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

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

编者按：本文是孙正聿老师所做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科研工作系列名家讲座”第一讲报告的录音整理稿，并经过了孙老师本人审阅。本文讲的是文科研究中的共性问题与思路——文科研究的范式转换、文科研究的前提条件、文科研究的主要工作和文科研究的主体意识。大家厚积薄发，是一种少有的但不能少的声音。有志于学术研究和无心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一读，因为你需要一个哲人的高度。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刘桂云老师跟我说过好多次，希望我能够和我们学校的文科教师在一起交流一下文科科研的体会。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确实非常难做。虽然我们广义上都叫做文科，但实际上最粗略的划分也可以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种提法实际上已经标志了所谓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式上是有重大的、原则的区别的。即使是在社会科学内部或者人文学科内部，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作为人文学科，中文、历史、哲学、外语、艺术等等也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不好讲，因为它的普遍性不是很好掌握的。另外在文科研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式、研究风格、研究课题，所以作为一种经验或体会说，也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所以今天我来谈，确实是感到忐忑不安。
　　但是，我觉得和同志们做这样一个交流还是有必要的。我参加过学校的、省的和国家的项目评审、成果评奖、教师晋职等活动。这三个活动让我很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青年教师，不仅有一个需要下苦功夫进行研究的问题，可能还包含着一些如何自觉地进行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无论在评项目还是评成果中，都有一个现象，我概括为“三多三少”：一是许多教师教学多，研究成果少；二是相当多的教师写的书比较多，论文比较少；三是有些教师论文不少或者说比较多，但是高层次的论文比较少。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文科科研应当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大家共同思考。
　　我在自己20多年的研究当中，感到有几个问题在我们进行科研或者说在撰写著作、论文、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是值得考虑的。我觉得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文科科研的范式转换。我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说法，把他说的科学范式转换称作广义的范式转换。文科科研的范式转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文科研究的前提条件。社会上有一种糊涂的想法，似乎只要人们在社会上生活并且读一些书就能够进行文科研究，这是很糊涂的想法。我们看一些应用型、课程班学生写的硕士论文，就集中地表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区分不开什么叫做论文、什么叫做公文，是按照公文来写所谓的论文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撰写学术论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原因很清楚，他不知道文科科研是有许多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了研究的前提条件才能进入研究过程。第三个问题，文科研究的主要工作。这是我能够感受到的具有共性的东西，也是我想具体探讨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文科科研的主体意识。从当前来说，这一点可能是更重要的。上一次我给新留校的青年教师谈如何进行教学的时候我就谈这一点。虽然大家现在可能对米卢不太感兴趣了，但米卢说的那两句话总是不错的，“足球是快乐的”，“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文科科研也是如此，你的主体意识状态是什么样的，直接决定着你的文科研究能达到什么水准。我和我的几个学友经常说一句话，文科研究研究到一定程度，不是比学问，而是比人品。我常说，哲学怎么搞？高举远慕的心态，缜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洒脱通达的境界。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包括哲学在内的文科，想成为大家、大师，不现实！

　　 一、文科研究的范式转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承认，广义的文科，是一种思想中的现实，或者说是一种思想中的时代。我常常讲，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结晶和升华；另一个是任何一种文科理论都有时代的容涵性，都是思想中的时代；第三，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逻辑的展开性，都表现为一个概念系统。
　　文科理论，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不能不随着时代变革发生巨大的变化，并转换它研究的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不是一般的转换，而是我们整个研究的基本课题、概念框架、解释原则、评价尺度的转换，这是关键。随着中国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作为文科的研究范式，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这里主要谈三点。
　　（一）时代巨变与范式转换
　　我确实深深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我称之为“巨变”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我记得前不久去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院长胡绳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的后50年，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超过了先前几千年所取得的成果的总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数据以后你们的反应是怎样的？我的反应是受到强烈的震撼。20世纪的后50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50多年，它所取得的科学技术的成果，比以前几千年取得的技术成果的总和还要多。大家都知道，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强调“三个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那么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技术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怎么能不引起我们这个时代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呢？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巨变，我把它概括为三句话：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人们社会存在的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正是这种变革，要求我们文科的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我们作为一个搞文科研究的同志，或者一个文科的教师，特别是在座的青年教师，如果没有一种理论的自觉，还想今后在文科能够讲好课、搞好科研是不大现实的。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这就是人类文明形态、人们社会存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
