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1-07 11:20:43

傅國湧
中評社北京11月7日訊／“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廣東《時代周報》4日登載文史學者傅國湧的文章“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內容如下：
整整四十年後，沈元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名字，網上關於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點兒冷清。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數學子連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說沈元了。這個流血太多、至今還將許多流血者的名字視為禁忌的民族，沈元只是這個被殺者名單中的一個，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名錄中，他能擁有一席之地，幾百字的介紹，似乎已屬萬幸，因為更多的人連姓名都已被湮沒了。
當年的禍根
我讀過沈元同學郭羅基的長文《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北京大學反右運動回憶錄》，對他的生平和遭難才有了一點了解。沈元以“叛國投敵”的反革命罪被奪去三十二歲的年輕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種下禍根卻是在更年輕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時他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滿腦子的雄心壯志，要成為“未來的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贊”，他也確實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憑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範文瀾的好評。
一九五六年，他有機緣從英國《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他們課堂上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之間的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幹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年代問題。一九五六年所謂 “雙百”方針出台，正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墻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搞的。“五一九”以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譚天榮的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還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裡他是標準的左派。說到底，他只想做學問，鑽他的故紙堆。 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時，他還是在劫難逃。
來自身邊的“指責”
在感嘆命運之神對沈元的不公時，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嘆一個天才的夭折，賞識他的黎澍認為他遭難的因由來自人妒其才。這些說法也許沒有錯，我更在意的則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場災難降臨以後，包括他身邊的同學、最接近的人們做出的反應。“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四二三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那些同學當初可都是認同他的觀點，而且是一起出的墻報。他的中學女同學、時在北大東語系的宋詒瑞直接找到郭羅基，要與沈元劃清界限，把沈元與她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如果不是郭冒險把這些信悄悄藏了起來，他們很可能因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幸免的宋詒瑞多年後編了一本紀念沈元的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一個北大高才生之死》。
遠在“鳴放”之前，沈元的黨員同學就指責他“不靠攏黨組織”。他的一舉一動早就被悄悄地盯著，當然每個人都被盯著。這就可以理解郭羅基想保他過關時，上級認定 “他早就是右派”，不僅指出他的“《准風月談》就是向黨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地向黨進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那些私下的議論。原來指控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年代”的伏筆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沈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O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一九五七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沈元以 “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轟動，範文瀾說他文章比自己寫得好。研究機關和大學都在談論這位“右派明星”。歷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發“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澤東那裡，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但接著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之後的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說，有史學才華的沈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了，這片土地幾無才華橫溢的沈元容身之處。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達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這是郭羅基的說法，與《文革受難者》所說他進入馬裡駐華使館不同。）
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傷害
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正是這些傷害與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將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場。或許有人會說，那些打小報告，舉報他的，在大難臨頭時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華而告發到中宣部乃至毛澤東那裡的人，都是那年代的產物，是那個鼓勵告密、鼓勵躲在陰暗角落窺視的時代造成的。這樣說誠然沒有錯，問題在於，許多時候，舉報、告密不是來自上級命令和職務行為，完全是自動的、自發的個人行為。即使為了自保，在運動到來時迫於壓力的劃清界限，也並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這當中仍有可憑良心選擇的餘地。
毫無疑問，來自原本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學尤其是親密關係的同學的揭發，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所以，當他得知中學同學交出他們的通信時，他脫口而出：“她怎麼能這樣幹？”郭羅基勸他說：“你不要怪她，這種時候誰都會這樣幹。”這也確是實話，那個時代這樣幹恰恰是正常的，不這樣幹卻是不正常的。（不過宋詒瑞回憶，交出這些信還有一個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證明沈元不過是個普通純真的學生，這應該也是可信的。）這是一個年代對人性的異化，不僅將恐懼內化到一個人的骨髓中，更嚴重的是往往還不認為這是因為自己膽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認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與這個年代、時代保持一致乃至參與作惡不是一種羞恥，反而是一種光榮。
沈元最終想逃離這樣變態的時代，並因此而喪命。可以說，是這個密不透風的極權年代殺害了他，更是他身邊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與他有關聯的人合謀殺害了他。如果不能從人性深處得到反省，僅僅在年代上尋找沈元之死的根源，還是不夠的。在他被虐殺四十年後，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喚醒良心、人性，從道德根基上重建社會，與改變年代的責任一樣緊迫，甚至更為艱難。記住沈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不只是要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更是為了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免於恐懼、免於被異化、免於被虐殺的安全正常的生活。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凶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殺十一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作者系文史學者
鏈接：
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
作者：郭羅基
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又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裡的子彈，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裡了。 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這個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曾轟動一時。受刑而死時才三十二歲。
那時，我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裡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我們雖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屬於北京市的單位。之前不久，農場裡討論過一份北京市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國投敵”，判決是死刑。據這個材料說，他化裝成黑人，夾帶機密文件；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企圖請求政治避難。門口的警衛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發現是個假黑人，於是當場逮捕。事實無從核對。討論中，誰都沒有發表意見。農場是軍事編制，我們哲學系和歷史系混編合成第八連。歷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們竊竊私議。聽說，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鬥，一定是處境惡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險。在那個年代，即使私下議論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發。我們之間，眼神多於言語，嘆息淹沒論說。有人講：“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講：“可惜呀，可惜！”
“文化大革命”中讓人討論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本來就不是要大家發表意見，正是為了嚇得大家不敢發表意見，起震懾作用。如果有人發表意見，那一定是說對某人判得太輕，決不會說判得太重。對於判了死刑的，就不能再說判得太輕，因而沒有什麼可說了。我和歷史系的一些與沈元有關係的人，尤其不能發表童見.弄不好會被指責為“與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限”。有話想說而又不能說是很痛苦的。一個星期之中，我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幹活沒有勁，腦子裡常常蹦出沈元的鮮活形象：一個瘦高挑，戴著眼鏡，舉止斯文，用他那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對我說……。一想到子彈將在他的身上穿孔，一個富有知識、勤幹思考的大腦就此毀滅，心頭陣陣絞痛。
聽到沈元臨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顆懸著的心落了下來。人們贊嘆他的不凡的表現，作為他的老同學似乎稍覺寬慰。
不久，我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歷次運動，不管是什麼主題，凡批鬥對象，總要從頭到腳、從古到今徹底交待，全面揭發。歷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對我說：“沈元的問題，你不要提，我們也不提。”因為一九五七年我在歷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學系的人不知道。歷史系的朋友好意關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麼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決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連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勛都成了“反革命”。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之後，取得了政權還要“繼續革命”。一場極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現了貪污腐敗的共產黨、鎮壓人民的解放軍，這就是極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結出的苦果。
