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节不亏的民国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1862—1938)，广东中山县(今属珠海市)人，字少川，自幼攻读经史，极有颖悟力。12岁读高级塾馆时，塾师发现绍仪异于一般学生，常在友人面前夸赞这位高足。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唐绍仪的大名吹进了县学政的耳中。恰巧，清廷为培养“新学人才”，正到处寻觅可造之才，当时已送两批留洋学童出国。年仅12岁的唐绍仪被县学政看中并向省里举荐，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费，被第三批派出留学，目的地是美国。
与日本留学生交锋
唐绍仪从预科升入哥伦比亚大学，仅花了9年时间，于光绪七年(1881年)毕业，是最年轻的学成者之一。这年，清廷下诏，留美的第三批学生“海归”了。
告别会上举行歌舞联欢，大家签名留念。一名日本留学生走到唐绍仪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唐绍仪：“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这显然是表示日本的军事强大，蔑视中国的虚弱。唐绍仪机智地回答：“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位自以为懂得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却听不懂唐绍仪的反讽成语，直直地瞪了这位中国同学好一会儿，才落荒而逃。他不甘心,到处向人讨教唐君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告诫你，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日本留学生听了很生气，组织人准备以武力对付唐。好在中国留学生是大多数，双方对垒时，气势压倒日方，终未闹成大事。唐绍仪在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庇护下，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远洋轮。
回国后历任要职
清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归国，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他办事干练，颇受好评。光绪十一年(1885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主“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既非科举出身，也非留学归来之士，因此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属下唐绍仪十分看重。袁向唐了解欧美政事,年轻的唐绍仪见头儿如此虚心，也诚心向他介绍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在袁阅读之暇，唐还向袁介绍美国实地见闻，使袁世凯大开眼界。后经袁氏奏报朝廷，说唐绍仪可用。朝廷下达诏书，唐升任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书记官，成为袁在朝鲜期间的“主将”。1894年，袁世凯奉诏回国，清廷指定唐绍仪代理大清驻朝鲜商务专员，这时唐已是五品顶戴的中层官员。
袁回京后，在兵部尚书瓜尔佳·带禄的引荐下，出任天津道员兼领“小站练兵”，为清廷训练“新建陆官”立下功劳，进一步受到清廷青睐，又擢升直隶按察使。戊戌变法，袁使用两面手法，出卖变法的维新派，更令慈禧宠信。1899年，信奉“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训条的袁世凯，果真辉煌起来——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中的学界末流，如今竟成封疆大吏山东巡抚。
几乎是同一时期，唐绍仪也自朝鲜归国，升任天津海关道，成为“道台大人”。唐绍仪不负清廷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此后唐升至外务部右侍郎、署邮传部尚书，享有一品顶戴。
清廷的谈判高手
1904年，英国侵略者攻陷西藏首府拉萨，英军竟撇开主权国政府清廷，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所谓的《英藏条约》，清廷此时手忙脚乱，竟派不出一个有能力的人去西藏与英军交涉。迟至1905年春，朝廷听袁世凯的报奏，才派出唐绍仪为专使，率张荫堂、梁士诒赴时属英治的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代表弗利夏、参赞路罗士·韦礼正式谈判。
弗利夏面对身着朝服、胸挂珠串的清朝大臣，连起码的礼节也不讲，十分蔑视地坐在席上，妄自尊大。唐绍仪不予理睬，抖一抖官服，也面向弗氏而坐。停顿良久，唐绍仪以非常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他避开谈判内容，只评论“各国宪法大纲”，有的章则倒背如流，随即转入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的评述。
弗利夏初时并不在意，斜靠椅背，翘架双腿，继而睁大双眼，转而正襟危坐，他没有料及清廷大臣中还有这么精明的外交通。继而，唐绍仪又讲到英人礼节，并予赞赏。这时，弗利夏示意路罗士·韦礼，一并起立，脱去手套，隔案与满清官员一一握手，以补失礼。此后，双方再正式转入话题。
唐的发言紧紧咬住一个中心，即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英藏条约》，因为这个撇开了主权的中央政府，英方与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不合法。这使得弗利夏不得不心悦诚服，因为唐绍仪讲得有理有节，合乎逻辑。会上，虽未能完成预定的目标——废约，但说服了弗利夏，弗利夏将把唐绍仪掷地有声的讲话带给英方，这是唐绍仪谈判的初步胜利。
1906年，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受英国政府之托，与清政府在北京再开谈判。唐绍仪再次奉命以清政府专使身份，与萨道义见面。中英两国使臣见面，气氛与之前迥然不同，唐一改在加尔各答的态度，根本不谈什么“各国宪法大纲”及英国政体、人情、礼节，而是单刀直入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随后出示各种典籍及古今地图，全是给西藏定位的史料。
