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树勇：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8:43:09
看一看中国的摄影界，有那么多的好相机和摸相机的人，可真正清楚为什么拍照片的人有多少，实在令人生疑。相机不断地更新换代，用的材料也越来越高级，摄影者的表情和架式也越来越像个艺术家，可照片十几年了没见有多大长进。翻一翻那些花里胡哨的登满了婚纱摄影图片和风景照片的所谓的权威摄影杂志，看一看在堂煌的美术馆中展出的那些制作和装潢都十分精美的摄影作品，再翻一翻几张摄影报纸，认真地读一读那些摄影界的理论“大腕儿”们写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文章，便觉得摄影界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有那么几种不大不小的流行病。
第一种毛病是在摄影界有一帮貌似高雅的伪贵族以摄影界的权力拥有者为身份，构成了中国摄影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摄影界一些有些名气的人物中，这种人不少。他们往往谈吐不凡，出行讲究。他们往往是独霸一张报纸的摄影部门，相互间你抬我举，互相吹捧。他们自以为是摄影界的权威和最高水平的代表性人物，架式不小，口气挺大，其实不过是一些靠一点儿小才气加年资、加那些年海内没人，再加惯会见风使舵混了个一官半职的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经常成为国内国外一些摄影展览或者是什么摄影比赛（鬼才知道为什么中国摄影界会有那么多的破比赛！）的评委。他们总觉得自己出道早别人不少年，相机摆弄过好几茬儿，见多识广，手里掌握着摄影的真理。无论是发稿还是评奖，他们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在中国的摄影界他们颐指气使，生杀予夺；他们手里掌握着传播媒体，撰写为中国摄影界定调子的文章，大有君临摄影界的姿态，霸气汹汹，十足的一副行会把头的嘴脸。
曾几何时，他们在一个没有条件发烧摄影的年代，成为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中令人羡慕的能够掌握相机的宣传人员。那个时代的摄影界，相对于当时处于权力媒体核心的报纸记者来说，他们尚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格外地用心，刻苦努力。他们在当时那种以政治利益为主导功能的摄影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富有怀疑精神和生命活力的群体。他们抗拒为“四人帮”时期的政治需要服务，不愿意被某一集团意志所压倒和引诱，他们以为他们代表了正义、纯洁、良知和理想。他们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便被可能居身于权力之中的利益所引诱和利用了，他们被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被利用来打倒另一种陈腐的力量。但是，他们缺乏另一种准备，即先天存在着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贫乏的痼疾。他们长期与传统文化失去了关系，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年代里与西方摄影的发展失去了关联。唯一对他们的摄影起作用的是他们那种坎坷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尚未被政治功利需要所濡染的朴素良知。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在文革之后的一个特定年代里备受人们的钦仰，比如他们曾经勇敢地拍摄了“四?五”运动。从他们许多人后来获得的利益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押对了宝，并因此而积累起来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形象资本。
他们很快在一个政治不幸遭遇可以交换得到相当利益的特殊时期，被人们看中并加以信任和重用了。出于一个时期的一种新的需要，出于此时摄影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神圣地位，也出于他们在摄影之外并无什么特别的才能和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成了各大报刊的摄影方面的权威人物，并且很快分到了房子，获得了职称、职位和在80年代初时无人指责和怀疑的声誉地位。就这一结果来说，这些人到80年代初时，已经达到了他们的颠峰状态。他们的摄影观念、手法、可能达到的成就，此时已经到达了尽头。他们想超越四?五运动时的那种摄影观念，但就他们自身的积累而言，他们缺乏起码的理论准备，无法从更广大更完整的角度去判断和从事摄影工作，因为他们的一切摄影活动都几乎是以直觉为其动力的。所以，像其它人一样不能免俗，这些名声显赫但严重文化底子准备不足的摄影家“摄而优则仕”，很快便当官儿去了。当官儿没有什么不对，这种活儿总得有人去干。问题是当官儿不仅没有使他们在历史、文化、摄影美学发展的脉络等等方面及时地补上这早就欠缺的一课，而且使这些文化底蕴不足的摄影家一下子处在了一个高高在上、掌握了中国摄影生杀大权的位置上。他们的这种先天的不足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摄影发展中，很快便显现了出来，特别是当我们横向地与当代中国的美术界或者是文学界进行比较时，这种营养不良和先天不足更为明显。说实话，这批人直到今天拍的照片，和他们20年前拍的照片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和长进。他们依然在依靠早先对摄影的那种简单的理解和生活经验以及个体直觉力、甚至靠一时的情绪冲动这几样东西来支撑起他们的摄影活动。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很快进入大学进行深造，并且在80年代初、中期毕业的人中，有很多开始拿起了相机。他们没有什么名气，一切从头做起。但他们一上手便重新与世界摄影的最新潮流发生了关系。他们也不受什么固定的框框约束，他们追随库德卡、威金、索德克、阿勃丝、雪曼、布拉塞、法兰克、克莱因、马克，搞新闻摄影的一上来就是荷赛的美学指标。
尽管这种追随有它的问题，但是，相比于这批充满活力的摄影新人来说，那些功成名就的摄影家理论及文化功底明显不足的一面开始显露出来。他们的积累中似乎只有一个布勒松或者是亚当斯；他们多数是一些搞报道摄影的行家，但对摄影的复杂功能不闻不知，总是对报道摄影不自信，总是十分混乱地在觉得他们是在搞什么艺术，好像不说自己搞的是“摄影艺术”或者是“艺术摄影”就是降低了自己的身分一样；他们十分内行而且严肃地在那里干一些怎样给照片起一个非常“艺术”的傻名字之类的特别土的事儿；然后还对新起来的这些摄影家指手划脚，说这照片找不到焦距，那照片曝光不行，俨然一副教师爷派头；而且他们把持着国内几份少得可怜的摄影报纸和杂志，死活不发表他们的东西，不让这些新生的摄影家冒出来。这些人的权威地位在一个摄影功能不断分化的时代，在一个艺术摄影的观念和语言迅速转换的时代，在一个根本就不尿你那个权威地位的时代，受到了蔑视和挑战；相机的广泛普及也使他们过去那种谁掌握相机就等于是掌握了摄影的专制地位迅速丧失了；而他们较早就熟知和习惯的那种摄影语言在今天也已经不足以使他们独霸天下了。仅就艺术摄影在今天的形态和发展而言，讲求思想和观念的显现，讲求摄影与其它艺术语言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新的摄影形态，使那些本来就缺少理论准备和没有观念头脑的摄影家们一下子就晕头了，一下子就亮出了令人难堪的家底儿。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样，那些毫无理论准备和功底的摄影界的权威人物过去看上去像个猴子一样，本来坐在那里时指手划脚人模人样还挺唬人，可一旦把他们拉到今天这个他们靠直觉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经验已经无法判断摄影的时代，就等于是把他们哄到树上去了，结果我们看到因为着急和闹不明白而在树上呲牙乱叫的这些猴子们露出了平时我们看不到的两块红屁股。
但他们自己的感觉仍然很好，他们开始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博学和有修养，比如在互联网上讨论讨论纪实摄影，说一些十二分小儿科的话还拿出个挺严肃的架式来；再比如发烧音乐什么的。他们总要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他们那种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权威表情来。你还得敬仰着他们，视他们为先辈，为无法企及的高峰，仿佛将来随着他们的逝去，摄影也将会从这个国家消失掉那样。他们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他们经常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组织个什么发奖会，或者经常有人掏钱请他们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到处搞什么摄影联谊会，到处去找摄影界大腕儿的感觉，而且每到一处都会得到那帮摄影业余爱好者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他们在地方上一旦出行都会有摩托车开道，警笛长鸣，招摇过市，向你显示他们是中国摄影这块地皮的绝对霸主，谁都怀疑不得！老子天下第一，谁都得有求于我！中国不就是这么两张摄影报纸吗？不就是这么几本少得可怜的摄影杂志吗？你想发表照片出出名吗？你不求我求谁去？真是牛得一塌糊涂。其实，除了一帮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摄影到底是什么的头脑简单、被这些摄影“大腕们”唬住的发烧友之外，除了把那份报纸的订数提上来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人把他们当回子事儿了。
