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中西风马牛》[独角兽论坛]

序
我在国内教老外的时候，轻松自在，学生们能听懂我的话就不错了，没有功力跟我抬扛。上课时候，他们都挺规矩，除了往我嘴里塞巧克力，往讲台上扔桔子之外，还没有太出格的地方。就算他们想出格，也找不着我——一下课，我就开溜，不让他们占便宜跟我练口语。
这一次到瑞典，有三大不同，第一是语言能力不同。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选这门课的都是搞中国学的，他们都在中国待过，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汉语水平十分了得，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上侃大山。除了某些发音有点怪，个别的方言口语需要用英文解释之外，一般交流毫无困难。交流是抬杠的本钱，这些家伙特别热爱抬杠。抬杠的原因千奇百怪，抬杠的范围无远弗届。你以为他们在中国待过，应该了解中国，其实大谬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提的问题越古怪，抬杠捣蛋越拿手。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待的短就不抬杠，他们也抬，不过集中在词语和常识方面。
第二是教学方式不同。在国内我站在前头，学生坐在下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讲。在这里，讲台只是摆设，黑板（其实是白板、用炭素笔），基本不用。讲课的和听课的不分尊卑，围桌而坐。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就可以跑到前面去，像海德公园的政客一样发表演说，或者拿起炭素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师生界限，使学生有了极大的自由。听课的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出去喝咖啡，可以把腿翘到桌子上，还可以坐到桌子上——如果他愿意的话。
第三是学习目的不同。在国内老外们听课的目的高度一致——学中文、练口语。到了这里，老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有的是为拿学位挣学分，有的想看电影，有的是想扩大知识面，有想出风头，发议论，显摆自己的无所不知。
经常听我课的是两男两女——索菲娅、托马斯、费米和魏安妮。这四位是这本书里的主角，需要详细介绍一下——
索菲娅上高中时就开始学中文，一上东亚系就成了高材生，大学二年就被送到北大，一年半后回到隆德大学，拿下了中国学学士。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她是中戏小礼堂、电影学院、常客，什么实验话剧呀、独立电影呀，她不分良莠装了满脑袋。画家村、潘家园、秀水街也是她常去的地方，那些假画、文物赝品、廉价服装花了她不少冤枉钱。一到暑假，她就背着手提电脑，穿着牛仔装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欧洲女人事事不让须眉，索菲娅更甚，非但不让，还常常以女性主义自居，找机会向男权叫板。
至少从身高上讲，索菲娅有跟亚洲男人叫板的资格。北欧女人个子都很高，报载，挪威的女人平均身高一米六九。在隆德的街上，随处都可以遇到一米七以上的女人。我身高一米七五，索菲娅比我矮一公分，可她一站起来，我就比她矮一截——她穿着高跟鞋。在我的印象里，高女人没几个长得漂亮的，北欧女人证明这是个严重错误。索菲娅就是一个美女，金发碧眼，弯眉高鼻，白颈红唇，唯一的缺点是嘴大，比美国影星大嘴朱丽娅·罗伯茨还大。我估计，如果以葛优式的樱桃小嘴与她接吻，至少得横移三次才能全面接触。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学中文。她字正腔圆地回答：“好玩。”中学的时候，她喜欢画画，人家告诉她，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于是她突发奇想——学中文。直到现在，她还常把汉字当做画，画在手指甲上，画在圆领衬上，画在笔记本上。就人生观而言，她是个好玩主义者，王小波提倡“有趣”，她热爱“好玩”。她念博士是为了好玩，学中文是为了好玩，选修这门课也是为了好玩，上课捣蛋也是出于好玩。
