被迫离婚，却一直没有再婚，于是被怀疑成是“假离婚、真潜伏”的“特嫌”；身为市外贸茶叶公司秘书科副科长的妈妈，为搞好外贸业务，曾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于是被怀疑为“有里通外国的意图”；妈妈的科室里有位年轻司机，家有三个孩子，妻子没有正式工作，日常生活很困难，妈妈好几次把我小时候穿过的旧毛线、旧衣裤送给他，让他妻子拆洗后改给孩子穿，于是被怀疑是“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甚至还对此制造过“绯闻”（幸亏那位年轻司机还算有良心，始终不肯出来做伪证“揭发批判”妈妈）。对于上述问题，公司里一次又一次要妈妈“洗手、洗澡、讲清楚”。但“本就无其物，何以拂尘埃”，本就没有“阴谋”，又如何说得清“动机”和“手法”？妈妈一直没法按照公司那些“整人专家”们的要求“说清楚”，而“专家”们又实在找不出定罪的依据，于是，对妈妈的“审查”就这么旷日持久地拖延着。妈妈也就只好在这“半死不活”的环境中忍辱负重、度日如年。
七、妖孽当道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革”又已经开始。随着这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的逐渐扩大和深入，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揪黑帮、斗走资派”的狂潮下，1966年11月份的一个夜晚，一部分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同学打着 “造反有理”的口号冲进校党委副书记王熏香的卧室，把王从被窝里揪出来，衣服也不准加，让他站在寒风中接受批斗，硬要他承认：在他卧室里抄出来的那把短剑，是蒋介石给他的奖品——中正剑，也是他今后和台湾来的特务接头联络的“信物”。军人出身的王书记当然坚决不承认，于是几个红卫兵就挥动皮鞭轮番抽打，其情形惨不忍睹……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悄悄溜回了宿舍。
次日中午吃饭时，食堂门口又围了一大帮人，说是“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我挤进去一看，大吃一惊：是贸易经济系三年级（以下简称“贸三”）的几个“红卫兵”学生，把教“商业的组织与技术学”的徐教授按倒在地上，头上还给他戴了一顶纸筒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并逼着徐教授一边用筷子敲搪瓷碗，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不喊，就用军用皮带抽。皮带边上的铁扣，已经抽得徐教授脸上血迹斑斑。我问为什么要斗他，贸三的那几个“红卫兵”说：“这家伙在同学中放毒，说什么：‘不怕累，不怕死，就怕丢面子’，我们造反有理，今天就是要让他丢面子！”……啊，我感到茫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是“伟大的”？仅仅因为徐教授说了这句话，因此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就该遭到如此残酷地鞭打？这就是“革命行动”？这就是“活学活用”？……我百思不得其解。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端着饭碗，尽快逃回宿舍。
当时，在“炮打司令部”的鼓动下，在“造反有理”的吼声中，仇恨和暴力的浪潮席卷神洲大地，一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同学，这时竟然也都变得凶神恶煞，发疯似地打、砸、抢、抄、抓，竭尽破坏之能事，以便显示他们的“英雄本色”。同时还充分运用他们各自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各自的丰富想象力，编造出许多罪恶、离奇的童话，再硬栽在另一些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以便可以把他们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生”。而且据说：这就是在“紧跟”，这就是在“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在“干革命”。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火”也逐渐烧到贸经系的党总支。据说：“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乎，我们这些学生党员，凡没有起来“造反”、不肯站出来“反戈一击”“揭发阴谋”者，几乎都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成为“过街老鼠”。我们班的一些“活跃分子”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始“造反”了。终于有一天，造反派在查抄了党总支书记唐惠民的办公室后，把唐书记揪到梯型教室批斗。在“打倒黑支部”、“打到唐惠民”的吼叫声中，一个同学挥舞着一张政治学习时的考勤名单，硬要我“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唐惠民偷偷搞了同学的黑名单”、“准备秋后算帐，对同学打击报复”（因当时我被支部临时借调到系里协助工作）。事实的确并非如此，加之当时的形势，如果我作了伪证，唐书记必然会遭到一顿狠打，这时我眼前出现了王书记、徐教授被打得血淋淋的情景。于是，我坚定地说：“这是政治学习读报时的考勤表。