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摄影界的新权贵。这些人根本就不再想关心摄影本身的事。他们的摄影观念早已经过时了，他们不想、也想不出在观念上如何超越自己。他们只是一些曾经靠着摄影得到了一些利益而现在不想丧失这些利益的人。因为他们之间靠一种江湖上的“哥们儿”关系互相勾结、串连起来，形成了中国摄影界一帮低俗不堪却又霸气十足的新权贵。估计他们也就这么着了，但你别想让他们轻易地放弃这种虚假的权威的架式，因为那样他会丧失掉许多已经到手的利益，比如说名气，比如说职位，比如说评委资格，等等。
另有一些人，可以被看作是摄影界的技术伪贵族。他们是一些摄影器材和摄影技术方面的专家。他们格外讲究照片的专业素质，满嘴的影调、颗粒、锐度等等这些听上去特别唬人的专业技术术语，并且特别讲求以此来判断一幅照片的好坏高下。这些人把相机、镜头、暗房技术看成摄影的本质，并且以专家自居，以此而显得高傲不凡。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厮混，每次到一块儿便是扛着价格昂贵的各式相机，浑身披挂，然后在一起比来比去，仿佛不是来说摄影的，而是倒卖器材来了！他们是一帮地道的器材发烧友。
他们在报刊上写文章，谈的全是相机厂的工程师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摄影家的问题。他们认为，无论你拍的照片内涵如何，无论你拍的照片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或者社会价值，如果你的照片的技术质量达不到他们认可的那些指标，便不被看作是“上档次”的摄影艺术。他们将拥有不同相机的人分为三六九等。相机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摄影从业人员的身分，他因为拥有名贵的相机而比别人高出一头去（借以显示他的财富足以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相机，以在别人面前显示他的有钱？）。他们的傲视同辈，仅仅是因为他是相机方面的技术专家。他们一天到晚一见面就是谈这相机那相机，谈什么大制作，谈这相纸、那胶卷。这种姿态不像摄影家，而像个照相器材店的伙计。但他们又处处以搞艺术自居，而且自以为是摄影这一方地界的另一种权威人物，这就使他们成为目前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另一支障碍的力量。
摄影界的第二种病，是流行一种虚伪的纯朴风。
表现乡村风情，表现农民的纯朴与生活的自然天真，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美术界曾成一时风气，但到80年代中期，这种潮流便结束了，因为那些下过乡的画家们不再沉湎于对往事的回想之中，而转过来面对80年代中期以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了。摄影界则不然，好像中国的摄影家有那么一种浓重的农民情结一样，一上手便把镜头对准了农民，到现在也对农民不依不饶。
摄影界的这种毛病的表现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纯朴表现在那些从小身居城市，吃商品粮长大的摄影家身上。他们在城市中呆腻味了，然后想到山野村落中走走。他们自命是对农民和乡村生活充满了热爱，并且自命为到农村去拍照片是什么“回归大自然”。于是他们借出公差或者是假期的机会，或者干脆就是请“创作假”（所谓的摄影“作品”竟然是在创作假里造出来的，真是见鬼了！），而且内心还很神圣地奔赴那些穷乡僻壤，而且还是越穷的地方越好，不穷的地方不过瘾，最好是穷得一家人只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那种地方，才是他们认为摄影家创作的好地方。
他们奔赴那里，拍农民的生活，拍农民的表情，拍农民的黑黝黝的没有虚肉的后背（据说是这个部位象征着民族的脊梁！），而且努力地要去拍出一点儿苍桑感来。一边拍，一边脑子里想着早些年四川画家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其实此时他的父亲正坐在北京一座豪华的酒楼里揽红拥翠，胡吃海撮。
这种摄影不过是一种旅游观光客式的猎奇的过程。他们在这种“旅游”（他们称为是“搞创作”）的过程中，放松自己在喧哗嚣闹的都市生活中疲惫已久的身心。他只不过是在乡村生活中缓解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称作是“净化了心灵”！）不过是在农民的脸上和那些由于生活的困苦与拮据过早衰老而带来的皱纹里，在农村孩子肮脏的小脸上和蓬乱的头发中，找到了他身居都市高楼居室中想象出来的东西。他在农民那些陌生的眼中看到了好奇和对他这个来自城市中人的敬和畏。他来到乡间，他的身分（城市人？记者？艺术家？）使他居高临下，使他不像在城市生活中有那种因平等而带来的失落感、紧张感和威胁感。相反，他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身分的身穿满是口袋的衣服，背着好几架奇形怪状的高级相机的城市人，他走在乡村之中只对别人构成一种威胁和征服。
他因这种身分和征服而感到满足和优越。然后他以一种尽可能低的姿态来与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当然不会同劳动，闲时还与房东家孩子玩一玩儿，让孩子摸一摸他的相机什么。岂不知，这正是他显示其威胁和优越感的方式。在农民的眼中，你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手持一架古怪的相机对着他们咔嚓咔嚓地响着。他们不知道你在对他们干些什么，他们感到恐惧，但他们又不敢拒绝你的侵入，他们只能是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知道你在做一些类似小偷的事情或者是傻瓜的事情。他们听不懂你的摄影艺术，他们也不想成为你的艺术中的一部分。他们如果允许你拍照的话，也不过是想通过你为他们拍下一张照片来然后等你回城后寄给他们，但他们不知道你永远不会寄给他们这张照片。他们在此生活、呼吸、生儿育女。他们纯朴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纯朴的，你来表现他们什么样的纯朴？在他们的判断里，你不过是跑到这里拿走了几件他们的东西，然后回到城市里挂到屋中借此回忆你在乡村渡过的那些类似村长或者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优越生活而已。你来了，你拍了，你走了。而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本来自然平静地生活着，你干扰了他们一下，走时还顺手提走了几只吃完肉之后挂在屋檐下的牛头或者羊头。而你走后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活着。
你解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安抚的是你自己的内心焦虑感。你表现的纯朴是你想象的东西，和这些生于斯长于斯，最终归结于斯的人们没有什么关系。你拍下的纯朴，不过是你拣来的旅游点的一块石头，一件纪念品，借以证实你到过那里，你关注过这些朴素的事物，并且向他们炫耀你的这种临幸式的到达。你的这种对农民纯朴生活的向往，从骨子里就是装腔作势，因为你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此生活下去，就像当年你上山下乡返城后成为了什么狗屁作家便将下乡的生活忆苦一般写成“伤痕文学”那样。你下乡生活于这穷困的村落时便感到痛不欲生，遍体伤痕，老大的不情愿；回到城里生活时你再看这种穷困时便成了你要用摄影去表现的什么“纯朴”，要不就拿出个“人文关怀”的架式。而真正的农民在你来之前就这么活着，在你走之后他们仍然世世代代地活下去，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伤痕，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纯朴过。作为摄影家的你只所以作如此想，是因为你从来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利益得失进行价值判断的人，你从来没有超越个人而站在更高的境界中正视过别人的生存状况。所以你拍下的这些照片如同电视里、音乐台中每日在唱的那些《纤夫的爱》、《九月九的酒》等等伪民歌一样虚伪和令人作呕。如此而已。
另一种表现“纯朴”的摄影出自那些当年生活在农村的、后来当了兵、上了学、到城市中生活的人之手。他们以另外的一种姿态表现出另外的一种虚伪的纯朴情绪，借以回避他们那种固执的自卑感和永远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那种内心焦虑感。这些摄影家较能与乡村生活融为一体，这源于他出身的那种与乡村的血缘关系。
