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

南朝佛教
作者：黄忏华    文章来源：中华佛教    点击数：4268    更新时间：2005-10-11
南朝佛教，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在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又先后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顿悟义。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新安两寺。先后令道猷、法瑶住新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听讲。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
肖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并撰制经呗新声等。当时荆州名士刘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顿悟成佛等义。又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并对佛教立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子良曾作书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对佛教表示信仰。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所举办的斋会，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又以僧旻等为家僧。还在四部（即比丘等四众）无遮大会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
武帝还著有《大涅槃》、《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在重云殿、同泰寺讲说《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智藏篡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宝唱抄撮经律中殊胜因缘为《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
武帝并重视译事，天监二年（503）命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共同译经。著名的译师真谛从扶南应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特别尊敬禅师宝志。任《十诵》名家法超为都邑僧正，并欲自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广，命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及于后世者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他并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
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肖统、第三子简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变，寺塔被毁，僧徒被杀，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康旧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变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陈代，多数修复。武帝（557—559）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对于文学，据说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嗣位后的文帝（560—565），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后主（583—588）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到了齐、梁二代，佛教虽更隆盛，而译事反有逊色；进入梁末陈初，由于真谛的伟绩，发展了南朝的译业。宋代从西土东来的译人，有罽宾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叶波罗，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中土的译人，有西凉的智严，凉州的宝云、沮渠京声，幽州黄龙的昙无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来到建康，应道生、慧严诸僧之请，在龙光寺译出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从而有利于净土教的传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经》共三十品。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学说传于南方的开始。他并补译了伊叶波罗传译未竟的《杂阿毗昙心论》后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杂阿毗昙心论》，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满足十众，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数百人。同年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十二年（435）译完。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传持作出了业绩。
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来广州，文帝迎请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在丹阳郡译出《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后来往荆州，又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等，多数是弟子法勇传语。他所译《楞伽》、《胜鬘》均为后世所通行。
总计刘宋一代，中外译师共二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论及新旧失译诸经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齐代外来的译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等。其中有几位是泛海而来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亭寺译出《无量义经》一卷。僧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489），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南方所传《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罗于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之后，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诸律师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记一点。那一年计算从上以来所下之点已有九百七十五点，即佛灭后已经九百七十五年，这就是所谓《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达摩摩提于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来编入《妙法莲华经》）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离寺，译出其师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经》二卷。