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出生的日本年轻一代在想什么

日本年轻一代在想什么

    战后已经六十多年了。如果说“年轻人”——现在二十岁上下的——可以说是战后第三代了。比起战前、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他们这一代，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如果说手上沾有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鲜血，那也至少是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祖父、曾祖一代了。再让他们上溯两三代为祖上去“反省”、“谢罪”，是否可能？是否现实？是否有意义？

　　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是作了相当的反省的，而且至今还在“反省”之中。笔者在本报也曾谈起过（请见“和风随笔”之《武士刀与原子弹》（2010-8-6）、《日本人如何反省战争》2010-8-20）。

　　但是，中日文化的迥异，也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对于日本来说，首先是历史观与中国人迥然相异——中国是断代史观，而日本则是“绵延史观”。

　　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后代绝不会为前朝的“罪行”负任何责任（包括心理层面）——正因为前朝有“罪”，才要取而代之的。

　　但日本，如果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纪元前六、七世纪）开始算，“万世一系”，至今已有125代天皇了，有“换代”而从未“改朝”。就是近世最大的的变革——1945年的“战败”——没有换天皇，没有改元号，甚至连战前战后从哪一届内阁划分都说不清楚。

　　这种“绵延史观”，加上战后弥漫日本的“一亿国民总忏悔”论，转移了对战争责任追究的视线，再有进步势力反对军国主义的“努力”，也就使战后几代人都“无可奈何”地要在为“过去的战争”辩解的同时，“永远”地反省下去。

　　但中日之间，对于“反省”不但立场相反，而且对反省的内涵外延、作法结果等的认识不尽相同。这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

　　老一代日本人是感到确实做过对不起中国的事，不管有些人如何要将侵略行为合理化，但内心的“愧疚感”是无法抹消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提供了一系列的援助，却几乎没有被中方在国内提起，表示感谢。日本虽有微词，但也不了了之，就是这种愧疚感使然。

同时，中方在经济交往中，有不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求，但在“友好”的大旗下，日方就咬牙接受了。这也是出于当时的交涉者心里有愧——他们自己或父辈对中国干过坏事。

　　但是，时过境迁，毕竟已是从飞机到“因特”的网络遍布全球的时代。不管是否到欧美去留过学，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脑子里，传统的历史观和欧美的现代思想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他们心目中，即使老一代“有罪”，也轮不到他们来“赔罪”、“道歉”——爷爷、太爷爷的作为与我何干？再与欧美的所谓“自由”、“平等”思想联系起来，他们更加主张即使在国家之间，也应该平等相待。动辄拎起“历史问题”敲打日本之类，使他们渐生反感。

　　前些日子，一位中国人同事问我，近年来在日本教中文或有关中国问题的日本教师里，好像“亲华”的不多了，取而代之是些年轻的“厌华派”。而这些年轻教师，不但现代汉语水平比他们的上一代高，而且往往是长期留学中国，甚至是中国几个著名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

但他们不像老一代教师，对中国赞不绝口，而是表面比较客观，但实际上不乏“厌恶”。 他们去了中国，捧了这个饭碗，只能吃这碗饭，但是他们讨厌中国，甚至包括一般中国人。

　　当然，在日本人中，真正的亲华派不多，说“知华”可能比较确切。老一代主要喜欢或者说崇拜的对象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老一代日本人，不但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典，还有的会写汉文诗。我身边的几位日本人汉语老师之间，甚至常有汉诗唱和。

可是，日本年轻一代的汉文水平就是那么不到两千个汉字。而且学中文的简体汉字，又与中日繁体字挂不上钩，更谈不上解读古典汉籍了。但是对中国的现实，比他们的日本老师们要知道得多，而且是亲身感受。当然其中就有中国政治、社会的暗部。这再用他们自小培养起来的价值观来衡量，那当然就是“厌恶”油然而生。

究日本人“厌华”缘由之极，往往是所谓“中华思想”——主要是指自秦汉以来，中国自以为世界之中心，中国人又惯于强烈表达自己的主张。

“那美国不也是一样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厌美’？”我问。“美国离得远啊！越近越觉得讨厌……”有识者答­­——这会不会是日本“中国威胁论”的心理情结呢？

日本人一般不善于表达感觉，而只好压在心里，但是到了压不住的时候，就会以很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前两年的“毒饺子”事件，就是多年对华“积怨”一次大爆发。日本媒体一夜之间就掀起了厌华风，甚至连ＮＨＫ也丢掉了一向“公正”的面纱，接连一个月，每天的主要新闻时段，头条都是“毒饺子”。连我上课讲到饺子，也只好教学生如何包“毒饺子”了（当然是开玩笑）。