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萨道义代表英国政府，唐绍仪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
与英谈判，唐绍仪维护了民族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这是他在为满清之臣时的光辉，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辛亥革命再当谈和代表
与英谈判，展示了唐绍仪的不凡才干，使得清政府更加信任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授唐以会办税务大臣之职，次年(1907年)又任奉天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绍仪奏报朝廷应该“改革大清国税制”，朝廷准奏。唐兴致勃勃地领一班人马去英、法、日等八个欧亚经济强国，进行财政考察。回国后，唐夜以继日地编制《大清国税务新法》，企望为国富民强投放一剂改良之药。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头一声清脆枪声，敲响了埋葬封建帝制的丧钟，各省纷纷响应，震憾世界，有人说这是东方睡狮醒了。清廷本已将袁世凯废掉，驱逐出京，拟永不再用，然而革命形势逼人，而朝廷里真是山穷水尽，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问题是连“廖化”也找不出一个来，怎么办?还是启用废臣袁世凯，请其出山，率兵南下。袁到汉口旗开得胜，又占汉阳，革命军节节败退，武昌告急。各省代表共推首义有功之士黎元洪为元帅。袁世凯审时度势，抓住首战告捷的好时机，向黎元洪提出议和，英国公使亦从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与革命党人商量，作出“虚临时总统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议。
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袁氏谈和。袁世凯此时的身份为清政府的“责任内阁”，为议和，他启用“老伙计”唐绍仪。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到达上海，此时又恰恰是南北议和代表均在沪上。议和的谈判已进行两轮，会上决定，一是马上停止战争；二是确定国家废专制为共和体制。双方代表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多少阻力。此时，唐绍仪是清廷代表，怎么同意实行共和体制呢?这是因为唐平日深研各国国体，具有近代文明思想，在议和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当此时，孙中山归来了，这是一位极具影响的政治家、革命党领袖人物，革命党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改变策略，趁势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对袁施加压力，要求袁世凯及时逼溥仪退位。
袁世凯认为革命党方面违约，耿耿于怀，伺机动作。但是，昔日的“伙计”唐绍仪规劝昔日的“老板”：“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与孙中山周旋。”经过好一阵子南北互相攻讦，意见纷纷。孙中山处境维艰，无钱无兵，只好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这才迫使清帝退位。
在北京登上了临时总统宝座，袁立组政府。谁来担任总理一职?袁氏毫无疑义地任命早年的“搭档”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第一责任内阁国务总理。
袁唐二人终致反目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万万没有料到，曾担任清政府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袁总统内阁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竟加入了革命党的同盟会!唐绍仪执掌袁政府时，其行为极富民主色彩，处理政事十分倾向同盟会，这大大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袁越来越觉得唐总理陌生，不止一次地提请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白了，袁是要唐“吃主的爵禄报主的恩”。袁知悉自己所选择的人与己同床异梦，于是自己独断专行，迫使唐绍仪无法施展抱负。唐绍仪觉得与其当这空头总理，倒不如掼了“帽子”，无官一身轻，于是一纸辞呈交与袁。袁还假惺惺地说：“才任职四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说：“也不算短了。”两人再也无言。
唐绍仪从此结束了在京的高层政治生涯。局外人不详其故，只有伍廷芳这位与唐曾为议和对手的袁政府外交总长，深悉唐所追求的是民主共和，绝不会与有极大野心的袁氏为伍。
追随孙中山革命
1913年3月中旬，《鄂州宪法》的起草人宋教仁受袁世凯之邀(实则是骗他去的)，拟去北京商讨建国大计。可是宋教仁3月20日从上海火车站准备北上时，被袁世凯出重金收买流氓暗中杀害。于是，袁借机撕毁《临时约法》，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紧接着解散国会，大权独揽。这些，都超过了唐绍仪的想像，唐没料到袁世凯竟“走”得如此之远。在万分悲愤中，唐与汪兆铭、蔡元培等联名致函袁世凯，要求袁“为国家计，为公(袁)计，例当引避、辞职”。此时的袁世凯，私欲已经极度膨胀，怎会听此忠告，只能是愈走愈远，直至复辟帝制。
唐绍仪在上海议和时，见过孙中山，对孙中山的高尚气节，佩服得五体投地，认定孙中山有伟人之风骨。深入研读孙中山的著述后，唐完全融入孙中山的精神世界中，孙的革命信息影响了唐绍仪，使唐毅然与袁决裂。
唐绍仪迁居天津，不甘为寓公，决心通过传媒为其民主思想作宣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于是与汪兆铭、胡汉民创办《民国报》。由于资源限制，报纸无以为继，唐只得转还故乡广东，不久才再迁沪上，为生活计，从事保险业。