（一）
沈元告訴過我，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禮炮聲中參加了少年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的前身）。那時他剛進初中，是班上的第一個。進入高中，又是最早參加青年團。一九五五年，年方十七，以優異成績考上北大歷史系。他意氣風發，志趣高遠，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他對同學們說：“我們就是未來的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贊。”這是當時史學界的三大權威人物。但那是提倡做“螺絲釘”的時代，一切雄心壯志都被說成“狂妄自大”、 “野心勃勃”，誰出頭就會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論、出色學業自然招來異樣的目光。那時我是歷史系55級黨支部書記。全年級分三個斑，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一）班的黨員就常常向我匯報沈元的“問題”。二年級的時候，（三）班成為考古班，學考古的調進，不學考古的調出。我被調到（一）班。經就近觀察，我發覺，沈元之所以成為“問題人物”，就在於他才華出眾，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黨員的妒忌。本來，沈元被指責為“不靠攏黨組織”。他對我卻很“靠攏”，還說：“我們斑上只有郭羅基是有人性的共產黨員”。他沒有想到，這句話後來大大地害了我。
五十年代，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是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中國的封建社會從什麼時候開始 主要的意見是三種：西周封建論（以範文瀾為代表），戰國封建論（以郭沫若為代表），秦漢封建論（以翦伯贊為代表）。另外還有一派魏晉封建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i。他把三種主要意見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論，故此論以乎頗為時髦。我們是翦門弟子，受他的影響，認為西周封建論最沒有道理，戰國封建論道理也不充分。按歷史分期的主流意見，中國的封建社會都在兩千年以上。因而又提出：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那麼長？以為這是史學之謎。其實，這個問題的提法就不科學。何以不問：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為什麼那麼短？可見，認為歐洲的封建社會是標準模式，才會以短論長。但一時之間，這個自尋煩惱的難題激勵了研究，開了不少討論會，發了不少論文。沈元也有志於探索史學之謎。他說，他從初中開始就思考這個問題。他對秦漢史興味甚濃。二年級的時候，寫學年論文，沈元的選題是《論漢武帝》。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報告，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後，出現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四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五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題，在懷仁堂向各界知識分子作報告。這樣，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當時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很吃香。擠公共汽車，見了戴眼鏡的知識分子模樣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覺地讓他先上。北大辦公樓或大飯廳放電影，中間最好的位子總是留給老教授。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本來，作為黨支部書記，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開會，星期日是星期七。“向科學進軍”以後，政治活動少了，我也可以像別人一樣，晚飯後背著書包到圖書館占個座位，然後在未名湖散步一圈，再回到圖書館靜心看書。那時，學習空氣濃厚，科學研究盛行。北大各系都在制定規劃、舉辦討論。學生們也熱情高漲，全校自發成立了一百多個學生科學研究小組。沈元組織了中國古代史科學研究小組，自任組長。
沈元學習勤奮。我記得他有一個生動的說法：“一進圖書館，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
但也並非埋首故紙堆，他十分關心現實問題。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召集代表連夜開會，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錯誤。國際上對斯大林問題議論紛紛，引起強烈反響。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少共產黨員信仰破產，紛紛退黨。東歐的蘇聯衛星國蠢蠢欲動，反抗控制。中國的老百姓卻被蒙在鼓裡。沈元在閱覽室裡從英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上看到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為吃驚。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無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讀英語報紙。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借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蘇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被殺了半數以上，軍隊中，五個元帥被殺了三個，十五個兵種元帥被殺了十三個，軍長、師長也被殺了半數以上。連開國元勛伏羅希洛夫都擔心：早上出門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
斯大林是可詛咒的。我又想到另一面，要是生在那個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為屈死的 冤魂？雖然一時沒有想出成套的應對方案，僅此一念，使我在爾後中國的恐怖年代常懷警惕之心。
有一個時期.宿舍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看法，現在我只記得兩點。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我們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歷史，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而且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我們將來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強烈的拷問長久地在心中振蕩。
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這也是國際上對斯大林問題的普遍看法。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就這樣講：這裡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四月五日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另廣篇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文章認為，斯大林問題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不能正確地運用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錯誤，“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
蘇共二十大之後，特別是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後，衝決了教條主義的堤壩，知識分子思想活躍，在另一些人看來卻是“思想混亂”。一九五七年學期開學之初，北大決定停課三天，學習上述兩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無錫老家過寒假，被提前召回，準備組織學習。二月十一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到北大作學習動員報告，然後一連討論了三天。當時我還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總是站在黨的立場去說服群眾。我暗自忖度，斯大林問題是一種歷史現象，把它歸結為“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不是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嗎？還沒有說服自己，怎能說服別人？學習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
一九五七，是在幾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數字。這一年，中國歷史的湍流中出現一個巨大的旋渦，多少人被捲入其中，遭滅頂之災。
沈元的人生轉折正是發生在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 而且是“極由”發配到北京沈元的人生轉折正是發生在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極右”，發配到北京郊區齋堂勞動教養。我作為黨支部書記，因不同意劃沈元為右派，被指責為右傾。這一年，我的人生也發生了轉折，從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漸漸變為黨內的異議分子，進而成為黨內的反對派，最後成了黨外的反對派。
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迎來一九五七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波起伏之際，中國共產黨尚能穩坐釣魚船。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天，終於“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接連不斷。報刊上和各種會議上大談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關子整風運動的指示》，五月一日公開發表，決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時稱“三害”）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借以緩解社會矛盾。
此次整風，與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整風不同，那一次是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這一次是解決共產黨與外部的矛盾。故強調“開門整風”，號召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幫助共產黨整風。從五月八日開始，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連日舉行座談會，從五月十五日開始，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邀請工商界人士連日舉行座談會。各級地方黨委也紛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到會者向黨和政府提出了許多批評建議，有些是十分尖銳的。報紙上大量報道幫助黨整風的言論。人們興高采烈，把這種暢所欲言的舉動叫做“大鳴大放”。五月十七、十八日以後，報紙上的報道越來越激烈，帶有明顯的煽動性。後來才知道，這是毛澤東在“引蛇出洞”。
北京大學歷來開風氣之先。學生們沒有受到邀請也起來“大鳴大放”了，各系學生要求黨組織召開座談會，幫助黨整風。我們黨支部習慣於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沒有讓“大鳴大放”，我們不敢輕舉妄動。但學生們在大氣候的熱身中自發地行動起來了。我們宿舍的走廊裡出現了一條大標語：“春風不度三十齋”。這是套用王之渙《涼州詞》中的“春風不度玉門關”。三十齋是歷史系的學生宿舍。用意很明顯，像盼望春風那樣呼喚共產黨的整風。
接著又出現一份墻報，名曰《准風月談》，這是借用魯迅的語言。墻報的內容根本不是談“風月”，完全是談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評“三害”之外，主要是針對黨支部和黨員，特別是批評作為支部書記的我“壓制鳴放”。其實，我並沒有壓制，只是不主動而已，而且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不能自行其是。但同學們迫不及待地要求“鳴放”，在他們看來，不主動組織“鳴放”就是壓制。這些大標語和墻報，都是我們歷史系二年級（一）班沈元領頭的423號房間的同學們搞出來的。沈元的毛病就出在政治熱情太高了。
“大鳴大放”事過境遷之後，我曾把（准風月談》墻報整個兒揭下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都有保存材料的習慣。保存了幾十年，不料在我出國後，南京的家人把它當作一卷爛紙扔掉了。我在電話中大聲責備：“你們毀了珍貴的歷史文物！”
