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契丹、党项与女真后裔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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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党项与女真后裔今何在？? ？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三
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50]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本文所谈的女真遗裔主要就出自后者。
（一）金朝皇族后裔
景爱近年的调查结果证实，至今在北京还居住着一支金朝皇族后裔。他们的始祖完颜守祥，与金哀宗完颜守绪为兄弟行，据说出自金世宗庶子。[51]根据传世的《长白佛满洲完颜氏东归本支统系表》来判断，其始祖完颜守祥大概是在金朝亡国后从南京开封东归金源故地的，至其十四世孙鲁克素时迁居长白山下，后金建国之初即归附努尔哈赤，后随清军入关，遂定居于北京。
完颜氏因系金朝皇族后裔，故在满清一朝受到特殊优遇，被列入上三旗。乾隆时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完颜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52]这表明了清王朝对其皇族后裔身份的确认。完颜氏在清代宗枝繁盛，在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之北兵马司胡同有其宗祠旧址。今天的北京完颜氏都已改姓王氏或汪氏，第二十五世孙王佐贤现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53]
（二）山西的女真遗裔
在山西省安邑县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54]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金史》附《国语解》云：“夹谷曰仝。”说明早在金朝夹谷氏就以“仝”作为其汉姓了，又元杂剧《虎头牌》谓“夹谷氏姓佟”、《金安寿》称夹谷为童，字虽有异而音皆相同。由此皆可证明《仝氏家谱》的记述是言之有据的。
（三）安徽的女真遗裔
在安徽肥东县的十二个乡中，居住着一支完颜氏的女真遗裔，目前约有2000来人。据《完颜氏家谱》记载，金朝亡国后，有一支完颜氏的女真人流落到云内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为避免蒙古人的民族歧视，他们改完颜氏为完氏。元末，这支女真人的首领完（颜）佩投身朱元璋麾下，位至将军，洪武初年，奉命屯田庐州，从此便定居于肥东。1983年，肥东县人民政府根据这些女真遗裔提出的要求，同意他们恢复完颜氏，并将其民族成份改为满族。[55]不过肥东的女真遗裔虽然是完颜氏，却未必就出自金朝皇族，因为金代的完颜氏有宗室完颜、同姓完颜、异姓完颜之分，而肥东完颜氏的渊源并不清楚。
（四）河南的女真遗裔
河南的女真遗裔主要有两支，一支在鹿邑县，一支在唐河县。
鹿邑的女真遗裔居住在马铺、老庄、太清、贾滩、杨湖口等五乡九村，共750馀户，近3000人。另外，汝州市完颜庄、许昌县完门村尚有200馀人，是从鹿邑迁入的。鹿邑女真遗裔本为完颜氏，后改姓完氏，据《完氏宗谱》记载，他们是明朝万历年间从安徽肥东迁徙而来的。如今他们也已恢复完颜氏，但还未被正式批准改为满族成份。
据山西安邑县《仝氏家谱》说，安邑仝氏有移居河南者。如今居住在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城郊乡两个村子中的数百名仝姓女真后裔，估计就来自安邑，但不清楚他们是何时由晋入豫的。[56]
（五）甘肃的女真遗裔
在甘肃省平凉、泾川一带也有一支女真完颜氏，目前大约有2000人左右，当地还有一些以完颜命名的村庄，如完颜村、完颜洼等。在泾川县完颜高正家中，保存着一幅长2.4米、宽2米的完颜氏宗谱图，系由五幅粗黄布缝合而成，上面有金太祖至末帝完颜承麟十代君主的世系和图像，有人猜测它是金代末年的遗物，并据此推论说这支完颜氏很可能是宗室完颜之后。[57]但我觉得要下这种结论恐怕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才行。
金代的女真人比起辽代的契丹人和西夏的党项人来，其汉化程度要深入得多，因此今天的女真遗裔自然不可能遗留任何本民族的特征，只有在满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中还可以看到对女真族的某些继承。
（原载《大陆杂志》96卷第6期，199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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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辍耕录》卷一“氏族”条所列汉人八种，其中之一即为契丹。
[2]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3]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4]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
[5]《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6]《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7]《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8]《许白云集》卷二。
[9]《金华文集》卷二七。
[10]上述情况由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首先披露，但作者认为这一传说不可信据。
[11]孟定恭：《布特哈志略》，《辽海丛书》本。
[12]《论契丹人的两种文字体系》，原载《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论文集》第2卷，乌兰巴托，1977年；陈乃雄译文，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
[13]《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4]《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15]珠荣嘎、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孟志东等：《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17]近年讨论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论著，不主一说者以巴达荣嗄《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郭庆《浅议达斡尔族族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为代表，力主契丹后裔说者以欧南·乌珠尔《关于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问题》一文（《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为代表。
[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以下凡引自此书的材料不再一一出注。
[19]“青牛白马”是有关契丹族早期历史的一个古老传说，《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云：“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20]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考说》，《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21]陈乃雄：《本话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遗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2]那顺乌日图：《施甸“本人”语言否定副词“i”》，《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3]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调查报告》，云南保山铅印本，1992年8月；又见《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6章。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4]陈乃雄：《本话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遗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5]郝露萍等：《云南“本人”的红细胞血型分布及其与契丹人血缘关系的探讨》，《人类学学报》第14卷第3期，1995年。