不知在日本长期滞留过的鲁迅，为什么会有“痛打落水狗”的思想。日本有识者对我说，让着弱者，是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之一。战后至今，之所以日本人对中国一再“退让”，其中有对侵略的反省，但也正是认识到，由于日本人过去的作为，才使得中国在战后几十年，不能马上脱离贫穷——有一种愧疚。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强大了，超过日本了，同理，你（中国）就应该“让着”日本，至少不要再像以前，在战争责任呀，赔礼道歉上那样咄咄逼人（日本）了。

在日本是讲究“师道尊严”的（但现在也基本“扫地”了），但没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中国总认为是当了日本上千年的老师，就应该得到感恩。殊不知，“学生”一旦发现“师道”有误，就会马上“跳槽”。

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应该说无可指摘——通过对鸦片战争的观察，当时的日本学者就明白，再跟着中国走下去，结果日本只有像大清帝国一样，成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

 “入”了“欧”，日本还是继续跳槽——先是学习“兰学（荷兰）”，英国称霸后，又改宗“英学”，兼收德奥……战后就拜倒在美国脚下……

日本人的不仅“学习”本领高超，“消化”机能也是惊人的。自遣隋、遣唐使开始，不管是对中国还是欧美，日本从来没有盲目全盘接受过——在各种借来的外衣之下，日本民族固有的“核”不但从来没有消失过，还“顽固”得很——这也正是日本文化的特异性之一。

至于近年来日本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在内？笔者是没有明显感到过，而且看到日本人早就做好了在某个时期，中国经济超过日本的心理准备了。

但有识者曰：“当然有羡慕、嫉妒。但是不会表现出来的。因为日本人觉得，一旦承认自己在嫉妒，那就等于承认'败北’。而承认（中国超过日本的）现实，则不算败北。”

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中表现出的“暴躁”，是承认“败北”呢，还是失去了“自信”？

　　看到2010年10月16日在东京六本木向中国大使馆示威游行，我确实吃了一惊——白刷刷的一片日之丸旗——是我来日二十几年所未见。

　　日本人不尊重“日之丸（日章旗）”的程度可谓世界罕见。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反战教员，在正式场合拒绝向“日之丸”致敬。这是对“日之丸”曾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迫使国民走入战争深渊战争象征的抗议。

战后，“日之丸”曾一度被占领军原则上禁止悬挂。后来开禁，才作为国旗，但一直是从习惯，没有法律依据。直到1999年才通过了有关法律，但撤销了原法案中有关要求尊重国旗（和国歌）的条款。后来却发生了右翼势力强制人们向“日之丸”致敬的情况，引起法律诉讼。现任平成天皇却曾两次明确表示，“希望不要强制”人们尊重“日之丸”和齐唱“君之代”。

　　关于日本人“不爱国”， 在笔者参与撰稿的《另一个日本》（2008年6月2日本报）中已经涉及过。在日本战后的反战活动以及教育中，“爱国”一词是被摒除的。中国人不能理解，日本人怎么能不“爱国”，而我的日本学生谈起中国人居然会“爱国”，觉得是“nonsense（不可理喻）”。尤其是对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觉得不可理解。一般日本人也都认为，国家就是国民的对立面，作为政治机器的“国家”，怎么能去爱！

战前战中，军国主义势力正是推行极端的“爱国主义”、“皇民化”教育，驱使老百姓走上侵略战争的战场。所以战后，日本教育界和民主势力对“爱国”一词，包括“日之丸”和“君之代”的警惕性很高，生怕再次成为右翼灌输法西斯思想教育的工具。

但同时，近年来，日本在国际体育赛事上成绩渐佳，“日之丸”的出现频度增多。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日之丸”已逐渐成为一种表现喜悦和自豪感的象征。同时，右翼利用“日之丸”等宣扬法西斯思潮，要求日本年轻人“爱国”， 所引起的反感也比以前要小一些。

    日本的战后教育中，反战因素很强。但同时具有两大特点，或者说是欠缺：一是过分；二是极端。

　　追究战争责任也好，维护宪法非战“九条”也好，反对核武器、核武装也好，言论界就好像处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持不同意见者，不一定都是右翼势力，但“言”辄得咎，丢官下马，几至噤若寒蝉。一些被认为是“非正义”的言论，几乎不能上市，国民也就失去了思考和辨别的机会。

　　而对于反省战争，则将“和平”极端化，片面强调日本国民受到的损失，轻视甚至掩盖日军侵略加害的一面，好像只有日本才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包袱，没有愧疚感。所谓代表“正义”的“红色恐怖”，反而会让他们同情甚至接受那些不能自由发表的右翼言论，甚至成为其支持者。而右翼分子到了不怕丢官时，也就“无所畏惧”了。一旦冲破了进步势力的闸口，就会更加方便地宣扬其积压了很久的主张。