肖齐一代共二十四年，外来的译师七人，译出经、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陈二代的译师，有曼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曼陀罗于天监二年（503）和僧伽婆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经》。僧伽婆罗从天监五年（506）起，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到十七年（518），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从扶南带回许多梵本经论，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经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宝云殿，正想请他传译经论，遇到侯景的事变，没能著笔。于是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吴、始新、南康等地，先后译出《无上依经》二卷、《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五卷）等经、论十一部二十四卷。后于陈代在豫章、临川、晋安、梁安、广州等地，又先后译出《解节经》、《律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经、律、论、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计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当梁末陈初，战祸相续，流浪诸方，备尝艰苦，他的译典大率成于颠沛流离之间，而能留下许多重要典籍，实在是一位巨大的译人。所译无著的《摄大乘论》三卷和世亲的《论释》十五卷，对佛教义学的影响特大。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从而开创了摄论学派。
梁代因对译经的重视，还连带编辑了三次众经目录：其一是《华林殿众经目录》，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撰，其二是《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记集》，天监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录》十五卷现存，成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在梁代外来译师共有八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代外来译师共有三人，译出的经、律、论及集传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许多义学沙门，分别就《毗昙》、《成实》、诸律、三论、《涅槃》、《摄论》等从事专研弘传，而形成许多的学系，具备宗派的雏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几种：
一、毗昙师　这是专研并弘传有部诸论的一派。所谓“毗昙”，原来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论》和《毗婆沙论》等在内，但当时学者所弘传，主要是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这一时期的毗昙师，在宋代有法业、慧定、昙斌等，齐代有僧渊、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陈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前此所研习的毗昙，多半是《杂心》，到了慧集，才于《杂心》之外广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学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云也列席听讲，所撰《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行世。
二、成实师　在宋代有僧导、僧威、道猛等，齐代有僧钟、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云、智藏等，陈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扬《成实论》不绝。这一学派兴起于齐，至梁而极盛，陈末才渐次衰微。原由列席罗什《成实》译场的僧导和其同门的僧嵩的传播，分别成为两大系统。僧导初在关中著《成实》、三论的义疏等，后来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立东山寺，讲说经论。当时有名的成实师，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凉州人，少游燕赵，后来在寿春（当时僧导在其地）精研《成实》，时称独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后在东安、兴皇二寺开讲《成实》。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当道猛讲《成实》时，张融反复辩难，道慧代答，竟把张融折服。齐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于永明七年（489）应萧子良之请，在普弘寺轮讲《成实》，并就论文删繁存要，称为《略成实论》九卷。子良即写百部流通，并令周颙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师法云（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别就僧柔、慧次受成实学，后来盛弘《成实》。
三、三论师　三论学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辽东人，初入关内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义，周颙因著《三宗论》。既而移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怀、灵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论大义，内中只僧诠习学最有成就。僧诠后住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但继承僧诠的学统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从宝志、彖律师靖公等受禅、律、《成实》、《毗昙》，从僧诠受《智度》、三论、《华严》、《大品》等。陈永定二年（558）应武帝请，入建康住兴皇寺，自后二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尝承僧诠所说，作《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长江上下乃至关中各地。后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摄论师　主要是传习真谛的摄论之学。真谛的讲译，原以《摄大乘论》为宗，讲说之外，并撰述《九识义记》二卷，《解节经疏》四卷等，助成论义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恺（518—568），擅长文学，曾和真谛对翻《摄论》，笔受论文并作疏，七个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后对翻《俱舍》，亦十个月即了，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带他到南方，为真谛菩萨戒弟子，受摄论学。晚年住在江都综习前业，常讲诸论，听众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荣、法侃等。法泰是继承真谛《摄论》学统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经知名，后到广州，入真谛门，笔受文义，差不多二十年，并撰义记。道尼本住九江，曾听智恺讲《摄论》，并亲受真谛摄论之学，海内知名。后在隋开皇十年（590），应请入长安敷讲，以后南地不复有《摄论》的讲主。