说到捣蛋不能不提到托马斯，比起这位红头发的德国佬来，索菲娅只能算是小小巫。托马斯的捣蛋主要是为了显摆。他的显摆颇具韬略，上课伊始，沉默不语，冷静得像条黄瓜。翻翻本子，看看窗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或者在小黑本上记点什么，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等到别人吵累了，他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面，扶扶眼镜，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一边用炭素笔敲打着黑板，一边口沫四溅地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说。这家伙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且中文极好，后者要归功于他的妻子——一位台湾籍的女博士。托马斯的译作大部分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一般来讲，西方汉学界的男士们都要娶个中国太太，女士们都要找个中国先生，为的是随时可以增进他们的语言文化。换言之，洋人要想在汉学界混出个头脸来，就必须在婚姻上变成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专业而求偶，为语言而结婚，也就是说，他们嫁娶的不是人，而是语言文化。
据说，到瑞典之前，托马斯刚与他的太太离婚。据我推测，那位女同胞恐怕是受不了他的怪癖——四处游走和吹毛求疵。东亚系的客座教授罗伯特告诉我，托马斯是个拖着书箱到处走的游方僧。他在台湾、新西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波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大学里都教过书，教的课目五花八门，汉语、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史、中苏外交史、现代亚洲政治、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比较研究，等等。教的最多的是汉语。无论什么大学，他顶多干上两年就拖着书箱走人。我怀疑他有吉普赛血统，可他说，他是纯种雅利安人，证明是第三帝国时代，他的祖上经过了种族排斥局的严格检查。这种证明并不能打消我的怀疑，因为雅利安人的典型体征是窄额宽肩，黄发碧眼，身材高大。托马斯除了眼睛靠点谱之外，其它三项——毛发、肩宽、身高——全不合雅利安人的标准。
就说毛发吧，托马斯长着一脑袋红头发，乍看上去像热带雨林一般密不透风，往上细瞧，“热带雨林”渐渐变成了“三北防护林”，越往上头发越稀薄，到了头顶处“防护林”几乎只剩下了“一棵树”。但是他的胡子毫不含糊，从上唇到下巴，从鬓角到喉结，密密札札，枝繁叶茂，带着卷，乱蓬蓬，纵横驰骋。如果不是锁骨拦着，恐怕一直要驰骋到肚脐眼。他很为自己的胡子自豪，说，只要把他的胡子染一染，人们就会把他当成马克思。可惜，他的眉毛却让人想到勃列日涅夫。勃氏长着两道浓眉，而托马斯的眉毛除了颜色之外，跟勃氏一样，粗且浓，趴在前额上，像两株沙地柏。眉毛对胡子的背叛，使托马斯对勃氏颇多恶评。他给大家讲过一个苏联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斯大林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什么不同？学生答：勃列日涅夫把斯大林的胡子搬到了的自己前额上。托马斯认为，勃氏是二十世纪各国首脑中最爱虚荣的家伙，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在五年内给自己颁发了三枚列宁勋章，临死前还出了一本小说集。
仅凭毛发的颜色，托马斯也不好算做雅利安人，何况他的肩膀并不比我宽，个子又比我矮一头，苏格兰的红发、亚洲人的肩膀、一米六六的身高居然自称是雅利安的后裔，我真怀疑种族排斥局给他的先人开了后门。
托马斯比我矮一头，而我又比高大的瑞典人矮一头。可想而知，在瑞典人面前他只能是个“侏儒”。但是这位“侏儒”体形尚可，唯一的缺点是两臂过长。这让我想起了刘备——当年，赵云在曹操的千军万马中单骑救主，杀死曹将五十余员。长坂桥下，赵云与主公刘备重逢，他把怀中的阿斗递给主公。刘备来了一句：“为汝这儒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将阿斗掷于地。赵云赶忙从地上抱起阿斗，感动得涕泗横流：“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其实，刘备不过是做秀——他的胳臂特长，并没把阿斗摔着。可惜，托马斯的长臂在救儿子上派不上用场——他根本就没有子嗣。