民国五年(1916年)，多行不义的袁“皇帝”终于暴病身亡。消息传到上海，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全国人民走民主的道路。唐绍仪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改良中国须从教育办起，于是他创办了复旦大学。他宣传他的主张：不要流血，以改革入手，提高民主意识，提高民生。
袁死之后，北洋走马换“总”(统)，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混乱。非常国会的有识之士们，一致在广州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大元帅，设立大元帅府。为追随孙中山，唐绍仪再度出山，任财政总长，继而任七总裁之一。民国八年(1919年)2月，唐绍仪奉命代表南方政权赴上海，与北洋政府代表朱启钤进行和议谈判。朱启钤经不住唐的正义与婉转的劝说，表示出和平的倾向。可惜由于段祺瑞“执政”的蓄意破坏，南北和议流产，南北又陷入流血斗争之中。
唐绍仪由此产生悲观思想，无法回南方向孙中山复命，便决定留居上海。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痛。唐绍仪向章太炎哭诉衷肠，一同前往吊唁。见先生遗容，唐失声痛哭，以泪浇笔，书写挽联：
约法坏民国危革命未成功非复能支大厦；
议和终致住去补天太无术自愧有负使君。
约法系指由孙中山主持制定、用以限制袁世凯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唐绍仪胸怀坦荡，把段祺瑞破坏南北议和的责任归咎于自己的不努力，觉得和议失败又未能南归复命，有负孙大元帅之托。
不计名位做县长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日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可谓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一时哪里拿得出这么多住宿和办公的房舍?两级政府决定，立即划分建房地域，解决困难。霎时间，南京大片闲置地成了热门抢手货。此刻，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为之所动，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来人羞愧万分，仓皇逃走。
1931年10月，唐绍仪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南京市表示，在“富有阶层区”留有唐的公馆建造地皮，唐又予婉谢。1932年唐绍仪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他的老家——中山县民情十分复杂，一些曾被任命到该地担任县长的人，对孙总理的故乡望而却步。唐绍仪闻知家乡缺一名“百里长”，竟不计名位高低，待遇多寡，自告奋勇地走马上任做了中山县长。他有滋有味地当了两年中山县长，见到县治有了起色，方适时去职，举家迁到上海。他在法租界购房住下，安心乐意过上寓公生活，极少出头露面。街坊邻里见到这位极富修养、亲切和善的老人，只做一般性的点头交往，谁也不会料及，他们的邻居竟然是民国首位国务总理、清代的一品大员。
拒绝土肥原而遭杀害
1938年9月27日上午。一辆当时颇为时髦的开克勒特轿车驶入上海法租界，停靠在有铁栅间隔的草坪前，草坪中央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车上下来3名着军装配战刀的日军。一人吃力地提礼盒，腾出一只手轻轻敲叩栅门。守门的仆人出来，见状不动，日本人中有人用中国话说了：“请通报你家主人唐绍仪先生，日军派遣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第五军司令土肥原贤二先生，特来拜访唐绍仪先生!”
其实唐绍仪已在楼上听到了下边的声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方情报机关是如此之灵敏，终于探知到他的住地了。怎么办?自己尽管早已与社会活动绝缘，且已风烛残年——都已76了，难道人家还不放过自己?他知道是祸便躲不过，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硬拼无用，只好周旋，摸清对方意图再说。于是不等仆人请示，便在窗前通知：“迎客!”
摆在唐家客厅案上的是日本人送的一对陶皿。作为行家，唐绍仪一望便知这是汉代文物。尽管唐绍仪再三表示不受，土肥原一再以手抚胸，用熟稔的汉语说：“出于至诚，对先生大名的景仰，万望收下。”唐绍仪再也找不出拒收的理由，于是分宾主坐下，吃茶用膳后，根本用不着翻译，土肥原开场了：“唐绍仪先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共同努力，可完成大东亚共荣的大业!先生乃民国第一任责任内阁国务总理，政声极佳，影响极大，你退出中国政坛四年，应该重振旗鼓，为早日结束战争做些贡献，中日亲善指日可待。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希望你出山组阁，建立新的中国政府。地址由你选择，或南京、或北平、或上海，未尝不可，请你提出具体条件，在下对先生寄予厚望。”
原来是要求唐绍仪组织傀儡政府!土肥原并非单一的纠纠武夫，他是有名的杀人魔王，兼有说客之才，还是中国通。“要我做历史罪人，充当头号汉奸?怕是你土肥原贤二瞎了眼找错了人!”当然这仅是唐绍仪的内心独白，当时出口的话是：“事关重大，让我再思考思考后回复如何？”
土肥原迫不及待，但装得温文尔雅：“当然，当然可以，只是时间呢?”唐绍仪伸出食指。土肥原问：“一天以后?”唐摇头：“一月以后。”土肥原连连摇头：“不可以，不可以，三天内答复。”最后一句话说得颇显急躁，露出凶相，但又立转笑脸：“三天，三天内听答复啊!”说完，另外两名日军拥着土肥原，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唐宅，出了栅门，登车疾去。
重庆国民政府派遣沪上的情报人员自是不在少数，即便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败多胜少，但通过情报系统的有效工作，对敌情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重庆从多方面获知，狡猾的日军企图“以华治华”，拉一批名士下水，充当傀儡，欺骗广大沦陷区国民。日军侵占东北时，于1932年3月扶起清废帝溥仪“执政”，又于1934年改称所谓“康德皇帝”，伪政权被日军所奴役所利用，使东北全面沦于日本殖民地，溥仪哪有半点权力?
