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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不动产税和资源税为支柱的地方税体系
字体:[大 中 小]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贾康 梁季 日期:2010-11-11

分税制下中央、地方间财力
分配关系的内在逻辑
大道理管小道理。讨论中央、地方间财力分配关系，首先需要明确，为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一关系放在“分税制”的制度框架之下。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约而同形成的体制共识与基本实践模式，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经历了前面十余年探索后，以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为标志而确立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与现实性质。其内在的逻辑要点不可不察。
政府企业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需要在分税制框架下“二位一体”地得到正确处理
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涉及如下的辨析：对于财政体制，虽然不少人看到是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分配关系的规范性制度安排，但需要十分明确地指出，财政体制绝不仅仅只是处理这一项关系——在全局意义上，财政体制首先需要处理政府与企业分配关系，进而“二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我国1994年的变革，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它终于突破了以往不论“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体制症结，形成了所有企业不论大小、不分行政级别，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交地方税”的真正公平竞争环境，同时也使中央地方间告别了分成制下无休止的扯皮和包干制下“包而不干”地延续扯皮因素的“体制周期”，形成了政府对市场主体实行宏观“间接调控”的机制和中央与地方间按税种分配各自财力的比较规范、稳定的可持续体制安排。
按税种划分收入，对于不同地区必然要求规范一律，但各地实际的税收丰度和公共品供给成本又必然高低不一
税种在中央、地方间的划分即税基的配置，一般认为要遵循如下一些基本原则：与国家主权和全局性宏观调控功能关系密切、或税基涵盖统一市场而流动性大的税种（如关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应划归中央；而与区域特征关系密切、税基无流动性或流动性弱、宜于因地制宜的税种（如房地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特定地方税等）应划归地方。关于这套税种划分的原则，在一个体制内，应是上下贯通、规范一律的，那些不宜由中央或地方专享、出于过渡性的或者甚至是长期存在的理由不得不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税种（如我国现行税制中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也需要执行全国一律的共享比例。假如我们不能坚持最基本的“全国一律”特征，我国分税制的根基就会动摇——试想，如按有些同志听来似乎“有道理”的主张，把欠发达地区的增值税25%分享比重（或所得税40%分享比重）提高，用以“因地制宜地缓解地方困难”，那么这一个省（区）如果调为50%，另一个省（区）马上会抬出一大堆理由要求升为60%，最欠发达的边远省（区）则可能会要求70%以上，而发达地区同样会忿忿不平地摆出一大串“困难”来也要求改变比例，这样，体制的实际规则，就会转变为“一地一率”、讨价还价的分成制，分税制体制的框架便将随之而轰然倒塌，于是乎，原来弊病丛生、苦乐不均的“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无休止的扯皮等等问题，就都会卷土重来。总之，一句话，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收入的基本逻辑，是要求全国保持规范一律，即使是共享税，其切分办法也必须全国一致，否则，便不成其为与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及体制稳定规范性相契合的“分税制”体制了。
但由此而来，各地税种一律、分享比例一律，但实际的税收丰度（某一税种的人均可实现收入数量）却会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它相关因素而大相径庭。比如同是25%的增值税，工商企业数量多、发展水平高、增值额规模大的沿海省（区），与工商业还很不活跃、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增值额规模往往还很小的西部边远省（区），定会有人均对比上的巨大反差；同是拿取40%的所得税，但企业效益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人均比较的所得税数量，在不同区域往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注定会产生区域间财政收入丰度显著的“横向不均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却又会因巨大的地区差异而产生另一个支出负担上的“横向不均衡”，使欠发达省（区）面临更大困难：恰恰是税收丰度很低的地方，大都是地广人稀、高原山区、自然条件较严酷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非常高的地方；又恰恰是税收丰度较高的地方，一般都是人口密集、城镇化水平高、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较好因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财政的收入丰度低而支出成本高，这就是欠发达地区普遍面对的困难处境，因此分税制框架下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便主要需依仗“自上而下”的中央财政（还有省级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也不排除中央政府或高端政府协调组织之下开展的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形成可持续的调节区域差异的通盘方案。
收入与支出二者在政府间划分遵循不同原则，体制目标应是在财权与事权相顺应的基础上，力求使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于是中央、地方本级必不可能各自收支均衡