五月十六日，北大黨委下達一個整風計劃。說是分三批進行：第一批是校一級機構的黨組織；暑假中才開始第二批，系一級的黨組織；作為第三批學生黨員的整風，還沒有確定時間。這個慢騰騰的計劃完全脫離了形勢。大學生的行動一下子打亂了黨委的計劃。經上級同意，我們班立即開始“大鳴大放”，也是連日召開座談會。座談會上的發言甚為尖銳，批評有些黨員的操行“簡直不像話”，特別是針對宗派主義，認為黨員具有特殊的優越感，高人一等。當時流行這樣的說法，黨員和群眾之間有墻、有溝，甚至是高墻、深溝，群眾普遍希望“拆墻填溝”。這些意見對我觸動很大。回想在地下鬥爭年代入黨時，黨員和群眾之間是沒有墻、沒有溝的；如果有墻、有溝，我們就不能生存。料想在解放區和解放軍中也不會有墻、有溝；如果有墻、有溝，我們就不能勝利。為什麼黨掌權沒多久一切都變了？這是我後來幾十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在“大鳴大放”中，有些黨支部的幹部轉過身來，與群眾一起去向黨提意見。我不贊成。我認為，作為黨員對黨的錯誤和缺點也是有責任的，作為黨支部書記更有責任代表黨來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不是站在黨之外去向黨提章見。也有一些黨支部的幹部對群眾的童見進行反擊。我更不贊成。
前一類人，往往被打成“右派”；後一類人，則是堅定的“左派”。像我一樣，既沒有向黨提意見，也不作反擊，而是認真聽取群眾批評的，後來卻被指責為“右傾”。
五月份，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正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我是新青團的老團幹，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黨就派我做團的工作，擔任過團支部書記、團委委員、團委書記等職務。我從前工作過的地方——無錫市來參加團代大會的，有的是我的老同事，有的還是我的老部下，其中有一位是我初戀的女友。他們邀請我於五月十九日（星期日）到北海公園聚會。這一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為我慶生。我渴望相見，卻去不能，寫了一封信回絕，說：“我正陷入‘人民內部’矛盾之中，不得脫身。”這一天的上午，我們班還在繼續開整風座談會。下午，北京大學大飯廳東墻北側，出現了一張寫在綠色油光紙上的大字報。
五十年代的大字報運動起源於北大。開始是“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的工具，後來又成為反擊右派、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武器。但第一張大字報兩者都不是，題目是《質問北大團委》，內容很簡單：“誰是參加團代大會的北大團員代表？團員代表是怎樣產生的？我們廣大團員怎麼不知道？”署名：“歷史系55級（二）班部分團員和群眾”。這張大字報起了點火的作用，雖然它本身毫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氣味，後來發起人張學仁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年級下學期，55級黨支部一分為二，我們（一）班的黨員人數多，單獨成立一個支部，（二）（三）班合成一個支部。 （二）班究竟以什麼理由把張學仁打成右派分子，我一無所知。
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建議把大飯廳東墻定名為“民主墻”，幫助黨整風。二十年後的“西單民主墻”，就是從北大移植過去的。
(三）
五月十九日晚上，大飯廳周圍貼出不少大字報， “大鳴大放”上了墻。學生們從教室、圖書館、閱覽室跑出來，打著電筒、拿著蠟燭，昂首看大字報，人頭鑽動，情緒亢奮。有的地方，圍著一群人，一個人在前面大聲朗讀，其他人側耳細聽。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飯廳東墻南側寫在紅色油光紙上的長詩，題為《是時候了！》，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沈澤宜、張元勛。長詩共兩首，第一首為沈澤宜所寫。第二首為張元勛所寫。
第一首的開頭是這樣的：
是時候了，
青年人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其中，被人們傳誦的警句是：“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
第二首的開頭是這樣的：
是時候了，
向著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張元勛後來成了大右派。張元勛的同年級女同學林昭，為他辯護而自己也成了右派。沈澤宜作了《我向人民請罪》的發言。作為檢討標兵，一度得到團委的表揚。最終仍未獲寬恕，還是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從此以後，北大大飯廳東墻成了大字報的前哨陣地。連續幾十年，凡是有影響的大字報——全校影響、全市影響以至全國影響的大字報，都在這裡面世。九年以後，也是不安分的五月，這裡冒出了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當時有一句套話： “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在熊熊烈火中貼了一張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也是在這個地方。（我離開北大二十多年了，據說大飯廳已經被拆除，歷史的遺跡難尋了。）
五月十九日晚上，黨委緊急召開全校團員大會，黨委副書記崔雄昆講話，回答第一張大字報提出的團員代表選舉問題。有人遞條子，問：“黨委對民主墻是什麼態度？”崔雄昆代表黨委歡迎同學們幫助黨整風，但勸說大家回到班級的整風座談會。至於大字報，他謹慎地：表態：“大字報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不提倡也不反對。”會場上出現一陣騷動，表示不滿。他講錯了一句話：“全校八千團員”應如何如何。當時全校學生總數才八千。第二天早上出現一幅漫畫，齜牙裂嘴的崔雄昆閉著眼睛做“八”的手勢，題目是“團員八千！”一向受人恭維的黨委負責人成了諷刺的對象，氣候變了。大字報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從大飯廳附近擴大開來。《文匯報》的報道《北京大學的民主墻》中引了兩句唐詩來形容：“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大字報用的紙五顔六色，作品的形式有政論、雜文、詩歌、寓言、標語、漫畫等等不一而足。
又有一份大字報圍觀者眾，道路為之堵塞。它貼在大飯廳東墻馬路對面的灰墻上，題為《一株毒草》，署名“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夥子’譚天榮”，他是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大字報有一個別致的開頭：
你凝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緊鎖雙眉，
你咬牙切齒，
你點一點頭。
這是一幅譚天榮自畫象，好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的筆法，不過比高行健早了二三十年。
大字報中說：“1895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與此相適應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六十二年的絕對統治。而（再論）把它都歸結為‘人們的思想狀況’，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又是什麼？”批評《再論》的“赤裸裸的唯心主義”就是批評黨中央。譚天榮的大字報比《是時候了！》具有更多的理性的思考。
在另一篇大字報中，他說：“我曾經痛苦地思考過，看過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經典著作，現在到底整理出一個眉目來了。”什麼“眉目”？那就是：區 分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和中國的教條主義，來一次否定的否定，用馬克思主義否定教條主義。
譚天榮的大字報最後高呼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社會主義民主萬歲！馬克思主義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當時向黨提意見的人，都是自以為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的。最後一個“萬歲”，看來是譚天榮發自內心的。將自由、民主通向人權，表明譚天榮的思想的深刻性。在譚天榮之前三十多年的一九一九年， “五四”時代，將民主作為救國、愛國的手段，只是熱衷於民主的工具性，不理解民主的終極價值是追求人權，因而他們把自己的事業叫做“愛國民主運動”。在譚天榮之後三十多年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爭民主的人們，依然停留在“愛國民主運動，而沒有通向人權。將民主屈從於愛國，這是中國人在觀念上的誤導，也是民主不得實現的思想根源。譚天榮以及其他呼喚人權、民主的“右派分子”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孤獨者，不為時所容也，不足為奇。
北大的“大鳴大放”與民主黨派的座談會不同，沒有利益的糾纏，沒有權位的紛爭，議論富有思想性、理論性。談得最多的是自由、民主、人權、法制。有一份也是貼在大飯廳東墻大字報，題為《我看民主》，主要內容是：
民主是先進的社會理想
幾百年來，“民主”一直是先進的社會理想。資產階級喚醒了民主精神，無產階級又宣布自己是新的民主旗手。但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裡，卻顯得很保守。
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
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權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質基礎。人們第一次有可能獲得發展個性、自由競賽的平等地位。但是這種巨大的潛能，迄今遠沒有充分展現。
民主化問題上的保守傾向
社會主義國家多數存在這種偏向（目前已著手糾正），表現在人民群眾不能確有把握地監督國家工作，法制不夠健全，言論、出版、集會、結杜等自由權利沒有徹底實行等方面。這種情況大大束縛了人民的積極性，影響了社會主義的國際威望。
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法制不健全、不嚴格，公民的民主權利沒有可靠的保障，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溫床。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其本性，要求它的上層建築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們現有的政治理論、國家制度、領導方法尚未能體現這種要求。這種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而日益顯露，並表現為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
為了消除“三害”，發揮全民的積極性，單有黨的整風是不夠的，必須在這基礎上大刀闊斧地進行上層建築的改革和建設。
大字報的作者是哲學系一年級學生葉於泩，後來他被打成“極右派”。他主張擴大民主、健全法制，在今天看來，不失為提倡改革的先鋒。
提倡改革的先鋒，決不止葉於泩一人。中文系三年級的王國鄉，也在大字報中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革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 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ii
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了一年多，有人就看出毛病來了。在北大的大字報運動中，發出改革呼籲的，不是一兩個人。毛澤東把一九五七年的形勢說成“黑雲壓城城欲摧”。這是將改革的“朝霞”錯當壓城的“黑雲”。主張改革的人們，被打成“右派”，而反對改革的人們卻是“左派”。一九五七年以後，“左”和“右”在中國完全搞顛倒了。本來，主張變革現狀，態度進取的，是“左派”；主張維護現狀，態度保守的，是“右派”。從此開始，維護現存制度的叫“左派”，推動變革現狀的叫“右派”，一直顛倒到如今。思想僵化，反對改革的如鄧力群之流，叫做“老左”；思想自由化，力圖革新的人們卻被稱之為“老右”。
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年代，不得不重提改革，已經喪失了二十多年的寶貴時光。
倡導改革的“總設計師”，竟是當年反右派運動的前線總指揮、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鎮壓右派的人，又繼承了右派的遺志。歷史強迫他做本來不情願做的事情，當然，做起來一定很別扭。iii
五十年代的大字報是新鮮事。北京人都跑到北大來看大字報，校園裡非常熱鬧，有人說： “北大簡直像東安市場！”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七六年的揭批“四人幫”。“到北大看大字報”成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節目，各種車輛從北大南校門一直排到白石橋，綿延幾公里，每天多達幾萬人。
來北大看大字報的，有我的朋友。他們總要問：“北大黨委對形勢怎麼看？”我說： “黨委沒有反對，那就是默認。”我在無錫工作的同事虞耀麟，當時在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他聽我這麼一說，回到人民大學新聞系所在地的海運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結果被打成右派。毛澤東曾讚揚大字報是“群眾創造”的“一種革命形式”。但各單位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人都成了“右派”。
大字報鋪天蓋地，多得來不及看，有的貼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大字報蓋上了。為了便於保存，張元勛等人發起創辦一個刊物，名《廣場》（實際上是大字報選），只出了一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們，大多聚集在《廣場》周圍，叫做“廣場派”。“廣場派”的活躍分子又成立了一個“百花學社”，“百花學社”的組織原則是“既無領導又無被領導”。 “廣場派”將五月十九日開始的大字報運動稱作“五一九運動”，自稱“五一九戰士”，認為“五一九運動”的性質是“新時代的民主運動”。哲學系龍英華的大字報中說：“五一九運動是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五四啟蒙運動是解決階級鬥爭的任務，五一九啟蒙運動是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之後的新型思想運動。”“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的提法。龍英華是共產黨員，故得知黨內精神。
