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国青年报 2008-4-30)

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本报记者 张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4-30
总有那么些设计得完美又漂亮的项目，到最后却因一些偶然原因而失败。这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毅很困惑。
比如，有一次，西北某地政府认为当地山羊肉少，不如小尾寒羊，因此强制推广，尽管当地农民质疑，但推广项目的人之前有扶贫经验，所以坚持。最后，农民的经验服从专家建议。结果，王晓毅发现，不会爬山的小尾寒羊在当地多半被摔死，这个项目没有成功。
时间久了，王晓毅总结出一个模式：往往先有个好的设想，后来却发现实际情况和设计有很大区别。结果，在多样化条件下，推行一个简单的、标准化的方案，不但没达到效果，反而有害。
“人们在做设计时，总是假设一切都可以控制的。”王晓毅琢磨，这里面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翻译完《国家的视角》这本书之后，变得清楚起来。
《国家的视角》的作者、美国人詹姆斯·斯科特有许多类似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概括作为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斯科特向中国读者这样介绍自己的意思：“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推行。”
这本书的中译本于2004年年底出版，顿时勾起了许多人心中“并不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那些痛苦回忆”。    特权和责任
德国电影《再见列宁》中的一幕：巨大的列宁半身雕像，随着机车轰鸣被迁出东柏林市区。伴随而来的，则是街头的变化。原来严肃冷清的街道上，充满了寻欢作乐的市民，政治标语被可口可乐广告牌取代，原本单调的衣着则逐渐缤纷而性感。
如果套用《国家的视角》中的术语，“秩序”最终被复杂化的日常生活乐趣代替，而在这种变迁里隐藏的，是控制国家的“极端现代主义”力量消失。
何谓“极端现代主义”？斯科特将它笼统地称为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控”有很强烈的信心，认为随着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
他进一步对这些包括官僚知识分子、规划专家等人在内的极端现代主义者进行归纳，认为“他们的位置不仅意味着统治和特权，还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有承担的责任。当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将落后的未受教育的人群带入20世纪时，他们自我认定的人民教育者角色就会膨胀”。
在这一论述中，斯科特找到一种等级制度的逻辑：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科学和理性，提供知识、观点和行动的方向，而广大群众，除了被鼓动外，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角色”。
通过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清晰，并在对“秩序”、“整洁”、“简单化”的高度强调中，试图抹杀一切复杂的、世俗的和充满人性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者的重要特征。
对于这段论述，王晓毅记起的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喝令三山五岳改道”式的口号。那种“大叫一声‘我来了’”的气魄，为对人的能力和科学的迷信做了最好的注脚。
以此为依据，《国家的视角》开始了对极端现代主义者的“点名”：建筑师柯布西耶、斯大林、巴西总统库比挈克，以及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每个人身后，都紧跟着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以及实验失败以后留下的历史教训。    国家的视角和人民的视角
和许多人一样，读完《国家的视角》，王晓毅也记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斯科特用“社会工程”来指代这样的大型社会项目。王晓毅记得，与许多最终失败了的社会实验一样，“大跃进”一开始承诺的，是一个高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事实上，梦醒后，才发现那不过反映了人类自信可以主宰自然的狂妄。
“大跃进是政府设计并通过国家权力贯彻实施的，尽管表面上可能是各个地方政府放卫星，但实际的动力来自高层政府。”王晓毅在一篇文章中论述道。而这一行动的灾难性结果“有目共睹”：死亡了数以千万的人口，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以及几十年后才缓慢显现出来的生态灾难。
在遥远的异国，《国家的视角》作者也听说了大跃进，并把它作为极端现代主义者进行的项目之一。更早的实验在苏联已经开始——建设集体农庄。
对混乱的、落后的农村和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是所有集体农庄建设的理论依据。斯大林相信，集体化可以“将小的、零碎的、落后的小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
斯科特研究发现，由少数官员和专家掌握的这次变革，在实践中变成不切实际的规划与乌托邦抽象的幻想结合的产物，专家只需要地图和很少几个假设就可以做计划，而根本无视地方的具体知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2名农学家要在20天的时间内为一个社区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而整个过程中，他们根本不离开办公室去进行实地考察。
