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生殿》《桃花扇》看清代的宽容

(2010-11-16 11: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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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代文学，有两本戏必讲：一是洪昇的《长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
洪家是钱塘望族，洪昇生于1645年，也就是清军入关的第二年，江南一带战乱未歇，据说洪母怀着洪昇随家人逃难，临盆时连张床都没有，只好借了人家的门板分娩。由此可见洪昇是纯粹的清朝人，属于“生在黄旗下、长在黄旗下”的一代。
孔尚任比洪昇小三岁（生于1648年），自然也属于这一代。不过他的祖宗更显赫，他是孔夫子第六十四代孙（是正宗的，不像现在有许多冒牌的），生于山东曲阜——两位戏剧家一南一北，时称“南洪北孔”。（右为孔尚任像）
至于两人写剧的时间，也相差不远。《长生殿》脱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定稿于三十八年（1699）。即是说，十七世纪末尾的十年，传奇舞台展现了最后的辉煌——这时距清人统一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又刚好是历史回眸的时刻，汉族士大夫经历了“鼎革”的剑与火，隔着五十年烟云再来回顾那段历史，不禁痛定思痛、悲从中来，一股民族情绪潜滋暗长、不能自已——两部经典中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和情绪。
按说《长生殿》是一部历史剧，搬演唐明皇、杨贵妃的悲欢故事，与“民族情绪”何干？然而熟悉历史的朋友马上会想到：这段故事的背景，正是安史之乱。一员反复无常的蕃将造反，几乎断送了汉族王朝；这与前不久清军入关、结束明朝统治何其相似！——令人略感吃惊的是，洪昇似乎并不回避这一点，反而刻意去突出它，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对蕃将安禄山骂个淋漓痛快。
《长生殿》有一场“骂贼”，写安禄山杀入长安，在宫中凝碧池大宴伪官，有个身份微贱的乐工雷海青义愤填膺，当筵痛骂安禄山，又用乐器猛掷对方（近来都改扔鞋了）。听听雷海青的愤怒声讨：
【元和令】恨则恨泼腥膻莽将龙座淹（“腥膻”是那时用来辱骂游牧民族的专用词汇），癞蛤蟆妄想天鹅啖，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生克擦”，活生生地；“官家”，指玄宗）。你道恁胡行堪不堪？纵将他寝皮食肉也恨难铲（“寝皮食肉”指仇恨极大，要剥其皮作褥单、食其肉当食粮）！
【扑灯蛾】怪伊忒负恩，兽心假人面！……安禄山！你窃神器，上逆皇天，少不得顷刻间尸横血溅！我掷琵琶将贼臣碎首报开元（“神器”指国柄；“开元”，指玄宗）！
只要想想，这是在满清贵族统治下的京城舞台上扬声痛斥，你就能体会出洪昇有多么大胆！——然而孔尚任胆子似乎更大些，《长生殿》是借古讽今，《桃花扇》则径直把半个世纪前的抗清活动搬上了舞台！
《桃花扇》的主人公侯方域是一介书生，却始终为抗清事业奔走呼号。南明大臣史可法抗清失败、沉江殉国，在剧中表现得尤为壮烈。戏的最后一幕，舞台上干脆高搭起祭坛，公然追荐前朝皇帝朱由检（崇祯）。男女主人公侯方域、李香君在祭坛下不期而遇，正要重叙旧情，被道士张瑶星的一声断喝惊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话从张瑶星口中说出，却是发自孔尚任的内心，在他看来，大明朝一完，“国”和“君”都已不复存在了！
不难想象，当演员在舞台上为崇祯招魂，声调苍凉地唱起“列仙曹，叩请烈皇下碧霄”时，台下的汉族士大夫会是怎样的一片唏嘘？
有一年我讲课至此，忽然想到：洪昇、孔尚任胆敢在作品中如此“放肆”，除了证明两位大师敢于直面历史，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例如，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文人和文化，是否采取了格外宽松、极力容忍的态度？
我这样说，马上会有人出来反驳：你这是什么话！你难道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康雍乾三朝借文字狱钳制舆论、控制思想，搞得士大夫人人自危，最终导致乾嘉以后万马齐喑的局面；这已成为历史定论，岂容翻案！——可我仍旧心存疑窦，于是翻查文献，对文字狱做再认识。
重新研读，我有一个感觉：清代文字狱的严酷程度显然是被后人夸大了。
首先，文字狱在康、雍两朝只是偶尔发生，乾隆朝多一些；起因多半是有人告讦检举，受到帝王关注，引来一时轰动。但多半只是个案，并非由统治者策划组织、振臂号召，也未形成举国自纠及检举他人的大规模运动。
其次，每案牵扯的人员也是有限的，少则一人一户，多的也只牵涉数十人，上百人的都不多。比起明初朱元璋、朱棣屡兴大狱、动辄牵涉数万人，实是小巫见大巫。
再次，各案的最后处理也相对温和，杀人不多。例如康熙时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刑官一开始拟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开棺戮尸，戴、方两家十六岁以上男性处斩，十六岁以下男性及所有女眷配功臣为奴；此外，刻书的、作序的都处以绞刑；与戴名世关系密切的官员也都予以贬职，共涉及三百多人。——然而康熙认为量刑过重，牵连过广，几次降旨宽减，最终只有戴名处斩，戴、方两家家属流放黑龙江；刻书的、作序的编入旗籍为奴而已。
其中为《南山集》作序的文士方苞（他是有名的“桐城派”的开山人）因才华高、名气大，事后被康熙召入宫中，“白衣入值南书房”，辅导诸皇子读书。康熙爱惜人才，由此可见一斑。
再联系《长生殿》《桃花扇》的情况，我们发现清代统治者的“气魄”真的不大，对于有明显“讪谤”事实的案子尚且雷声大、雨点小；对舞台上的指桑骂槐，干脆就来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就是公认文字狱最为严苛的乾隆时期，政治禁忌也未涉及戏曲、小说。如乾隆年间出版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对金人极尽辱骂诋毁之能事——金人为女真族，是满人的祖先，而这样的小说竟能在满人做皇帝的朝代公开出版、不加禁绝，让今天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无奈这是真实的“封建”历史，在许多人心目中，那个时代本应是血雨腥风、国无宁日的。
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道理：不要迷信书本结论。任何“结论”都应通过实践的检验，经自己大脑独立思考和鉴别。——我们以往的问题就是过于轻信，相信一切写在书本上、被千万遍重复的“真理”，从未想过稍加思考和验证。
例如至今许多人一提“封建”就义愤填膺，恨不得一棍子打死。其实把“封建”妖魔化，正是一些书本中千万遍重复的不实结论之一。——“封建”是我们这个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里面包含着我们祖先的生活，有艰辛，有苦难，也有温馨和睿智。我们应当带着温情和崇敬去体贴自己的历史，接受她的优良传统，扬弃其间的糟粕。
不要把我们今天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昨天、推给祖宗。许多问题并不是什么“封建”造成的，恰恰是因我们割裂了历史，抛弃了自家的好传统，用“斗争哲学”强行改变了温和、向善的民族性格，才有了悲剧的发生。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悲剧的根源，提出“以人为本”、追求“和谐”的理念，这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向民族文化的回归——当我们不带成见地接受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时，不要为了“腾地儿”而把自家的好东西也扔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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