[26]叶启晓、干志耿：《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倍之裔》，《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27]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8]参见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145页及前揭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一文。
[29]此据《云南契丹后裔研究》所附拓本。
[30]《四秘全书十二种》本。
[31]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32]《〈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33]《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4]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参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1932年。
[36]中国学典馆铅印本，1945年。
[37]谓因“夏”、“下”同音，“下”字古音读“虎”，故西夏就被读作西吴。
[38]《西夏遗民调查记》、《嘉戎与道孚族源考》，均载前揭《西夏研究论集》。
[39]上官剑壁：《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40]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的调查考证》，《未定稿》1985年第13期。
[41]《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42]任崇岳、穆朝庆：《〈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43]《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44]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均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45]《西夏研究》第1辑陈寅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1932年。
[46]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7]参见《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9页。
[48]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今藏青海省民和县档案馆。
[49]《新元史》卷一三一《昔里钤部传》。
[50]参见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51]《天咫偶闻》卷三云：“其先出金世宗。”《听雨丛谈》卷一一云：“完颜氏，金世宗之裔。”完颜氏族人则自称是金世宗旁支。
[52]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房山拜陵》。
[53]景爱：《北京完颜氏遗族考》，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满族研究》1994年第3期。
[54]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55]见前揭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景爱《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
[56]见前揭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
[57]见前揭景爱《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三
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50]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本文所谈的女真遗裔主要就出自后者。
（一）金朝皇族后裔
景爱近年的调查结果证实，至今在北京还居住着一支金朝皇族后裔。他们的始祖完颜守祥，与金哀宗完颜守绪为兄弟行，据说出自金世宗庶子。[51]根据传世的《长白佛满洲完颜氏东归本支统系表》来判断，其始祖完颜守祥大概是在金朝亡国后从南京开封东归金源故地的，至其十四世孙鲁克素时迁居长白山下，后金建国之初即归附努尔哈赤，后随清军入关，遂定居于北京。
完颜氏因系金朝皇族后裔，故在满清一朝受到特殊优遇，被列入上三旗。乾隆时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完颜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52]这表明了清王朝对其皇族后裔身份的确认。完颜氏在清代宗枝繁盛，在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之北兵马司胡同有其宗祠旧址。今天的北京完颜氏都已改姓王氏或汪氏，第二十五世孙王佐贤现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53]
（二）山西的女真遗裔
在山西省安邑县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54]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金史》附《国语解》云：“夹谷曰仝。”说明早在金朝夹谷氏就以“仝”作为其汉姓了，又元杂剧《虎头牌》谓“夹谷氏姓佟”、《金安寿》称夹谷为童，字虽有异而音皆相同。由此皆可证明《仝氏家谱》的记述是言之有据的。
（三）安徽的女真遗裔
在安徽肥东县的十二个乡中，居住着一支完颜氏的女真遗裔，目前约有2000来人。据《完颜氏家谱》记载，金朝亡国后，有一支完颜氏的女真人流落到云内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为避免蒙古人的民族歧视，他们改完颜氏为完氏。元末，这支女真人的首领完（颜）佩投身朱元璋麾下，位至将军，洪武初年，奉命屯田庐州，从此便定居于肥东。1983年，肥东县人民政府根据这些女真遗裔提出的要求，同意他们恢复完颜氏，并将其民族成份改为满族。[55]不过肥东的女真遗裔虽然是完颜氏，却未必就出自金朝皇族，因为金代的完颜氏有宗室完颜、同姓完颜、异姓完颜之分，而肥东完颜氏的渊源并不清楚。
（四）河南的女真遗裔
河南的女真遗裔主要有两支，一支在鹿邑县，一支在唐河县。
鹿邑的女真遗裔居住在马铺、老庄、太清、贾滩、杨湖口等五乡九村，共750馀户，近3000人。另外，汝州市完颜庄、许昌县完门村尚有200馀人，是从鹿邑迁入的。鹿邑女真遗裔本为完颜氏，后改姓完氏，据《完氏宗谱》记载，他们是明朝万历年间从安徽肥东迁徙而来的。如今他们也已恢复完颜氏，但还未被正式批准改为满族成份。
据山西安邑县《仝氏家谱》说，安邑仝氏有移居河南者。如今居住在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城郊乡两个村子中的数百名仝姓女真后裔，估计就来自安邑，但不清楚他们是何时由晋入豫的。[56]
（五）甘肃的女真遗裔
在甘肃省平凉、泾川一带也有一支女真完颜氏，目前大约有2000人左右，当地还有一些以完颜命名的村庄，如完颜村、完颜洼等。在泾川县完颜高正家中，保存着一幅长2.4米、宽2米的完颜氏宗谱图，系由五幅粗黄布缝合而成，上面有金太祖至末帝完颜承麟十代君主的世系和图像，有人猜测它是金代末年的遗物，并据此推论说这支完颜氏很可能是宗室完颜之后。[57]但我觉得要下这种结论恐怕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才行。
金代的女真人比起辽代的契丹人和西夏的党项人来，其汉化程度要深入得多，因此今天的女真遗裔自然不可能遗留任何本民族的特征，只有在满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中还可以看到对女真族的某些继承。