大字報運動一開始就出現不同觀點的對立。圍繞《是時候了！》，有人讚揚，有人指責： “是什麼時候了？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了嗎？”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青年團代表大會上講了幾句話，最後一句是：“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立即有人用大字高高地寫在面對廣場的十六齋北墻上。那就是把它當作張天師的符咒，用來鎮住北大的妖魔。“廣場派”把批評他們的人稱作“教條主義者”、“衛道者”。而反對“廣場派”的人們幹脆成立了一個“衛道者聯絡處”。大字報、大標語常常針鋒相對。二十八齋北門的門楣上出現了一條大標語：“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不一回兒，後面長出一條尾巴：“有！”。有人在“有”字前面加一個字，變成“沒有！”。第三個人又在“沒有”後面加個字，把驚嘆號弄彎，成了反問：“沒有嗎？”倏忽之間，這裡的標語翻來複去變換了幾次：
“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
“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有！”
“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沒有！”
“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沒有嗎？”
大字報也有走題的。理髮室的墻上貼了一幅漫畫，理過發的頭上黑一塊白一塊，題目是 “狗啃式”，重在諷刺理髮粗糙。不料引起理髮室的師傅罷工。他們認為，把理髮比作“狗啃”，是侮辱人格。北大學生會代表同學們向他們道歉，才告平息。
(四）
全校都在用大字報、大標語“大鳴大放”，班上的“鳴放”座談會就不用開了，即使開也不會有人來參加，都忙於看大字報、抄大字報、寫大字報去了。一天下午，我們班上的黨員正在開會，研究整風怎麼繼續進行。沈元衝進來說：“你們還在開會？全校都亂起來了！ 譚天榮在發表演說，快去聽。”我們跟著他走到大飯廳和小飯廳之間的廣場，果然看到靠近十六齋的地方譚天榮站在凳子上發表演說，梁從誡（我們歷史系的研究生）仰著頭在同他辯論。圍著一大群人，有的為譚天榮叫好，有的附和梁從誡的詰難。我們剛到時，只聽得譚天榮說：“不要扣帽子嘛！”不知別人對他扣了什麼帽子。梁從誡說：“帽子人人都有，只是牌號、尺寸不同。”
譚天榮頗有儒雅風度，總是對人微笑，用他那略帶湖南鄉音的普通話娓娓道來，不論別人如何咆哮，他始終不失斯文。“五一九”後，他一連貼出許多大字報，居然要求黨委給他一間屋子，展覽他的作品。其中四份大字報，自稱為“四株毒草”。他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喜愛辯證法；有時玩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詭辯論。他很欣賞黑格爾、恩格斯的著作，把《自然辯證法》讀得爛熟，發起成立“黑格爾——恩格斯學會”。他揚言：楊振寧、李政道（不久前得諾貝爾物理獎）算什麼！我的物理學理論被采納的話，製造原子彈、氫彈就像做玩具一樣。他的狂妄，往往引起人們的反感。後來，譚天榮被打成“極右派”，而且是北大天字第一號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關在南閣“隔離審查”。南閣曾是物理系的辦公室。我在一堆垃圾中發現一份譚天榮的手跡（從大字報上識得他的“譚體”），一看，那是他二年級時給系主任的報告：要求不上課，只參加考試，而且把物理系的課程如何乏味奚落了一番。我暗自慨嘆，譚天榮是個天才學生，說不定真是得諾貝爾獎的材料。我在心中呼喊； “譚天榮，你在哪裡？”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不知磨滅了多少書生意氣。
譚天榮的演講又創造了除座談會、大字報之外的另一種“鳴放”形式——大辯論。後來，有人把飯廳的桌子搬出來，兩個人站在桌子上辯論。廣場上圍成了一個一個圓圈。為了讓大辯論的人們施展身手，校方在小飯廳前面搭了一個台。這就成了擂台，不同觀點的人們都在這裡跳上跳下。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程海果（她仰慕當時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大出風頭的兩位年輕人李希凡、蘭翎，改名林希翎）。看來是有內線把她引來的，那個擂台上事先準備了擴音器。擴音器一響，人們從四面八方走來，廣場上、馬路上都站滿了人，黑壓壓的一大片，足有好幾千。林希翎的開場白是：我今天很激動，到北大吸到了新鮮空氣，而人大是教條主義的老窩，官僚氣太重。還是北大有民主傳統，繼承了“五四”的傳統。
她首先為胡風辯護，認為他不是反革命。胡風問題是當時極為敏感的話題，她的演講一開始就很有挑戰性。
她又談論斯大林問題，批評赫魯曉夫很蠢，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
她從蘇聯談到中國，批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認為整風只是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她的基本論點是：“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iv她還認為，蘇聯和中國有共同之處，都是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她的講話富有煽動性。
林希翎講話時，大家專心聆聽，寂靜一片。當她的講話告一段落，台下就起哄，有人衝著她大喊大叫，有人跳上台去搶話筒。人群中贊成的和反對的在台下當場展開辯論，鬧得不可開交，誰也聽不清誰說了什麼。看那架勢，還是反對的人占多數。當她重新開講，才恢復平靜。講了一段，又像開了鍋。如此反覆數次。
有人在人群中發現了江隆基。江隆基是北大黨委書記、副校長。校長是無黨派民主人士馬寅初，他不大管事，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是江隆基。“大鳴大放”時，有人提出“取消黨委制”。馬寅初反對，他說：“黨委制不能取消。什麼事情都來找校長，我爬山、鍛煉身體的時間也沒有了。”後來批判馬寅初，故念他反對“取消黨委制”有功，只是當了“內定右派”，沒有正式戴上“帽子”。其實，他反對“取消黨委制”的出發點不是“加強黨的領導”，而是為了“爬山、鍛煉身體”。那天晚上，贊成林希翎的和反對林希翎的，頓時分成了兩派，兩派的人表情都很激動，都希望江隆基表態，說：“江校長，您上去講一講！”江隆基比誰都平靜，說：“今天晚上我是來聽你們大家講的，我就不講了。”後來江隆基被彭真指責為“右傾”批了一通，調離北大，“文革”中在蘭州大學離奇死亡。老北大人很懷念他，像這樣在“鬧事”的時刻不帶秘書、沒有警衛，只身來到群眾中間聽取意見，不是一般的領導人所能做到的。“文革”中的當權派，千呼萬喚就是不出來。
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林希翎又來。反對林希翎的人已準備好論點，占據了大部分時間，林希翎講得不多。
散場後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問他有什麼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對譚天榮、林希翎的，但沒有詳細談過。我有點疑惑，譚天榮、林希翎的許多觀點同他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發表的看法差不多，為什麼反對？他說，上次聽了林希翎的演講，當時也很氣憤。仔細一想，好像又沒有什麼大錯。她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錯了嗎？沒錯；她要民主，錯了嗎？也沒錯。譚天榮要用馬克思主義來否定教條主義，更是沒錯。但聽他們的講話總是不舒服，使人難以接受。譚天榮、林希翎他們是錯在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戰士”的“大鳴大放”所遭到的反對有兩種：一種，反對他們的觀點，這就是所謂的“衛道者”；另一種，反對他們的做法，認為不應當大轟大嗡，作情緒化的暄洩。我們班本來矛盾很尖銳，全校“大鳴大放”後，反而團結一致了。423號房間的人們受沈元的影響，都站在反對譚天榮、林希翎的一邊。大家認為，這樣搞法，書都念不成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念完？希望趕快收場，恢復平靜。
一九五七年的時候，我的思想是比較僵化的。“大鳴大放”中提出的問題，大部分我都沒有想過，既然別人提出來了，我就認真去想，我不是“衛道者”。因為我對共產黨從奪權到掌權的轉變和黨內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學生知道得多。進北大前，我是無錫市人民政府交際處（後來叫做“外辦”）的黨組織負責人，官拜局長級。我的工資是每月八十九元五角，上了大學雖然我能享受比別人較高的調幹助學金，也只有二十九元（一般的調幹助學金是二十五元，大學生的全額助學金是十五元）。許多同事、朋友都說我傻，他們不能理解我的舉動。我是為了保持自由的心靈，不受壓制，免遭污染。在官場只論權力大小，不問真理多少，我越來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一九五五年終於脫離官場，轉到學府。但我的頭上有一道緊箍咒，歷來被人稱作“好黨員、好幹部”，思想上、行動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衝開物質的枷鎖，不為五鬥米而折腰，雖然不容易，我還是做到了。衝開精神的枷鎖，拋卻已有的好名聲，就很難做到了。“大鳴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別人已經前進得很遠了。
一九五七年是我的啟蒙年。從此走向自由化，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共產黨領導人敕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樣，不喜歡“大民主”，所以一九五七年我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既沒有寫 “大鳴大放”的大字報，也沒有寫“反擊右派”的大字報。到了美國，我的認識又進了一步。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在一系列問題上觀點不同以至根本對立，但他們能夠和諧相處，通過討論和辯論來解決分歧、調和矛盾。這是實行民主的重要條件。在中國就不是這樣。觀點不同往往導致嚴重衝突。鄧小平說“右派分子殺氣騰騰”，那是言過其實。但“大鳴大放”中的對抗性和緊張氣氛確實存在。北大有一張大字報，作者嚴仲強寫道： “現在人們憤怒的火炬已從每個裂縫中進發出來，‘五四’的火已將重新燃燒起來。老爺們、公子們，儘管你們道貌岸然，一本鎮靜（正經），但是掩飾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讓你們發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現在該是人民向你們清算的時候了！”v還有人說：“要像狼一樣吃掉衛道者”。你要我發抖，我就要你發抖：你要吃掉我，我就要吃掉你。已經搞得誓不兩立，所以一聲反擊，才會到處抓“右派”。“文革”中更為明顯，因觀點不同就揮舞拳頭，最後竟動刀動槍。一個不能用討論和妥協的辦法來消化政治異見以及調和利益衝突的社會是無法實行民主的。
五一九以後，開始還能勉強上課，雖然學生們心不在焉。林希翎演講後，禮崩樂壞，校方並沒有宣布停課，但大家都不去上課了。這個學期末，考試也無法進行了。
自五月十九日晚上崔雄昆講話後，黨委一直沉默。人們習慣性的思維總是要黨委表態，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跑到黨委辦公室，問黨委是什麼態度？黨委就是不表態。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邊的員工食堂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為支部書記以上的幹部。北大的食堂，開始時桌子、凳子是齊全的，到後來只有桌子沒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講話，大家都立在那裡聽，不准記筆記。他講的最要緊的幾句話，我一直牢牢地記在腦子裡： “根據上面的指示，黨委就是不表態，要看看共產黨的天下到底亂到什麼程度。共產黨員們，共青團員們，到大海裡去游泳，自己辨別方向。”這就是毛澤東部署下來的“陽謀”。後來從《毛澤東選集》上看到，他是這樣說的：“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麼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而且不通知團員，不通知黨員，也不通知支部書記，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vi江隆基雖說：“黨委就是不表態”，其實已經可以聽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了。
北大的“大鳴大放”與民主黨派不同，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思想性、理論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圖將“大鳴大放”擴展為一場民主運動。常常有人發出呼籲：走出校門，推向全國。北大人首先向近鄰清華推廣。不料在清華受到圍攻，被趕出校門。回來後有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虎口餘生記》。可見蔣南翔當校長的清華和北大的氣氛完全不同。北大也向人民大學推廣。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規定不得和外校聯繫。林希翎起來駁，說：我校同學們沒有得流感，為什麼要隔離？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間，北大大面積地漫延流感，以至不得不停課一周，封鎖校門，與外界隔離。故林希翎有此一說。譚天榮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廣。還有人將“民主接力棒”傳到了上海。
《人民日報》一直不報道北大的消息。“廣場派”興問罪之師，幾十個人跑到王府井，向《人民日報》質問：“你們為什麼不報道北大的民主運動？”共產黨是運動起家，掌權後又是運動治國，豈能讓別人來運動自己？北大“鬧事”的第二天，五月二十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就是這樣規定的；一方面極力慫恿，“繼續登載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還說“越反動越好”；另一方面嚴格限制，“不要登載工人、學生、農民鬧事的消息”。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墮入毛澤東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圈套而不自知，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葛佩琦等人的言論，都是五月十九日北大“鬧事”以後發表的。六月六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召集六教授開會。他們認為，學生上街，一觸即發；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要靠民主黨派來收拾殘局了。誰知六月八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升起了反擊“右派分子”的信號彈，風雲突變。