五、十诵律师　东晋时，卑摩罗叉校改《十诵》后，曾在江陵的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宋、齐、梁间弘传此学的有僧业、僧璩、昙斌、慧询、慧猷、法颖、僧隐、超度、智称、僧璩、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业（367—441），从罗什受业，专习《十诵》，厘定戒本与广律不同的译语，罗什赞叹为后世的优波离。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继在吴中讲说。慧询亦从罗什受业，尤长于《十诵》、《僧祇》，后回到广陵、建康弘讲。慧猷住江陵辛寺，专修律典，深通《十诵》，讲说不断。南方的律学差不多局限于《十诵》一律，到齐、梁间由智称弘扬，遂极一时之盛。智称（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后，专修律部，尤精《十诵》。后在普弘寺开讲《十诵》，并著有《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齐、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师，出家后，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竭虑钻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吴中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诵义记》十卷。法超，是智称的弟子，曾摘录律部要文成《出要律仪》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于陈代。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义疏》、《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六、涅槃师　主要研习弘传凉译《大般涅槃经》。其先，法显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说一阐提无有佛性。龙光道生（？—434）剖析认为阐提也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但经本传来未尽而已；于是唱“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为旧学僧徒所摈斥。于是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涅槃》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说阐提成佛义外，还有顿悟（顿悟成佛）义，论文已佚。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诸义，著《涅槃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涅槃之学渐盛。另外，凉译《涅槃》传到建康时，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曾依据法显译本加以修订，成为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慧观更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槃》为第五时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来说法的归结。又著《渐悟论》。同时罗什的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又谢灵运著《辨宗论》，主张顿悟。其余的涅槃学者，宋代有慧静等，齐、梁二代有僧慧、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慧静著有《涅槃义记》，他的弟子法瑶，住吴兴武康小山寺，主张渐悟。后应请入建康，和主张顿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经及《百论》的疏释。法瑶的后辈，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后来又受业于昙斌、昙济，昙斌曾问学于法瑶。
僧宗为涅槃名师，讲说将近百遍。其时宝亮（444—509），尤为齐、梁间重要的涅槃学者。他少年出家，师事义学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后住中兴寺、灵味寺，盛讲经论，共讲《涅槃经》八十四遍，其他经论多遍。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义疏》，他于是捃摭诸家的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宝亮的弟子，有僧迁、法云，听讲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师也都是涅槃学者。就中智藏曾讲涅槃，并著义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听众讽诵《涅槃》。法云的弟子宝海也奉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会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573），讲《涅槃》等十八部经各数十遍，并都著有义疏。陈代名僧宝琼（504—584），讲《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总起来说，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兴，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从宋初的法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南地三论学者僧朗、僧诠、法朗等，大都兼习《华严》。由此南朝学派虽甚繁衍，而其间盛衰更迭，亦极多变化。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
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彫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从天竺请来的优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国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盘盘、丹丹两国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画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陆探微的灵台寺瑾统像，陆绥的立释迦像，顾宝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师像，袁倩的维摩诘变相图。齐代有姚昙度的白马寺宝台样，毛惠秀的释迦十弟子图。梁代有萧绎（元帝）的文殊像，张僧繇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张差果的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张儒童的楞伽会图、宝积经变相图，聂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样、九子魔图。这时期外国沙门中擅长佛画的，有著名的译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兴灵鹫山寺的宝月殿北壁上，绘出了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高僧传》卷三本传）。此外有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僧繇，吴人，以丹青驰誉于梁天监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当时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东来，曾把印度阴影法的新壁画介绍到中土。僧繇所画建康一乘寺的扁额，就是活用这种手法的新佛画。又南朝限于天然地形环境，凿窟造像之风远不及北朝之盛，只摄山（栖霞山，在今南京东北约四十里）的断崖上，有齐、梁间所开凿的许多石窟、石佛，盛称于世。