（原载《大陆杂志》96卷第6期，199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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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辍耕录》卷一“氏族”条所列汉人八种，其中之一即为契丹。
[2]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3]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4]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
[5]《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6]《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7]《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8]《许白云集》卷二。
[9]《金华文集》卷二七。
[10]上述情况由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首先披露，但作者认为这一传说不可信据。
[11]孟定恭：《布特哈志略》，《辽海丛书》本。
[12]《论契丹人的两种文字体系》，原载《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论文集》第2卷，乌兰巴托，1977年；陈乃雄译文，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
[13]《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4]《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15]珠荣嘎、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孟志东等：《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17]近年讨论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论著，不主一说者以巴达荣嗄《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郭庆《浅议达斡尔族族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为代表，力主契丹后裔说者以欧南·乌珠尔《关于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问题》一文（《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为代表。
[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以下凡引自此书的材料不再一一出注。
[19]“青牛白马”是有关契丹族早期历史的一个古老传说，《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云：“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20]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考说》，《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21]陈乃雄：《本话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遗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2]那顺乌日图：《施甸“本人”语言否定副词“i”》，《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3]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调查报告》，云南保山铅印本，1992年8月；又见《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6章。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4]陈乃雄：《本话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遗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5]郝露萍等：《云南“本人”的红细胞血型分布及其与契丹人血缘关系的探讨》，《人类学学报》第14卷第3期，1995年。
[26]叶启晓、干志耿：《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倍之裔》，《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27]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8]参见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145页及前揭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一文。
[29]此据《云南契丹后裔研究》所附拓本。
[30]《四秘全书十二种》本。
[31]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32]《〈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33]《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4]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参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1932年。
[36]中国学典馆铅印本，1945年。
[37]谓因“夏”、“下”同音，“下”字古音读“虎”，故西夏就被读作西吴。
[38]《西夏遗民调查记》、《嘉戎与道孚族源考》，均载前揭《西夏研究论集》。
[39]上官剑壁：《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40]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的调查考证》，《未定稿》1985年第13期。
[41]《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42]任崇岳、穆朝庆：《〈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43]《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44]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均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45]《西夏研究》第1辑陈寅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1932年。
[46]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7]参见《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9页。
[48]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今藏青海省民和县档案馆。
[49]《新元史》卷一三一《昔里钤部传》。
[50]参见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51]《天咫偶闻》卷三云：“其先出金世宗。”《听雨丛谈》卷一一云：“完颜氏，金世宗之裔。”完颜氏族人则自称是金世宗旁支。
[52]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房山拜陵》。
[53]景爱：《北京完颜氏遗族考》，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满族研究》1994年第3期。
[54]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55]见前揭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景爱《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
[56]见前揭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
[57]见前揭景爱《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