但他真正作为一个农民时，他并未充分地感受到生活中有没有纯朴与自然，或者是感到这种纯朴自然好不好。他在乡村生活时感到的更多的是生活的馈乏、艰辛、劳顿、穷困、发愁、为老婆孩子、为老人、为盖房、纳税、生老病死无尽地愁苦。他渴望过城里人那种“不纯朴自然”的生活。而这些摄影家与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摄影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显然是经受过农民生活的困苦而后离开乡村到城镇中吃商品粮生活的人。他们的整体生活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他们进入城镇生活后，又迎来了新的问题，即他们除了通过发愤努力以求事业有成、以最终超越自身的卑微感之外，他们自以为他们重新发现了他们原来的那种乡村生活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种人与外在环境和谐一体的感觉，而他们感到在城市中失去了这种令他们自信而且没有内在冲突的实在的感觉。与那些到乡村去旅游观光的城市摄影家们相比，他们比较容易进入或者说深入乡村生活，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像他们标榜的那种认同感。
因为他们重新返回这种生活中来时，是以一个怀旧者回忆他往日时光的带有很强感慨和感伤的眼光来拍照片的。他像这些农民一样如此生活过，但他那时对这种生活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思想过，更没有记录过。现在他已是一个有学问、有头脑、手中有相机的人了。他回来了，他现在是衣锦还乡，要把他以前经验过的生活通过现在这些农民的当下生活用手中的相机还原出来重现出来。这些生活既是他的往日时光的重现，是他的一种资本，同时也以一种怀旧的情绪和悲天悯人的姿态表现了他对往日生活的不平。他要做一个农民纯朴生活的发言者，因为他觉得他有资格来阐释这种生活，有理由去作为农民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
岂不知这种姿态也令人起疑。除了他无法以这种“关怀”的悲悯姿态深入农民的当下生活之外，他这种代言人的姿态已类似于掠夺。他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并且是以一种合法合情的身分和方式得到了这些照片。这些照片会被发表，会成为这个摄影家的成就。
因为他来自农民，对农民深有了解，而使他的照片较能深入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也会成为评价他的摄影水准之高的一条重要标准。他最后其实是利用了自己这种源于农民的身分。他通过这一转换方式，使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的出身的卑微的感觉转化为一种优势——都市摄影家拍农民的纯朴拍不过他。他因此会获得一种平衡感和成就感，会处身于城市之中再也不发怵。他甚至还会因此而变得高傲而似乎有些深度。这种方式拍摄到的纯朴的影像极像是一个家贼的所为，他利用了他的身分和农民与乡村对他的不戒备而偷走或出卖了这种纯朴。
他是唯一的获利者，他在拍取这些照片时已经与他拍摄的这些对象发生了不平等的关系。可他还在以一个与乡村生活达到认同的艺术家自居。其实他只不过索取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从最终的结果来说，他无助于也无益于他人的生活。
摄影界的第三种病，是许多摄影家怀有一种浓重的庄严伟大的情结。
也许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过于博大精深的缘故，也许是我们的摄影家们过于的匹夫有责的缘故，也许是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宣传教化的缘故，摄影界一直在坚持着一种美术界早已放弃的美学，即一直在鼓努为力地表现一种庄严伟大的虚幻感觉，以至于这种表现本身构成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和有史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成为官方摄影评判和传媒最喜欢使用的标准。它是爱国的，表现了祖国的伟大，山河的壮丽；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胸襟，因此有更高的境界；它具有豪迈的气概和庄严肃穆的精神氛围；它表现了人民热爱祖国的豪情，你敢怀疑它的正确性？你敢说它不好？
这种摄影作品基本上是一些风景照片，它主要的影像就是拍长城、拍黄河壶口大瀑布、拍长江大峡、拍黄山、拍西藏高原、拍内蒙草原、拍天安门、拍人民英雄纪念碑、拍北京城的国庆节夜景，或者是拍上海的那座新起来的吊桥或者是拍安塞的腰鼓。总之，他拉出来一个气势磅礴的架式，以表示这个国家的伟大和人民的有力量。他们都是一些内心挺严肃的摄影家，他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吃大苦耐大劳；他们带着一大堆贵重的器材风餐露宿，爬到长城那些最危险的地方去，选取角度等待日出或者是日落时分，想把这堵墙拍得历史悠久，或者是灾难深重，或者是伟大而且辉煌；他们乘游客稀少的时候赶往圆明园，在那几块耻辱的石头旁布满灯光拍来拍去，内心还一团悲愤深沉有一种百年苍桑之感。这些摄影家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特别具有历史使命感，就像一群健美爱好者一样，喜欢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健子肉卖弄给别人看，以示他的肉比你的磁实！
问题是这种强努出来的或者说纯粹就是幻想出来的伟大庄严的感觉太空泛了，它缺乏足以引起我们深味的内涵。从其精神价值来说，它不具有建设性，更无补于人民的身心健康。这一类影像给人的感觉基本上类似于那些经常出现在电视台组织的大型文艺晚会上的歌手们唱的那些似乎气很足的歌，仔细听一听，全是些类似于大跃进时代的嘹亮口号，“啊……，长江！”，“啊……，长城！”， “啊……，黄河！”，“祖国啊，母亲！”，满口都是一些毫无实际内容的大话，根本不着边际。说透了，只是一口气，气一泄了就没戏。它引发人们一种不着边际的自豪感或者是老子天下第一式的虚妄和傲慢，仅此而已。它并没有像人们提倡的和那些摄影家想象的那样能够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没有使人充分地感受到其中有什么值得汲取的精神力量。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一种虚假的美学指标。
国内所有的摄影评论和评奖活动直到现在还在鼓励摄影家们追求达到这种虚假空泛毫无实际内涵的美学指标。这种鼓励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它使摄影家脱离了内在体验的轨道，从而使他的摄影成为完全外在于他个人判断的一种功能性的活动。摄影家事实上是在按照一种国家主义的美学指标来行动和工作，他自己的内心已经被这种虚假而空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抽空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庄重伟大的幻觉。他所有的摄影活动和影像都是受这种幻觉指引的结果。由于摄影家都放弃了（而非超越了）自己，所以这种照片成为类型化的影像，而且从50年代末直到今天，看不出有多大变化。摄影家在这种成为一个套路的影像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个人的良知和判断。就像那些以唱这类歌曲为业的歌手那样，只有一条好嗓子，而没有一个健全的脑子。摄影只是他表现自己臣服于他人的一种献媚的姿态，或者是一种用自己的存在与别人的需要进行交换以获取丰衣足食的手段。摄影根本就不是他选择的一种声音和语言，他还在这里说什么摄影？
摄影界的第四种毛病，是越来越多的摄影家热衷于制造一种造作的撒娇式的优美图像，并且倡导和实践一种十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摄影美学。
这种状态在今日的中国摄影界蔚成风气而且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种摄影姿态的成因有多种。一方面是国内一些八流美学理论家对美学进行了一番十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并且通过传媒和我们的教育将这种理解广泛扩散开来，对人们的价值判断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他们认为所有艺术都要表现什么“真、善、美”，而他们所谓的“美”的事物基本上属于一种非常表面层次的能够引起人的生理愉悦快感的事物和形态。我们的摄影从来就缺乏面对真实的勇气和行动。其实他们并没有想到即使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所有“真”的事物几乎都是丑陋的，关于真实的体验从未给予人们什么美好的感觉。而“善”也不过是一种“应该如此”的伦理禁忌；“美”更只是一种内心幻觉。人们喜欢“美”是因为我们从未到达过这样一个境界，是因为它永远是极遥远的一个所在。美只给人希望，但它回避了许多人生实在的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倡美的表现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给人以生活下去的信心，它恰恰表现了人们面对生存现实时的那种惶恐、回避和无望。
