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副校长：靠红头文件养你，不是真本事

党校副校长：靠红头文件养你，不是真本事

2010年11月09日09:10南方新闻网潘晓凌

[导读]党校副校长陈鸿宇说，“跟不上形势，你的课人家就不爱听。我们不能光靠组织的强制性。靠红头文件来养你保你，那不是真本事。”

为什么对我的举手视而不见？

在市长离席的一刻，现场一度失控。一名男子冲上台拉着市长质问：你为什么对我的举手视而不见？如果你现在还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明天本报的头版将是：市长应对血铅危机堪比西方政府应对恐怖分子！

全场的哄笑并没有干扰记者继续追访匆匆离席的市长，两人一路“扭打”到洗手间，才被众人拦下。“下课。”老师边笑边宣布。这是广东省委党校培训省内官员的课堂一幕，发布会上的市长及记者均由参加培训的处级官员扮演。

这场新闻发布会与儿童血铅超标相关，它具备了党校案例的经典要素：备受关注、富于争议、题材敏感。

在模拟新闻发布会点评环节，点评人广东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张求会一一指出官员在发布会上犯的忌讳：市长回答完记者问题时大家不应鼓掌，尤其在回应负面新闻的场合；官员不应向媒体鞠躬答谢以示讨好，要鞠躬也应向受害方鞠，否则不利于修复政府形象；官员答记者问切忌讲空话、套话，现在的媒体，尤其是广东媒体，绝不会完全照登你的发言。

发布会上官员的小动作也被回放点评：一名女官员戴着镶水晶的眼镜架，在与负面新闻相关的场合尤显不妥；一名男官员讲话时弓着背，还不时用纸巾擦脸，极易被网友解读为心虚不自信，再次形成炒作热点。

广州媒体一篇对话海南省省长的访谈还被列为范本，文中记者质问省长：引咎辞职的改革方案一直没落实，下面该被问责的是否应该是你本人？

课堂上响起轻叹声。老师点评说：质疑、质问，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哪怕面对的是省长，在座的领导们需要适应，而不是回避。“显然，学员们在准备模拟新闻发布会时，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影响。”张求会说。此前，一群来自广东省某系统的学员在准备一场模拟发布会时，一致决定不在会上向公众道歉，原因是：一旦道歉，将没完没了。“在模拟实训上都不肯道歉，在现实中就更不可能了。”张说，“官员学会放下身段，还需要一个过程。”

事实上，类似的热烈场面在这所党校的课堂上并不罕见：在其他时候，他们或被要求分成正反两方相互“开火”；或分组讨论并现场总结呈辞，其务实和热烈的程度也许远超公众想象。

在中国的各级党校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是党校的必修课，但越来越多发生在现实中的案例要求官员们直面。如今，在广东省委党校，类似上文中提及的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现场教学已经越来越多。

随着时代的剧变，党校教学改革之诉求在过去十年来愈发强烈。今年8月17日，中组部下发“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改革”二字，多次在干部培训十年纲要中提及。

作为改革之地的广东，身处其中的广东省委党校显然也因袭了这一传统。8年前，媒体曾经以“再造干部摇篮”为名，关注广东省委党校的革新；而如今，这所已然60岁的党校，革新仍在持续。

“老师你归纳得不准确”

广州一名国企高管最近“不怎么热情”地进入省委党校学习，几天后，情绪立即被调动了起来——在这个省级党校课堂上讨论的案例往往新鲜而富有争议。

比如，从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连续爆炸案看政府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广州番禺区闹得沸沸扬扬的垃圾焚烧场该不该上马；广州二沙岛违章别墅拆除是不是选择性执法；从湖北省长抢录音笔事件看出什么等。

“你会发现我们选择的话题都很实际、草根、去精英化，”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同时也是普通百姓最关心的，这是时代的需求。”

陈鸿宇说，案例的内容资料全来自舆论曾经的关注焦点，内容来源既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也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财经等市场化媒体。