　　第一句话就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人类已经从原来的农业文明过渡为工业文明，又进入到今天称之为后工业文明。不管我们把这个后工业文明叫做信息时代也好，叫做知识经济时代也好，不管怎么称呼，它都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划分一个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进行生产。如果从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去看的话，当今人类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个文明形态的巨变。那么我们文科研究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吗？
　　第二个变化是人们社会存在的变化，这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应该是最为亲切的。我们把1978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概括为两句话，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实现了第二个更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从原来的非市场经济或者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我们在座的有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有些班门弄斧了。但我觉得我们在理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市场经济”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变化，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全面变化。按照马克思的概括，是从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简洁地说，是从人的依附性的存在转成独立性的存在。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吗？现在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构成了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转向我们正在搞的市场经济，叫做从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到经济生活的追求现实幸福，从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到精神生活的理性自由，从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到政治生活的民主法制。所以在市场经济中隐含着三个基本取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民主法制的政治取向。而这三者正好表现在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当中，那就是：我欲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我生而为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和社会的。整个人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了，我们的研究范式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成果怎么会符合时代的要求呢？
　　第三个时代巨变表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我自己曾经说过一段话来概括这种变化。我要用标准和选择来说明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一种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为什么80年代以来就盛行弗洛伊德、尼采、萨特？为什么社会上流行一个字——“烦”？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焦虑。我给研究生课程班讲的课叫当代社会思潮，可以概括为五句话，叫作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读一读现代文学作品，感慨颇多。因为文学是时代的敏感神经，透过它可以看到当代人的那种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价值选择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我们老师在他的科研当中，也包括在他的教学当中，不能体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用什么去教育学生呢？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究竟要和学生讲什么呢? 何况我们还要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的文明形态、人们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只是照本宣科地把理论当作一种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能怨学生不愿意听吗？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教师，做一个称职的吉林大学的教师，我们就要跟上这个时代，认真思考这个时代。这是第一层意思，时代的变革要求我们改变研究范式。
　　（二）范式转换的三大阶段
　　我曾经写过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叫做《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很详尽地论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范式转换。整个文科研究，我也可以把它概括为三个阶段，叫做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范式、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和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我觉得这对我们怎样进行研究是有直接价值的。
