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以及汉译名著

■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媒体转换的时代里，人与书的关系也大大变化了。想来也快。想当年，20世纪80年代，书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恐怕是今天学子难以理解的，而我们对于书的态度，完全可以用“珍视”一词来加以形容。书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追求和寻索的，是我们用来下功夫的。而相比之下，今天书是多了，爱书的人却少了。
80年代
初我在浙江大学上学，虽然不是学文科的（那时候的浙大是所谓“工科院校”，根本没有文科专业），但对于文学、哲学之类大有兴趣，故经常买文科的书。当时书出得少，买书也不容易，或有好书，是要抢购的。记得浙大的书店就在校园内，在司令台（学校大操场）后面的一排平房里，每逢新书到来，必排起长队，场面煞是可观。我去的次数多了，认识了一位叫“白阿姨”的售货员。每有书来，这位好心的老太太都会给我留着一本——也算是“走后门”一种了。转眼快30年过去了，许多人都淡了，许多事都忘了，却因为书的缘故，我竟至今还记得这位“白阿姨”！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我想也是在那时，在浙大的书店里发现并且熟识的。
后来去山东教书，没教好，只好又回浙大念书，然后去南京念书，然后又回到杭州，终于念完了书，又教书，一晃就到了21世纪，才离开杭州来沪上工作。但无论到哪里，即便是在出差或者旅游中，书店总是经常要去的，去了书店，总是先去看看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特别是桔色的哲学名著。每每到了书店，都不免先去那里报到——这就是习惯吧？
到后来，由这种习惯渐渐演变出一种“偏见”：有没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有多少，是不是完全，在我竟成了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一个标准。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出差，空下来时去逛了城里最大的一家书店，或叫书城，进去以后照例先去商务专柜。一看，桔色的，齐刷刷放满了好几架子，而且是需要梯子爬上去的那种高大书架，蔚为壮观。我当时就寻思：西安，毕竟古城嘛，真有文化的！
这些年居上海，刚开始听人说上海书城，或专程或顺便时也去了几次，但渐渐觉得不对劲，就懒得去了，大约也是上面讲的“偏见”在作怪了。好在上海书城的斜对面还有一家商务印书馆的专卖店，极可怜的小门面，内容是好的，形象寒碜了些，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学术在上海，被闹猛的商业挤压得不行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我自己居然也在商务印书馆出书了，而且一发不可收，现在差不多成了商务的“签约译者”——我曾对商务的同仁说笑：我是给你们打工的，是你们的长工。从1997年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开始，至今已经出了七八种，加上待印的，已然有了十多种，而且已经有四种收入了“汉译名著”系列，分别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面向思的事情》（合译）以及《权力意志》。这些个情况，当年作为地质专业学生在浙大书店里排队买书的我，是绝对想不到的。
事也怪。这些年因为书出得比较多了，或者也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对于书的感觉反而差了许多。同一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先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了繁体版，时为1993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译著——顺便说一句，主事的廖立文先生是我碰到过的最认真的一位编辑。取得样书后，我的心情是何等欢愉！书做得也十分精致，蓝蓝的皮，厚厚实实的。心里头就想着时报好，廖立文好！
次年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本《哲学的改造》，算是我在内地出的第一本译著。编辑是蛮严肃的，就是装帧稍有不足。尽管如此，我用自行车去松木场邮局把一大堆样书载回来以后，仍旧显得很满足的样子，带着一点遗憾和犹豫，还是给学界朋友寄送了一些，以为“存正”。
这是从前的心情了。现在出书，拿来样书，挑剔地看看，就插书架上了。或有装帧得漂亮一点的，欢喜一阵也就过去了，连寄送给人的念头都隐失了，哪里还有先前那种见书的得意和快乐呢！——我想，这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时至今日，对于商务的“汉译名著”，我仍然是怀有敬意和好感的。不止一次了，我跟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建议：应该多做些，快些做，开启民智，昌明教育，区区几百种名著怎么够呢？你商务是老大，该有老大的样子嘛！
现在商务印书馆重印以前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重新装修，整体推出，无疑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但愿此举不只是总结，更是开启。总结之后，希望商务印书馆有更多更好的“汉译名著”出版——我以为：汉译名著，至少应该有千种以上！
这是我的希望。也许书的事业会越来越受到排挤，书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但只消人类存活，思想存活，学术存活，就还需要经典，就还需要名著。再说了，我们还不能太健忘，总还得守住些什么。无论是写书的还是出书的，都还不能忘了那曾经的年代，曾经有人排着长队买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