幸亏没有子嗣，要不然，谬种流传，世界上又会多出几个吹毛求疵的家伙。托马斯的问题常常是挑衅—— “毛泽东说，人天天要洗脸，中国人为什么从来不给心灵洗脸？”“你把知识分子分四种，迎合的，反抗的，变通的，往上爬的，你算哪一种？”“发达国家的电影都分级，你们连分级都没有，怎么能说走向了世界？！”上课的时候，他经常这样吹毛求疵。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回答他：“分级并不是走向世界的唯一标准。中国的电影管理有自己的特色。”他马上反驳：“你所说的特色其实就是思想管制！”说这话的时候，托马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我发现，他的鼻头也是红的，而眼睛却是绿色的。这又让我想起了孙悟空。看看他的那件豹斑外衣，我更加确信这个比喻极其贴切。此兄要是演那个孙猴子，基本不用化妆。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不离手的小本本换成金箍棒。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本，时不时打开，记点什么。这个小本本里面什么都有，每当托马斯跟谁辩论的时候，都要打开他的小本本，而且只要一翻开，就会出语惊人。
我翻过他的小本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蟹形文字，除了一些阿拉伯数字之外，我什么也看不懂。托马斯有好多小本本，外观都一样，黑皮、硬壳。这些本本证明他的学问。此公的学问极其庞杂，有时候，好像他什么都知道，精细得让你吃惊；有时，他又似乎缺少常识，在基本问题上跟你抬杠。他是个多血质的人，一抬起杠来就不管不顾，简直像个疯子，全无学者风度。据说，文革中，钱钟书为了保护太太杨绛女士，也曾不管不顾，居然向革命派邻居挥起了老拳。因此，我也不太嗔怪这位老兄。但是我有点为他可惜——如果他像钱钟书那样专心治学，其著作不会亚于《谈艺录》、《管锥编》。
这个狂人出生在西德慕尼黑，青年时代受文革影响，想往社会主义，想到中国学汉语，正赶上多事的1975，他等不及了，跑到台湾学了两年，又转到大陆学了三年。学成回国，一边教德国人汉语，一边拿博士学位。因为博士论文是中苏关系，于是跑到了苏联学俄语，学会了也呆烦了，在东欧转了一年之后，重新投入资本主义怀抱，到了美国。在美国转了一年半，才回来做博士论文，做了半截，觉得有问题，又跑到中国，两年之后回德，拿下博士学位后就满世界转悠。这一回，算是跟我有缘，转到了瑞典。
费米上课时喜欢往嘴里扔口香糖，经常跑出去喝免费咖啡，还时不时地把椅子拉到离桌子老远的地方，把大腿翘到二腿上。据我观察，他之所以不断地吃口香糖、喝咖啡，是为了缓解烟瘾——瑞典不允许在建筑物里吸烟，下课的时候，学生们常跑到楼门口吸烟，费米是其中的常客。把椅子拉远，是因为他身高两米，一双长腿放在桌子底下不舒服。中国人喜欢高个，可费米不喜欢。他解释说，高个在体育上才有用处，在学术界不但没用反而有害。为什么呢？因为搞学术比的不是体力和技巧，而是比活的长短。同一个专业，你活得长，把同辈同行全熬死了，你就是这个行当里的权威，比如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中文评委马悦然就是一个例子。上帝是公平的，并不因为你长得高而给你一个格外坚强的心脏。在心脏条件同样的情况下，高个的心脏负担重，容易早死，矮个就占了便宜。他还把这个歪论推而广之，他认为，如果毛泽东的个子与邓小平换一下，那么中国历史就会改变，我和他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我不会到瑞典，他也不会对中国传媒，尤其是中国电影情有独钟。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俩正在楼外的草地上，他抽着烟，我嚼着他的口香糖，微风吹着他椒盐色的头发，他眯起灰眼睛，深情地回忆起中国电影。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女演员李秀明对他的影响——他父亲是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外交官，他的一家也就跟着他老爸在越南、日本、中国、韩国、印尼转悠。小时候他在越南，他现在能说越语。后来，他老爸调到日本，他又学会了日语；再后来到了中国，他又学会了汉语。有一天，他父亲带着他去看《春苗》，演田春苗的李秀明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从此成了李秀明的追星族。可是，这个“星”一闪而逝。1984年他到上海学中文，拿着相机跑上影厂找李秀明。人家告诉他，《春苗》是“阴谋电影”，李秀明被怀疑是“四人帮”的人，现在没人再敢请她演电影了。这个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决心研究中国电影。可是，瑞典大学里没有中国电影这门课，更没有相关学位。他只好转到中国学，把包括电影的中国传媒当做他的主攻方向。