了解上述情况后便可知，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划分需要考虑税种与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以及中央宏观调控功能的实现，所以通常将税源易流动、税负易转嫁以及发挥宏观调控功能所需要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税基不易流动、不会引起地区间过度税收竞争和需要“因地制宜”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同时，还可能有一部分在中央地方之间规范地共享的税种。至于支出责任在政府间的划分，则需考虑公共产品的属性及其“外部性”的覆盖面、相关信息的复杂程度、内洽于全局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激励—相容机制和公共品提供效率等因素。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则应由地方政府提供，具体的支出责任，也应合理地分别划归中央与地方。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需要，因而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能提供某种公共品的情况下，基于效率的考虑，也应更倾向于由地方政府提供。
一个设计合理的分税制体制，目标应是在合理配置各级税基（税费收入），使财权与事权（支出责任）相顺应而不相互悖反违拗（俗语所说“不拧巴着”）的基础上，进而加上转移支付来使各级可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于是，主导性的体制特征，必然是要求形成“中央本级多收少支、以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模式，换言之，从分税制之下中央地方之间“收入分配”的内在逻辑来看，全局的合理性必然是要求首先“中央本级收＞支”，然后，再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施倾斜支持，有针对性地使欠发达地区也能将其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得以多拿到一些可用财力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于是地方本级总计必然支＞收）。
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现实，需要负责调节区域差异的中央政府设计和把握好“纵向不均衡”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各地收入差异必然存在，支出成本负担也大不相同，并且收入种类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遵循不同的原则，因而中央、地方政府各自的本级收支规模不相一致的情形必然出现（某一地方行政区内自身达到收支平衡只能是偶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运用转移支付制度手段对财政资金余缺在政府间进行适当调节，这种转移支付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央取得与其宏观调控功能相称的财力，进而去调节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因此，体制常态在分税制下必然是中央“收＞支”（在100%的蛋糕切分中，这也就必然成为地方“收＜支”的同义语），又形成所谓的“纵向不均衡”。地方发展水平差异和财力差异的客观存在，在我国尤为突出，所以我国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以合理方式“抽肥补瘦”，抑制地区间差距扩大——这种中央政府针对“横向不均衡”履行区域差异调节责任的物质前提，就是形成合理设计与实施的中央、地方间“纵向不均衡”的财力分配框架。因此，在各自本级的收支账上中央政府收大于支、地方政府（合计）支大于收的格局，必然成为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下的常态格局。相应地，转移支付也将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财力转移即“资金向下流动”格局。这是市场经济下分税制的通行逻辑，我国在1994年改革后也不例外，并且这是分税制概念下我国必须进一步大力推进的重大制度建设，必须按“长效机制”要求来打造并加以动态优化。
从转移支付的形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旨在平衡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转移支付，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我国这些年也称为财力性转移支付）、无条件转移支付或均衡补助；另一类是实现国家某些特定宏观调控目标的转移支付，称为专项转移支付、或有条件转移支付，该类转移支付实行专款专用。
此外，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除规范的转移支付外，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还存在另外两类财政资金的流动，即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地方对中央的上解收入，它们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稳妥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而出现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转移支付”。其中的上解收入，已于2009年将其与税收返还进行对冲处理，此后不再存在；随时间推移，按1∶0.3由地方所得的税收返还，对财政资金纵向流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即数学上所说的其极值是趋向于无穷小）。
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在我国财政总收入“蛋糕切分”的分配比例中，中央政府目前拿52%左右（即地方拿其余的48%左右），而同时，在支出中，中央所占的比重不足30%，地方要占70%以上。这种情况带来了诘问之声：“地方以48%的收入负担70%以上的支出，还怎么过日子？”这其实是一个很久以来令非专业人士普遍疑惑的发问，并在不少场合，直接引出了“应提高地方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的看法；而就专业人士而言，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一个需要力求头绪清晰、深入浅出地把相关道理讲明白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央转移支付让欠发达地区分享经济成果