（五）
《這是為什麼？》以一封匿名恐嚇信破題，提問“為什麼？”題解：“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
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鬱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說他在座談會上為共產黨辯護的發言是“為虎作倀”， “無恥之尤”，警告他“及早回頭”，“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社論小題大做，斷言這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新強調“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把當前的形勢歸結為“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這篇社論是毛澤東授意起草的。毛澤東自五月中早就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裡，現在終於公開拋出來了。他的“陽謀”蓄謀已久，故意 “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六月六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預定反擊的時間是六月十五日左右。此刻抓住戰機，提前出擊。從六月八日起，整風轉為反右。當天，毛澤東又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當時有人對恐嚇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同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的譚惕吾認為是盧鬱文自己製造出來的。後來又有人“傾向幹這是一場類似國會縱火案式的小把戲。”vii確有其事，並非“小把戲”。一九五九年，寫信人被公安部查了出來，又是我們歷史系55級的學生，名楊秉功。他出身於貧下中農，不是“階級敵人”，但還是被判了七年徒刑。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翻雲覆雨，陰晴無常。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北大曾在黨內的支部書記以上的幹部中傳達這個講話。我記得很清楚，江隆基的傳達中說： “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新的任務、新的課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還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等說法，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的言談很風趣，會場上不斷發出笑聲。
江隆基交待大家：“你們沒有再傳達的任務，但可以作為個人意見宣傳毛主席的思想。”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動，難以成眠。我暗自贊嘆毛主席的偉大，認為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並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可以避免斯大林的錯誤。我們學歷史的人，都向往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盛況。那時我真以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的提出，中國將出現東方的“文藝復興”。我從《傅雷家書》中看到，傅雷聽了毛的講話的傳達後，寫信給傅聰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 了”。我當時沒有留下文字的記載，很可能也會寫出類似的溢美之詞。
“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我就作為個人意見經常宣傳。在“鳴放”初期的一次支部委員會議上分析形勢時，我作了一個系統的發言，認為對待班上的矛盾、解決沈元他們423的問題，不能再用階級鬥爭的老眼光看問題，必須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要求黨員在座談會上虛心聽取群眾意見，不要頂牛。
《這是為什麼？》發表後，我意識到，我的思想是否認階級鬥爭觀點的。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我看了大驚失色。關於“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加了許多限制詞：“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面又說：“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革命時期”結束了， “革命時期的……階級鬥爭”當然就結束了，還不是“基本結束”，而是完全結束。不但革命時期的階級鬥爭結束了，革命時期的一切都結束了。這是一句廢話。為了掩飾已經說過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加上許多限制詞之後，一反其意，變成這樣：過去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現在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而且“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我反對“用階級鬥爭的老眼光看問題”，本來是作為個人意見“宣傳毛主席的思想”；毛澤東的講話公開發表後，就變成違背毛主席的思想了。我很擔心，我在支委會上的系統發言被揭發出來，說不定會成為“右派”。“鳴放”會上不反擊，只能說明不作為，頂多是 “右傾”；如果追究反對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問題就嚴重了。支部委員是兩位女將，穆舜英和高英齡，她們始終沒有揭發，我逃過了一劫。周培源告訴我一件事，可作類比。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的前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座談。他談到：“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大學可以教授治校。”四川大學校長彭迪先回去以後傳達了。反右鬥爭中，“取消黨委制”、 “教授治校”被認定是反對黨的領導的“右派言論”。彭迪先因此而成了“右派分子”。人們認為，毛主席是沒有錯的，只能是彭迪先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周培源在九三學社中機關傳達了“教授治校”，在北京大學沒有傳達。九三學社中央機關聽到傳達的人沒有起來揭發，他幸免幹難。
一九五七年的時候，我對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多少研究。聽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正中下懷，心想可以不再整人了。一九五七年以前，我沒有挨過整，相反，在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我都是奉命整人的。作為整人者，我覺悟到不能再整人，因為整人只能製造矛盾、敗壞黨風。當我覺悟到不能整人以後，自己就挨整了。一九五七年是我的人生分水嶺，從此，不斷地挨整。
其實，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斷言“階級鬥爭基本結束”，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的存在是與人類社會生產水平的一定階段相聯繫的，在生產有所發展、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歷史階段上，階級的存在，一部分人占有別人的勞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生產的高度發展，才能為階級的消滅創造條件。一九五六年，中國宣布階級消滅了，而當時還是一個前工業化社會。在生產水平低下的條件下，消滅階級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人為地消滅了，按照歷史的必然性還會重新產生。誰能否認當今中國社會階級剝削的嚴重和階級壓迫的殘酷？
所謂消滅階級，也是一筆糊塗賬。公私合營企業是國家資本主義，全行業公私合營不過是全行業國家資本主義。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二十萬人的慶祝大會（我親歷其境），北京市市長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講話。他說：北京市在全國第一個完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宣布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 到了中國，又發展成為一市首先進入社會主義。一月底，全國的大城市和五十多個中等城市完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於是全中國敲鑼打鼓地進入了社會主義。全行業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消滅階級，這些都是不等式。起初，還有這樣的說法，雖然階級消滅了，“人還在，心不死”，所以階級鬥爭還存在。人們把這種自相矛盾的理論比喻為“有墻無磚”論，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就像沒有磚的墻。一九五七年初，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這才消除了自相矛盾。但這是在提法上消除了矛盾而加重了提法與事實的矛盾。因為當時中國的事實沒有提供消滅階級、結束階級鬥爭的可能。毛澤東的理論，先是人為地消滅階級、結束階級鬥爭，後來又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反右派”就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到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階級鬥爭都是“抓”出來的，不是客觀存在的。“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個沒完，階級又成為消滅不了的東西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浩劫。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中說，他年輕的時候讀了《共產黨宣言》，只取四個宇：階級鬥爭”。 viii《共產黨宣言》中講的階級鬥爭有兩種：一種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另一種是“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ix毛澤東所取的階級鬥爭是哪一種？不停頓地鬥，無邊際地鬥，雖然打擊了“階級敵人”，同時也毀壞了共產黨自身的統治基礎。這就是一種破壞性的階級鬥爭。
（六）
六月八日，“反右派”戰鬥打響了。
在北京市，吳晗第一個站出來點名，說：“我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意見，完全不同意。因為他們的意見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的。我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於不正確的意見，應該展開批評。”當時作為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民盟的左派，實際上他早已參加共產黨。八年以後又輪到姚文元點他的名了。正像姚文元點他的名是有來頭的，想來他點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名大概也不會只是個人的意見。
在北大，翦伯贊第一個站出來，在大飯廳發表演說，反擊右派分子。他一向以黨外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調子太高了，也不行。後來學生給他貼大字報：你的立場如此堅定，為什麼不要求入黨？可見你的馬克思主義是假的。翦老甚難堪。經統戰部長李維漢同意，只得公開身份，原來他是一九三七年加入共產黨的老黨員。民主黨派北大的基層組織都爭先恐後地表態，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積極投入反右派鬥爭。
全校和各個系紛紛召開大會，批判右派分子。對譚天榮的批判，一連開了三次全校大會。北大團委當場宣布開除他的團籍。“五一九運動”的自由辯論就此結束。
其他右派分子本來都在系裡接受批判，批得不過癮，就上升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開全校批判大會。晚上回宿舍，路過一些教室，還能聽到聲討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號聲。
上級要求黨支部將群眾按左、中、右進行排隊。黨員則由上級排隊。我們班上的黨員，很有幾位激進的左派，有的還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辯論。群眾中左派較少，中派居多，中派還要分中左、中右。沈元和423房間的幾個同學是中右。右派只有一個，此人名黃友釗。他是因病休學一年之後插班進來的，平時沉默寡言，與班上同學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後，班上的活動他不參加，在全校到處演講，寫大字報夜以繼日。他的模樣，骨瘦如柴，蓬頭垢面，同學們都很憐憫他。但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沒有辦法，誰都幫不了他。可能他心靈受過傷害，但沒有人了解他。我自責平時沒有關心過他，此時已無從談起了。不需要揭發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開除學籍，遣送回鄉。八十年代，為右派分子改正的時候，到湖南去找他。鄉親們說，有一天，他出去放牛，連人帶牛沒有回來，不知去向，離奇地失蹤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聞名的人物。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上說：北京大學的右派“始終只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可惜這是 “始”，並非“終”，後來翻了好幾番，超過百分之十。
