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最大的主顾

文/乐云

    从古至今，青楼便与官员和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列女传》记载：“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传说夏桀是个荒淫无耻的暴君，蓄有女乐、倡优（即宫妓）3万人。这样的记载当然很难考证真假。不过，它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作为官员中级别最高的皇帝，夏桀是色情业的倡导者与亲历者；其二，形成一股将占有妓女的多少作为炫耀权势和财富的手段的恶习。这一恶习影响深远，直接导致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百官同嫖，直把官场作欢场。

    其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在色情业的兴盛上更进一步。他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国营妓院，当时称作“女闾”。妓院就设在王宫的大门口，配备有妓女700人，由宰相管仲作“常务副总经理”，管理妓院日常事务。管仲创办妓院的目的，是“征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即将妓院赚的钱补充到国库。既然是生意，便需要有钱的顾客，作为“首席公务员”的管仲，当然清楚国家公务员那点可怜巴巴的工资根本消费不起，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好色而有钱的商人负担了。如此一来，官员与商人各图所好，必然形成同心协力发展色情业的新局面：官员办妓院，既可以收税，又可以免费享受三陪服务，何乐而不为？而商人呢，衣食无忧之时，口袋里又揣着几个铜板，便不免做那“饱暖思淫欲”的美梦。在官员与商人的推波助澜下，一个是妓院的老板，一个是妓院的顾客，有买有卖，妓院的生意不红火那才怪哩！

    但随着国营妓院队伍的壮大，各种负面效应接踵而来，最明显的例子是官员嫖妓的多了，勤于政务的少了，直接影响到公务员队伍素质建设。所以后来朝廷废除了国营妓院，青楼的生意逐渐被私妓全盘接收。妓女的服务对象，也由以前的官员与商人，扩大到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不再成为官、商的特权。

    不过，官与商依然是青楼最大的主顾，这当然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腰包很暖和，有足够的资本在青楼潇洒。商人有的是银子，虽然最初地位偏低，居四民之末，但看在银子的份上，青楼的老板还是会拼命巴结。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商人的腰包越来越鼓，地位也水涨船高，不但成为妓院老板巴结的对象，同时也捕获了青楼小姐的“芳心”。《金瓶梅》中，腰缠万贯的西门庆逛妓院，引来李桂姐、李娇儿、郑爱月等名妓投怀送抱，其风光之处，又哪是能吟几句歪诗的秀才可比？

    而官员呢？虽然工资不高，但地位重要，既可以撑起妓院的门面，又可以为妓院的正常营业“保驾护航”，还可以缓交工商费及各种营业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比商人出手更为阔绰，没有商人与生俱来的“悭吝”职业病。

    张春帆《九尾龟》曾经将嫖客中的商人与官员作过一番生动的比较：

    现在上海的客人，大约要分两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商界。论起来，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既肯花钱，又不闹什么嫖劲，倌人们看着银钱面上，也不得不敷衍他些。但是也有一样难处，那些商人平日之间寸铢积累，刻薄成家，看得那银钱十分郑重，你若要起他的钱来，比要他的命更加刻毒，万一浪费了他一文半钞，更是一生的切骨之仇。独独到了堂子里头，挥霍起来一日千金，绝无吝啬，面子上将得甚是大方。谁知他花了银钱，暗中在那里心痛异常，恨不得想法儿仍旧拿回家去。真是哑子梦见妈——说不出的苦。所以那些呆商虽然在倌人身上略略花钱，却是见了倌人，自以为是花钱的客人，大模大样呼幺喝六的不算外，还要拉拉扯扯、动手动脚的做出无数的丑态来，差不多要捞他的本钱方才算数。倌人们虽是心上恨他，无奈自家做着生意，也只好勉强应酬。这是商界中人的现形了。再说官场客人来，更加可笑。无论什么龟奴、皀隶出身，只要有了几千银子，遵例报捐，指省分发。到省之后，连他自己也忘了自家的本来面目，居然是一位候补老爷。有时被他撞着木钟，凑着运气，委了一个差使，就立刻花天酒地、驷马高车的阔起来。你想，他们的出身本是卑微，又不是什么世家公子，更兼候补的时候只晓得磕头请安、大人卑职这一套仪注，余外的事情，都是昏天黑地，一事不知。这样的一班人物，那里晓得什么嫖界的情形？到了堂子里头，自然而然闹出许多笑话。他除了不肯花钱，还要对着倌人乱吹牛屄，混摆官派。这样的官场客人，你道可笑不可笑？总而言之，官场中人到了嫖界，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瘟生，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的饭桶。到了堂子里头，也是懵懵懂懂的，那该应挑眼儿的地方，他却一毫不懂；偏是那不该挑眼之处，却会忽然撞着他的高兴，平空的发起标来。就是花了几个钱儿，也花得不伦不类的，全不着些腔板。那场面上的花钱，就如吃酒碰和等类，偏偏不肯花销，反说倌人敲他的竹杠。