上述案例多出自广东本省的重大公共事件，也有部分发生在省外。比如，广东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中青班”）在上处级官员创新能力导读课程时，以“仇和现象”作为分析案例，教学资料正是2004年南方周末对其的深度报道。

案例分析在国外的行政学院中非常普遍，但在中国的一些党校中，则似乎有些顾忌。

风险主要是考虑案例选择对不对，能否用于“严肃而抽象”的理论教学，毕竟很多事情还在探索中，未有定论；二则担心教员引导得不到位、学员对案例的分析不深入，不好做不如不做。

而更大的困难，是案例背景材料的完整性。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关于公务员罢工的案例，部长和省长之间的电文来往都可以用来分析，国内的案例分析目前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于广东省委党校来说，大面积铺开案例分析等互动式教学方式，等于把话语权先交给了学员，老师很难驾驭甚至很难归纳，这都是案例教学的难点，因为台下坐的都是具有很强实操能力的官员。

此前有一名老师在课堂上谈司法腐败问题，言辞激烈，而课堂上正坐着不少政法系统的官员，现场气氛一下变得凝重而尴尬。现场的政法委书记们说，实际情况并非如老师说的那样。而最尴尬的一次，是老师说到一个改革方案被学员不客气地打断，“老师你归纳得不准确，那个方案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广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郑盛廷的话说得实在：“高校里讲课面对的是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党校的学员对实际问题可能了解得更多，对政策文件掌握得更充分——那件事是他在处理的，你怎么讲得过他？所以我们的理念是，与其让老师照本宣科，不如先让学员来说，老师来点评，帮你总结。因此，我们要求党校的老师要从台前退到幕后，从‘演员’变成‘导演’。”

每节课结束，学员都要对老师的课堂表现打分，分数直接影响老师的业绩与考核。一般而言，厅局级官员的打分会宽容许多，而正值朝气蓬勃的县处级官员们则苛刻较真得多。改革必须推进，但教学改革的主体毕竟是老师，为了“尊师重教”，校方特意设计一套查询软件，每位老师只能凭密码查看自己的“被考评”情况。

在未来的厅级官员身上“动真格”

所有的改革都要突出重点，在广东省委党校，最受关注的常设培训班次是“中青班”，于是它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中青班分为中青一班和二班（一班是45岁以下的优秀正县处党政官员，二班是40岁以下的优秀副县处党政官员)，学制均为4个月。中青一班的学员按照惯例是副厅级干部的后备。

中青一班的特殊在于，各级组织部都非常关注。“其他班都是各地直接把名单汇到学校来就可以了，中青一班的名单是要由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圈定，报送省委组织部批准的。”本届中青一班的支部书记陈清说。

支部书记往往责任重大，因为要组织这些学员们学习、考察、研讨。而这种建立在同学基础上的“人脉”积累，也是一些学员们看重的一点。这种所谓的“人脉”诉求甚至成为了教学上的一个小阻力。

改革之初，为了让学员有更多参与小组交流、个人发言和情景模拟的机会，党校决定把中青班一个大班分成两个小班，变成一支部、二支部。不想有些学员不太愿意，因为这样“人脉”就给切掉了一半。“但是从教学效果考虑，我们顶住压力，坚持小班化教学。而且我们也反对把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变成‘显规则’。”陈鸿宇说。

作为这个班的学员并不容易。在当下的设计中，这些学员，入学后先摸底测试；然后考一次电脑知识；党性分析还要考一次，学员自己写党性分析的材料，“不能写得假大空，写不好打回去重写”；还有一次开卷的基本理论考试，“虽然开卷，但有些是没得抄的，这一次是真正笔头上的考试”；往下是一次结构化面试，学员自己抽题回答，其他学员补充，老师点评，这是第五次考核。最后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一篇8000字以上的研究现实问题的理论文章。另外，四个月学习期间要写三万字的读书笔记，也算是一次考试。如此密集和多样化的考试，甚至使来学习的一位高校副校长都感到惊讶。