另一方面，潜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标准，特别是宋元以下，主阴柔的一流发展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特定的审美趣味，在那种貌似优雅清高的风度之中，是一种女性化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虚弱，同时也是一种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低能。从那些执一柄扇子握一卷古书成天混迹于勾栏瓦舍与妓女们吟咏酬唱的古代文人，到今天那些动不动就满嘴喷着文化挽着苏小小在外滩上来来回回作文化苦旅状的大师，和那些在杂志上貌似正经君子一般成天卖弄那点儿无聊学问的学者教授，都是一路货色。想想南宋，想想晚明，想想民国，看看当今，这等无聊文人的这点儿不成大器的小趣味都是一脉相承。什么人约黄昏，雾里看花，小桥流水，落叶寒江；西施、黛玉必成天病病歪歪才有姿容；北京胡同必这么永远破旧下去才不失古都的文化风貌。瞅瞅那些挂历、三十年代的月份牌、八、九十年代港台及大陆的那些听来浑身绵软乏力的流行歌曲，都是一个路数。再翻一翻仅有的那几本中国摄影的权威杂志，这种顾影自怜式的自以为优雅无比的摄影小品比比皆是。
第三方面，可以说与“四月影会”以后摄影观念的转换有一定的关系。
“四月影会”打破了往日那种政治利益和权力统驭艺术的唯一形态和格局，建立起了申张个性，充分表达摄影家的内在经验的摄影美学，使中国摄影部分地摆脱了专制主义统驭下的廉价的工具性，赋予摄影以自在的位置和新的发展可能性，这是它功不可没的地方。
但是，这种美学不幸的是落入了一种纯然表现个人么秘化感受的趣味至上的境地，而且成为一种恐惧和回避现实境遇、沉入个人梦呓的貌似优雅的萎缩姿态。由于这种沉入个人情感层面的小情趣无损于权力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照片拍得再多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因此这种姿态的摄影美学在经历了长久的政治功利需要及策略的压抑之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极大的纵容和发展。它基本上成长为一种个人怀旧式的艺术理想和寄情托思式的顾影自怜。 这已经和一个退休老头整天在家里养些花花草草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一类的摄影家们整天扛着相机，出没于各地的风景旅游区，“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的传播媒体也在后边推波助澜，各种评奖活动不断将那些足以使人们感到迷迷糊糊的优美无比的照片推出来，什么戴望舒的《雨巷》，什么一条小船，什么西山红叶，什么荷塘月色，什么海边拾贝，成为这些摄影家着力营造的一种个人幻觉和十分小家子气的个人趣味。
郎静山和陈复礼在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一类摄影家敬慕的大师。那些整日里写些“艺术表现美”的豆腐文章的发烧友表现的“心灵”和“美”不过就是这么一堆玩艺儿！而一些摄影批评家也在那里一脸正经地评头品足，说这些照片如何如何含蓄，如何的有“意境”，如何表达了“艺术家的真情实感”。总之，这种朦朦胧胧足以使你浮想联翩的画面成为所谓“摄影表现美”的标准范式。“四月影会”中的几位专门拍摄风景小品的摄影家，与当年朦胧诗同步追求的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小情趣小韵味儿，启发了无数追随者，感动着那些不愿正视或者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正视现实的人们，使那些乐于幻想的人们找到了一个梦游的家园，借以逃脱现实的不幸及喧嚣。
随着商业生活的不断发达和西方及港台生活方式的进入，中国老百姓在情感层面上的表现越来越像快餐一样模式化，理念层面的思想被彻底放弃，个人的一点儿觉受和伤感都被无限地放大和夸张。人们变得空前脆弱和容易伤感。诚挚的情感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可关于情感表达的仪式却越来越复杂。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情感本身而是仪式本身。摄影于是出现了与这种流行的趣味－－化妆、服饰、谈吐、点歌、手势等等相一致的东西。高调的处理，柔焦的滥用，模仿明星而做出来的哀怨型、青春型、洒脱型、职业女强人型等等型号的造型处理随处可见。更具代表性的是那种（在美术界被称作“艳俗艺术”）以极为奢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低俗浓艳的优美和虚假的高雅趣味，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影楼和婚纱摄影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优雅的婚纱、礼服、仿贵族化和星级旅馆化（公共场所？）的居室、两瓶装凉水的XO酒瓶、好不容易才拿出来的拉小提琴的架式、临去一瞥的明星式媚眼儿、一身的珠光宝气、表演出来的温情脉脉和夸张的化妆，等等，代表了中国人的一个梦境中的生活指标。摄影通过它独一无二的技术手段满足了人们这种做作的情感表达需要，同时还推波助澜，一会儿柔焦，一会儿仿旧做棕调，一会儿高调，如同电视上的MTV一样，女人总是一天到晚的情变失恋忧伤哀怨，一副得了绝症不久于人世的表情；男的则总是绅士派头，香喷喷的，在那里作呵护状、情种状。摄影就像一剂春药一般在生活的一旁助兴，滋养着这些娇柔做作的影像，使人们在影楼里得到一张明星式的面孔，得到梦中一样的美好感觉。放眼望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种幻觉中的美好世界中千娇百媚，撒娇放嗲，人人都在撒娇，人人都似乎变得弱不禁风，惹人怜爱，失去了关于生活的真实判断。而这种矫柔做作因为具有像鸦片一样使人沉入个人美好幻觉的功能，因而无害于社会，而且还可以作为安定祥和太平盛世的表征受到各种滋养和鼓励。这些优美无比的照片如琼楼玉宇，如空中楼阁，它经过90年代兴径。作为一个摄影家，如果你对此毫无自觉和省察，如果你不是出于一种明确的判断而从事这种工作，那么你无疑如一个帮凶在助纣为虐。
像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一样，这也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社会和国家。可是每个人都沉入自己那一点儿小情趣之中，满世界都在做梦。人们生存的真正状态是什么？人们在微笑的一座城市中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新婚的夫妻坐在装饰如星级宾馆的房子里，在那张风情万种的婚纱照片之下协商离婚和瓜分财产；在仿佛贵族一般的优雅礼节中人们都在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利益得失；电视上总是一些活蹦乱跳表情和说话十分夸张、而且肯定要背着一只双肩背包的更干更爽更安心的少女们；总是一些住在宽敞干净的大房子里面用碧浪用舒服佳用摩托罗拉呼叫丈夫的永远微笑而且步履轻快的少妇；大街上不断晃过一批批使人目眩头晕的携带着艾滋病病毒的可疑美女；还有那些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吹泡泡糖的像塑料制品一样的孩子们。
这一切十分的优雅，过度的美妙，使人们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状态。我们宁可相信这种虚拟的图像，而不再相信和关注我们的正在经验着的现实生活了。这种时刻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摄影都做了些什么？
回复 | 推荐给朋友 | 转贴 举报
三国演义之《天策》，带你穿越历史体验最具特色的三国世界
2楼 2009-09-29 23:26 回复 2楼
meihun 梅魂
近日读到刘树勇给《陕北盲说书人》(黄新力，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写的序，感觉还不错，就从网上搜读他的文章，楼上这篇过于偏激了，看看还是有所触动。借用歌会那天听到renming的说法，“有些批评家太不给人留活路了”，呵呵。我也不喜欢文章用力太猛太狠，但问题说得准不准还是有高下之别。针砭，针砭，毕竟要看有没有药石之功，否则徒逞意气口舌之快就很无趣了。
转贴，关于作者：
刘树勇 男 1962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朐县。1983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到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现为文化与传媒学院）任教至今。80年代中期，始致力于视觉语言与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80年代后期，集中以中国书法为研究个案，比较研究中国视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传统与西方抽象语言纯粹化的差异关系问题。
刘树勇被称为中国最激进的摄影批评家。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刘树勇好象只会“骂人”——这主要源于几年前撰写的“惊世奇文”——《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文章里嬉笑怒骂，几乎把中国摄影界的所有问题讽刺挖苦了一遍，以至于当时所有的摄影媒体都不敢（或不愿意）刊登这篇“檄文”，文章一压就是好几年。其实，刘树勇更多的摄影理论和批评文章都很平和，尖锐而不失深刻理性的研究分析。