    这段话其实反映出青楼里的商人与官员的不同心态，说明官员比商人更容易糊弄，出手更大方。这也难怪，商人赚的银子是辛苦钱，自然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要不就亏大了；而官员嫖妓的银子，当然不可能是干巴巴的几个工资，须知，古代官员的俸禄是很低，仅够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又哪来多余的钱去买欢？就连瞎眼的婆婆都知道，他们嫖妓的银子，来源只有两个：贪污或受贿。

    既然官员贪污受贿的目的是为了到青楼寻欢问柳，那么禁止官员嫖妓或许可以杜绝他们贪污受贿？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官员嫖妓制定严厉的刑罚，希望从根子上杜绝官员贪污受贿的现象。如朱元璋就明确规定，官员嫖妓，要重打60大板，而随从人员，也要连带受罚。古代的板子当然不是鸡毛掸子，60大板的后果是皮开肉绽，半年之内休想起床。这样的惩罚不可谓不严，但以身示法者却源源不断，连当时的“国务委员”杨士奇、杨溥等大臣都加入到寻欢的队伍，看来效果实在有限。有的官员甚至为了“青楼大业”，连头上的乌纱帽都宁可不要，上演“不爱乌纱爱美人”的闹剧。

    宝应人陶成，少年狂傲任侠，喜欢在青楼厮混，并为妓女创作了大量的艳词丽句。谁知当陶成考中进士后，偏偏有人将他以前在青楼厮混的恶习告发，认为不可委任官职。当时的检察官爱惜陶成的才华，想为陶成开脱，便拿着陶成写给妓女的情诗对他说：“这不是你写的吧。”言下之意是，只要你答应不是你写的，便可以澄清是非，你依然可以做你的官。可惜陶成偏不领情，反倒“狂傲”地说：“天下能写情诗的人，没有一个在我之上。这首诗不是我写的，难道别的人写得出来吗？”只气得检察官当场将他除名了事。

    古今中外，官员嫖妓永远都是个敏感话题，一旦发觉，轻则受罚，重则罢官，故而很多官员虽存嫖妓之心，却只能“独自去偷欢”。即便这样，在“行动”过程中也是战战兢兢，生怕东窗事发。据报载，某地一位副乡长到一旅社嫖宿，谁知半夜时分，却听到门外传来“警察查房来了”的大叫声，直吓得副乡长一丝不挂地躲到窗台上。此时室外气温在零下，好心的妓女拿条毛毯让副乡长避寒，谁知一不小心，副乡长没有抓住，从四楼掉下摔死。看来，这官员嫖妓真需要超强的心脏才行。要不然，突然心脏病复发，又该如何是好？不过，面对曝光，某些官员倒可以自圆其说。如有位公安局长在包厢里和妓女干事时被发现，公安局长反倒振振有词地说：“我这么赤身裸体辛苦地干，出发点与目的可都是为了要教育妓女不要再做妓女啊！”如此厚颜无耻，没有城墙厚的脸皮，恐怕是做不出来的。

    相对于官员的处处小心，商人却可以趾高气扬地在青楼阔步。当温饱问题解决后，如何释放剩余的“利比多”便成为商人的主要问题。但踏入青楼的商人，除了性释放外，还有成交生意的欲望。因为在他们眼里，青楼的氛围是生意成功的最好保证。《海上花列传》中，商人洪善卿与陈小云便经常在妓院谈生意。而作为现代化典范的日本与韩国，更是有在色情场所谈生意的习惯。当然，这里的生意，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商人与商人之间，是纯粹的生意，而另一类则发生在官员与商人之间，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的生意提供便利，而报酬嘛，除了可观的票子，还可享受到客户买单的色情服务。

    由此我们明白，商人与官员为什么会紧密团结在妓院周围，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合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