　　80年代以前，或者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整个中国的文科研究，文史哲政经法研究，都是以本学科的教科书作为教学和研究的范式。哲学原理教科书在30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当中起到了四种作用，第一是区分你是不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是用教科书来规范哲学所有的二级学科， “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以此来框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美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等。第三，扩而大之，这本哲学教科书又变成了规范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第四，用来规范我们国家整个的社会生活。所以我把这个叫做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范式。
　　前几天在我们学校召开一个全国的马克思哲学观研讨会，我做了一个主题发言，我一开始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大家可以回忆一下，1978年以前，哲学界讨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就有一个问题没有问过。什么都讨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同一性、斗争性，就有一个东西不能讨论——哲学观。究竟什么是哲学？所以，我用50万字写了一本书《哲学通论》。因为30年我们没有问过，哲学是什么。不学哲学的人觉得最好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如此等等。歌德说过一段话，“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怀疑会随着知识一道成长”。因为知道太少了，你才能记住什么叫哲学，多了就不知道什么叫哲学了。30年没有人问过什么叫哲学，哲学能有大的进步吗？姚建宗老师坐在前面，我们什么时候问一问，“法”究竟是什么？文学，认为客观美和我们的主观没有关系。拿一条蛇，最鲜艳的，美吗？一个最光彩陆离的苍蝇，美不美？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基本的东西。迄今为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老师很难走出教科书的框子。所以提出的问题往往还是从教科书里来的。因此很多老师感到很困惑、苦恼，我写的东西怎么没人用了呢？我想这就是研究的范式转换的问题。
　　进入80年代，我把它叫做教科书改革。不仅仅是哲学的教科书改革，是整个文科的教科书改革。不再把某一学科通行的教科书作为唯一的解释原则、概念框架和评价尺度，而是对这个东西本身进行了反省、反思、批判，从而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应当说，整个80年代还不是非常成熟。我前一段看了一个文学批评的文章，很有感慨。作者的名字叫王光明，他描述的文学的状况，和我知道的哲学的状况几乎毫无二致。那时，大家都一窝蜂地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我们哲学也是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把这一段叫做教科书改革。这一点对于在座的许多老师是更为重要的。
　　如果说许多老师已经意识到了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相当多的老师没有自觉到、意识到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场更深刻的文科的革命。我觉得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现在我们哲学界很多人感到困惑，80年代有热点、有焦点，90年代没热点、没焦点，被边缘化了。其实，90年代的哲学是哲学的巨大的进步。90年代不是大家都在讨论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不是谁一言九鼎。关于90年代，我叫做三种哲学的兴起：准原理哲学的兴起、部门哲学的兴起和专门化哲学的兴起。人们都各自进行他专门化的研究，走出了原来的抽象的、空洞的争论而获得了切实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
　　我想，今天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是从90年代所出现的后教科书范式出发的，也就是说今天的文科研究已经把传统的教科书作为一种背景知识了，不再是从教科书提出问题，而是从现实生活、从理论自身提出的问题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研究了。
　　我在吉林大学工作已经20年了，希望我们学校好，直接地是希望我们的文科好。我现在看到一些统计数据，确实非常伤心。现在排行榜非常多。排的最多的就是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篇文章。给我触动最深的就是前面说的“三多三少”。为什么会有这“三多三少”呢？我觉得就和我们是否自觉到了这种范式转换密切相关。我们今天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后教科书范式了。而我们的许多老师不是把它当作背景，而是直接由它提出问题，背向了现实生活。我想，今天这种文科研究是难以为继的。
　　（三）思维方式的范式转换
　　范式转换说到底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哈佛大学有一句名言：“一个成功者和一个失败者，不在于他的知识和经验，而在于他的思维方式”。这话说得是太深刻了，作为一个文科研究人员，你的成功和失败不是取决于你的知识和经验，而是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如果你的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即使读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不会出现今天一个时髦的概念――创新。关于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曾在三个时期写过三篇文章，能表述我对文科研究思维方式转换的一种概括性的理解。198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两极到中介》；1994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从体系到问题》；2001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层级到顺序》。这三个“从……到……”表达了思维方式的变革。