后来，刘树勇的《摄影家为什么出画册》、《图象的社会学功能》等几篇文章都在摄影界引起较大反响，可以说是近几年难得的好文章。《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也终于发表，当然不是在传统媒体，而是在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网络媒体上，并很快在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树勇也作为嘉宾在网上与摄影网友进行了现场的交流，一些传统摄影媒体如《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等也破天荒做了相关报道。
回复
3楼 2009-09-30 23:06 回复 3楼
jilian jilian
我很不喜欢这个站在一切人之上的所谓摄影批评家写的这篇文字，即使其中有切入肯綮之处。
就第二个风气而言，我了解的摄影师是一二十年地深入中国各地（包括乡村）拍摄传统建筑，保留下珍贵的资料。而从实际作用来说，正是他们的工作让外界了解那些大山深处的美，于是旅游开发（当然有的做得过了但过不在摄影师身上）改变了当地部分居民的贫穷。这种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是这位刘树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可以抹杀的。
如果是尊重事实，平和地指出中国摄影界的问题，那也不至于引起强烈反感。问题是或许这样就吸引不了大众眼球，他以为？！
回复
4楼 2009-09-30 23:58 回复 4楼
meihun 梅魂
刘树勇：面对现实，怎么“艺术”？
——评袁冬平的纪实摄影专题《穷人》
1
近两个多月来，我一直在为袁冬平兄所作的纪实摄影专题《穷人》写一个序。几经努力，开头无数，却一直未能成就一篇自己看得过去的文字。难处不在于写成一篇完整的文字，难处在于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看上去相当“传统”的纪实摄影作品在当下中国影像业界的现实价值与意义——面对当下越来越“艺术”化的图像，面对那些极尽各种数字化手段，以“实验”、“观念”、“先锋”等等说辞为标榜的影像文本，袁冬平的这个文本显然已经相当“落伍”了。传统纪实摄影关注探究的现实对象，简单统一的结构样式，老实本色的记录性影像，平然朴素的文字叙事，构成的这本画册，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多少新鲜的经验？它在影像语言上给予我们多少新鲜的启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本以何种理由值得我们看重？
最近发生在影像业界的一个不小的事件，也似乎证实了我的这个质疑。2006年11月23日至27日，中国摄影界非常关注的一个“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在北京一家酒店中举行。这次见面会前期在国内很多的媒体有长约半年多的宣传。据主办者称有800名摄影师提出参会申请，经过主办者筛选，最后选中了300人参加。这次见面会跟中国摄影师对接的是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的30位画廊经纪人及一些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人士。主办者的意图，是促成中国摄影师和世界图片市场进行市场化的对接性会面。意思当然是希望建立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化影像市场及艺术标准，以解除中国摄影家固守的狭隘的本土化地域化的影像理念和关注方向，走向世界，寻求影像产品更为广大的营销市场。
见面会极其热闹。这种热闹已经被那些喜欢凑热闹的大众媒体像报道某位地产商人的楼盘开盘一样反复夸张地报道过了。但我看重的是这次会面显示出来的三个重要的信息。
一个是，什么样的影像产品进入了这些外国画廊经营者和博物馆收藏部门专家的视野，并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个信息相当明确：那些所谓的国外影像专家都在关注那些实验性的影像，比如那些美术学院教育体制与学术传承背景下的摄影专业学生的作品，以及那些近十年来从事影像实验的画家们的影像作品。它们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并得到邀请，成为他们的签约艺术家。接下来的好处，当然是在他们的画廊或者是美术馆做展览、被代理，日后会得到大量的美元欧元以及国际化的名声。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也相当明确：应约而来的大量中国摄影家的纪实性作品受到那些外国专家的冷遇，甚至不屑。这些作品被某些高傲的国外影像专家直接宣判为“早已过时了”，“不过是欧美三四十年代的摄影样式”。意思当然是，这些作品太落后了，不可能成为他们关注的影像产品，当然，这些摄影家也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签约艺术家，他们的画廊、美术馆不会接纳他们的展览。最要紧的是，他们不可能为这些纪实性的照片付出美元！
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残酷的，因为它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摄影家急于要实现的一个现实诉求，那就是将手里的照片尽快变成钱！近五六年来，中国摄影业界极力探讨的一个话题，即是图片的市场化。相关的努力包括建立了为媒体提供新闻图片的各类经营性网站，以图书出版的形式将图片转化为商业产品，以及少数的图片通过画廊进入了收藏者的视野之中。与此同时，另一个图像市场其实已经小规模地悄然处于运作当中，而且取得了相当的营销业绩，那就是一部分艺术家以摄影为媒介材料制作的影像艺术品，已经依傍着走向了世界的中国美术作品的市场渠道走向了世界。这些被称作“观念”摄影、或者“实验影像”的艺术品已经较早地将这些艺术家变成了中产化的“成功人士”，尽管他们的成功背后使用的种种策略机巧，发生的种种妥协和交易，艺术家被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本及殖民企图收买扭曲的人格已经受到许多当代文化批评学者的广泛质疑，他们的“成功”经验及结果还是得到了众多摄影家的羡慕和追随。
于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这次见面会上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信息，就是那些实验性影像艺术家面对被西方影像专家们肯定、代理和收买表现出来的欣喜，以及许多中国纪实摄影家面对来自西方影像专家们提出的“艺术”标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愤怒、沮丧、迷茫和准备屈从的努力倾向。通过这样一次完全市场化的见面会，他们开始弄明白一个问题：他们多少年来拍的那些纪录了处于巨变中的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照片不是“艺术品”！而只有作为艺术品的影像才可以与西方对接，与美元对接！要想进入画廊、收藏，要想获得大把的美元，那些严肃的纪实摄影作品是没有价值和市场前途的。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按照外国专家们的指引，学习那些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们的经验，放弃纪实摄影的关注方向和影像形态，准备来做做“艺术”了。我已经听到不少的中国纪实摄影家，包括许多我一向尊敬的纪实摄影家对我说，他现在才弄明白，他以前所做的工作一钱不值毫无意义。他们下一步的努力，即是向“艺术”靠拢，营造出一批投外国画廊和购买者喜欢的影像作品，就像那些已经卖得好价钱的成功艺术家那样。“有什么呀？我们也会。”他们言辞激昂，眼中闪烁着急切的光芒。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焦灼的眼神儿，我相信，以他们多年来丰富的摄影经验，以他们超过那些影像艺术家许多倍的对摄影手段的精熟，以他们的聪明头脑和对美元的无限热爱，他们会做到的。我甚至已经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会普天盖地出现无数被那些西方影像专家们界定为“艺术品”的影像。只是我还不知道，以中国这个摄影从业群体的庞大和极高的仿造工作效率，那些外国画廊的美元备足了没有。
2
这场见面会在中国摄影业界内部产生的巨大震荡，特别是中国近二十年来那些纪实摄影作品在外国专家和美元市场面前几乎全军覆没的结果，让我们有必要重新来回顾和审视中国近二十年来纪实摄影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我来看待和评价袁冬平这组纪实摄影作品《穷人》所找到的一个出发点。