我国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后的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基本关系框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于1994年后实现了符合改革者期望的恢复性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3年22%左右的水平，一跃而为50%以上。但将体制规定必须返还给地方的“税收返还”扣除之后，目前的中央收入比重则约为43%—44%。
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知道，分税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中应有一部分专门用于对地方的补助（在我国包括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前者也可纳入广义的转移支付概念）。
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对地方的补助逐年增加，已从1994年的2389.09亿元增加至2009年的28536.79亿元，15年增加了11倍，年均增长率为18％。自1994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半数以上用于对地方的补助，各年度中央补助收入占中央本级收入以及中央收入比重均超过65％，近年已高达近80%。对地方的补助是中央收入的主要使用方向。所以，尽管运行的表象上是中央在收入比重上占大头，但其资金使用的大头，却是用于对地方的补助。
从同一过程的另一角度来说，中央收入的流出意味着地方收入的增加，支撑着地方财政支出。中央补助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大。自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度，中央补助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在45％以上，有些年度高达半数以上（如2004年为50.54％），因而已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支撑——当然，这些补助主要流入了我国欠发达的西部与中部地区。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不高，地方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目前尚处于大体合宜水平，今后可随部分事权合理划升中央而有所降低或企稳
分权财政体制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广为应用，这为评价我国分权财政体制的特点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照系。从国际实践来看，收入上移、支出下移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普遍特点。
许多国家中央收入占比在70％以上，即使是占比较低的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也在50％左右（加拿大为49％，美国为58％）。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收入占比在50％上下徘徊，最高年度（1994年）也仅为55.7％，不及美国；最低年度仅为48.9％，与加拿大持平。所以，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我国中央政府收入占比还处于较低水平。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存在缺口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依靠转移支付平衡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也是惯例，但依赖程度却无一定“数量界限”可循。从OECD国家2005年地方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与转移支付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从10％至80％不等。荷兰、希腊等少数国家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80%以上；韩国和波兰等国都在60%以上；丹麦、挪威、葡萄牙等国在40％以上；澳大利亚和德国地方财政对联邦政府的依赖程度都不超过25％。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在40％－47％之间波动（除1994年外），16年平均占比为43％，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我国地方财政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处于中间水平，还比较合宜。今后随中央、地方间事权调整，如把一部分事权（如基本养老统筹、边境事务管理、跨流域协调等）合理划升中央，并对已有的一些垂直工作系统（包括缉私和证券犯罪侦察等）加以强化，则地方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可能有所降低，或在与中央强化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出的效应对冲后企稳。
我国东部地区为中央收入的主要贡献者，而中西部地区为中央补助的主要受益者，因而补助政策较好地发挥了“抽肥补瘦”、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规范统一的方式明确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划分与共享办法，在以法定的税收形式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经济越发达，财政收入能力越强。在主要税种多为共享税且中央分享比例大于地方的情况下，不但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受益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对中央本级收入的贡献尤大。其后，中央通过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的形式，又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这种“抽肥补瘦”的制度安排，较好地发挥了平衡地区间财力、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2008年东部地区是中央税收收入的重要贡献者。其贡献的绝对规模是中部地区的4.55倍、西部地区的7.13倍，中西部地区之和的2.8倍，是其获得中央补助的3.76倍，占全部中央税收收入的相对比重也高达73.67%，远远高于中西部占比之和26.33%。