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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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中
章立凡在《老照片》第三十八辑发表的《章乃器在“文革”中》一文中记载了他父亲乃器先生这样一件事:
1966年的“红八月”,“大右派”章乃器在被红卫兵狠狠批斗并遭到痛殴之后,扫地出门,从位于繁华之地东四南大街灯草胡同的家中被赶到了当时还十分偏僻荒凉的东郊呼家楼。并且因为是“牛鬼蛇神”,该入地狱,因而红卫兵勒令只能住在地下室。不幸那幢居民楼没有地下室,只能安排住进了底楼的一套两居室,也算是“被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乃器先生凭着曾文正公的“挺经”,既不悲观,更不乐观,而是达观地过着“被打倒在地”的日子。他仍然很是关注周围的人们,注重搞好邻里关系,很快与邻居们搞得十分融洽。他发现,住在四楼一套合用房里的一对小学教师夫妇,一家三代四口挤住在一间14平米的小屋里,晚上睡觉还得打地铺。尽管这种窘迫状况处处可见,但心肠柔软的乃器先生看不下去,立即主动提出将自己独用的大两居室与他们换房。他说办就办,马上就交换,搬到了四楼。为了怕那家的老母和幼儿睡地铺着凉,还命儿子章立凡将自家一块抄家劫余的地毯送去。搬进去住的这套老式房不只房间小了许多,厕所还是合用的。乃器先生却坦然地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乃器先生的落难所遭受的生活困境和心灵巨大冲击,或许是除了那个时代亲历者,其他人都难以体味的。而且,在那时的北京,乃至全国各地,住房都十分紧张,全凭单位分配。如今的房价难以回落,重要原因之一便是1949年后长期只顾斗争,忽视民生,在人口膨胀的同时,几乎停盖百姓住房,以至造成了长期“房荒”,至今难以还清。因此,在衣食信行诸多生计中,住房问题是那时的人们最为无奈的。但是,落难中的乃器先生依然关怀着周边黎民的疾苦,以至不惜腾出自己已经十分简陋的住房,去眷顾素昧平生、但比自己还要困顿的邻居,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胸襟!
中国士大夫中一直有着一种大爱精神,舍小我于不顾,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乃器先生这一代人生于忧患,饱经国难,更是多以天下兴亡为匹夫之责。在他的生平中,这类舍小为大的事例远不止一个。但是,虽身处于大乱时分、患难之中,却依然严守为人操守,舍己利而全他人,这种充满人间温情的举动让人感慨!
佛家偈语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说的是佛祖虽与众生无缘,却具大慈之心而救渡人生;而且视一切众生与己同体,视众生之苦与己同苦,因而生起拔苦与乐、平等绝对之悲心。乃器先生虽非佛家弟子,却颇具佛家慈悲风范,真令人敬仰。
在刊登章立凡这篇文章的同一辑《老照片》上,还载有上海作家程乃珊的《玛丽寻根》,介绍了一则这类充满温情的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一个美国犹太水手在离开上海之前,将自己已经怀孕了的中国太太托付给了上海房东。开始时,这位水手还不断寄信寄钱,太太和她刚刚出生的女儿、以及与从乡下赶来照顾她们的母亲、妹妹还能过着不错的生活。可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据租界,邮路中断,这一家四口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了,不得不打算回到宁波乡下去。此时,那位上海房东挺身而出,说:你们尽管安心住在这里,大家有饭吃饭,有粥吃粥,先渡过眼前的难关再说。他又说,你们真走了,将来玛丽爸爸回来,我如何向他交代?当初我是拍着胸脯保证会照顾好你们母女俩的!就这样,这四口人一直在那家房东家里白吃白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免于风餐露宿。君子一诺千金,这类古风在这位普通上海市民身上那么自然、那么本能地传承着。
放眼四周,不得不喟叹,时下里,这类温情、古风、操守已然十分鲜见了!50余年红色政治运动的磨砺,20余年劣质市场经济的荡涤,许多人都变得势利起来。是否有利于己,似乎已经成了判断、选择的首选、甚至全部标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曾被唾弃了的沉渣重又成了值得崇奉的人生哲学。要是有谁做出乃器先生或上海房东这类举动,一定会被众人诟病为“傻子”!“戆大”!套用时下十分流行的语言,便是“脑子进水了”!唯有如此,才让人分外感动、感慨于1960年代的乃器先生和1940年代的上海房东!
谢谢《老照片》,为这个混浊的世界留下了这缕温情与古风,留下了这点人类本有的希望火种!
写于 2008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