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节约食品应对粮价上涨的一个建议

虽然价格的反应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它确实有其不利的一面，最重要的是损害了收入低的人群。这也是大家对粮价担忧的主要原因。所以除了涨价，还应该寻求其他非市场的措施，缓解粮食紧张的问题。
前几天，汤敏和我谈起全球性的食品涨价可能引发严重问题。比如，最受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众，也可能造成社会危机，波及社会各阶层。他说哪怕节约1%，在中国就是500万吨。因为中国进口粮食，每年最高也没超过2500万吨。据说英国有调查，发现四分之一以上的食品是被扔掉的。去年有报道说，香港中秋节因为食品过期而扔掉的月饼，可以堆满一个篮球场。其实过期的食品只要没有坏，完全可以吃，所以节约食品的潜力是不小的。但问题在用什么方法能够实现粮食或食品的节约。
经济学家一般的建议就是提高价格。这个建议是对的，因为提高价格会限制消费，鼓励生产，消除粮食的供应不足。目前，有不少国家应对粮食紧张导致价格上升的对策是限制粮价。这个措施值得商榷。我们应该相信市场，让市场发挥作用，恢复粮食的供求平衡。这必须依靠价格在市场中的作用。
如果粮食出口国的粮农，因为失去了粮价高多赚钱的机会，而遭受巨大损失，那么，粮食进口国的消费者，也会因买不到粮造成恐慌。而且这种行政干预可能导致风险难测的后果。我们应懂得，由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发生了，因为花钱就可以买到，完全不必要发动战争获得资源。但是，如果不经心地破坏了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全世界政治家的任务是保护世界市场，而绝不是对市场设置障碍，破坏自由贸易。4月25日《新京报》报道说，4月23日，针对近期国际大米价格高企不下，中国惟一大米出口商中粮集团大米部总经理杨红表态，“中国的大米出口很正常，不会停止出口。”据悉，中粮每年大米出口都维持在100万吨左右，占每年全国大米产量的1%。这样做，是对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价格的反应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它确实有其不利的一面，最重要的是损害了收入低的人群。这也是大家对粮价担忧的主要原因。所以除了涨价，还应该寻求其他非市场的措施，缓解粮食紧张的问题。
我设想一个建议，要求北京市所有的餐馆必须将顾客吃剩的食品打包，劝诫顾客带回家去加以利用。如果实在有困难的，可将打好包的食品放在餐馆的指定窗口，路过的行人可以任意取用。进一步来讲，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每个家庭。各家有吃不完的食品，也可以打包送到餐厅的指定窗口，让需要食品的人自由取用。这个方法不但节约了食品而且帮助了肚子饿的人，能够免费得到食品，是一举两得。我希望这一措施不但在粮食紧张时可以实施，在平时也可以成为经常性的习惯，推行到全世界，成为非市场性的节约食品、帮助低收入者的措施，成为一种道德风范。
如果认为吃别人的剩饭剩菜不卫生，因为里面有别人的唾液，那么，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正式就餐的那一桌人彼此交换唾液并不觉得不卫生。为什么最后加入的人就感觉不卫生呢。可能发生的一个问题是，万一吃出病来餐馆是否要负责任。为了鼓励餐馆的参与，事先就应该规定免责的条款，而且对餐馆的参与要加以鼓励。
粮食和饥荒一直是全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因为发生过1959~1961年的大饥荒，大家对此都特别保持警惕，甚至形成了不必要的担心。
饥荒远去
作者：茅于轼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8-01-27
粮食和饥荒一直是全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因为发生过1959~1961年的大饥荒，大家对此都特别保持警惕，甚至形成了不必要的担心。因此有必要了解现在国际上专门研究饥荒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世界上是不是还存在着粮食恐慌，因为饥荒而饿死人的事是不是还会发生。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的Cormac O Grada教授参阅了上百篇文献，写出了《让饥荒成为历史》(Making Famine History)一文， 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7年三月号上。这篇文章放在了该期的第一篇，可见其重要性。文章的观点代表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饥荒的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在过去的20世纪的100年中，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总数大约为7000万人(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即19世纪，饿死的总人数超过1亿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大体上又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都没有算上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
饥荒的三个原因
该文的作者说：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可以做到消灭饥荒成为容易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终于被彻底克服。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所说的大饥荒，和历史上的饥荒比较，是十分有限的。比如2005年在尼日尔发生的所谓饥荒，和1931年在该国的饥荒相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后者消灭了全国人口的1/3。再如1998年在苏丹发生的所谓历史上最坏的大饥荒，后来得知死了不到7万人。还有广为宣传的2002年发生在马拉维的饥荒死了不到1000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饥荒都是发生在经济落后而且是在战争的环境中。确实，当今世界上患营养过剩和肥胖病的人数早已超过饿死的人，也超过挨饿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饥荒死人？经济落后的国家比较容易饿死人。贫困不仅仅是生产不足，而且是基础设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险，储藏，贸易，公共行动等补救措施。卫生和医疗的落后都扩大了饥荒造成的后果。当今世界上受饥荒威胁最大的国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如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由于国家穷，一旦发生饥荒，很难迅速克服，其后果会延续多年。中国在1950年的人均收入低于2003年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刚果除外），为英国1820年人均收入的1/4。这和后来的大饥荒不无关系。