　　80年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人们不再以一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了，这就是80年代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原来一直是恩格斯说的那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所以说，80年代，文科研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宽容的结果，那就是从两极到中介，人们不再是简单地做一种定性的判断，而是要进行一种真实的研究。我记得在给研究生班讲《当代社会思潮》的时候，我曾经对于我概括的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做了具体的概括，叫做：政治上从对抗走向了对话；经济上从对立走向了合作；文化上从对峙走向了融合；思想上从两极走向了中介。我曾经对于哲学的变化做过这样一个概括：古代哲学是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存在，近代哲学是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理解存在，而现代哲学则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中介即实践、语言等等去反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哲学再直接断言世界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哲学还是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断言什么是什么，那怎么能是哲学的“反思”呢？去年《新华文摘》转载我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离开对反思的理解，你喜爱哲学，但是你不可能在哲学的层面上想哲学。我就想啊，80年代已经发生的变化，迄今为止在我们的研究范式上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
　　199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体系到问题》。我觉得这是在90年代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80年代我们总想在研究当中构建某种体系，建立某种概念框架。但是90年代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理论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层级到顺序》，认为新的世纪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我说过20世纪哲学有五个时代性的命题，概括一下，叫做拒斥形而上学，观察渗透理论，本体论承诺，合法的偏见和存在的遗忘。最根本的就是六个字，20世纪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在拒斥形而上学过程当中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层级到顺序了。原来我们都在想寻求一个更深层东西来解释全部表层的东西。但是今天的研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叫做实践的转向？他是要在所有的东西当中寻求一个重要的东西来规范其它次要的东西。这是一种顺序性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层级性的追究了。这是我感到的在研究范式上发生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变化，就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今天进行文科研究的一种范式的转换。我觉得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是我们进行文科研究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前提。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范式转换的自觉，即使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可能是事倍功半。但是，作为文科研究又不仅仅是要有这样一个首要的基本的前提，还有许多具体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前提。

　　二、文科研究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把文科想得非常简单。有些理科生就认为这个人脑瓜子不够用，比较笨，只会背，所以他考文科去了。文科不就是面向社会吗？不就是研究人吗？人不就是这样吗？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好多人都能够报文科的博士了！好像看两本书就能够解决文科的问题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搞文科比搞理科还要困难。我把搞文科概括为8个字：“功夫、学养、悟性、境界”。没有专业系统的“功夫”，没有广博知识的“学养”，没有很高的“悟性”，没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和“境界”，文科是搞不好的。现在存在一个巨大的误解，好象文科人人都能搞。我觉得搞文科是有前提条件的。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一套概念系统，一套背景知识，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评价标准。
　　（一）一套概念系统
　　什么叫做理论？理论就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不是概念系统的不可能称之为一门学科、一种理论。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叫做专业的教师、专业的研究人员，我们所具有的别人所不具有的首先就是一套概念系统。有没有一套概念系统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我经常收到业余的搞哲学的人给我寄来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都比较自信，认为他解决了全部的哲学问题。他首先缺乏的就是一套概念系统，没有这套概念系统不可能是专业意义上搞这门学科。
　　“概念”与“名称”是有原则区别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名称不是概念。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专业的？因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是业余的，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称。物质、意识、认识他什么都能跟你说，但是不知道概念的内涵。什么是概念的内涵呢？列宁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是具有丰厚的历史内容的。你比如说，“物质”，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还是“客观实在”呢？这就需要掌握蕴含在“物质”概念当中的人的认识成果。所以掌握一个概念系统是极为艰难的。掌握的不是一套名称，而是一套概念。
　　（二）一套背景知识
　　真正的概念是蕴涵着一套背景知识的。我最欣赏的是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说法，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哲学家必须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所以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一种思想性的历史，离开哲学史没有哲学。为什么在座的其他专业的老师们、同学们学了一遍遍的哲学，但并不理解哲学，总是认为哲学“抽象”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说了些什么。那你还说什么呢？所以我认为所有文科科研，第一是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概念系统，第二是隐含着的东西，就是隐含在概念之中的背景知识。比如说搞社会学，怎么搞社会学啊？哈贝马斯、曼海姆都不知道，讲什么社会学呢?谁不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其他学科全如此。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在讲所有的问题时，如果讲的好的话，都能浮现出来众多哲学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都怎么看的，然后我再想出一个自己的想法。如果不是如此，我肯定想不出自己的想法。马克思说，凡是人类具有的我都要具有。所以普希金说，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