而中西部地区恰为中央补助的主要获益地区，两地区获得补助规模均明显高于东部，占全部中央补助的比重分别为36.53%和31.93%，均明显高于本地区对中央收入的贡献，因而是财政资金净流入的获益地区。2008年，中部9省中，有8省中央补助收入高于其一般预算收入，西部10个省直辖市中，9个省中央补助收入高于其一般预算收入，个别省份（如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的中央补助收入是其一般预算收入的2倍以上。显然，从转移支付的角度分析，中西部地区受益最多。由于东部税收返还基数（1993年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大，因而其税收返还在一定阶段上还显得较多，相应增加了其中央补助收入，但这个因素是递延递减的。无论是财力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中西部都是绝对受益者，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级次越低，受益度越大。
从转移支付的结构上看，财力性转移支付占比逐步提高，专项转移支付占比逐渐降低
相比较而言，财力性转移支付纳入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中，地方可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和使用资金，灵活性较大，对于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更佳，因此中央政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逐步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增加财力性转移支付比重。财力性转移规模从1994年的99亿元增加至2009年的11317亿元，16年增加113倍，年均增长率为84%，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也从1994年的21.52％提高到2009年的52.2％。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在运用“纵向不均横”调节矫正“横向不均衡”，使地方财政的日子总体而言过得更好
1994年分税制改革统一了政府间财力配置方式，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中央收入占比不断提高，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9年的52.4%，这为中央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更有力、有效地调节区域差异，提供了资金保障。
总结起来，逐年增加的转移支付规模对于增加中西部地区财力，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2009年为例，中西部地区人均自有财政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31%和33%，通过转移支付，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达到东部的67%和86%，地区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人均财政收入基尼系数是用以衡量地区间财政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自有财政收入差距很大，2005年我国各省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与自有财政收入口径相当）的基尼系数为0.471，差异明显，实行中央补助后（包括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各省区人均财政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0.328，下降了0.14，降幅达30%。
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在运用其“纵向不均衡”的制度设计，发挥调节和矫正“横向不均衡”的体制功能，使欠发达地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使我国地方财政的日子，绝非如表象式疑问提出的那样“过不下去”，而是总体而言过得更好，促进了区域协调、社会和谐，保证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充分重视地方税体系和地方债制度构建
我国中央地方关系还处于进一步走向合理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应特别重视研讨“十二五”期间深化财政改革、特别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要领，力求更好地保证中央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和促进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地区间的共赢式协调发展。
第一，需要特别注重总体设计、配套改革思路。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争取从“省直管县改革”和“乡财县管与乡镇综合改革”切入，推进到使我国财政层级框架“扁平化”，进而破解省以下无法实质性贯彻落实分税制的难题，使扁平化后的中央、省、市县三级，均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处理好体制安排，再加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建设成为上下贯通、覆盖统一市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系。
第二，需要充分重视地方税体系和地方债制度的构建。结合经济、社会综合转型、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优化，打造主要以不动产税（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为大宗、稳定收入支柱的地方税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收入激励与职能转变优化内在契合，并积极探索适当扩大地方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乃至给予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区域性小税种因地制宜的设税权。我国的地方债制度，应在2009—2010年“登堂入室”的基础上，按照“阳光融资”的导向继续规范发展，适当扩大其规模。