其次是粮食歉收。饥荒往往发生在极端气候期间，如干旱，水灾，使得粮食严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里，也都有相当的弹性来调整丰歉。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都发生在连续两年歉收的情况下。如1840年代爱尔兰的土豆歉收所造成的大饥荒就是因为1845和1846两年的歉收造成的。类似的例子有1630~1632印度德干的饥荒；1310年代欧洲大饥荒；苏联1932~1933的饥荒；中国1950~1961的饥荒。作者对连续两年极端气候发生的概率作了大量统计分析，总的看起来这种概率是很低的。我国学者宋国青对我国因为气候特殊而减产的情况作过分析，他得出的结果是气候影响产量在一个局部地区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总产量的1%。因为各地的丰歉会彼此抵消。在全世界范围内气候影响产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过他的分析不包括气候变暖等长期变化的后果。
第三个原因是人民权益的丧失。作者认为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文中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人民权益的丧失恶化了饥荒，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比如1931~1933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大饥荒，当时苏联的人均GDP是现在非洲经常受饥荒侵袭国家的3倍。同样地，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的饥荒，他们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现在有饥荒的非洲国家高得多，但是他们的损失却大得多。这些例子说明由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大大地减少饥荒的损失。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教授专门研究饥荒，他说现代饥荒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饥荒，往往是粮食的分配机制被破坏，而不是没有粮食的供应。森的研究提醒了许多学者去研究饥荒发生时的分配状况。他们发现在饥荒流行时周围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由于分配上的障碍，挨饿的人得不到供应。分配的障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钱买粮食。比如由于市场被破坏，大众赚不到钱。这时候不是没有粮，而是没有钱。只想办法去增产，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错了问题的对象。收入不提高，粮食再多照样会饿死人，但是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大规模死人必定另有原因。
今天，防止饥荒是容易的
在20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20世纪以后，我们完全有把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达，粮食既充足，又能够方便地流动，大规模饿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在19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确实是粮食的生产不足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口的繁殖是几何级数的方式，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去开荒种粮。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农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开垦，产量极低，运输的成本极高,，但是人们不得不到这种生产条件极为不利的地方去谋生。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些地方根本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马尔萨斯的规律把他们赶上去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的看法可以从近几个世纪人口和寿命的变化得到证明。在19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根据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19世纪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0.1%，但是从19世纪以来到现在的200年中人口增长率达到1%以上。至于寿命，在18世纪末平均寿命是26岁，这是人类几千年挣扎的成果，而以后的不到200年里，寿命增长到67岁。18世纪末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值得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
在今天，饥荒的防止是容易的。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斯密（一位现代学者，和18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斯密同姓同名）就说，现代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森教授甚至还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不过民众的知识不足会使民主政治难于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在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饥荒很容易从别处获得粮食而被缓解。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缺粮，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禁运而饿死人。相反，倒是许多饥荒因为国际援助而得以避免。朝鲜前几年的饥荒就是因为取消了国内市场，又隔断了国际市场的作用。否则饥荒绝不会那么严重。市场对于防止现代饥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按照Grada教授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饥荒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我国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20多倍，社会的组织化有了彻底的改观，专制已经消退，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物资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饥荒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了解国际学者对饥荒的最新看法，避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