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文章原标题：刘伯承元帅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乐白鼻
刘伯承元帅戎马生涯70多年，在战火中度过了40多个春秋，他何止身经百战，他把他的忠诚、智慧、勇气和鲜血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可是，前一段时间，我却读到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以下简称为“重林轻刘”文)的奇怪文章。读后，我深感困惑不解，不知其所云也。是想篡改历史？还是想演义出一段独出心裁的历史故事，以吸引不了解历史的天真读者，以获取一点稿费？我作为一个从事过历史研究的军人，不得不说几话公道话。
作为一个湖北的年轻人，想为他写一点东西，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学者，研究历史，如此不下工夫，实在难以原谅。每次谈到刘伯承元帅时候，人们常常会想到岳飞的诗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老人家的一生，经历过了无数的挫折和风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是任何一个人难以用几笔把他勾勒出来的。本文只想就他走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可能我有些看法也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我衷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刘帅，探讨历史问题。这将使我们在历史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军队。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情况介绍一下，让更多人们了解事情的本来面貌，就部分问题可以展开深入的讨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中，不论是在一些刊物上，还是在一些传说中，都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军事家。”尽管对另外一个半，有时说法不一，但是国、共两党对刘伯承是其中之一却毫无争议。为什么在战争年代会有这种说法呢？这不同于和平年代的任意封许，一定自有它的道理。刘伯承同志确实创造过许多军事上的奇迹，从军事实践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在传记组的时候，收集到了他的三百九十万字的军事著作和一百九十万字的翻译作品。常人很难以想象他戎马倥偬，仍能写出如此大量的作品。
因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一文中谈到了许多历史事件，为正视听，说明历史事实，我就刘伯承同志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作用，谈一些看法，并列举一部分史料，供大家研究。
一、南昌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成如“重林轻刘”文所说的“失败的原由很多”，但是该文又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屡屡失误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沦为无稽之谈了。让我们从起义本身说起吧，马日事变之后，宁、汉合流，以叶挺同志为首的十一名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了一份起义报告，经中央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茨同意，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亲自主持南昌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为了在军事指挥上顺畅，经过各方反复协商，最终成立了“参谋团”，由刘伯承同志任主席，其他四名成员分别为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和朱德同志。据80年代初公布的“六大”军事报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系列是这样的：参谋团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属“总指挥”和“前敌总指挥”（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辖二十军，五千余人；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辖四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一个团，五千五百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伯承同志成为了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起义中有两场重要的战役，即“番台子战役”（占领南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和“会昌战役”（击溃了国民党右翼主力部队的阻截，打通了南下道路）。刘伯承同志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战役，在整个起义的军事指挥上未有失误。换一句话说，没任何理由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参谋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非军事性的，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建议“重林轻刘”文的作者读一下聂荣臻同志的《聂荣臻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周逸群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现存武汉市档案馆）和“六大”的军事补充报告。待他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之后，或许他有可能参与起义失败原因展开的严肃讨论。
二、建立红军的司令部指挥系统
刘伯承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因此，他在上海主持长江局军事斗争的同时，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1932年中央把他派到了苏区，到苏区后他一方面继续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亲自出任红军学校校长，为军队培养参谋人才和基层指挥员；另一方面，协助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第三次反围剿，在军事斗争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创立了一些新的战法。“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对苏联的战法推崇备至，使毛泽东备感压抑”，这种捕风捉影，不符实情的描述，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这段历史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在这篇文章中从未对苏联的战法有何推崇，甚至没有提及）但是，这篇文章确实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误会，毛泽东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研究历史要读原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问题，靠道听途说不行。从“重林轻刘”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未曾读过任何一篇刘伯承同志在那个年代写的文章。刘伯承同志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重视在自己军事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反对教条主义。我曾读过一本由冯玉祥先生题写前言的《抗日名将》，他把刘伯承排在了中共将领的第三位，书中这样写道：“对中共军队了解的人知道，除朱、毛外，就是刘伯承了，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另外，他曾带领红军跳出重围，四渡赤水。这种东窜西跳的战法是他早年在川军中作战的翻版。”