本來是要求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忽而殺出回馬槍，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毛澤東自己說這是“陽謀”。批評毛澤東的人說這是“陰謀”。其實， “陰謀”論和“陽謀”論同樣的膚淺，只是追究毛澤東的個人動機；而個人動機之所以能起作用，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問題的實質是制度。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向黨提意見是實行監督，共產黨是被監督者，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是監督者。這種監督制度的特征是：
第一，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不是決定於監督者，而是決定於被監督者。所謂整風，只有共產黨允許“鳴放”才能“鳴放”。這是一種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制度。毛澤東居然制定了六條政治標準，別人必須按照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監督共產黨。
第二，共產黨內又是一元化領導，沒有權力的分化。非但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不能制約共產黨，共產黨內的權力也不能相互制約。無論什麼決定、什麼承諾，說變就變。
第三，如果按照監督者的意志來實行監督，有話就說，這種監督是經常性的。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讓你說才能說，矛盾積累多了，不得不讓人說，就成了一場運動。運動一來，鬱結成怨，難免生偏，爭相出氣，互相激蕩，於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變而為“言者有罪，聞者反擊”。
所以，在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監督制度下，被監督者擁有絕對權力，以運動性的監督代替經常性的監督，無論是陽謀還是陰謀，或者，既無陽謀又無陰謀，總之從整風轉為反右是不可避免的。
（七）
因反右派而延長了學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才放暑假，九月初又開學了。
新學期雖然按時上課，中心任務是搞運動。領導上說，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現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
反右派的做法是：先由基層黨組織按左、中、右排隊，排出“右派”來，報上級批准；然後授意積極分子在會上公開點名，進入揭發批判階段；最後是戴帽處理。
我向上級匯報，我們班在全校“大鳴大放”後就團結一致了，現在挖不出右派來了。上級指出：“你們那裡的沈元不是嗎？《准風月談》就是向黨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向黨進攻。”
我說：“我們黨員確實有錯誤和缺點……”
“你當時不組織反擊，是思想右傾，現在認識又上不去，是雙料的右傾。”
我憐惜沈元的才，想保護他過關。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當了右派就會被開除團籍，影響前途等等，誰料得竟步入死亡穀。
我不敢硬頂，想出了一條理由。那時有一項政策，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前轉變立場的，可以不劃為右派。我說，沈元就是屬於六月八日以前有轉變的，他對譚天榮、林希翎的言論都是不贊成的。我強調六月八日這一條界限，上級卻把界限從“大鳴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說：沈元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就有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他早就是右派。共產黨常常違反自己的政策，無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確的，因為沒有權力制衡，沒有監督措施，是否執行，無從保證。
我又心生一計。我說，423號房間的同學們都是站在沈元一邊的，把他劃為右派牽連太廣了。我回去徵求一下積極分子的意見，再在黨內討論討論。這是緩兵之計，心想借口“討論討論”拖下去再說，說不定就避過風頭了。
在我看來，沈元的右派問題還沒有定案，忽然出現一張大字報《郭羅基思想右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黨員。接著，積極分子就在會上公開點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為我“右傾”，上級直接“授意”了。
且不說“右派分子”的性質如何，是不是“右派分子”由誰來判定？判定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審核的程序？沒有。本人是不是接受？有沒有申訴的程序？也沒有。共產黨的任何決策都是黑箱作業、幕後操縱，但又有“群眾路線”的外觀，說起來右派分子都是群眾點名的。這種決策程序，製造冤、假、錯案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冤、假、錯案又是難以糾正的，因為群眾都被裹脅進去了。只有等到矛盾重重，威脅到穩定，再由黨組織來一次運動，進行平反昭雪。而糾正冤、假、錯案又成了共產黨的功德，至於共產黨如何製造冤、假、錯案就不提了。這是比斯大林的肅反高明的地方。
點了沈元的名就進入揭發批判階段。每次開會都由我來主持，但每次會議都是違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動、思想上痛苦。這樣，促使我去思考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我們這個共產黨的支部，並沒有經過同學們的授權，為什麼能夠領導班級？我們這個共產黨的支部不是司法機關，為什麼能夠把公民判決為“敵人”？我的政治經驗告訴我，這種思考是很危險的，諸親好友誰都不能講。
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423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這是歷次運動的常規。具有親密關係的人起來劃清界限，使運動的打擊對象徹底孤立，心理防線完全瓦解，只能繳械投降。如果不劃清界口艮或劃不清界限，下一個打擊對象可能就輪到他（她）了。
有一天，東語系的一位女同學來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學同學。她說，她也要與沈元劃清界限，把過去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她遞給我一大包東西。我知道這一大包東西的分量。按當時流行的做法，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沒有公開發表的作品，如日記、信件、筆記、草稿等等，可以從中找出“黑話”來。我在走廊裡接過這一大包東西，並沒有回自己的房間，而是走向廁所。我在廁所裡脫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東西，回到房間就把它鎖在箱子裡。一個房間住六個人，眾目睽睽，假如我一打開，大家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從學生宿舍到教工集體宿舍，都是與人合住，那一大包東西一直壓在箱底。後來成了家才把它取出來。
但我又不願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觸電一樣，不敢碰它，從來沒有看過。至今猶保存在南京家中，但願有一天物歸原主。
我將這一大包東西打了埋伏。這是冒風險的事。我擔心沈元的交待會牽扯出那位女同學，班上的同學去找她了解情況，那就壞事了。我悄悄地對沈元說，×××把你們過去的通信交出來了。他很緊張；“她怎麼能那樣幹？”我說，你不要怪她，誰都會這樣做。他盯著我問： “會不會把我們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怎麼不會！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不就是私人通信嗎？當時《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都在爭相公布羅隆基和朋友們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我沒有直接回答沈元的問題，只是說，這些信件現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學的同學，考上清華，常有來往）等人。他是聰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數了。
最後，對揭發批判進行總結，給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總結發言又是落在我 支部書記頭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個發言稿，講一通套話，說是“沈元由於不注意世界觀的改造，以至墮落為右派分子”雲雲。上級在審查我的發言稿時說，不對！你認為他是從好變壞的嗎？他是從壞變得更壞。所以不能說他是逐漸墮落的過程，而是變本加厲的過程。當時我已是驚弓之鳥，就怕上級說我“右”，只好聽他分析。沈元的父親在抗日時期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那時才三十多歲，想來是個能幹人。修築滇緬公路時因公犧牲。我的領導說：“他出身在反動官僚家庭，本質上就不好。你們班上出身子貧下中農的同學，有他那樣的思想嗎？”
我還有點不服氣，我說：“沈元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
他說：“沈元是不是吃剝削飯長大的？”我無話可說。
他問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發言稿？不同意就換人講。”一搞運動，領導作風都變得 雷厲風行了。
那時我不像後來那樣膽大包天，連連點頭，表示同意。
我修改的發言稿，特別把“變本加厲”那四個字加了進去。開會發言時，我顯得沒精打采。同學們問我：你今天怎麼有氣無力？我說，身體不好！其實是心情不好。
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著就開除沈元的團籍。會上，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居然說，只有一個要求，希望和黨支部書記談一次話。他不知道，我也是自身難保。團支部委員詹婧韶轉告的時候，我說：“好吧，你和我一起同他談一次話。”我怕加重“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約詹婧韶參加為的是必要時可以讓她作證。我能談什麼？無非是“好好改造思想”之類的廢話。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我的臉色給他稍許安慰。
（八）
十月底，反右派告一段落，進入“整改”，叫做第三階段。按當時的解釋，第一階段是座談鳴放（毛澤東說，他提出的是“鳴放”，加上“大”字，變成“大鳴大放”是右派分子的發明），幫助黨整風。不料發生了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插進了一個第二階段反右派。反右派之後，還是要回到整風，邊整邊改，這就是第三階段。一九五八年四月，又提出一個第四階段，黨員個人學習文件，提高思想。那時正在進行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接著又是大躍進運動，運動套運動，運動連運動。結果整風運動第四階段就不了了之。
將右派分子打下去了，再按右派分子提的意見進行“整改”。“整改”中，黨組織和幹部又成了批評的對象。共產黨的政策是此一時彼一時，“整改”中的有些批評也很尖銳，在 “大鳴大放”時是“向黨進攻”，此時又成了“愛護黨”了。
我因為思想“右傾”，在“整改”時是重點對象。我作了幾次沉痛的檢討。我本來就認為黨和黨員犯了嚴重的錯誤，所以我的發言中有代表黨檢討的成分。
就個人來說，我意識到我有兩個自我，一個是作為黨支部書記的自我，一個是本真的自我。作為黨支部書記的自我，在那裡主持會議，發表講話，抓階級鬥爭，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裡反對階級鬥爭；作為黨支部書記的自我在反右派，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裡同情右派。按當時流行的說法，叫做黨性和人性的矛盾。所謂黨性，即階級性的集中表現。林昭提出的 “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也是這個意思；因為她不是黨員，固無黨性可言。
整風之前，曾發生一場黨性和人性的大討論。事情是由一部蘇聯電影引起的。
為了幫助大家學俄語，大飯廳經常放映原版的蘇聯電影。有一次，放了蘇聯解凍以後的新片《第四十一》。故事說的是十月革命後的國內戰爭時期，紅軍女戰士瑪特洛娃槍法奇准，一槍打死一個。她在興奮地報數……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剛瞄准第四十一，對方舉起了白旗。瑪特洛娃放下槍一看，還是一個白軍軍官。紅軍押著俘虜轉移陣地，瑪特洛娃就看管這個被她稱為“臭魚”的白軍軍官。途中，遇海上風暴，打散了隊伍，瑪特洛娃和白軍軍官被衝到一個荒島上。開始，她還緊握手中槍，監視階級敵人。兩個人的社會，必須密切合作才能求得生存。在合作中居然發生了感情。有一天，海上出現了桅杆，兩個人都希望是己方的船來營救自己。靠近一看，是白軍的船。那軍官奔向海灘，向著自己人的船狂呼亂叫。瑪特洛娃舉槍射擊，這“第四十一”還是死在她的手裡。影片的最後是瑪特洛娃伏屍痛哭，呼喚“我的親愛的藍眼睛”。
沒有人組織，全校自發地討論，還很熱烈。有人堅持正統的觀點，那就是毛澤東說的：“在階級社會裡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紅軍女戰士不可能愛階級敵人，這種故事完全是編造出來的。有人認為，故事是合乎邏輯的。瑪特洛娃舉槍射擊表現了黨性；她又為“藍眼睛”而痛哭，表現了人性。在這個特殊的場合暴露了黨性和人性的矛盾。這種觀點又分為兩派。一派人同情瑪特洛娃的愛情悲劇，認為黨性妨礙了人性。另一派人認為革命高於愛情。黨性應當約束人性，但不能消滅人性。前一派人，後來往往被打成右派。我是屬於後一派的。持正統觀點的，當然是左派。