北朝佛教
作者：黄忏华    文章来源：中华佛教    点击数：5578    更新时间：2005-10-11
是包括从北魏明元帝泰常年(420即晋亡之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南北分裂时期，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的佛教。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并令沙门开导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锐志武功”因道士寇谦之、司徒崔篈浩的进言，遂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发见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又听信崔浩的话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一命令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远近沙门多闻风逃匿佛像经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内的寺塔被破毁无遗。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杀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文成帝还以罽宾（今克什米尔）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继任井一再改称沙门统，乃至昭玄沙门都统，并礼以为师。昙曜原来和玄高同在凉州修习禅业后到平城，即为太子晃所礼重，被任为昭玄都统，即请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镌建佛像，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遗迹——云冈石窟。此外有沙门僧周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太武帝灭佛时，与数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佛法的复兴，他是出了力的。献文帝（465—471）继位，也嗜好黄老浮屠之学六年即退位，在宫中建寺习禅。后孝文帝（471—499）时，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义学师事通晓《涅槃》、《成实》的学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与以供给。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访求罗什后裔。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请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以为僧祇户，其谷即称僧祇粟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其后宣武帝（499—515）时大兴佛教，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帝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为其首席。他到洛阳时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帝亲自笔受。著名的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也是这时所营造。因之当时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氏（世称灵太后）摄政她在熙平元年（516）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极其壮丽。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宋云等历访乾陀罗等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以归。宋云撰有《家记》(《唐志》作《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全书已佚;惠生撰有《行记》(《隋志》作《慧生行传》一卷)现存（题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同时有沙门道药（一作荣）也越葱岭到过西域。由于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人民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战争频繁，人民多假称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各地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到二百余万人。出家的猥滥为前所未有(《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当时兴造寺塔的风气极盛，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旧寺约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释老志》、《洛阳伽蓝记》)。魏代佛教的发展，可谓盛极一时。
北魏至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帝到邺都成为东魏，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移邺。邺都臣民多随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时名僧昙鸾为孝静帝所重称为神鸾。
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尝请高僧法常入内庭讲《涅槃》并拜为国师。又置昭玄寺，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那三人令管理佛教而以法上为大统。法上(454—539)是慧光的弟子擅讲《十地》、《地持》、《楞枷》、《涅槃》等经论，并广著文疏；其弟子有慧远（净影）等，均知名一时。其时北印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出旧藏梵本千余筴，请他在天平寺翻译。文宣帝于晚年，更到辽阳甘露寺，深居禅观，不理政务。此后北齐诸帝，多半好佛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全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又卷十《靖嵩传》）。
西魏都城在长安，其地佛教曾因北魏太武帝的灭法一时衰歇，但西魏文帝(5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尝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的资料。
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灭法的事件发生。武帝（560—578）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请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有是非。