柴成文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刘伯承同志功绩在于建立了红军司令部的参谋系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军队，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就不会有红军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在领导岗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对其褒贬不一。不管怎么说，敌军在第四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前三次大得多，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马，这一严峻的形势致使这次反围剿战争尤为艰难，但最后仍然取得全面胜利（如果第四次反围剿没有胜利，也就不会有第五次围剿）。“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决定“以遭遇战的方式消灭来敌”，这显然是一句违反军事常识的话。“遭遇战”是对战场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观的战法或战术。我作为一个军人，当兵几十年了，从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军官说过如此违反军事常识的话，无法想象，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元帅会这么说。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致历史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1月24日，中央局制定了《作战新计划》，核心是占领南城河南丰，并要求周、朱、王、刘坚决执行。周、朱、王、刘经研究后，由刘起草，以周的名义致电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作战新计划》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遗憾的是，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仗打响后，战势不利，经刘建议，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最终以大规模伏击获胜。从周、朱1933年3月20日签署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要求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也给予了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五师具体任务，指导了整个战场部队的运动。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指导战争最终获胜的关键性电报”。
四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同志是协助周恩来、朱德负责整个战场指挥和筹划的第三号人物；而林彪当时仅是战役层次的指挥官。任何人都很清楚，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根本不是一个像“重林轻刘”文所说的由一个战役指挥官突然挽救全局的神话故事。
四、长征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在整个长征途中刘伯承同志多次表现出其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时常既在总部协助毛泽东、朱德筹划全局，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创下了许多奇迹，如“攻克娄山关”，“两破遵义城”等等。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就从金沙江谈起。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决定先头部队由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兵分三路，直奔龙衔渡、洪门渡和绞平渡，抢船过江。林、彭由于直抢明夺，敌军焚船而逃。三路中只有刘伯承部化装成敌军，骗取国民党县长信任，夺取了船只，最终红军是从绞平渡顺利过金沙江的，因此也有了，“巧渡金沙江”的佳话。过彝区与小叶丹结盟，又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出色执行中央民族政策的典范。红军在渡江前，由毛、朱签署了一份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    主要内容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区要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要做好民族头领的工作。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摔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此后，刘伯承同志根据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当地地下党领导人廖志高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了当地的情况，随即决定作小叶丹的工作，争取他对红军的支持。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的结盟保证了红军快速、顺利地通过彝区。毛泽东同志知道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后，曾风趣地对刘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在历史上，此地是孟获家乡），用那么多年，你用是什么办法让我们三天就能过彝区的？”刘伯承同志回答：“用中央的新民族政策。”
因为“重林轻刘”文中大段地谈到大渡河，有必要展开讲一下大渡河的情况。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众所周知，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覆灭在大渡河前。当部队行至在罗岔时，根据所获情报，刘伯承同志分析了形势，安顺场守敌不多，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非刘文辉的正规军，最有偷渡的可能性。所以刘伯承同志作出了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能与总部直接取得联系，刘伯承同志此决定如千斤重任压在肩上。据当时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回忆，由于过度疲劳，刘伯承同志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断重复一句梦话：“有船，我就有办法…”意思是只要有船，他一定能带红军过江。刘伯承同志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的三点任务是，“1、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点一堆火给我第一个信号；2、迅速找到船只，再点一堆火，给我第二个信号；3、把船带到渡口，做好准备工作，给我第三个信号，我将率主力在拂晓前实施偷渡。”但是，后来由于种种技术原因，未能在拂晓前做好偷渡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同志在现场临时作出了强渡决定，并组织了十八勇士强渡了大渡河。渡河成功后，红军夺取了七条船，开始陆续渡河。毛泽东同志到了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同志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红军当时表彰十八勇士的报纸，现仍存国家图书馆，里面谈到了十八勇士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对整个红军跨越大渡河的意义。）
由于战事紧迫，必须加快渡河速度，经中央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夺取上游的泸定桥，作为红军第二渡河点。一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此岸，直奔泸定桥；另一路由刘伯承同志率领，沿大渡河彼岸，直奔泸定桥。由于彼岸为敌占区，刘部夜行军时不可能使用火把，并必须避开敌人主力部队，所以刘部未能先林部到达泸定桥。但是刘部是什么时候到达泸定桥的？我想引用林部先头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将军上个世纪50年代在《红旗飘飘》中的一段回忆，“当我率部赶到泸定桥的时候，我已听到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泸定县城。”我本人为了解红军长征史，曾到过泸定县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我想在这里指出三点：1、攻打泸定县城需要时间；2、如果没有部队攻克泸定县城，也就是说，驻守泸定桥头堡的敌军不感到腹背受敌，恐怕红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夺取桥梁。3、大部队通过泸定桥时所用的桥板，正是刘部攻克泸定县城后所获得的门板。