我深感黨性的自我和人性的自我在內心常常打架。一九五七年“整改”的時候，我企圖以黨性來約束人性。有人批評我“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我承認同情右派，抽象地檢討我的“人性論”。至於是否“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我既不否認也不承認。我確實不贊成將沈元劃為右派，如果否認，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承認下來又是愚蠢的，歷次運動都是憑口供定罪，只會使問題越搞越嚴重。這是我後來在政治運動中常用的策略。不少人提出責難：“右派分子沈元讚揚你是有人性的共產黨員，說明什麼問題？”我說應當讓沈元來回答，我怎麼能說清他的問題？不管怎樣，我的態度是真誠的，特別是在行動上與群眾打成一片。“整改”的重點是改善黨群關係。我們支部的黨群關係大有改善。上級表揚我，把我樹立為支部書記中“整改”改得好的標兵。這才洗刷了“右傾”的污點。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被“軍宣隊”打成“內定右派”，八十年代被鄧小平欽點為“自由化代表人物”，我在中國的命運還是脫不了“右”的幹系。
三十年後，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指責我是“從來不作檢討的人”。從北大到南大，我一直背負這個不好的名聲。如果鄧力群說我當時“不作檢討”，倒是沒錯，但不是“從來”。我還曾經是檢討模範呢！一九五七年，雖然思想不通，真誠地作了檢討；一九五八年又勉強地作檢討；一九五九年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完全是違心地作檢討。一九六二年，在大躍進失敗以後的“困難時期”，為了籠絡人心，共產黨搞了一個甄別平反運動，為一九五九年被錯誤地批判、處理的人甄別平反。我也被甄別平反了，黨委的決定中說，我在一九五九年的言論非但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而且是完全正確的。與我同時得到甄別平反的同志們都趾高氣揚，得意寫在臉上：“老子本來就是正確的！”我卻很難過。本來就是正確的，為什麼要檢討？作了不應該檢討的檢討，這才是應該檢討的。
從此，我給自己規定了一條守則：決不在任何壓力作檢討。為了堅持這一條守則，我歷盡艱險，吃足苦頭。
（九）
一九五七年年底，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對北大作指示，說北大是大字報的發源地，右派少不了，應“追加預算”。歷次運動毛主席都強調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打擊面不超過百分之五。現在這個指標不夠了，北大要按10%的比例來抓右派。
“整改”階段結束，已經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又來一個“反右派補課”。北大一 “補”，許多單位跟著“補”。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宣布反右派結束。
上級對我們班的戰果很不滿意，黃友釗是自己跳出來的，沈元是上級抓出來的，本班抓的右派一個都沒有。我們班三十多人，按比例，至少還要抓一個。我問：“領導上有沒有名單？”答曰：“沒有。你們自己回去抓。”
我召集黨團支部幹部和班長開會，傳達上級“追加預算”的指示。大家面面相覷，沉默不語。相持很久，沒有結果。有人提議：“這樣吧，我們再開一次會，擴大到積極分子。”擴大到積極分子的幹部會，差不多占了全班人數的一半。開始也是冷場，後來有一位同學說： “我們房間的孫敦新像是右派。”大家要他說說理由。他說，孫是地主出身。地主出身不是充分理由。他說，還有言論。他們房間的同學總共揭發了孫敦新的三條“右派言論”（我現在已全然不記得這三條的內容）。有人表示懷疑：“像不像右派？”遭到反問：“你說他不像，還有誰？”又是冷場。最後，因為沒有人比他更像“右派”，大家說：“報上去批吧。”報上去，沒有不批的，只嫌其少。
積極分子公開點了孫敦新的名以後，進入揭發批判。說來說去，只有他的同房間的幾個人揭發的那三條。第一次開會就把話說完了，而且一點火力都沒有。後來又勉強開了一次，炒冷飯。第三次會根本開不起來了。大家心中有數，他根本不夠右派的規格。在上級“追加預算”的壓力下，怎麼辦？孫敦新是個不合群的人，拿他當犧牲品。
一九七九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認識剛恢復工作不久的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他當了十多年的“右派”。我問他是怎麼當上的？他說：“當時指標下來，凑不夠數。我說：‘拿我報上去吧’……”他還說：“不知道右派帽子這麼厲害，早知道，我也不帶這個頭。”一九五七年的事，無奇不有。因為上面下來的“指標”泰山壓頂，聽說有推選當右派的，有抓鬮當右派的；真沒有想到，還有發揚共產黨員的帶頭作用自報當上右派的！回想當年。應該說，我比孫敦新更接近右派，但我沒有曾彥修那樣的覺悟，從來沒有想到，為了凑數。黨支部書記要帶頭當右派。
我剛在“整改”中作過檢討，表示要以黨性克服人性，把孫敦新打成右派後，我又人性發作，反叛黨性。雖然孫敦新和我並無深厚友誼，但如此不公正地對待別人，是不符合我的為人準則的。作為黨支部書記的工作職責和作為人的為人準則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我內心非常痛苦。執行彭真的指示，把無辜的人打成“右派”，這算什麼黨性？這種所謂“黨性”不過是盲目服從的奴性。我認定，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以及作為階級性的集中表現的真正的黨性不是這樣的，真正的黨性不會與人性發生衝突。我意識到，用黨性來克服人性，檢討錯了。
思慮再三，我決定辭去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我要作一個正直的人，不再作“黨的馴服工具”。那時，共產黨的幹部是沒有辭職這一說的，只有“一切聽從黨安排”、 “革命到底”，何況我的辭職理由是不可告人的。我向上級提出辭職，理由是“身體吃不消”。上級當然不同意。
（十）
就在我鬧辭職的時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補課”，接著，討論右派的性質和對右派的處理。按毛澤東的說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派，屬於敵我矛盾，但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得很，可以寬大為懷，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討論的目的就是著重讓大家認識右派是敵我矛盾。我們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來在小飯廳東南角貼出大字報《右派不是敵我矛盾》。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論》的精神，根據矛盾的性質決定處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說明矛盾的性質本來就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澤 東的理論不能自洽。但這時人們已經失卻理性的思考。林生早的大字報受到全校的圍攻：《把林生早揪出來！》，《林生早是漏網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傾》等等。還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還了得？早就“砸爛狗頭”了。
又要把一個人推下火坑嗎？這一次，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頂住。把我們全班說成“思想右傾”，打擊面太大了，結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緒，向上級匯報：林生早出身於貧下中農，對黨有深厚的感情，不會反黨。他的大字報是屬於好人犯錯誤。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過。上級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這是上級的“領導藝術”。全校對歷史系、對史三（一）、對林生早都有不小的壓力。如果上面怪罪下來，他可以把責任推給下面；如果沒有人追究，也就睜一眼閉一眼過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房間的成員，平時愛發怪論。本性難改，反右派過了關，一九五八年又跳出來，貼了一張引人注意的大字報（上課神疲論》，批評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扼殺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他的看發頗有見地，但矛頭向上，總是冒風險的。幸而沒有趕上什麼政治運動，否則又是否定“教育革命”的罪名。
八十年代，林生早當了汕頭市的教育局長。在我落難的時候，他特備禮物到南京來看我。當著我的面，他對別人說：“當年全校都說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黨支部書記的點頭和搖頭之間。”我說：“如果真是這樣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麼搖頭也不行。你是沾了貧下中農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報風波平息後，討論班上的右派的處理。黃友釗已經遣送回鄉，不用討論了。沈元，是屬於“極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才下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此時大部分“右派分子”早已劃定了。“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有六條； “右派分子”中的四種情形則為“極右”。沈元被認為符合其中“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這一條，根據是蘇共二十大以後的議論。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也沒有什麼可討論的。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孫敦新。討論對他的處理比批判還熱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為他說好話，一致同意給他最輕的處理：戴上帽子，繼續留校學習。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家鄉徐州。八十年代為“右派”改正時，也找不到他的人。
當時公布的數字是：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26人，“反右補課”又增加了173人，總共699人。但一九八零年為“右派分子”改正時，處理了了16人。x中國的數字都是“參考消息”。實際不止此數，像我們班的黃友釗、孫敦新都找不到人，又無家屬申訴的，屬於不需要處理的一類。還有不戴帽子的“內定右派”、 “實質右派”、“漏網右派”等等，總數應在800～900人之間。按一九五七年的在校人數，肯定超額完成了彭真下達的10%的任務。
對右派的處理結束後，我堅決要求辭職。經多次軟磨硬泡，才說可以指定另一位黨員劉武生暫時代理支部書記工作，還是不叫辭職。不管怎樣，我可以不必違背自己的意志去執行上級的指示了。
（十一）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齋堂勞動教養。臨行時，我送他到大飯廳上車。他扛著鋪蓋，我幫他背著書包、提著臉盆。從三十齋到大飯廳的路上，兩人無話可說。我不知道他怎麼想，我是有話不能說。打官腔，非所願。要是說些同情他的話，猶恐對他的“改造”沒有好處。直到他上車，我才說了一句：“好好幹吧，爭取回校。”他的眼鏡片後面，淚水汪汪。
一去多年無音訊。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來找我。一進門，喜形於色，第一句話就是：“我摘了帽子了！”他緩緩地叙說別後。齋堂是山區，很窮；幹活總是和石頭打交道，很累。一九六零年冬天，吃不飽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腫病。他怕死在那裡了，不別而行，回到城裡史家胡同的姑媽家。後來他去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那些老頭、老太太對他印象甚好，建議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問我是否可能？我說：“可能。龐卓恒、黃良元就在我的班上。”
龐卓恒原是比我們高一年級的黨支部書記，黃良元是全系團總支書記，他們就因為在 “大鳴大放”期間夥同群眾一起去向黨提意見而當了右派。他們和沈元一起在齋堂勞動教養，三年期滿，回校繼續學習。那時我已當了三年教員，正在給歷史系四年級講授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就在我的班上聽課。
沈元一聽，十分興奮，說：“那我回校後你就是我的老師了。”
“只怕我當不了你的老師。”
他以為我是謙虛，說：“你能當龐卓恒、黃良元的老師，還當不了我的老師？”
他還記得我送行時說的“爭取回校”，問我：“你能不能為我爭取一下？”
我說：“我幫不上忙，你自己到歷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是歷史系主任。
他去了，過了一個多小時又來。他說：“周先生講他不能決定，要找教務處。”
教務處的人對他說：“你們下去勞動本來是保留學籍的，三年期滿就可以回校。你沒有期滿就逃跑了，已被開除學籍，不能回校。”他表示願意深刻檢討，還是不能通融。
他沒有歡樂的情緒了，問我：“怎麼辦？”
我說：“你走自學之路吧。北京圖書館的藏書比北大還豐富，為什麼不利用？”
臨行時，我送他下樓。他走到樓梯半中腰的拐彎處，拾起頭來，向我微笑、招手。誰知這竟是最後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中。他穿一件淺灰色上衣，裡面是細格子襯衫。
（十二）