虽然进入中青一班的官员是被谨慎挑选，但不等于进来的，将来就会升官。郑盛廷说，我们一直强调不以学员被提拔了多少，作为衡量培训效果的尺度，总结里写进去的，要划掉。“不能让学员有这种奢望，以为进了中青班就能够被提拔。有些学员确实挺优秀的，更要防止这些年轻人滋长骄傲情绪。”不过显然中青一班是官员进步的一个重要阶梯，一个大概的统计是，有六七成的学员，日后被提拔了。

另一个难题是，要不要对学员进行考核和鉴定？“以前觉得学员在党校的表现与其被提拔使用很难挂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广东省委党校培训部主任刘冬松说，“后来大家明白了，对学员进行考核和鉴定，党校如实地记录和反映学员的表现，学员就得遵守党校的学习纪律。”

在广东省委党校，市厅班跟县处班以六个人为一个课题组写专题研究报告，而中青班要求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论文。广东省委党校从1998年开始搞论文导师制，一个教授最多指导3个学员。“社会上传言党校可以由秘书代读代写，在我们这里这些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每个人都配一个导师，从选题、定提纲开始，就必须和导师一块做，优秀论文还需要有个答辩的环节。”中青班班主任陈莉说，“是自己写的还是秘书代写，一看就看得出来。”

只是一开始评优秀论文，导师们都想把自己指导的那些学员评成“优秀”，全班就只剩下几个人得“良好”，得“良好”的学员就不干了，因为这样的“良好”就成不及格了。后来专门成立了评审委员会，不让指导教师做评委，而且规定优秀的不能超过30%，这下就正常了。

党校更要“争夺”学员

时代的剧变一直影响着党校的教学内容与风格。1949到1978年30年间中国各级党校的工作任务主要是配合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所以当时党校多是短训班。1980年代初期，提出党校要正规化，党校的部分力量转向为教育经历普通缺失的官员恶补文化，一度还被授予颁发文凭的资格。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将官员送往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中短期培训。而各个普通高校，也展开了“争夺”高官的攻势。

相比之下，党校的入学状况愈发微妙。陈鸿宇坦言，党校目前培训资源的分配很不均衡，广东省委党校各班次学员名录显示，受训官员们多为副职，一把手或一些“重要部门的”来得较少。“你可以说他们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开身，”陈鸿宇说，“但如果有出国培训的机会，他们还是会挤出时间参加的。”“当然，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与境外培训、高校培训相比，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陈鸿宇说，“跟不上形势，你的课人家就不爱听，我们不能光靠组织的强制性。靠红头文件来养你保你，那不是真本事。”

如今，改革后的一个新做法是，到过党校多次的学员，就不再“炒冷饭”接受系统培训了，而是将听课学习与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种专题研讨班成为了省委党校的主要班次，也成为党校发挥咨政智囊功能的依托。

今年广东省委在省委党校办了六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讨班，每期的简报都专门送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办了20期珠三角规划纲要研讨班，前年搞解放思想研讨班，都是先听课后研讨，大家精彩的发言摘录整理后，就直接报给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省委党校校委委员苟志效说。

这些“短、平、快”的专题班往往是高层决策的“直通车”。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要求，党校教员和学员的重大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报送给他。2005年，县处班的一个研究报告针对广东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批示了整整半页纸，并要求全省信访部门研究落实。党校也是开展社会调查最好的地方，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许多课题问卷都是在党校学员中进行调查，“不仅成本最低廉，而且很真实”。

当然党校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密切人际交往”的平台，尤其临走的时候“送别活动”就多了起来。在广东省委党校，一个班结束的前十天，是严格管控小组和班级活动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从广东省委党校大门走出去一批批学员，有的一路顺畅成为很高级别的官员；有的在党校信誓旦旦后来却锒铛入狱，才忏悔自己“放松了学习”；更多的是平平凡凡地上班、下班、行走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副校长陈鸿宇说，“改革党校教育，就是要使官员们明白，你原本就是一个普通人，要谨慎地对待自己、谨慎地对待权力、谨慎地对待老百姓。”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