　　背景知识是最关键的。文科研究难是难在我们有没有下苦功夫去占有一套背景知识。我特别欣赏列宁说的，“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不懂《逻辑学》就不懂《资本论》，这就要求背景知识。列宁又追加一句话，“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引起头疼的最好办法”。所以我在讲“哲学通论”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懂不懂哲学就是看你懂不懂黑格尔。如果你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懂得了黑格尔，你就懂哲学了，如果你读黑格尔实在读不进去，你确实还没懂哲学。我几乎每年都读一遍黑格尔的《小逻辑》。如果我们不占有这样一套背景知识，我们的研究又有什么根据呢？
　　现在经常评奖、评级，刚从省里评完书，我真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们能够自觉懂得怎么进行研究。你知道这些东西和你自觉去掌握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自觉和不自觉是不一样的。黑格尔不是讲自在又自为吗，没有一个自为的过程，你总是自在，那你怎么能达到自由的境界呢？这就是一个学习历史的过程。
　　文科系的一个评价指标，在于这个系能开出多少经典著作课。我印象最深的，高清海老师给我们讲《形而上学》，邹化政老师给我们讲康德的“三大批判”，那就是不一样。我认为一个文科系的水平是很好衡量的，你能开出多少经典著作来，不用讲到什么水平，能开出多少来？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经典著作作为最基本的训练的话，训练不出应有的文科人才。
　　（三）一套研究思路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应该自觉地形成一套研究思路，而不是随随便便进行研究。我把它叫做“三面向，三跳出”。文科的研究要面向本文、面向现实、面向自我。既要三面向又要三跳出，那就是面向本文与悬搁本文，面向现实与拉开间距，面向自我与跳出自我。这在我的研究当中是最重要的一种思路。
　　首先必须面向本文，要多读书。理科不做实验就不要搞自然科学了，文科研究如果不读书就没办法搞了。这就是从自在和自为到自在又自为的过程，要进得去，要出得来。我们的老师首先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在和一些研究生讨论他们的论文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看哪本书都觉得有道理，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被马蹄子踏了一遍”，却说不出东西来。所以要悬搁，把读的东西放在一边，自己去想一想。这是一种更重要的思想准备。
　　第二要面向现实。但是今天把“面向现实” 理解为仔细地看，认真地听，似乎看的是什么样，就是实事求是了。其实不然。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说法，叫做“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看到什么样的现实。真正的从实际出发要有背景知识，所以又必须与现实拉开间距。我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叫做《哲学如何面向现实》。广义地说，就是理论如何面向现实？只有和现实拉开间距才能深层地透视这个现实，才能理性地把握这个现实，才能理智地引导这个现实。否则不就变成了一系列的抽象的表象了吗？像马克思所说的“混沌的整体的表象”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既要面向现实又要拉开间距。
　　最后，既要面向自我又要跳出自我，既不囿于成见，又不流于空疏。当然，研究思路非常之多，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进一步讨论。比如说，我非常愿意用自己的一个比喻，文科研究需要三个东西，叫做“靶子”、“灵魂”和“血肉”。首先文科研究要有“靶子”，你针对什么。许多博士生，说了半小时，就是不知要说什么，因为他没有针对性。为什么有些人写的书多而论文少？书把一个东西叙述清楚就可以了，论文却必须针对某种或某些观点，有针对性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文科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靶子。有一些老师去论证项目，我听来听去，就是没有针对性。说了一大堆，在说什么呢？你既不知道现在存在的问题，也不知道别人说的你什么不同意，那你说的是什么呢？第二就是“灵魂”。我们有的博士生，用谁都听不懂的话在讲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我们应该用谁都听懂的话讲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道理，应该一句话就说明白，我一听，哦，是这个道理。伽达默尔讲五个字“合法的偏见”，振聋发聩。我们所有的认识成果都是偏见，又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都是合法的偏见。
　　为什么我们书多论文少呢？低层次的论文多高层次的论文少呢？我觉得原因就在这，我们有没有一个靶子，有没有一个灵魂。这是我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问题的第三小点，我们要有这么一套研究思路。我们要想真正做好研究，还要有一套自觉的评价标准。
　　（四）一套评价标准
　　很多人认为，文科这东西，天下文章一大抄。其实，我真的感到，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不敢说自己是行家，起码通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基本能做到，如果你给我一篇文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档次。最近我们到省里评书，我们这几个人还不是一个学科的，给出一二三等奖，大家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我不否认现在存在一些负面的东西，但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它的客观尺度的。
　　我把文科的评价标准，从高到低划分为五个标准：解释原则的创新、概念框架的构建、背景知识的转换、提问方式的更新、逻辑关系的重组。我看到我们所谓的文科研究，好多都是第五个层次——逻辑关系的重组。表现在书上，都不是著，甚至都不是编著，而是编。书是分三个层次的，不用别人评，那出版社就给你评了，给你定位了，它是写某某著，某某编著，还是某某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叫编呢，因为你只是一种逻辑关系的重组，别人是那样叙述的，你换了一种叙述方式。最难的是解释原则的创新。我觉得一篇所谓的博士论文，你仔细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或者看一看我们每个学科一级学科的文章，比如《史学研究》、《哲学研究》、《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等，看一看这样的杂志你就清楚了，它要求的是解释原则的创新，在座的还有我们搞科学哲学的老师，那就是拉卡托斯所说的“理论硬核”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标准意识，没有这种自觉定位，我想，我们很难做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文科研究。这就是我和老师们交流的第二个大问题，关于文科研究的前提条件。