　　2008年，因主张“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日本被冤枉为侵略国家”等等被解职的原空自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就是一个有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从自卫队退职后，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宣扬日本“不曾是侵略国家”、 主张日本进行核武装……而他的主张，事后在网上竟然得到了六七成的支持率。他正是最近这次六本木反华示威游行主要组织者之一。

　　在这次示威队伍里，可以看到很多人穿着配有德国法西斯“万字旗”臂章的制服，打着“皇军复活”的横标。

有识者指出，近年来日本的“右倾”、“厌华”的浪潮，基础主要是年轻人。这种对中国无知而又“厌华”的年轻人，主要是为了发泄不满。并非全是对中国的不满，而是因为目前这些年轻人自己的处境——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就职难；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望，以至精神困顿……主要是受到传统媒体和网络言论煽动而加入“厌华”行列的。

日本从政界到媒体，一直指责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日，但日本著名金融专家榊原 英资却指出，在日本媒体等等也在煽动民族主义。

　　“年轻将校”这个概念，来自日本战前。当时在日本陆海军中有一批思想过激，主张天皇亲政的年轻军官，亦称皇道派。他们企图“挟天子以令天下”，推行侵略扩张，以所谓“忧国忧民”的正义感，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并“下克上”地接连发起了一系列兵变，杀死或企图杀死他们认为是有碍于日本军事侵略扩张的一批政治人物。

　　现在，日本对这种抱有极端民族主义观点，言行过激的人，往往称为“年轻将校”。这次的钓鱼岛事件，在民主党政权内，就有一批这样的“年轻将校”“崭露头角”。

　　当然，在年龄上，这些人都有四五十岁了，但在日本政界，他们还是算“年轻”的。比如这次直接下令逮捕中国船长的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前原一贯主张“中国威胁论”，直到最近，转任外相，还一直借着钓鱼岛事件，不断发出强硬言论，对中国出言不逊。现任民主党副干事长的枝野幸男，也是以“厌华”著称。最近还公开辱骂中国是“恶邻”，云云。而战前，日本也是将英美骂成“鬼畜”；叫嚣“暴支膺懲”的。

　　类似的人物，在自民党中也有，“偶尔露峥嵘”，从历史到现实，发出一些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但在自民党当政时，这些人很难接近权力中枢，往往成不了大气候。

　　随着民主党替代自民党执掌政权，日本政界的新老交替明显加快了。相对年轻化的民主党中，很多年轻政客进入了权力中枢。目前都是掌握实权的大臣级人物。而他们正是不正视历史，没有“愧疚感”的年轻人的典型代表，可谓民主党政权内的“年轻将校”

加之，日本特有的权力构造，和首相菅直人的执政乏术，就使得这些“年轻将校”得以出言不逊，轻举妄动。这次钓鱼岛事件突发的背后，就可以看到战前“下克上”、“兵变”魑魅魍魉的阴影。

　　战前，无视国力军力强弱悬殊，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开战；后期，不顾战局的直转急下，一味固执“本土决战”……而这次就连盟国美国都没有承认钓鱼岛归属日本，菅直人却一再声称：东海（含钓鱼岛海域）不存在领土问题，颇有战前军部“大本营发表”的法西斯味道。他10月24日在检阅自卫队发表“训示”时，专门提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最近，外相前原和防相北泽分别提出要修改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在海外与他国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防卫省决定将海上自卫队所使用的潜艇，从目前的16艘增加到20艘（CNN报为22艘），以抑制中国海军；据说于今年底决定的“防卫大纲”中，将提出把“国防重点转向西南”，“强化对西南诸岛的防卫”……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言动日趋明显。

　　昔日，每逢有这样的动向，至少曾是议会一大政治势力、所谓日本进步势力代表的原社会党等，会站出来讲话，但是，传承到了现社民党，已经萎缩到了一个只有十个议员的小党派，几乎无声无息了。

日本近年来从社会到政权的“整体右倾化”现象，原因很多。但很遗憾，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民主势力几十年反战活动的“负成果”。

　　日本大学生中，“关心政治”的很少。十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说过：5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但是学生们哗然：马老师，您可别吓唬我们。“不是吓唬，只是直觉。反正我是看不到了，你们要当心”，云云。

最近，一个快要毕业的学生发电邮给我：“老师，我决定参加自卫队了……”，在我的学生里，他应该是第一个。

（刊《国际先驱导报》　201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