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的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但当时司隶大夫甄鸾作《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因而暂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二百余万人。既而又立通道观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并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的经义。后三年（建德六年，577）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召集齐境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布废省佛教的意见，只有净影慧远一人，和帝反复争论，武帝虽然词穷却仍然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将近三百万人也全令还俗;焚毁经像;财物由官厅没收。到了第二年，武帝死了，宣帝（578—579）嗣位;还俗僧任道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大成元年579），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二百二十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任寺主。至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静帝（579—581）继立，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给陟岵寺智藏、灵干等落发;并度僧二百二十人。这时佛教算是正式恢复。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译，相续不绝。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在平城石窟寺昙曜与西域沙门吉迦夜等译出《付法藏因缘传》六卷又译《大吉义神咒经》一卷、《杂宝藏经》八卷、《方便心论》一卷等。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继来华。昙摩流支专精律藏，于宣武帝（500—515）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间，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起初一同翻译，后因师承和见解不同，各自别译因此所译出的《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及《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各有两本（见《开元释教录》卷六勒那摩提条注）。菩提流支博学多识于永平元年（508）来洛阳，被称为译经的元匠，同年译出世亲所造《十地经论》，后来陆续译出许多经论。到东魏时随孝静帝去邺都
继续翻译，他从永平元年到东魏天平二年（535）的将近三十年间先后译出《佛名经》、《入楞伽经》、《法集经》、《深密解脱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大乘宝积经论》、《法华经论》、《破外道小乘涅槃论》等共三十部。勒那摩提精于禅法于永平元年来洛阳译出《宝积经论》、《妙法莲华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共三部。佛陀扇多通内外学典籍，特善方言，尤工艺术，从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到东魏孝静帝元象二年（539）十五年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摄大乘论》等，共十一部。另外有中印波罗奈城的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来洛阳，后随孝静帝迁到邺都于元象元年到武定元年（538—543），先后共译出《正法念处经》及龙树的《壹输卢迦论》、无著的《顺中论》、世亲的《唯识论》等共十八部。又有乌苌沙门毗目智仙，和般若流支一同到邺都，于兴和三年（541）译出龙树的《回诤论》及世亲的《宝髻菩萨四法经论》等共五部。这一时其所传译的经论，以有关大乘瑜伽学系的典籍为多。总计北魏、东魏两代百余年间中外僧俗译人共有十二人，译出经、论、传等共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开元释教录》卷六）。
北齐时代外来译人，有乌苌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请他住于天平寺，任翻经三藏，又命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译沙门达摩阇那和居士万天懿传语，从天保八年到后主大统四年（557—568）十二年间译出《大集月藏经》、《月灯三昧经》、《法胜阿毗昙心论经》等，共七部。万天懿原鲜卑人世居洛阳少曾出家，师事婆罗门，擅长梵语，因被召为助译，并在武成帝河清年中（562—565）自译《尊胜菩萨所问一切诸法入无量门陀罗尼经》。北齐一代，中外僧俗译者二人译出经、论共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时代外来的译人有波头摩国沙门攘那跋陀罗、中印摩伽陀沙门阇那耶舍和他的弟子优婆沙门耶舍崛多，健陀罗沙门阇那崛多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五人。阇那耶舍译出《大乘同性经》、《大云请雨经》等共六部。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共三部。阇那崛多先在长安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
后在益州龙渊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诵偈》等，共四部。达摩流支译出《婆罗门天文》等。北周一代，译师四人译出经、论共有十四部二十九卷。另外攘那跋陀罗译了《五明论》一部。关于北朝流行的佛教学说，有由南朝传入的如《毗昙》、《成实》、《摄论》乃至《涅槃》各家之说；也有由北地传出的，如《地论》、四论、《四分律》学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
一、毗昙师　相当于南朝的齐、梁时代北地毗昙的讲习始盛著名的学者有安、游（智游）、荣三师其师承均不明。但北齐名僧灵裕即曾从他们三人听受《杂心》。从高昌来魏的慧嵩法师亦曾从智游听受《毗昙》、《成实》，学成后在邺都及洛阳讲说，有“毗昙孔子”之称。传承慧嵩之学的有志念、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志念（535—608）尤以《杂心》擅名，著有《杂心论疏》及《广钞》等盛行于世。弟子知名的有道岳、道杰、神素等二十余人。
二、成实师　先有僧嵩，曾在关中从鸠摩罗什亲受《成实》后到徐州（彭城）白塔寺弘传此论。他的弟子济州僧渊（414—481）以慧解驰名，后来也在徐州讲习。门弟子知名的有昙度、慧记（一作惠纪）、道登、慧球等。昙度（？—489）江陵人，早年游学建康曾于三论、《涅槃》、《法华》、《维摩》、《大品》深有研究后到徐州从僧渊受《成实》，于是精通此部。北魏孝文帝听到他的盛名请到平城开讲学徒千余人著有《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行于北地。慧记于《成实》外兼通《数论》曾在平城郊外的鹿苑讲学。道登（？—496），东莞人，早年从僧药受《涅槃》、《法华》、《胜鬘》，后来又从僧渊学《成实》，五十岁时，声誉闻于魏都洛阳，应请前往讲学，后来入恒山，学侣追随讲授不辍。又北齐初年，邺下有沙门道纪，盛弘《成实》，讲说达三十年，其学统不明。
三、摄论师　真谛《摄论》之学，由靖嵩北上徐州，道尼入居长安而独在北方敷弘称盛。靖嵩（537—614）涿郡固安人，北齐时代在邺都为法主后北周武帝毁灭佛法避地江南从法泰谘受《摄论玄义》。后仍回徐州盛弘《摄论》著有《摄论疏》、《九识玄义》等为时人所宗。但北方正宗的摄论师实为地论学者昙迁。昙迁（542—607）博陵饶阳人早年从慧光的弟子昙遵受学后来隐居林虑山，精研《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
到周武帝平齐、毁灭佛法，结伴避地江南，辗转到了桂州，获得《摄大乘论》。隋初，和同伴往彭城，继续弘讲乃为北地开创纯正的《摄论》法门。