说到这儿，我请他说几个中国女演员的名字，他一口气数出李秀明、秦怡、上官云珠、白扬、陈冲、巩俐、刘晓庆等一大堆女明星的名字。我问他是否打算娶个中国演员做太太。他的脸红了，说：“虽然我现在与一个日本女人同居，但是如果有一个中国女演员愿意嫁给我，我会马上跟她拜拜。”他又点了一枝烟，猛抽了一口，不好意思地说：“可是，我怕中国女人嫌我个子太高。枝子（那个与他同居的日本女人）老说我白长了这么一个大个。”
魏安妮是我在教堂认识的，那时我刚到瑞典，想练练听力，听说教堂的讲解员讲英文。就跑了去。那天是周末，教堂门口挤着一群外国游客，我跟着他们一块进去，一位身材适中，相貌平平的青年女性迎了过来，很礼貌地用英文问：“请问，你们是否需要我来讲解？你们想听哪种语言？”游客们要求用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只好独自在大厅里转悠。转了将近一个小时，觉得实在无聊，正要从侧门出去，后面有人说话：“我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原来是那个讲解员，她把西班牙游客送走了，要专门为我服务。我当时感动得浑身发热，不知所措。傻子似地跟着她，从正厅走到侧厅，从地上走到地下。由于太感动了，加上我对她讲的宗教人物和圣经故事一无所知，所以，我真正听懂的只有一句——“谢谢光临，再见。”她肯定以为我都听懂了，因为我不断地点头，不断“呀呀呀”地应承。
以后去教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遇到的是别的讲解员，如果是她值班，我就逃之夭夭。因为我担心她问我：“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听懂了吗？”逃了第二次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好笑：你这是干什么呢？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学英语重要？想通之后，还给自己编了几句英语：“我其实没听懂你的讲解，想再来听听，请你讲慢一点。”可是，等我鼓足勇气进了教堂之后，却再也见不到她了。就这样，我在教堂里转了半个多月，终于大体听懂了讲解员的讲解。听懂之后，我就赶紧想别的办法学英文。想来想去，想到了贴广告——这里的广告事业非常发达，大学的各个教学楼里都有广告栏，上面贴着五花八门的自制广告，买卖自行车的，买卖家具、电器的，寻找异性朋友的，结伴到欧洲旅行的，求租房子的，……。我贴了一个交换语言的广告，第三天有个女人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轮番用英文和中文介绍自己：“我叫魏安妮，想跟你交换语言。你是中国人吗？会说普通话吗？下周一下午两点钟在我家里见面好吗？我的家就在教堂后面从左数第二条街上，一座三层楼，门前有两个狮子，石头做的，不吃人。我从中国带回来的。”
那两个石狮子其实只有拳头大小，一边一个蹲在两个水泥门柱上。我刚想按门铃，一条黑色的大狗狂吠着从小楼后面奔过来，我吓得一下子窜到马路对面。小楼的门开了，一位女士跑了出来，喝住那条狗，打开院门。我还是不敢进去，直到她拉住狗脖子上的皮项圈。进了院门，我们俩黑眼对灰眼看了一会儿，“哈哈哈”，一齐大笑——原来是你！我们在教堂见过。
她把我领进客厅，让我坐，问我喝什么。然后一边倒茶一边用英文自我介绍：“我叫魏安妮，正在念中国学博士。”
“那你为什么在教堂工作？”
“因为我是教堂唱诗班的，教堂的讲解员病了，我替她。”
这时候，我才有心情观察她的长相。她长得有点像《罗丹的情人》里面的女主角阿黛尔，只可惜脸比阿黛尔长，鼻子、眼睛都比她大，下巴有点翘，鼻子附近还有些雀斑。这样一来，她的相貌就从漂亮变成了不漂亮。另外，她的身上没有任何装饰——耳朵上没有耳环，连孔都没有，眉毛好象也没修过，淡得像没有一样。手指甲上没有涂油，如果你说她是修女，我肯定信。
盯住女人使劲看可不太好。所以我赶紧收心敛性，跟她谈正事——交换语言。我建议，我用英文，她用中文做一下自我介绍。介绍完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中文比我的英文好。不过，她的发音有点怪，跟所有的老外一样，主要问题出在四声上。“我在中国学习过五年，成都二年，广州三年。”这句话让她一说就成了：“窝载中果靴习过屋碾，成堵二碾，光咒三碾。”所以，我的任务就是纠正她的发音，而她的任务就是跟我说日常英语。要命的是，她说的英文是瑞典味的，我越努力，越刻苦，练得越多，就离地道的英语越远。一旦跟英、美、加拿大人说话，还是像二傻子一样。等我意识到这种交换语言对我是不公平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有一次开国际会议，一个老美恭维我：“对不起，你的瑞典英文我听不太懂。”