支部没有排‘上、中、下’的黑名单”（这确实是事实）、“我可以对我的证词负责”……顿时，“把保皇派揪出来示众！”、“打倒保皇派”、“打倒喂狗，狗还嫌臭！”、“顽固不化决没有好下场”的吼声震耳欲聋。一位同学还冲过来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说你负责？哼！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这个保皇派能负得了责吗？”……唉！我暗自哀叹：“怎么回事啊！数年同窗共读、本来都是友好相处的同学，怎么现在这些人都中邪了，变得如此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简直不认识了？”……记得会后有个同学为了显示他革命的彻底性和造反精神的坚定性，曾提出要把批判的大字报贴到唐老师的住处去，并在里弄里召开对唐的现场批判会，以便把唐老师 “彻底搞臭”。用心可谓恶毒矣！（后因另一些人认为唐已经是被打翻在地的、“臭不可闻”的“死老虎”了，是否再兴师动众地去“踩上一脚”已经无所谓了，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再去）……会上，几个造反派吵吵嚷嚷批判了一阵后，决定把唐送去“牛棚”进行“监督劳动”，并让他“继续检查、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总算还好，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们并没有动手打我，但由于我那天交代的证词，和唐老师交代的口供差不多，所以我竟从此有了一个特殊的“外号”——“小唐惠民”。
一天，我去浴室洗澡时，路上见到正挑着扁担劳动的唐惠民老师。他穿着一身旧衣服，人也瘦多了，显得很憔悴。因旁边还有“红卫兵”在监督，我们站着默默注视了一阵，相顾无言。回来后，我想写封信给他，又怕被造反派发现，反会给他招来麻烦，思考再三，只好用小纸条给他没头没脑地抄录了几段毛泽东说过的话，找机会悄悄给他：“在那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来”、“擦干身上的污泥，抹去脸上的血迹，继续前进”、“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若干年后，在云开日出、玉宇澄清之后，我有幸再次拜访唐老师并谈及此事时，据说我的字条，当时曾给予他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不久，造反派找我们学生党员谈话，要我们认清形势，“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不久，又说我们“思想僵化”，是“雷打不动”的“花刚岩脑袋”，“已经失去了党员的先进性”，造反派贴出布告：宣布取消我和严汝勋、叶新媛等若干学生的预备党员资格。党外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随心所欲地开除党员出党，这是只有在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而且据说还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才会出现的 “政治奇观”。
随着运动的深入，社会上“破四旧”和抄家、揪斗、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等侮辱人格的热潮越演越烈。有次，听说某中学有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女教师，因刚开学时的某天，天气特别闷热，她快下课时在课堂上“扬言”说：“快要变天了，同学们赶快回家吧”。于是，最近几个学生就把她抓去上纲上线，批判她说“变天”是“出于阶级仇恨”，是在散播“为地富反坏招魂、打气”的反动言论，并用红油漆把她涂了一头一脸，最后还扒开外衣，在她汗衫的前胸和后背用油漆分别刷上“牛鬼”、“蛇神”的大字。她回家后，当晚就服“滴滴畏”自杀了。事后那个中学的造反派头头们不仅肯定了这几个学生的“革命行动”，而且还说这位女教师的死，是“阶级抵触情绪所致”，是“畏罪自杀”……。妈妈公司里一位叫沈月娣的女职工，因解放前曾受托帮朋友看管了几天住房，解放前夕这位朋友搬到台湾去了，于是，夫妇俩都以“帮助转移敌产”罪被外贸公司造反派揪出来轮番批斗了几天几夜，后来放回去的当晚，就双双自杀了，可怜留下一个不满5岁的孩子，人事未谙就已经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留下的孽种”。……当时，在“造反有理”的唆使下，我们的祖国到处呈现出一派“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恐怖景象，谁都可以无中生有地“发明”一个理由，纠集一批人，“采取革命行动”去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揪出来示众”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全国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搞得人人自危，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避免将来被人拿去搜寻“阶级烙印”、“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追查此物的来历，我把自己多年来的日记和许多同学的来信，连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邮票，全都烧掉了，至今想来，深感痛心。这些文字材料或邮票，如果保存到今天，可能都已经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文物”或“珍邮”了。