日本人不仅在上海，在所有已经沦陷的地方，都在搜罗这样的“人选”。于是，重庆派遣唐绍仪的大女婿诸昌年，以“行商”为掩护，潜入沪上，经常“探视”其丈人，恐被敌人利用。但在无此迹象之前，诸昌年无论如何是不便开口“训诫”泰山的。
哪知，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诸昌年得知土肥原不仅登上岳父家说项，而且馈赠的厚礼被岳父接受了。诸昌年闻讯后，五内俱焚，不住责怪老人家太糊涂。
诸昌年向岳父进言，所谓得人(物)手软，吃人(物)口软，您老接受日本人赠品，该怎么办呢？人家会平白无故地赐予吗?唐一笑说：“你不必担心，他送来，我按货付款不行吗?何况这本来就是中国的东西。”诸昌年怎么不担心呢，愁肠百转地说：“人家会如此轻易了结?”唐说：“土肥原与我个人无怨，又不是我找上门去，他又能把我怎样?”唐的自信真让诸昌年急煞了：“您须作好防备，最好是跟我暂避些时日。”唐绍仪坚持不允。
这天是1938年9月30日，距土肥原造访唐宅不过三天。自称日军第五军司令部的人给唐绍仪打电话，很有礼貌地询问：“唐先生什么时候来敝司令部商谈具体事宜，确定了时间我们当即派车来请。”唐反诘：“我有义务去贵军司令部吗?商谈什么具体事宜呢?须知我已是风烛残年的老者呀。”日方说：“前日，您已经接受我方的聘礼了，世间上哪有受礼不办事的道理?”对方说到后来，再也没有起初的谦恭，而是提高音度，表现得很不耐烦。唐绍仪也大怒道：“不就一对陶皿吗?请开价我付款!”电话那头再不作声。
下午2时许，有人叩门，声称是从广东过来的家乡人。仆人开门，进来3名客人，扛的扛、捧的捧，皆是一些包装好的礼物，置放于大厅案上。
唐绍仪下楼，命仆人解开包装，原来是一批大小不一的青铜器，皆已生出绿斑。作为文物爱好者的唐绍仪，不由眼前一亮，知道来者不是乡亲，而是有来头的文物贩子。唐不管这些，提起铜器，察看底部，鉴别纹路，不由惊叹：“正品，正品，绝非赝货，请出价，立即付款!”对方用上海话回答：“先生是里手行家，我们不敢漫天索价，就这样罢!”于是打出手势，便宜得简直出乎唐绍仪的预料，他忙命仆人上楼取款。
当取款的仆人兴冲冲下楼时，眼前所发生的惨景令他惊呆了：来人和青铜器皆已不见了，主人头上插着一把斧头，蜷曲在地下，血水汩汩而流。
当诸昌年闻讯到达唐宅时，所发生的一切皆已无法挽回，他绝对没有料及，日本人出手不仅卑劣狠毒，而且如闪电般的迅敏，不让人有喘息的时间。诸昌年准备过几日哄骗岳父外出疗养避祸的，看来自己反应太迟钝了。诸昌年再无呆在上海的必要，只得回返重庆交旨，备述岳父生前故后经历。胜利后，唐家得到了国民政府补发的一笔丧葬费。
尾声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诸多原因，这位满清的侍郎、尚书、巡抚，民国的第一位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事迹，一直被尘封，除了史学界，鲜有人评判其是非功过。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与有关专家学者联合召开“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会上给予了唐氏业绩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家才知道，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之际，在全国政坛还出现过这么一位超前人物，如此爱国。唐的家乡中山市人民政府拨款为唐绍仪的故居修葺，整旧如旧，尽力恢复其本来面貌，并于1992年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唐绍仪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1915年他从北京退出高层政坛时，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此非私人据有，他恐日后子孙侵占此园，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入园门口有巨石为屏，上有集句联：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百年树木十年树人。
此联乃名家题写，至今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