沈元果然鑽進北京圖書館，充分利用那裡的藏書，苦心孤詣，埋頭研究。一九六二年，《歷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學界嘩然。之所以嘩然，一是這篇論文開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沈元對《急就篇》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他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從《急就篇》中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則渺無前人。對兒童的教育，都是每個時代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漢代社會的性質，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因為漢代存在著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認為是奴隸社會。沈元通過《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結論：“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資料而不是生產資料。”《急就篇》把生產勞動的擔當者劃歸另一類人，那就是被束縛於土地、承擔租賦的“編戶齊民”。所以，漢代是實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會，奴婢不過是奴隸制的殘餘。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去解釋漢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視角則是以漢代人的眼光來說明漢代的奴婢身份。
沈元雖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卻成了永遠摘不了的帽子。這時，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遭到一片指責：“你培養什麼人？重用什麼人？
沈元怎樣進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一九七九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認識了黎澍。我提到沈元，相約抽空好好談一談。不料一直沒有談成。後來我去了南京。一九八六年，我應邀到北京參加於光遠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與黎澍相遇。這次真是要好好談一談了。十二月十六日，我到位於西長安街的一幢高樓中的黎澍家拜訪。我們兩人都想用適當的方式來紀念沈元。沈元在北大的情況我最了解，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情況黎澍最了解，我們兩人了解的情況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黎澍說：“現在我們寫出來也無處發表，等到將來可以發表的時候再寫，可能我已經不在了。這樣吧，你把我說的記下來，拜托你代筆了。”所以我身負兩個人的心債。
不幸而言中。兩年後的十二月九日，黎澍離開了人間。
黎澍是革命家型的學者。“一二.九”運動後投身革命，從事地下活動，打游擊，在香港、上海、重慶等地辦報辦雜誌。他對社會、人生每有獨到見解。六十年代，一篇《讓青春發出光輝！》曾風靡一時，鼓勵青年，憤發有為，大膽創造。黎澍對自己的身後事早有安排。他向家人交待，如果得病喪失意識，不要濫花醫療費用苟延殘喘，讓他安樂死。一九八八年冬天，他摔了一跤，腦溢血，深度昏迷，搶救無效。家人根據他的囑咐，選定十二月九日這一對他的人生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拔去氧氣管，讓他安然歸去。黎澍還有交待，死後不要把他送到八寶山。他說：“那裡的死魂靈，有的生前就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他們。我不願加入他們的等級社會。”八寶山供奉的骨灰盒是按生前的級別排列的。
黎澍談起沈元，真是一贊三嘆。
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一九六二年，劉導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問他：“你不是要人嗎？右派要不要？”劉給了他九篇沈元寫的文章。
沈元的姑父是劉導生的熟人，向劉推薦沈元，劉又向黎澍推薦。黎澍看了那九篇文章，大喜過望，自言自語：“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時沈元是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來了他的檔案。黎澍說：“不就是右派嗎？已經摘了帽子，有什麼了不得的？”決定錄用為實習研究員。
黎澍兼《歷史研究》雜誌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史學界引起轟動。郭沫若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範文瀾說“至少比我寫得好。”沈元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初試鋒芒，即令中國史學界的權威人物刮目相看。但在研究所內反對之聲不絕於耳。反對意見不是針對學術研究，而是從政治上提出問題。
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盛傳，黎澍壟斷了材料，別人不給，就給沈元。他說：“哪有這麼回事？所裡從香港買來一本《勸世良言》，我要他們登《近代史研究資料》，不登。這才給沈元用了。”他還說“沈元真是善幹吸收別人的思想。我跟他閑談，海闊天空，他都能組織到文章裡。我一看，連我自己也沒想到，蠻像樣的論點。”全文五萬多字，首發於《歷史研究》。《人民日報》摘了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發了一整版。史學界又一次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院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成了“沈元事件”。有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張玉樓、高自強、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所裡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 “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鬥黎澍，沈元陪鬥。有一次，黎澍在東廠胡同遇到沈元，悄悄地囑咐他：“你不要動。”可惜，沈元沒有記住。
一九六八年夏天，沈元化裝成黑人闖進蘇聯大使館。所謂“夾帶機密材料”，不過是紅衛兵小報。估計他是想去蘇聯，蘇聯人並不信任他。過了幾天又去，被逮捕。有一種傳說，沈元闖的是馬裡大使館。如果真是那樣倒好了，不至於犯“叛國投敵罪”，因為馬裡與中國是友好國家。而沈元也不會愚蠢到向一個中國的友好國家尋求政治避難。
沈元被捕後，經常拉出來游鬥。鬥沈元，黎澍陪鬥。“工宣隊”內定判死刑，交大家討論。誰能為他辯護？黎澍說：“我是欲哭無淚。我要找個助手，前後考察過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滿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了……。”
“文革”後，北大對沈元的右派問題進行了“改正”。一九七九年“改正”時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記得是什麼“尾巴”了。那時我還在北大，北大黨委根本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尾巴”。黎澍拿出一個文件，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對沈元同志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決定》，對“改正”又作了“改正”。 《決定》中說：“對沈元同志被劃為右派的問題進行了再複查，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決定予以改正，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考察、開除學籍的處分。”“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複查所作的原‘改正決定’予以撤銷。”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後十五年，經兩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一九八一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親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見了沈元的親人，老淚縱橫，不能自己。當拿到平反通知書時，沈元的母親嚎啕大哭，呼天搶地： “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聞者無不動容。
黎澍概括地說：“沈元死於兩個原因：第一，死於眾人的共妒。第二，死於本人的無知和大家的無知。”黎澍對這兩個原因沒有多加發揮。
我認為，他提出的“共妒”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個體人的劣點，但眾人對有才華的人產生共妒，則是社會的病態，病態社會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沈元在蘇共二十大後已認識到蘇聯和中國的制度的不合理，但沒有深思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如何自處。蘇軾在《賈誼論》中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沈元有才，可惜不善於自用其才。想在文革中出走蘇聯，確是無知。但這一無知不至於喪生，置他於死地的是大家的無知，尤其是當權者的無知。當時指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不過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敵。中國和蘇聯並沒有宣戰，不成其為敵國，投奔蘇聯何以成為“叛國投敵”？即使投奔蘇聯是“叛國投敵”，末成事實，至多是“叛國投敵”未遂，沒有死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二十多年，還未制定刑法。再加“文革”中“砸爛公、檢、法”，司法程序蕩然無存，罪與罰竟由不懂法律的“工宣隊”說了算。多少人含冤而死，事後平反，豈能重生？
我的筆記本上記了黎澍的一段話，現在看不明白；也許當時是明白的，事隔二十年，怎麼想也弄不清。我的記錄是：“沈家中被抄時，有毛氏宗譜。陳伯達給的。陳伯達要他寫文章。他說不能寫，寫出來要殺頭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實錄如上，以備日後求證。
黎澍說，紀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他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天地都用蠅頭小楷寫滿了批注。將來出版《漢書》，可以用他的注來補充前人的注。還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處長劉明遠拿走，不肯交出來，應當追回。
黎澍告訴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處理的。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歷史研究》雜誌副主編，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我又去拜訪丁守和。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為內疚，說：“啊，我們害死了沈元！”
“怎麼能這樣說？”
他說：“黎澍和我愛才，千方百計發表他的文章，結果幫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論洪秀全》發表後，有人告禦狀，告到毛主席那裡。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們千萬要注意，我們就是不注意。”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節寫了一篇文章，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研究歷史，引起史學界的廣泛討論。沈元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用的是假名“張玉樓”（取自黎澍室中的對聯）。丁又將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的《關於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起，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不知 “張玉樓”是何許人，以質量取勝，採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沒有採用劉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說： “我們暗自高興，沈元的文章把所長的文章比下去了，說明我們沒有埋沒人才。”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說：“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幫他發表文章。”中宣部還派人來調查。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但以後少發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宮的材料，寫了一篇《中國歷代尺度概述》。這一回，丁守和說不發了。沈元懇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還是發了，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發覺了，找丁守和談話：“中宣部剛發通知，你們怎麼又發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說：“中宣部說少發，沒有說不發。這篇文章是關於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實用價值。”黨委書記說：“以後不要再發了，免得給你們也給我們都帶來麻煩。”
這就是沈元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後說：“一次一次地發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這樣，當年不發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說的“群妒”和黎澍說的“共妒”是一個意思。中國之大，何以容不得一個沈元？
死者長已矣，生者當有為。我們要追問：一個毀滅人才的時代是否已經過去？
2003年3月～2006年1月　於哈佛大學 （來源: 《馬馱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