八、覆巢之灾
大约在1966年十一月份的一个周末，我照例背着书包回家。走到家门口时，突然看到一张很长的大字报从二楼的窗口，一直贴到我家厨房的窗台上，通栏大标题竟然是“把罪恶累累的倪毓芬揪出来示众”旁边还贴了好几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标语。我大吃一惊，简直惊呆了！一直担心害怕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大字报上罗列了妈妈的“四大罪状”：一、长期窃据上海外贸茶叶进出口公司秘书科长的职务；二、经常用小恩小惠，去笼络腐蚀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达到她不可告人的阴谋；三、偷偷学习英语，说明有里通外国、图谋不轨的动机；四、表面上已经和亡命国外的丈夫离婚，却一直没有再结婚，说明是离婚是假，长期潜伏是真。……后面还写有不少“揪出来”、“打倒”、“交代”、“示众”之类的词汇。唉！市外贸茶叶公司的造反派们真不愧是赵高、秦桧的孝子贤孙，竟能写得出这样的奇文、编得出这样的“罪状”。可叹一贯忠厚本份、富有爱心的妈妈，本已身世坎坷，晚年竟然还要蒙受这种侮辱和不白之冤，连平日关心照顾部属也成了阴谋和罪状……。进入家中，只见楼梯口、墙壁上也贴了不少标语、口号，家中书架、书桌、柜子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尚未整理，纸片散了一地。邻居告诉我，是昨天下午，茶叶公司来了一大帮人“帮忙破四旧”，喊了不少口号，还要大家集会批判妈妈。但因里弄里没有人肯来，批判会也就草草收了场。造反派临走时顺便运走了满满两板车“破”出来的“四旧”——基本上全都是书。……我真担心妈妈也会像那位中学女教师一样，因想不通而自寻短见。
晚上妈妈终于回来了。她这两天瘦多了。我们抱头痛哭，互相安慰，希望能够挺得住。妈妈对我说：“我不是不想死，而是不敢死啊。死了，我自己固然可以一了百了，但却会使你受到终身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而且我身后还必然会被说成是‘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罪名，将会让你一辈子背上讲也讲不清的沉重政治黑包袱啊！”……再看看当时在中央的许多老干部、革命功臣，包括刘少奇、朱德、罗瑞卿、蒋南翔、姚依林等等，他们都已被打翻在地。造反派做到了蒋介石和国际反动派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许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的炮火打死，如今却死在造反派的手中。台湾的蒋介石实在应该给这些造反派们颁发“蒋记”军功章！当时我经常想：那些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今天文革中的中国，不知会作何感想？想必心会滴血！……既然那么多对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功臣尚且被整得家破人亡，我们这些无名小百姓又算得什么！不过，相信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既然严冬已经来临，想来春天也不会太远了。
回校后，我想：应该把被抄家的情况尽快向党组织汇报。于是，在星期一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时，我很沉痛地主动向支部会详细叙说了家中被抄的情况。当时大家也没说什么。没想到仅两三天后，我被抄了家的种种新闻就在班上同学间广泛传说，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我不断发现有个别同学在背后窃窃私语、指指点点，用异样的神态看我。很快，有些同学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当时的环境中，有的人为了演好自己“政治立场坚定、旗子鲜明、爱憎分明”的革命形象，因此处理问题时势利一点，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的。当然，也有部分同学出于纯真的感情和友谊，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并极力给予安慰……。这也使我生平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体会到古人所说“患难之中见真诚”的深刻道理。深感：人生只有在逆境中才能真正分辨出站在面前的朋友究竟是真是假。这也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极其重视、珍惜和怀念那些不含功利成分的“患难之交真诚友谊”的重要原因。