　　三、文科研究的主要工作

　　虽然各个学科区别非常大，但是，凡是面向人和社会的文科研究，我认为还是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我把文科研究的主要工作概括为：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创新理论思路，做出理论论证。我这四句话都是有针对性的，下面分别说一下：
　　（一） 寻找理论资源
　　这和我上面所说的前提条件是吻合的，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前几天我和孙利天老师在一起聊，今年咱们的博士生招来以后，和别的老师都通通气，今年的教学方式应发生一些变化，就是迫使新的博士研究生寻找理论资源，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我们很多研究生在研究生阶段没有做这项工作，指望当老师以后做这项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深有体会。我们当了老师以后，如果一年能够认认真真读完一本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时候我们买的书多了，你只能说是翻一翻，真正下功夫学的不会太多，我觉得研究生学习就是寻找理论资源的过程，多读一点经典的书。我们老师也是这样，在寻找理论资源上下功夫。现在有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寻找理论资源上有一些偏见，表现在重洋轻中，很多人甚至公开标榜中文的东西我不看。我觉得我们毕竟是在中国搞学问，洋的东西是应当多看，谁的外文越好，可能越便利些。但是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说，外语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就表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成果上，很少有人说这个研究成果是引证了当代中国谁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学者，是你没有读人家的呢？还是不屑于读呢？这是包括学风在内的问题。另一个是引传统的不引当代的，引著作不引论文。那就要看我们看期刊看到什么程度了。对期刊不了解的话，对研究的进程、动态、大家意识到的问题你就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文章可做。怎么去寻找理论资源？寻找哪些理论资源？这需要结合具体的学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没有理论资源就没有文科研究。
　　（二）发现理论困难
　　第二层意思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发现理论困难。我们很多人的文科研究就是没看到理论困难。没有理论困难，怎么会有真实的理论问题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黑格尔是唯心论者，就批黑格尔了，但是有没有人问一问：如此聪明绝顶的、博学多才的黑格尔怎么搞唯心主义了呢？我们如此平常的人怎么都搞唯物论了呢？那么，黑格尔是遇到了什么不可解决的理论困难了呢？如果你没有这么问，你研究的是什么黑格尔？你怎么能够理解那个唯心主义呢？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邹化政老师给我们讲“近代哲学统观”，　他讲了一个逻辑的先在性问题。不是时间先在，先有地球后有人，这谁不知道？黑格尔说你这样的唯物论不过是一种表象意识，是一种让意识沉浸在物质内容当中了，而没有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想问题，所以他自觉地去搞他的唯心主义了。所以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搞什么哲学？怎么能够理解哲学？如何坚持唯物论和反对唯心论？
　　我常愿意举这个例子，说形而上学否认运动、变化、发展。能有这事吗？手一拍桌子，不联系？手一抬起来，不运动？你从小到大，不发展？既然如此，怎么还有形而上学呢？列宁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去表达它。所以列宁最欣赏黑格尔的一句话，“从来造成困难的都是思维，思维把不间断的东西间割断了”。这就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了。想一想，这才有哲学，才有我们所有的理论啊！如果不是有这样一种复杂的问题的话，为什么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呢？
　　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变复杂。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复杂的。和理科恰恰相反，理科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因为社会和人本来就是复杂的。所以我认为，文科的东西是以寻找理论资源为前提，最重要的是发现理论困难。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们都强调问题意识，你怎么发现问题？一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要么想找点热点，要么想找点冰点。所以我说什么叫做博士，博士就是抓住基础理论、稳定研究方向、坚持独立思考、进行课题研究。发现不了理论困难，你说怎么提出问题呢？
　　我们不仅得发现理论困难，还必须把理论与经验的外部困难转化为理论内部的概念之间的逻辑的困难。我们现在许多搞研究的同志，把理论的外部困难就自然而然地当成了理论内部的困难。这是理论研究的最大误区。看到理论和经验发生矛盾了，认为就是解决理论和经验之间发生的矛盾。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不能把外部的困难转化为内部的困难。如果你不能意识到理论的内部困难，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创新。都想创新，最重要的是发现理论的内部困难，那就要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了。
　　（三）创新理论思路
　　我把哲学的创新概括为三种：创造、创意和创新。理论叫创新，生命叫创造，思想叫创意。没有生命的创造就没有思想的创意和理论的创新。哲学、文学是一致的。没有生命的创造想谈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有这种自觉意识的话，确实有助于你做到理论创新。
　　（四）做出理论论证
　　我认为我们的文科研究当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发现理论困难，一个是没有做出理论论证。我无论是评项目、评成果、提职、评书，特别是评书，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缺少理论论证。不是论著吗？不是论文吗？但是就是没有论。甚至我们一些博士论文还这样写：历史、现状、问题、对策。这是公文，不是论文。再看我们所谓的书，编、章、节、目，就像毛泽东批评的，1234，甲乙丙丁，ABCD，每个小目不超过半页，多的不会超过两页，这样的书我不会看的。这就是评书的标准。评书非常好评，先翻一遍，一个问题不超过两三页，没有论证，只是叙述，恐怕就不会是有学术价值的好书。
　　公文是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论文是把一个道理讲明白。都想当小说家，小说最容易写的是故事，最难写的是细节。所以论文在于论证，论证在于逻辑。所以我最强调论文的逻辑之美。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就是论证的力量。