袁冬平作为一位当代中国重要的摄影家的原因，开始于他十五年前拍摄完成的另一个纪实摄影专题《精神病院》。历时数年完成的这个专题，以相当谨严考究的影像，记录了中国好几个省份的十几家精神病院的真实状况。这组作品以其对这个特殊人群及生存领域的深度探究和影像描述，以其影像当中透示出来的悲悯情怀与冷峻格调，获得过美国年度摄影（POY）奖。我看重的不是这个奖，我看重的是这样一个作品出现在那样一个年代，它以何种立场介入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表达，它对中国摄影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观念推进，以及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像文化建构带来了何种有价值的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摄影，已经较七十年代后期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早期的影响有北京的“四月影会”的重要实践，还有很少被人提及的上海的“北河盟”等摄影集体的影像实践。但真正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摄影产生重要影响的，乃是风行于整个八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这一思潮的两个重要的取向即是，一方面反抗艺术的意识形态化，以图摆脱艺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庸俗功利主义姿态，回归到艺术的美学本体上来。这种姿态的重要表现，在摄影业界即是由歌功颂德式的影像谄媚，回到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表现上来。另一方面的努力，即是从屈从服务于一个集团的意志诉求，回到摄影家的个人内在世界的表达位置上来。对个人存在价值的看重，个性化的表达诉求，成为他们极力推重的影像价值取向，但是也潜伏下一个忽略当下现实表达的危机。所以当八十年代西方各种哲学和艺术思潮及文本被大量引介到中国来时，当关注思想、热爱文学和艺术成为全民化的一个情结时，当艺术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美的表达之时，当艺术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新的理想主义与实现四个现实化、实现民族振兴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度重合时，个性化的表达就沦落成为浅薄的深刻晦涩、空洞的历史悲怆和优美的无病呻吟。随着这些当初的摄影异类和文化精英被收编进入体制之内，那种对当下现实中国予以真实表达的理想并没有转化为中国摄影业界的影像现实，而所谓的个性化的表达也就逐渐蜕变成为新时期背景之下新一轮的歌功颂德。那些小花小草式的优美抒情，那些毫无社会批判意识的哲学玄想和故作深沉，那些置中国表面繁荣背后的严酷现实于不顾的自命清高和艺术化的想象姿态，造就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摄影业界一种去政治化去现实化的基本取向。新闻摄影依然继续延伸着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影像实践；个人化的表达孤悬于中国现实问题之上，任何私己的怨尤被放大为艺术化的表达；追求西方现代主义理想以及表达艺术纯粹性的理念和实践，成为逃避社会现实遁入美好想象的一代人的精神乌托邦。
作为一个分水岭，八九年春天的政治事件，中止了人们沉迷已久的这种乌托邦想象，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处境：没有人会在现实之外，没有人会在政治之外。我们整整十年的艺术想象、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艺术思潮的迷恋、对于未来怀有的理想主义期待，并没有让我们走出现实的困境。国家依然不富裕；个性表达倡导近十年之后仍然看不到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尊严；各种权力仍然成为辖制人们自由思想和生存的严酷力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依然生活在极低的水平线之下。从理想主义狂热当中冷却下来的人们开始明白，这不是一个美好无边诗一样的国度，这是一个仍然充满了问题的国家。单纯地相信未来，服膺于他人的意志暗示和美景描绘，都无法改善我们的现实处境。任何有良知和责任的国民，都应当正视这些问题，提出这些问题，质疑这些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并谋求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纪实摄影的发起，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诉求。因此，不管这个概念指向本身是否模糊不清，亦不管它是不是一个泊来的概念，纪实摄影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抗拒影像附庸政治需要的策略被大家所共识和使用。而且，非常直接地，这些摄影家接续了当初“四月影会”时代提倡的直面现实的影像观念，而完全放弃了那些个性表达的说辞。他们认为，真实、尽可能客观地正视和记录中国的现实状况，特别是关注那些在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之外的边缘人群和处身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比个人私己的情绪表达更为重要和富有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重要的就是发现问题，并通过影像表达显现出这个国家的非正常化的表征。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显现社会病态的视觉表征，才是正视社会现实的最有力的出发点，也是能够引发广泛的权力关注和社会关注的有效策略。
亦正是由此出发点而全面展开的影像实践，让我们在九十年代初期看到了摄影家袁冬平、吕楠拍摄的《精神病院》，孙京涛的《永定门?幸福路》，解海龙的《我要上学》，林永惠的《东北人》，陈锦的《四川茶铺》，徐勇的《北京胡同》等等纪实摄影专题。《精神病院》展现和着力讨论的是精神疾患病人的现实处境问题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议题；《我要上学》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的教育现状，对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和普通平民的生存现实提出了令人痛心的质疑；《永定门?幸福路》则尖锐地提出了国人基本生存权利及尊严的丧失这一重要现实，并指向现行法律制度对底层平民的基本生存缺乏保障的严峻话题。
这些影像实践至少表现出三个方面的重要拓展。其一是，它直接触及到主流意识形态所一直回避的社会现实层面，即那些一向被看作是“社会主义阴暗面”的底层人的生活现状，那些存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进入了影像记录者的视野，从而使那些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所粉饰的太平繁荣景象受到强烈质疑。其二是，这些影像实践建立起一种与现行艺术体制不合作的民间立场和独特的视觉美学，即他们将纪实摄影的本体看作是一种“问题美学”。它不像中国新闻摄影那样着力去正面表现繁荣昌盛的一面，它绕到这个繁荣的背面去，对久已被遮蔽的深层现实予以真实的影像呈现，并以令人震惊的视觉表达，来刺激人们因长期沉浸在理想主义想象而导致麻木的神经。由此出发，纪实摄影不仅找回了摄影应有的尊严，而且确立了一种态度，一种不为权利所左右的独立人格，一种进行社会批判的道德立场。其三，这些纪实主义的影像实践摆脱了已往中国摄影那种简单粗疏的视觉描述，开始深入社会的种种细节，并且以具有相当规模的系统化的影像结构，来对社会问题予以深度细致地描述。这种努力，不仅促成了“纪实摄影”这一影像形态的概念界定清晰化，不仅将它与其它纪实性的影像描述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些富有独立思想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摄影家，建立了一种崭新的语言方式和视觉逻辑。正是这种语言方式和纪实摄影独特的道德立场及社会批判精神，引发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展开的大规模的纪实摄影实践。
但是，九十年代初期，袁冬平、孙京涛、解海龙等等纪实摄影家的影像实践，仍然不同程度地延续和显现出八十年代中后期流行的较为深厚的精英意识。他们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影像表达方向，他们自身表现为一个社会观察者的视角和注重纪实主义的影像采集方法，仍然源于八十年代影响甚广的反抗意识形态专制的政治冲动。这与这些摄影家的年龄阅历和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经验有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平民生存现实的关注，其实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平民视角。他们只是自觉地站在了社会的底层，来展现讨论一些更具现实政治意义的社会议题，其基本诉求仍然是企图自下而上地来解读中国的社会现实。