第三，需要继续积极推进转移支付体系制度的改进。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导向下，在近中期推出并贯彻县级财力保障制度，从近期延伸至中长期着力于动态改进一般性转移支付因素指标与制度设计，使之更加客观、公正、有效，同时扩大其占全部转移支付财力的比重，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尽可能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揭开数量化基金神秘面纱
□夏梓容
数量化基金虽然通常都很神秘，但实际上已经是投资界的老兵了，尤其是在对冲基金这个大类里面。最初将数学方法运用在债券和股票估价上的实践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其真正的初期大发展是伴随哈瑞·马可维茨、罗伯特·默顿等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先驱性理论突破开始的。在过去的50年间不同程度的数量化投资已逐渐成为投资界的重要一员。七十年代中后期期货和期权等金融产品兴起使得数量化投资的范畴大大拓展，八十年代初计算机处理速度的加快和微型化使得一些极具先驱精神的投资管理大师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数量化投资。其中不乏一些经典与传奇，如文艺复兴科技旗下的Medallion基金的多策略和高频率交易、Man集团旗下的AHL管理期货和D.E.Shaw的统计学套利等。Medallion基金目前管理约50亿美元，每季度均取得丰厚回报，却已经有十几年不对外部投资人开放投资了，并且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数据。传闻其每季度的盈利必须强制赎回，而且征收每年5%的固定管理费和36%的盈利业绩提成。他们回馈给投资人的长期丰厚收益可见一斑。
能够真正做到大规模系统化地运用量化和自动化方法进行全方位投资管理的基金管理人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单从交易执行自动化的角度看，很多机构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算法辅助人工执行甚至是替代人工执行了。目前纽约证交所每天约60%左右的交易量是由程序化交易系统完成的，包括一些做市商的报价交易系统很多都是自动化的算法程序。可见在海外市场上程序化交易的比例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媒体上报道的数量化交易的兴起，也更多的是指向程序化的交易执行，因为这是一种比较显而易见的数量化和自动化的流程。而在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环节成功地大规模系统化地运用量化和自动化流程的投资管理人的事例则相对鲜少为人所知。如前文列举的一些投资管理人，很多都曾频繁地被媒体曝光，但其真正的运作模式却始终披着神秘的面纱。
使用数量化投资体系的优劣何在呢？
一些投资管理人之所以会使用数量化投资体系是因为如果使用得当，其具备以下几个潜在优势：
投资决策过程避免了人的主观臆断和情绪影响。风险量度比人工的传统方法在战术层面上更为准确和及时，相应的风险管理也变得更为精确和细化。执行流程的准确性高。
易于发现隐藏很深而又复杂的数据规律。现代数学、统计学和人工智能科技使好的数量化体系可以快速地发现许多隐藏在海量庞杂数据中的规律，甚至是以概率方式来规范和描述的动态规律。人脑的操作是很难快速大规模地做到这一点的。这样就可以快速地发现和利用其他市场参与人有时不能知觉的信息。
交易速度快。如果交易执行系统设计合理，基建支持，优化到位，在某些高端经纪商的支持下可以用一百微秒级的速度完成电算化交易执行。一秒钟最多可以在数十甚至数百市场完成上千个交易回执。人力执行在速度上完全没有可比性。这就保证了高端的数量化投资管理人可以将得到的执行价格和目标价格之间的不利误差缩到市场参与者中的最小级别。
运作效率大大提高，极度节省人力成本，大规模可扩张性较高。在同等较大的运行规模下，数量化投资体系的运营成本大大低于人工决策和操作。
非系统化操作的资产组合有对人的依赖性，基本上不可能做历史测试和情境假设测试，而数量化投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所谓明星交易员的依赖性，使得管理人的核心优势不会因为人力资源的变动而瞬间消亡，有利于投资人收益的长期稳定性。
正因为数量化投资是其设计人的洞察力、历史经验教训和科学训练过的思维由科学方法带来的量变到质变的延伸和拓展，不可避免地有如下潜在问题：
对于系统的依赖使自动化的系统出现问题时无法比较容易地完成预期的投资活动。这是数量化自动投资特有的风险，但如果管理得当，基建投资充足时是可以控制的，所以需要做好充分的后手准备以应对突发意外。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保障数量化投资的不间断的连续进行是有一定的技术和投资门槛的。
正确恰当地大规模集成式地将现代数学、统计学和人工智能科技运用到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比如有时一些投资人挣到的利润实际上是承担着某种他们自己不知觉的风险溢价或不精确的假设，所以可能会挣上好几年的连续利润，却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几年的利润赔了进去。这恰恰是因为建立假设的人对事物认知的不全面，不恰当地使用了一些数量方法；这与数量方法本身的好坏和有效性没有关系。事实上一个好的数量化投资策略设计团队应该有足够的技术实力通过对极端风险和自己的诸项假设的风险评估来预见和规避这些案例中的问题。
如果只是依赖于基于历史测试的数量化投资策略，那么在情势变迁时，数量化投资策略有时无法像人那样做出灵活的调整。这就要求数量化投资策略的设计人能够正确地构造和运用具有前瞻性的数学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测试评估。对于看似很美好的历史测试结果要以科学的方式去检测，而不是轻信。
对已成型的数量化投资的成果的未来有效性盲目相信，以为一劳永逸。
虽然可扩张性较高，但不是没有极限。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在一个单独的投资管理人手中使用时的有效性是有其上限的，要充分考虑市场冲击和互动。接近和超过上限时，原先盈利的策略有时不仅盈利大幅下降，甚至可能导致巨额亏损。LTCM在1998年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所以在设计和运用数量化投资时要明确该种方法的边界在哪里。
因为某一个投资策略短时间的跑输指标或发生一定的亏损就武断地进行人工干预。每一个投资策略都有对其有利和不利的短期市场情况，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因为一时的盈亏而全盘否定某一类投资策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科学的方法论下取得坚实的证据表明投资策略出现问题，探测出需调整的模块。有时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主观臆断的风险管理。
作者简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外聘数理金融副教授，金融学博士。现为英国黑豹资本合伙企业管理合伙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