为了管理的方便，规划者明显喜欢单一的作物和广泛而严格的劳动分工。根据要求，农民们居住在统一的宿舍里，按照规定的时间在国有土地上劳动，然后拿到固定工资。为了便于管理，一种类似于“内部护照”的制度被启用，以防止农民逃跑。
“所有的政府权力都集中在自己强有力的手中，因为人民是无知的，需要国家强大和热切的关照。国家工程师构成了新的、有特权的科学－政治阶级。”巴枯宁的这一段预测，在斯科特看来变成现实。
在苏联建设工业化农场过程中，技术和政治的互相需要，得到印证。《国家的视角》观察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专家和美国专家在访问彼此的农场后，“都认为他们看到了未来”。苏联专家在美国人的农场里，看到了令他们惊讶的管理和科学技术，而美国学者则被集体化吸引，感慨这种巨大的实验在美国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制度障碍。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集体农庄制度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苏联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控制了足够的谷物，并出口换来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王晓毅则注意到，斯科特全书隐藏了另一个视角——“人民的视角”。《国家的视角》中介绍了在这一视角下，集体农庄的彻底失败：原有的公共生活消失、粮食产量停滞、生态退化以及农民生活的极端艰苦。    当国家试图承担起“父亲”的角色
不过，在许多统治者看来，国家的视角和人民的视角，并没有区别。
斯科特相信极端现代主义者的真诚。他认为：从19世纪起，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是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本身。
真诚者之一是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实施的将农民集中到一起居住的村庄化运动中，他的话被官员引为经典：迁移必须带有强制性，因为坦桑尼亚不能坐视它的人民过着“形同死亡的生活”，国家要承担起“父亲”的角色，保障它的人民选择更好和更富裕的生活。
斯科特评价，这段表述使尼雷尔和他领导的政党变成国家的代表，尼雷尔本人也变成人民的救世主。而非洲农民和牧民那些由历史传承和检验的实践，被看作是“落后、非科学、低效和在生态上不负责任的”，只有经过监督、培训以及必要的强制，才能使他们“进入现代社会”。
同样的观点，在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中，被自始至终地贯彻。
在斯科特看来，巴西利亚的设计和建设者，希望改变居住在那里的巴西人混乱、落后的生活，“重建巴西和巴西人的目标中，隐含着对过去巴西的鄙视”。
“极端现代主义对某些社会结构有着教条式的偏爱。”斯科特说，“他们试图将这些选择强加给人民，并常常取得成功”。
巴西利亚取得了这种成功。按照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建设了一个“理性的、健康的、公平的”新城市。不过，《国家的视角》评价道：计划对当地居民的欲望、历史和实践没有做哪怕一点点让步。任何过去可以看到的街头景象全部消失，繁杂的路口、拥挤的小巷以及人来人往的广场，被直角、宽阔马路和空无一人的巨大广场取代。而在巴西利亚的周围，按照过去习惯布置的生活区又恢复了老样子——“父亲”的选择遭到无声的抵抗。    “小说中的农民”
在各种农业工业化改造中，《国家的视角》一书发现了一种倾向：过分迷信农业专家，盲目信任机械和大规模农业的现象成为潮流。
农业专家们掌握着生产和生活的设计标准。这个标准通常是美学和视觉意义上的。斯科特在西方发现了其源头——它们是有序和高产农业的象征。
斯科特用“森林”的寓言来形容这种美学。由德国起源的科学林业认为，美的森林总是整齐划一的，过去丛生而杂乱的森林，间杂的灌木、草丛和其中的猎物，都被当成是不美的，必须全部加以清除。森林只有一种树，粗细、高矮都是一样的，按照固定的距离成行种植并且定时砍伐。
由森林衍生而出的这种秩序之美，影响深远。王晓毅在自己家附近发现，一家公司让员工将野草拔掉，只留下自己种的人工草坪，形成一片片光秃状。而另一个他认为“搞笑”的例子是，一些村庄为了整齐划一，把房子门口的厕所全部拆除了。
《国家的视角》讲述了非洲下希尔谷的农业改造作为例子。在一份材料中，通过技术想象形成的设计几乎有一种图画效果：河谷中是规则的田地、整齐的田垄，高等堤岸长而笔直，堤岸上是排洪沟，沟顶长着森林。
同样的美学秩序也体现在该项目的村庄建设中。这些模范村庄均匀地呈网络分布在田野上，彼此之间通过设计出的道路连接在一起。
这个规划者眼中美丽的项目最后完全失败。对于动态的、多样化的山谷，规划给出了静止和僵硬的方案。这个方案要想成功，必须有一个假设中标准化的环境，而这个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完全单一的住房受到了许多农民的抵制，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品味是不同的。
王晓毅遇到过许多相似的例子。他认为，用一个规范的、标准的、统一的政策来指导具体多样的实际，经常出现问题。在他看来，这背后藏着“简单化”和“标准化”的倾向。
正如斯科特所说，当国家将具体的人简化为没有人性的个体时，“真实的农民”便成了“标准的”、“小说中的农民”，他们“被想象成在同样的土地上和同样的气候下，按照种子说明书的指示，使用同样的化肥、农药，种植同样的作物”。
各式各样的人，被领袖简化为抽象的主体，他们没有性别，没有品味，没有价值观念和自己的想法。结果，以人性和具体生活被忽略为代价，国家获得了管理上的方便和美学上的统一，同时也失去了准确把握真实的能力。然而生活和历史总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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