四、涅槃师　《涅槃》大本本在凉州译出，当时慧嵩、道朗以此知名，然流行不及南方之盛。其后北魏昙准（439—515）听说南齐僧宗特善《涅槃》前往听讲审知此学南北不同于是另行研究讲说其说盛行于北地。当时研讲《涅槃》者还有僧渊的弟子道登后来有洛阳融觉寺昙无最，北周有潼州光兴寺宝彖(512—561)蒲州仁寿寺僧妙（？—464）等。僧妙化行河表蒲州昙延(516—588）即其弟子。昙延早年听僧妙讲《涅槃》深悟经旨，常说佛性妙理是《涅槃》宗极足供心神游止。后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涅槃经义疏》十五卷，同时敷讲。在昙延稍前北地有《地论》学系兴起，他们差不多都是兼讲《涅槃》的。慧光和他的弟子唱四宗(因缘、假名宗、不真宗、真宗）的教判。其中真宗又称显实宗或常宗，即指《涅槃》、《华严》及《地论》而言。慧光著有《涅槃疏》他的弟子法上也曾讲《涅槃》并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慧远也著有《涅槃义疏》。
五、地论师　是由研习及弘传《十地经论》而形成的一派。这个学派由于译论者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学风相违，分歧为南道、北道二系。北道从菩提流支出，而创始于道宠。道宠从菩提流支听受《地论》随即著疏从而弘讲，为邺下学人所虯推重门弟子千余人，其中，以僧休、法继、诞礼、牢直、亻于 果最为特出。名僧志念，也曾从道宠受学《地论》。南道从勒那摩提出而创始于慧光。慧光初就佛陀扇多出家继而广听律部后来又从勒那摩提受《地论》，著有《十地论疏》。他的弟子中传承《地论》之学的，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遵、冯衮、昙隐等，而以法上为上首。法上（495—580）曾讲《地论》并著文疏。著名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远等。其中慧远（523—592）为一代博学者，常讲《地论》并随讲随疏著有《十地经论义记》七卷其中保存南道地论师的学说不少。他的门人也努力弘扬《地论》。关于南北二道的地论师说据天台宗学者荆溪湛然说：北道唱梨耶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从梨耶缘起；南道唱真如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是真如的缘起所生(见《法华玄义释签》卷十八、《文句记》卷七中)。北道后来受摄论师的影响，从而和它合流。
六、四论师　这是将《大智度论》和《中》、《百》、《十二门》三论并重的一个学派。起初北齐有道长（一作场）法师，精通《智论》，在邺都敷讲，为学者所宗，志念曾列席听讲，后来双弘《智论》及《杂心》十余年。东魏昙鸾也精研四论。北周静蔼（534—578）少听《智论》，洞明义旨，后来更披寻其他经论，而以四论最为所崇，在终南山等处敷讲。又有道判（532—615），曾问道于静蔼，也日夜研寻四论。同时还有道安，博通《智论》，弟子慧影，传承其学，著有《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
七、四分律师　《四分律》译出后直到北魏孝文帝时代（471—499)才有法聪在平城专弘。既而有道覆依法聪的口授作《四分律疏》六卷但只是把文字加以科分而已。后来慧光作《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戒本》此学才大盛。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道云、道晖、洪理及昙隐等。道云专弘律部作《疏》九卷。道晖把道云所作《疏》略为七卷。洪理作《钞》两卷。昙隐作《钞》四卷。道晖的弟子洪道（530—608)专学律部，盛弘《四分》，代替了《僧祇》的讲传。
八、净土师　弥陀净土法门从北魏昙鸾的净土教说流出所以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其昙鸾一系的传统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大海——法上（见道绰所撰《安乐集》卷下)。与《地论》、四论两学系实有交叉的关系。菩提流支曾译出世亲《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通称《往生论》)一卷，又曾以《观无量寿佛经》授昙鸾称为能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慧宠即最初的北道地论师道宠。道场在邺都敷讲《智论》又传持阿弥陀五十菩萨像。昙鸾(476—542)起初于四论及佛性论深有研究后来得到菩提流支的启发专弘净土;既而住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岩寺，晚年又移住汾州（今山西交城县)的玄中寺，修净土念佛之业；著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通称《往生论注》)二卷等。他提倡的念佛法门于观念以外著重称名遂开后世重视称名念佛的风气。大海（即慧海？—609)少年听受《涅槃》、《楞伽》及大乘毗昙等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在江都仪涛浦创立安乐寺以净土为期，并模写无量寿佛像。法上有关净土法门的事迹不详，其弟子慧远著有《无量寿》、《观无量寿》两经的义疏各二卷，再传弟子灵裕也著有《观无量寿经》及《往生论》等的疏记。
九、楞伽师　最初有菩提达摩南天竺人曾游于嵩洛住于邺下随地以禅法教人曾惹起一班盛弘经律者的讥谤。只有道育、慧可两沙门竭诚事奉经四五年，达摩为他们的精诚所感，于是诲以“二入”(理入、行入)、“四行”(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之法，并以四卷《楞伽》授慧可以为印证。达摩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年（534—537）前在洛滨示寂传说一百五十余岁。弟子慧可(又称僧可487—593)<虎牢人，四十岁时在嵩洛从达摩受学后于天平初到邺下讲授达摩的禅法弟子有那禅师、粲禅师等。那禅师和他的弟子慧满等常常携带着四卷《楞伽》以为心要。另有僧副（464—524)太原祁县人，也出于达摩门下精定学后于北魏太和末(494—499)南游建康住在钟山定林下寺其高风为梁武帝所叹赏，后更到庸蜀大弘禅法。
总起来说，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们所作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内容。其因缘宗即指《毗昙》，假名宗指《成实》，不真宗指《般若》、四论真宗指《涅槃》、《华严》及《地论》。又如净影慧远在所撰《大乘义章》中每一义门都分作《毗昙》、《成实》、《地论》、《涅槃》四层来解说，这也说明了北朝主要佛教义学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点还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非空谈理论，这和同时南方佛教有显著的不同。这一时期除上述楞伽师而外还有不少著名的禅师如北魏时代玄高（402—444），早年往关中师事佛陀跋陀罗，通禅法。后往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受禅法的学者达百余人。又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西秦领徒立众，玄高也曾从他受法。后入北凉受沮渠蒙逊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凉时请他往平城大弘禅化。此外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并弘传禅法。北齐，有佛陀扇多的再传弟子僧稠(480—560)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见《续高僧传习禅篇后论》）。僧稠起初从道房受止观常依《涅槃》行四念处法。后来又从道明受十六特胜法。佛陀扇多赞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他先后在嵩岳等地讲学，魏孝武帝为他在怀州尚书谷中立禅室集徒供养。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又请他到邺城从受禅法和菩萨戒并为立精舍礼敬备至。后来侍郎李奖等请出禅要为撰《止观法》两卷。又天台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为南北禅家所尊重。