纪实摄影真正的平民视角的建构，始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大潮的汹涌而来，亦随着未经理想主义熏染和幻灭的新生一代纪实摄影家的出现，反抗现行体制的政治冲动已经不再是一种主导型的影像生产力量。更为多元化的纪实摄影实践成为这一时期最令人振奋的讯息。尽管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仍然成为他们关切的题材方向，甚至表现得更为极端，但已经不再成为他们抑制影像意识形态化的一种策略，而是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认同。这一时期重要的纪实摄影作品，如侯登科的《麦客》，于德水的《中原人》，肖全的《我们这一代》，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吴正中的《老青岛》，张新民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流坑》，刘铮的《国人》，陆元敏的《苏州河》，吕楠、杨延康和黄新利的《乡村天主教》，姜健的《场景》，黎朗的《凉山彝人》，晋永权的《傩》，李楠的《最后的金莲》，赵铁林的《海南妓女》，黄一鸣的《海南纪实》，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王征的《西海固的回民》，等等。更多的媒体摄影工作者虽然没有能力和时间长期关注一个专题的拍摄，但亦多以图片故事的体式，秉持纪实主义的精神，以更为具体入微的视角，关注到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事件的视觉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片故事成为中国纪实摄影的一个先期练习和题材内容的补充。不仅许多摄影家后来在图片故事的基础上完善起他的纪实摄影专题的规模化拍摄，同时也将触角深入到社会更为细微具体的部位。这两种影像形态的混杂互补，构成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纪实摄影蔚为大观的局面。
与九十年代初期的纪实摄影相比，这一时期的纪实摄影家的视野更加开阔，关注的人群更为广泛和具体。失业者、另类青年、教友、流浪艺人、罪犯、矿工、小脚女人、妓女、旅客、打工者、城市移民、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气功练习者、吸毒者、同性恋，等等等等，一一进入了纪实摄影家们的视野和影像表达。尽管这一时期的纪实摄影仍然秉承了此前那种社会观察者的视角，仍然将发现和提出社会问题作为他们的影像实践动机，但已经较少那种精英式的悲悯拯救意识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已经淡化了那种担当大任和改造社会的政治冲动。他们已经开始用一种平视冷静的眼光打量这些人群和社会现象。某种意义上，他们对某一人群及社会现象的存在怀有较强的认同感，将之看作是动荡巨变中的中国特有的现实必然，并通过自己的影像描述赋予这一存在以合理性。比如对于乡村天主教的影像记录；比如对另类青年——是生活时尚所致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问题青年”的道德认同；比如对流浪艺术家生活的影像记录，对同性恋问题的影像探究，等等，都表现出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纪实摄影所没有的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和价值评判。
纪实摄影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通过影像记录和表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关系，从而构成了对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的视觉描述。这一立场亦延展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的影像实践。我们看到此后出现的一些纪实摄影专题都秉持了这一视角和道德立场。牛国政的《监狱》、《练功》、《小煤窑》，彭祥杰的《流浪大棚》，路泞的《水泥厂》，于全兴的《贫困母亲》、《老城厢》，孙京涛的新作《流浪的傻子》，陈锦的新作《市井》，王福春的新作《东北人》，宿志刚的《废弃的工厂》，王耀东的《上海》，姜健的新作《主人》，颜长江的《长江三峡》，卢广《艾滋病村》，胡杨的《上海一家人》，黄利平的《黄河滩区》，以及袁冬平的这部新作《穷人》，等等，都可以看成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纪实摄影代表作。
这些作品对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及其相关问题的影像描述，从几个向度上分别展开。一个向度，是表达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必然产生的剧烈社会冲突和新一轮的阶级分化。政治诉求与商业资本的互动利用，急切的经济发展欲求和贪婪的财富扩张，不仅剥夺了更多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利益，同时也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以失去正常的世俗生活和社会地位获得低微的收入。大批城市平民因为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沦为城市贫民。充满欲望和动荡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的活力与少数人的财富，越来越恶俗的城市景观成为权贵们炫耀政绩和得以晋升的酬码，新的贫富差异不断产生新的阶级分化和敌对犯罪。我们在张新民的《包围城市》，吴正中的《波螺釉子路》，任锡海的《崂山大院》，王军的《城市边缘的孩子们》，彭祥杰的《流浪大棚》等等纪实摄影专题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冲突的影像表达。另一个向度，是表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当中产生的新的危机。这些纪实摄影家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丧失更多人的生存权益和迅速消耗更多资源为代价的。它不仅导致大批土地沦为城市扩大吞食的对象，导致了农村沦为城市发展的污染区域，同时也导致了资源的极度馈乏和人的精神价值及道德标准的沦丧缺失。牛国政的《小煤窑》、《梦境》、《练功者》，赵铁林的《海南妓女》，卢广的《艾滋病村》，路泞的《水泥厂》，景广平的《我的1998》，于全兴的《贫困母亲》、《老城厢》，宿志刚的《废弃的工厂》，王耀东的《上海》，赵建民的《宠物》，宁舟浩的《一个人的城市》，姜健的新作《主人》，颜长江的《长江三峡》，宋朝的《矿工》，袁冬平的这部《穷人》，等等，都以令人震惊和内涵丰富的影像在这一向度上做出了有力的表达。第三个向度，则是将触角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和边远小镇及乡村，以大量残余或者说幸存的人文地理景观作为他们的影像描述对象。像陈锦的《市井》，李玉祥为《乡土中国》系列图书所作的大规模的影像采集，张新民的《流坑》，黎朗的《凉山彝人》，晋永权的《傩》，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徐晋燕的《云南故事》，董建章的《绍兴水乡》等等，都是在这一向度上的影像努力。他们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迷恋怀旧的乡愁式的影像趣味，表达了对即将因城市化进程而迅速逝去的人际温情和诗意化栖居的叹惋，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前景的忧虑和强烈抵触。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的这种影像关注方向没有直接地面对中国的现实境况，但这种回望乡村，回望充满温情和诗意生活方式的逃避，本身就成为他们不认同这种粗暴的城市化过程和目标，并且积极介入现实批判的最后的一声呐喊。
较此前那些纪实摄影作品，这些新的纪实影像文本已经更为成熟，也不再顾忌到已往纪实影像那种寻求客观真实的表达诉求。他们更注重自身的立场和个人化的评价。他们不仅质疑现实政治运作中的权力专制，质疑商业资本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同时也在质疑自己在这个社会现实中的身份和应起的作用。尽管这些摄影家更多地参照了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系统方法，图像的采集更加完整丰富和结构化，但在他们的纪实摄影实践当中，个人对现实的态度已成为他们执意要展示的内容。当初的纪实摄影那种强调边缘记录和客观纪实的理念，已经让位于作者记录的立场。顾铮、王耀东拍摄的《上海》，田野拍摄的《城市边缘的风景》、《落寞的狂欢》等等，都已经开始了这种转移。
这在那些后起的摄影新秀的影像实践当中更为明显和突出。他们更多地从个人的现实经验出发，而不在现实世界当中寻找那些没有被影像触及的题材。他们将个人在现实处境中的内在觉受，看作是不断城市化的现实中国的一个传感器。经由个人化的影像表达，他们的影像作品显现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命意义的丧失和荒诞。王豫明的《慌神的城市》，冯琳的《流浪的猫》，黄磊的《海滨》、《动物园》和《博物馆》，丘的《我的风景》，亚牛的深圳风景，曾忆城的《我们从未牵手旅行》，等等，都是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影像文本。他们更多地执着于作者化的个人表达，将个人的情感经验甚至身体的直接经验，作为影像的重要内涵。经由这些个人化的焦虑、伤感、痛苦、喜悦等等经验，这些影像传达出个人在动荡的国家中的命运和精神状态。这些影像经常地作为“艺术品”通过展览和出版进入公共空间，不仅给中国当代摄影注入了发展的活力，也极大地拓展了当代影像的创作空间。他们虽然表面上并不触及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但他们的影像实践却使自己变成了问题和答案，从而成为当代中国现实社会及人的境遇的象征折射和重要隐喻，同时也成为纪实摄影介入现实观察和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延伸性表达。