整个1967年，妈妈一直在对所谓的“四大罪状”做检查，要求“深挖思想根源”，务必“洗手”、“洗澡”、“讲清楚”，不久，又把妈妈“靠边”“下放”到公司下属的茶叶厂“边劳动、边检查、边接受改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是，对于本就不存在的“潜伏”、“阴谋”等等所谓罪状，妈妈又如何讲得清？但交代不出就是不老实，就不准过关。妈妈又很自尊自爱，坚持不肯胡编乱造，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检讨”，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靠边检查”，从1966年秋一直批判到1968年春。这时，我正面临着毕业分配。先前，由于家中被抄，已经被同学们传得沸沸扬扬，并被取消了参加“红卫兵”的资格。现在妈妈又因海外关系等四大罪状过不了关，在当时盛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气氛中，我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另类”，于是学校的造反派们认定决不能让我留在上海，尽管当时上海的名额比较余裕，我是独子，身体也不好，母亲又正在病中，而且第一榜的分配名单中我已经被安排在上海市商业一局，但仍然硬把我发配去湖南。消息传来，一贯很坚强的妈妈忍不住热泪长流。但仍安慰我：“你人生的道路还长，出去锻炼锻炼也好！今后如果条件许可，我会来看你的。”“无论今后发生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认真劳作，好好生活，诚实做人。严寒终究是会过去的，春天一定是会来到的。”……不久，妈妈终于坚持不住，彻底病倒了。
1968年3月初，我把妈妈送到医疗挂钩的黄浦区医院住院治疗。开头说是胃病，后来说是肝炎，最后做了外科探查手术，说是肝癌转胰腺癌。随着妈妈病情的日益沉重，我天天奔走在家庭、医院、学校之间。我请假申请延期报到，总算陪伴苦命的妈妈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旅程。当时病房里有一位刚刚做过胆结石切除手续的老妇人，虽有三儿一女，却很少有人来护理她，以至她常常大小便便在床上，得不到及时清理，她经常哭着喊着要护士打电话找她的儿女来。……随着妈妈病势日益恶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她很感慨地说：“幸亏还有你陪在我身边，否则，我哪好意思让别人帮我端屎端尿、擦洗下身。……”同病室的一位病友有次感慨地对妈妈说：“看你的儿子说话细声细气，笑起来还满亲切的，像个女孩子。他最近一直陪伴着你，那个老太太的四个孩子加起来也比不上你的一个啊！说明养儿养女，不在于数量多，但质量一定要好。”……妈妈听了很有同感。后来也对我说：“将来你成家后，孩子不必求数量，但一定要注意保证质量。”（当时国家还没有强调计划生育）
妈妈病中曾一再教导我说：今后“要真诚对待能真正真诚对待我们的人”、“与人相交，要多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施恩不要企求回报，受恩必须永远记牢”、“要尽量做到既不欠人家的债，也不欠人家的情”、“无论日后荣辱兴衰，都要自尊自爱自律，光明磊落做人，勤奋廉洁做事”……。妈妈告诉我，她很欣赏明代于谦的言志诗《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留得清白在人间”。……妈妈病重期间的谆谆教导，不禁让我想起歌剧《红岩》中的唱词：“春蚕到死丝不断，遗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留得香甜在人间”。……如今我回顾后来走过的这几十年风雨人生路，感到自己基本上都是按妈妈的教诲去做的：在工作上，无论搞工业、商业还是科研、财务，和同事们都相处得很友好、很融洽；多年来，经我过手的资金几十亿、外汇上百万美圆，但都帐目清楚，经过历史的检验和国家审计局和“南京特派办”（全称为：国家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员办事处，专门分工江浙沪皖地区国营单位的会计审计工作）的多次审计，证实我虽然“常在河边站”，却是做到了“始终不湿鞋”；在往昔一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我从没有制造过一件冤案。相信将来我“寿终正寝”之际，在回顾以往的人和事时，可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地自以为可以“留得清白在人间”。但是在“不要欠人家情”的方面，我却感到还有不少遗憾之处，这些都是后话了。
肝癌的晚期，癌痛厉害极了。妈妈病势恶化，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她肝区剧痛神志昏迷后，滴水不进，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时，还曾日夜不停地在病床上高声呻吟了四天四夜。妈妈一声声的惨叫，真像是一把把钢刀在挖我的心，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煎熬、慢慢“油尽灯灭”。她昏迷中，曾一次次喊着我的名字，但却已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呆坐在妈妈的床前，含悲忍泪，心里呼告上苍，诅咒命运，不时背过脸去暗自吞泣。妈妈咽气时，护士曾进来问我，是否要注射一针强心针。我问：“注射后能醒过来吗？”“短时间估计能稍稍缓过气来，但肯定不会再清醒过来了！”护士回答。看到那足有三寸长的粗大针头，想到妈妈昏迷中痛得撕心裂肺声声惨叫的情景，我想：就让她少受点痛苦煎熬吧！我忍痛拒绝了强心针。……妈妈临终时那痛苦嚎叫的悲惨恐怖景象，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毛骨悚然，记忆犹新，永远难忘。……我把妈妈枯瘦的双手紧紧贴在我的心口，泣不成声，泪已经流干了。“妈妈，您就安心地去吧！孩儿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一定努力重建家园，实现您生前为之努力奋斗一生但仍未能实现的心愿！决不让您毕生的心血付注东流！”我用双手，为妈妈抹上了睁着的双眼。……这一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时刻是公元1968年5月25日凌晨4：00。妈妈享年仅53岁。