五、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百团大战
张震同志在一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中讲过，“毛主席有两篇文章对整个抗战具有指导意义，一篇是《论持久战》，另一篇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篇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抗战；但是第二篇对我们军人更有指导意义，它具体讲述了很多抗日战争中我军应用的战略战术问题。”
1937年8月的中央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决议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战略指导意义，这篇决议后经改变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编入毛选。洛川会议决议原为刘伯承同志给毛泽东同志一份报告（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属名刘伯承、张浩），在报告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敌后抗日战场上，我们要从过去的正规战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也就是开始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建立根据地，逐渐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后转向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装备的差异，刘伯承同志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目前要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避免与日军展开阵地作战。”
根据洛川会议的思想，刘伯承同志率领一二九师出征，进驻太行，五战五捷，先后发起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和“神头岭设伏”等战役。特别是“神头岭设伏”，当时日本的一家报纸把它称为“支那的一流的游击战术”，并写这样到“据说这场战役是由被中国人称做神机军师的刘伯承指挥的”。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在敌后越战越强，到1940年，由出征时的一个半旅发展到十三个旅。刘伯承同志当时的一篇军事论文中这样写到，目前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为锁子，把抗日军民分解开，而后任其宰割。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同志率一二九师发起了十三次破击正太路的攻势（后来不知为什么被一些人们说成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在朱德总司令离开前线回延安开会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在一二九师十三次破击正太路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吸收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参加，随后才发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确实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如果多读一点刘伯承同志当时的军事论文，就不难了解他与彭德怀同志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避免与日军展开大规模阵地作战”。刘伯承同志一生非常推崇孙子的用兵思想，即“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不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他一贯反对，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去强求，去不计伤亡的硬拼，同时也反对好大喜功的做法。
六、千里跃进大别山
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就“重林轻刘”文中的所有不妥之处一一进行探讨，但该文把“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自身难保的挺进中原”却是一个不得不让人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曾经采访过当年的国民党作战厅（相当于我军的作战部）厅长郭汝瑰将军。他是这样说的：“我打过不少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我认为，在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大的战争有这样一个规律：第一阶段，是对手的全面进攻；第二阶段，是对手不得已而转为重点进攻；第三阶段，是双方的战略相持；第四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将一支十三万人的大军插入了中原，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形成了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的战略态势，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了六十六个师，绞杀刘部。这时，战略反攻就开始了。”    郭汝瑰将军认为：“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四年结束，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大的战争，从对手的重点进攻直接转入了我方的战略反攻。从军事上讲，小部队穿插和奔袭是经常应用的战术，但是大兵团、无后方供给线、深入敌方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孙子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行动是违反了战争一般规律的，没有胆大包天的勇气，谁也不敢下这一决心；没有心细如发的筹谋，谁也无法完成这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唯有刘伯承同志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愿意领受这一任务。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战略行动作了三种估计：“1、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2、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3、付出了代价，站住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确实是以无私、无畏的勇气，领受、执行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在黄泛区炸掉了在上当、平汉战役中缴获的所有重装备，关闭电台四十天，一直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为了了解历史，我曾去过大别山，采访过许多老同志，这一时期的艰难程度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当刘伯承同志从大别山出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对他这样说过：“你完成的比我第三种估计还好！这一行动确实推动了全局的战略转折。”从毛泽东同志这一结论，应该可以看到，“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史无前列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意义。
每一个元帅都在历史上写下过精彩的篇章。如果“重林轻刘”文的作者有心研究历史的话，希望今后能在多读一点书的基础上为林彪元帅写一本符合历史的好传记。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乱说。随便乱说，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也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衷心希望年轻人多读书，写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