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凯歌：我的青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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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我的青春回忆》（
○陈凯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
《我的青春回忆录》是陈凯歌的自传之第一部，从他1965年13岁考上北京四中时写起，直至1971年在云南建设兵团结束插队生活时止。陈凯歌直面他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自己。他的回忆既富于自省和批判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的鲜活性。
1. 出生在北京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一九五零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已迁到台湾，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零，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子，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看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吓吓”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
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2.1965年的记忆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待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瘫在地上。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
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刚刚迈出一道门坎，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
这一年夏天，国营市场上番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月平均收入三十元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远不是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同样上海出品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双鞋的，中国的农人们从国家手中收到番茄的一分钱和面粉的一角八分钱时（当然不这么简单），大约是不会很高兴的。成熟一只番茄也意味着至少四个月的劳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农人们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不是最坏的情况。
不仅因为年龄，我不是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合格回忆者。在饥饿突然露面时（其实它一直跟在背后），城市居民中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月粮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们，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记得我曾在市场附近寻找菜根和菜叶，切碎了用红薯面包成菜团子，用双手捧着吃，以防它散开。在学校大群的孩子中间，有些渴望在课间休息时，得到五粒黄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来，才咸咸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却依然浮肿着。
我们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尔还能吃到黄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又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话：“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这条大路通向何方？人们将会在这条路的尽头看见什么？谁也不知道。
3.家中的“贵族”保姆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七十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是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4.厄运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地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
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一九六五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的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庆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一九四九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共产党于争夺天下之际，尚能虑及古都文物的保护，据说，是梁思成日后感戴投报的原因。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面临厄运的大城被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团团包围，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八百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一八九三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
5.走进四中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
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Ｆ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Ｆ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
我和Ｆ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Ｆ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Ｆ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Ｇ。他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为。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
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在我中学考试的试题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在我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堂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信奉“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他曾强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况下出游，沿途打工，维持生计，因为困苦没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
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6.“家庭包袱”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所以张老师的话对我而言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7.“文革”来临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
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
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得到的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
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
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我：“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
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
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1965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8.见到毛主席
1966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
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二十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游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小红书。
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去，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主席，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
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张老师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
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几个连续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
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
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
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
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
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是啊，我怎么能这样平静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由一个名叫李有源的老农即兴填词，以表达他分得土地的喜悦，在荷锄下地时野唱的“酸曲”，一变而为“万方乐奏”的颂歌。这首歌的重要性压倒国歌，被一时称为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神曲”。
9.背叛父亲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
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
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暴力事件开始发生。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
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目睽睽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14岁的我突然觉得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加入了人群，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10.抄家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
那一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找我玩的，尤其是张晓翔。一共有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母亲面壁而立。
一个男孩笑起来很坏，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
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
○陈凯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
《我的青春回忆录》是陈凯歌的自传之第一部，从他1965年13岁考上北京四中时写起，直至1971年在云南建设兵团结束插队生活时止。陈凯歌直面他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自己。他的回忆既富于自省和批判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的鲜活性。
1. 出生在北京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一九五零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已迁到台湾，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零，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子，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看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吓吓”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
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2.1965年的记忆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待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瘫在地上。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
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刚刚迈出一道门坎，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
这一年夏天，国营市场上番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月平均收入三十元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远不是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同样上海出品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双鞋的，中国的农人们从国家手中收到番茄的一分钱和面粉的一角八分钱时（当然不这么简单），大约是不会很高兴的。成熟一只番茄也意味着至少四个月的劳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农人们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不是最坏的情况。
不仅因为年龄，我不是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合格回忆者。在饥饿突然露面时（其实它一直跟在背后），城市居民中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月粮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们，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记得我曾在市场附近寻找菜根和菜叶，切碎了用红薯面包成菜团子，用双手捧着吃，以防它散开。在学校大群的孩子中间，有些渴望在课间休息时，得到五粒黄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来，才咸咸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却依然浮肿着。
我们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尔还能吃到黄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又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话：“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这条大路通向何方？人们将会在这条路的尽头看见什么？谁也不知道。
3.家中的“贵族”保姆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七十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是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4.厄运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二十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的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地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
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一九六五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的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庆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一九四九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共产党于争夺天下之际，尚能虑及古都文物的保护，据说，是梁思成日后感戴投报的原因。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八百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面临厄运的大城被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团团包围，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八百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一八九三年拍摄的旧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
5.走进四中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
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Ｆ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Ｆ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
我和Ｆ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Ｆ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Ｆ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Ｇ。他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为。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
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在我中学考试的试题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在我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堂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信奉“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他曾强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况下出游，沿途打工，维持生计，因为困苦没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
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6.“家庭包袱”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所以张老师的话对我而言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7.“文革”来临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
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
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得到的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
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
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我：“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
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
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1965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8.见到毛主席
1966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
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二十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游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小红书。
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去，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主席，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
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张老师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
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几个连续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
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
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
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
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
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是啊，我怎么能这样平静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由一个名叫李有源的老农即兴填词，以表达他分得土地的喜悦，在荷锄下地时野唱的“酸曲”，一变而为“万方乐奏”的颂歌。这首歌的重要性压倒国歌，被一时称为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神曲”。
9.背叛父亲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
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
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暴力事件开始发生。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
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目睽睽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14岁的我突然觉得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加入了人群，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10.抄家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
那一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找我玩的，尤其是张晓翔。一共有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母亲面壁而立。
一个男孩笑起来很坏，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
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