魏安妮出身书香门第，从她的父母到祖父母，到祖父母之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读书是她的最大乐趣。她的家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书——整整一层楼，所有的房间里全是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有两间屋子的书架不是靠墙而立，而是一个紧挨一个，书架是钢铁之躯，下面装着轨道和轮子，要想移开必须摇动书架侧面的不锈钢摇把。在这书海里徜徉，我不禁想起李泽厚的名言：天下已经有了这么多书，我何必再添它一本两本？我把这个感想告诉魏安妮，她惊讶地眨巴着灰眼睛反问我：“如果不写书，活着干什么呢？”
在她看来，人生除了读书做学问，念博士当教授，授道解惑，著书立说之外，没有别的可为。跟这个书呆子在一块你也休想谈别的。有趣的是，这个呆子不但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是个“环境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用塑料袋、不穿化纤制品、在城里不乘汽车，五公里之内步行，五公里之外或骑车，或滑旱冰。她滑旱冰的技术相当高超，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自如。滑旱冰上学在我看来是个奇观，而在瑞典则是大众文化。
如果说，索菲娅上课捣蛋是为了好玩，托马斯上课捣蛋是为了出风头，那么魏安妮则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我这么说似乎太严肃，太正经，这年头，一旦正经八百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几个人信。不信很正常，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跟她深谈了几次，又读了她的作业才慢慢相信了这一点。我对此双手赞成。但是，她的渴望和追求对我来说是个头疼的事。她的问题常常涉及到别的专业或学科，比如，你讲的是《孔繁森》，可她突然把话题扯到社会统计学上去，告诉你，电影里叫孔书记82人次，叫孔市长的19人次。你讲《混在北京》，她却想起了中国社会的管理系统，还要进行苏联与东欧的比较。这种离题万里的追求，弄得我哭笑不得。
这“四大金刚”，使我的课堂变成了奇谈怪论的集装箱，刀光剑影的辩论场，他们破坏了课堂秩序，打乱了教学计划，让我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我能坚持下来，全凭出国之前自订的“三个坚持”——坚持挣到最后一个克朗，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宽容宽和宽松的心态，表面上接受一切对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电影的正确批评。
除了这“四大金刚”之外，我还得介绍一下两位师长辈的人物——我的四舅，原法国巴黎大学的退休教授。他原住巴黎，现住在法国北部的阿腊斯。原来是中法大学的高材生，抗战爆发前夕去了法国，一去就是半个世纪，十多年前退休。他娶了一个法国太太，叫维昂，维昂退休前是个德语教师，因为在俄国待过几年，俄语也不错，因为嫁给了四舅，中文也会说。自七十年代末，这对老伉俪就不断地来中国，几乎隔一年一次。我住在北京，自然就成了主要的接待者。四舅的爱好是电影，维昂的爱好是国画。我给他们买过不少录像带、光盘、笔墨纸砚一类的东西。
四舅没退休的时候，教的是汉学，后来改成中国学，文学和电影是他的主打项目。他在中法大学上学时喜欢摄影，从摄影而电影，在报上发表过评电影的文章。后来到法国，又教电影，对中国的电影之熟悉超出了我的想象。他的这一特长，使我在法国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无论是在小城阿腊斯还是在突K海滨，无论是在海边晒太阳，还是在“绿野茶居”喝茶，老先生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直到把我说得昏昏欲睡为止。有一次，烦得我不得不向他宣布我不喜欢电影。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罢休，逼着我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抗日电影不表现主要战场，而只讲游击队？”我怀疑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可维昂说，他翻译过斯诺的书，还要参加法共。只是因为二战结束时法共交了枪，进了议会，他才放弃这个想法。