　　当我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总是被巨大的逻辑力量所震撼。我讲课特别提倡不用讲稿，这样才有利于你进行论证。旁征博引也好，逻辑分析也好，是在论证我的一个想法或观点，而不是说大家看这个问题分大一、二、三、四，还有小1、2、3、4。就是全记住了，有什么用呢？文科要达到的是一种境界，不是一种现成的知识。

　　四、文科研究的主体意识

　　如果说前面我所讲的是技术性的、技巧性的、操作性的一些想法的话，我所讲的这个第四点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我们文科研究最后搞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文科研究的主体意识。
　　（一）抑制不住的渴望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文科研究？为了提职？为了换钱？这是症结之所在。文科搞的好不好就取决于此。爱因斯坦在《探索的动机》里讲有三种人进行探索。这些天看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些著名的数学家都在数学中获得了美的心理体验。常人看来一辈子陷在枯燥的数字堆里，实在没意思，而这些数学家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不夸张地说，我搞哲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搞哲学更美好的事了。文科研究最根本的一点，一个前提就是抑制不住的渴望。什么叫做抑制不住的渴望呢？就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你是要研究这个社会、这个人类，如果你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来进行研究，你不可能把问题看清楚。要跳出一己的东西，从自己的社会责任进行文科研究。所以这种抑制不住的渴望首先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一种关怀人类命运的一种渴望。
　　第二种渴望是自我实现的渴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从教学说，我教故我在，我教书所以我存在吗！现在提倡教授上课堂，这是什么道理呢？不上课堂是什么教授呢？教授不就是老师吗？老师不就是讲课的吗？你的自我实现不就是在课堂上吗？另一个自我实现不就是在你所写的论著当中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把自己想清楚的道理要告诉给别人的渴望。
　　更深层的是一种审美愉悦的渴望。别的高峰体验都没有比研究的高峰体验更使人激动。我在自己的一生当中能够感到一种真实的高峰体验，在研究当中发现了一个理论困难，而且试图对它做出自己的理论论证的时候，所以我把它叫做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
　　（二）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
　　我觉得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应有它的针对性。“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曾经作为一个很不好甚至是错误的口号来批评。为什么？因为要强调为现实而学术，为政治而学术。我想一下，我们今天作为文科的研究人员，我们多了为功利而学术，为宣传而学术，为提职而学术。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我想提倡“为学术而学术”，这包含四层意思：
　　一是职业学者的生活方式。你选择了一种职业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选择了文科研究，选择作为一个学者、一个职业学者而不是业余学者，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通过研究学术你才存在的。
　　二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职业学者的生活态度。你怎么理解生活的？你怎么对待生活的？你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态度。
　　三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职业学者的工作方式。这就更加切实了。怎么工作呢？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呢？叫做“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同意这句话。宣传总要有个口径吧。搞学术与搞宣传，你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工作方式、应有心态都不一样。要有一种自觉意识，这两个活不一样。为学术而学术，重要的是一个求真意识。我记得80年代中央领导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座谈时有段话讲得非常漂亮，提出有四种情况文科应发挥作用。第一是我们也想到了，我们也说了，我们也做了；第二是我们也想到了，我们也说了，我们没有做；第三是我们想到了，但我们既没有说，也没有做；第四是我们既没有想到，也没有说，也没有做。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对于我们文科来讲，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面对现实，没说的、没做的和没想的，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余地不是相当之大吗？当然，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来说，就更有工作的余地了，为学术而学术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四是为学术而学术应该是我们应有的心态，没有这样一种心态做不了学术工作。记得八十年代我正读博士的时候，研究生院组织讨论“红、黄、黑”，当官的路红通通，经商的路黄灿灿，搞学问的路黑洞洞，这样说来，谁都愿意红通通、黄灿灿，谁又愿意黑洞洞呢？那时是刚刚搞市场经济，而我们今天实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价值多样化了，我们做什么都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而且我觉得对于许多人来说，学术的选择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这种心态用我们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平常心，异常思”。许多人把它颠倒了，为什么走火入魔呢？他平常思而异常心，生活、行为想的都和别人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应有的心态，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三）难为自己的韧性
　　最关键的是这一点，要有难为自己的韧性，或者说要跟自己较劲。我认为文科研究的过程就是和自己较劲的过程。
　　为什么文科研究会出现“三多三少”呢？教学多而科研成果少，书多而论文少，一般性的文章多而好的文章少。我觉得每个人自己也很清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很多人说过，隔几年看这篇文章看不进去了，也脸红了。这就是当时没跟自己较劲。如果当时跟自己较劲，我觉得你对于自己写过的东西是非常珍惜的、亲切的，总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你有套概念系统、研究思路，什么都有了，关键是这个研究过程是不是和自己较劲了，和自己过不去了。我觉得我能做出一些研究成果就是不断地和自己较了20多年的劲！我自己没有印象是真正过个春节，没有假日的概念。总有一些问题萦绕在自己脑海里面。