人往往在还拥有时，总以为这是生来如此，天生如此，理应如此，并不感到十分珍惜；而一旦失去时，才感到它的珍惜和可贵，但这时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儿时天天生活在妈妈的膝下，享受着浓浓的亲情，似乎习以为常，如今回忆起来，这是多么的温馨啊！妈妈仙逝后，如今即使再想要多给妈妈几个吻，也已经没有机会了！……妈妈为我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把我培养成人，结果不幸在我毕业时遭到风云巨变，含冤病逝于黎明前的群魔乱舞时期，如今尘埃落定，我虽想对妈妈稍尽孝心，但已经没有机会了。对此，我一直感到终身遗憾，遗憾终身啊！……
每每想到妈妈时，我不知怎么搞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树欲静而风不止，儿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古人真是说得太深刻、太正确了。……
所以，如今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们，一定要万千倍地珍惜现在还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正像一位前辈所说：“黄金有价情无价，万事皆空善不空”，……切不能待到失去时才感到可贵。
在妈妈住院和病危期间，我很感谢初中的曹进；高中的张宁、国兴、王维；大学的张文德、安琪等同学以及唐惠民老师等，他们都曾在我最困难最悲痛的时期，给予我许多实质性的帮助或精神上的安慰。对他们的情义，我是永远铭记在心、感恩不尽的。不过，上海市外贸茶叶公司那几个披着人皮的造反派头头，在妈妈病危奄奄一息时还不肯放过，竟来医院“查看病历”，随后又到妈妈的病床前转转，妈妈对他们说：“公司里对我的问题，前后已经审查快四年了，请求可否做个结论？”那个造反派的头头方明治不痛不痒地回答说：“你先好好养病吧！你的那些问题，可以等康复后再慢慢继续写嘛！”这话等于是给妈妈的一张“催命符”……妈妈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近四年的无休止的精神摧残中，被他们活活折磨死的。对于以方明治、许秀梅为代表的那些大浩劫中孳生出来的现代“白骨精”，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也许是当年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有点神经质的缘故吧，此后多年中，我每每提到方明治、许秀梅的名字时，眼前就会浮现出童话故事书中那个“食人魔”的狰狞面目。
九、孤雁南飞
在殡仪馆为妈妈办理火化手续时我被告知：骨灰盒可以缴费后由馆里代保存5年，以后每过5年需再缴费办理一次续存手续，否则将按无主骨灰处理。我思量再三：自己此去湖南，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哪能保证今后每过5年还能再回来办续存手续。我在上海已经没有直系的亲人了，总不能让妈妈的骨灰被当作垃圾倒掉吧！我考虑再三，决定把妈妈的骨灰盒随身带走。“妈妈呀！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在您生前我没能好好孝敬您；在您身后，就让我陪伴着您一起去‘四海飘零’吧！”……
考虑到我在上海已经无家可归，而此去湖南又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感谢好心的同届校友安琪（化名，原新沪中学高三⑴班同学、上海财经学院校友。第二期社教时，我和她曾同在“四清”工作队的队部服务，工作中互相支持，配合比较默契），特地把她在湖南长沙工作的叔叔和姨妈的地址和给他们的介绍信交给我，说遇到为难时，可去投奔求援。为郑重起见，她还直接给湖南方面寄了挂号信，千叮万嘱拜托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对我多加关照。也许由于她当时的用词过于恳切，又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对我“尽力关照”，以致在我到达湖南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直到我结婚，她的叔叔和姨妈竟都一直把我当作是她的“准男朋友”哩！（这是我在后来才知道的。其实，在上海时我们就都已讲清了：她已经有男友了，也是财经学院的同学。我和她之间完全是真诚、纯洁的同学友谊）这些都是后话了。
妈妈逝世后，我在友人的帮助下，迅速处理了家中所有残存的家具和物品。一周后，也即1968年6月8日，我带着妈妈的骨灰盒，臂上挂着悼念妈妈的黑纱，背着简单的旅行袋，挥泪告别了我的故乡——上海、以及当时还敢于继续和我交往的同学和朋友，孤身登上了开往湖南的火车。此去前途茫茫，祸福难料，一切都是未知数，“雾里寻径看不真，只凭鸡犬辨前村；舟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别了！上海！别了！故乡！别了！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伤心地——上海，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暗暗发誓：如今家已经没有了，亲人也去世了，在上海留下的只有悲伤、泪水和回忆。如果今生不能重振家园，我也永远不想再回来了！正是：
肝肠寸断雁南飞，朋辈送行别泪催；暗下誓言牢记取，不振家园永不回。
2003年10月于安徽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