我奇怪，在北京的时候，老先生似乎比在法国平和，言语尖锐，但还不尖刻，为什么回到法国就变成了一只好斗的老公鸡？按理说，人老了，经的世事多了，就会变得冲淡平和。我外祖父年轻时脾气暴躁，为了给老家办学，跟县长拍过桌子，为了给村里拉电线，跟族长翻过脸。少帅对他挺器重，可是一听说东北军要撤出东北，他就掼下了少校军医的乌纱帽，跑到北平开起了药店。这么一位三十年代的“愤青”，二十年后却成了出名的老好人。文革时，更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团团，人家让他弯腰，他就弯腰，要他跪，他就跪，让他交出家里的封资修，他就笑吟吟地交上木版的古书，金丝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东风房管所没收了他的房子，他就每月给自己的房子交房租。十年后平反退赔，只退回一个白皮箱子，里面除了几个相册，一个网球拍，空空如也。他不气不恼，只说了一句话：“退了就好。不退，你怎么着？”其冲淡超然，至今让我佩服不已。这位四舅也到了外祖父的年纪，其涵养跟其父简直没法比。
话说回来，四舅对世事的热情和关注，外祖父也没法跟他比。他们做人完全属于两条路线，外祖父是出世派，出世就要冲淡超然，心如死水，走到极致就成了“犬儒”。他是入世派，入世就要积极有为，自强不息。而世事难违，东突西闯，撞破了头，碰扁了鼻子，就不免愤世嫉俗，走到极端就变成“愤青”。我跟多数国人一样，既没有勇气做“愤青”，又不甘心做“犬儒”，于是首鼠两端，走中庸一路。既然躬逢盛世，什么事都给安排好了，也就顺便找个矮墙骑上去，两脚着地，求个稳妥。四舅如果五十年代初回国，如果活到现在的话，想必也会找个墙头坐上去，而绝无这般热情、坦率和刻薄。
总之，四舅就是这么一个人，热情得让你感动，坦率得让你敬畏，刻薄得让你讨厌。我刚见到他，他就毫无愧色地宣称自己是个“黄香蕉”，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个“黄香蕉”实际上是被西方洗了脑筋的爱国者。因为被洗了脑筋，所以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看不顺眼又胸怀祖国，胸怀祖国却报国无门，于是就成了“老愤青”。所以，对他的偏激言论，我以敷衍为主，很少跟他对着干。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跟一个离棺材一步之遥的老朽有什么可争的。关于四舅的怪脾气，我拐弯抹角地问过维昂。维昂解释说，平时没人跟他说话，你来了，他高兴，就变成了小孩子。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塔吕，前外交官，后转到大学教书，退休后与四舅当了邻居。此公灰目弯鼻小耳阔嘴，一撮山羊胡挂在下巴上，说起话来，胡子一抖一抖的，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腰板僵直，与四舅站在一起，让人想起堂吉诃德与桑丘。我一看见他，就讨厌。要不是看在四舅的面子上，我根本不想理他。他对中国电影并不在行，但是对中国的事极关心，既爱发议论，又爱揭短——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他的强项。比如，他问我，为什么电影学院的院长出身于清华水电系，为什么党委书记可以当教授，为什么中国的影评家见风使舵大搞两面派，为什么毛泽东要批《武训传》？为什么……。你还没回答出一个，他有十万个为什么等着你。这些为什么古怪刁钻，就是国内一流的理论家也难以回答。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跟他胡搅蛮缠。顺便说一句，你要是想在外国人面前维护中国特色，就非练出这一手不可。
这是我第一次生活在洋人中间，少见必然多怪，怪而没处说，只好跟日记说话。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说：“勇于求知的人决不至于空闲无事，虽然我并不担负任何重要职务，却总是忙着不停，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见、所闻、所注意的一切，到了晚上一一纪录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么都使我惊讶。”我也是“忙着不停”，也是“到了晚上一一纪录下来”，也是见什么都感兴趣，都惊讶。但这与“勇于求知”无关，而完全是空闲无事的缘故。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说“求新声于异邦”。可是，我得提醒各位，这些家伙们的某些“新声”并不那么中听，那么友好，那么符合主流的要求。所以，我要用一句老话——“谨供批判”——作为这个序言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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