　　1985年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认识的内容和形式的二重性》，我觉得确实是个较劲的结果。教科书上说了，人的认识内容是客观的而形式是主观的。我要给学生讲课，我绞尽脑汁去想，如果内容要想客观，形式能否主观？我要戴一个墨镜，下面看的东西都是黑的了。我的主观形式是黑的，意识内容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吗？可能吗？所以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认识的形式是主观的，就没有内容的客观性。这就是较劲的结果，非较这个劲不可。
　　我从1986年开始，到了1987年底，写完了《从两极到中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之所以有比较大的影响，被许多杂志转载，就是用心的结果。我就看到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现实生活，我们总是两极对立、非此即彼。一研究哲学就是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把哲学的派别冲突简单化了，也就把哲学庸俗化了。那么马克思的实践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它超越了两极对立的模式，它中介化了。
　　我写的博士论文叫做《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我就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谁都承认辩证法是批判的，大家都说辩证法具有批判的功能，而没有人触及到辩证法本性上就是批判的。辩证法只能是批判的，不能是非批判的。我就和自己较这个劲，为什么辩证法是批判的？那个形而上学怎么就不批判呢？憋了一年半，终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恩格斯的一段话，谁都看过，但是没和自己较过劲，看过和没看过一个样。所以光读书是不行的，你得有问题。恩格斯讲过一段话，“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此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那么也就是说，无论在我们研究当中还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当作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正是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当作一个批判和反思的对象，所以辩证法才在本性上是批判的。我觉得这篇论文还是很有价值的，确实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迄今为止有些同志回头还说，你写的最深的书是你的博士论文。
　　我觉得当代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教科书模式的问题就在这里，哲学改革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和自己较了几年的劲。我想我初步想清楚了这个道理，这就是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而哲学以科学提供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科学是形成关于世界的思想，而哲学是对科学所形成的思想的反思，因此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也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所以说，只有当哲学无家可归的时候，哲学才真正地四海为家。只有当哲学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被驱逐出了自然领域、被驱除出了社会历史领域，又被现在的思维科学驱逐出了思维领域，才有了今天的四海为家的哲学。这就是当代的哲学范式的革命。
　　这是我举的例子。我觉得我能写出任何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和书的话，我都和自己较劲。我写《崇高的位置》，构思这本书时正给经管学院课程班到天津讲课，脑子里一直就萦绕着一个问题，哲学是对崇高的寻求，在寻求的过程中自己就形成了异化的崇高。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哲学自我消解的过程，也就是消解异化的崇高的过程，又是一个重构崇高的过程。所以哲学的历史是一个崇高的寻求，崇高的自我异化，消解被异化的崇高和重建崇高的四重化的过程。
　　我近年来在想一个问题，哲学应该有一个它特殊的方式。我觉得整个现代哲学没有解决卡尔纳普给现代哲学提供的陷阱，而我自己想力图走出这个陷阱，就和自己较上劲了。卡尔纳普说，语言有两种职能。要么是一种语言的表述职能，陈述这个经验事实；要么是一种语言的表达职能，表达的是一种情感和愿望。那么充当语言表述职能的是科学，充当语言表达职能的是艺术。语言只有两种职能，所以现代哲学就落入了卡尔那普的陷阱，我们中国的教科书就是试图哲学科学化了。在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困难，就是如果哲学不充当表述职能，那就充当表达职能，所以现在后现代主义非常明确地提出哲学的拟文学化。我就想不陷入这两个圈套，我提出个想法。1997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论哲学的表征意义”，哲学既不是表述，也不是表达，而是表征，也就是说哲学是以表述的方式来实现表征这样一种哲学自身的要求。我做了一个论证，要是从表述角度去看，比如“存在就是被感知”、“因果习惯联想”、“绝对理念”、“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不都是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吗？我思想我存在，我不思想我这一百多斤就飞了？存在就是被感知，我没感知到存在就不存在了？所以都这么批判贝克莱，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贝克莱；批判黑格尔时说，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绝对理念在那里游荡着，然后外化出个自然界，外化出人的社会，外化出人的思想，有这样的黑格尔吗？问题就出在不理解哲学不是表述，不是表达，而是表征。当然我正在做这项工作，是否有道理是另一个问题。我的一个博士生说，“孙老师，你思想历程是超越两极，批判前提，寻求崇高，表征意义。”可以说我的研究历程就是我和自己较劲的过程。
　　（四）美的心理体验
　　最后一点，美的心理体验。正是因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心态，有这样一种和自己较劲的韧劲，才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在研究的结果中感受到的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这样一种美的体验。《现代交际》曾约我写一篇短文，我写了一篇《找感觉》。所有的感觉都能感受到人生的喜悦，但不会有我们这样一种创造的心理体验。别看歌曲中唱“跟着感觉走，紧拉住梦的手”，但人的最大的幸福是“跟着理性走，紧拉住哲学的手”。的确是这样，理论研究能感受到常人无法体会到的美的喜悦。马斯洛说过，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审美需要，而审美需要才是一种真正的自我实现。我想我们在文科的研究当中，如果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有一种跟自己较劲的韧劲，能够达到一种美的心理体验，那么我们的人生和工作就是快乐的。
　　谢谢大家！

原载《法苑》2003年第1期（总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