慧文尝聚徒数百人洪学，据说他读《大智度论》“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论》“因缘所生法”之偈，顿悟龙树空、假、中三谛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观的观法。慧思（515—577)，武津人，从慧文受学昼夜研磨对《法华》等深有造就于是敷扬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率领徒众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苏山数年之间来学的甚多智顗也就在这时来其门下谘受“法华行法”。后更率徒众入南岳山，提倡定慧世称南岳大师。北周有僧实（476—563)起初归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师太和末(499)到洛阳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得其心要。周太祖礼请为国三藏并从受归戒。此外一般弘修禅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恒、慧可、僧达、道明、法常（以上北齐)、僧玮、昙相、昙准、昙询、恩光、先路、慧命、昙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佛教信仰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飞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它的首脑矨E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其时民间所诵习的经典是昙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谓波利经》劝持五戒。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
北朝在中国佛教文物方面留下不少宏伟的遗迹，特别是石窟。如北魏开凿的有云岗、龙门等石窟。昙曜于兴安二年(453)请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五所，建立佛寺，称为灵岩。石窟大的高二十余丈，每窟各镌建佛像一尊大的高七十尺，次为六十尺，建制奇伟，雕饰工致。后来献文帝、孝文帝更相继开凿许多石窟。其次，宣武帝于景明初（500），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的断崖开凿石窟。这个石窟原来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间创始开凿，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云岗石窟样式，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也为宣武帝营造石窟一所。诸窟的开凿历时二十三年，人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其规模的宏伟、技巧的精工可与云岗石窟并称。龙门的东方，有巩县（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营造。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也是北魏时代所开凿。这个石窟，在高出地面数十丈的万佛洞内，有深广五丈余的长方洞，内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躯，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躯，碑侧也刻有佛像，并有壁画。北齐开凿的有天龙山、响堂山等石窟。天龙山在北齐的陪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里，文宣帝在山麓创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创立天龙石窟寺，幼主（577）更开凿晋阳西山大佛像，即所谓天龙山造像，与云岗、龙门齐名。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南响堂山在河北磁县西四十五里的彭城镇，北响堂山一名鼓山，在南响堂山西北三十五里的武安县义井里），都有北齐时代开凿的石窟。就中北响堂山的窟壁所携刻的石经，是房山石经的先驱，实为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大事。北响堂山的石窟，即以北齐开凿的刻经洞和释迦洞、大佛洞三大窟为中心，其中刻经洞，是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所刻。他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愿把佛所说经镌刻在名山，以为保存之计。从后主天统四年（568）三月初起，开凿石窟，并将窟内外的壁面上镌刻《维摩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历时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后经过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经）。北齐时代的石经除这以外，现存的，还有山东省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同省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武平元年刻），同省辽州屋 嶝的《华严经》（北齐初年刻）。
除了石窟寺外，一般寺塔的建筑，在北朝也极一时之盛，真所谓“招提栉比，宝塔骈罗”（《洛阳伽蓝记》序）。当北魏道武帝接受了佛教之时，便于天兴元年（398）在首都平城“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后来献文帝又于皇兴元年（467）在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更于天宫寺“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塔洛阳一地就有一千余寺其中著名的有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特别是永宁寺，宏伟庄严建筑、雕塑及工艺美术皆为奇观。此寺是胡太后于熙平元年按照平城永宁寺样式所营造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高九十丈，“殚土木之功，穷形造之巧”。浮图北石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像一躯、等身金像十躯、编真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作功奇巧”。还有僧房一千余间“台观星罗，参差间出”。菩提达摩曾合掌赞叹为阎浮提所无。瑶光寺是宣武帝所立中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作工的美妙和永宁不相上下。景乐寺是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有佛殿一所中有像辇，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法云寺是西域乌场国沙门僧摩罗所立“工制甚精”（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皇舅寺是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级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水经注 漯水篇》）。祇洹精舍是宕昌公钳耳庆时所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都是青石，图制可观（同上）。此外河南登封有北魏所立嵩岳寺塔，山东历城有东魏所立神通寺塔等。
北朝的佛画家，有北魏的杨其德（见《历代名画记》卷八）、王由（字茂道，见《后魏书》卷七十一《王世弼传》附）等而以北齐的曹仲达为最。仲达本来是西域曹国人，所画璎珞天衣，带有域外犍陀罗式的作风，后世画家称为“曹衣出水”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