3
这样的回顾仍然粗疏。纪实摄影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存在与发展，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无可替代的价值，理应有更多的细节描述和梳理评价。但这还不够吗？
以我对世界摄影史有限的知解，我承认，作为一种影像形态，纪实摄影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达成了它的完善形象，并且为我们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经典文本。从视觉语言发展风格史的角度，我也相信它是过时的。但近二十年的中国纪实摄影的实践与发展，纪实摄影从来就不是被看作风格历史发展序列当中的一种语言形态，它也从来就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艺术”。它一直就是问题，是这个国家的非正常化现实的表征，是一个社会观察和批判的角色，是一束尖锐的质疑目光，是个人内心的一种独立的坚持的力量。在面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特定历史时段，纪实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一种进行社会批判的道德立场和作为人应有的悲悯情怀。在经济大潮朝我们涌动而来之时，在大家被欲望点燃纷纷投奔商人和金钱的怀抱之时，在那些伪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与权力达成默契交易之时，纪实摄影的中国实践就是这个国家稀有的良心！它从未像新闻摄影那样一直在做粉饰现实遮蔽真实的勾当，它很早即以非主流的姿态和冷峻凌厉的眼光注视着当代中国处于巨变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它及时地跟进和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动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崭新的生命经验。他们在自己的影像实践当中保持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道德立场。他们的工作业绩让中国这段复杂的历史进程成为未来可以被观看和检索的历史。这些纪实摄影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有力量的视觉注释者。
我不相信那些所谓的西方影像专家和握有大把美元的画廊主人能够具有和知解中国纪实摄影这种特殊的影像经验。当他们以“艺术”的名义来摈弃这些沉积着当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现实社会信息的纪实摄影作品的时候，当他们以风格历史的眼光看待和评判中国纪实摄影的特殊实践的时候，我以为他们为我们的纪实摄影家们展现的是一个全球化——却是平面化的视野，展现的是一个抽离了具体的文化历史传承和区域现实背景下的空虚伪善的视觉景观。中国纪实摄影家处身的这个国度和他们切身的现实经验是处在那些外国所谓的影像专家视野之外的。在他们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影像产品时，这些复杂的特殊化的内涵就被完全过滤掉了。他们无法明白和认同这些记录性影像背后发生的一切。那怕是以“艺术”的说辞来要求我们的纪实摄影，“艺术”就是超越现实的空洞所在吗？艺术怎么会以这样下流的样式成为那些握有大把美元的资本家们的标榜和借口？以“艺术”之名是不是已经成为那些所谓的西方影像专家和文化资本进行新一轮文化殖民的有效策略？它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不曾警惕却已经主宰我们内心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搞“艺术”，或者以“艺术”之名作为标榜和对中国纪实摄影施行的宰制，已经成为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件极其下流的勾当。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自身有没有对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历史及其价值的这种自觉和清醒的认识。我亦相信这些影像专家和画廊经营专家掌控着一个巨大的艺术品市场，握有一大笔所谓文化资本的运作权力。对于那些穷怕了的急于想以艺术之门径挤入中产阶级的中国摄影师来说，这是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我看到很多我曾经尊敬的摄影师在见面会后的沮丧、茫然、急切要在关注方向和图像样式上向“艺术”方向上改变的样子，这让我明白了这些摄影师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成熟。中国摄影师目前对“钱”的渴望过于强烈了，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冲着“走入国际市场”这个字眼扎堆而来。我也相信会有相当数量的纪实摄影家会迅速地放弃自己一向坚持的立场和工作方向，按照那些所谓的西方艺术品专家的口味去营造出一大批所谓的艺术化的实验影像来——就像广交会和什么产品交易会那样，通过这样一次市场化的见面会搜集市场信息，寻找外销产品的流行样式，然后回来以销定产，迅速地发家致富。
但是，重要的不是什么“艺术”。当这些受到外国专家和画廊主人青睐的“艺术”化了的图像失去了内在动机，没有了任何个人化的立场，没有任何以当下现实中国的诚实关切和担当，解决了他们如何将照片卖个好价钱的焦虑之后，我们会不会产生另外一种焦虑——比如，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个人的道德立场和内在判断力的焦虑？这样的影像作品与我们的现实经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置我们基本真实的生存经验于不顾而屈从于这些于中国的现实经验毫无关联的资本家的美元？美元可以让我们解决掉我们所有的现实焦虑与困境吗？我们看到并呈现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答案？当我们看不到答案时我们就放弃吗？是谁掌握着中国纪实摄影价值判断的话语权？我们为什么要由他们来掌握我们的生杀大权？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立场和操作方式关注方向？外国强力文化资本权力掌控之下的影像市场是现实的必然出路，还是另一个光明却虚幻的金钱构成的乌托邦？
尽管这种担忧会迟早变成现实，但我仍然对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个人独立的观看和影像表达的中国摄影师心存敬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袁冬平新近要出版的这本纪实摄影专题《穷人》心存敬意。他在此作当中，坚持了他一贯的关注方向、道德立场和影像风格。他所呈示出来的令人痛心的中国底层平民的生存现实，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远远没有达到权力阶层和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们所称颂的地步。作为一个重要的纪实摄影家，他为自己的影像实践给出一个了理由。这个理由不仅成就了他的影像作品，亦必然地成为这个处于巨变动荡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现实最重要的视觉表达。我不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国人会在这种表达面前轻易地走过。我亦不相信更多的中国纪实摄影家会放弃这个坚硬真实的出发点。
这篇文字临近写完之时，我听到了
回复
6楼 2009-10-01 01:21 回复 6楼
qzh2006 daodao
一边看《四种病》，一边偷着乐，哈，这段是骂张三的，这几句李四看了，会不会拍桌子？但是，批评文章毕竟不是八卦小报，我急切想看到更精彩的内容，比如这些病的病根是什么？该怎么治病？对不起，本文欠奉！《四种病》里写的很多人和事兴许都是真的，把所有现象堆在一起，似乎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摄影界已经烂了。但事实却并不一定。JILIAN说的事也是真的，我还知道更多摄影家，只是出于某种真诚的爱，坚持几年、十几年野外拍摄，那种艰苦、孤独非常人能想象，那种执着，非常人能达到。我对摄影家的敬意，就源自这些人。也许因为这样的摄影者和创作不属“病态”，或者不能提高“病态”的说服力，所以《四种病》一律不提。
摄影界（称摄影圈更合适）原本是个专业组织，近十几年来变化很大，很多神头怪脸的人物纷纷钻进去，还成了摄影家协会的会员甚至理事，有的真有两把刷子，有的，听说入摄影家协会的影集照片都不是自己拍的，要说病，那真是不轻，可惜《四种病》不敢得罪。如果揭示病症的文章有意回避很多问题，但我倒真的有些担心，问病者是个庸医。
对《四种病》的总体印象是：对喧嚣的批判，仅仅沦为另一种喧嚣而已，这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